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朋友送了張老版紀錄片DVD,是關于文革時著名鋼琴作品鋼琴伴唱《紅燈記》鋼琴協奏曲《黃河》。聊這二部作品似乎都離不開殷承宗這個人。看影片中的他,似乎就一白面書生,俊雅而不失激情,典型的一時代青年,在那陳舊的膠片上,他的演奏至今仍在感染著所有的人。這種感染與政治并無多大的關聯,純因那強有力的激情迸發音符。
以小號,雙簧管為主奏,搭配長笛和短笛,組成了黃河船夫民開頭磅礴的氣勢。通常版本中,指揮家在處理這一段時,會突出鮮明的管弦樂,忽略長笛和短笛的16分音符半音階經過句,而此版的指揮李德倫則注重在168速度引導下,使長笛和短笛聲音鮮明,遽然浮現在整體音響之上,給人驚濤駭浪的感覺。
70年代時的殷承宗正處于巔峰時期,華彩段落中的大段琵琶彈得是伶俐而果斷。與別的版本處理不同,他在突出重音的同時,一鼓作氣把四個“波浪”串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把華彩段落推向了最后一個高音。在接下來的三個樂章里,更是創造了奇跡,艱難的8度上行音階和整串的下行和弦表現出不可思議的速度和精確,所達到的火爆程度是其后任何一個《黃河》版本難以比擬的。在這版中,殷承宗在鋼琴演奏上注重把音符交融在一起,形成獨特的整體效果,他的演奏已經達到了如同本能反應的境界。在后三樂章的處理上,銜接得是天衣無縫、富于張力,且每個樂章的高潮間前呼后應,臻于盡善盡美。
鋼琴協奏曲《黃河》
中唱上海分公司出了套CD《珍藏黃河》,此碟二張一套,共收了二個版本的《黃河大合唱》(1955/1975)和二個版本的鋼琴協奏曲《黃河》(1970/1988)。
《黃河大合唱》是我很喜歡的曲目,我曾收過一張為紀念抗日戰爭55周年特地錄錄制的CD。對照手中現有的三個版本,談點我的感受。
《黃河大合唱》誕生于抗日戰爭最艱難的1939年,誕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它是詩人張光年(光未然)和作曲家冼星海偉大合作的產物,是激揚文字與黃鐘大呂碰撞后的結晶。70年來,《黃河大合唱》始終激勵著中國人民團結一心的信心與勇氣,也成為了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與文化象征。
1938年11月,冼星海一家來到了延安,重逢早在1937年在武漢時結識的詩人張光年。在1938年9月,張光年帶領抗戰演劇第3隊到洛川等地演出, 11月1日,在壺口附近第一次渡過黃河,綺麗壯觀的自然景色使張光年寫出了《黃河頌》的首句。并產生了創作組詩《黃河》的沖動。在作曲家與詩人重逢后,作曲家提出了合作的請求。面對生機盎然的延安,回想一路所見的舉國上下日益高漲的抗日激情,詩人終于找到了情感與詩意宣泄的機會,只用了幾天的時間就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全部唱詞。冼星海拿到手稿后于1939年3月26日動筆,至3月31日譜寫完成了《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的首演是在1939年4月13日,地點是陜北公學的大禮堂,這次演出獲得了巨大的成功。1939年5月11日在“魯藝”成立周年大會上,冼星海親自指揮了《黃河大合唱》為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首長演出。結束后,冼星海特地詢問了毛澤東主席對作品的評價,毛主席說:“百聽不厭”。
