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驗者的書寫與思想者的言說
——劉繼明近期創作分析
陽 燕
一直以來，評論界習慣將劉繼明劃歸“新生代”（或“晚生代”或“60年代出生作家”）群落中的一員，同時也將其視為 “文化關懷”小說的代表人物。“新生代”作家在上世紀末期中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登臨舞臺，形成“90年代文學”當中一道重要的、不可忽略的新景觀。他們推崇“個人化敘事”以取代影響深遠的“宏大敘事”，反對精英文化、削平意義深度，致力于表現生活現實，卻使平面化、世俗化、欲望化的敘事大行其道，放棄歷史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把寫作還原成為一種職業。他們的文學觀念和創作實踐，給中國當代文學帶來了別樣的聲音與范式，也留下了獨特的足跡與烙印，其正與反的經驗都有開闊的反思空間。
然而，一個真正具有創造力的寫作者不可能囿于固定的軌跡，一種粗線條的“代際”劃分根本難以完成對作家的個體描述，暴露出這種“代際”理論行為的簡單與生硬。事實上，90年代中期，劉繼明創作的《海底村莊》、《藍廟》等一系列“文化關懷”小說就已經顯示出與“新生代”群落頗具差異的意趣：小說致力表現世俗化時代精神淪落、心靈逃亡的境像，表達了作者對生命意義、終極價值的執著追尋。周介人先生曾以“關懷社會的精神環境、關懷人的精神追求”概括“文化關懷”的含義，“文化關懷”小說所體現出來的時代思考、價值承擔使劉繼明與當時的寫作時尚明顯疏離。
近年來，劉繼明致力于思想評論及隨筆寫作，出版了《我的激情時代》（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8月），以其“直面現實的批判立場和深切的人文情懷”在文化界獲得了較大的反響；而50余萬字的報告文學《夢之壩》（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則被主流評論給予高度評價，譽為“一座文學和史學的巨壩”；長篇小說新作《一諾千金》（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5月）也有別于以往撲朔迷離的敘述風格，在語言、形式上呈現出“質樸”的嶄新面貌。從虛構文本到非虛構文本和文化批評，從一個純文學的詩人、小說家到一個思想的言說者和公共事務的介入者，劉繼明所跨越的不僅僅是題材、文體上的溝壑，更是寫作態度上的一種巨大改變，在“60年代出生作家群”中更加彰顯其獨特性。尤其在世紀之交眾聲喧嘩而實則冷漠貧乏的文化語境下，劉繼明的創作變化更是一個值得注視、應予以分析的對象。
一、 精神履歷：“生于1960年代”
在劉繼明的創作中，“生于60年代”是一個被直接陳述或隱藏在字里行間的重要意旨，是他所有寫作的出發點與關鍵詞。60年代的出生意味著一種所謂“夾縫”之中的人生體驗：這一代人既沒有他們父兄那樣的歷史因循的背負，也不能如“70年代之后”那樣輕靈自在、既無歷史的牽絆，也無現實的障礙。這一代人有“紅色”歷史記憶，但記憶卻是淺淡的、些許的，他們的青春遭逢上激動人心的改革開放、思想解放，但未到中年又裹挾進了市場經濟、全球化的洪流之中。他們的過渡性、矛盾性使“生于60年代”成為具有豐富意味的能指，具備深入開掘、充分展開的可能性。
事實上，劉繼明所要強調的不會僅僅是一個生命的年輪，在劉繼明的敘述中，與“生于60年代”相對應的是80年代的思想資源和90年代的生存現實，兩者共同構成了他的人生境遇，也構成了他寫作和思考的背景、視閾以及價值立場。
