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砸爛
一
晚上九點多，他和喬麗在燈下做各自的事情。她在專心地從借來的一些醫學雜志上摘抄資料，做卡片，她得多多益善溫習和補充這方面的知識。居住條件雖簡陋，跟一九五九年住的小洋房不好比，但久違了的生活的溫馨之感，卻悄然來到心頭，而且一下子濃郁得甜膩膩的，彌漫在小屋里，縈繞于呼吸之間。他心存感激地悄悄看了一眼喬麗。一切都在于她，一切都來于她。女性是偉大的。
他拿著《西行漫記》，已經讀完了，但有點愛不釋手。韓愈再世，來寫此文，也不過如此吧。我們總自以為古老文章大國，比外國人強，其實也只能說各有千秋，西方文學史上那么多作品，是可以跟中國文學比一比的，現代以來，明擺著是我們心悅誠服取法于人家。我們沒有無窮細致分化發展的哲學，而哲學發展的基礎是自然科學，我們的哲學說來說去還是大而化之的儒、釋、道，怎么夠用來催化現代的文學呢？僅從這角度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也是十分巨大的。想了解一個美國記者是以怎樣的頭腦和勇氣觀察分析一九三六年的中國及其國際環境，想了解一九三六年的中國紅軍及其被“國民政府”重金懸賞的毛澤東等人的情況，想了解一九三六年的國民黨與蔣介石以及在一個外國人筆下的“西安事變”，想了解一九三六年那時中國西北民情風貌，總之，想認識那段政治歷史、自然社會的真實可感的方方面面，就得閱讀這本書。
此書直陳見聞，挖苦幽默，無所顧忌，卻對事物的兩面盡量抱著客觀分析的態度。一九三六年的一個美國記者，對中國共產黨當時思想與策略的熟知，對中國社會與政治的認識，中國當時的許多知識分子未必能望其項背。作者對長征剛到西北不久的紅軍進行數月采訪，寫出了這本書。達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說，達到了不朽的程度。不朽雖然與它的選題有關，與它的文筆有關，主要在于它客觀、真實、公正，修辭立其誠，否則，也就失去了價值。范公望舍不得借給他，應該說是版本原因，出版于一九三七年的這本書，亭州可能就沒有第二本，而此書解放后沒有再版。但他這個讀者并沒有讀出什么“有礙”的東西。不再版如果出于某種掌控，這掌控不過是魯迅所說的“扯淡”而已。
窗戶上忽然有輕扣的聲音，他和喬麗不由得迅速交換了一下眼神，他問，哪一位？外面有人回答，是我！他聽出來了，是范公望，不知何事此時來到，有點異常。
他開了門，范公望站在門口，跟喬麗禮貌地一點頭，對他說，我們到外面說話，那本書你看好了吧？
他從桌上取了《西行漫記》，送在范公望手中，說，讀過了，很好。
他關照了喬麗一聲，就跟范公望走，像兩個做地下工作的人一樣。到了一處隱蔽而黑暗的地方，范公望停下來，看著他，壓低聲對他說，你要作好準備，軍管會可能要抓你！
他一聽，頭皮麻麻的。但他本來不就似乎是有思想準備的嗎？他仍不可自止地感到一種恐懼和悲哀，說不出話來。
范公望說，不止你一個，他們要在造反派里逮捕一些人！這是史宏透露給我的。軍管會找他去，把這個決定告訴他，他為你說了話，說你實際上不存在歷史問題，但軍管會并不是找他商量的，而只是出于某種考慮，告訴他而已，并且給他提了要求。史宏也很悲觀。雖然他通過分裂已經跟造反拉開了距離，但這樣逮捕人，在他心理上還是會有反映的。他不知道我們的關系。我說我最近跟郁老師倒有點談得來，我能去給郁老師說一聲嗎？他說，文革以來郁老師已經被抓過兩回了，他能挺得住。我說我有一本書在他那里，我要冒險去他那里一下，把書要回來。史宏說，既然這樣，那你給他說一聲也無妨。文革發展到這一步，真是想不到，我們太幼稚了。史宏竟然說了這句話，有點黯然神傷，也無能為力。
