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反儒傾向

朝花夕拾：                           《紅樓夢》的反儒傾向
 
 
發表時間:2006-04-26 01:13:27　瀏覽人數:24　發布者:wengeadmin
《紅樓夢》的反儒傾向
 
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評論組

 
  《紅樓夢》產生在十八世紀中葉。這時，在我國封建社會的內部，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社會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必然要在上層建筑中表現出來。這一時期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十分尖銳。儒家思想原來是沒落奴隸主階級的思想，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經過不斷加工改造，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到清代，康熙表彰程朱理學，又把朱熹這一偶像抬入孔廟，列為“十哲之次”。封建統治者宣揚“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把三綱五常說成萬古不變的“天理”，把違背封建統治秩序、反抗封建壓迫剝削，說成是萬惡的“人欲”。他們又發揮孔子“仁”的思想，鼓吹戰勝“人欲”，恢復“天理”，就是“仁”。他們把《四書》、《五經》定為法典，繼續沿用并強化了八股取仕制度。他們強調男尊女卑和節操觀念。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維護垂死的封建制度。反映封建社會階級矛盾的農民革命和市民斗爭，推動了新的意識形態的發展。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和戴震這些當代的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的要求。他們意識到當時正是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有的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張，有的抨擊程朱理學是“以理殺人”，有的反對科舉制度和八股取仕，有的批判男尊女卑思想。
 
  在這樣一個時代產生出來的《紅樓夢》，作為一部政治歷史小說，一部寫階級斗爭的書，一部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社會及其主要精神支柱——儒家思想，宣判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必然滅亡，預示著一種不可避免的變革必將來臨。
 
  《紅樓夢》的反儒傾向，首先在于它以藝術的形式，從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特別是賈家的衰敗，揭露了封建社會必然走向崩潰的歷史趨勢，批判了儒家“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
 
  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指出：“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
 
  這種“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集中到一點，就是肯定保守和倒退，反對革命和進步，肯定封建階級專政的“合理性”，否定封建制度滅亡的必然性。這種思想，是漢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根據孔子的“天命”觀提出來的。他發揮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觀念，明確提出三綱五常。為了維護封建制度的“天”，宋朝朱熹把三綱五常說成是先驗的“天理”，說什么“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并鼓吹這種“綱常”之理是“萬年”不變的。到了清代，封建社會沒落階段的統治者們，更把“天不變，道亦不變”當作禁錮人們反封建思想的法寶。
 
  《紅樓夢》是一部封建社會的衰亡史，形象地反映了封建制度的“天”在變、“道”也在變的現實。《紅樓夢》描寫賈府為秦可卿發喪而設的僧道對壇的榜文和銘旌上大書“奉天永建太平之國”和“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好象是宣稱封建王朝是“受命于天”，將萬世長存。但是在具體描寫上，《紅樓夢》所反映的封建社會既不能“兆年不易”，也不能“永建太平”，而是從社會的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統統處在一種大動蕩的過程中。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賈府的景況，被描寫為表面上架子未倒，實際上“內囊”已“盡”；外表繁榮興盛，實際上“家業凋零”；表面上是“詩禮簪纓之族”，實際上已經“一代不如一代”。至于“飛鳥各投林”、“家亡人散”、“樹倒猢猻散”等等描寫，更反映了封建社會這個龐然大物不是“天不變，道亦不變”，而是一切都在變，一切都該變，這種變化已經臨近《紅樓夢》曲子中所唱的“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的時候了。封建社會這種分化、瓦解、崩潰，表明了它已是“運終數盡，不可挽回”。
 
  《紅樓夢》第一回的《好了歌》和注，一方面表現了作者對人生的虛無主義態度，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舊制度不能不變的思想，否定了忠、孝、節、義等傳統道德，表現了三綱五常等“天理”在實際生活中正在走向潰滅。那些追求功名的古今將相，最后也不過“荒冢一堆草沒了”，“忠”有何用?“癡心父母古來多”，可是卻不見“孝順子孫”，“孝”又在哪里?丈夫一死，“姣妻”就“隨人去了”，“節”又在何方?“天理”儒道已經不能維系人心了。
 
  一
 
 
  《好了歌》》和注，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激烈斗爭的寫照。“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這種榮辱升沉的急劇變化，反映了“在階級斗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宣告了封建制度的必將垮臺和“天理”儒道的破產。
 
