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秦腔》與鄉土中國敘事

賈平凹的長篇小說《秦腔》連載于《收獲》2005年第1、2期，隨后由作家出版社于2005年4月出版。這是賈平凹試圖真誠面對故鄉、面對當下農村現實的一部力作，它試圖通過一個村莊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全面表達作者對中國農村歷史與現實中諸多現象豐富、復雜、細微的感受。這樣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成功，但成功的主要因素來自于作者真誠而具有反思性的態度、細致而全面的觀察，而并非在于藝術上的表現。就藝術上而言，這篇小說頗有些不足，一些地方拖沓、羅嗦，敘述線索不清晰，風格也不如賈平凹早期作品鮮明，以致許多讀者感覺難以進入。本文將以《秦腔》為中心，聯系其他作品，對中國農村的現實及其藝術表現做出一些分析。

一、傳統的湮滅？

在《秦腔》中，如果說夏天義聯系著20世紀50—70年代農村的社會主義傳統，那么夏天智則代表著儒家文化傳統，熱衷占卜的“中星的爹”代表著迷信或民間信仰。在小說故事展開的改革開放時期，以上三種“傳統”處于逐漸湮滅的過程中，小說也以這三個人物的去世為結束，表明了作者對處于瓦解狀態的鄉村政治與傳統文化的反思與憑吊。

“夏天義一輩子都是共產黨的一桿槍，指到哪兒就打到哪兒。土改時他拿著丈尺分地，公社化他又砸著界石收地，‘四清’中他沒有倒，‘文革’里眼看著不行了卻到底他又沒了事。國家一改革，還是他再給村民分地，辦磚瓦窯，示范種蘋果。夏天義簡直成了清風街的毛澤東了，他想干啥就干啥，他干了啥也就成了啥，已經傳出縣上要提拔他去鄉政府工作了。”

在這一段以及小說的其他地方，對毛澤東不無偏見。但在對夏天義的具體描繪中，可以看出作者對社會主義傳統較為肯定的態度。這表現在夏天義在村民中所擁有的崇高威望，以及他處理事情的政治才能。在村里演秦腔出現亂子后，現任村領導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天義叔請來”，在村中大旱、水庫拒不放水的情況下，也只有夏天義出面，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我們說夏天義代表著社會主義傳統，不僅在于他在50—70年代是清風街的村支書，而且在現實的發展思路上，他仍延續著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傳統，與現任領導產生了分歧。這突出地表現在村里的主要工作是放在“淤七里溝”還是放在“建農貿市場”的爭論上。“淤七里溝”是夏天義的發展思路，將七里溝淤平，可以為村里增加幾百畝土地，這項巨大的工程因天旱等原因，當時失敗了，但夏天義卻一直堅持這樣的想法。“建農貿市場”是夏君亭（夏天義的侄子）的工作方向，他“拿了樹棍在墻上劃著算式給大家講：以前清風街七天一集，以后日日開市，一個攤位收多少費，承包了攤位一天有多少營業額，收取多少稅金和管理費，二百個攤位是多少，一年又是多少？”在這里，夏君亭所考慮的是短期利益與物質利益，這是市場經濟社會的邏輯。

主張繼續“淤七里溝”的方案也被擱置了，“建農貿市場”則付諸了實踐。不過夏天義并沒有放棄“淤七里溝”設想，他無法通過村集體的力量來做，便獨自去七里溝壘石方、筑壩，跟他一起做的只有受到他精神感召的一個啞巴和一個“瘋子”引生（小說的敘述者）。在小說中，“建農貿市場”獲得了一定的成功，給清風街（少數人）帶來了物質利益，卻也使這里的風氣變壞了，夏君亭住在酒樓不回家，被老婆找上門大罵，一個外來商人的馬正中成了這個市場的主宰者，連夏君亭也要求他尋找買主，失去了自主性；而夏天義“淤七里溝”因勞力過少沒有得到成功，但他以年邁之身親身去背石頭，卻具有一種悲壯的精神。

夏天義不僅僅是社會主義傳統的代表，也代表著村民的利益，正是由于代表著村民的利益，他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傳統”才具有活力，而不僅僅是國家意志的傳聲筒。在小說中他恰恰是由于不同意修312國道、保護四十畝耕地和十多畝果園而撂挑子的。

