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城市太小太小

柳冬嫵：巨大的城市太小太小

    我把張紹民書寫留守孩子的詩歌稱為“后鄉土詩歌”, 這個概念雖然由傳統的“鄉土詩歌”沿襲而來,但最重要的參照物卻是當下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詩歌。作為優秀的“打工詩人”,張紹民不是城市詩人,也不是鄉土詩人,他的詩歌屬于命運交叉的城鄉。在張紹民的詩歌里,鄉村和都市的生活不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構成了唇齒相依的關系。鄉村和城市的沖突,一直是二十世紀中國國家現代化和文學現代性的重要主題。傳統的鄉土是中國主體的社會形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無視城市而自足地存在; 對鄉土的想象和表達也如此,有鮮明和強大的自足性。但在今天,社會轉型造成的城鄉差別日益顯著,盡管鄉土依然遼闊,在量上占主體,但從功能和影響來看,它是生活在城市的陰影里的。城市遠遠地跑在前頭,代表著整個中國的方向,此時的鄉土是“向城市而生”,它的路標指向繁華、富足、現代的城市。在此情況下,當下的鄉土是無法自足的,它面前矗立的是一尊巨大的城市雕像。它需要這個“他者”才能真實地言說出自己。這就是說,“后鄉土詩歌”的河對岸站著的是城市的想象和表達。“后鄉土詩歌”在當下,需要想象和表達的也是以城市為“他者”的一個鄉土。它要表達在城市化進程中,以城市化為發展方向、被城市所誘惑和擠壓的鄉土現狀。正因為當下的鄉土書寫與城市有著如此復雜曖昧的關系,因此,要想真實、客觀地表述鄉土,我以為,在扎根鄉土事實和細節的前提下,需要有一定的城市眼光來介入,這樣才可能有效地反思和表達,說出鄉土的焦慮、困惑和前途,找出它的可能與不可能,發掘出它的如何和為什么。我理解中的“后鄉土詩歌”,是扎根鄉土,同時走在通往城市的半路上的,面對著斑駁復雜的鄉土和城市的中間地帶。張紹民的詩歌就是這樣的“后鄉土詩歌”。他寫留守孩子,一定要寫他們的父母“帶著城市奔跑在飯碗漩渦里”: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居然成為/今天親人之間的距離/打工父母一腳踢開村莊/踢得距離好痛/留守孩子留下父母的心留下淚水長大/打工游子帶著城市奔跑在飯碗漩渦里/年邁父母放在故鄉一放幾年/兒女與父母不見面的距離用千里計算/也用遠方來稱呼/兒女居然成為父母的遙遠/一家人之間的距離可能等于火車/也可能等于兩座城市/還可能等于日月/過年能縮短親人之間的遠/但歲月的力氣太小/拉不近親人之間的近/鈔票把人孤立/窮人的家常常一盤散沙/每一粒沙子都硬了淚 ——《親人之間的遠》

    工業化、城市化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它可能給整個社會帶來富足,但是,卻并不能等同于人性的完善和人類的進步。一種意識形態特別強調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霸權就建立在這上面,使一切人為的剝奪合理化,于是,作為弱勢者,無論群體或個體,獨立和自由的喪失便變得無可抵御:“窮人的家常常一盤散沙/每一粒沙子都硬了淚”。毋庸置疑,我們的城市與農村并不是截然不同的存在,恰恰相反,在很多現實問題面前,它們是緊密相連,互為表里的。對于文學而言,任何隨意割裂它們的做法都是極不明智的。“留守兒童”問題也是如此,“因”在城市,“果”在鄉村:“她恐懼什么呢/少女在整個故鄉已無親人/家人都被城市借錢一樣接走/留下的爺爺奶奶能被風吹倒晚年/只能靠自己/她害怕什么呢/她害怕影子那么黑/跟著她纏她/她把影子踢都踢不走/當影子瘦成一條黑蛇/她有被徹底咬一口的危險”(《留守的恐懼》)。正是現代性的都市動蕩,使得鄉村那些固定的東西——固定的價值觀、固定的生活方式、固定的時空安排、固定的心理和經驗、固定的社會關系——都煙消云散了。

