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他被安裝在屋檐下的廣播喇叭弄醒，只聽得女播音員反復說道：亭州造反有理廣播電臺，亭州造反有理廣播電臺，現在開始廣播！
這立即使他對宗進庭告訴他的、還有他已經從報紙得到證明的“一月革命風暴”，有了更直接具體的感受。亭州廣播電臺一定是被造反派接管了，也就是“奪權”了。亭州為縣級市，無報紙，廣播電臺也就是本地最主要的輿論機關了，從“奪權”的意義上說，確實是第一步就要奪到手的。
造反派的女播音員用一口很好的普通話播送的內容，他一聽就知道，是昨天他在報紙上看到的《人民日報》社論，滿篇都是號召“奪權”。播送社論時還別出心裁地加了一種墊底的音樂，他聽出來了，是《黃河頌》的雄渾的男高音：我站在高山之巔，望黃河滾滾……
他需要立即去做的有兩件事，一是到老家鄉下去看望父母，二是到勞改農場去看望喬麗。他想起了四個月之前他的回鄉，是鄉下的青年文槐給他報信，讓他金蟬脫殼而去；接著他去探望喬麗卻沒有能見到人，勞改農場的不平凡的女干部徐場長對他卻是友好的。現在，他就像在一個漩渦里轉了一圈，又轉到原來的位置，他又準備去看望鄉下老家的父母和勞改農場的喬麗了。這里存在著一種“形式”，他的人生目前就局限在這樣的一個固定的“形式”里。范公望、柳春芳造出“形式論綱”這個詞，還是有哲學意味的。但他需要到學校里去補領這四個月的工資，這又是在某一“形式”之中，完全離開了“形式”就不知道飯到哪里去吃了。人類生活在“形式”之中，有人喜歡這種“形式”，有人喜歡那種，彼此還爭吵著、斗爭著，以至于大打出手發動戰爭。
廣播喇叭里反復說道：現在播送，亭州市十大系統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產聯合倡議書！
江進海來了，還跟來一些學生，其中一個也是他注意過的：小個子，上下相比，那身子像個小孩，那頭顱卻不是的了，但面目仍像小孩。戴著深度近視眼鏡，那眼鏡玻璃起毛，以至你看不見厚鏡片后面的眼睛，整個面容只是蒼白模糊一團，無所謂五官。這使他想起了《莊子》說的面無七竅的“渾沌”，是模模糊糊、大智若愚的形象。江進海特地介紹說，他叫林集，樹林的林，集中的集，是我們的紅衛兵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林集立即羞愧地把頭低下去，而又克服著這種羞愧，向他鞠了一躬，叫了一聲“郁老師”。他說，林集這兩個字，就是林中鳥兒很多、生機蓬勃的意思。大家笑起來，林集的蒼白的臉紅了起來，憨厚地笑著。
江進海問，郁老師把那份材料看過了嗎？他有意平淡地說，看過了，形式論，意思難懂，是講哲學的。江進海臉上現出疑問，“噢”了一聲。
林集立即開了口，問，純形式嗎？形式下面不隱藏內容嗎？還有人性論呢？那些人性論的暗語，正題、反題、合題，說的是些什么意思？都是具體有所指的。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反映存在。我們覺得這是一部政治文稿，只是披著哲學的外衣。如果說范公望當年被定為右派邊緣時，其實還沒有屬于自己的右派思想，那么這部文稿就是貨真價實的屬于他自己的右派思想。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七年，他十年磨一劍，磨出來了，亮霍霍的，就是要否定社會主義，當然也就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們向往復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向往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
他暗吃一驚，這個看上去不起眼的學生，不會超過二十歲，有著這樣清晰明快的理論邏輯和堅定的政治立場，而且出口就是十分凌厲的語言，如果動起筆來，就更不在話下了，是一種人才。他又愛又怕，后生可畏！
他幾乎有點慌亂地說，對，你說得對，但是，下結論，是，是……
是要慎重的！江進海代他說出了這句話。
他羞愧而無力地點頭稱是。
郁老師是看出問題的，只是郁老師不想這樣說出來，這個我們能理解。我們也不想給這兩個作者戴什么大帽子，但我們既然發現了這部書稿，又明白了它的內容，就不能置之不理，我們要深思，要批判。這部書稿不是一點價值沒有，價值就在它向我們敲起警鐘，從反面說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他只有點頭，好像在代那還不認識的范柳二人接受批判一樣，他無法認為江進海說得不對。
這個范公望是個兩面派，他曾經策劃朝陽初中的學生打倒校長，在我們靜坐期間還支持過我們。想不到他暗中為資反路線效勞，他化名寫了批判我們靜坐的大字報，后來又寫了《評醫校靜坐學生向何處去》，一論，二論，三論，竟然模仿《九評》，一共寫了九論之多！那時把我們壓得抬不起頭來，他可恥地充當了資反路線的黑筆桿，是一個政治投機分子。他的“九論”是以“煤碳公司工人階級紅掃帚”的名義寫的。
江進海這樣一說，真讓他無比吃驚。他說，這個“紅掃帚”，我也是注意到的。江進海激動地說，當時我們靜坐結束回到學校，面對著又一次白色恐怖，學校里陰風嗖嗖，街上也沒有一張支持我們的大字報，清一色全是批判我們的。“紅掃帚”在這里面起的作用最大，好像是他們的“社論”一樣，它在外面每出一篇，學校里面就上來一批附和的大字報。我們好像面臨滅頂之災，遭到這樣的九次圍剿。真是圍剿革命派，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如果按它所說，那我們就都成了“反黨分子”。后來我們好像被擊潰一樣，都跑出去到全國大串聯，亭州的“文革”進入低潮兩個月，但工人運動起來了。
范公望雖然是白色恐怖的打手，但他是不公開的，他一定是被暗中收買了。“紅掃帚”后來消失不見，直到現在也沒有出現，但我們一直放在心里。我們也聽說文章出自一個右派分子之手，但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以為是煤碳公司的職員，當時我們還沒有能力去查問這個人。隨著“一月革命風暴”的到來，煤碳公司造反派來告訴我們，他們批斗當權派時問出了“紅掃帚”的秘密。原來，竟然是朝陽中學的老師范公望。經過我們調查，范公望不是右派分子，也沒有戴帽、摘帽，但他同情右派言論，作內定右派處理，準予大學畢業，正常分配工作。“紅掃帚”的幕后指揮是宗進庭，加上煤碳公司這個當權派，他們是單線聯系。這樣我們迅速跟朝陽中學紅旗兵團聯系，說服了他們，因為他們以為范公望、柳春芳是支持他們的，在學校里他們確實是他們這一邊的，他們想不到這兩個人骨里是這個面貌，于是認識到了階級斗爭的復雜性。我們聯合行動，突然襲擊，闖進范公望家中，結果，查出了《九論》底稿，還發現了這部書稿！
驚心動魄，他說不出話來。而且看書稿時他思考過范柳的投機性，想不到卻這樣真實！