在小說中描寫的“抗稅”事件中，夏天義和他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傳統又一次表示出了與農民血肉相連的精神。當鄉干部暴力征稅，往外拉糧食、銬人時，群眾起來反抗了，這時夏天義出現了，他對鄉干部說，“你還知道我是老主任呀！那我告訴你，我從四九年起就當村干部，我收了幾十年稅費，但像你這種收法，還沒見過，也沒聽說過！你娃年輕，沒吃過虧，你這么胡來，引起眾怒了，你還在鄉上干事不干事？”但他的勸告沒有收到效果，自己反倒被鄉干部推的架子車撞跌在地上，鎖骨撞斷了，疼得暈了過去。這引起了群眾極大的憤慨，數百人包圍、沖擊了鄉政府。

這里的兩條發展思路以及兩種與人民關系的態度，我們在50—70年代的《三里灣》、《創業史》、《艷陽天》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但與這些作品相比，《秦腔》并非以這一矛盾為核心組織起來的，矛盾也并未上升到“兩條路線斗爭”的地步。但與新時期的作品，如比較起來，小說則更傾向于“社會主義傳統”，即使社會主義的集體事業（“淤七里溝”）最終沒有取得成功，但它在精神上的感召力卻是重要的遺產，而新時期的改革使群眾得到了溫飽，但過于注重短期利益與物質利益，也使得當下農村陷入重重困境。

小說中有著對革命與改革的雙重反思，這不僅是對“50—70”年代文學、新時期文學的同一主題的延續，同時也是賈平凹的自我反省。在賈平凹早期歌頌改革開放的作品，如《臘月·正月》、《天狗》、《浮躁》中，改革開放具有天然的正確性，是人們擺脫愚昧生活方式的唯一選擇。但在《秦腔》中，問題便不再這么簡單，改革自身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凸現了出來，而社會主義集體化的一些優越性也開始為人們認識到。在小說中，作者表達了自己對現實弊端的反思，以及對鄉村政治的希望。

儒家文化的傳統，在《秦腔》中主要表現為夏天智作為長輩的尊嚴，以及對家族事務的處理，而其式微，則表現為夏天義的五個兒子、妯娌之間為了利益的爭執。在小說中兒子們給夏天義攤糧食、吃過年飯等段落中都有著真切、細致的描繪，在對鄉間倫理的刻畫上顯示了作者高超的功力。而有趣的是，僅從小說人物的名字來看，也能讀解出作者的態度。夏天智一輩四個弟兄，名字的最后一個字分別是：仁、義、禮、智。在小說開始的時候，夏天仁已經去世了，而在小說進展的過程中，夏天禮、夏天智、夏天義也先后去世了。伴隨著“仁義禮智”的消逝，中國文化的傳統也衰落了。夏天仁的兒子名字叫君亭，就是上述的村支書。夏天義的五個兒子分別名為：（慶）金、玉、滿、堂和瞎瞎。從“仁義禮智”到“金玉滿堂”，傳統文化的追求從精神層面轉到了物質層面，而這也正和資本主義的利益追求達到了巧妙的嫁接。小說中伴隨著傳統文化的解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逐漸顯示出了注重實利的殘酷一面，對此，作者的態度平靜中透出了蒼涼與無奈。

對風水、占卜等民間文化和信仰的表現，一直是賈平凹小說的重要特色，這使他的小說具有一種神秘色彩與傳奇性，在《秦腔》中也有這樣的表現，“一個地方得有一個懂風水和陰陽的人，不知怎么，中星爹就充了這個角色，清風街上紅白喜喪都是他選定的日子，蓋房、拱墓、修灶、安床，也都是他定的方位。”但在小說中，中星爹的預測卻常常不準了，他常做的是對自己病情的占卜，留下了不少內心驚慌的記錄，他預測自己死后肉身不壞，但又一次失算了，“他全身的肉都腐爛了，就像是紅燒的豬肘子，一挪動，肉是肉，骨頭是骨頭。那分離開的頭顱幾乎是個骷髏。”這里失敗的中星爹顯示了民間信仰的破滅，這是現代社會“合理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

二、農村的荒蕪

   《秦腔》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莫過于農村的荒蕪了。這里的“荒蕪”，既包括土地的荒蕪，也包括人的荒蕪——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都離開農村到城市去了，在農村里剩下的只是老人和孩子，整個村莊暮氣沉沉。