  《紅樓夢》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正醞釀著一場“‘下層’不愿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的空前危機。被剝削被壓迫群眾不愿照舊生活下去，他(她)們反對受迫害被凌辱，追求人身自由。他(她)們要求變革，爭取變革，有力地沖擊了三綱五常這個所謂的“天理”。書中借一個女奴的口說：“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反映了封建統治不可能萬世長存的真理。從封建階級內部分化出來的叛逆者賈寶玉、林黛玉等，他們不僅有感于“將來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而且對“三綱五常”表現了深刻的不滿，要求擺脫封建倫理道德的桎梏。在婚姻問題上，他們反對天命，賈寶玉就連在夢中也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他痛罵那障礙他們自由婚姻的命運的象征——那塊石頭，是“什么罕物!人的高下不識”。林黛玉認為金玉之論是一種邪說，是“重物不重人”。這是人權思想和神權思想的斗爭，是封建叛逆者和封建統治者的斗爭。《紅樓夢》也同樣勾劃出封建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的圖畫。賈府封建統治者雖然妄圖用“天不變，道亦不變”等反動思想來支撐那搖搖欲墜的封建“大廈”，但是經濟“后手不接”，政治地位越來越不穩定，道德越來越腐敗，……使他們具有一切行將滅亡的反動派的共同心理：安富尊榮，害怕變革，膽戰心驚，一籌莫展。一道圣旨，就使他們“惶惶不定”，一曲《南柯夢》，就使他們覺得不祥，諸如“異兆”、“悲音”等等，都是這種沒落階
 
  級心理的反映。但是，正如魯迅所指出的，真正“呼吸而領會”到封建統治已經到了“頹運方至，變故漸多”，“悲涼之霧，遍被華林”之情勢者，“獨寶玉而已”。
 
  封建制度的“天”在變，這是必然的，無法挽回的。對于家道的衰落，賈府的封建統治者曾進行了最后的掙扎。《紅樓夢》中寫了好多補天之法，然而，卻都證明回天乏術。秦可卿托夢王熙鳳，指出賈府“豈人力所能常保”的必然破敗的命運。無論是史太君祈天消禍患，無論是賈政笞撻不肖種，無論是王夫人抄檢大觀園，更無論是王熙鳳的算盡機關去補天，都告訴我們，流水落花春去也，封建制度的“天”是“補”不起來的。《紅樓夢》作為一部封建社會的衰亡史，打破了人們對封建社會的現實關系的“流行的傳統幻想，……不可避免地引起對于現存事物的永世長存的懷疑”，有力地戳穿了儒家“天不變，道亦不變”形而上學思想的欺騙性。
 
  《紅樓夢》反儒傾向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反對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撕下了作為“三綱”之本、“五常”之首的仁的畫皮。《紅樓夢》第四回著重介紹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這是清王朝封建專制政治的政權基礎。這是四大家族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壓榨和血腥屠殺，對封建叛逆者的迫害，以及同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狗咬狗的爭斗，形象地暴露了儒家所謂“仁者愛人”和“孝悌為仁之本”的反動本質。
 
  《紅樓夢》所描繪的一幅幅血淋淋的圖畫，譴責和控訴了封建統治者對下層人民，特別是對勞動人民的剝削、欺凌、蹂躪和鎮壓，大觀園內外的幾十條人命，就是“仁者吃人”的見證。以賈府為代表的、勾結皇室操縱官府的四大家族，任意魚肉人民，草菅人命。賈府圍墻內的所謂“仁”，也不過是儒家統治人民的“寬猛相濟”的反革命兩手。正如列寧所說，“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有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賈家之流的封建貴族，正是這種雙手沾滿勞動人民的鮮血，滿口高唱仁義道德的偽善者。
 
  賈赦等人逼死了鴛鴦，賈政派人“連夜買棺盛殮”，王夫人賞了她嫂子一百兩銀子，賈政燒了三炷香，作了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丫頭論’。鴛鴦的死，本來是反抗主子的迫害，他們卻說成是為主子殉葬效忠，這是對死者的最大侮辱。他們用死后的盛殮來掩飾生前對她的迫害，更是十足的卑鄙。這是賈府統治者玩弄“仁”的招牌來迫害和欺騙奴隸的把戲。
 
  當他們一旦感到奴隸的言行威脅到他們的利益時，就干脆撕去一切偽裝，露出青面燎牙的猙獰面目。被人譽為“慈善人”的王夫人殺氣騰騰地把“四五日水米不曾沽牙”的晴雯硬從炕上拉下來，趕出賈府，活活地摧殘至死，就是鮮明的例證。
 
