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騎虎
閑悶了不少時，他覺得都與世隔絕了，“文革”好像再也不來找扎他，把他忘了，所有的人都把他忘了，而他也忘了有身外世界的存在，如果一切真的就這樣下去，卻是謝天謝地。喬麗身體漸漸復元，已經正常上班。他在家里看《易經》打發時光。這本書，不看時就往雜物里一塞，看時再拿出來。不是怕別的，怕的是這本書上有八卦六十四卦圖樣，不能隨便放在桌上，以防不懂的人闖來看到，對他有不好的印象，簡直能把他看成妖孽。時代的空氣就是這樣，要與“封、資、修”文化實行絕裂，這意思是不錯的，但群眾做來不免流于形式和簡單化。運動初期時，連郭沫若也說，他以前寫的那些書都應當燒掉。傳達這話時，學生聽了也覺得發笑，覺得不能拿這話當真。發笑之余也有點不解，這樣大的文學家，這樣高地位的人，說出這等簡單化的宣言，卻是何必。但郭老確實就是那樣說的。
他曾從《易經》、《老子》、《莊子》里尋章摘句，做成一個小本子，以便隨時拿出來看著玩玩，封面上書寫了“三玄集”這三個字。要說“玄”，中國古代“玄”的書多呢，但這三本書當算是眾玄之祖，也玄得正經，不是故弄玄虛。“玄”，就是哲學道理、終極真理，但一般人聽了會覺得深奧、神秘，這也與古人那極其精練的語言表達有關。“文革”一到，他自覺地把《三玄集》之類的筆記都處理掉了，但這本《易經》仍沒有舍得丟掉。
他對其中這樣一類句子百讀不厭：“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這種宏大的議論，真是讓人讀了提神。哲學史上泰州學派“百姓日用即道”的名言，毛澤東“字，潤之”，原來出處都在這句話里。
讀書累了，他就逸而當之散步到學校去。愈近學校，心里面就愈有些緊張。前不久在學校被關在尸庫里受的折磨，記憶猶新。他并不記恨那些學生，然而他大約還是呆在家里為好。他的腳下就有了些勉強，但一步一步地，還是走進了學校。里面正有一些學生在旁邊大字報專欄上刷寫很大的大標語，是把白紙先貼滿，然后直接在上面用毛刷蘸墨汁書寫。一邊已經寫好：“鵲湖血案是劉克成一小撮野心家犯下的滔天罪行！”另一邊正在寫著：“堅決搞好革命大批……”。他趕緊走了過去。
學校里沒有“復課”的跡象，而且似乎也不大看到有江進海他們那邊的學生，看不到“東方紅”方面的大字報大標語，滿校都是史宏的“井崗山”方面的輿論，這顯示著一種此消彼長。九月份以來中央的態度，說明江進海他們所認準的“揪軍內一小撮”的“斗爭新階段”被否定了，而在這個口號之下所做的事，特別是搶槍，還有“鵲湖事件”，已經成了他們這一派明顯的錯誤。設身處地，這是很尷尬、很不利的。要真正能跳出小山頭看問題，很不容易做到，還得有個過程。他在依然呈現些荒蕪的學校里略微轉了一圈，無處可去，最后走進了總務處。總務主任說，你來做什么？呆在家里歇歇呢，學校里沒有什么事。他點點頭，感謝這關心與點撥。
總務主任正在看報紙，說，你看，這個社論說得對呀。就念給他聽，社論是《偉大的歷史潮流》，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革命大聯合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偉大歷史潮流，那些還在迷戀小山頭的人們，應當打破‘私’字，從小資產階級派性的小天地里解放出來。”主任說，這些話就說得很不客氣了，以前對革命小將從來沒有這樣說過。確實是小山頭，是派性，是“私”字，就是不看國家的大局，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他以點頭表示同意。
他沒有徑直回家，而是選了相反的方向，在很少行人、曲曲折折的小巷里踽踽獨行，聊以散步。他遇到了一個人，這讓他大吃一驚，這人就是宗進庭。他驚愕地看著老宗，問，你，什么時候出來的？老宗卻不答，把他一拉，出了巷子，往右一拐，卻見有一個小湖，四周長滿蘆葦、樹木，湖邊有兩面是居民的房子，有兩面是種菜的園田，再向遠處不知通向哪里。老宗領著他向農村似的那邊走，走進了蘆葦之中。恍然之間他竟想起了他被卷進去參加“除奸”的事情。他不覺下意識地朝宗進庭的后背看了一眼。真是世事白云蒼狗，一對冤家如今成了秘密碰頭的朋友似的了。城里還有這樣荒野的一片，這樣亦城亦鄉的景觀，他在這個小城生活也好幾年了，竟然不知，可見未經的路，未聞的事，不知有多少呢。宗進庭說，這里叫“蘆洲”，在《光緒縣志》上是“亭州十景”之一呢，幾十年一過，還有這么一點留在這里，再過幾十年，怕是連影子也沒有了。
他被領著走到小湖邊一戶菜農的院子里，里面的老農一見到宗進庭就認識，叫著“宗市長！”忙著要招待，但不知用什么來招待，嘴里說著，唉呀，連一口熱水也沒有，我來燒，我來燒。宗進庭說，你不用忙，你去有你的事，我借你這地方跟人談個心。那農民說，好，好，家里沒有別的人，堂屋里、房間里，隨便你們坐。宗進庭順手拿了一張小凳給他，說，我們就在這里。他們坐了下來。那農民說著“好，好”，就鉆進了廚房。宗進庭說，他燒開水去了，讓他弄吧，我們談，你最近怎么樣？
他說，沒什么事，在家里看看書。你是什么時候……？
宗進庭說，我是昨天才放出來的，就想找個能談的人談談，當然只有你了，但你那個家，怎么去找你才不惹閑話倒是個問題，現在呀，是我不能連累你。但正好就在四不靠的地方遇到了，天下事有時就這么巧。我們一起的幾個人都放出來回家了。軍人對我們說，你們是“一月風暴”的時候，群眾要求、舊市委批準，關進來的，把你們留到現在，有多方面的考慮，總的來說，你們要理解成對你們的保護。他說，是的，應該這樣認為。宗進庭說，那就這樣認為吧，不這樣認為又怎么樣呢？不是自己找氣生嗎？何必！我們在里面一直有報紙看，還不斷有人去看望我們，外面的情況，我們都清楚。“一月風暴”之后，中央提出“革命的三結合”，眼看又要用干部了，但還論不到我們這幾個人，我們心里有數，所以坐在里面也不著急，騎驢看唱本，走著瞧。事實上從提出“三結合”，到現在，八、九個月了吧，“三結合”的事情全國也沒有個眉目，就連真正實現“大聯合”，也早著呢。