小說中村里不少土地都撂荒了，夏天義心疼荒了的地，為此以較高的成本租種了俊德家的土地，但他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后來村里兩委會收回荒地和另作他用的土地，由村里人承包，而又由承包人轉租給外鄉人，從中收取租金。但在由誰承包上沒有明確的規定，村里仍有不少荒地，后來夏天義在仔細丈量后，拿著材料，請夏天智寫了一份建議書：為了使每一寸土地都不荒蕪，使每一個農民都有地種，公平合理，貧富相當，建議重新分地。

他拿著這一建議，征求村里的人簽名，但大部分村民不愿意簽名，這里有涉及到自身利益者，也有對“分地”甚至對夏天義的歷史抱有偏見的。“重新分地”聯系著“土改”、“合作化”、“家庭聯產承包”等歷史記憶。夏天義作為以上三次運動的村領導，直接經歷過政策的反復與變化，這使他的威信受到相當大的挑戰。但也使他深深知道土地對于農民的重要性，在新的時期正是對土地重要性的認識，也使他敏感于時代的變化與土地的撂荒，從而提出了“重新分地”的建議，不過這一建議卻被擱置了。

與土地同樣重要的是勞動力問題，夏天智去世后，在東街甚至找不夠抬棺材的人，“君亭說，‘還真是的，不計算不覺得，一計算這村里沒勞力了么！把他的，咱當村干部哩，就領了些老弱病殘么！東街的人手不夠，那就請中街西街的。’慶金說：“打我記事起，東街死了人還沒有請過西街人人抬棺，西街死了人也沒請過中街人抬棺，現在倒叫人笑話了，死了人棺材抬不到墳上去了！’”

從此處不難看出農村中的勞力少到了什么程度，那么這些人到哪里去了？無疑是離開農村到城市里去了。離開農村的方式有很多種，一種是夏風，他是省城里的作家，成了文化名人，通過文化教育的方式離開了農村；另一種是夏中星，他是通過參軍以及進入仕途離開了農村。像他們兩個這樣離開農村的是少有的，更多的村民則是通過外出打工離開了農村，而與他們兩個一路風光相反，等待這些打工者的則是艱難的生活，“東華去了金礦，水生去了金礦，百華和大有在省城撿破爛，武軍販藥材，英民都在外邊攬了活，德水在州城打工，從腳手架上摔下來，聽說還在危險期……”這是外出的男人，外出的女人回來后打扮得花花綠綠，誰也不知道她們做了什么，夏君亭說，“我聽說有的出去還在乞討，還在賣淫，誰愛低聲下氣地乞討，誰愛自己的老婆女兒去賣淫，他們缺錢啊！”

不只是在小說中如此，在《秦腔》的后記中，賈平凹說，“村鎮出外打工的幾十人，男的一半在銅川下煤窯，在潼關背銅礦，一半在省城里拉煤、撿破爛，女的誰知道在外邊干什么，她們從來不說，回來都花枝招展。但打工傷亡的不下十個，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縛一只白公雞送了回來，多的賠償一萬元，少的不足兩千，又全是為了這些賠償，婆媳打鬧，糾紛不絕。”可見不僅在文本中如此，在現實中也是如此。

對勞力紛紛外出打工，小說中的夏天義頗為憤慨，他說：“‘清風街啥時候缺過勞力，現在沒勞力了，還算是農村？！’君亭說：‘過去農村人誰能出去？現在村干部你管得了誰？東街死了人抬不到墳里，恐怕中街西街也是這樣？西沙灣、茶坊也是這樣。’夏天義說，‘好么！好么！’竹青見夏天義和君亭說話帶了氣兒，忙過來說，‘勞力多沒見清風街富過，勞力少沒見餓死過人。’夏天義說：‘咋不就餓死人呢？！你瞧著吧，當農民的不務弄土地，離餓死不遠啦!’”