  儒家鼓吹“孝悌為仁之本”，但是，鴛鴦的母親死了，賈母卻不準鴛鴦歸家守孝，還制造借口，說什么“跟主子，卻講不起這孝與不孝”。香菱被拐子拐賣之后，賈雨村明知她是自己恩人的獨生女兒，但為了討好四大家族，便任其落入火坑。這些事實說明，封建統治者所鼓吹的“仁黜孝”不過是騙人的東西，階級壓迫才是仁之根本。曹雪芹還虛構出一個清王朝的官銜，叫做“體仁院總裁”，擔任這個職務的賈府的老親、老世交甄家同賈家一樣，也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大
 
  衣冠禽獸。拉開孝、悌、忠、恕等帷幕，是一場封建統治者之間爾虞我詐、勾心斗角的丑劇。父子之間，沒有什么孝，賈珍為賈敬“守孝”時，卻眠花宿柳，射箭賭博；婆媳之間，各懷鬼胎，邢夫人與王熙鳳相斗。夫妻之間，沒有什么愛，鳳姐與賈璉同床異夢。嫡庶之間，沒有什么恕，趙姨娘幾置賈寶玉、王熙鳳于死地。總之，封建統治者之間，既無愛，也無孝和悌，更談不到團結。相反地，他們之間的關系，倒應當用探春的話來概括，就是“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象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這就從另一方面暴露了儒家思想“仁”的虛偽。
 
  二
 
  《紅樓夢》還反映了要不要走儒家的“學而優則仕”道路的矛盾和斗爭。
 
  歷來的封建統治階級從他們的階級利益出發，“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在清代，朱注四書和八股文被定為封建知識分子必學的教科書，科舉制度成為取仕的重要途徑。所謂學而優則仕，在當時主要是指學程朱理學，科舉入仕。封建統治者所以積極鼓吹這條道路，主要是為了收買知識分子，網羅封建“人材”，培養統治階級的走狗，同時也是為了禁錮人們反封建的思想，以達到維護封建政權的反動目的。
 
  賈寶玉反對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表現了他的反封建正統思想的叛逆精神。賈政和賈寶玉的幾次沖突都是圍繞這一問題進行的。賈府教子的傳統是要后代“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賈改教子之道的要點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盡管賈政軟硬兼施，賈寶玉還是執“迷”不悟。于是發展到這一沖突的高潮，賈政鞭笞賈寶玉。賈政說：“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這個“將來之患”，所指的就是“明日釀到他弒父弒君”。魯迅說：“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里，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兇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賈政的“著實打死”和賈寶玉的反抗，這一父與子的沖突在這一意義上也帶有階級斗爭的性質。以此為中心，作者還寫了賈寶玉一系列“偏僻”、“乖張”的言行。他“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罵讀書上進的人為“祿蠹”，罵那些代圣賢立言的時文八股為“杜撰”，罵科舉制度為“餌名釣祿之階”，罵一切“仕途經濟”的談論為“混賬話”，甚至把“文死諫，武死戰”這一“君子殺身以成仁”的封建道德的最高信條罵為“胡鬧”。恩格斯說：“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賈寶玉的言行，正是對封建統治階級的精神支柱儒家思想的褻瀆，是反對把孔孟之道作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教條來信奉，是反對把時文八股作為入仕的敲門磚。在那個時代，賈寶玉的思想和行為，的確可以說是對封建秩序的叛逆，是具有反潮流精神的。
 
  賈寶玉對“學而優則仕”道路的反抗，對賈政、薛寶釵這些封建衛道者來說，是對于天經地義的封建主義“大道理”的背謬，表現了他對忠、孝的叛離，宣告了封建統治者妄圖把賈寶玉納入“學而優則仕”道路的計劃的破產。《紅樓夢》還通過一批走“學而優則仕”道路的可憎、可鄙的形象，批判、否定了這條道路。賈政以“學而優則仕”教子，他也是從這條道路走過來的。四書五經把他“培養”成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庸俗腐朽、而又十分頑固的官僚。走“學而優則仕”道路的賈雨村在作者的筆下，是一個諂媚求榮、利欲熏心、爾虞我詐、落井下石的官場中的賭棍。賈代儒則是一個豪門豢養下的、渾身都散發著酸臭氣的腐儒。《紅樓夢》用這種鮮明對比的手法，揭露了走“學而優則仕”道路的封建衛道者們，即賈雨村所說的“運生治世”的“大仁者”們，是一群令人憎惡和鄙視的迂腐、僵化、狡詐和反動的家伙；相反地，那些不走這條道路的叛逆者，即賈雨村所說的“劫生世危”的“大惡者”，卻是令人同情的富有反抗精神的人物，《紅樓夢》正是通過對“大惡者”的熱情歌頌，和對“大仁者”的無情批判，表現了它的鮮明的反對儒家思想的傾向。
 
