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公檢法軍管會出來，走著走著心兒按捺不住狂跳起來，想不到這次坐牢竟有這樣好的結果，簡直是因禍得福、喜從天降，那結論多么直截了當，多么實事求是，多么敢于負責并且盡力而為，感激之情洋溢他的心中。
天色漸暗，仍有群眾認出了他，大約見過他被武裝押在大卡車上游街的，怎么又好好的走在大街上了？到底是人是鬼呀？不免驚愕！可是見他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的走著，比一個正常的人還要正常，也就掉轉了疑問的目光，把肚子里因恐懼而忽然涌起到喉嚨口的一個東西，“啯篤”一下，又吞回肚里，心想：這文化大革命，很多事情真是鬧不明白的了，管它去吧，于是當下心安，走自己的路。
碰巧就對面遇到五十多歲的那個女街道主任，耷著眼皮，卻一眼認出了他，掩飾不住一愣，有點渾濁的小眼珠瞪著他，也好像懷疑自己是不是看錯了人，這么出名的一個歷史反革命怎么又從牢間里放出來了？該不是自己跑出來的吧？他不由得就上前一步，這時他注意到主任表現出很高的政治素質心理素質而鎮靜著不為所動，他也就裝出些卑微，從懷里把《平反決定》拿了出來，尊稱一聲“主任”（慚愧，他不知她姓什么），說，軍管會給我平反了，而且我的歷史問題也弄清楚了，根本不存在歷史問題……。
街道主任神色不動，眼睛看著他手里的那張紙，聽他說著。他估計她還沒有聽出他的提醒，或者在傍晚光線下看不清紙上的字，就一行一行指著念給她聽（其實他已經背熟在心里了）：“平反決定，亭軍（平）第36號，經研究決定，取消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對郁平的逮捕，予以平反。郁平的所謂歷史反革命問題，經查不實，有待運動后期提請組織部門改正原有結論。亭州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念罷，他說，從現在開始，我不能再算是牛鬼蛇神了！
他就這樣幾乎是強行地把《平反決定》灌進了街道主任的腦袋，讓她明白了對于他來說如此重要的事情，而這事情與她的工作也是大有關系的，今后她不能再用老的眼光看他了，從此時此刻開始，她應當以這個《平反決定》為準來看待他這個人，并且對喬麗也應當另眼相看。但隨即，一絲憐憫之情卻暗起于他的心中，因為街道主任畢竟是這樣五十多歲而且很顯老的一個婦女，估計識字也不多，只知道按上級布置去做工作，據說每個月只有很少的一點工資，算是補貼而已，工作中雖然不免方式呆板簡單些，但她的存在對于一方社會的安全是很起作用的，即使以前對他、對喬麗有過什么樣的眼光和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另一面也說明她對工作很負責。這樣一想，他愧疚起來，補說了一些問候的話語，盡力要把一種尊敬和溫暖送進街道主任的心中，而不要讓她有某種愧疚。
果然有效，本來一直板著臉，好像從來都是板著臉的主任，綻開笑容，指著他手中的那張紙說，這個你要收好。其實，我們心里頭一直也是為你們可惜的，你們看著也不像是壞人。現在好了，喬麗回來了，你的問題也見底了，你們還年輕，還有得過呢！
說得多么實在啊！內里有一顆多麼善良的心！他連聲道謝，總算圓滿結束了跟街道主任的這個乍然相逢，成功壓抑住了心中一股桀驁不馴的野蠻力量。如果壓抑不住，那會是多么無理、多么有害。但他似乎也不應抹殺內心的這股力量，因為它一直讓他能挺住、能活了下來，那可能就是生命力本身，而擁有這生命力的人自己，似乎也無奈何它。
四周一切如故，小屋的門是開著的，自行車停在門口，喬麗已經下班回家了。他進了屋，喬麗轉身看到了他，馬上撲在他的身上，抽泣出一聲。這使他想起《罪人歸來》的著名油畫，可惜從各方面說來他與那在俄羅斯文學中特別光榮、也打動了無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十二月黨人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他安慰著喬麗，問，你不曾有事吧？
喬麗說，還好，派出所來把屋子里搜了一下，把地下挖了二尺深，竟然挖出一把手槍、幾十個子彈來，嚇死我了，還好，都銹透了，跟泥土銹在一起，有年代了，跟我們無關。但還是問我們是什么時候住在這里的，我說從一九五九年算起，住在這里七、八年了。他們沒有說挖出來的東西跟我們有關系，但我心里還是生怕被纏住，越想越怕。怎么我們偏偏就住到這個是非之地上來的呢！我就想，難怪我們接二連三倒霉的呢，原來我們住的這個地方下面有這些不太平的東西啊！總算挖出來弄走了，以后我們就要太平了！隔壁老太也是這樣說的。
他們把我帶到派出所去談話，問你的情況，我說我勞改了五年，回來才一個月，我不了解情況，他們訓了我幾句，就讓我回來了。有一天幾個街道青年忽然闖來，把我就在這門口站到大凳上批斗，說我是“牛鬼蛇神”，命令我“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別的倒也不曾有什么事，目的好像只是為了表現他們自己“革命”。幸好廠里是“工紅”一派當家，到了廠里我就不怕了，住在家里總是怕。
他問，我們被游街，你看到沒有？喬麗說，沒看到，聽說了，給我帶來的壓力真大！說著抱緊了他，問，你沒有吃苦頭吧？他說，里面也有人挨了打的，我沒有。以后，我再也不會被抓起來了，不會有任何抓我的理由了。喬麗卻大有疑問：真的嗎？他說，軍管會對我有了一個很好的結論。他就把《平反決定》拿了出來。
喬麗看著，他還在一旁一字一句念著。
喬麗問，就這一份嗎？他告訴她，軍管會給他的檔案里存了一份，學校里也有一份。
喬麗說，這么些年了，總算等到了這張紙，害死我們了！說罷，恐懼地看著他，他把喬麗攬擁在懷中。
喬麗說，真正最后的結論，還要等啊。他說，等吧，不至于再有更多的曲折了，反正我們已經習慣了，你看這個轉不過身來的小屋，將來有一天我們還會舍不得離開它呢，比住小洋房還好，有種非常腳踏實地的感覺！
喬麗不以為然輕輕搖頭，然后丟開這個話題，臉上亮出一種光來，告訴他一個好消息：
她確實是懷孕了！
他們久久相擁在一起。他感到人真是太可憐了，可是他何必說破這可憐呢，你不說，那就幾乎是不存在的，事實上此時此刻他們不是正感到很幸福嗎？天經地義，天長地久，多么珍貴，比平常的單純的幸福還要幸福！
他注意到桌上有一疊《活頁文選》，問，你買的？喬麗說，中央的重要社論上面都有，便于收藏。從社論上我就估計到快要放你們了，好像寫社論的人也曉得亭州的事情。
他笑道，你也學會研究社論、分析形勢了，你已經切實成了社會的一員！我本來還擔心你會不理解、不適應呢。人生隨遇而安，怕只怕天下事了而未了。喬麗趕緊用手擋著他的嘴說，別說了！
自從喬麗從勞改農場回來，他就想帶喬麗回老家一趟看望父母，如今出獄，這愿望更為強烈。但喬麗每天要上班，廠醫務室很忙。原有一個老廠醫，她上班之后，人家得著這個機會，就調到老家海塘人民醫院去了，她就走不開。現在，到醫務室就診的人增加了，到醫院看病的人減少了，給廠里省了醫藥費，廠里對她很滿意，說要永遠留她在廠里。而他呢，坐牢出來之后當然還是要到學校去報到。在他這次被捕前，學校就“復課鬧革命”了。至于回鄉探親，只有等待暑假的來臨。但“文革”期間，也沒有什么放假不放假的了，去年的暑假正是鬧革命的高潮，寒假期間也正是又一個高潮，都過去了，人們都沒有想到有放假這回事，實際上師生們都把放假忘記了。但外地的老師或農村的學生，大多是回家去的，沒人注意。即將到來的一九六七年的暑假，又如何呢？這很難回答。
他和喬麗一時不覺都成了現行軍管秩序的擁護者，巴望就這樣軍管下去，逐步回到社會正常秩序；至于文化大革命，當然重要，但用不著他們這樣的人去關心，也使不上什么勁，所以他們實際上沒有必要去考慮。他需要寫一封信，說明暫時還不能回家看望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要給父母大人報告喬麗懷孕的喜訊。他征求喬麗的意見，喬麗立即愧疚而且流下淚來，說，這事以后再寫吧。
晚飯后，他同喬麗一起到王校長家去。他認為他應當立即去見王校長，讓王校長最及時地知道他平安獲釋，而且有了這樣意想不到的好結果，不應當等到去學校報到時才跟王校長見面，那樣就混同于一般了。當然，王校長也許已經知道了他的情況，但他還是應當在最早的時間內出現在王校長面前、向王校長報個平安。這一切都是出于一種報答。
王校長握住他的手說，我在等著你呢。他說，我應當今天晚上就來見你。王校長說，我能理解，我也估計到了，說實話，我有愧、有愧啊，在你的問題上，我一直地有愧。他忙說，我的事情哪能怪你，你要是能決定一切，我和喬麗就會是別的樣子了。
他把《平反決定》放在王校長面前，王校長一字一字認真看了一遍，說，這說明軍管會對你的問題，還是很負責的。他們一開始是倉促上陣，但后來的工作做得還是細的，從你的問題上看，是用了功夫的，要不然得不出這樣的結論，更不敢這樣負責地寫出來。這最后一句話，他們不寫也可以，只要給你這次被捕做了平反就行了，別的他們可以不管，也可以不寫上來。這樣寫，對你是很照顧很有利的。