還是只有上海一家算是弄好了，是毛主席直接關心的，上海一定要不惜代價先穩定下來，我聽說上海是把另一派硬壓下去的，但對全國就很難這樣去做了。亭州兩派表面上也“聯合”了，是九月二十九號嘛，宣布兩派成立“工人革命造反聯合總部”，雙方各派五人負責總部工作。但實際上呢？是個空架子，磚頭撂進去打不到一個人。兩派根本沒有走到一塊去，還是各占各的山頭。要不是劉克成打鵲湖，犯下這樣嚴重的錯誤，他還沒有這么老實，軍管會算是抓住了一個機會，把他拉到了談判桌上。當然，能有個空架子，也是個進步，總算是把“大聯合”的事情提上議事日程，擺在全市人民面前了。劉克成做夢也不會想到，攻打鵲湖之后一個月，坐下來簽字實現兩派大聯合，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人啊，總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但中央不早就說過要兩派大聯合嗎？他們就是不聽嘛，非得要犯個大錯誤下來，才老實些。現在還不能說是完全老實了，還有個過程，可能還要再犯些錯誤才行。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現在群眾的兩派之爭，好像就是為這“天下”二字了，其實，嘿，“荷花池里打架，哪里有他們的藕？”但他們認為有自己的藕，一定要有自己的藕，而且還想多得一點藕，真是“頭想尖了戴筍殼兒”！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這么一出戲，戲還沒有結束。你說這運動，弄來弄去，變成這樣，始料不及吧？想不到無產階級、“無產者神”是這么個水平吧？都說人民無限崇拜領袖，我看是領袖無限崇拜人民，或者說是太把人民當回事了，不曉得他的人民是這個德性，簡直抓不上手嘛。幾十年浴血奮斗，打國民黨反動派，打鬼子，內部反對“左”右傾錯誤路線，好不容易建起一個思想組織紀律性這么強的黨，反過來倒用這些烏合之眾的造反派來整我們，這能行嗎？要反對走資派，也要依靠黨自身來反對嘛，怎么能用造反派從外面攻？“無產者神”這話，是馬克思的諷刺。“神”總是虛假的嘛，把人民當成“神”也不行。倚了草鞋戳了腳，弄得自己被動，“災必逮身”，我還是這句話。
宗進庭出了獄還堅持這樣說，而且言詞如此鋒利，全無顧忌，他覺得不好應答，另一面也有些佩服。他含含糊糊點個頭，表示自己是認真聽著，是有所領悟的。
你不是光點頭，你也跟我說說呀，我也很想聽你談談呢。我們同坐一牢的那天晚上，外面下著雪，你談得多好，真的對我觸動很大！一個你，還有一個叫范公望的，我出來就想著要找你們這些知識分子，聽你們說說，跟你們談談！
聽到宗進庭提起范公望，他心中一動，他也有好久不見這位老兄了。丟開范公望不去說，他認真想了一下，似乎想找出點兒深刻的思想來，以便對得起宗進庭這樣看得起他，但最后只有搖搖頭，說，我沒有思想了，搜索枯腸，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不去想了。這些時我在家里讀古書打發時光，還有釣魚。我就等著運動結束。好在很明確有“三結合”的政策了，你們遲早是要回到工作崗位的，一切還是要由你們來領導，離不開你們，丟不掉你們。
宗進庭點頭贊賞他的話。
他不覺就滔滔而言：當然，嚴格地說，中央從來沒有說過以后一切要靠紅衛兵、造反派，《十六條》上沒有這樣的文字，相反，倒是很明確地有“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這句話。文件是中央委員會討論通過的，是考慮得比較周全的。亂來亂去，最后還是要發展到起用干部這一步，這也是以前歷次運動的規律，所以才能在《十六條》上預先就說到。運動只是利用群眾來沖擊一下，說得再大一點，是想通過這個運動，在人民共和國找到一條巴黎公社式的、人民如何監督和管理國家的路，要在這方面取得經驗、摸索做法，另外呢，讓大家知道解放十七年來兩條道路的斗爭，明確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到最后，群眾還是群眾，政府還是政府，干部還是干部，這個東西沒有突破，群眾有無政府主義，但中央不要搞無政府主義。當中亂了這么一氣。右了就糾右，“左”了就糾“左”，中央的指導沒有中斷過。群眾呢，總的來說，是在運動中學會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互相辯論。黨政基層組織一時確實受到很大沖擊，靠邊站了，但接著就軍管了。反正最后總是要“收”，該恢復的總要恢復。正如你說過的，“天道好還，無往不復”，不該沖掉的，它就會恢復過來。
現在的問題，確實是群眾自作多情起來了，在那里“爭奪天下”，變成叫花子打架了。想來確實有點好發笑。但是，就我的個人感覺，我倒不想簡單嘲笑造反派，我是能體會到造反派的悲劇性的。他們做了蠟燭，勇敢燃燒自己，最后有什么呢？什么也沒有，只有干部對他們的怨恨，只有自己在運動中犯下的錯誤，到運動后期軋賬，等于是從“原告”變成了“被告”，而站在所謂保守一邊的群眾，一直對造反的人們冷嘲熱諷，不斷地用“出身論、牛鬼蛇神翻天論”這些政治壓力，朝他們壓過去。這部份群眾“文革”以來所做的實際上就是這事。這樣形成了“文革”以來兩派斗爭的壯觀。我這樣說，意思只是要說明，歷史是所有的人共同的創造，歷史不是一廂情愿的，是諸多力量交織所產生的一個綜合的結果。現在，一個做了造反派的人，想復歸以前一個正常老百姓的地位，好像也不可能了，他們將成為“壞人”、“歷史的罪人”，等等。這確實可悲，也是他們的劫數難逃。他們第一天造反，第二天以后一切的努力，都是想拒絕這種命運。就像無知的小孩，用手去抓一個東西，一抓才知道不能去抓，粘在手上了，于是就甩手，一直地甩手，就是甩不掉，這就是個悲劇的動作，悲劇到有點可笑。現在劉克成他們的情況，可以說就是這樣，他們正在做最后的掙扎，帶有絕望的意味。我同意你的分析，他們還要出事，還要犯錯誤。