《我的激情時代》、《生活的激情與寫作的激情》這兩篇隨筆完全可以看作劉繼明的一則文學“小傳”，一份“精神履歷”。在文章中，作者對自己的生活及創作經歷進行了真誠的梳理，展現了有關“青春”“成長”的一段生命歷程：從偏僻鄉鎮到學院、都市，從一個文學愛好者到職業作家，從計劃經濟時代到市場經濟轉型。在這個過程當中，活躍、開放、充滿生機活力的“80年代”始終是“一種強大的背景存在”，“我的整個青春和成長過程都是同那個時代不可分割、緊密聯系在一起的”。（１）被稱為“新啟蒙”的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給青春成長期的劉繼明以豐富的滋養，現代民主/自由精神、懷疑探索的精神、理性批判的精神、理想主義的激情、人道主義的情懷……這些攜帶著時代特色的思想觀念成為日后劉繼明的思想資源與精神明燈，也是其文學理念的重要構成部分。
正因為有“激情”“純潔”的80年代作為參照，劉繼明對90年代社會變化的正面性評價較少，甚或就是忽略的，而更多看到了它的混亂、畸形、不公等等負面的結果，尤其是人文精神的衰落。與“我感激８０年代”的熱情宣告相對照，劉繼明“對急劇變化和動蕩的90年代的‘生活現場’表現出格格不入的疏離傾向。”（２）90年代之后，中國社會急劇轉入“市場時代”，經濟取代政治日益成為社會的中心話語，商業化、消費化、世俗化、欲望化成為普遍的時代風景。而在劉繼明的人文主義思想的觀照之下，90年代物質繁榮的背面卻是文化的沙漠和精神的廢墟，他將其命名為“貧困時代”，以深入揭示“90年代的精神痼疾”為己任。
劉繼明曾痛切地發問—— “那個時代（指80年代，筆者注）充滿激情和理性的懷疑、批判、反抗和探索真理和良知的義無反顧的精神到哪兒去了？”他也用自己的方式作出回答——“在整個90年代中后期，我都在試圖通過自己的寫作去‘尋找’或‘想像’著那一代人的下落”（３）
90年代中期，劉繼明的“文化關懷”小說主要描摹知識階層的精神危機、靈魂痛苦，新世紀之初，《一諾千金》以底層貧民馬天才的傳奇生活經歷展示近半個世紀的時代變遷，使作者對于時代的表述更為完整、深入。在劉繼明以往的創作中，其批判的鋒芒往往通過個人化的想象方式來顯示，而隨著歷史進程的復雜變化，劉繼明更痛感知識階層的麻木、沉默、無所抗爭、無以抗辯，他換用比小說更直接銳利的隨筆進行批判、言說。
劉繼明筆下的“生于60年代”的人物，是小說文本中無數個個體，是思想隨筆論述的一個群體，更是作者自己。由于類似的生存背景與現實境況，劉繼明不會僅僅是個時代的觀察者、思考者，他還是一個時代的親歷者和體驗者。劉繼明親身經歷過的生存掙扎、文學尋夢、新疆流浪、海南創業都是個體生命中難以磨滅的烙印，愛人孫遠的離世更是一個災難性的事件，它所帶來的巨大傷痛毫無疑問對劉繼明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一切使其創作涂蓋上了濃重的體驗性、情感性色彩。
由于是從一個親歷者、體驗者的身份進行思考和發言，劉繼明無論在文學創作上還是在生活認知上都保持著一種自省的姿態，力求擺脫流行的思潮，從具體的歷史語境出發對現實對話、書寫。甚至于雖然也“生于60年代”，但劉繼明對自己的群體歸屬從來都充滿質疑，“就寫作態度和精神趨向而言，我似乎更愿意認同50年代出生的某些作家，而不是新生代。”而這種認同又是有限度的，“我沒有他們那種似乎與生俱來的意識形態情結，始終恪守著一種較為鮮明的個人立場”。（４）
個體與時代、切身體驗與觀察思考、激情與理性、批判立場與自省精神，這些相容相諧或相反相悖的元素都在劉繼明的筆端結合，使劉繼明的寫作于熱情、明晰之外也夾雜著含混、矛盾，或者也可以說是一種“開放”的、“復合”的寫作，它蘊含了豐富的意味，指向開闊的境地。
二、 文化身份：作家/知識分子
