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上的官人們都醉了

樓上的官人們都醉了

李修文

在我的少年時代，我最羨慕的人既不是卡夫卡，也不是博爾赫斯，而是《水滸傳》里面的武松武二郎，這當然是因為他殺死過猛虎，手刃過文學史上那一對著名的露水情人。但也另有原因，我羨慕她，更多是因為一點小小的原因，在“血濺鴛鴦樓”一回中，他殺完人后正在墻壁上寫字，所謂“殺人著武松也”，鴛鴦樓的女主人卻以為武二郎一干人還在喝酒，吩咐丫鬟說：“樓上的官人們都醉了，快著兩個上去攙扶?！本褪桥魅诉@句話，像閃電一樣擊中了我，讓少年時代的我對那座“鴛鴦樓”牽腸掛肚。不能說這句話促使我成為一個寫作者，但至少它是促使我成為一個寫作者的眾多細節之一。

現在我想舊話重提，多年之后的今天，我閱人無數、閱小說無數之后，也要像“鴛鴦樓”的女主人一樣喊一聲：“樓上的官人們都醉了?！蔽艺f的官人，男官人女官人，其實就是和我差不多年級的男作家女作家。時過境遷，今天我們喝酒的地方已經從“鴛鴦樓”換成了某某酒吧，高粱酒也換成了啤酒，但我們卻醉得更加厲害了。

就像古人喝酒的時候有行酒令，我以為，我們寫作也必須有個三字經，類似于學英文，總要從“ABC”開始。

先說說感情。在今天，我簡直讀不到有感情的小說了，或者說，我讀到了太多的感覺，但是幾乎讀不到感情。在一些聰明人的筆下，世界似乎只剩下了狂醉濫飲的酒吧和單單只擺放著一張雙人床的獨身臥室，在這個曖昧的世界里，大家說著相同的話，長著相同的面孔，使用著相同的“情緒”（不是衍生，而是使用）——這種情緒多數時候表現為憤怒、低下、前衛，只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們的憤怒從何而來，他們的“地下”和大家的“地上”又有什么區別。這本來沒有什么，但問題是這些聰明人要將這些要命的關鍵詞套用在一代人之上，他們要用文學的名義來篡改一代人的本來面目，這就變得非常可怕了。

在今天，精美的小說司空見慣，但我們卻看不到血肉，小說像是生產流水線上的工藝品般層出不窮，但是我們根本無法撫摸到這些作品的體溫，更談不上血肉，那些偉大的作品傳達出的優良傳統——人之為人的疑問、困難、苦痛——在我們今天這些年輕作家的筆下被忽略不顧，在這種意義上說，我們今天的年輕作家倒是早早就達到了“全球一體化”。

以所謂的“七十后”作家為例，感情，作為衡量一部作品的最基本的尺度之一，大多消逝不見，而感情的消散將會使一代人的面目變得可疑，至少它將降低一個時代的文學品格和思想力度。有的人當然可以說我無所謂，我堅持反感這種說法，而且也認為這種說法十分矯情，因為你最終是以文學的名義進行寫作和發表，你是在文學背景下宣稱自己是一個文學異端的。這樣也許就會產生另外一種說法，說“我們七十后就是這樣”，又比如“誰叫我們是喝可樂長大的一代呢”，我要說，這是一種誣蔑，道理很簡單：全中國還沒有一個“七十后”是喝可樂長大的。

相比前幾代作家，我們的狹隘無處不在，還是拿感情這個基本尺度為例，一些更基本的詞：悔恨、痛苦、顫栗，以及這些詞在人身上發生的根源，前幾輩的作家都進行過深入探究，當“七十后”群體以某種聳人聽聞的語調和姿勢“介入”文學時，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優秀的文本幾乎已經消失，人們已經找不到多少圓滿而有文學向度的作品來談論，多數評論家只是談論一些作者的生活方式便草草了事。新人老于世故，放棄自己對這個世界最真切、最痛楚的體驗，直到最后向學會流行歌曲一樣學會寫作，在今天著實司空見慣了。