劉克成肯定沒想到會犯鵲湖這樣的錯誤，這個錯誤是出了格了。身不由己，騎虎難下。據我聽說，事后他想躺倒不干，群眾還是要他出來繼續干，但能有什么好事干出來？明擺著就又做了一件不好的事，《蘆蕩的槍聲》這種弄虛作假的大字報且不說，更嚴重的，怎么能把在鵲湖死的那個工人葬到烈士墓去呢？鵲湖那邊被打死的人又算什么呢？他們自己心里也應當知道這樣做是不合適的，但還是這樣做了。歷史終歸不會認這個賬。他們現在硬著頭皮，跟運動初期那種干革命的好感覺是不同了。他們就像一個拉下坡車的人一樣，人被車推著往下沖，最后結果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他們頭頭部比較清醒的人不是沒有，有那么兩三個，也就是比較講“策略”的，但他們不占上風，遏止不住那股盲動的力量。
我既理解你們干部，也理解造反派。我是從人的角度來理解人。他們的那種痛苦，我看得很清楚，幸而我不在其中。響當當的造反派在表面上是不說自己的痛苦的，但當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就會倒苦水發牢騷了。這個你可能還不一定知道吧？我偶爾有所了解。他們的痛苦其實是很深的呢。他們怕的就是“災必逮身”，但最后肯定還是要“災必逮身”，你們即使寬洪大量，不跟他們“秋后算賬”，從感情上也是排斥他們的，這個結，怕是過幾十年都不會解得開，起碼是一輩子、兩輩子的事情。這也是一個大時代以后必然的情況。
宗進庭說，你剛才那個蠟燭的比喻，也有人說過的，真是英雄所見略同。但你說的大時代，應當是自然發生的，而不是人為叫它發生的。
他被宗進庭這句話問住了。是的，“文革”是毛主席一個人發動的呢，還是自然發生的？如果是一個人發動的，那似乎就是人為的，就缺少了真正的歷史合法性，它雖然也成了歷史，這歷史卻是不自然的，也就是說，非歷史、反歷史。說它人為，就等于說它是個意外，簡直是可以否定的！不。它雖是毛主席最熱心的，是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但也是中央委員會舉手通過的，更是全國人民都這樣熱烈參加的，它就是一段歷史，一段有深刻內容的歷史。
宗進庭在等他的回答。他說，凡歷史都是人為的歷史。一個人能把歷史發動起來，說明它就不是一個人的歷史，它就從一個人的歷史，成了全體人的歷史，成了歷史意義上的歷史，成了人們無法回避的歷史。從一個人來說，“戊戌變法”的歷史不是康有為這個人發動的嗎？“辛亥革命”的歷史不是孫中山這個人發動的嗎？“王安石變法”、“商鞅變法”，等等，都主要與一個人有關，這個人代表了歷史的某種要求站出來說話并且行動，我們的古代史干脆以這個人來命名這一段歷史，秦國統一天下，也可以說是秦始皇統一天下。“文革”事實上已經影響了我們的一切，我們無法擺脫它，世界也無法擺脫它，于是它成了我們共同的歷史，而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歷史。也許從來的歷史，不管從正面說過去，還是從反面說過來，都是強加于人的，又都是能從社會的方面得到解釋的。歷史就是強過來、強過去，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歷史是力的遭遇和較量。
宗進庭笑了起來，豎起大拇指，說，邏輯性，但也可以說是詭辯。其實這個歷史起初是一個人的歷史，后來才變成了所有人的歷史。盡管已經變成了所有人的歷史，但所有人都知道，這仍是一個人的歷史。所以這個人才是偉人呀！
他們一齊笑了起來。他不能同意宗進庭這個譏諷的說法，但他不再議論這個話題，放棄對立，心中緊繃起來的東西也就立即松馳下來。
老農用兩個洗得很干凈的碗把開水端來了，為沒有茶葉而再三抱歉。他們感謝他燒了開水來，讓他去有自己的事，他就拿了鋤頭，說，我去有點事，說罷，有點佝僂著腰，到院子外面去了。
他們喝著水，丟開沉重話題，閑談了一會兒，互相勉勵和叮囑了幾句，就在門口分了手，他從原路走，而宗進庭則同老農說話去了。
想不到竟有這樣一遇。他好像忽忽有所失落，失落了什么呢？是后悔他好像比宗進庭說得還多了些，他本來似乎應當多聽宗進庭說說才是。而他所說的，倒底表達了什么，似乎已經模糊不清了，滔滔而言，在老宗面前表示對“文革”的某種理解，豈不大謬？簡直是說話不看對象，簡直是一個錯誤。但似乎老宗也聽下去了，也沒表示出什么反感，而且是聽得懂的，不是聽不懂。也罷，就算是他在當權派與造反派之間義務地做了一回溝通的工作吧。他在“文革”中可起與應起的作用，現在似乎越來越清楚了，就是可以在對立因素之間做些溝通、理解、和好的工作。但也不是當成自己的任務，如果太執著了，反而不好了。你不可能代替別人參加“文革”，你的意見只能供別人參考而已。
離開老宗，走出一段路后，那似乎是在潛意識中暗暗捉摸的東西捉摸出來了，那就是老宗在獄中就幾乎明確說出來的很“反”的思想情緒，現在還堅持著，考慮得更成熟更堅定了，是真正的“反骨”，鐵了心了。正是從這里能體會到“文革”對他們的傷害有多深，而“文革”的深刻性、艱巨性、偉大性、悲劇性、甚至可以說是空想性，一切的一切，也都在這里。雙方是集中到根本的一點上來了，就是“人性”。老宗引用《大學》上的話，所謂“拂人之性”，說中了這根本的一點。《老子》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是什么？一是渾沌。二是什么？二是分化，有了天、地，有了男、女，有了公、私。三是什么？三是歷史，歷史就是不同時期的天與地、男與女、公與私的較量。天地生出自然史，男女生出兩性史，公私生出社會史。所謂“三”，只不過是指歷史的開始、第一場較量，以社會史來說，就是《史記•夏本紀》所記載的：