我們是不愿意采取這種行動的，但別的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江進海似乎從他臉上看出了惻隱之心，又補充著做解釋。他說，不不，這是可以理解、無可非議的。這時，林集說，只要目的正確，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為了達到正確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他聽了不由得深為折服、深愧弗如，感到自己的渺小。這些年輕學生在政治運動中迅速成長著，顯得多么老成持重、堅定自信啊！他們是歷史上革命者的再現。當年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派的骨干，不就是這樣的一些很年輕的人嗎？中國民主革命當中的情況也同樣如此。年輕的革命者代表著歷史潮流作為時代先鋒開辟著歷史前進的道路！
江進海說，郁老師，上午我們在朝陽中學里面有個批判會，跟我們一起去吧？他從來沒有考慮要參加學生的活動，而且是到另一個學校去，這簡直是要把他的活動范圍無限擴大，他感到可怕。他顯得很平庸、卑微地說，我要回去看望父母，還要去看望我的妻子。江進海說，你的工資還沒有補領，你最早也得明天才能回去。我們讓你看一看“紅掃帚”是什么樣子，不要你發言批判，你在下面當觀眾就行了，只當你是自己偶爾走到那里去的。今天我們也不批判他的這個《形式論綱》，我們先來批判他的《九論》，揭開“紅掃帚”的畫皮，讓大家看看活生生的階級斗爭。他的《九論》，是要用我們的鮮血去染紅的呀！
他聽得心里怦怦然，并且進而覺得自己有義務去參加這個批判會。
走吧！江進海說。
他無力，也無法推辭，也就鎖了門，跟著他們到朝陽中學去。這有點仿佛二十年前，在那漆黑夜晚、蘆葦叢中、鄉間路口，他不得不跟著“除奸隊”走，而深懷恐懼。從實質上說，他這又是“義無反顧”去參加“除奸”了，雖然換了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氛圍，手中也沒有被塞進一把上了子彈的手槍，且被許諾只當看客。他心事重重、糊里糊涂的跟在學生后面走著。
路上，林集走到后面來，走在他身邊，說，郁老師，我覺得現在發生的斗爭，有點像美國的兩黨，一個是杰佛遜思想為代表的民主黨，一個是漢密爾頓思想為代表的共和黨。我們可以像范公望、柳春芳這樣，撇開具體社會的、階級的內容，而僅從抽象“形式”上來分析這兩個美國政治家的主張。
他一聽，甚感興趣，就聽林集說下去。
林集說，杰佛遜認為，人們通過契約而建立政府，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天賦權利，政府權力來自人民的委托，如果政府損害人民權利，人民有權改變這個政府。廣大人民不是生來在背上就有一副馬鞍，供人騎跨驅使，少數幸運兒也不是生來就手中就有馬鞭、腳上就有馬靴，理所當然可以騎在人民身上。人民的平等權利以及言論、出版、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的天賦之權、不可剝奪。人民是國家一切權力的根源，人民革命是防止政府腐敗的良藥。人民有權推翻暴政，即使在共和政體下時常發生一點暴亂也是一件好事。人民革命可以養成人民關心國家大事的習慣。杰佛遜還認為，人民的誠實不會隨著財富增長而增長，因此選舉權、被選舉權不應受財富的限制。他說“人為的貴族”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原因，但缺乏教育的人民又不能勝任國家事務，所以要發展人民教育事業，教育人民、提高人民，從中培養大批德才兼備的人，這是保障人民民主權利，防止國家政權腐敗的有效辦法。這樣就能用“自然的貴族”，取代“人為的貴族”，使人人具有平等的機會，從而為美好的社會國家而奮斗。他還提出“人民監督”的原則，人民選出代表，人民也可以撤換代表，以防代表變成“豺狼”。要使每一個人感到自己每天都是國家事務管理的參與者。論階級，杰佛遜的“人民”，主要是工商業資產階級和中小農場主，但從“形式”上抽象出來看，杰佛遜的思想就跟毛主席的思想一模一樣。毛主席的“人民”，以工農為主體，是更為廣大的人民，但關于民主的思想主張，在“形式”上，毛主席的思路跟杰佛遜的處處吻合。杰佛遜就是美國的毛澤東，毛主席就是中國的杰佛遜。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在無產階級專政前提下，對人民民主的一次大發動、大實踐，人民完全感到史無前例地獲得了民主權利，但人民還不一定就能運用好這么大的民主權利，會有一個不可避免的鍛煉的、甚至是某種曲折的過程。我們已經感到，黨內對立的勢力很大，加上習慣的勢力，還有被打倒了的勢力，毛主席說道路是曲折的，道理大概就在這里，但真正的革命本來就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越是徹底的革命就越是會遭到最頑強的抵制，反修防修的革命更應當是這樣，如有曲折，是不奇怪的，不曲折、無反復，一蹴而就，倒是奇怪的，《十六條》上其實已經有這種暗示。你說呢？
他不由得十分惶愧，而且林集這樣輕易地說到“曲折”、“反復”，真令他害怕。他老實說，這個問題我沒有考慮到。他心里很佩服這孩子。林集卻固執著問，我是說“形式”上，是不是有相似之處？他不得不回答說，有相似之處。
林集繼續說，漢密爾頓代表大資產階級、大農場主。主張用鐵的手腕統治群眾、限制民主。他認為“人是自私的”，“人對于人是豺狼”。認為在一切社會內部只有少數與多數兩種人，少數就是富人和出自名門的人，多數就是人民群眾。多數總是樂于破壞，反復無常，很少能做出正確判斷和決定，經常處在不安狀態，終日受人欺騙，經常犯錯誤，是不可信的。只有那少數人富于理性、具有知識、善于決斷。應該讓富人和出自名門的人突出地、永久地掌握政權，以控制人民群眾的不穩定狀態。郁老師，你看這個漢密爾頓的思想，從“形式”上看，像不像資反路線？像不像我剛才說的勢力很大的那一方的思想？甚至就是他們傲慢自負的人格也像。我看很像、像極了！林集憤激地自己作了回答。
他說不出話，只覺得有一種悲憫之感。范柳二人企圖繞過內容，在“形式”上做文章，來否定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和當前運動；而林集也從內容抽象到“形式”，來進一步肯定社會主義和當前運動。這之間的對壘何其森然，決不相容！而他個把小時之前，卻認為范柳在同路人意義上也含有“造反精神”。但現在看來，范柳的“造反精神”，跟林集他們，卻是互相沖突的！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由跟另一種自由的沖突。假如有機會讓他們面對面出現在政治舞臺上，一定會發生最激烈的斗爭！于是，自由就等于斗爭！
只聽得林集繼續說，在美國是民主黨與共和黨斗爭不停，一直斗到現在，但他們有一種限度，不能突破某種范圍。中國是一黨執政，兩種思想表現為黨內的爭論和兩條路線斗爭，本身就限定在黨內上層這個范圍之中。毛主席這回要來突破這個范圍，一竿子到底，讓全國人民都來參加討論、參加斗爭。沒有比這樣更徹底的了，但比起美國，有很不利的一面，就是“天下大亂”，不過毛主席不怕這樣的大亂，而且要發動這樣的大亂，他相信和依靠群眾，同時也像化學家探索物質變化規律一樣，看看試瓶里到底起什么反應、變出一些什么東西來。
