訪林默涵——毛澤東三篇著作對我人生道路的影響

訪林默涵——毛澤東三篇著作

對我人生道路的影響

　　林默涵，1913年生，福建武平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后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中宣部文藝處長、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現任中國文聯黨組書記，魯迅研究會會長，《中流》雜志主編。著有雜文集《獅和龍》、《浪花》，文藝論文集《在激變中》，專論《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旗幟》、《林默涵劫后文集》等。

　　林老長期擔任文藝界的領導工作，是一位有影響的著名文藝理論家。他暢談了毛澤東對他人生道路的影響，使人感受到他們那一代人的追尋，那一代人的奔騰……

　　訪問人：您做了多年的文藝領導工作，經歷了建國后的許多運動，像《武訓傳》、《紅樓夢》的討論，以及胡風問題等等，就您所經歷的能給我們談談這些情況嗎？也算是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體會？

　　林默涵：文藝方面的事情大多了，我談得也夠多了，不想再談這些事情。我還是給你們談談毛澤東對我影響最深的幾篇文章，也就是《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三篇。因為這三篇文章給我影響很深，對我奔赴延安，指導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訪問人：您是什么時候到延安的？

　　林默涵：　1938年。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那一年發表的，它在最關鍵的時刻發揮了最關鍵的作用，指出了抗戰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也使我的思想產生了一次最重大的變化。我就是因為看了《論持久戰》，才萌發了去延安的愿望。

　　訪問人：您是從哪里去延安的？從上海嗎？

　　林默涵：不是，我是從武漢去的，早先在上海。上海失陷后，我去了一個國民黨的部隊，這個部隊的司令是張發奎。張本人還是比較進步的，北伐戰爭時期有個第四軍，就是張發奎率領的，葉挺獨立團是他的部隊。張在北伐時期比較進步，而且和郭沫若熟悉。

　　訪問人：那時，他的部隊在武漢周圍？

　　林默涵：他是戰區司令，但沒有實際部隊。因為他幾次反蔣，反又擁蔣，蔣對他一直不放心。到抗戰時期，因為他是老軍人，還有號召力，蔣介石還是給了他一個位置。他讓郭沫若介紹一些人到他的部隊去槁文化宣傳工作，郭老介紹了一批人。這批人都是左翼知識分子，其中有寫“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的麥新，有寫救亡進行曲的孫慎，還有老共產黨員、文化名人錢亦石等等。他們到了張發奎司令部組織一個戰地服務隊，隊長是錢亦石。在上海時錢亦石曾主編《世界知識》，我在他手下負責《世界知識》的一個小欄目《科學與發明》，專門介紹世界科學知識動態，各國科學的新發明等等。因為這個關系，我向錢亦石提出也到他的隊里去。那時上海已經失陷，我沒有心思安心伏案工作了，只想著要為抗日救亡做點事情。所以向錢提出了這個要求，錢同意了。于是我到了張發奎的戰地服務隊。

　　訪問人：你們的戰地服務隊住在哪里呢？

　　林默涵：先是在上海的青浦，后又退到浙江的嘉興一帶。那時日本人的攻勢十分猛烈，中國的地盤每天都在縮小，所以我們一退再退。在青浦的時候敵人的飛機總是在頭上飛，天天轟炸，我們既沒有防空洞也沒有力量驅趕這些飛機，就躲在鄉下的破房子里眼睜睜地挨炸。尤其日本人在金山衛登陸，國民黨軍嘩嘩地往后撤，一潰千里。這時大家的情緒就很不穩定了，再加上錢亦石不在 （去上海治病，不久逝世），服務隊亂得很。當時的南京、武漢還沒有丟，人們就商量著到武漢去。這樣我也碾轉到了武漢。