諸候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他一直覺這句話特別驚心動魄，所以一直記得。多么經典的描述啊，寥寥數言，“去、朝”兩個字，描寫了文明史的開始，描寫了第一個私有制王國在政治上的確立以及原始公有制社會的消亡。所謂“諸侯”，是當時社會擁有經濟政治實力的人們，而不是普通民眾。現在，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對立，是《資本論》、《共產黨宣言》所揭示的歷史的秘密，這一對立在不同國度只是情況有所不同而已。我們將“去”什么而“朝”什么呢？這就是毛澤東用“文革”提出的最尖銳而嚴重的問題。聽聽老宗“災必逮身”這句話，多么濃的火藥味，多么尖銳的對立、多么不可調和的矛盾。老宗的立場態度將來也許會起變化，但現在這時的老宗是準備好了，一旦時機成熟，他就要倒轉眼前這歷史的車輪，朝著相反的方向猛推，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他是一定要這樣做的，與他相類的人們，也是要這樣做的，他們要改變一切、改寫一切。老宗他們就是現在的“諸侯”，他們將重演“去益而朝啟”的歷史大戲劇。范公望夫婦的身影也將尾隨其后，為之搖旗吶喊。老宗會來給他的所謂“歷史問題”徹底甄別平反的，這成了區區小事，成了老宗的“大赦天下”和“舉逸民”。
他多么想撲倒在地大哭一場！然而這已經不能算是歷史的秘密，老宗他們所代表的另一種潮頭的聲音，在憤怒的陰云密布的天邊，越來越隆隆作響地逼近了。他仰望秋日的天空，悠悠白云，對他沒有任何的回應。蒼天萬古如斯，好像因為太陽底下翻來覆去并無新鮮的事物，可是在螻蟻一樣的我們而言，一有風吹草動，都得豎起耳朵聽著啊。
不日之后的一天，來了兩個人，江進海、林集。他們還沒有開口說話，他就從他們身上嗅到迷惘、彷徨、沮喪、苦悶所發出的氣味，某種無可奈何，某種欲罷不能，表面的鎮靜，骨里的焦慮，稚嫩的氣質，堅定的意志，尚未起步的人生，滿腹革命的經綸，他為之喜，他為之憂，他為之愛，他為之愁。他這心情，與毛主席要在革命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雄偉氣魄相比，可算是小資產階級庸人的司馬牛之嘆了。
孔子對他的學生司馬牛說，“君子不憂不懼”。實際上這種境界，只有“圣人”，才能真正做得到，因為“圣人”思想博大，也因此，是“至大至剛”的，用俗話來說，有點“鐵石心腸”。殺敵一萬，自傷三千，說是正常比例，要照我們庸人的心情，悲天憫人，見不得流血犧牲，那就什么仗也不要去打，敵人要來奴役我們就讓他們來奴役吧，奴役著總不至于死這么多人吧。這時只有“圣人”才站出來指出正確的路，即一條“至大至剛”的路，那就是堅決殺敵，不怕自傷三千，也不憐憫殺敵一萬。這個道理，用之于建設事業，也是一樣，比如青藏公路，不因那樣艱難就不興建，據說將來還要造鐵路。
毛主席讓千百萬江進海、林集這些孩子投身“文革”的大風大浪，當然只有這樣去做理解。但作為做老師、做家長的，感覺就不同了，不是“不憂不懼”，而是憂懼甚多，但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就比較渺小了。怎么辦呢？就是服從，就是相信，就是做向日葵。事實上你要攔著這些孩子也攔不住。運動初期多少家長滿懷憂懼要把孩子從靜坐市委的隊伍里拖出來回家，結果也沒成功。一年之后靜坐軍管會時，按理應當更為擔心害怕，但就沒有一個家長再去干涉。
他對眼前這兩個學生不禁油然而生愛惜之心。然而他也就發現林集的眼鏡架子用白膠布粘著，臉上也似乎青腫著一塊，一問，原來是在學校里挨史宏那邊的人打了。情況是這樣：林集在“井崗山”的大標語上寫了一段批語，立即被對方幾個學生圍住，惡意地把他的眼鏡打壞了，臉也打腫了，“東方紅”這邊的學生聞訊援救，而那邊的學生也圍來更多，雙方混戰一場，后來是他們這邊獲過省少年鉛球冠軍的大個子趕來，一拳將對方最厲害的一個擊倒，把林集從人堆里救出，雙方也就鳥獸散。
他聽了說不出話來，嘆了一口氣，說，以后要盡量避免這樣的事情。林集把一份刻印得很清楚的油印材料給他，一看，是《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講話》：
毛主席說，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形勢大好的重要標志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從來的群眾運動都沒有像這次發動得這么廣泛，這么深入。全國的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部隊，到處都在討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大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過去一家人碰在一塊，說閑話的時候多，現在不是，到一塊就是辯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妻之間，連十幾歲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參加了辯論。
毛主席說，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
毛主席說，再有幾個月時間，整個形勢將會變得更好。
毛主席號召各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毛主席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一個工廠，分成兩派，主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保自己，蒙蔽群眾，挑動群眾斗群眾。群眾組織里頭，混進了壞人，這是極少數。有些群眾組織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也是一個原因。有些人當了保守派，犯了錯誤，是認識問題。有人說是立場問題，立場問題也可以變的嘛。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極少數人的立場是難變的，大多數人是可以變的。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學生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兩派要互相少講對方的缺點、錯誤，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多做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這樣才利于革命的大聯合。