人家兩黨斗爭，好比雙方約好在規定的棋盤上廝殺，再怎么斗得厲害，棋子敲得再響，嘴里還罵罵咧咧的，棋盤仍是穩定和安全的，旁邊照樣可以擺一杯茶，別人照樣可以興致勃勃觀戰，每次總統大選好像全國的節日一樣，可能還促進了各行各業生意興隆。而我們，才打破常規，立即大亂，“你死我活”。上面有人施加反作用力，不許訴諸群眾；而下面的人民，一下子獲得這種大民主，感到特別來勁，好像死都不怕。人民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喊人民萬歲。上下呼應，多么悲壯啊！這正說明發動“文革”是有現實基礎的。我有時想想眼淚都掉下來！恩格斯說得好：“國家最多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斗爭勝利以后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毛主席領導我們進行的不正是這樣的斗爭嗎？這可恨的“國家廢物”，滋生著官僚主義和草菅人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看來，我們距離消滅“國家廢物”，還有很長的路程。問題在于，是不斷地朝這個方向努力，還是朝相反的方向努力？這決不是“烏托邦”，而是跟每個人有關的現實！
他聽著不由得點頭，太佩服這個學生了。
林集繼續說，如果把黨自身一分為二，形成中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像造反派，就可以投民主黨的票，保守派，就可以投共和黨的票，誰得票多，誰就執政，一屆或兩屆，看看成效如何，由全國人民根據現實需要來決定棄取。選上臺的貫徹新政，選下臺的監督和議論選上臺的，國家始終穩定、追求進步。豈不很好？最起碼這樣就不亂了，也不會因為怕被打成“反革命”、或者有個人野心，而斗爭得“你死我活”。這是釜底抽薪，化大亂為小亂，以小亂化大亂。美國之所以立國二百年兩黨斗爭不停，卻高度穩定，越斗越穩，原因就在這里。我很想給毛主席寫封信，談談我的這個想法，趁他們老一輩的健在，順著“文革”的實踐，來個黨內的兩黨競爭吧。
他真的聽呆了。林集這一番“高論”，確實說明這孩子能動腦筋。但大約，與其對林集表示贊揚，不如對林集加以勸阻，要不然就可能害了這孩子。這樣的政治問題，可不是隨便談著玩玩的，林集的議論跟范柳的書稿一樣是書生之見，只不過一個是右的，一個是左的。
他站下來，對林集說，我比你歲數大些，我要勸你一句，你自己怎么看書、怎么思考，都可以，但千萬不要把你考慮的哪怕多么自認為正確的東西寫成這樣的信，只怕你的信還沒有送到中央，就會有人來找你談話了，那你一輩子可能比我還慘，因為會有這樣的“形式”立即把你列為危險分子。這樣的“形式”就源于你引用的恩格斯所說的“國家廢物”。“國家”不是抽象的，哪怕完全是一堆“廢物”，也是跟掌握“國家”的人們的利益直接相關的。你掌握“國家”嗎？我掌握“國家”嗎？只有各級黨委、機關干部、各行各業的領導人，才真正掌握“國家”。這些人作為人并不是“廢物”，是跟我們一樣的人，很多方面比我們強。列寧引用過一句著名的格言，說，幾何公理如果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人們反駁的。何況不是作為自然科學，而是政治議論呢？如果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就會遭到十倍的抵制和否定。你讀《法蘭西內戰》，那里面不是把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講述得很清楚嗎？你要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一切，把握一切，包括把握你自己！美國是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經濟掌握在無數資本家手中，上層建筑的兩黨再怎么斗，那經濟基礎是穩定不動的，兩黨相斗的結果，是調整對內對外政策，以更有利于經濟基礎；我們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經濟是全民的或集體的，是公有制的，能夠兩黨制嗎？很難想象。目前“文革”中揭露出來的上層斗爭的內容，好像是要不要這個公有制的問題，走哪條道路的問題，這樣的斗爭內容，其結果，要么堅持公有制，要么否定公有制。美國兩黨再怎么斗，不會改變私有制的基礎。也許，只有私有制為基礎的國家，可以玩兩黨制的游戲，而我們不能玩，除非我們的基礎變成了私有制的，才有這個可能。總之兩黨制這個問題很復雜，不是簡單搬用過來就行，所以談這個問題很危險！
林集無言以對，沉默著。
他繼續勸告這孩子：正如你所說，你已經意識到，中國雖然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但在上層建筑里卻有大大小小無數的“漢密爾頓”，照他們的心思，最喜歡資反路線那一套，而且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資反路線就成為法律的基本傾向了，所以才有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和人民的積極參加。貴族的特性就是草菅人命。為什么呢，因為他們是貴族，要維護并且無限擴大自己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地位和利益，他們是特別殘忍而又狡猾無恥的。迄今為止，天下烏鴉一般黑，貴族就是貴族，他們不可能退讓半步，你今天只要得罪他一句，他明天就一定要對你報復得不成比例，這早已為中外歷史所證明。所以理想的存在和為真理而斗爭也才綿綿不絕。你可以是戰士，但還應當擁有智慧。明哲應當保身，哲學上的泰州王艮學派就認為，身是天下國家之本。我若無身，何談天下國家？舍生取義雖是最高境界，但那要看時候，只有像譚嗣同那樣才算是值得，但畢竟也令人惋惜。還有，關于民主問題，什么兩黨制，我認為，毛主席的思想比兩黨制的民主還要民主，是人民的大民主，是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企業，管理文化教育，就是說，人民自己管理上層建筑，管理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一切的一切。人民國家不是少部份人管理國家，多數人在少數人管理下分配到一定的權利和義務等等，那即使弄得很不錯很理想，和幾千年的禮制等級社會的區別又何在呢？何況禮制等級社會的結果，中國幾千年歷史已經表現得很充分了，不過是一幅令人失望的圖畫。所以，社會主義應當是人民直接管理國家。毛主席要的是這個。毛主席好像是要用“文革”來強調，大民主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以外的東西，應當就是人民日常享用的權利。“文革”就要求這樣來認識和體現“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要求全體人民來關心國家大事，而不是少數人關在議會里做決定來讓人民服從。所以毛主席所設計的人民民主，是超過了美國式的兩黨制的。