對劉繼明而言，時代感受與個人體驗幾乎就是一枚銀幣的兩面，相互詮釋、互為表里。雖然他自認為“始終是以一個逃亡者的身份出現在自己的小說中，在寫作和生活中總是缺少‘歸屬感’和‘認同感’。”（５）但他又必須進行自我身份的確認，因為這關涉到自己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對時代發言。尤其在90年代中國社會結構重組、文化主體已從中心向邊緣轉化的現實壓力下，知識分子“普遍身份焦慮”，其文化身份的自我確認就顯得更加不容回避。
劉繼明的自我文化身份的確認，經歷了作家、知識分子作家、公共知識分子三個相互聯系的階段，也經歷了一個從不直覺到自覺的過程。
劉繼明1985年發表小說處女作，從“先鋒派”而至“文化關懷”，從刻意強調語言、敘述到重新關注小說的意義，他的創作幾乎與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同步，經歷過眼花繚亂的文學思潮變遷，體驗了這一過程的飛揚與沉寂、起落和動蕩。劉繼明也曾有過困惑、迷茫，但可貴的是他從沒間斷過反思、質詢，從沒放棄過追問、思考，在文學邊緣化的時代，他依然探詢“為什么寫作”這樣一個本原的問題，在“小說狂歡”的熱鬧氛圍中，他卻清醒地意識到了“小說的焦慮”。
《小說的焦慮》對于中國90年代的文學環境作了一次深入剖析：旗號林立、喧嘩熱鬧的實質是一種“虛浮”，時尚、新銳的假面背后隱藏著日益濃郁的中產趣味、白領趣味，“貌似強勁的外表下面，絲毫掩蓋不住小說藝術因缺少根基日益萎靡、隨波逐流的可疑癥候。”劉繼明分析了代言式的“神圣寫作”與宣泄、炫技式的“自戀寫作”各自的局限，清醒地看到“在眾聲喧嘩、失去尺度的時代，做一個小說家很容易，但做一個好的小說家似乎越來越難”，他崇揚的是一種“特立獨行、從容大度、沉靜矜持”的理想的小說風度。（6）
“個人寫作”是90年代文學界乃至文化界的一個重要概念，劉繼明對其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和辨析。他認為，獨立精神是寫作者本應具備的重要品質，而現實當中“個人寫作恰恰是通過這種集體命名的方式出場的”，成了文學“策劃者”“主持人”所操控的一個時尚名詞，當“小說創作與發表，像工廠的流水線似的，越來越集群化”，“個人應有的品質與鋒芒卻逃遁缺席了”。（7）劉繼明據此分析了“新生代”作家將個人寫作變成了自戀寫作的傾向，并揭示其盲點在于他們所理解的“個人是一種完全抽空了的、只有空間、現場，沒有時間、歷史的自我封閉的‘原子個人主義’。”（8）
與對“個人寫作”的思考向關聯，劉繼明必然要更深入地探討寫作中個人與世界、個人性與現實性的聯系。雖然他曾著力強調個體的意義，但他并不忽視、回避現實的問題，因為“文學創作從個人的經驗與想像出發，但最終必然涉獵人與人、人與世界的部分”，“每一個小說家都在特定的時空中寫作，誰也沒法斬斷其與‘現實’的隱秘聯系，誠實的小說家實際上都在為人類共有的現實寫作。”劉繼明所強調的是保持個人精神品質為前提，以個體的、獨立的方式承擔“公共與現實的義務”。（9）
雖然劉繼明是從“誠實”這樣一個道德化、心靈化的角度來討論作家的創作視閾，但他實際上已經涉及作家的“寫作立場”這個問題，已經接近關于“知識分子/作家”二者關系的考量。而他有關作家的批判立場、文學的價值擔當等論述也可延展成有關公共知識分子的思考。
1989年以后的急劇社會變遷瓦解了的“知識分子”這個獨特的群體，知識分子內部的分化被王岳川描述為“有的開始接納世俗，深入民間；有的逃避現實，走向徹底的虛無；有的張揚私人化，拒斥崇高；有的則躲進高樓，自成一統。”（10）在劉繼明看來，知識分子群體的邊緣化并不是最大的悲哀，知識分子對自我價值的放棄、從自己立場上潰退才是真正的危機所在，最終將導致知識分子自我身份的喪失。因而，劉繼明追問的是“在這場風云突變的社會轉型過程中，90年代的知識界扮演了一種什么樣的角色？”“而沒有了對現實的懷疑和批判，沒有了對自我的反省，沒有了對歷史的追問，沒有了對社會良知的探詢，‘知識分子’還能成其為‘知識分子’嗎？”（11）