談到感情，就不能不談到愛，我在一篇短文里曾經這樣說過：對于大多數的年輕作家來說，一點微不足道的坎坷會被他們視為命運對自己展開的最大的折磨，臉上菜市場買菜也會讓他們痛不欲生。并沒有一個敵人，但到處都是刀槍。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我們需要一些抗生素。這種抗生素的名稱就叫做愛。愛祖國，愛人民，愛生活。只有具備這樣的熱情，我們才能永遠沉醉在俗世生活的隱秘魅力之中，同時又避免了充當一個代言人的危險。現在，讓我們從愛菜市場開始，全永遠也愛不夠的那一部分吧?！翱雌饋恚@段話正好可以作為我關于感情的結語。

也許干脆可以這樣說：在文學的范疇之內，一個作家對世界、對生活，甚至對全人類，是否具備愛的能力，決定了她是否可以繼續成為一個作家。

接下來，也許就該說說體驗了。就從比武松武二郎更早幾個朝代的李商隱說起吧——李商隱，我最喜愛的中國詩人，也有過他意氣風發的時刻，比如：一百八句在蟲葉，三十三天長雨花；比如：且吟王粲從軍樂，不賦淵明歸去來。那時候，他還是一個年輕的進士，又去了節度使的女人做妻子，一種對生活滿懷熱愛，甚至熱愛得都來不及感激的心情顯然是不難想見的。只可惜，隨著時間的漫漫推移，他并沒有一步登天，反而倍加潦倒，只落得古人不在、家園荒蕪的下場。如果把他的一生當作四季，那么我們完全可以說：他的大半輩子都行走在冬天的陰霾之下，他是一個終年不見陽光的人。

相比李商隱的其他名句，我前面引用的兩句詩簡直不值一提。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在這里引用它們，只是想去論證這樣一個最為簡單的事實：作為一個作家，他的生活決定了他的寫作。就像李商隱，只有他和他的妻子兩地分居，他才能寫出《夜雨寄北》；只有當他顛沛流離，他才能寫出“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這樣的句子。但是，時間在過去好多年之后，在今天，我們的寫作仍然不由我們的生活所決定。決定我們協作的關鍵因素往往是：盜版影碟，一個黃色段子，或者是閱讀大師的作品時的靈光一閃，要么就是“我已經半年沒寫作了，無論如何我也要寫一篇?！?/p>

和李商隱相比，我們沒有自己的冬天。我們的冬天是別人的，甚至是別國的。一批批的作家把上海當成巴黎，又有一批批作家在閱讀他人的作品時發現自己的才華，還有一批批作家用詠嘆調來歌唱鄉下田埂上的牛糞，這本身沒有什么過錯，過錯在于我們過分迷戀，從不懷疑自己的經驗，而不知道我們的經驗是建立在別人甚至是別國的體驗里。在喪失了一個作家最基本的能力之后，我們只好喝一點中國出產的“法國波爾多葡萄酒”之后就“夢里不知身是客”了。

重新確立自己的經驗，甚至重新反思自己的體驗，在今天看來顯得如此重要。在我看來，這宗重新確立起來的經驗和體驗，無論如何也不能再以卡夫卡和博爾赫斯為基礎了，這種基礎應該是我們油煙繚繞的廚房、遍尋不得的艷遇和讓我們失魂落魄的工作。等等等等。我不知道我說清楚了沒有，我的意思是：這種重新站立起來的經驗和體驗，至少不應該再是讓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統統都長著一幅發達國家人民的嘴臉。和李商隱一樣，我們必須擁有自己的冬天。當然，也可以是赤日炎炎的夏天。

如果我們真的做到，我們將獲得讓我們自己都無法相信的奇跡。我之所以如此熱愛李商隱，一個過去朝代的鬼魅，自然會有我的道理。在他的詩歌里，我獲得的東西起碼在我自己看來就可以稱得上奇跡——他的詩是有色彩、氣味和知覺的。僅僅來談論一下他詩歌中的色彩吧：小鼎煎茶面曲池，白須道士竹間行；又如：爐煙消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這些，就足以說明李商隱詩歌中的色彩感了。只有當一個人真正把寫作視為自己的命運，他才能指望獲得這種奇跡。當然，我們，尤其是那些把自己打扮得像一個俄羅斯知識分子（而不是中國）的人，他們在國內流亡的間隙，也偶爾會說：寫作就是我的命運。問題時，過不了多久你就會發現：自己的見報率、作品是否登上暢銷書排行榜、出國訪問甚至是參加筆會的次數也使他們所關心的命運。