林集愧色滿面，心悅誠服，聲音低弱下去，說，是的。
他說，從“形式”上來說，任何一個負責的政治家，都想消滅人類的悲劇，治國平天下。人類悲劇正是由負責的政治家和不負責的政治家共同造成的。秦始皇這個大政治家，結束了幾百年戰國紛爭的悲劇，開創了中國的統一局面，但消滅六國的過程本身就是無數悲劇的相加。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永遠處在悲劇之中，所以在文學上悲劇的地位高于喜劇，如果一個喜劇較有文學價值，也因為它表現的其實是悲劇，而不是淺薄的笑料。我很早就只愿做個文人，不愿從事政治，我沒有儒家的積極的抱負，我更想做個農夫，也就是自耕農或者小地主，有點像陶淵明，但那是不現實的。盡管如此，我還是吃了苦，而且半輩子下來了。我也很欣賞禪宗，但做到那種“一個蒲團坐千年”的人，幾乎沒有，還是只有在現實和內心里掙扎浮沉。你們還年輕，千萬不能做不現實的事情，千萬不要毀了自己的一生，一生畢竟是有限的！說著，他的聲音都有點變了。林集注意到了他心情，說，郁老師，我接受你的意見。他說，你也不一定要全部接受，你理解了就好，我就放心了。他幾乎表露了對這個孩子的器重之情。
朝陽中學到了。“東方升起了紅太陽，哎嗨，升起了紅太陽……”很遠就聽到學校高音喇叭嘹亮的歌曲，他的心隨著就跳得厲害了些。一種緊張熱烈的氣氛立即裹挾著一切走近這里的人，好像被俘虜了一樣。
學校大門兩邊墻上的大標語說明著今天的主題：斬斷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黑手！批判投靠資反路線的兩面派！這兩條標語使他的心跳得更快了些，如同身受一樣，因為范柳畢竟也是做教師的人，所謂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大約就是這種心情了。但范公望寫出“九論”來幫助“資反路線”圍剿學生，這是他很難同情的。然而，他的另一面卻是能寫出《形式論綱》這樣“獨立思考”的文章，這里存在著人格的矛盾，令他感到些困惑。這里面是否有可以理解的“權宜之計”、“虛與委蛇”呢？但那是不足為訓的，不應當這樣隨便。
人們在走向會堂。朝陽初中的校園很美，有很多樹木。一眼望去，校園里到處仍是積雪，但主要道路清掃過了，路邊堆著的雪在陽光下開始融化。他覺得要避免跟江進海他們一道進會堂，就有意離開了他們。
批斗會的“形式”總是搞得很怕人。先是臺上空空的，沒有一個人。后來坐在前排的兩個學生（一男一女）站起來領呼口號。接著就在全場一片口號聲中，腳步聲咚咚的從臺下推上去兩個人，每個人都有兩個學生反推著膀子，往前直推，一直推到臺口當中面對臺下站定，這才放下了他們。學生退后一步，站在他們身后。這時口號領呼不停，把“火藥味”加濃到極點。但好在并沒有叫他們下跪，他們基本上以一種自然的姿勢站著，只是自己把頭略微低著。
他看清了，是兩個年輕教師，那女的，他沒見過，那男的，正是在看守所里跟老劉隔一個人坐著的那個“知識分子”。老劉說，你不要以為只有你是知識分子，我們里面也有知識分子。說著就指了指身邊瘦瘦的一個人，臉上略帶微笑、故作鎮靜。原來，就是這個范公望！真是久違了。當時作為“我們的知識分子”，其實是很慚愧、很尷尬的，雖然是坐在老劉那邊屬于審他的人之一，但在內心世界倒好像受著他的審問一樣。
作批判發言的，有朝陽中學的馮小琴，有醫校的林集。可以說，范柳二人確實被“剝開畫皮”，揭露出“丑惡靈魂”，這夫婦二人頓時在人們眼中成了“不恥于人類的狗屎堆”。最后，“勒令”他們作“徹底交待、深刻檢查”。這兩個可憐的人回答了一聲“聽到了”，就像上臺時那樣被反著臂膀推了下來，從門口推了出去，急促的咚咚的腳步聲震撼在人們的心頭，造成了極為恐怖的印象，使人感到似乎不必這樣，可又感到這也是必要的“形式”，于是就默認了，而且還繼續跟著呼喊口號以便齊力達到應有的氣氛和某種效果，似乎也可借以壓下或釋放剛才心頭的恐怖。接著是朝陽中學紅旗兵團的學生頭頭站到臺上去講話，并且歡迎煤碳公司工人階級代表講話，都是義憤填贗。
似乎作為最重要的，是歡迎醫校井崗紅衛兵代表江進海講話。江進海的口才鍛煉得極好了，從容不迫，滔滔不絕，慷慨激昂，不斷引起熱烈鼓掌和輕松的笑聲。有一個學生走到臺口，向江進海遞了一個紙條，江進海看了一下，放進口袋，繼續他的演說，但很快收尾，話題就來了一個突轉，說，現在，不要以為“一月風暴”來了，資反路線被打敗了，可以高枕無憂了，不，決不是這樣。
毛主席說上海的“一月風暴”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為什么這樣說？毛主席是從政治思想意義上來說的，不是說原上海市委市人委就跟國民黨上海黨部政府一樣是敵對政權，要不然你怎么理解運動的結果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這句話呢？這次革命的一個特殊性，就是重在政治的思想的意義。
如果不進行“文革”，如果“文革”不能勝利，一些領導人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復辟資本主義、成為資產階級代理人，背叛社會主義和廣大勞動人民。現在讓他們靠邊站了，其中的大多數，會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其中的極個別，有可能問題較大，要受到“清洗”的處理；“一月風暴”就這樣有力打斷了一些人蛻變為“紅色資本家”或資本主義代理人的自然進程，就這樣具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意義。
假如從中國赫魯曉夫的角度，從走資派的角度，請范公望、柳春芳來給“一月風暴”定性質，他們就會造謠說，這是地富反壞牛鬼蛇神反革命暴動，他們要像鎮壓巴黎公社的劊子手梯也爾那樣，手持法律，高喊秩序，走進巴黎，實行白色恐怖，把那些造反的統統抓起來，高中二年級以上的學生也要抓，但考慮到這些工人學生是毛主席號召出來的，那就留個面子，不殺頭或少殺頭，下達指標，每人判十年到二十年，看以后還有誰敢造反？（會場上發出笑聲）。
這還不是活生生的階級斗爭是什么？但現在把范公望、柳春芳也扯進來，是不是冤枉了他們？不是。我是有根據的，這個根據不僅僅是今天所批判的他們的“九論”，還有他們寫的一部書稿。這部書稿，被紅旗兵團和我們發現了，大約有八萬字，還僅僅是個提綱，叫做《現實烏托邦形式論綱》。他們認為，毛主席領導建立的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社會，中國的這個現實，不過是一個烏托邦，眼前的文化大革命，還有什么“一月風暴”，那就是為捍衛烏托邦而進行的垂死掙扎了。所以，這部書稿的反動性，怎么估計也不過份！