他點頭。王校長接著說，這就是我想跟你說的，以后我們各方面恐怕需要更加謹慎，千萬不要再卷進去，高低不沾邊不就行了嗎？我們的身份畢竟跟群眾不同，我們的問題不是靠群眾運動，而是要靠組織解決。《平反決定》上面最后一句話，意思就是這樣，這就把你同那些人區分了開來！
王校長是這樣去理解的，倒也有些道理。只不過他心中好像已經跟包吉那些人分不開了。“文革”以來，他確實把“組織”對于他的存在給忘記了，這簡直很奇怪。自一九五九年以來，他心中一直是只盼著“組織”來關心他的。
所謂“高低不沾邊”，以前他也這樣想過，可是后來還是多少沾了邊，并且就被卷進去了，一直被卷進了看守所、被游街示眾，在別人看來好像卷進很深似的，其實又不是那回事。
他說，我很想躲到鄉下去，但現在怕是不好請假。王校長點頭。他說，不過鄉下也不太平，農村也是開展運動的，也很復雜，而且中央規定我這樣家庭出身的人不要回去。
王校長說，也不一定要躲到哪里去，也不是不要關心國家大事，而是對實際的運動，如何保持一定距離，當然，群眾要來批判我們，或者來向我們請教，那也沒有辦法，只要我們不是主動參加這一派那一派的，那問題就不大、不深，有了問題也離得身、說得清。
耳朵里只聽得王校長說“問題”，是的，“文革”對于他，對于王校長，對于很多人，就是不要在運動中有什么“問題”，這是最重要的。只要在運動中不曾有“問題”，以后就不會有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許是一種小算盤，但限于自身情況，似持明哲保身態度為最妥。至于學生紅衛兵、工人造反派那些青年人，那些普通群眾，身份單純，跟他這樣的人確實不同，是好是歹，由他們自己去經受，你關心不了他們，左右不了他們。最保險的信條應當是：國家大事雖說要關心，但在運動中最好不要惹上什么“問題”。你不能保證你“正確”，你“正確”了又怎么樣？而且，你的“正確”說不定就是你的“問題”。這種道理已經是很明顯的了，它很復雜而又很簡單。
他說，是的，運動總之是在“收”，這次“三月鎮反”，只能看作是一個意外、一個曲折、一次失手，是執行“收”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并不能改變“收”的總趨勢，一切還是要“收”。
王校長說，你這話就理解得對，現在要防止的，就是受壓的工人學生不服氣，又一次起來大鬧天宮，我就擔心這個。學校里已經有動向，早就軍訓不下去了，都不聽話，部隊派來的具有“全軍毛選學習積極分子”稱號的人當軍訓員也當不下去，學生都不聽他的，看不起他，弄得他哭笑不得。軍訓小組最近干脆不到學校來了，學生又自作自為起來，大字報專欄上天天是新的大字報，天天都有新傳單印發，有自己寫的，有轉抄外地的，不同觀點的都有，都在討論從“一月風暴”到現在的形勢。我看主要觀點只有兩種，一種認為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反對妥協、改良，一種是認為運動不應當繼續搞下去，以免動搖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這兩種觀點都言之成理，能結合起來就好了，但他們互相攻擊。江進海是所謂革命到底的，而史宏好像變成保守的了。有些學生，我有時心里也不得不佩服呢。我只是擔心他們要犯錯誤！他們不是不知天高地厚，他們是只知天高，不知地厚，他們有點唯意志論。光是對了，算什么？說不定呀，對了就是錯了！我的思想是有點保守的，但我是從經驗里來的，是很現實的。習慣的勢力最強大。革命能推動社會前進，但無法一下子改變所有的東西，有許多東西是要卷土重來的。過日子是人心深處最普遍的愿望，至于一些高深的東西，知道一些就行了，普通人哪里弄得清、管得了？看來史宏比較老成，他就知道轉彎，他不再持激進的態度，現在有點不動聲色。你回校以后，千萬不要被卷進去，他們都是學生，我們不好贊成一派，不贊成另一派。
王校長的話比較樸素，但相當深刻，他聽了心中折服。他連說是的是的，我也特別要注意這個問題。我本來就是最不關心的人，倒好像成了一個重要的當事人，其實又不是那么回事。
王校長說，你總算是幸運的，還得到軍管會這樣負責的平反，在運動中因為歷史問題而經不住考驗的不乏其人啊。
他把頭直點。王校長這樣的提醒，能讓他頭腦冷靜。
喬麗從王師娘那里出來，眼睛紅紅的，流過淚了。說，我們該讓王校長休息了。看來，喬麗跟王師娘也有了很好的交談。
夜晚寧靜的小城，空氣清新，悠然飄逸著不知從何而來的春天的花香，氣候不冷不熱，最是宜人。他和喬麗在小屋里幾乎很甜蜜地睡去，“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新的煩惱從釋放后的第二天就開始了。一伙人突然來到，有江進海、林集，還有包吉、梅有韜。至于他們怎么走到一起的，他就不知道了，這些人聚在一起是很自然的。屋里太小，他們都站在門外，他也就到屋外去接待這些不速之客。他們說，郁老師，你知道嗎，郭德明他們到現在還關在里面，而且給我們的《平反決定》上都留有“秋后算賬”的尾巴。我們來找你，一起去研究怎么弄？
這情況他還不知道，他也感到驚訝，但他想說“我不去”，他還想說“以后我跟你們、跟這個運動沒有任何關系了”，如此等等，可是他說不出口，他做不到那樣絕情絕義，他無法讓自己搖身一變成為一個令他們不可思議的人。如果他能讓自己只值得他們鄙視和唾棄，那是多好，可是，他不知道怎樣才能做到那一步，在社會上他是見到過那種人的，可是他做不出那種樣子來。他只能“姑妄從之”了。他進屋很有愧很抱歉很無奈地與喬麗說了一聲“我跟他們去有一下事”，就跟他們走了，也顧不得人們眼中將會把他看作這些風風火火的造反派里的一員。事實上在一般人們的眼光中，他幾乎已經就是一個很著名的造反派了，他的角色好像是造反派的“軍師”、“高參”、“筆桿兒”之類。他早已收獲著或者敬佩或者敬畏，乃至或者恐懼或者仇視或者譏笑的目光，而這些“他人的目光”其實都弄錯了。
他公然跟著這些造反派走著，走進大街旁邊的長巷，一直向北，穿過幾個街口，長巷還沒有到頭。原來，從前這長巷是市內長河的西岸，與東岸的十里長街隔河相望。河僅寬三丈，但水深流急，南北貫穿全城，北通淮河水系，南接揚子江水，有潮漲潮落，北邊水清而南邊水渾，有如涇渭分明；河里盛產魚蝦，河邊商貿興旺，也是市民的飲用水源之一。他們正在穿過的幾個街口，原是長河上的一座座橋梁，橋梁兩頭人群攢集，商業興旺，有如清明上河圖一樣。四十年代的民國地方志上已經說水政失修，這條市河正在湮沒，橋梁塌陷，踏平為路，成為十字路口。現在走在長巷中，有時還能看到尚未完全消失的小片河段，那是附近居民傾倒垃圾的場所，不久之后勢將完全填平。真是眼睛看得見的小小“滄海桑田”。解放以來，農村到處興修大中小型水利，對這樣的城市水利工作，似乎沒有重視。
他們拐進長巷旁邊的一個小巷，里面豁然一條小街，當中麻石鋪路，兩邊青石到邊，一眼遠望無盡，二面俱是人家，是個清潔齊整，鬧中取靜的地方。固定在高墻上的藍色瓷牌上寫著這里叫做“明德街”。進了街邊的一個大院，說是“職工夜校”。重新出來活動的“工紅”，以這里做了臨時總部。空氣洋溢著一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意味。
職工夜校里有很多的人，一目了然都是工人群眾，抽著煙，說著話，他們從某種蟄伏狀態下又出來活動了，顯得很興奮。一個工人在一張很大的桌子前俯身懸肘抄寫大字報，四周站著觀看的人，嘖嘖稱贊那一手好字。
他跟著包吉他們往里走，在里面的一個小院里他看到已經久違了的劉克成、張大同、劉濟武這些頭頭們，還有另外的一些他不認識的工人。頭頭們也驚喜地看到了他，于是握手問候，一種溫暖和熱力立即將他裹挾、并且侵潤到他的心中，把冷漠、封閉和小心驅逐出去，讓熱血流動了起來，要想抽身而退也很難。
一個工人苦臉含淚訴說前一陣他在廠里受到了怎樣的壓制乃至非人的對待，而現在，那些壓制他的人們曉得形勢不妙，又躲下去不吱聲了。其他人也爭著要訴說自己的情況。這些工人，就像戰爭中被打散了的隊伍又匯聚一起，一面訴說被打散后所吃的苦頭，一面摩拳擦掌，要舉旗再干。他們重新見到了他們的頭頭，他們的頭頭也重新見到了他們，又走到一起來，又體會到自己的整體的力量了。
他想起他同王校長其實已經預見到這一切，而且他是應當謹防自己被卷進來的，可是，看來仍有身不由己之處，一切不可能一切兩斷，只是要注意保持距離。好在他是知識分子，并且有自己的問題，事實上這些人也從未對他有過更多更高的要求。一次一次地，他都是因為某種卻不過去的情面，加上一定的同情和理解，而跟這些人發生了一定接觸，其實他如果對他們硬是敬而遠之，硬是拒絕來往，他們也不會對他怎么樣的，至多在心中鄙視他、可憐他這個人罷了。