在談到革命的大聯合以誰為核心時，毛主席說，什么“以我為核心”，這個問題要解決。核心是在斗爭中實踐中群眾公認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張聞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認他是核心，結果垮臺了。什么是農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們都不懂。
毛主席說，要正確對待受蒙蔽的群眾。對受蒙蔽的群眾，不能壓，主要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向壞人專政的問題。毛主席說，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發動革命群眾組織自己處理。例如，北京大體就是這樣做的。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辦法。政府只宜根據群眾的要求和協助，捉極少數的人。一個組織的壞頭頭，要靠那個組織發動群眾自己去處理。
關于干部問題。毛主席說，絕大多數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要整的，但是他們是一小撮。我們的干部中，除了投敵、叛變、自首的以外，絕大多數在過去十幾年、幾十年里總做過一些好事。要團結干部的大多數。犯了錯誤的干部，包括犯了嚴重錯誤的干部，只要不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的，都要團結教育他們。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運用“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這個公式來解決我們內部的矛盾。在進行批判斗爭時，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變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錯誤的同志一時想不通，還應該給他時間，讓他多想一個時候。要允許他們思想有反復，一時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還可以等待。要允許干部犯錯誤，允許干部改正錯誤。不要一犯錯誤錯誤就打倒。犯了錯誤有什么要緊？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讓干部站出來。
毛主席說，正確對待干部，是實行革命三結合，搞好本單位斗、批、改的關鍵問題，一定要解決好。我們黨，經過延安整風，教育了廣大干部，團結了全黨，保證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這個傳統，我們一定要發揚。
關于上下級關系問題。毛主席說，有些干部為什么受到群眾的批判斗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今后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系問題，搞好干部群眾的關系。以后干部要分別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在某種意義上說，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實踐經驗的戰士。
要講團結。干部有錯誤，有問題，不要背后說，找他個別談，或者會議上講。我們現在有的嚴肅、緊張有余，團結、活潑不足。
關于教育干部的問題。毛主席說，干部問題，要從教育入手，擴大教育面。不僅武的（軍隊），而且文的（黨、政），都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中央、各大區、各省、市都要辦學習班，分期分批地輪訓。每省都要開縣人武部以上各級干部會，一個省二、三百人，多則四、五百人，大省應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內爭取辦好此事，否則一年也可。今后，爭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時間不要太長，大體上兩個月左右。
毛主席教導我們，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要用我們自己犯錯誤的經驗教訓，教育他們。對他們做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同他們講道理。
毛主席在視察各地的過程中，高度贊揚了廣大工農群眾、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紅衛兵小將、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在一年多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勛。毛主席號召他們，要斗私、批修，要擁軍愛民，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江進海問，郁老師，你說我們現在怎么辦？