    他們的父親可能叫廣州/也可能叫上海/他們的媽媽可能叫深圳/也可能叫北京/留下來的孩子/變得像老人一樣又慢又靜/童年唯一的玩具叫做孤獨/父母把孤獨扔給孩子/孤獨被迫靜靜長大——《留守兒童》

    媽媽被東莞的工廠借走/已借走四年/爸爸被深圳的工地借走/也借走了三四年/一借就不還/哪里有這樣借東西的呀/何況借的我父母呢/懂事的琳琳/十二歲的光明/照亮爺爺奶奶/批發給爺爺奶奶微笑/用微笑暖和他們的晚年/書包里背著老師黑板上的陽光 ——《懂事》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資本增殖欲望借助商品的流通迅速向鄉村蔓延,使得鄉村呈現出空前的躁動。城鄉二元體制的松動、城市的擴張、戶籍制度的改革、城市對勞動力的需求、主流意識形態對“三農”問題的關注等更使鄉下人看到了擺脫貧困的曙光,他們對財富的欲望被空前地激活,原有的鄉村倫理和道德理念再也無法平抑鄉土的躁動,植根于鄉土文明的鄉下人的主體性分崩離析。自身的貧困和以城市文明為表征的現代性的誘惑促使 “爸爸媽媽”進城打工,向城求生。“他們離開了村莊/身體缺席/在村莊成了沒有身體的人/在城市/他們的身體/也不屬于自己/屬于房租/屬于汗水/屬于老板/屬于被別人使用例如包養/他們的身體屬于城市使用的機器”(張紹民:《沒有身體的人》)。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男耕女織、繁衍子孫是鄉下人身體的超穩定功能。身體是鄉下人最為原始的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在超穩定的時空結構中,鄉下人身體具有封閉性和自足性。在鄉土中國跨世紀的現代化進程中,身體的這種自然屬性正在發生深刻的轉型。其標志是身體的資本化、商品化、市場化。隨之而來的是鄉下人對身體交換價值的認識,進而促成了鄉下人的流動。但鄉下人身體的前現代性并沒有隨著現代化進程而發生質變,走向“現代”。鄉下人的身體成為失重的身體。離開村莊的身體沒有獲得平等交換的權利。作為交換價值的身體是鄉下人進城的全部資本。作為現代化進程中人力資本的初級形式,身體的附加值低下,在交換中處于劣勢。“身體即房子,底層把身體都無償租給了時代/租房的人生活在自己身上,房屋不屬于他們/當他們的人體成了造汗機器/造出的汗水積累成大海/大海也換不回一個房子……/巨大的城市從一個個出租者身體上抽稅一樣抽走/大量夢,淚,汗,命/……身體也就成了廢墟”(張紹民:《租房》)。一個巨大的城市太小太小,那些沒有身體的人,他們只有把孩子送回老家:

    孩子,爸爸把你送回老家/送給你一個村莊/送給你山清水秀/送給你大地/你不是喜歡寵物嗎/就把大地送給你當寵物/你把它抱在懷里/它就養大你/孩子,一個巨大的城市太小太小/爸爸在這城里奮斗多年/還只有幾十平米 /童年不能受幾十平米限制/童年何其遼闊應該有大自然那么大/童年幾十平米太小——《把孩子送回鄉下長大》

    在巨大的城市背后是一個社會強勢的政治和經濟脈絡,它裹挾了我們每一個人,而在這個強大力量的背后是淪陷的中國腹地的廣袤鄉村。把孩子送回鄉下長大的經歷和命運本身是內在于中國的現代性的。“后鄉土中國”是最深刻地被現代性所改變和摧毀的荒原。鄉村的凋敝和城市的繁華是這個社會以斷裂的方式建立的聯系,因此它就不是一個外部的經歷,它內在于城市之中,內在于我們的心靈,是我們自己的真實經歷。從城市到鄉村,在自我認同的追尋過程中,需要跨越的正是這樣巨大的社會斷裂,這樣的認同危機不僅是留守孩子的,也是這個社會的。這個歷史性的斷裂像無法愈合的傷口,無論是對于留守孩子,還是對于打工父母,以及置身于社會的我們來說,都是如此。