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問題，在８０年代中期被提出，是新啟蒙運動中“文化反省”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主張，知識分子“應該是每一個時代的批判良知”，以及美國學者愛德華·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所描述的“對權勢說真話的人”、“精神上的流亡者和邊緣人”、“真正的業余者”，成為中國文化界理解知識分子形象的主流觀點。劉繼明從歷史反思和現實訴求的雙向角度出發，既強調知識分子的“從來就不應該是國家、大眾和媒體的附庸”的獨立性、批判性，更強調其關懷社會公共問題、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現實介入性。
在對于“非典”、美國入侵伊拉克、9·11等國內國際事件，對于90年代中國社會存在的權力腐敗、社會不公正、底層困境等問題進行發言的時候，劉繼明更注重審視知識階層面對人為的或大自然的災難時那種隔離、恐慌、自私、冷漠、置身事外般的看客心態，陳述“以個體的方式或民族國家的方式”“重新檢視或反省自身的不當行為”的必要，堅守“人道底線”“倫理底線”以維護“普遍公理”。通過《我們時代的恐慌》、《喬姆斯基與知識分子的道義承當》等篇章，劉繼明用書寫實踐了他“通過寫作對社會事務表達自己的意見乃是知識分子存在的主要方式”這一立場。另一方面，劉繼明也非常重視文化、文學領域所存在的獨立思考、誠實擔當的精神力量，因為“警惕和辨認政治專制也許是容易的，對于異端思想實行壓制和排斥的隱蔽的話語霸權或文化殖民，卻并非總是一目了然。”（１2）《幸福的人與不幸的文學》、《“80年代人”或不合時宜的痛苦》和《一個富有愛心的人》是用隨筆完成的“文學評論”，被時代主流話語所遮蔽的先鋒詩人郎毛、被主流文壇所誤讀的張承志、張煒以及被忽略的散文家葦岸，在劉繼明的筆下彰顯出厚重的分量與獨特的光彩，他們所具有的懷疑、叛逆、執著、堅持真理、維護良知的精神立場在現實氛圍里更為彌足珍貴。
劉繼明提出了一種“公民寫作”的觀點，與之相印證的是自己在三峽工地掛職后完成的報告文學《夢之壩》。所謂“公民寫作”，其核心在于克服狹隘的職業化拘束，超越隱蔽的市場邏輯，對公共事務進行介入和觀照。劉繼明日益堅信，無論是出于現實責任感，或是作家的價值立場，“在面對關涉人與世界命運的重大時刻，（知識分子或藝術家）依然需要作出某種‘介入’，而不是以所謂‘純文學’和‘專業精神’為借口退縮或無動于衷。”（13）《夢之壩》被認為“是第一部全景式、長跨度、多方位反映三峽工程的超巨型報告文學作品。”（14）它不僅僅鋪展了三峽工程從設想、勘查、論證到建設的漫長歷史過程和事實細節，更從中國現代化夢想與全球化人類生存處境并置的高度著力開掘大壩所蘊含的思想文化內涵，同時對大壩的環保、移民、戰爭、安全隱患等敏感問題也作出了細致分析。作者的歷史認知、理性思辨表現出“不諱飾也不盲從，不躲閃也不含糊的史家的坦蕩胸懷和真正藝術家的勇氣”（15）；作品沉郁又激情的風格則滲透了一個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深沉的憂患意識與強烈使命感。劉繼明用《夢之壩》證明了個人敘事與宏大敘事并非真的那么水火不容，在文學“向自我、個人和內心的不斷后撤或退縮”的時代，證明了文學依然擁有駕馭、言說重大社會與歷史事件的能力。
三、 視閾及聲音：“有限度的寫作”
劉繼明最具影響力的思想隨筆大多集中于社會、文化、政治評論部分，理性和激情的色彩皆相當濃郁；“我總是被無窮無盡的疑問所纏繞；背負著疑問寫作，也許是我難以逃脫的宿命”，其敏銳的問題意識是觸動讀者心靈的重要原因。此外，劉繼明還探討了自由、平等、民主、公正、底層、全球化、現代性、網絡媒體、大眾神話、存在主義、虛無主義、理想主義、以及愛與拯救、死亡、悲傷、遺忘、信仰、內心的律令、內心精神等等思想的、哲學的、形而上學的許多問題。劉繼明的寫作跨越了文體與職業的界限，顯示出寬廣的寫作視閾和獨立的聲音。
