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楊公驥教授學術思想研究稿件
繼成功主辦“解放區文學杰出代表公木教授創作思想座談會”后，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按本會““對解放區時期革命老作家進行專人專題集中宣傳弘揚活動”的工作戰略，在長春舉辦“馬克思主義學者楊公驥教授學術思想座談會”，歡迎各界來稿。
楊公驥教授（1921.01.16-1989.06.07）是解放區文學人士非常熟悉和親切的一位老前輩。他是中國最早使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專家之一,是中國解放區的代表性作家和理論家，延安時期入讀并執教延安“魯藝”的革命知識分子,是我國著名社會科學家、著名學史研究專家，河北正定人。1937年考入中華大學（武漢），1938年在陜北公學和魯迅藝術學院學習。1946年任東北大學（今東北師范大學）教授，1953年被任命為國家研究生導師，1981年被國務院任命為首批博士研究生導師，并任國務院學位會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曾兼任中國文聯全國委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常務理事，吉林省社聯副主席、吉林省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吉林分會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吉林分會主席等。論著涉及中國古代文學、哲學、歷史、文藝、語言、訓詁、考古、民俗等各學科，在學術界有廣泛的影響。
《海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7年01期，以《話語權擁有者的失語現象——淺談馬克思主義學者楊公驥先生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為標題，這樣介紹楊公驥先生說：“楊公驥先生是一個具有深厚國學功底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生前曾經被學術界稱為“紅色理論家”。但先生終生的治學環境并不比“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好。他是中國最早使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專家之一,作為曾經入讀延安“魯藝”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應當說是擁有話語權的學者,他所構筑的學術殿堂博專兼具恢弘闊大;曾經在變幻頻仍的文化環境中先后經歷兩次輝煌;檢點其學術成果足稱品位一流歷久彌高。但是,先生身前的寂寞孤獨和身后的冷落少聞卻難以讓人理解接受。這其實是“馬克思主義文論與民族文化多樣性”相關領域的一個典型案例。本文的分析論證,或許可以為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民族文化(文學)提供一些有益思索。
楊公驥教授是我國最早將馬克思主義引入文化和歷史學術研究的開拓者，從人格到學術，都有很多我們要學習的東西，他的作品和學術思想博大精深，怎么研究，怎么繼承，要通過一個系統工程才能解決。
從我們現在掌握的資料來看：楊公驥教授是個多學科的大才子級學者，學貫中西，研究橫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人文科學之間。這是他與同時代、同性格、同命運、同觀點的學者公木等人的最大不同。如何抓住這樣他的這樣一個學術特性，展開我們對他的研究，是這一研究最后是否能取得與眾不同成果的關鍵。
本次座談將以簡單、樸實、鄭重的風格和方式在長春舉辦。
眾人拾柴火焰高！
依靠全體會員辦好學會，發動全體會員辦好活動，團結和運用全社會熱愛解放區文學的人共同發展事業，是我們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的原則。
請有興趣的朋友對本活動提出各種建議，也可以寫來稿件參與，對長春以外朋友的優秀稿件，我們將在會上代為宣讀或展示，對所有來稿，我們將做作成專輯，在“解放區的天”等相關網站展播。
“馬克思主義學者楊公驥教授學術思想座談會”征稿小組聯系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聯系人：王興亞。
來源: 解放區的天
http://www.dzib.net/?action-viewnews-itemid-5732
楊公驥先生人生的悲喜劇
白馬客
我的博士導師楊公驥先生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在他身上發生過的一些事情，其戲劇性往往超出尋常的藝術創作。兒子失而復得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
先生是1921年生人，1938年17歲的時候，在武昌中華大學上一年級的他，離開富裕的家庭，和志同道合者一起，“徒步到‘陜北’（延安）投奔革命”。就是這樣一個單純的熱血青年，在延安整風時，也沒有逃脫了“搶救運動”的迫害。在被關起來“搶救”時，先生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妻子抱著剛出生的孩子來看他，是一個兒子，長得和父親很像。妻子讓先生記住孩子身上的胎記指紋等，以便將來辨認。等先生被結束“搶救”，他的妻子和孩子卻沒有了下落。解放后，先生盡力尋找未果，又建立了家庭，數十年過去，只能把這件事擱在心底。
天下竟然有這樣碰巧的事，先生的晚年，兒子竟然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自己回來了！
事情是這樣的。八十年代初，先生因為患嚴重的心臟病，到北京安裝起搏器，他的大女兒楊若木隨同到北京照料父親。若木上街的時候，不巧被人大常委會的汽車撞著了。那年頭社會風氣還好，再說被撞的也不是尋常百姓（當時若木是吉林省著名女作家、吉林省作協文學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長），人大就派了人前來慰問。楊先生非常大度，若木師妹又沒撞出什么大事，所以慰問變成了聊天。先生問來人的職務、名諱，答曰，處長，不知道自己的本姓，現在的養父姓張，是一位解放軍的軍長。問原因，說是從延安保育院出來的孩子，戰爭中與父母失散了，一直沒有找到生身父母。先生說，我抗戰期間在延安呆了八年，人事很熟，回頭我幫你找找看。處長離去后，照料先生的護士開玩笑地說，我看這位處長怎么長得像教授啊。一句話，觸動了先生的心事，他打電話給師母，師母從長春前來北京，身上帶著先生年青時的照片，以便仔細和張處長對號。說來真是令人難以相信，經過查證，這位來訪的處長真的就是先生失散了幾十年的兒子！
上面的故事，是楊樹增師兄告訴我的。我向別人述說，聽者都半信半疑，有這樣巧的事嗎？樹增兄是一個沉穩老練的人，具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政治經驗，他只說了這些事實，別的沒有深談，我相信他，故事不會有假。那時候，人們還不懂得口傳歷史的重要，覺得自己身邊的人，什么事都可以隨時詢問，所以我沒有及向先生叩問詳情。1989年6月初，風波乍起，與楊先生同住一棟宿舍樓的戴校長到先生家串門，據說向先生傳播了一些“政治謠言”，先生竟由此而憂憤辭世，我永遠失去了向先生核對相關細節的可能。
先生去世時，北京正在戒嚴，往來風聲很緊，我無法前往東北奔喪。秋天，風波稍平，我登門看望師母，問及先生的兒子是否來東北參加葬禮。師母拿出一張照片給我看，說，先生的兒子因隨人大常委會的代表團出國，未能奔喪，孫子來了。我看照片上，有一個未曾謀面的少年，長相氣度和先生仿佛，樹增師兄果然不我欺哉！
《楚辭》中說，“悲莫悲兮生別離”。戰爭期間，父子夫婦或不能相保，這本是人世常態，但一個滿懷革命熱情的少年，在自己的隊伍中，由于他當時所不能理解的原因，致使夫婦永訣，父子離散，先生長期以來如何看待這些人生遭遇的呢？晚年，兒子不期而歸，想來是悲喜交加吧？從戲劇學的角度來說，也可以說是一個人生的悲喜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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