    父母難得回一次村莊/四歲的孩子/已有兩年獨自一人/守著一個龐大的村莊/守著一兩千多畝大地/沒有呆上幾天/父母又要回城市工廠/仿佛工廠才能扎根/孩子急得把自己塞進一個大牛仔包/父母要背起行李偷偷離開村莊 /怕讓孩子知道又要離開/讓童年的淚哭出大水/聽不到孩子的哭/多么安靜/年輕父母心中反而不安/剛背起的行囊/一下子就明白親骨肉就在里面/孩子真想再一次躲進母親肚子里/能隨時與父母在一起/父母啊此時比孩子心中更難過 ——《打工父母留守孩子》

    這樣的詩歌道出了一個工業文明背景下的“打工者”及其子女的暈眩、孤獨、迷茫及無助。在“中國現代性”轉向的背景中,中國鄉村在國內的結構性位置,悄悄地發生了變化。歷史的巨大改變,使對鄉村的想象和文學表達也發生變化——從這一意義上說,鄉村作為不能發聲的客體,只有孩子在“守著一個龐大的村莊,守著一兩千多畝大地”,鄉村事實上已經淪為中國的“第三世界”。在這樣的土地的黃昏和暗夜,我們該如何來肯定自己的生命?真正的生活應該是什么樣子?我們怎么去預見我們自己?“沒有呆上幾天/父母又要回城市工廠/仿佛工廠才能扎根”。“仿佛”一詞看似輕描淡寫,卻著眼于反諷的力度,它從反向強調了個體生命在城市扎根是多么的恍惚。失去土地和家園的人們在他者的空間里流浪和被放逐,他們成為沒有主體身份的客體存在,主體身份的虛無意味著其背后政治和經濟力量的空缺,失去身份的人也失去了語言,所以“父母啊此時比孩子心中更難過”:

    孩子,媽媽深夜十二點,還在陪機器/機器不睡,媽媽就不能睡 /娘偶爾分神,想到你,想到娘的心/現在可睡得好/踢掉的被子如果有娘在身邊就會給你蓋上溫暖/爺爺奶奶老了,力氣像氣球一樣輕/不可能時時關照你呀,他們也需要人照顧/孩子,又夢到了媽媽吧/爺爺說你睡覺時眼角有露珠/他給你蓋被子,畢竟手腳不能草書/腿腳只能用正楷那么慢/那一次爺爺提一桶水就摔倒一大把年紀/孩子,媽媽摸著冰冷的機器/不能像摸著你的額頭那樣溫暖我的心/媽媽的手剛一分神想你,就被機器咬出了血/娘用紅墨水批改著夜的黑暗 ——《加班》

    當我們讀到這樣的詩句時,怎能不潸然淚下。當人們普遍陷于工業化和科技理性的官能欣快癥,當一些貌似真誠的批判者在淺嘗輒止中噴出各種哈氣時,真正能夠穿透生存的迷霧發現“黑暗”的疼痛的詩人肯定是彌足珍貴的。詩是人類的倫理學。換句話說,詩,不是我們用于掩飾我們自身的面具,而是我們的真實的面目。詩歌展示了這樣的審美意志:面對生活的喧囂,面對命運的無常與殘酷,詩人渴望運用詩的力量來確定生活的含義。對社會共同體而言,生活的意義是重要的,因為那意味著必須為我們的行動能力制定出一種文化基礎。而對個體生活而言,確定生活的含義則顯得更重要,同時,也顯得極其迫切。從生活的意義到生活的含義,作為一種充滿自主意識的人文實踐,詩,確乎是一種強有力的審美活動。“孩子,媽媽摸著冰冷的機器/不能像摸著你的額頭那樣溫暖我的心”。這種感受,牽連到“媽媽”的現實經歷,它既是一份復雜的辛酸,同時,也是一種深邃的悲憫。這里,詩人顯示了他對生活細節的倫理的逼近。