什么是烏托邦？就是空想，不可能真正實現，最后一定要失敗。什么才不是烏托邦？在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才不是烏托邦。在中國請美國人來當家，讓西洋東洋一起來瓜分我們，吸我們的血，才不是烏托邦。以解放前的舊上海來說，一方面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青紅幫、交易所，另一方面是包身工、妓女、吸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那才不是烏托邦。他們這話你們同意嗎？（會場上齊聲怒吼：不同意！）
我敢負責地說，他們的書稿，說穿了，就是這樣的思想內容。誰說初中老師不及高中老師有水平呢？我不這樣認為。但這兩個老師販賣的，也不過是以前右派頭面人物臭名昭著的老觀點，我很為他們可惜，他們如果能拿出真正新的東西出來，那就更好了。記得在運動初期的時候，資反路線要把我們這樣的人打成“右派分子”，教育局長李寶安還到這里來拿這個嚇唬過你們，被你們把他拉下了馬。你們記錄的他的講話的傳單，我收藏了一份，那是寶貴的資料、歷史的見證！這次運動中，真正的右派分子有沒有？是有的！《十六條》的第八條《干部問題》，把干部情況分為四種，一，好的；二，比較好的；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這就說明，這一回，“右派分子”這個帽子，主要是給當權派中的少數人戴。當權派中少數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跟右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張是一致的，他們要實現的，就是當年右派未能實現的抱負，所以給他們戴“右派”帽子很確當。但因為當權派是領導干部，從前都是他們給別人戴帽子，好像他們有什么政治特權似的，現在呢，卻要通過群眾運動給他們戴帽子，所以許多人感到不習慣、不理解，而且還斗膽地很懷疑。文化大革命就這樣把最危險的右派在哪里指了出來，不光是在黨外，更重要的是在黨內，最危險的是在中央。這就是毛主席對解放以來十七年斗爭的認識和總結，也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斗爭總結，從而進一步指明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方向。
資反路線現在準備給范公望、柳春芳戴帽子，要給他們戴的帽子，上面要用紅筆寫上“最可愛的人”，以后要給他們加很高的工資，提拔他們到顯赫的崗位，給他們很多榮譽、很多頭銜，讓他們特別有尊嚴、有體面、有享受，還可以經常出國觀光、周游世界，從而能夠完全徹底背叛人民，不與人民為伍（會場上笑了起來）。
我在這里特別說明，我們沒有說范公望、柳春芳就是右派分子，你們也千萬不要這樣說他們，這樣說就干擾斗爭大方向了。但他們二位對我們是不會客氣的，他們如有機會，一定要給我們戴帽子，什么帽子呢？給我們戴的帽子因為是給走資派當“幫閑”的知識分子發明的，名稱就取得比較長、比較花哨，叫做“社會主義烏托邦‘文革’牛鬼蛇神垂死掙扎分子”！（會場上哄然大笑）
我們被怎么樣不要緊，革命烈士說得好，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我一個，自有后來人。文化大革命總是要結束的，任何社會也不可能永遠處在造反運動之中。但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為一次運動，最后只能被毛主席收起來，而不能被走資派及其幫閑污蔑并且鎮壓下去。這是運動以來天天斗著的一個問題，也是我們天天感到、天天想到的一個問題。
如果文化大革命被否定，這個運動要反對、要防止的一切，就會變本加厲，瘋狂實現。革命成了反革命的催化劑，進步成了倒退的催化劑，歷史往往如此，是一種反復。那時大大小小的中國赫魯曉夫，這些“紅色資本家”，就會以最黑的心腸，最血腥的手段，讓資本主義公開地放心大膽地全面復辟，讓勞動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讓國家陷入最空前的混亂、最深刻的危機之中。如果那樣，現在還看得不十分清楚的，那時就看得更清楚了，更大更深刻更明確更直接的革命，就會爆發出來，以今天的“文革”為榜樣，人民高喊著“毛澤東”的名字，奮勇前進！（熱烈鼓掌）
也許，正如北京的傳單上寫的，我們現在的革命，正是為了將來的革命，而現在的革命，不過是一場大演習。毛主席要反修防修，但是不是一定反得了、防得住呢？我們是有信心的，但毛主席自己認為也不一定，他說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他在這方面說了好多話，但我們的體會是不是足夠了？以我們的年齡和經歷，就不可能足夠。好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用文化大革命的實踐提出了、并且讓歷史記住了他的反修防修理論，這是最重要的。他是為中國人民的現在，也是為中國人民的將來的！（熱烈鼓掌）
被推翻的舊制度、舊社會一次兩次的復辟，在歷史上不但可能，有時還是必然，但難道我們能眼睜睜看著歷史倒退、社會主義事業前功盡棄嗎？當然不能。
我們這樣的人確實缺少社會經驗，很難具體想象“隨時可能復辟”以后是個什么樣子，但運動以來，我們已經能夠深切感到那種情況的可怕，我們的神經一天天繃緊，想松開一點也做不到。無論我們本來是帶著什么私心雜念或者很簡單的頭腦來參加運動的，斗爭的現實讓我們一天天成長。有時我覺得我都老了，我哪里像二十歲的人，我起碼四十幾歲了！（會場上發出了笑聲，并且鼓掌）
現在有了新的情況，我們的革命隊伍分裂了！南京的、上海的、重慶的、全國的造反派都在發生分裂！情況各異，但很有規律！一部份老造反，他們被暗中勸降了，成了改良主義者，裝扮出虛偽的面孔，進行政治投機，倒向走資派的懷抱，成了新保守。他們提出對資反路線要一分為二，提出造反派隊伍不純、是造解放以來十七年的反，提出文化大革命現在應當收場、結束。這三條貌似公正、公允，其實是要修正文化大革命，不但反對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而且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是右傾投降，是無恥背叛，或者是萬分糊涂。
亭州的一些人立即聞風而動、跟了上去，革命的同路人現在到了分道揚鑣的時候了，情況是非常復雜的。但我們已經把他們看得很清楚，我們要針鋒相對，迎頭痛擊這股修正主義思潮，保衛文化大革命！我們一定要看到大局，不要做任何攪亂大局、對不起毛主席的事情！讓我們團結起來，記住毛主席的光輝詩句：宜將乘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將革命進行到底！