造反派作為“群眾組織”，本來就建筑在自愿自覺的基礎上，并無約束，對任何一個成員都無法提出“你必須參加”或“你不得退出”的要求，全憑著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有了事不管是甘心赴湯蹈火，還是不好意思躲避，總之看上去就是幾十幾百、幾千幾萬的人，而且用著“戰斗隊”、“兵團”、“方面軍”、“總部”之類的名稱，但事實上遠不是那么回事，“三月鎮反”這樣的形勢一來，不就全都偃旗歇鼓、無影無蹤、作“鳥獸散”了嗎？
他之所以不能按照自己內心也存在的某種沖動，而真正加入他們的隊伍，之所以老是在心里嘀咕告誡自己跟這些人保持一定距離，其中一條原因也是這些人具有這種“烏合之眾”的性質，你怎么能就把自己的已經很可憐的政治生命跟他們“烏合”在一起呢？你跟群眾不是一回事，而像現在這樣總是發生一定的聯系，都是在沒有料到的情況下發生的，是一次一次的特殊情況決定的。好在他并沒有失去理智，他遭到三次抓捕、三次進獄，換一個人也許完全有理由發瘋，完全有理由“豁出去”，跟造反的工人們學生們鐵了心“打成一片”，真的成為他們“軍師”、“高參”、“筆桿兒”，乃至在一定情況下走在前頭振臂一呼！但他并沒有這樣。多么悲哀啊，人是有自己的處境與心境的，人很難改變自己。
在小院旁邊的一間屋里，包吉激動地向劉克成、劉濟武報告了還有一半人關在牢里沒有放出來，而且已經放出的人的那一紙《平反決定》都是留有尾巴的，意味著隨時可以再跟他們“秋后算賬”。包吉指著他說，郁老師也來了，我們總要有個對策呀！幸而他們沒有問他的《平反決定》寫得如何，要不然真是很難回答。他也就像心里懷了一個鬼胎似的。
劉克成說，經過明天的“五•一大游行”，我們一定要跟軍管會提出這個問題，還有其他的許多問題。你們記住，以后我們不叫“工紅”了，我們叫做“文革”串聯會。“三月鎮反”之后，我們“工紅”已經不存在了。中央的要求是按單位按部門大聯合。但發生了“三月鎮反”這樣的曲折，我們不得不重新戰斗，根本的是怎樣看待文化大革命、怎樣看待我們這些人。這一回是血的教訓！明天的“五•一大游行”，就是重新發動，今天要全力以赴做好準備。
包吉聽了渾身來勁，說，好！就盼著你們出來領著干！
劉濟武說，你們被抓進去，還游街示眾，我們的日子也不好過！我們這幾個人，一個一個都被叫到公檢法軍管會去談過話，對我們每一個人都說隨時可以逮捕我們！我們廠里，他們把朱榮興調虎離山，調到軍管會生產辦公室去看電話機，從人武部抽派了三個科長到我們廠來實行軍管，他們暗中培植一些人來做我們的對立面，要不是形勢及時翻過來，我們廠肯定要變一個天！昨天我們把那三個科長轟走了，到軍管會把朱榮興要了回來。“三月鎮反”是全國性的，我們不起來斗爭是不行了！
劉克成說，好吧，情況都清楚了，各人都去宣傳發動，明天大游行參加的人越多越好，早上八點半在本單位排隊出發，把老旗子都打出來，如果沒有了，就趕快做新的，自行上街，到時大家會在街頭上遇到，相互呼應，小隊伍自動合并成大隊伍，形成聲勢。十點鐘游行結束。郁老師，你不要走，我有好多話要跟你談。
包吉一聲“走”，和在場的工人們都風風火火地離開了。江進海說，我們學生也要配合行動，要為“文革”串聯會叫好！明天我們也要上街游行！說著也領了林集等幾個學生風風火火地走了。
劉濟武、張大同都分頭去工作。劉克成對他說，郁老師，你被抓進去，我就想，我們對不起你。這回真是血的教訓，人家對我們下手多狠啊！
他很想對劉克成說，那你們為什么還要出來“斗爭”呢？就此歇手不行嗎？可是他說不出口，一種巨大的無形的東西堵住了他的嘴，這就是眼前明擺著的形勢。這些人是不甘心被鎮壓和壓制下去的。這股子委屈，這股子惡氣，一定要發作出來，一定要討個公道，一定要把形勢從根本上扭轉過來，在他們所認為的意義上，而不是如前一陣軍管會所認為的意義上，“奪取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現在，一切問題都集中到一點上，就是運動應當在什么樣的狀況下結束？像“三月鎮反”這樣的“收”，劉克成他們是不能接受的。把億萬人民都裹挾進來的那無形而又有形的兩股力的斗爭，就這樣又打了一個回合，下面將進入新一輪的較量。這次“三月鎮反”所代表的那種力量，此時又退卻下去暫時沉默了，但其實像山一樣不可能被劉克成他們移動一點點，他們仍然隨時會出來以“階級斗爭”的名義，對劉克成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然而，劉克成他們還是要出來進行“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斗爭。他注意到，造反派對“路線斗爭”的強調，超過對“階級斗爭”的強調，他們強調更加高級別的、更加要害的、更加實質性的斗爭，而不贊成庸俗化的、主要以“地富反壞右”為對象的“階級斗爭”。這是與保守派的明顯不同。沒見過專門談這個問題的大字報，也沒見過專門闡釋這個問題的報紙社論，情況好像是不言而喻心照不宣的，但不是無意識的，因為都反映在“文革”以來的反復斗爭上。總之，劉克成他們現在更加明白，真正屬于他們的“勝利”，不會自動來到，保守派高高祭起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達摩克利斯劍，依然危懸在他們的頭頂，隨時可以落下來對他們無情斬殺。他們外表的斗志昂揚不能取消他們內心的焦慮和恐懼。這種內心的焦慮和恐懼，越來越成為他們起來斗爭的推動力，與其說這是斗爭，倒不如說是抗爭。他們心中甚至會埋怨毛主席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解決問題，而一定要讓他們來“經風雨，見世面”。他們一方面歡呼毛主席“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方針，另一方面又希望毛主席最好能揮手免去他們這樣的苦斗，把“勝利”切實地放到他們手心上來。他們的一切其實帶有絕望和悲愴的意味。
他問劉克成，剛才劉濟武說，軍管會也把你叫去談話的嗎？劉克成說，是的，我得到通知，就去了。姜順堂對我說，解放以來可有哪一個反革命分子敢像你這樣跳出來跟我們較量的？毛主席引蛇出洞，一些人果然就跳出來了，現在，毛主席的命令終于下來了，運動“收網”了，跳出來的都跑不掉，都有一本賬。告訴你，定你什么罪都夠了。你們在社會上鬧得最狂的時候，我們就把你們看得清清楚楚，只等著上面一聲令下來收拾你們。我們早就注意你了，把你定為亭州地區解放以來最大的反革命分子不為過，批捕名單上你是頭一名！目前對你是暫時不予逮捕，交給單位監督，至于最后怎么處理，那要看形勢發展，反正帽子已經給你做好了，抓在我們手里，隨時可以給你戴起來！你聽到沒有？當時我說，我不能同意你的這些說法。姜順堂桌子一拍站了起來，說，這里不是你跟我交換意見的地方！我說過了，根據形勢發展，我們隨時可以逮捕你！他手一舞，我就被兩個當兵的押了出去，到公安局門口放了我。以在部隊的級別說，我是小兵，他是團級，他看我是用團長看一個壞兵的眼光來看的。我們廠從大門口到車間里，都寫滿了大標語：堅決支持軍管會鎮壓反革命、取締反革命組織，反黨分子劉克成必須老老實實低頭認罪，堅決支持逮捕反革命分子包吉、梅有韜，等等。廠里沒有人敢跟我說話。
他聽了，如同身受，覺得劉克成雖然沒有像他們被抓進監獄，但受到的壓力，也不亞于他們。但劉克成敘述中的姜順堂，是一個粗莽無情的軍人，與在公安局里接待他時的印象截然不同。也許是不同的時間面對不同的對象表現出不同的樣子吧？他印象中的，加上劉克成所說的，才正是完整的姜順堂，想來也并不奇怪。
劉克成的大臉盤對著他，睜著又大又圓的烏黑的眼，清沏得一點雜質也沒有，雙腮密密的滿是新冒出的鋼針一樣的胡茬，雄渾威武與淳樸善良這樣結合在同一張臉上，而其人雖是初中文化的工人，卻又有一定才藝、經歷、膽略和智謀，成了亭州工人運動的領袖。只聽劉克成對他說，郁老師，姜順堂說我們是跳出來的，當時我有多少話要反駁他，但那時已經沒有我們說話的資格了！我們現在又跳出來了，姜順堂又在那里瞪了眼看著我們了。我也想不跳出來，可是不行啊，就像有多少雙手在后面推著，而且我們不出來對得起毛主席嗎？郁老師，話雖這樣說，心里就沒有一點私心雜念嗎？有啊，擔心將來有一天真正要被打成反革命。有擔心，還有幻想，幻想獲得最后勝利，我們是被肯定的正面人物，就像我們廠里群眾選我當工會主席的時候那樣。但想不到“文革”走到現在這一步，這樣你死我活，這樣有你沒我、有我沒你，擔心真的成了擔心，幻想也越來越是幻想，騎虎難下！想過原來沒有參加造反之前的安穩日子也不可能了。你說，我們到底應該怎么辦？
劉克成這番話是坦率的，說的是真實的心情，但他該如何回答呢？他有萬全之策、兩全其美的方法嗎？他能指導、能駕馭他們嗎？他不是要避免被人看成造反派的“高參”的嗎？他立即陷入一種巨大的矛盾和恐懼之中，他表現出了慌亂和無能，而這卻使他自己滿意，因為這將產生一種效果，果然，劉克成見到他這樣也就立即放棄了某種期待。他苦笑了一下，心中慚愧，于是盡量真誠回答說，看來斗爭比人們想象的要深、要復雜，一切并不是毛主席說了就行，毛主席也不希望一切都要依靠他說了算才行，要不然就不需要搞“文革”了。我們唯一的只有嚴格遵照《十六條》，注意政策和策略，不要犯錯誤。
