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46集電視連續劇《軍人機密》的五點質疑
近月來，中央召開全國黨史工作會議，習近平同志在會議上強調：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中共歷史，要牢牢把握中共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
近日來，杭州電視臺一套節目，重播2005拍攝的電視劇《軍人機密》，該片關于軍隊與政治的關系以及對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歷史問題上的描寫，《軍人機密》都有“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
（一）
46集電視連續劇《軍人機密》，一開頭就單刀直入，宣揚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1992年，某某軍區檔案館，接待了前軍區司令員賀子達老人。賀子達此行的目的，是要更正組織上在戰爭年代作為叛徒處理的他的妻子楊怡的一些檔案資料，要把楊怡的名字改為“楊儀”，拿楊怡簽字“擁蔣聲明”的叛變行為，作為“儀表”來宣揚。
原來，數年前，楊怡曾被國民黨關入監獄，與楊怡同時入獄的還有著名民主人士 邵夢遲 先生。楊怡當時的工作就是負責 邵老 先生同我黨的聯系， 邵老 先生讓她在“擁蔣聲明”上簽字出獄，是為了送一條重要的情報。這不是“曲線救國”的翻版嗎？！
方志敏烈士詩一首
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
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
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
乃是宇宙的真理！
為著共產主義的犧牲，
為著蘇維埃流血，
那是我們十分情愿的啊！
葉挺將軍《囚歌》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吧，給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
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方志敏、葉挺烈士，他們會不會讓自己的同志在《擁蔣聲明》、《反共啟事》上簽字，“從狗洞子里爬出去”，是為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是為了保存黨的骨干力量，完成所謂的“送一條重要的情報”。按照這個邏輯思維延伸下去，我想，中國共產黨絕對不會出現像楊開慧、方志敏、許云峰、葉挺、江姐、劉胡蘭等一大批為著信仰共產主義事業而不怕犧牲、視死如歸的偉大的共產黨人。
（二）
賀子達、姜佑生兩位高級將領司令員，有一段很“精彩”的對話：
賀：軍隊，不是政治賭盤。
姜：軍人，不是政治賭徒啊！
賀：軍隊最大的政治就是衛國。
姜：對了，軍隊最大的政治就是練兵！
毛主席說：“單純軍事觀點在紅軍一部分同志中非常發展。其表現如：
……認為軍事政治二者是對立的，不承認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甚至還有說“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 ” 的，則更進一步認為軍事領導政治了。”《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87—88頁
忘記過去，就等于背叛！毛主席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魂。如果離開了毛主席軍事思想、政治思想、人民戰爭思想，就準備挨打吧！
（三）
賀子達、姜佑生都是軍區司令員，整個軍區不可能開展“四大”，更不可能被打成“走 資派”。根據 1966年8月8日 ，全會一致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十六條的意義，可以說是所有“文革”文獻中，最重要的一篇。在“文革”群眾運動期間，具有文化大革命憲法的地位。十六條中的第十五、部隊，專門規定了“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文革”期間，我在南京軍區政治部宣傳部新聞科工作，軍委總政只是批準南京軍區政治部機關中的宣傳部、文化部、報社開展“四大”的單位。軍以下部隊不開展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不得不質疑《軍人機密》的編導們，把軍隊描寫得漆黑一團，臆造出兩位有著赫赫戰功的司令員雙雙被打成“走資派”，這是妖魔毛主席的一大發明。
（四）
電視劇《軍人機密》也描寫了對越“自衛反擊”戰開戰，軍區任命湛山警備區司令員賀子達為“界山行動”前指總指揮。
現實生活中，1978年11月，年已74歲的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將軍，接到中央軍委命令——指揮廣西戰區陸海空軍對越南進行自衛還擊！戰場上是不能吹牛的，在對越“自衛還擊”戰中，許世友在指揮上就露了原形，在許上將的傳統教條穿插戰術思想指揮下部隊死傷慘重，雖然最后慘勝，可也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技術含量十分的不高。
所謂對越“自衛還擊”戰，是非正義之戰！
真實的歷史記錄：當時選擇了向美國靠攏的政策。按照親美將軍劉xx的分析，1979年中國所謂對越反擊戰，就是一個標志。劉xx在《參考文摘》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分析：“小平同志這個時候發起對越自衛還擊作戰，……把中國從所謂的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中劃出來。當時許多東歐國家都不滿意，說社會主義國家打社會主義國家。……這場仗也是為美國人打的，也就是說為美國人出氣。有證據嗎？有。小平同志前一天訪問白宮出來，第二天就開打。為什么要為美國人出氣？……其實這不是為美國，還是為我們，為改革開放。中國要改革開放沒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此仗一打，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援助、技術援助、科技援助包括軍援和資金源源不斷地涌到中國。”