江進海在一片鼓掌聲中走下臺，跟朝陽中學的學生頭頭匆匆握別，就往外走，林集，還有醫校來的其他一些學生跟上他，匆忙走出會場，往校外走去。朝陽中學的學生頭頭站到臺上去繼續講話，作出布置，好像要上街去反對分裂。他悄悄退了出去。
江進海剛才的一番演說，使他想得很多很多。他佩服這學生，心中時時被“嘩”的一下點起火苗。但走出會場的他，不僅沒有增加斗爭的信心，反而更加是悲觀的了。
他回宿舍，讓自己看看書，獲得一份寧靜的心情。他還要給自己忙飯，有很多瑣碎之事要做。他隨手翻開一本薄薄的單行本，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有“增補”的一段“德國共產黨人的分裂”，列寧寫道：“德國共產黨人的分裂已成事實。‘左派’或‘原則上的反對派’已經另行組織‘共產主義工人黨’，以別于‘共產黨’。在意大利，想必也會弄到分裂的地步……”。他不由得十分感嘆，歷史，總是會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小小亭州的“文革”的“歷史”竟也在那種規律之內。江進海的演說提到了“分裂”，他翻書也就一下子翻到有關“分裂”這幾句話，真令他驚訝，可能在這樣的書籍中隨處都會涉及這一類的問題吧？革命是一件多么煩人的事情啊。
午飯以后，又看了些書，做了些家務，估計有三點鐘了。在《東方紅》樂曲聲中，造反有理廣播電臺的女播音員又開始廣播“十大造反派抓革命、促生產聯合倡議書”了。他往醫校走去。他要去補領四個月的工資。這些學生吃著家里的飯，在外面鬧著革命，好像飯是可以永遠地回家有得吃，革命是可以天天鬧下去似的。就連那些工人也是這樣，好像工資反正是廠里發，飯反正是有得吃，革命就這樣鬧下去，又鬧起分裂來了！范柳二人會說，這真是生活在快樂的“烏托邦”里，并且還要為鞏固這“烏托邦”而進行殊死的戰斗。
“凡斗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己是君子而人是小人也。”二千三百年前的荀子曾這樣探討人為什么會“斗”起來。“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很表示困惑與遺憾。但又說，“義之所在，不傾于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可見，“君子”因為要捍衛大“義”，還是不得不“斗”下去。你看那江進海，真是立場堅定，“斗”志昂揚。
他想起去年八月初全體師生收聽的中央首長講話錄音，常被人又親又敬地稱為“少奇同志”的那個人說：“同學們，這半年吃飽了飯干什么？干革命！”濃重湖南口音的這句話里有一個最現實的詞，而讓他印象很深，是要永遠記得的，就是“吃飯”二字。
如今半年時間已到，運動哪里有結束的樣子？一個社會如果這樣下去，肯定是要沒有飯吃的，難怪報紙上在鼓動革命的同時，也強調“抓革命，促生產”。《人民日報》公布的上海三十二個革命群眾組織發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在“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這個題目下，談的就是“抓革命，促生產”、“反對經濟主義”，后來《紅旗》評論員又總結說：“他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聯合……奪權……建立……新秩序……”，革命的文章最后落實到了生產、經濟、秩序上來。奇妙的是，這跟宗進庭在獄中對他所說的“還復”，豈非一致？看來，造反派與宗進庭，在這個問題上，“形式”是一致的，而內容不同。一種好像是要實現真正的“人民直接管理國家”，這有點難以想象；一種是恢復干部管理國家，也就是“官僚機構”，那是現成的，一聲召喚就全部復活了。宗進庭坐在獄中，卻摩拳擦掌，是自有其道理的。這樣的僵持著，較量著，“斗”著！誰勝誰負呢？折中主義勢在不可避免。
驀然一抬眼，看到了一堵熟悉的墻，他記得曾經在這墻根下昏死過一回的，當時還接受了王校長讓孩子跑來送給他的十元錢。那么王校長的家就在前面十幾步之外了，他得去看看王校長，只是不知道這會兒是在學校里，還是在家里。
和別的街民家一樣，王校長家的大門也是敞開著的，里面的情形一目了然：王師娘坐在小凳子上做針線，而王校長正蹲在屋檐下料理著蘭草，有十幾盆之多。旁邊有兩盆臘梅，正開著花，黃燦燦的耀眼，并且有微微一縷清香飄逸而來。他站在門口叫了一聲“王校長！王師娘！”他被讓進屋，王師娘立即給他泡了一杯茶，繼續去做自己的事。王校長洗洗手，坐下來，問他：你出來幾天了？他說，才兩天。王校長不語，光是嘆了口氣。他解嘲說，魯迅說過，人生天地之間大約有時難免是要被捉進捉出的。王校長說，魯迅那是諷刺。他問，學校里沒事吧？王校長說，學生早就不理我的事，去跟工人運動結合了。我現在基本上不到學校去，就呆在家里，靠邊站嘛。他正要對王校長說兩句安慰的話，王校長卻對他說，老郁，你出來了，當然是好事。抓你的，你不要計較；放你的，你也不要報答。你有你自己的事。
這是真正關心他、指導他的話。他欣然接受。他告訴王校長，宗進庭在獄中如何向他說了“對不起”，史宏他們如何到市里查看了他的卷宗。王校長一聽，很高興，說，這就好！這是好消息！但你不要急，要沉住氣。我就是擔心你被卷到運動里去，你要把穩。回家去看看父母，還可以到農場去看望喬麗，代我向他們問好，他們作為人，真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我們運動中吃這點兒苦算什么！我們過去的工作確實是有不少問題的！
他心中感動，眼淚涌了上來。
離開王校長家，他繼續往醫校的方向走。他拐進一條幽僻的深巷，從那里走出去，就離醫校門口不遠了。巷子里沒有一個行人，在深巷的一個分岔路口，看到有兩個人坐在墻角的小花壇邊兒上，樣子是在休息。那不是正是范公望兩口子嗎？他發生了猶豫，意欲回避，但又不能掉頭就走；似乎要上前去問候，但說什么呢？豈不冒昧？不過，如果他裝著毫不相識走過去，似乎也不對，他明明是看到他們挨批斗的，而且他們二人的書稿就在他的家里！他很想跟他們談談、聽他們說說，卻一步也跨不向前，這真是很尷尬也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他鼓足勇氣，走到他們面前，說，你們？在這里休息？
范公望認出了他，吃了一驚，站起來，說，是你，你現在，怎么樣？接著就把他介紹給正疑問著的柳春芳：這是醫校的郁老師，我跟你說起過的，他在運動中吃了苦……。他說，是的，我們在看守所里見過面，不過你沒有說話，你坐在那個老劉的旁邊。范公望說，當時他們硬要帶我去，我是不想去的，拗不過，只好跟了進去，也是出于好奇，其實沒有我的事，我知道那種場合，最好是不要去，人與人之間，處在那種關系，真不是什么好事情。他笑了起來，說，現在那已經不算什么了。范公望說，是啊，現在都不算什么了，斗人的，挨斗的，都好像不算什么了，但還沒有算完呢，要整個一圈兒斗下來，每個人都嘗到滋味。哈哈哈，這樣也好，真正的革命就應當那樣斗一圈兒下來，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不就是這樣嗎？最后上斷頭臺的是革命黨人羅伯斯庇爾！柳春芳在一邊責怪地說，公望！范公望說，不要緊，跟郁老師是可以說說的。郁老師，歡迎你以后到我家里坐坐，談談！接著就把地址告訴了他。