他的話雖是竭誠的，也希望說得深刻一些，卻覺得淡薄到幾乎等于沒有說什么。劉克成聽了卻把頭點，有甚為聽懂和接受之色，說，楊敬堯也對我們說過這話，看來這確實是最重要的。
一伙工人帶著那種“我們又出來了”的新鮮和激動的神情，從外面涌來找劉克成，他也就趁機告辭，抽身而退。
一路急急而歸，家中喬麗正在那里不舒服。這才是他的最重要的事情，他溫存撫慰，問長問短。這很有用，好像正因為他的關心，喬麗好了一些。算來喬麗懷孕大約有一個月了，孩子應當在丁未年臘月出生，是個屬羊的。小羊兒，睡覺覺，不要哭，不要鬧，媽媽要休息了，爸爸要看書了，外面狼來了！他隨口謅著兒歌，苦著臉的喬麗責怪說，瞎說什么呀！他趕緊改口說，狼來又走了，花開草長了，蜜蜂蝴蝶飛來了……。喬麗笑了起來，告訴他，上回給你報信的那個老師剛才來找你，還有一個女老師，看樣子是夫妻。他說，那是范公望和他的老婆柳春芳。他們住在城北。我們一起出去走走，到他們家去喝茶，怎么樣？喬麗想了一下，說，你去吧，我還是呆在家里，有些資料要看。喬麗拿出一個大紙包兒來，說，這是我才去買的半斤春茶，你帶去做個小小的見面禮吧。
他就帶著半斤春茶，來到范公望家中。
二
想不到，范公望當真把他們的《形式論綱》進行了擴展，而且就按照他上次諷刺地說的，從《九評》上取材，把南斯拉夫、蘇聯受到《九評》揭露批判的做法，反其意而用之引其意而申之，當作正確的必由之路去加以肯定和分析。書稿已經達到二十二萬字，手制的封面上仍然鄭重寫著范公望柳春芳的名字。他倒抽冷氣，說，這可不是鬧著玩，這回千萬不能再落到學生手上啊！范公望說，我就等著你來看一下，然后密藏起來，或者干脆燒掉，二十年后再看是不是說中了，那時就好青梅煮酒論英雄！
他的手不由自主有點顫抖著翻動那書稿，發現范公望確實大有挖掘和發揮，要把社會向右往回，或者說是朝資本主義世界那邊推過去，給出了一幅所謂“解凍與變天”的景象，一種特殊的既有點發霉又有點新鮮的社會生活氣息仿佛就從紙面上撲了過來鉆進他的鼻孔沁透他的肺腑。這樣，原有書稿就成了理論的部份，而新擴展的，就成了具體實施的綱領，份量大為加重，確實成了一部完整的政治著作，是徹頭徹尾斗膽包天跟毛主席唱反調的，是喪心病狂為復辟資本主義出謀劃策的。他感到受著很大的挑戰，就像他代表著社會主義在受到瘋狂的渺視。《九評》上說，“復辟反復辟斗爭不可避免，不等于說復辟不可避免”，而范公望卻作為“勢所必然”的來做文章了。他多次想把目光離開書稿，他要把那定為瘋人囈語，但他分明看到一種現實性的存在，因為在南斯拉夫蘇聯已經是事實，而范公望又寫成了這樣予以正面肯定的書稿。
前蘇格拉第哲學家巴門尼德說過，“存在而不能不在，非存在而決不能是存在，非存在你不認識也說不出，作為思想和作為存在是一回事”，黑格爾的“存在即是合理，合理即是存在”看來是上承巴門尼德的這個邏輯。范公望文章不是寫的不存在，不存在是無法說出更無法寫出的。這是兩種存在的斗爭，社會主義的存在和資本主義的存在。雖是紙上談兵，卻決不是紙上談兵的事情。
他不敢看下去，好像怕受牽連似的。這事情假如鬧成什么案子，他也脫不了身，他們都會是嚴重的“政治犯”。可是，他并不支持范柳的觀點，他對范柳的觀點是持批判態度的，然而當你受牽連而成了“犯”的那時，是不會耐心聽你辯解的了。真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把書稿遞到范公望手上，說，你趕緊收起來，立即密藏，不可示人。如你所說，二十年后你再做英雄，也許巴爾扎克茅盾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那些人物會重新出現，那種社會的一切會重新到來，那時我如活著，可以給你作證，說明你是先知先覺，但現在我還不能多么夸獎你，先識者道之華而愚之首也，這話是可以從字面上來理解的，對于正反兩面的先識者，皆應作如是觀。
范公望大喜，抓住他的手說，我曉得你在觀點上是不贊成我們的，或者說你是十分謹慎的，而且我在你的臉上看到了恐懼，從你的態度我知道了我的成功，我掌握了真理和歷史，我是先識者，我看清了未來。如果它存在，它就不可避免；如果它不可避免，它就存在；我們寫它談它，它就已經是存在。它是倒退，但同時也是前進，就像行船必須跟著河道拐彎、盤山公路不時迂回一樣很正常，你不能說那就不是前進，惡是歷史前進的動力，善卻不是。我將快樂在那惡的卷土重來之中，欣賞其兩岸綺麗風光，也許還會有很多意外的收獲，而現在，我一無所有，也無任何發展的可能！認識歷史的這個秘密也許就是我的天職。讓苦苦的“反修防修”都見鬼去吧，為什么看不到我們的存在？讓我們恢復失去的自由和天堂吧，歸來兮歸來！范公望在椅子上攤開身體，隨即收縮，坐起，將手稿送進房中，又出來，正襟危坐，對他說，現在，你可以對我展開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情批判了，洗耳恭聽！
他說，我記得上次我談的看法還是較尖銳的，如果不是兩個能把友誼與學術分開看待的人，一定會鬧崩，我們之所以沒有這樣，大約因為“文革”這個特別的環境吧。我們是兩個躲在旮旯里說悄悄話的小孩，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有時還會爭論起來，但說掉就拉倒了，從旮旯里走出去就忘記了，一起玩別的去了，也許將來有一天你會手握你的存在來找我這個社會主義者算賬，要我低頭認錯，那時我們再翻臉大吵一頓也不遲。
范公望大樂，伸手跟他握了一下，表示同意他以上的說法。他繼續說，你的下半部，是上半部向實踐方面的延伸探討，其事實的依據，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我們每天生活其中的，一個是從《九評》上讀來的。這些確實也就足夠做全部的立足點了。你的意思是應當向右轉軌，而且要轉得徹底些，一直轉回新民主主義階段去，認為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就應當萬事大吉，任其發展，也就是發展資本主義，好好地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而不是現在實際上仍在努力建成之中的人民共和國。你倒是沒有為地主階級說話，你僅僅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說話，為新的官僚階層說話，你是一個民主自由主義者，也就是新等級主義者。這樣說來，你所說的，就不是很新鮮的了。毛主席，還有許多大頭腦，在一九四九年前后，早就遇到了這個問題，結果是采納了毛主席的主張，也符合共產黨人一貫的宗旨，堅決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而不走資本主義道路。但問題一再地又被提出。國內有國內的情況，國外的就反映在《九評》上。“文革”運動的發起，是將國內國外二者聯系起來，作為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向全國人民、向自己的時代，提了出來，不光是提出來討論，還明確要求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決討伐一切現在和將來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以，你寫這本書，雖說是你個人的發明，卻不是突然的和孤立的，而正是時代矛盾斗爭的反映。你的特點在于，你不回避問題，你敢于按照自己的觀點，逆流而動，去做反面的研究和回答，而且寫了下來，真正讀到的人都無法回避，都不得不來回答你提出的問題。只是由于你的主張是特別的，是唱反調的，所以現在不能拿出來公之于眾，否則要惹麻煩。上半部已經惹了麻煩，好在那還比較抽象，學生也把它丟到一旁去了。如果看到你這下半部，看到形式也有了，內容也有了，很明白了，他們就要來把你的頭打扁了！誰也救不了你，但你也許可以在二十年三十年后被追認為理論先驅得到贊美。
范公望笑著點頭稱是。
他說，問題已經不在于《形式論綱》力主資本主義復辟，它既然如此固執要復辟，從可能性上說，那就是可能的。其實毛主席早就一再承認這種可能性，他老人家正是面對這種可能性考慮問題的。如果一切是必然，那就即使發動“文革”也阻止不住，“文革”只是與之劃清歷史的界限而已。