　　訪問人：到了武漢您就看到了《論持久戰》是嗎？

　　林默涵：是的。到武漢之前我順路去了杭州。杭州是我國最美的城市之一。心里想著趁日本人還沒有占領，先去看一看，再不看以后就去不成了。結果杭州一片蕭條，一座偌大的城市連一名警察也沒有，都跑了。當時我們的心情是蒼涼的。面對日本人的進攻，盡管國民黨的口號喊得很響，要保衛這兒，保衛那兒，勝利一定是我們的，結果沒等敵人來就先跑了。怎么辦呢？感到非常茫然。我到了武漢，武漢有郭沫若的第三廳，不少人去了那里，我覺得第三廳的文人很多也不太愿意到三廳去，就到柳提主編的《全民周刊》工作。那時胡繩也在全民周刊，并小有名氣了。不久，武漢又發生危機，蔣介石提出一定要保衛大武漢，但是人們已不相信能守住了，因為南京他也是這樣說的，還不是照樣丟了嘛？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思想一片混亂，完全是一種無所適從的樣子。大概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看到了毛澤東撰寫的《論持久戰》。

　　訪問人：您看到的是小冊子還是報紙？

　　林默涵：是《解放》周刊。我看到的時間也就是1938年7、8月的樣子。我是在武漢郊區的山上一口氣讀完的。越看心里越亮堂，越看越高興。中國不會亡，但也不會速勝。我從心底里呼出了這句話。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分析了日本，分析了中國，分析了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分析了中日戰爭的性質，世界各國的動態，回答了為什么不會亡國，又不有速勝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中國的抗日戰爭分三個階段，戰略防御階段、相持階段、反攻階段，在這三個階段各應采取的辦法等等，毛澤東都作了非常詳盡的論述。我過去怎么也想不清的問題，現在覺得一下子全清楚了，心里有底了。當時奇怪得很，仿佛自己換了個人一樣，由茫然變得有信心了。

　　訪問人：所以您鼓起勇氣去延安，去見見毛澤東是嗎？

　　林默涵：是的。當時我想，在日本人猖狂進攻的情況下，為什么其他人講不清楚，蔣介石講不清楚，為什么國民黨表現的毫無秩序，或者說驚慌失措的樣子，毛澤東能講清楚，共產黨顯得胸有成竹呢！關鍵是中國共產黨掌握了馬克思主義這個武器，他們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研究中日戰爭的形勢，決定救亡的辦法，預測戰爭的未來，所以得出了叫人信服的結論。這樣我決定到延安去，到延安的馬列學院去學習馬列主義。當時延安有名氣的學校還有抗大、魯藝等，我都不想去，一心想去馬列學院學馬列，覺得自己大沒有馬列主義了，所以糊涂。

　　訪問人：看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對您的影響非同一般，某種程度上說，改變了您的人生道路。那么您是怎么去延安的呢？

　　林默涵：我首先向柳提的想法，柳提介紹給凱豐，凱豐又寫信給張聞天介紹我去。張聞天當時是馬列學院院長。我拿著凱豐的介紹信同演員呂班、田蔚一塊去了延安。到延安后我直奔馬列學院。第一天沒有見到張聞天，先找到秘書長朱光，說明來意。張聞天的辦公室就在馬列學院附近，當我第二天見到他的時候，他非常痛快，當即答應了，讓我進第二班。但第一班的課還沒有講完，剩有列寧的戰略與策略，這門課是張聞天親自講的，他讓我聽聽這最后一課。最初的時候，還讓我進了馬列學院的編譯室，因為我懂點日文。我過去曾翻譯了一本書，書名是《人類的婚姻發展史》，這本書的原作者是蘇聯人，由日本人譯成日文，改名為 《唯物戀愛觀》，我又按日本版翻譯成中文，其實原來的書名挺好，沒必要更換書名。

　　訪問人：去延安之前，您已是中共黨員了嗎？

　　林默涵：不是黨員，是共青團員。到了延安才入黨。我做社會工作的時間比較早，大約在你們還是上學的年歲，我已經做社會工作了。引導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我高中的一個同學，我們兩人很要好，他家里窮，吃飯連伙食錢都交不起，我知道了就替他交，因為我的家境還比較好，年輕人又比較熱情，所以我做衣服就做兩套，買皮鞋也買兩雙。