這種坦誠熱情，真是意外收獲。他想象中的范公望是個詭秘的人，想不到卻這樣活潑開朗，還帶點兒喜劇性格，讓人歡喜。他高興地答應了范公望。看出他們并無需要幫助之處，只是坐在這里休息一下而已，而他要問范公望的一些話，此時此地還不便于交談，他也就跟他們告別。本來好像不可逾越而止縮不前的，卻這樣打通而且別開生面，真是令人高興。
他漸漸就要到達學校了，心里突然傷感起來。醫校對于他，成了一個奇怪的地方，他的“命運”就暗中棲止、蹲伏在那里，不斷地讓他經歷著和領教著，看來還遠遠沒有到讓他安寧的時候；他是無法離開也不想離開的了。他的短暫的幸福，在一九五九年結束了，而他的漫長的苦難，仍不見終期。比起離開醫校的那些最困難的日子，他總算又回到了醫校，不覺又數年下來了，有了一個立足點，一個給他飯碗、甚至還能享有一點人的尊嚴的地方；但一切并未結束，他的事情，喬麗的事情，都沒有結束。當他這樣一步步重新走向學校時，一種痛苦的滋味涌上心頭。
但他就看到了一幕令他驚訝而痛心的景象，竟然有幾十、上百的學生在大門里面的大道上糾紛、沖突、推搡、毆打，伴隨著粗啞的與尖銳的爭吵聲，正在“斗”。大道兩邊原是半人高的冬青樹墻，運動以后豎起了兩排大字報專欄，專供人們張貼大字報。他從旁邊一拐，避開這可怕的、也無力干預的場面，而趕緊走向總務處，去有自己的事。
他走進總務處，首先看到的仍然是女會計，他本能地站定在那里，不能動彈似的，呆望著女會計，好像等待著她的如見異端的驚恐之狀，等待著這一對他的無形打擊。女會計抬頭看到了他，確實對他的突然出現又吃一驚，但與上次不同的是，隨即露齒一笑，好像是在說：你老人家又坐牢出來了，這不跟鬧著玩兒似的嗎？
他想起馬克思的話：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他說，我……
女會計立即用她纖巧優美的蘭花指一指，說，主任在里面。
他往里進了總務主任的辦公室。高大魁梧、熊一樣的總務主任正趴在桌上看報紙，抬頭看到他，就笑了起來，說，老郁，我等著你呢，看形勢我就曉得你又要出來了！走上前來，很重的手放在他的肩上，說，四個月，天翻地覆啊，你看，造反派才勝利，又分裂了，真是說不清。學校里江進海、史宏分裂了，江進海發表《聲明》，成立了另外一個組織，史宏把原來保守派“紅色保衛軍”的都吸收了過來。跟國際形勢一樣是大分化、大改組啊！江進海比史宏還要革命，史宏倒乖巧了！
啊？他不覺驚訝了一聲。確實真是想不到。但上午江進海、林集還沒有說到這一情況，一切似乎是這幾小時內才發生的。
你在里面沒有吃苦吧？主任問他。他說，基本沒有，就關著。總務主任用手把他一撥，推轉著他往外走，走到女會計面前，說，把工資補給郁老師。他站著等女會計為他辦手續，數錢，把幾個月的錢補發給了他。他收起錢，對站在一邊的總務主任說，我要去趕船，回家看望父母。總務主任說，應該應該！那你快去吧，學校里反正也沒有你的事，唉！唉！
他走出總務處，卻看到江進海臉上激憤得血紅，火撥撥的迎面走來，后面緊跟著十幾個學生。他讓在一旁，江進海卻注意到了他，問：郁老師，總務處有人嗎？他說，有。江進海對那些學生說，你們去！
江進海額頭上、臉上冒著汗，氣憤地對他說，我們學生隊伍也分裂了！有人變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們要發表《我們的看法》，說劉克成是隱藏在工人隊伍里的個人野心家，不能參加革命大聯合，不能參加奪權。我不同意，我認為我們學生不應當發表這樣的意見，不能干涉工人運動，不能做這樣分裂工人、親痛仇快的事情。他們一定要這樣做，說我們學生是單純的，要跟社會上的造反派保持距離，社會上的造反派不純潔。這是些什么話？這不是走資派才會說的挑撥離間的話嗎？他們這就是要修正文化大革命，以適合資反路線的需要，是偽君子，是投降，是可恥！我真不知道史宏為什么會變成這樣？他內心深處還有東西，他被人做過工作了，但是他不說！他是永遠也不會對我說了，他投機到那邊去了。是的，他跟我說過，他很小就深感社會的不平等，這大約就是他造反的內在原因，這原因我也有，可能所有的造反派都有。也許現在他看到要實現平等很難，要為平等而斗爭更難。他索興投機到有特權的那一邊去了，這倒也很符合邏輯！靜坐的時候，是他主張開除市委所說的二十五個所謂“黑五類”同學，我是不同意的，那時我就感到他投機了，但還想不到他會這樣公然背叛。他和工人中的一些人說劉克成是個人野心家，不能參加奪權，真是無中生有，就算是有這個情況，也不應當這樣公然鬧分裂。說劉克成是個人野心家，他們自己又怎樣？假如別人這樣說他們，又如何辯解？就為所謂劉克成是個人野心家，陳安國竟然丟下“工紅”大印，宣布退出“工紅”。正在籌劃中的造反派大聯合也流產了。造反派隊伍分裂，只有走資派暗中拍手稱快。史宏、陳安國這些人，他們為什么走到一起去了？其實他們自己才是有野心。以前可能沒有，但現在有了，現在起了變化。在革命的前行中，會時時有人落伍、有人叛變，魯迅這話說得對啊！我無法跟他們走在一起了，我們在學校里發表了《關于團結的聲明》，結果“老井崗”有大半的人跟我們一致，他們不愿跟史宏的路線走。何銀森跟史宏走了，一定是有人做了他的工作。現在我們的組織叫“東方紅革命造反兵團”！史宏把“紅色保衛軍”的人都吸收到他那邊去，改稱為“井崗山紅旗兵團”。這樣，他們的人數比我們多。但是，路線不正確，人數再多也沒有用。學校外面，原先“主力軍”搖身一變，成立新的組織，貼出《聲明》，宣布“革命造反”，也都叫做某某單位“紅旗支隊”，一想就明白，這是表示歸附陳安國的“紅旗兵團”，他們工人、學生都叫“紅旗兵團”，實際上成了一派，是“紅旗派”。只有朝陽中學的“紅旗兵團”是個例外。陳安國他們發表了一份《關于奪權問題的聲明》，說出了過去保守派說的話，點了劉克成的名，加以攻擊。這是一個大陰謀、大動向！江進海臉上更加血紅，嘴上滿是唾沫星子，不斷地說著，我們要戰斗到底，斗爭越來越復雜，觸及到內部來了！
他看著江進海質樸率真稚嫩的面容，黑里透紅的皮膚，判斷江進海是來自農村而且很能勞動的一個孩子。他無法說什么，也不能說什么，他只是呆呆地痛苦地聽著。學生們抱著紙張、拿著墨汁、臘紙筒，從總務處嚷著出來了，江進海也就率領他們匆匆而去。這是去刷大標語、寫大字報、刻印傳單，進行他們不屈不撓的“戰斗”。
他仍從小路插到大門口，那里學生們的沖突好像停了，好像分別撲向兩邊專欄寫自己的大標語，剛才發生的可能是爭奪大字報專欄之戰，最后各占一邊，也就由訴諸武斗，到訴諸文斗，由唾沫和拳腳的批判，變成了筆墨和紙張的批判。他趕緊走了出去。