說完李商隱的冬天，我想起了剛剛過去不久的一個春天的晚上，我和一個女歌手吃了一頓飯。她出生在東北，但口音里再也找不到類似于“嗯哪”、“俺們”這樣的方言。這很好，但問題發生在另一種方言上，女歌手一整晚說了無數個“好呀”、“真的好好哎”、“答應我，一定要好好的哦”，諸如此類的話實在讓我吃不下飯，我竟然還有點臉紅。到最后，當我再次確認它可以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卻非要故意不分卷舌音的時候，我忍不住了，我問了他一個問題：小姐，你是從臺北來的嗎？

最后我想說的是這樣的兩個字：能力。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懷疑“想象力”三個字，因為在今天這三個字幾乎成為年輕作家的全部能力。想象力作為困擾好幾代中國作家的問題，在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之后，現在正呼嘯著墮向深淵。它就像是一座開采過度的煤礦，假如再不植樹造林來維護生態平衡，塌陷之期便指日可待，至少不會在具有強大的生長性。因為生長離不開泥土，一個作家的泥土，按照我的理解，應該是生活里無處不在的細節。沒有不夠細膩的細節，只有不夠細膩的心。

想象力在今天顯然成為了一劑萬能藥，在我們的寫作窮途末路時，它就像是上天賜與我們的翅膀，將我們帶離窘境。問題在于，我們的想象力實際上已經被沉重的陳規陋習所籠罩，我們的想象力似乎也精細得像一臺精密儀器了，用作家李馮的話來說：“我們不是在寫小說，而是在寫小說指南。”如此這般，過分依賴想象力而忽視，厭棄生活細節的作家到底能夠走多遠呢？

我在過去的兩年里，寫作遇到了巨大的障礙，不得不經常思考自己是否還需要寫作，我感覺我過去的一系列戲仿小說實際上是一種雕蟲小技——沒有什么比“解構”一件東西更容易的事情了，在很多時候，它只需要基本的文學素質和極大的趣味就可以完成。對了，其實我想說的是趣味，趣味幾乎成我們看不見的敵人，它使想象力發生奇怪的變異，他又不斷將我們的寫作拉回到能力的范圍之內——正是這狹窄的趣味、帶有小報色彩的想象力組成了我們十分有限的能力范圍。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認識到：其實文學最終考察的是一個作家對世界的綜合把握能力，你必須通過努力使筆下的世界具有均衡與充盈之美，在這個意義上說，槍炮與玫瑰同等重要。

多多少少，我們似乎變成了一群“文壇”的孩子，而非“文學”的孩子，我們變成了“小報”的孩子，而非“名著”的孩子。一個作家與眾不同的氣質顯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今天，一個作家似乎只要州寫作范本，外加上一本時尚雜志，它就可以成為一個作家了，他的寫作僅需一個傳奇的故事加上幾個英語單詞。我們不得不說，這種旗幟不值得信任，這種作家也更像是武俠小說里的一種奇怪的角色：總是會死于非命的“包打聽”。一個顯而易見的文學常識——豈止是一部作品出發的地方，而不是結束的地方，也沒有引起多少人的警惕，對于許多年輕作家來說，它始于氣質，也止于氣質。

能力的喪失實際上不僅僅意味著能力的本身，它說明了我們對人類純美情懷的懷疑，價值觀的進退兩難（價值觀在許多年輕作家那里已經成為了嘲笑的對象）、體驗的困難，等等等等，它牽一發而動全身，它也是我們成為了幾代作家中最沒有道德勇氣的一代。因此，許多人嘲笑理想、精神這些字眼的動機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它就是最沒有能力去承擔它們的人：無論是在文學內部，還是文學之外的道德勇氣，許多年輕作家（甚至是我們整整一代作家），可能還停留在一個中學文學社社長的水準上。

哦，我們，這些樓上的官人們，都已經酩酊大醉了，可是，攙扶我們下樓的丫鬟在哪里呢？這可真是個要命的問題。

選自《莽原》2001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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