這版“延安版”脫離不了延安的實際,不僅配器少(配器主要是口琴、三弦、竹板等,沒有一件正規的西洋樂器),而且聲樂方面的水平也比較低(當時的延安合唱團是由抗日救亡隊、幾名學生和一部分專業工作者組成,大部分連簡譜也不認識,全由老師一句句的教)。所以冼星海在陽作《黃河大合唱》時顧及到了這些因素,在配器和演唱難度方面遷就延安的現實狀況。例如《黃河怨》在此版中就沒有轉調和高難的花腔。
1940年,為了治病和為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配樂,冼星海來到蘇聯,并在極其艱難的1941年春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修訂配器版。在此版中,冼星海用了一個三管編編制的大型交響樂隊伴奏(保留了中國樂器竹板、小鼓等),在管樂器方面大大增強了份量,比如在《怒吼吧,黃河》中就使用了12把降B調小號、降B調長號和6個法國號伴奏。把原只是用三弦伴奏的朗誦《黃河之水天上來》進行了管弦樂配器,使之成為了樂隊伴奏版本。此外還為《黃河大合唱》加上了一首序曲,作曲家把后面8段音樂中的素材用到這首序曲中。《黃水謠》改成了女聲二部合唱,這就與延安版中的混聲合唱有了較大的改變,效果沒有混聲合唱來得強烈。《黃河怨》上,冼星海作了大的修改,在他的意念中女高音應當偏花腔,這一改動的效果并不太好,一是增加了演出的難度,另一方面也不太符合黃河邊一村婦的身份,過于藝術化了。
這個版本與延安版本不同的是,冼星海修訂此版時正值衛國戰爭中,根本就沒有能力和條件去根據交響樂隊實際演出效果做出必要的調整,因此,在和聲、織體、配器上尚存在不算太少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1949年籌備成立全國文聯時,準備在成立大會上演出《黃河大合唱》,但苦于沒有一個好的版本可供使用,于是便請冼星海的學生,作曲家李煥之出面整理出了一個版本。
李煥之在以“延安版”為基礎,“莫斯科版”為參考的情況下,做了以下的修正;新版的前奏與樂曲中間的過門不能隨便改掉;著重在和聲、配器上的獨特性;中間過門過長或者是效果欠佳者,按延安版本適當的修正;配器方面,有的低音過重或和聲渾濁影響其合唱或獨唱情緒時,也可適當地減輕其和低音;有的配器織體中,銅墻鐵壁管樂器用得太突出而妨礙了整體協調感的部分也刪除或改為木管取代;在調性面局上,如有音域過高以致于難以演唱的部分可適當移調,以發揮歌聲的有效表現力為準則;有是一時看不清其效果上是否動聽的部分可暫且不用,仍以延安版本為基礎。《序曲》中刪除了低音黑管和低音大管聲部,木管組的織體也做了調整。《黃河之水天上來》保留了“莫斯科版”的主要內容,但作了一些刪節,卻使音樂比朗誦短,演出效果不佳。《黃水謠》換成了降E大調,親將“莫斯科版”中的女聲二部合唱改成了戰斗力極強的混聲合唱并重新進行了配器。
此版在1950-1960年代影響很大,1955年總政還以此版拍攝成了電影,后來中國唱片公司發行的第1張慢轉唱片(M-001)也是這個版本。
1975年,恰逢紀念人民音樂家聶耳、冼星海逝世40周年和30周年活動,當時的國務院文化組調集了北京各路精兵強將進行排練,中央樂團組成了由嚴良堃為首的修訂小組,以“延安版”為基礎,參考“莫斯科版”和鋼琴協奏曲《黃河》通盤考慮進行修改。
首先刪去的是“莫斯科版”中增加的《序曲》。《黃河頌》沒有作大的修改。《黃河迷水天上來》有了二個較大的改動,將“延安版”中的三弦改成了琵琶,另就是重新配器后的樂隊氣勢更大,改變了“莫斯科版”中仍以樂隊撥弦為主的伴奏方式。《黃水謠》寫成了混聲合唱。《黃河怨》作了相應的調整,在“莫斯科版”中多次轉調,此版沒有轉調,同時也刪除了“莫版”中的女聲伴唱,恢復了“延安版”形制。《保衛黃河》在“莫斯科版”中使用了四部輪唱,此版改為三部輪唱,第四部輪唱用樂隊演奏了一遍。《怒吼吧,黃河》在最后“向著全世界的勞動人民發出戰斗的警號”一句時反復了四次(“延安版”是三次,“莫斯科版” 是五次),調性與和聲也作了一些改變與調整。
