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以來，“底層”問題成為了當代文學最大的主題，翻開文學期刊，到處可以見到“底層”的影子。可以說，“底層敘述”不但已經從一種“冷門敘述”，變為一種“熱門敘述”，也開始從一種“異質性敘述”，變成為一種“主流性敘述”。也正因為如此，如何講述“底層的故事”，隨之變為一個需要謹慎對待的問題，特別是在一些基本創作態度和創作方法上，已經有一些需要警惕的苗頭傾向暴露出來。
比如，有的作家在表現苦難時脫離了具體的語境，將之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同時也推向極端化。于是，“底層敘述”變成了不斷刺激讀者神經、比狠比慘的“殘酷敘述”；有的作家以簡單的“城鄉對立”、“肉食者鄙”等線性邏輯理解復雜的“底層問題”，以苦大仇深作為推動故事的情緒動力，于是“底層敘述”變成了隱含的“仇恨敘述”；還有的作家既無底層經驗，又少底層關懷，只因題材熱門、“政治正確”，也來分一杯羹，尋求“入場”的捷徑，這樣的“底層敘述”已經是一種“功利敘述”，變“為底層說話”為“拿底層說事兒”，令人對整個“底層敘述”的可靠性產生懷疑。
如果說這些年來因文學離開“底層”太遠，以致于“底層問題”剛剛提出時，“文學如何底層”曾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今天我們更需要面對的則是“底層如何文學”的問題。由于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與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具有著天然的聯系，“底層如何文學”其實也是現實主義如何在今天的創作環境中重續優秀傳統、獲得新的思想和藝術發展動力的問題，其基本途徑或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嘗試。
首先，重建知識分子立場、重溫人道主義價值關懷。
中國當代的現實主義創作陷入困境已非一日，其根本原因在于創作者思想價值系統的癱瘓，面對社會的重大轉型，作家們普遍缺乏有效的思想資源來廓清層出不窮的新現實，更不用說進行有力的批判。這樣的精神貧困也不是作家單獨具有的，而是中國知識分子整體精神危機寫照。
近幾年來，隨著“底層問題”的提出，中國知識界被再度激活。“底層問題”不是只關乎一些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作為一個中國最廣大的弱勢群體，他們長期受到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關涉到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的公正、公平性問題。對于他們合法權利的捍衛，也是對人類基本生存權利的捍衛。生活在象牙塔里的知識分子對他們平時“看不見的底層”投以關注，絕不止是吃飽喝足后大發善心，而是麻痹良久的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在“天理良心”的刺激下寶貴的復活。因而，雖然知識界仍然存在著諸如“自由主義”、“新左派”等不同觀點的爭論，文學界也存在著“人民性”與“新人民性”的諸多辨異，但在最基本的人道主義立場上，越來越多的人重新聚集在一起，發出社會良心的呼聲。
在迄今出現的有關“底層”的文學創作中，那些有力度的作品無一不貫注著作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除少數作品更明顯地繼承“左翼”傳統（如曹征路《那兒》）外，更多的作品是上承“五四”文學“寫真實”的傳統，本著樸素的人道主義情懷。這說明，人道主義——這種早被認為過時的價值系統仍是中國作家最普遍也最深厚的精神資源，雖然以之面對復雜的社會現狀必然有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但文學的任務畢竟不是“找出路”、“給說法”，而是寫傷痛。在這個意義上，這種產生于歐洲資本主義初期的價值立場在中國的當下乃至以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仍然有著很大的發揮空間。說到底，與社會民主、平等、公正等原則相關的“底層寫作”首先需要的是樸素和誠懇，樸素和誠懇未必能成就多么偉大的作品，卻可以保障“底層寫作”沿著一條健康的途徑發展。