他選擇了一條從園田上穿過的小路，能容兩三人并肩而行，是學校師生往西常走的一條泥土的路。路邊有灌木叢和高大的樹木，有池塘和蘆葦，池塘邊上有兩三戶人家，青磚小屋，是菜農的家。四周都是弄得很平整的菜地，長滿綠油油的“蘇州青”，一棵棵墩墩實實的立在地里。平時走在這條路上，心情也總好像得到著休息一樣，此時更是如此，幾乎這才喘過氣來。
亭州這青菜冬季尤其好吃，在鍋里多炒幾下就熟了，端到桌上青滴滴的，吃到嘴里又鮮又爛，說是“臘月里青菜賽羊肉”。也有一種吃法是下鍋炒了以后，放點水，把“獅子頭”一個個做在上面，蓋起鍋蓋來用文火煮，亭州話叫“烀斬肉”。結果“獅子頭”也好吃，青菜也好吃，因為青菜汲足了肉味，而肉也汲足了青菜味，只不過青菜被燜黃了，但也有人就喜歡吃這燜黃了的青菜，只覺得比肉還好吃。他也就決定買十斤青菜帶給父母嚐一嚐，老家那里的青菜是白梗子，薄而無肉，再怎么經霜經雪，再怎么炒、煮，那梗子也不爛，比“蘇州青”差多了。
他走進菜農家里，他們認得是醫校的“老師”，他說明來意，于是馬上就到地里起了十幾斤菜，菜農老頭推拒著不肯收他的錢，因為他的女兒也是醫校的學生。他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啊！這一說，菜農老頭一愣，也就收下了。老頭那吃一驚的神情，讓他有點內疚：人家好心好意的，還要受到你這大話一嚇。他于是用輕松愉快的態度跟老頭多聊了幾句，以起到挽回影響的作用。果然，老頭從壓抑中恢復，又高興起來了。他說明是要帶到老家去給父母嚐嚐的，老頭一聽，馬上叫他女兒到地里再起一些來，他忙止住，說明船到鄉下，還有好遠的路要走，拎不動。老頭給他用草繩扎成兩捆，說，你到宿舍去把草繩解掉，找個舊布袋，把菜順著放進去，下鄉就好拿些了。我這菜啊，確實是好吃呢！
他回到宿舍，把中飯給自己忙好，吃下去，就整頓行李。喬麗的衣物本來也不多，上次揀過了幾件，現在再也揀不出來了。他關了她的衣箱，睹物思人，未免傷感，而那衣箱里，分明還有亮亮遺留在人間的小衣小鞋，更令他心頭挨扎一錐似的，眼淚掉了下來。
他躊躇的是范柳那部書稿，留在宿舍里不放心，帶在身上怕丟掉，而學生一定是要來取的，只是不知道他們什么時候來，又不便到學校去送給他們，到底是送給史宏呢，還是送給江進海，也成了問題。于是想了一個主意，寫了個紙條，“上街即回”，用飯米粒當漿糊，把紙條粘在門上。他就鎖了門，上街去了。
一上街就遇到了大游行。好幾千人的隊伍，隊伍里有一些工廠、公司的旗幟，上面果然有著某某“紅旗支隊”的字樣。游行隊伍呼喊著一些口號，也就是“造反有理，革命無罪”之類的，其中還有“打倒個人野心家”。這時他聽到有群眾說，“這是老保”。立即又有群眾說，“現在沒有老保了，都造反了。”
口號聲令人恐懼地震蕩著大街，時有聲嘶力竭的喉嚨掙扎在聲浪之中，特別令人心顫。
游行隊伍向路邊群眾拋散傳單，他提不起興趣來，沒有伸手，因此也就不知道那傳單的內容。他在路邊觀望的群眾后面繼續走他的路，副食品商店在街對面，這時他無法穿越大街，但可以朝那里接近。
工人“分裂”之事到底如何，這個游行就說明著事情已經不可挽回；而他在學校親眼目擊了學生分裂的糾紛場面，聽到了江進海的激憤訴說。一切真是非我輩所知。
他購買了一些通常的副食品，即亭州人所謂的“茶食”，就趕忙回宿舍。紙條有用，果然有學生在門口等他，是林集。他把范柳的書稿交在林集手上，心也就放了下來。
林集告訴他，電機廠“紅旗兵團”要劉克成某日某時到亭州劇場當眾回答五個問題，實際上就是五條指責：一，為什么在跟資反路線斗爭最激烈的時候，你不在亭州？當時你提出兵分兩路，你上北京走訪“中央文革”，別人留在亭州堅持，為什么要這樣安排？是不是有意回避斗爭？從華東局回來，你理所當然做了一把手，這是不是下山摘桃子，是不是政治投機？二，你主持會議醞釀參加奪權人員名單，結果頭一名就是你自己，你連一點謙虛也不曾表示，這是不是個人野心的表現？你把市委常委都集中到三峰園招待所，飲食起居都歸你掌握，經常以問寒問暖、檢查安全為名，突出你個人跟常委的聯系，在常委面前顯示你在“工紅”里“第一”的地位，這是什么意思？三，你當兵時寫的家信上，說你今年兩件喜事，把你參加戰士演出隊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接見，跟家中來信說生了兒子相提并論，是什么意思？四，運輸公司、港務局奪權以后，你讓他們給工人增加福利，是不是搞“經濟主義”？目的是什么？五，你經常戴著口罩，跟著保鏢，還有女秘書，行蹤不定，航運公司固定有一條小輪船隨時等你使用，作為革命造反派的工人頭頭，為什么熱心于這一套？陳安國那嘴厲害，問題也提得尖銳，會場上鴉雀無聲。劉克成雖然沒有陳安國會說，但一一據理回答，并且加以反問，指出他們在這個時候，歪曲事實、無限上綱、挑起辯論、引起分裂，只能讓親者痛、仇者快，客觀上是為資反路線效勞！劉克成表示，我劉克成從今天開始就回到車間去，既不當頭頭，也不參加任何奪權，請你們留在“工紅”，不要分裂，行嗎？劇場里一片喊好、鼓掌。陳安國不再辯論，從口袋里取出他掌管的“工紅司令部”大印，當場放在桌上，說宣布退出“工紅”，揚長而去。“工紅宣傳部”寫出了一批大字報，批判這種分裂行為，但一切已成定局，無法挽回了。
他只有一聲嘆息，把頭搖搖。
林集說，陳安國他們的分裂不是偶然的和簡單的。現在，正如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8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所諷刺的，“這時，一切保皇黨人都變成了共和黨人，巴黎所有的百萬富翁都變成了工人”，而陳安國、史宏這些人就跑過去充當他們的旗手和排頭兵！這種投機，這種可恥，大約就連馬克思也想不到！可是，那時還有“博愛”的外衣，“與這種想象的階級關系的消滅相適應的辭句，就是博愛——普遍的和睦與博愛。這樣泰然地抹殺階級矛盾，這樣溫柔地調和對立的階級利益，這樣想入非非地超越階級斗爭”，使“巴黎無產階級就沉醉在這種寬大仁慈的普遍博愛氣氛中”。現在呢，他們就連這種“博愛”的外衣也不要，公然地要分裂，指責這一邊是“不純”、“有野心”，這不是“造反派等于牛鬼蛇神”這一說法的翻版嗎？這不是反對“一月風暴”嗎？這不還是要否定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嗎？所以，陳安國、史宏他們是革命的叛徒、工賊，他們是保守派的新頭領，是走資派的新工具、代理人，他們甘心擔任這樣特殊的角色！我敢斷定，這后面有背景。革命前途不容樂觀！
大頭小身、臉上有一個白糊糊的眼鏡、面目一團白影似的林集，滔滔地說著，從那小小的紅得鮮艷的嘴里輕易地就引用出馬克思的文章，很自然的連接著他自己的說法，混在一起，思想有如火車頭一樣往前直沖，令他頭暈目眩。但林集也就忽然在他眼前消失，離開了。這孩子，好像擔負著人間最重大的任務，而一刻也不停地在奔走、在“戰斗”似的。他鎖了門，背了用舊布袋裝好的青菜，拎了一個舊旅行包，竭力懷著一種淡漠的近于出世的心情，到碼頭去趕晚上開出的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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