他說，“怎么辦”不都寫在這上面了嗎？現在的問題是，你們不肯照著辦。毛主席這些話，你們，還有劉克成他們，心里想通了沒有？甚至有無抵觸情緒？現在好像是你們“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處于軟弱無能的地位”了，跟運動初期的干部們的思想狀況對調了一下位置。報紙社論叫你們不要“迷戀小山頭”，叫你們跳出“小資產階級派性的小天地”，你們是不是聽得進去？毛主席提出要你們“斗私批修”，你們“批修”好像沒問題，但“斗私”好像有點難，首先是對“派性”的認識有點難，認為自己的派性是“革命性”，不是“私”字，而是“公”字，是正確路線對錯誤路線的斗爭。其實，如果說當初是“革命性”，那么現在就變成“派性”了，“公”轉化為“私”了，為什么呢？情況變化了，你們自己的東西多了，顧全大局的東西少了。你們要自己好好去體會、認識情況有了哪些變化？形勢有了哪些新的要求？現在你們根本不想真正按系統、按行業、按班級實現革命大聯合，你們還在幻想著是不是會再來一個革命高潮？你們好像是要為革命而革命下去，運動就是一切。你們已經不能推動歷史前進，已經成了歷史前進的阻力，成了讓中央頭疼的麻煩。我真佩服中央，對你們一而再、再而三，有這樣說服教育的耐性！毛主席對你們太仁慈了，真像一個最有耐心的教員一樣，但毛主席對你們看得很清楚，已經在點撥你們、棒喝你們。你們不能老是這樣下去，應當好好坐下來想一想了。
林集說，郁老師，現在的問題有三個方面，我們力不從心，左右不了，好像只能一邊觀看、一邊隨波逐流了，你想，中央現在都沒有辦法令行禁止，我們能怎么樣？
他問，你說哪三個方面？
林集說，一個是“文革”串聯會方面，一個是“大聯合促進會”方面，一個是軍管會方面。從表面看，兩派大聯合的工作有了成果，但并無實質性成果。在軍管會心目中，一向認為劉克成“文革”串聯會這方面不算好人，“紅旗派”方面才是好人，這是沿襲了運動初期走資派方面的思想，所以才有“三月鎮反”，才“鎮”的是這一邊，而不是那一邊。事實上運動初期、“一月風暴”之前，保守派在幫助干部鎮壓群眾方面有很多劣跡，也有人命，但因為是當權派叫他們干、讓他們干的，所以都不算賬，從不當成什么問題。劉克成他們這一邊從“文革”以來的歷史、從人數上，都應當是革命大聯合的核心，雖然他們自己不好說自己是核心，但軍管會應當公道，應當貫徹文化大革命的原則。比如劉濟武廠里，本來就是革命造反派當家，生產也弄得好好的，可現在冒出另一派來了，另一派原來為數不多的幾個人，現在反而在擴大山頭，來要求“對等”，怎么行？反過來看就很清楚，比如亭州電機廠，一向是陳安國他們的勢力，現在如果劉克成在那里扶持一個基層組織，讓他們去要求“對等”，能行嗎？合理嗎？現在問題是，這種情況并不是出在劉克成他們這邊，而是出現在“紅旗派”的那一邊，并且是大量的。劉克成他們怎么辦？只有也布置下面這樣做。戰火在基層燃燒得更厲害，直接影響到生產。這問題的根子在哪里？根子就是軍管會究竟是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待亭州兩派、打算怎樣實現“大聯合、三結合”？
在我們學校，那一邊的學生現在一個個袖子撈撈的，恨不得立即把我們消滅，讓我們銷聲匿跡、不復存在。兩個軍代表整天跟他們在一起，是怎樣做工作的？這樣下去，所謂“大聯合”的工作怎么做？所以，現在不是我們這邊以什么“核心”自居，而是他們那邊要做“核心”。我們靜坐軍管會，甚至搶槍這些事，都是有當時原因的。但他們那邊就是潔白的貓兒嗎？他們那邊也有槍的，只不過他們不需要搶，軍隊就站在他們那邊，他們要搶什么槍？如果形勢需要，他們手中的槍將會比這邊還要多，而且沒有“搶槍”的惡名。中央《九•五命令》的第三條說，“軍隊不經中央批準，絕不許將武器、彈藥、裝備發給任何組織、任何人。”這句話可不是毫無針對性的，說明在有些地方就是這樣做的！
他說，我不否認亭州軍管會可能會有一些人帶著派性做工作，但軍管會對自己總的工作職責應當是清楚的，這個地區的大聯合三結合這些工作如果老是不能完成，他們也會有壓力的。你們也要讓他們在工作中學會工作。你們要用自己的正確行為讓軍管會從心眼里承認你們是有覺悟有水平的，是顧大局的。他們如果有偏心，有不正確的地方，你們當然也可以向他們提出來。我認為總的來說，軍管會不至于成為亭州革命大聯合、三結合的障礙，主要的問題還是在兩派，特別是在你們這一方面，在劉克成這一方面。人家怎么樣，不能成為你們怎么樣的理由。就算是人家“撩”了你們一下，你們難道就可以為此去犯一個錯誤？這樣下去，你們不是享有犯錯誤的專利權了？你們不是比豬還蠢了？如果多少錯誤堆積起來，你們正確在何處呢？到最后就非垮臺不可，還“核心”呢，連你們站的地方也沒有，押上歷史的斷頭臺去！歷史上正義的一方不等于就一定勝利，如果加上自身不斷犯方向的和策略的錯誤，那就更不能取得勝利了，并且給復辟的勢力以可趁之機和復辟的借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你們不能一點也不退卻，你們現在要學會退卻。
這番話說得二人沉默了一會兒。
江進海說，那天我們兩人也跟著到劉克成家里去的，劉克成說不想干了，干到臨了不會有好結果，鵲湖這事總有一天要算到他頭上，他雖然對“秋后算賬”也同大家一樣擔心，但想不到出這么大的事，這個賬是讓人家算定了。劉克成說想不到革命這樣難！對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當時大家聽了眼淚都流了下來。劉克成還說到運動初期楊敬堯讓他背誦“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的事，說假如真正能做到“公報”上的話，就好了，可是回頭來看，差得很遠，政治水平不夠，你們選別的人來代替我吧。但后來劉克成還是被大家說服，出來繼續當頭頭。他出來之后，就把那個在鵲湖死的工人葬到烈士墓去，還有什么《蘆蕩的槍聲》。我們也覺得不妥，但我們好像只有沉默，我們不能揭露事實真相，不能反對他們把人葬到烈士墓去。