但我認為一切只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因為這個社會不必一定要退到資本主義去是更有理由的。從《資本論》上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對于人民是一種水深火熱，加上對外侵略掠奪，隨時把別的國家和地區也變成水深火熱。一切正義的責難和批判都沒有能阻止資本主義大踏步前進的步伐，資本主義到今天已經三百多年下來了，它主宰了世界。但是，雖然它在社會主義的壓力下不斷改良自己以緩和國內矛盾，它終究不是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標志著從此以后社會主義才更是合理的，才是歷史的必然，應當努力實現社會主義；在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更應當充滿社會主義積極性，把社會主義搞好。這是我要說明的我的第一個立場，也就是我主張社會主義。
我的第二個立場，是尤其不贊成復辟資本主義。因為我們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了，已經建成得這樣了，農村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經濟已經穩定完善，社會主義新農村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在這樣的基礎上迅速實現著國家工業化，還有方方面面的經濟部門都是社會主義的，一齊努力跨越資本主義階段、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國，原子彈核試驗成功，是一種有說服力的標志。在意識形態文化藝術上，在武裝力量專政工具上，在普通的街道工作中，都貫徹著社會主義的人民國家的精神，我覺得這些是很好的，是千百年以來所不曾有過的一個強大的平等的中國社會，以后應當會更好，可為什么偏要退回去搞資本主義呢？現在的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會比我們各方面要發達得多，但不等于你走了資本主義道路，你馬上就跟它一樣好，你的起點，你的四周環境，跟它當初與現在都不一樣。從舊中國過來，跨越資本主義階段，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放手讓資本主義發展一百年二百年再搞社會主義，我認為這樣的路子是對的，是最經濟最智慧的選擇，也是必然的選擇。但里里外外的斗爭也最激烈，如果有一條折中的道路就好了，那就不必爭論了，但看來沒有中間道路，或者說實際上不能實現，中間的東西是充滿兩難變動不居的，然而所謂中間的東西最給人以幻想，所以我們就一直在爭論在斗爭，我們兩個也在這里爭論起來了。說實話，你寫的下半部，你自己不感到一種殘忍和荒謬嗎？你會說，必然的歷史從不會在任何困難面前退縮，然而，我要問，中國已經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不也是一種必然結果嗎？為什么承認那種必然，不承認這種必然？為什么一定要認那種必然更是必然，而否定這種已經是現實的必然？至于個人是否在某種歷史的彎路和迂回中有收獲，我認為無關緊要，最重要的是全局和全部的真理。你給出了一幅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生銹的犁頭在社會主義社會廣闊苗地上恣意向前耕翻的景象，這跟它當初鋒利雪亮勢如破竹在封建的小農經濟的社會里向前耕翻，是很不一樣的，但在“形式”上確實也有驚人相似之處！
范公望笑起來，說，我是按照你提示的路子去做的，雖然那只是你的諷刺。我做了兩件事，一是反復研究“九評之三”《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從政治到經濟，從城市到鄉村，把他們所謂復辟資本主義的那些方法概括出來，無非是私有化并且在憲法上予以鞏固，無非下面是任憑資本主義泛濫，上面是官僚買辦階級所有，無非是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社會主義的工農淪為資本勢力下勞動力的出賣者；這篇文章說，“南斯拉夫提供了一個資本主義復辟的典型”，“這是一部社會主義國家怎樣‘和平演變’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確實說得對！看得準！在我看來，也確實好得很！我是以人的自由為標準的。在人的社會里，人的自由理當是唯一的和最高的標準，中國知識分自胡適以來，一直持這個立場觀點。我承認不存在抽象的人的自由，我所說的人的自由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同時也是一種普遍的東西，它就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通俗地說，庸俗地說，哪個人不想自己有錢、發財、過得自由自在！
范公望對他瞪著眼，繼續說，蘇修方面的情況稍復雜一些。從“九評之九”《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看，它比南斯拉夫還差著一步，但總的傾向也是一樣的。文章說，“赫魯曉夫集團所追求的，只是蘇聯特權階層分子、新舊資產階級分子的‘美好生活’，這些人侵吞了蘇聯人民的勞動果實，過著資產階級老爺的生活，他們的確是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化了。”其中還有這樣一句話說，“赫魯曉夫的‘共產主義’，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我查了《共產黨宣言》，確有“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這個詞，在談各種社會主義的那一章中。但用這個詞還無法直接想象蘇聯的情況，因為蘇聯是從原先的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演變，這方面需要理論上加以新的概括，去補充《共產黨宣言》，哈！
他看著得意忘形的范公望，卻也無言以對。范公望繼續說，我所研究的第二個方面，是我仔細拜讀了《資本論》第一卷關于“原始積累”的論述，結果看到了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復辟的可行之路與必由之路，那就像小蟲子把蠶蛹吃空，最后從繭子里鉆出來一樣，那么大的蠶蛹是斗不過小蟲子的，只有被它吃掉。你說得對，就是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生銹的犁頭，去狠狠地在社會主義苗地上犁、犁！犁它個底朝天！人民，這個偉大的字眼是沒有辦法的，因為它是抽象的，它作為一個一個的老百姓是毫無力量的。到那時，雖然新的資產者未必就是老的資產者，雖然捷足者總是先登，雖然我可能仍然只是一個窮教師，但那個社會是自由社會了，一只箍得緊緊的桶散了，一切限制得死死的都松了，解凍了，在資本主義泛濫下，在過渡的階段，也許必將貨賄公行，紙醉金迷，人欲橫流，娼妓遍地，盜賊出沒，甚至走向分裂，割據，但那本來就是中國這個大染缸最正常的社會，大染缸變成了一只清水缸多沒意思！我們沒意思得太久了！我們失去自由太久了！要把這么大的清水缸維持下去，是多么大的烏托邦！人人都拾起一塊磚頭來共同把這個清水缸砸破了吧，人人都來向里面扔進一些臟東西、吐它一口痰吧！渾水里才有魚，渾水里才好摸魚，你如果摸不到魚，是你無能。那時我有可能成為市議員，甚至可以競選市長，去當省長，當全國的委員，公開發表我的政見，而不是做這個民辦教師還不知哪一天能轉正，每天要看干部的眼色來決定我的面部表情，寫了著作還要偷偷藏起來不能面世！我提請人們不要把舊中國說得那樣可怕，如果不打仗，舊中國就是最正常的中國，那時出國只要有錢買船票，不至于以偷越國境論處！舊中國的時候我的父親穿著綢緞的衣服，我的大哥穿著一身法國名牌。那時閏土是閏土，迅哥兒是迅哥兒，閏土一定要喊迅哥兒是“老爺”，盡管迅哥兒有平等思想，但那是他個人的美妙空想，人與人永遠不可能是平等的。那個社會的人從來不搞什么思想斗爭，各人憑本事掙錢吃飯！那時你也不差，但你一時狂熱投奔新四軍去了，你所信仰的社會主義讓你落到今天的地步！社會主義再好，為什么要你我這樣的人有這樣的處境？這可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一九五七年的頭面人物之所以提出他們的綱領，不是出于個人處境不好，他們有的已經做到中央政府的部長，他們是為知識階級說話的，他們主張我剛才所說的貴賤有序，應當由我們這些人來在社會上有頭有臉、主持一切，這才是公平、合理！