　　訪問人：您的這個同學叫什么名字？

　　林默涵：他叫姜樹民。當時他已經是共產黨員了，擔任福州團市委宣傳部長。他還是一個很有才氣的青年，文化水平也高，他寫了不少白話詩，在福建的報紙上發表。我對文學的愛好也是他啟蒙的。那時我從偏僻的山區走到城市，山區的文化很落后，所以我的文化水平也很低，什么新文藝作品都沒有看過，是在他的介紹下讀魯迅、郁達夫的作品的，郁達夫的作品比較好讀，魯迅的作品似懂非懂，是以后慢慢才讀懂的。也是在他的影響下，我才知道了共產黨、國民黨的區別等等。他見我富有同情心，又痛恨現實社會的黑暗，就介紹我加入了青年團。慢慢地我也學著寫點白話詩，在刊物上發表，那調子“左”得很，什么打倒土豪劣紳，剝他們的皮等等。當時根本不懂得做地下工作，結果學校盯上我了，呆不下去，我只好離開福州到上海。從此我和姜樹民同學分手就再也沒有見到過。建國后，多方打聽，也不知他的下落。

　　訪問人：您是哪一年到上海的，到上海和黨組織接上關系沒有？

　　林默涵：大概是1929年。到上海要和黨組織接上關系比較難，因為黨在上海也是秘密的，我是由福州市委入團，要把組織轉到上海，必須從廈門省委轉才行。轉不了關系，朋友介紹我到藝術大學，說里面有很多好教員，如黃藥眠、陽翰笙等。于是我到藝大旁聽，也就是不交學費偷聽。因為家里不同意我去上海，所以斷了經濟來源。黃藥眠、陽翰笙的課我都聽了，覺得很受啟發，他們講得真是好極了。當時日本人抓中國留學生，學校鬧起風潮，我很積極地參加了進去。學生中派別很多，有國民黨的、國家主義派的，也有我們地下黨。我那時因為關系沒轉到，就和一個同鄉自己干，自己編墻報，晚上貼出去。白天大家看了不知道誰貼的。學校的黨支部也不知道。那時的情況很亂，同學們也不知道我不是正式學生，還把我選為學校學生會負責人。

　　我是在馬列學院正式入黨的。我是第二班學生，我愛人是第三班。說到去延安，我還想再重復一遍，我之所以去，受影響最深的就是《論持久戰》。因為那時內心最焦慮，抗戰能不能勝利，喊口號都是抗戰必勝，最后勝利是我們的，總感覺那是空的，只有毛澤東講的才是實實在在的，說服力很大。我當時精神狀態很特別，看完后覺得什么問題都解決了，一下子輕松了，思想影響就這么深刻。

　　訪問人：您到延安見到毛澤東了嗎？

　　林默涵：沒單獨見過，倒是在公開場合常常見到。因為他經常出席一些會議，到馬列學院講課等等。

　　訪問人：這是《論持久戰》對您的影響。那么《新民主主義論》對您的影響是什么？

　　林默涵：我是1938年去的延安。　1939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蔣介石緩過手來，又開始限共反共，民族資產階級也從中間活動，企圖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我們黨內大家的認識也不很一樣，有的主張服從國民黨，擔心破裂統一戰線，有的要直接搞社會主義。也就是說這樣的一個中國向什么地方去呢？抗戰勝利后建立什么樣的國家呢？這是擺在每個人面前的很現實的問題，也是天天要遇到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人們工作起來就會覺得心里沒底。也就是在這樣的時候，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回答了這些問題。

　　《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1940年1月9日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的講演，題目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當時我已離開了馬列學院，到文協籌備處工作，所以毛澤東講話的時候，我也在場。聽了他的講話，真覺得豁亮。革命必須分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是社會主義。要在中國建立大資產階級專政，或者民族資產階級專政，或者直接搞社會主義都是不可能的。為什么不可能，為什么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國的歷史，世界的歷史現狀，以及他們的發展趨勢，分析了中國社會的各階級，規劃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藍圖，講得句句在理，給你的感覺前途是明確的，放開手腳干就是了。