第二，重倡作家“下生活”的創作傳統。
在近年“底層寫作”中，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作者不是一些一直都不太“著名”的老作家，就是還沒有“著名”起來的新作家，當今文壇上的那些“著名”的“鄉土作家”競幾乎“集體缺席”。這些“著名作家”其實也一直在寫鄉土、寫苦難，但是他們筆下的苦難越來越具有魔幻寓言的色彩，只具有供批評家闡釋的哲學、美學意義，他們筆下的鄉土也越來越遙遠神秘，只具備任作家揮灑想象的“敘述容器”功能。“著名作家”們以這樣的“純文學”寫作修名山勝業，卻與正在這片土地上大面積發生的真實苦難擦肩而過。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現有的作家體制中，作家與社會生活脫離太遠。中國的“基層作者”一旦通過寫作成為“專業作家”或“職業作家”，在生活上就進入了另一個階層。這個階層不但遠離廣大農村的“底層”，即使在城市里也是居于“中層”、“上層”。過去的“工農兵文學”中一直強調“下生活”的傳統，但隨著“工農兵文學”被擯棄，其中一些具有真正革命意義的可貴傳統被一同摒棄了。現實中往往是越“著名”的作家生活范圍越是狹小封閉，偶有回鄉，恐怕也是“省親”式的榮歸故里。這樣“高居云端”的寫作，怎么可能觸及到底層“新的現實”和“深的現實”？
在“著名作家”中，近兩年關注“底層問題”并拿出最突出創作實績的當屬劉慶邦。2005年初他集中推出了一系列令人震撼、感動的作品，如《臥底》、《福利》、《車倌兒》等，全部是有關礦工題材。這股如巖漿般噴發出來的熱量，正是他多年的積累和2004年一年深訪的爆發。劉慶邦走的本是一條最老實普通的路，但如今這樣“老實普通”的作家已是鳳毛麟角。可見如何使作家保持“下生活”的傳統，不能光憑道德自覺，而是要有制度上的保障——這恐怕不是作協多舉辦幾次“下生活”的活動可以解決的，還是要有一些更切實的動力，比如調整目前具有明顯偏頗的文學評價體系，使那些深入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得到更充足的關注和更公正的評價。
第三，重續從基層培養作者、嚴格把關的編輯傳統。
中國當代文學創作體制形成之初，本來有一套很完整的新人培養機制，如《萌芽》、《青年文學》、《鴨綠江》等期刊都是專門發表新人作品的，各大期刊的編輯也向以發現、培養新人為責、為能、為榮。然而，正像“下生活”的傳統已經被不少“著名作家”放棄了一樣，這一項優秀的“伯樂傳統”也已被不少雜志編輯放棄了。在他們眼中，所謂“新人”，就只有被市場催生出來的“80后”（當然以后還有“90后”）。如此追隨書商的后果，不僅使今天的文壇充滿泡沫，更將使明天的文壇一片荒蕪。
在眾多的期刊中，依然能較好地堅持從基層培養作者、篩選自然來稿的，當首推素有“現實主義重鎮”之稱的《當代》。2005年該雜志發表的兩部長篇《苦楝樹》（楚荷）和《橋溪莊》（王華）都出于“基層作者”之手。正因為如此，該雜志不但率先發表了有關“底層”的文學作品，而且總能提供流行敘述中未見的“新質”。編輯這樣的稿件，改稿往往是一大工程，從立意到細節，反反復復。因此，過去很多作家管編輯叫“老師”是誠心誠意的，這也曾被人認為是編輯“權力”過大。如今的編輯倒是主動放棄了這些“權力”，甚至錯字、病句都照發，結果是新作家的寫作基本功普遍不過關。然而，就像作家“下生活”一樣，“砂里淘金”、“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總是“費力不討好”，這樣的編輯傳統再優秀也很難被長久堅持，制度上的保障仍然是必須的。
如果“底層”是中國社會的主體，“底層寫作”也可稱當代文學的地基。借“底層寫作”廣受關注的契機，當代文學生產機制應修復一些基礎設施，培養一些新的土壤，其功效也將超出“底層寫作”本身。事實上，作為一個整體，中國當代文學如果寫不好“底層”，也照樣寫不好“中層”和“上層”，搞不好現實主義，也別想搞好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有誰能指望連苦菜花都生長不出來的土地上，能夠培育出真正芳香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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