所以，要問我真實的政治主張，我堅決地要“復辟資本主義”，堅決地擁護“修正主義”，如果這兩個特定的詞是代表著回到舊中國那個五光十色的大染缸，代表著向往美國的月亮，至少我們要回到新民主主義去，而這個新民主主義的含義是偏向資本主義，是以西方為師向資本主義走去的！但在這部書稿里我只要求某種折中的中間的道路，至于走上中間的道路，然后必然滑向哪里，我就管不了也不用管了，資本主義是不可戰勝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路易十五這句話是最偉大的至理名言。一個人老是擔心死后洪水滔天，這不是比憂天的杞人還要杞人嗎？哈哈，只有人老了才會這樣一個勁地擔心不已，要防、防、防，結果防得了嗎？我認為是防不了的。充其量，這也是各人盡各人的責任而己，至于歷史走向到底如何，那不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范公望側著頭拿眼瞪著他，就像全身心處于一段劇情之中的一個“民不畏死”的角色一樣。這是多么“惡毒”啊，但他因了范公望的眼目張狂的表情忍不住笑了起來。范公望也立即笑了起來，手一揮，說，這是我的階級本性大暴露，從反面證明毛主席是最正確的。《九評》上公布了他老人家的一段話，《語錄》本第三十六頁上也有，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的一個批示，四年之前的啦，我跟你復習一遍，老人家說：
“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再往前，他老人家一九五七年，也就是十年前，說：
“在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我們已經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勝利，但是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方面，我們還沒有完全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斗爭，那就是錯誤的。”
這段話在《語錄》本第十七頁。《九評》上介紹毛主席“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和政策，一共列出了十五條，其第二條說：
“單有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
這一切，說明毛主席真是厲害啊，考慮得真是復雜、長遠！我們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聽了真是渾身發抖、懷著萬倍的仇恨！只有從反面的立場才更能認識毛主席的厲害，他真是人民的大救星，是歷史迄今為止一切剝削壓迫階級的死敵！我一字不差記得這些話，反復體會著這些話，而多數的人們，只是嘴上跟著說說紙上照著抄抄罷了，我甚至還聽到共產黨員私下議論說毛主席把話說得太緊張太過份了呢！可悲啊，反而我這樣的反動分子倒是完全徹底地理解了！
他笑道，你也不要把自己說成反面的人物，如果社會果然倒退到舊中國的不堪的狀況，你這樣的人往往倒不至于為虎作倀，反而會轉過來成為民主斗士。許多大知識分子，包括一九五七年的右派頭面人物，其思想道路不是這樣的嗎？他們對舊社會不滿，并且對舊社會在政治思想文化戰線上戰斗有功，所以共產黨的新中國政權才承認他們也有功勞，重視他們，用他們做了高官。但他們主張民主自由社會，要“輪流坐莊”執政。馬列主義的共產黨怎能答應？怎能拿流血犧牲打來的人民江山搞這樣的試驗開這樣的玩笑？他們真是空想到家了，一股知識分子氣息，卻也咄咄逼人十分厲害！他們主張的是所謂中間道路。
范公望叫道，我不管什么道路，反正知識分子當家不是空想，而是原則！自古以來士人執政是實現了的，朝廷就應當是士人當家，學而優則仕嘛，這一直延續到章伯鈞羅隆基這些人能當到部長處于高位，初建國時從上到下這種比例很高，反右斗爭以后就收縮了，講依靠工農兵，講階級路線了，一直發展到“文革”初期北京高干子弟譚力夫講“出身論”，走到另一個極端，散發出“特權階層”和“上品無寒門”的歷史臭氣，所以這次平民學生特別有造反積極性，我骨里感到欣慰，我從骨子眼里是支持的，那也是我們右派可利用的力量，而不專為左派所有。運動初期李寶安到我們學校去用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斗爭警告學生，其實他自己也未必就弄得懂“右派”這個問題。中學生的思想成份并不單純，其中也有屬于我們的思想萌芽。自古以來健康清醒力量在國家政治中是否有地位，表現為知識分子是否主持朝廷。歷代儒家確立的“尊賢重士”的傳統是不容改變的，誰改變了它，誰就得不到“士”這個特殊階層的支持，歷史書是“士”寫的，你不把“士”弄好了，他們將來不會說你的好話，給你編幾個謠言也不算費事，過了幾百年以后才有歷史學家去考證是否屬實，甚至永遠也沒人理你這個茬，秦始皇得罪了知識分子，不是已經被罵了兩千年嗎？只有毛主席為秦始皇說了好話，但知識分子聽了不吱聲！這就是自古以來的中國文化，而不是什么工農兵，也不是什么“出身論”，至于革命造反，當然也不是，那只是民心可用而已！儒家“尊賢重士”的有關論述，現在一筆抹倒誰也不提了，我看要遭報應！有些人現在不吱聲，但正如《史記》上說的，“公子虔閉門不出八年矣”。公子虔這種代表人物一旦出來，那就要流血，把商鞅這種人五馬分尸！然后請知識分子出山，來起作用，治理天下。我也想不到我對“文革”的理解這樣越來越有歷史深度，能從反面去看。像我這樣理解的人是不多的，在雙方隊伍里都只有鳳毛麟角。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人理解到我這程度，那“文革”還要進一步斗得更為自覺、更為你死我活！
他笑道，你打了一個大算盤，有理論，有依據，理論竟然是《資本論》，依據竟然是《九評》，真乃是反其道而用之啊。我記得馬克思是這樣說的：
“創造資本關系的過程，只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因此，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
確實，這好像也可以用來對付社會主義社會，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勞動者跟勞動條件所有權在法律上是結合在一起的，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那么就針對這個來做“分離”、“轉化”、“改制”的工作，資本關系也就重新創造出來了。三百年前西方原始積累的景象就會在東方再現一次。毛主席不是說過嗎：
“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份人認為中國是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后再走社會主義道路。”
你老范跟黨內這部份人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比他們還進一步，或者說是道破了他們的天機，就是要對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下手，也就是有人只用一個字就高度概括了的，那就是一個“退”字，這么大的綱領只有一個字，一字之綱，也是好水平啊。一“進”，一“退”，兩個字，截然對立。照這樣看來，毛主席發動“文革”，把這個問題提交給人民，最敏感最明白的其實就應當是黨內的“公子虔”，目前正在“閉門不出”，一旦出來，就要把顏色給天下人看。黨外還有支持的力量，就是你這樣的“賢士”。這樣的“賢士”認為自己是未來自由民主政治的主體，是大染缸里的弄潮兒，不經意間就能當上議員市長省長全國委員，反正是成了社會的主人。又是一個大翻身，工農大眾成了新的“閏土”，而“賢士”們從此再不會被要求“與工農大眾相結合”，工農大眾要像閏土一樣尊他們為“老爺”，確實舒服得很，只差手中有一根讓阿Q心驚膽戰的“文明棍”了。但還有個疑問，他們實際上是為未來新的資產階級服務的，是依附在國內外資產階級這張皮上的，就像他們在古代只不過是依附在封建皇權這張皮上依附于“公子虔”這樣的權勢貴族，歸根到底還不能算是獨立登上歷史舞臺，有成為魯迅所說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之嫌，還有做漢奸買辦之必然，悲乎！悲乎！
范公望高舉雙手，“哈”地一笑，說：