　　我之所以對《新民主主義論》印象深刻，還有一個原因。毛澤東在文協講演之后，正好《中國文化》創刊。創辦《中國文化》是在張聞天的窯洞里商定的，我記得除了張聞天、艾思奇，還有周揚，我也到場了。艾思奇當時是文協主任，丁玲是副主任。《中國文化》由艾思奇主編，我協助他做具體工作。當時大家都很忙，實際上主辦《中國文化》的也就是艾思奇和我兩個人。從組稿、發排、校對到跑印廠都是我一個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就在《中國文化》的創刊號上作為發刊詞發表，這也是我沒有想到的。

　　接過毛澤東的稿件，我們就開始編排，跑印廠校對。印《中國文化》的印廠不在延安，遠在六七十里路以外的安塞。本來毛澤東對自己的文稿一貫是很認真的，要親自校對，因為安塞很遠，交通也不方便，他也只好作罷，就由我全包了。我借了一匹老馬，到安塞去看清樣，校對。那馬雖然很老，但很“負責任”，走起路來相當穩當，不要滑，給我印象極深。當時我知道毛澤東的這篇稿子很重要，反復看了幾遍，生怕有錯誤，才最后開印。

　　訪問人：據我們了解，毛澤東的講演是1月9日，　15日補充修改成文。《中國文化》2月15日刊出，在當時的印刷條件下，真是夠炔的。

　　林默涵：我們是加班加點于出來的。出版后毛澤東沒有說哪里還有錯，為此我也很得意。

　　訪問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1942年的事情，對您影響很大，表現在什么地方呢？

　　林默涵：毛澤東在發表講話前，找了很多文藝界的同志談話，了解他們對文藝工作的意見。

　　訪問人：毛澤東也找過您？

　　林默涵：沒有。我本不是文藝界人士。但是有一天突然接到要我出席座談會的請柬，打開一看，兩個人署名，是毛澤東、何凱豐。請柬上寫著：“為著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起見，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當時我感到很奇怪，為什么邀請我？我想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抗戰爆發前我曾在香港參加過鄒韜奮主編的《生活日報》、《大眾生活》工作，韜奮去世后，大家將華北書店改名為韜奮書店，實際上就是三聯書店。后來我又到三聯書店工作。延安也辦了華北書店，是韜奮書店的分店。毛澤東、凱豐發給我的通知就發到了華北書店。我想如果真與這有點關系的話，大概是凱豐知道我的情況。這是我猜想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可能是這樣的，當時的延安有幾個人寫雜文寫得不大好，對延安批評得很多，我那時在書店里經常看到重慶來的材料，那里面國民黨攻擊我們的東西很多，所以我針對國民黨的言論也寫了一些雜文，專門駁斥國民黨。這和王實味不一樣，后來我看到丁玲寫的文章 （她當時是《解放日報》文藝版的主編），她說，雜文很不少，但雜文也不都是一樣的，有攻擊延安的，有的人寫的雜文就很好，例如林默涵、許立群、田家英等。她還舉了幾個人的名字，我記不起來了。我想讓我出席座談會，大概與此也有關系。

　　訪問人：整個座談會您都參加了？

　　林默涵：參加了。

　　訪問人：聽了毛澤東的兩次講話，您當時的感受和前面的兩篇文章一樣嗎？

　　林默涵：是一樣的。這一篇很對我的心思，完全能夠接受，沒有什么格格不入的地方。我覺得毛澤東講的，也正是我自己想說的，但沒有他那么周到，那么好，概括得那么高。

　　最后我總述一下毛澤東的三篇文章：第一篇，他對抗戰能不能勝利作了最科學的分析。第二篇，勝利后怎么辦？那時他就提出了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不可能再回到蔣介石一黨專政的老路上去，但也不可能馬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要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邏輯非常強。第三篇，他解決怎樣才能勝利，解決干部世界觀問題，干部要和群眾相結合，要為人民服務，這是根本問題。所以我認為《講話》不只是文藝問題，是講整個世界觀問題，干部和群眾的關系，如何為人民服務的問題。這些問題解決了，我們的黨，我們黨的事業才有后來的興旺發達。

　摘自《說不盡的毛澤東》  名人學者訪談錄　1993年9月2日于北京南沙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