劉繼明的意義也許不在于他說出了多少振聾發聵的真知灼見，而在于他執著的寫作姿態以及這種姿態所彰顯出的思想自由、精神獨立的品質。固然，文學在很多人那里不再被認為是關系國計民生的“經國之大業”，文學家只能表達他們的切身感受，難以承擔救世的使命。但是，在今天文學與作家已然邊緣化的現實情境下，堅守人文價值的立場、保持知識者的良知與勇氣，在文學內外、職業內外表達自己的思想卻是十分必要的。自“人文精神大討論”之后，中國知識界90年代末又發生了“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這場論爭具有較高的思想和學術價值含量，而筆者并不打算將劉繼明放置在這個背景之下討論，而更愿意將他看成是一個思想自由、精神獨立的批評者、永不妥協的批判者。
無疑，劉繼明是以啟蒙主義的價值立場來界定一個作家或知識分子應該承當的社會義務、歷史責任。８０年代新啟蒙的思想意義和文學價值，近年引起了諸多研究者的回溯與清理，既有“重訪80年代”“以重新獲得我們的激情和批判的力量”（張旭東語）的呼吁，也有將８０年代精神斥為“青春病”的不屑。中國８０年代“新啟蒙主義”是一種廣泛而龐雜的社會思潮，包含了各種因素和復雜性。它曾經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過巨大的解放力量，它的熱情、活力與理想主義激情、批判反思的精神是其主要魂靈。但新啟蒙主義的二元對立的思路、對于傳統和現代性的單一敘述、對于市場經濟現實的矛盾、暖昧的態度等方面都存在有待深入分析的地方。
劉繼明依托８０年代思想資源所進行的批評也有其薄弱之處。例如，他把1989年以后急劇的社會變遷及商業化過程所產生道德腐敗和社會不公等問題似乎僅僅歸結為 “人文精神的缺失”，把當代知識分子放棄了80年代啟蒙立場而普遍地職業化、學院化、專業化的傾向看成是單純的精神異化，這種判斷顯然有失簡單化、片面化，忽視了從更為復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進行深入探析，最終只能將問題落實在個人道德實踐的層面和束縛于諸如守望良知、堅持道義這樣的理想主義期許；因為其濃重的“８０年代情結”，劉繼明也過高估計了８０年代的思想環境，而過分貶低９０年代的文化狀況，對于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大眾文化的復雜構成、以及經濟與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思想自由化、民間化、日常化等復雜形態也未能闡釋得更加清晰、透徹。
任何寫作都是有限度的寫作，正如寫作中的人都是有限度的人一樣。劉繼明曾在跟韓少功的通信中談到，“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一代人，我們都有自身的限度，我們都莫不在這種‘限度’內寫作。”（１6）而只有認識到這種有限性，一個寫作者才能有所警惕、有所反省，才能具備真正的理性精神。
劉繼明的質疑固然常常指向他所指摘的 “中產”化了的“知識階層”，指向“不再具有探查社會和人性痼疾的敏銳眼光和能力，逐漸成為主流價值與流行觀念的合法詮釋者”的90年代知識分子；同時，他也質疑任何因循守成的勢力，因為“任何激進的、刺耳的或異質的聲音都受到來自知識集團、主流社會、大眾階層的合力狙擊。”（17）更重要的是，劉繼明的質疑還指向了社會現況。“底層”是近年劉繼明觀察、思考較多的一個問題，他從現實、歷史、意識形態等層面對“底層”這個語詞進行辨析、清理，為這個沉默的弱勢群體進行了激烈的辯護。然而，“真實的底層究竟在哪兒？”劉繼明清醒地意識到任何代言與描述都難以企及底層的真相，一方面他認為只有擺脫“被敘述”的命運底層才能真正發出自己清晰的聲音，同時，作為“敘述者”他仍然執著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姿態，并未將這種寫作的限度變成替自己開脫的理由。