在這里，引起爭議的依然是歷史，在今昔對比中，君亭與竹青認為現在外出打工雖然不夠好，但現在“能出去”、“沒餓死過人”，而夏天義則認為這樣下去，將使農村更加荒蕪。農民之所以出去，正如上引君亭所說“他們缺錢”，他們為什么缺錢呢？不僅僅是具體的生活環境讓他們缺錢，同時社會也尋喚出他們對錢的一種匱乏感，這是建立在金錢交換關系基礎上的社會的必然結果，而這樣的社會正是夏天義所反對的，他反對的出發點，既有“社會主義傳統”所賦予的精神資源，也有農民的本位意識，即對“當農民的”這一稱謂的本質化理解。

土地撂荒與勞力流失是造成農村荒蕪的重要因素。在改革開放后農村的發展思路上，農民是否離開農村有很重要的不同，“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是著名的口號，在這一方針下發展起來的鄉村企業、鄉鎮企業曾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活躍的因素。而90年代以來，伴隨著城市改革失敗導致的鄉鎮企業的不景氣，使大量農村的勞動力涌入了城市。這是造成城鄉對立，進而出現農村荒蕪的重要原因。

在這里我們應該認識到，“農村的荒蕪”并不必然是現代化的結果，而不同的現代化方式，有可能改變這一可怕的狀況。夏天義不斷提及的“社會主義傳統”，以及“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都是可能的思路。而中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國情，也不允許所有的農民都離開農村、進入城市，那么如何在不進城的情況下，增強農民與農村的活力，提高農業以及農村工商業的生產能力，便是必然要考慮并迫在眉睫的問題。如果對這一問題不能夠解決，農村的荒蕪必然會繼續，農村的荒蕪達到一定程度，城市也肯定不會繼續繁榮。

三、文化衰敗與精神分裂

農村中另一種“荒蕪”，就是精神層面上的衰敗，小說中對“秦腔”有濃墨重彩的描寫，并將不少曲譜寫入正文，這是一種將音樂與文字融為一體的嘗試，頗具新意。但在小說中，寄托著老一輩農民精神的秦腔，也處于衰敗的狀態了。這首先表現在縣劇團的解散，劇團曾經興盛過一段時期，但到最后，缺乏觀眾使它無法維持下去，劇團的人只能三三兩兩結伴，在村里人家紅白喜事的時候進行表演，以維持生存。新一代的年輕人不喜歡秦腔，他們開始喜歡上了流行歌曲。

     在小說的結尾，夏天智去世時，出現了大段大段的秦腔曲譜，這是在為熱愛秦腔的老人送葬，同時也是在為秦腔送葬，當這些深蘊著民族無意識的曲調悲愴地響起，我們同時也是在告別一種傳統文化，一種精神的生活方式。此后被全球化文化生產哺育出來的新一代，再也無法領略這樣的文化了，他們的精神生活在時間上與整個世界聯系在一起，但在空間上卻與本鄉本土失去了血脈聯系，同時這也使他們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

與秦腔的衰落類似的是“社火”，在小說結尾處出現的“社火”描寫，更像是一出敲鼓的鬧劇，雖說在清風街出了“抗稅”事件之后，很多人都沒有心情鬧社火了，但敲了一通鼓，沒有引來人，這樣的冷清卻也反映出了社火吸引力的衰落。秦腔和社火都是民間文化的代表，當這些都處于衰落的狀態時，我們可以看出農村文化，尤其是農村自身文化的衰落。農村文化上的衰落既是相對于過去的，也是相對于城市的，這是農村政治、經濟上衰落的結果也是其反映。而之所以如此，既是我國國內現代化與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民族國家現代化的發展要求內部在市場等方面的統一，而伴隨著交通、通訊、教育等各方面的整齊一致，各地的“地方性知識”必然會逐漸消泯或者整合為其他形式，而“傳統”如果要生存，也必然會改換方式，并將失去以往的支配地位，僅成為現代化之后的某些因素。全球化建立在民族國家內部的整齊劃一之上，并追求將民族國家也整齊劃一。在這雙重“整齊劃一”的制約下，中國農村的民間文化消失乃是必然之勢。

面對這一境況，作家的內心必然是矛盾的，表現在小說中，就是作者與敘述者之間的分離。小說的敘述者引生是一個有些瘋瘋癲癲的人，他愛慕白雪，為了這一愛慕，在小說開始后不久便將自己閹掉了。此后他對白雪仍有愛意，但他的愛意是精神上的，貫穿了小說的全篇，也與賈平凹的《廢都》中無處不在的世俗之愛、肉體之愛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也與《秦腔》中不斷發生的偷情事件形成了對照。引生（及以其“瘋瘋癲癲”）聯系著清風街上各種的人物，并使敘述具有一種神秘的色彩。而小說并非完全是以引生的第一人稱敘述的，作者的第一人稱常常會在不知不覺中取而代之，這樣兩種敘述就互相交叉，直到最后融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