“對于我們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這種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留戀舊社會。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這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中間，頑固地要走后一條路線的人。這后一條路線，在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所以他們實際上是準備投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這種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學技術界、宗教界里都有，這是一些極端反動的人。”
一共是“五界”，這樣說真不怕得罪人。毛主席說話太直爽、太尖銳、太不留情面了。我夠這個“極端反動”的資格嗎？對，我是在教育界的，在這個范圍之內，也許是的，哈！范公望說著，臉上微微地紅了。
他笑道，如果你不夠資格，我也不夠資格，這個問題我們姑置不論。馬克思揭露和批判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種種殘暴無理之后，寫下過這樣著名的一段：
“要完成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分離過程，要在一極使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一極使人民群眾轉化為雇傭工人，轉化為自由的‘勞動貧民’這一現代歷史的杰作，就需要經受這種苦難……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然而，馬克思雖這樣揭露，卻并沒有能改變歷史就這樣地發展過來，也只能解釋為“需要經受”，也就是說，歷史并不是按照善良法則和善良愿望發展的，正好相反，它是按照“惡”的法則，帶著惡相和血腥氣來發展的，真是無可奈何！現在我只問你，經過你的研究，你認為中國人民已經“經受苦難”而獲得的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還需要再一次地“經受苦難”嗎？還需要回頭去走三百年前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嗎？如果是的，那么就是說勞動人民確實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同樣也就是說，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努力既是可以理解的，又只不過是徒勞的？往前說，什么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什么農業集體化、國家工業化，本來就是大可不必的？乃至什么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本來也都是大可不必的？所謂“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倒是徹頭徹尾、徹里徹外、長久永恒是對的？這可是一個很大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真是有了血腥氣。試問，你認為，“公子虔”什么時候破門而出？怎樣破門而出？出來之后怎么施展他的威力？你將如何全力配合？
一陣沉默。忽然，房間里面傳來一股燃燒紙張的味道，范公望急忙去看，驚叫了一聲！他忙趕去，是柳春芳在一個盆里燒那書稿，已經無可挽救了。范公望嘆口氣，坐下來，說，燒就燒掉吧，燒掉也好，反正在我肚子里呢。他說，那就把一切交給歷史了，我們概不負責。范公望苦笑說，對，概不負責！還是柳春芳果斷，燒掉是正確的！燒掉為妙。多么輕松啊，一了百清！
他說，柳老師，對不起，也許我不該來的……。
柳春芳說，郁老師，你來得正好，真的要感謝你，這書稿確實不能留，我心里一直在猶豫、在害怕。剛才聽你們討論，讓我下了決心，不能再猶豫了。要寫書的話，可寫的東西很多，研究經史子集，分析明清小說，鉆研唐詩宋詞，照樣可以發揮才華、寄托思想，還可以增加學問、引來尊敬，何必空談政治？“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我們的夢該醒了！
一盆冷水，醍醐灌頂，他和范公望相視而愧，默然而出。
然而夢境依然。五月一日這天，他和喬麗足不出戶，在小屋里卻也聽到了大街上的喧鬧，好像走過一撥又一撥的人群，口號聲喊過來，又喊過去。他知道，這就是劉克成布置的“五•一大游行”，也同時宣告了“文革”串聯會的成立，工人造反派重新從四面八方“殺”了出來。另外，江進海這派學生可能也上了街，表示對工人階級的聲援。但是，令他困惑的是，第二天又聽到大街上像前一天那樣喧鬧起來，也是口號聲一陣又一陣的，雖無“五•一大游行”的氣勢，卻也連續不斷。難道還繼續大游行嗎？但他就看到有二十多個工人突然來到他的窗戶外面的空地上，而且其中有包吉，還帶著崇敬神情朝他這里望了一眼，但無意來打擾他。他們緊張地在準備做什么事。這時大街上傳來游行的口號聲，包吉手一舞，就領著那些工人向西朝大街上沖了過去，于是聽到了吶喊聲，他們好像去進攻什么而跟什么人打起來了。他立即想象到了一切，趕忙拉了喬麗，鎖上門，向東，馬上拐進一條小巷，以遠避他所估計的大街上正在發生的兩派沖突。
事情正如他所估計的，包吉那天正是領了一伙人多處沖擊了對方的游行隊伍，而且撕破了對方的旗子。這事情立即從街談巷議中聽到了批評，人們認為這是不對的。原來，“紅旗”派那邊見到“工紅”這邊重新“殺”出，并且更名為“文革”串聯會，于是也重新出現，打出了“大聯合促進會”的旗號，也組織人馬上街游行示威。群眾兩派斗爭就這樣重開戰局，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邊自夸說“文革串聯會好得很”，成了“好派”，那邊把這邊蔑稱為“文革串”，說“文革串好個屁”，成了“屁派”；但“屁派”那邊成立的“大聯合促進會”，也就被這邊蔑稱為“合促會”，后來干脆寫為“活畜會”。全市工人學生舊的兩派，就在這樣新的而且是污蔑性的名稱下，重新登上歷史舞臺，有如兩個比武的人都把臉抹黑了，出來再打第二個回合以決勝負。包吉這些人覺得對方可恨，卻也找不到制服對方的辦法，就簡單魯莽從事，沖隊伍，撕旗子，給自己造成了不好的影響。他們后來雖然遭到頭頭部趙家琪張大同他們的“警告”批評，而且貼出了《處分決定》，但并沒有改正，還是一犯再犯。
兩派這樣極其對立地重新問世，滿街大字報，互相攻擊。漸漸地，懶得關心的人越來越多，至少他就是這樣的心情。時光也就這樣地過去，他倒反而清靜了一些時，只當自己是“世外之人”，好像體會到“心生則種種魔生，心滅則種種魔滅”的意思，但當然，那對立的兩派是客觀存在的，不因為他的“心滅”就不存在。
炎夏之際七月底的一天晚上，有兩個穿圓領白汗衫的青年來到他的門上，對他說，“我們姜科長請你去”。他感到突然，過了一會才挺過神來，看出這原來是兩個年輕戰士，也明白了“姜科長”指的是誰。他跟喬麗說明了一下，就到公安局去。他想在前面走，但戰士說，郁老師，我們給你領路。就前面一個后面一個，讓他走在當中，領護著他走進小巷，曲折而行，來到深巷之中的一個小門面前，舉手敲了兩聲，門也就開了，里面有一個戰士。他跟著進去，走過一個小花園，來到一個小院，他就站在他到過的那個辦公樓面前了。原來，他們領著他走的是公安局的一個后門，平時大約鮮為人知。這給他此行帶來了一點秘密的色彩。姜順堂無非是要跟他交談交談，出于某種考慮，做了這種避人眼目的安排。
姜順堂準備了好茶請他，說一個人喝沒意思，請個能談談的朋友來一起品嘗才有意思。他表示感謝。飲了一口，果然清香甘醇。姜順堂說，一回生，二回熟，我們是朋友了，所以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我還想跟你做進一步的溝通。他一聽，明白姜順堂要說什么，就忙說，不用不用，一切我都理解。姜順堂說，從大的形勢，你肯定是能理解的，但具體的軌跡，你未必了解，我說一點給你聽聽。別的不多說，就說“一月風暴”以來的社會斗爭，中央一直是密切注視的，就是說，一方面讓群眾關心中央兩條路線的斗爭，這就是“文革”的主要任務，但另一方面，也沒有放松對一般階級斗爭的警惕，我們不斷得到這方面的提醒，這也都有中央文件：一月二十三日，《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的決定》上面就有鎮壓反革命和反革命組織的內容，接著，一月二十八日，就是《軍委八條》，第一條就說對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采取專政措施，還有關于“保護銀行問題的通知”，關于“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關于“不得把斗爭矛頭指向軍隊的通知”，關于“保護糧食、物資倉庫和監獄等問題的決定”，關于“民用航空系統由軍隊接管的命令”，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通知、通告、命令、指示、規定、意見，都體現了一個字，就是“收”，就是社會出現很多亂的現象不能放任不管，革命要進行，國家不能亂。