一部以底層視角來結構的《一諾千金》標志著劉繼明小說創作的明顯轉型。小說的主人公不再是作者熟悉的知識精英，而是一個真誠、善良、仗義的普通貧民；人物的世界也隨之發生轉變，不再專注于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者們內在的精神狀態，而著力展示平凡小人物外部身世的動蕩變遷；藝術風格則一改沉郁、黯淡、沖撞的面貌，呈現出明朗的色調，敘事平靜、節制、溫情而從容。然而，《一諾千金》并不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關于“完整”的小說，反而處處皆是“殘缺”：無論是馬天才、來鳳的身體、情感，或者是他們的現實生活、與外在世界的關系，都存在著難以克服的有限性、殘缺性悲劇。小說的另一主題即是“救贖”。面對人的有限性及生命的殘缺性，劉繼明抒寫了善良、愛、信義的強大力量，甚至表達了一種“類宗教”的情懷，仁慈、悲憫、寬恕一切加諸己身的不公和苦難，讓人物獲得內心的自我救贖。
“所謂文學參與或介入現實，不能僅僅理解為將底層和現實題材作為敘述對象，而還應該是指在敘述過程中，通過文學的方式體現出創作主體的思想投射和發現。”（18）劉繼明試圖在虛構的小說文本中完善其思想隨筆、報告文學中已經存在的困惑、矛盾，他試圖用宗教的“神性之光”予以解決，但事實上，《一諾千金》并不很成功。作品的宗教情懷因缺乏真切體驗而流于抽象、空泛；人物簡單、有質樸之美，但缺乏更豐富復雜的人性內涵；有通俗的外殼，但沒有好看的故事。《一諾千金》是改變、是開始，卻未臻完美。我們有理由期待作為小說家的劉繼明有更加優秀的小說問世。
注釋：
１．２．17．劉繼明《我的激情時代》
３． 11． 劉繼明《“８０年代人”或不合時宜的痛苦》
４．16． 劉繼明《幸福的人與不幸的文學》
５．8． 劉繼明《生活的激情與寫作的激情》
以上均見隨筆集《我的激情時代》（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8月版）
6． 7． 9． 劉繼明《小說的焦慮》 《青年文學》2000年第1期）
10． 王岳川《中國鏡像：90年代文化研究》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
12． 18． 劉繼明《我們怎樣敘述底層？》 《天涯》2005年第5期
13． 劉繼明《我們時代的恐慌》 隨筆集《我的激情時代》
14．15． 曾鎮南《一座文學和史學的<夢之壩>》 《中華讀書報》2004年10月18日
參考文獻：
１．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 三聯書店2002年4月版
２．許紀霖 《另一種啟蒙》 花城出版社1999年８月
３．王岳川 《中國鏡像：90年代文化研究》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
４．汪暉 《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文藝爭鳴》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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