    比起鄉村,城市的倫理學更復雜而紊亂,各種生命感覺交織在一起,很難辨別力量的向度。城市為張紹民詩中的戲劇化提供了舞臺,或者說,張紹民詩的戲劇化因素是因城市迷宮般的價值而產生的。他能戲劇化處理日常生活細節,使詩歌具有強烈的擊打力:
    媽媽從沒有學過理發/卻在城里開發廊/好不容易到了暑假/村莊把孩子扔進城/見到媽媽臉上堆積如山的笑/全都給了進進出出的陌生男人/比給自己的微笑要多/兒子成長的微笑/徹底變成廢品 ——《媽媽開發廊》

    “村莊把孩子扔進城”,詩人通過孩子的視角,實際上也就是通過村莊的視角,讓我們從反方向看清了城市里真實的場景:林立的樓群、閃爍的紅綠燈、斑馬線、廣告牌、發廊、陌生男人、欲望和自私之獸、人性被扭曲之后的種種丑陋。發展,建設,整個時代都處在城市化的進程中,物欲膨脹。“媽媽從沒有學過理發/卻在城里開發廊”。本雅明曾為這種加速度和平庸的現實憂心忡忡,敬文東在《讓城市減緩速度》一文中斷然地說:“速度在追殺一切,從肉體到靈魂,已是不爭的事實了。”日常工作的單純節奏、金錢的抽象和力量、筆直而突兀的建筑輪廓、快餐式的娛樂和消費,早已湮沒了曾經與遠山、炊煙和畜群產生和諧共振的心靈。城市追求如同為了實現一盤沒有心靈只有才智的棋局。每個人都希望住到棋盤中心。輝煌與擁擠、向上和向四周的瘋狂擴張早已成為真實的城市內在節奏。“媽媽臉上堆積如山的笑/全都給了進進出出的陌生男人”,媽媽活在城市巨大的吞噬中。這種沖突實質是精神與物、拒絕異化與接受異化的沖突,是當事者的掙扎。在這樣的境域中,詩歌再也難以回到優雅而緩慢的抒情位置上了,這也正是詩人和孩子憂慮、懷疑的理由。

    跟隨父母在城里混/睡在一間小小地下室/根一樣彎曲活著/彎腰進來彎腰出去/睡在大地心窩里/還有地方睡/比睡在大街上的流浪童年幸福 ——《地下童年》

    “地下”,是張紹民的立場,他不可能離開生存的地面另尋捷徑,這在某種程度也就決定了張紹民詩歌的大致方向。他的詩歌既有定格瞬間的“抓拍”效果,又有秩序井然的“擺拍”功能,“地下童年”便可如愿以償地詩化了。他的詩學就是對俗世的生活進行鏡像式描述,他所刻意捕捉的很可能是被主流的、高端的取景器所遮蔽、舍棄的那一部分。如果那些底層的、被損害者的經驗完全缺席了,就是一種生活對另一種生活的殖民。孩子和他們的父母一樣,都是城鄉之間的漫游者,他們與城市的關系是既投入又游離的:他們不能沒有城市,但同時被它邊緣化著。漫游既是一種姿態,也是一種對城市寓言的抗議。然而,這些打工人群徒有漫游的姿態,卻不具漫游者的高度,他們甚至是處于城市地表之下,向城市表層艱難掘進。他們的體驗既非鄉村,又非城市,而在兩者夾縫之中。作為異鄉人,詩人的本質是處于“在”與“不在”的游離之間,他與城市并未訂立心靈之約,他在時刻自問“我是誰”。 城市和鄉村的關聯,在張紹民的詩中,不僅作為一種對比關系反復出現,它也影射了一種真實的人生旅程。鄉村的空寂,顯示了人生的出發點,而城市的繁華則意味著人生的自我完成。不過,從詩的角度看,對于這樣的自我完成,張紹民自始至終保持著一種懷疑的態度。在原型意義上,我們的命運是和那些留守兒童聯系在一起的。張紹民激起的感受呼應著我們的宏大的歷史,也對應于我們的卑微的處境。現代化的突飛猛進,對始終站在原地的孩子們來說,構成了一種曖昧的意味深長的遺棄。不過,這種遺棄逐漸滲透到生命的潛意識中,并且,也加深了詩人對后鄉土中國命運的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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