“文革”是一場特殊的革命運動，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是我們自己發動、為了教育和鞏固我們自己的，不是越亂越好，有的方面可以亂，有的方面不能亂。作為軍隊，我們當然很敏感、很重視。所以倉促上陣，性情很急，看到一些表面現象，沒有深入調查分析，就逮捕了一些人，還有你這樣所謂有歷史問題的人。我們的工作存在偏聽偏信，我們對中央精神也理解不全面，這是教訓。我們好心辦壞了事，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群眾。所以對你的問題，我們特別做了調查研究，結果沒有費事也就弄清楚了，我們“三月鎮反”對你是冤上加冤。給你的《平反決定》是經過反復研究、部隊首長過目，才定稿的，你還滿意吧？
他說，很滿意，很感謝，可以說是因禍得福。自從一九五九年蒙冤以來，八年了，是解放軍給我平了反，是解放軍真正解放了我。他感傷激動起來，淚水浮上了眼睛。
姜順堂握住他的手說，有你這個態度，我就放心了。對其他的人，也不是不重視，也一樣要一個一個地把問題弄清楚，有什么問題就是什么問題，沒有問題就是沒有問題。兩個多月之前，抓的人就陸續全部釋放了，但現在街上大字報還在批這件事。有的人確實給帶了一條小尾巴，可能不滿意。但我們不是機會主義者，不能無原則地討好群眾，如果有問題，還是要寫上去。你可能也聽到一些意見了？
他點頭。
姜順堂說，不是我們硬要面子，是有些人確實有一些問題，讓我們說他們完全沒問題、十分清白，怎么行呢？目前我們的認識只能到這一步。誰也不能強行要求我們必須怎么樣，我們是軍隊！說實話，如果說我們有錯，那也只是錯在時間上，還有調查研究不足，偏聽偏信，搞得不太準！
他感到處在了最尖銳的矛盾沖突之中，不好表態。他沉默著。
姜順堂給他斟茶，說，剛才我所說的中央的態度，至今也沒有改變，繼續有一系列的通知、通告下達，直到上個月的《六•六通令》下來，一共七條，糾正打、砸、搶、抄、抓的歪風，講得很嚴厲。社會形勢依然是復雜、嚴峻的嘛！“三月鎮反”這件事，我們已經糾正了，但有人要抓住不放，而且是全國性的。這種傾向是不對的，據我分析，中央的戰略部署不是這樣的，這樣對文化大革命是不利的。你研究了最近的報紙沒有？
他說，我買《活頁文選》，重要文章社論上面都有。
姜順堂說，報紙公布了去年中央對全黨的《五•一六通知》，還公布了毛主席去年八月五日寫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社論說，中國赫魯曉夫被揭露出來了，他就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內部的資產階級的總代表，他寫的《修養》一書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五月份以來報紙上最大的事件，就是打倒中國赫魯曉夫。關于今后運動，是報紙上的另一個重點，體現著一個“收”字。中國赫魯曉夫問題既然解決了，運動當然就應當“收”。社論公布了毛主席最近的講話，說：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后還必然要進行多次。毛澤東同志近幾年經常說，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我體會這段講話，雖然講的是不斷革命論，但同時也就講的革命階段論，作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任務是完成了，可以“收”了。是不是有這個意思？
他點頭。他心中卻回味著“以后還必然要進行多次”、“一、二次，三、四次”這些話，感到茫然。因為現在才第一次，就令人有難以為繼之感了。到底是偉人脫離了實際，還是人們跟不上偉人？偉人好像硬要拽著人們往前走。他似乎要認為，是偉人脫離了實際，但偉人想得有多遠、多深、多大，豈為常人所能理解？西方哲人巴門尼德說，“常人意見全無真理可言”，冷峻得有點使人不寒而慄。
姜順堂說，中央不但有這個“收”的意思，而且實際上也講得很明確，社論說，經過一年來的文化大革命，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被揭露出來了，同時，證明了干部大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階級陣線已經清楚或比較清楚了。如果把民主當做目的，就會走到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不要被私字、被無政府主義思想引到邪路上去。你看，還要說得多明白！報紙上還重新發表了毛主席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怎樣正確對待干部和群眾，還講要奪自己頭腦里“私”字的權，還說，最近，毛主席著重指出，“必須善于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北京接見了軍訓會議代表。對學生實行軍訓是什么意思？用這個方法“收”嘛！報紙說北京航空學院開始復課鬧革命，從以大批判為主，逐步轉到以學為主。你看，處處體現了“收”的意圖。我說得差不多吧？
他點頭，他同意姜順堂的分析。
姜順堂說，可是，你要“收”，是不是就能“收”得起來，已經成為一個大問題。造反派不但不想“收”，他們還要東山再起、繼續鬧。先是“文革”串聯會成立，接著針鋒相對是“大聯合促進會”成立，一個說“好得很”，一個說“好個屁”，在大街上就能打起來。武斗的空氣越來越濃，不但亭州這樣，全國也是這樣。亭州電機廠剛剛發生的事情，你聽說嗎？
他搖頭，他確實一點也沒有聽說。
姜順堂就把情況告訴他，是這樣：傍晚以后，“文革”串聯會有很多工人涌到亭州電機廠門口去，說是電機廠抓了他們的人。電機廠關上大門，形成了對峙的局面。得到消息后，軍管會負責這方面工作的王海來科長，就到電機廠去了解情況。引起事情的這個人是梅有韜。他不知為什么跑到對立面的電機廠里去了，結果被扣留在那里。“串聯會”方面涌去的人越來越多，現場混亂，弄不好會爆發武斗。王科長陷在電機廠里出不來，外面許多人不了解情況，就說軍管會有人在里面支持屁派。大標語上了街，說我們支右不支左，還點了王科長的名，說他是這次事件的“幕后指揮”。這些話說了有人信，因為一部份人跟我們情緒對立。
現在怎么辦？他問。
姚主任打了電話還不行，宋政委親自打了電話，電機廠才把王科長和梅有韜放了出來。現在，人是放出來了，電機廠門口解圍了，但是王科長讓群眾弄到“串聯會”去了。
他聽了就覺得自己負有某種責任與義務，他試著說，我可以作為一個中間的群眾去找他們談談，劉克成梅有韜這些人我都認識。
姜順堂給他斟了茶，說，你這是好心，我支持，但我請你來，并沒有這個意思。西方哲學家說過，“不要跳進渾濁的水中”，我不能讓你跳進渾濁的水中。不過，你有機會如果能勸勸他們，也好。要提醒劉克成，歷史不是讓人想怎樣就怎樣的，是好是歹，最后總要給每一個人軋賬，說不定啊，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獄。說句最正面兒的話，他上要對得起毛主席，下要對得起跟在他后面的群眾，這就是他現在的位置對他的要求。歷史，最不會原諒人，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大浪淘沙。這些，他懂嗎？他有充分的準備嗎？我們這些人是在渾水里泡過來的，見過多少人上天堂、多少人下地獄。孔夫子站在岸上看大江東去，發出一聲嘆息，“逝者如斯夫”！就這么一句話里，里面有多少沉重的歷史！
他很欣賞姜順堂這番詩意的發揮，但他沒有說話，因為他面對的不是平起平坐可以隨便交談的范公望，他也本能地避免奉承。
來，喝茶！真高興！幸好姜順堂自己就足夠興奮，也無須他再湊趣。離開姜順堂那里時大約也才九點多鐘，他就到明德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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