對于他們來說，究竟應當怎樣渡過這個難關呢？是公布事實，向全市人民和鵲湖人民作出檢討嗎？在目前情況下，確實很難做到，人家求之不得要把你們打入十八層地獄呢，這不正好，自己都作檢討了，犯了這么大的錯誤，還正確什么呀，還造什么反呀，早點解散吧！現在我們進不得、退不得，真是騎虎難下。毛主席看得多準，說現在是革命造反派頭頭和紅衛兵小將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其實，造反派的錯誤已經犯下來了，人家正抓住大做文章呢。我們學生并沒有到鵲湖去，但學校里也是鋪天蓋地的輿論要把我們一鍋端！一些人捋捋袖子，說，好呀，結果還是證明保守派是對的，造反派是不對的，造反能造出好事來嗎？毛主席講話要我們正確對待保守派，但在亭州，造反派還不曾有資格去正確對待保守派，保守勢力實際上一直很強大，一直得到有力支持，這反過來也是激化造反派犯錯誤的原因。現在，是要人家正確對待你的問題，而不是你能夠正確對待人家的問題。這就是我們面對的實際情況。這種時候，我們只希望劉克成他們，能正確一些，不要再犯新的錯誤，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想站到反對和責疑他們的立場上去。我們現在有點成了一個旁觀者，主要是看亭州兩派工人，還有軍管會，怎樣唱下面的戲。我們現在能做的事，只剩下寫大字報，但我們的大字報漸漸有了自我辯護的味道，駁斥種種的非議。我們感到了悲劇的、悲哀的、悲憤的意味！
他聽了心頭有點沉重，轉換了一下話題，問，楊敬堯當時讓劉克成背誦“公報”的哪一段？他拿出已經收集齊全的“活頁文選”來。江進海找出了那一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克服從反革命修正主義和‘左’右傾機會主義諸方面來的阻力，克服困難，克服缺點，克服錯誤，克服黨內和社會上的陰暗面，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看了不語，“五個克服”說得是對的，但要參加“文革”的這些工人、學生做到這“五個克服”，真是談何容易啊。所以，“信任群眾，依靠群眾”似乎就有點落空，“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似乎也有點沒完沒了。代價確實是常人為之憂懼的，司馬牛不得不嘆，司馬牛將不同程度加入懷疑和反對“文革”的力量之中，成為“習慣勢力”的一部份，更不用說宗進庭這些人了。只有毛主席“至大至剛”，還說“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而且“將會變得更好”。看問題的立足點和方法真是巨大不同，讓人感到意外、感到自己的渺小！
他說，謝謝你們給我送來這份材料。關于今后怎么辦，我看還是要好好領會毛主席這次講話，包括最近以來報紙社論提出的要求。剛才讀的“公報”上的這一段，現在回頭看，它其實是個總綱，說明毛主席發動這個運動時，對于從上到下可能發生的一切是有預見、有預言、有估計的。你們要立足于“收”來調整自己的思想。中央早就發出了運動要“收”的信號，至于到今天也沒有實現這個“收”，當然不能光是怪造反派，矛盾有兩面，不是光有一面，一個巴掌是拍不響的。但矛盾的兩面總有一面占著主要的方面，從而負有主要的責任。“一月風暴”之前，從兩派來說，保守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們阻礙文化大革命的開展，阻礙“放”。但他們也是有“功”的，要不是他們，也就沒有造反派在斗爭中成長。現在，中央的口徑不說哪一派是保守的，哪一派是革命造反的了，而說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你們的說法也要改一改了，如果再稱對方是“老保”，那實際上就是“唯我獨革，以我為核心”，是不準別人革命的假洋鬼子，是在阻礙革命的大聯合。就我們學校來說，你們不能說史宏他們是保守派。保守派在“一月風暴”那時就有權利“反戈一擊”，參加革命造反的行列，叫做“革命不分先后”。即使當了國民黨的兵，也可以參加人民解放軍嘛，歷史不就是這樣才取得勝利的嗎？何況是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是群眾，參加進來受一次鍛煉教育而已。現在，兩派不管是哪一派，都不要使自己成為阻礙“收”的主要方面。如果那樣，就是犯歷史性錯誤。要高姿態，不要斤斤計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切都會過去的，一切都將成為歷史而已，不會永遠停留在這個時間里，你們如果能這樣看問題，那就好了。據我看到的傳單上說，毛主席在井崗山的時候，不止一次被從領導崗位上排斥下來，從中央到省委都說他在井崗山的紅色割據是錯誤的，是“逃跑主義”，無情打擊他，罷掉了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弄得他很艱難。毛主席如果是斤斤計較的，是不顧大局的，一切就將是另外的結果。是不是？
他看到，他們還是聽得懂、聽得進他的這些勸說的。
他目送這兩個學生頭頭離去，心里沉甸甸的，他們才是二十歲的人啊。