“中央樂團版”影響深遠,至今仍是舞臺演出的通行版本,三十多年的舞臺實踐令其日臻完美,奠定了權威地位。效果好,表現力豐富樂隊的演奏員演奏的時候感受非常順手,讓人熱血沸騰,起到了言語難以表達的作用。它有強在的凝聚力,團結了各派人士,讓中華民族的子孫感到做中國人的自豪,增長了中國人的自信心。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黃河之水天上來》,對于這段朗誦,后來由于人們嫌其太長,大多刪去不演,久而久之竟成了約定俗成,其結果是《黃河大合唱》被剜走了詩的特性,歌曲詞意和情緒中斷。對于這點違反藝術規律,脫離藝術效果而不計的做法,我個人是極其反感的。而中唱上海分公司出版的這套CD中,二個版本都沒收入這段《黃河之水天上來》,不知為何。
《黃河大合唱》
冼星海,生於一九零五年六月十三日(農歷五月十一日),原籍廣東番禺,父親冼喜泰是一個船工,在他出世時已去世,母親黃蘇英是一個農村婦女。冼星海自少依靠祖父生活,六歲時祖父去世,隨母親到南洋,進了一所舊式學校,攻讀四書五經。后轉到英國人辦的英文學校,攻讀英文。十一歲轉到華僑辦的高等小學,讀了兩年,回到廣東,進嶺南大學附中,又升入大學,一直以半工讀來維持生活,
一九二四年,冼星海學習結束,做過打字員、工人、夜校教員和嶺南大學音樂教員。二十一歲那年到北京進北大音樂傳習所學理論和小提琴,兼任北大圖書館助理員;翌年到上海國立音樂院學習,一九二九年離開國立音樂院,加入田漢所組織的南國劇社。
一九三○年,二十五歲的冼星海出國到法國巴黎,隨奧伯多菲爾學習小提琴,在巴黎六年,曾進過法國國立巴黎音樂院和丹第(Vincent d''Indy)創辦的音樂學校,做過飯店堂館、修指甲和咖啡店的雜役和音樂師等。他初期的作品如《風》(三重奏),明顯地受到當年他跟從過的杜卡(Paul Dukas)及丹第的影響。
冼星海一九三五年夏末回國,改變了創作方向,參加了洶涌澎湃的國防音樂運動,開始寫作第一交響曲,并于百代唱片公司工作,但不久就因與公司意見不合而辭職,轉入新華影片公司任《壯志凌云》《夜半歌聲》《青年進行曲》等片的音樂指導。
一九三七年冼星海為《日出》《大雷雨》等劇作曲配音。“八·一三”事變后,加入上海救亡演劇第二隊到浙江、河南、湖北等地宣傳;年底留武漢,在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與張曙等共同主持武漢抗戰音樂運動。翌年十一月,第三廳工作受阻礙,奔赴延安,出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一九三七年初,創作《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犧盟大合唱》等作品。
一九四○年五月,冼星海離延安赴蘇聯深造音樂,一九四五年四月在病中完成最后的作品《中國狂想曲》,十月三十日病逝莫斯科,享年四十歲。冼星海在蘇聯的最后五年,完成不少器樂作品,包括有第一交響曲《民族解放》、第二交響曲《神圣之戰》、管弦樂第一組曲《后方》、第二組曲《牧馬詞》、第三組曲《敕勒歌》、第四組曲《滿江紅》、交響樂《中國生活》、中國舞曲三首、小提琴與兩架鋼琴合奏曲《阿曼蓋爾德》,而《中國狂想曲》則不幸成為他的“天鵝之歌”。注:冼星海譜曲,光未然寫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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