（五）
電視劇《軍人機密》中描寫了對“三種人”的處理情況。烈士的后代司馬童，因為是造反派，作為“三種人”被清理出公安隊伍。在湛山市公安局學習文件會上，電視劇導演張黎用一個特大的特寫，把湛山市公安局紅頭文件：
《關于清理領導班子中“三種人”問題的通知》使文字清晰可見。
讀文件者說：“在中央提出對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這三種人不可重用以后，對三種人進行初步清理，但仍有一些三種人留在領導班子中或要害崗位上。特別是我們人民政府內部，包括我們廣大人民群眾信任的人民政府機關，掌握著我們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影響著我們全社會的基本安定。為保證我們全社會能夠穩定發展，穩步前進，我們必須將他們從我們當中清理出去。”
迫使烈士的后代司馬童，沒有工作，沒有工資，沒有住房，成了打臨工的游民，艱難度日。現實生活中，毛澤東的侄子、烈士毛澤民的兒子毛遠新同志，被判17年徒刑。
在國家剛剛頒布正式的《刑法》、《刑事訴訟法》的情況下，提出所謂的“三種人”，可以不通過任何法定程序，來刑罰成千上萬的黨內外一大批干部和群眾，剝奪他們的公民權，這本身就是一種違法行為。
清查“三種人”運動一開始，還只是黨內整黨運動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發展成了一個波及全國的政治運動。1981年開始的清查“三種人”運動，就把一場新的“清理階級隊伍”非法地推向了全國。1982年，中央 [82] 55號文件，后來連續發出《中共中央關于清理領導班子中“三種人”問題的通知》和《中共中央關于清理“三種人”若干問題的補充通知》。什么是“三種人”？
按這兩個文件的解釋，是“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
1983年4月23日 ，中央向全國頒發了一個《關于“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
文件中說：“對‘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中造反組織的重要頭頭和有嚴重問題的人，應由原所在院校認真負責地將經過調查核實的材料，通知這些人現在所在單位的黨組織和有關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門，記錄在案。”“今后，凡從‘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在校學生中選拔領導干部和選派出國人員，用人單位都必須主動與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聯系，取得他們在校期間的表現材料。高等院校黨組織應積極協助”。換句話說，這些被“黑材料”記錄在案的年輕人成了隱性的“黑五類”，起碼喪失了“被選拔”和“出國”兩項重要的公民權。
1983年底，中共中央十二屆二中全會《簡報》中，“三種人”是指：“造反起家，打砸搶分子和其它壞分子。”
從中央文件定義的“三種人”來看，除了“打砸搶分子”尚可能依法追究實實在在的刑事責任外，所謂“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和“幫派思想嚴重”都沒有觸犯刑律：前者不符合起碼的歷史常識；后者以思想定罪，必然具有極大的隨意性而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即便對“打砸搶分子”的刑事責任的依法追究，這里也有一個追訴的法律“時效性”的界限。除了合法性之外，清查“三種人”的政治運動，還缺乏公平性和公信力。如果是清查“打砸搶分子”，那么無論他們在“文革”中屬于哪一個派別，無論他們的現在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如何，都應當一視同仁地清查處罰，“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實際上這一運動，只是針對曾經造過他們反的造反派群眾而來。
在1966年北京的“紅色恐怖”中，由高干子女組成的“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可謂無惡不作，血債累累。在清查“三種人”運動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訴中央，要求清查已經入黨并任要職的孔丹等人。不料，x立刻在上訴書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是我們將來可靠的接班人，他們不應當是清查對象。”由此，這批高干子弟被包庇了下來。x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不能叫‘三種人’。”（參見《x同志關于如何劃分和清理“三種人”的談話》）換句話說，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無辜，指揮逼供，操縱武斗，打人致殘、致死，都沒有關系，只要用一句“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便一點事也沒有了。用這樣截然不同的標準來清查“打砸搶分子”，會有公正可言嗎？
文藝是為政治服務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環境下，資改派權貴們妖魔化毛主席，怎能不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呢？！
真實的歷史是真理，是顛撲不破的，是光輝的。杜撰的歷史是謬誤，是經不起檢驗的，是恥辱的，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一名離休干部
2010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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