想不到，若干天后，他親眼目睹了劉克成那邊的工人沖打醫校。那天，軍代表主持，全體教師開會學習，學的是十多天前發表的“兩報一刊”社論《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是“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教師們都虔誠地要從中得到理論的指引，以更好地理解眼前仍在進行中的文化大革命，讓思想跟上時代。社論所說在蘇修統治下，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被剝奪了，他們處在新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壓迫和奴役之下”，蘇修“把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農莊蛻變為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和富農經濟”，而“十月革命滋養起來的社會主義文化”，如何“遭到嚴重摧殘”，社會道德風尚如何被“日益淹沒在利己主義的冰水之中”，這些話，聽上去像是那么回事。社論從馬克思、列寧的理論上來解釋蘇聯為何“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接著就介紹“毛澤東同志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要點”，一共是六點，而眼前仍在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這一理論的“偉大實踐”，運動本身“還會出現各種新的問題，遇到各種困難和曲折”，但“重要的是，堅冰已經打破，航線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而這一“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即毛澤東思想階段的一個極其重大的標志”。
社論的邏輯性是無可挑剔的，是令人信服的，“繼續革命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的序列里，固然是順理成章，而眼前“文革”，人們卻希望它早點結束。作為一個普通人，與社論所持的那種高屋建瓴自信樂觀的態度，總還是有些距離。
正在討論發言，軍代表卻被叫走了，接著就聽說工人來沖打學校，教師們于是都走出會議室，到外面去看。外面已經站著許多學生，他們也就站下來，都朝著正在發生“戰斗”的大門那邊望著。大門關了，是木頭的，被外面轟隆轟隆地撞擊著，驚心動魄。許多學生在吶喊，在傳遞著磚塊，爬著梯子往屋上送，有的女學生顯得特別勇敢，而屋上已經站了許多學生，甚至也有女同學，接了下面送來的磚頭往外面砸，有的揭了屋上的瓦向下砸去，但外面也就有磚頭瓦片飛上來，而且就有一個男學生被砸中，腳下一滑，從屋上直往下滾。一片驚呼，上面沒有拉得住這個學生，下面的人趕快用手去接，人掉下來了，還好，自己在屋檐口抓住了一下，經過一個緩沖才掉了下來，又經過下面許多舉著的手，碰倒了兩個人，掉到了地上，于是馬上被抬往醫務室，那被碰倒的兩個似乎不礙事，站了起來，重新投入“戰斗”。很快就明白了，站在這里袖手旁觀的，是江進海“東方紅”這邊的學生，而在那里“戰斗”的，是史宏“井崗山”那邊的，外面往學校里沖打的，是劉克成那邊的工人。
大門被沖開了，無數頭戴柳藤帽、手拿短木棍的工人們如狼似虎沖了進來，學生們往后跑，同時回頭擲出手中的磚頭，而屋上的學生則轉過身來用瓦向沖進學校的工人砸。工人不再深入，而是一部份人跟后撤的學生對峙著，一部份人掉了頭朝梯子上爬，往屋上沖，而且就沖了上去，屋上的學生被往下逼，紛紛跳了下去，有的跳進學校，有的跳到學校外面去了。
正擔心這“戰斗”如何停止，工人吹哨子集合，列隊跑步撤出了學校，一邊喊著“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看來工人里面沒有受傷得不能走的，但有好幾個工人臉上有血，就是挨磚瓦砸中了。正以為“戰斗”已經結束，想走開，不料學生跟學生又打了起來，這是徒手的博斗，紛紛糾打在一起，一邊打，一邊發出各種兇狠的罵聲，哪里像是未來的醫務工作者？教師們正愣著不知所措，軍代表忽然在他們身邊出現，朝他們厲聲吼叫：你們都愣著干嘛？不去勸阻武斗嗎？教師們于是恍然大悟，發揚“不怕犧牲”的精神，紛紛插進糾打著的學生中去拉勸。“戰斗”終于漸止，學生互相罵罵咧咧分了開來，他看到江進海、林集也在其中，而且看到了史宏也在指指戳戳的跟對立面的學生狠狠的說著什么。他心中好一陣失望、失望。
事后得知，工人沖打醫校，是因為有幾個工人在醫校先挨了打。“水電安裝公司”工人上班時發現，掛在門口的“水電安裝公司革命委員會”牌子不見了，找來找去，竟發現被扔在附近一個廁所的糞坑里，經過打聽，有群眾看見的，說是醫校的學生干的。“水電安裝公司”屬劉克成這一派，工人們判斷干這事的學生自然是史宏“井崗山”那邊的，決不會是江進海“東方紅”這邊的。作為“水電安裝公司革委會主任”的趙家琪，就跟幾個工人到軍管會“報案”，然后就由軍管會一個軍人陪著到醫校來調查。史宏沒有出面，而是何銀森出來接待的，學校軍代表也在場。何銀森說他們不會干這樣的事，指責工人這邊沒有證據，是污蔑了他們，是別有用心。于是爭吵起來，學生圍攏來的人一下子很多，糾纏起來，三個軍人在場也制止不住。幾個工人寡不敵眾，吃了虧，被打罵出了學校，有一個工人眼睛被打腫了，趙家琪小腿被踢傷，是被攙著回去的，由那個軍人陪著到醫院檢查，結果是骨裂，住了院。這下子炸了窩，工人那邊立即調集最能“戰斗”的碼頭工人大隊、運輸工人大隊前來興師問罪、沖打醫校。武斗結果醫校學生被打傷的有五個，都是頭部挨了磚頭，所幸不算嚴重，那個從屋上跌下來的學生反而沒有受傷。還有一個青年教師的頭被磚頭砸傷，進行了包扎。這位青年教師像學生一樣勇敢參加了“戰斗”，特別得到學生的喜愛。
就在武斗的第二天，中央又一篇新的社論發表了，在大清早的廣播喇叭中就聽得很清楚，題目是《再論大中小學校都要復課鬧革命》，實際上就是“復課”二字，就是要學生回到自己的學校和教室里去，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堅決地“收”起來。這種三令五申，說明著一種緊迫和焦急，但現實情況距離中央的要求，看來還差得很遠。到底能不能“收”起來、怎樣才能“收”起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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