  四
 
  《紅樓夢》還精心刻劃了一系列富有聰明才智的婦女形象，特別是那些具有反抗精神的叛逆者和女奴隸的形象，有力地批判了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
 
  男女不平等是政治、經濟上階級不平等的反映。男尊女卑的思想是同奴隸制一起出現的。恩格斯指出：“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奴役同時發生的”。男尊女卑也是儒家思想、封建禮教的重要內容。孔子是特別輕視婦女的，他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在封建社會中，儒家所宣揚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都是反動統治者套在婦女特別是勞動婦女頭上的精神枷鎖。毛主席指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而婦女正是被壓在全部宗法制度和思想的最底層。
 
  儒家衛道者為了維護他們的反動統治，積極鼓吹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的信條。賈母口口聲聲說：女孩兒“只是女工針黹倒是要緊的”。薛寶釵說：“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她教訓林黛玉說：“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最怕見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封建統治者鼓吹婦女只讀《女四書》、《烈女傳》，以“紡績女紅為要”，千方百計地把婦女排斥在社會活動之外，使她們充當家庭奴隸，充當為封建家族生兒育女、傳宗接代的工具。
 
  男尊女卑的思想，使婦女受盡了剝削、壓迫和奴役。《紅樓夢》中的幾十條人命，大多是婦女。金釧、晴雯、鴛鴦、司棋、林黛玉等等都是吃人禮教的犧牲品。《紅樓夢》用眾多年青婦女的慘死，強烈控訴了男尊女卑和三綱五常等封建的倫理道德。
 
  晴雯、司棋、鴛鴦等青年女奴，受迫害最深，反抗也最烈；正因為她們是奴隸，所以就更聰明，也更有才干；他們既善于勞動，又敢于抗爭。不論是思想品質，還是智慧才能，都是那些男性封建貴族所無法比擬的。《紅樓夢》通過描寫既是“小人”又是“女子”的青年女奴的反抗，無情地鞭笞了男尊女卑的思想。
 
  賈寶玉對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進行了大膽的挑戰。他說：“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鐘于女兒，須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聯系他對青年女奴們的同情，我們可以感到他對封建統治者殘害蹂躪女奴隸們的憤懣。賈寶玉對柳湘蓮、蔣玉函等市民階級人物的接近，說明他不是一般地反對男子，只是鄙視“世俗男子”；他對薛寶釵等婦女的厭惡，說明他也并不是一般地贊成婦女，而只是稱贊沒有良所謂“世俗”氣的女子。賈寶玉的話雖然缺乏階級分析，但他并不是一般地贊賞幾個女子，而是把斗爭的鋒芒指向儒家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從而否定了它是天經地義不可動搖的“天理”。
 
  《紅樓夢》雖有鮮明的反儒思想，但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它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它雖然反儒，但是不徹底，而且還留有儒家思想的影響。它雖然反映了封建社會不能永世長存，但卻看不到歷史前進的方向，看不到今能勝昔的革命力量。因此，這本書的作者反對農民起義，并在封建社會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面前，流露著無才“補天”、“大無可如何之日”的挽歌情調。它雖然反對宿命論，卻也流露著宿命論和虛無主義色彩。作者用以反對儒家思想的武器——初步民主主義思想，盡管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進步的，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今天也變成反動的了。這說明，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才能徹底地批判儒家的思想。
 
  歷史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革命的、進步的東西總要戰勝保守的、倒退的東西。一切反動階級總是利用舊的意識形態，反對革命和進步。當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以后，修正主義頭子也總是利用儒家思想反對馬列主義，搞資本主義復辟。LSHQ、LB一類騙子都是利用尊孔思想同我們進行斗爭的。我們應當從《紅樓夢》這部形象的歷史中，來認識什么是儒家思想及其嚴重的危害性。我們只有摧枯拉朽，“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不斷清除儒家思想的影響，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將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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