他一陣感動，說，多謝你，還有史宏！他伸出手去，范公望跟他握了一下。他慘然一笑，說，如果我還能出來，跟你再高談闊論一回！黑暗中的范公望也慘然一笑，說，好吧，一言為定！把手向他伸來，他用力握了一下，就各自掉頭離去。
他發覺，在他和范公望之間，有某種東西超乎彼此的觀點、見解之上，而這種東西，在文革這樣的緊張情況下，越來越顯得珍貴重要了。
他回到屋里，把門關了，坐下來，面對喬麗，而喬麗也一直看著他，就等著他告知剛才出去的情況，她好像感覺到了什么。他看著喬麗對他睜大著的黑眼睛，忽然覺得一切是多么荒謬！然而卻無法擺脫，因而有著雙重的痛苦！他幾乎是平靜地說，我竟然，確實，又要被捕了！這回是軍管會來抓我。他慘痛地看著喬麗，喬麗也慘痛地看著他，好像頓時墜進了惡夢。循著文革以來的一種邏輯，他陡然清醒，果敢地說，不要怕，這只不過是又一場鬧劇！
喬麗沒有說話，但喬麗的神情說明她立即相信了他，并且做好了某種精神準備。這令他欣慰，雖然也令他痛心。
他們不會拿你怎么樣的，你照上你的班，做你的廠醫，不要跟別人談我、談文革，一問三不知、一百個不開口。
要不要把你的東西整理一下？讀的書，還有可曾寫過什么東西？
沒有什么要整理的，日記、文稿，一概沒有，只有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哈哈哈。他竟然笑了起來。
不一會，他和喬麗已經隨意漫行于小城的街巷，直到疲倦讓他們不得不回到屋里，睡了下去。他們很快就睡著了，真是一切置之度外。他們一覺到天亮。喬麗買了較為豐盛的早餐，一起默默地吃了。這分別的情景跟七年多以前真有點類似。生活好像總是會這樣那樣地重復一些情景。喬麗看了一下手表，說，我要上班了。他把喬麗送到路口，平靜地說，你上班去吧，我不要緊！喬麗看他一眼，平靜地點個頭，騎車而去，在街口轉彎不見了。他回屋收拾了一下，也去上班。
他坐在他的辦公室，即學校教導處旁邊的刻印室里，閱讀《毛澤東選集》。心情跟看到軍人們舉著語錄本上街那時，是多么不同，好不令人感慨。九點多，那個似乎等待著的時刻如約一般來到了，一個穿軍裝的人出現在門口，是軍訓小組的張科長，后面跟進一個穿著很樸素的藍布制服的人，雖沒有打過交道，卻認得是公安局的一個副局長，大約姓牛。亭州小城，彼此有時能一天遇見三回，時間長了就能這樣大體上知道人，心照不宣，卻不必相識。本能地出于一種禮貌，他站了起來。
張科長站在門口就不動了，也不說話，用一種似愁似憐又似厭惡的眼神看著他，而那個牛副局長走上前來，并不說話，從包里取出一紙一筆，放在他面前，他一看，也無話說，拿起筆來在上面指定的位置簽了“郁平”二字，心不驚、氣不喘，輕輕放下筆。那一紙，就是逮捕證。
牛副局長把逮捕證和鋼筆收進包，從包里取出銬子。他也就伸出雙腕，銬子發出輕輕的而又毫不含糊的“咔嚓”一聲，雙腕被緊緊銬在一起，標志著從那一刻起你失去了自由，去經受特殊的人生旅程，前途莫測。他雖然多么有精神準備，頭還是暈了那么一下。
牛副局長往旁邊一讓，不用吩咐，他走出了刻印室，在前頭走，牛副局長在后面跟著他。至于軍人張科長，大約在刻印室門口還佇立了那么一會，注視著他被押走，心中說，一切是無情的、必然的、不值得同情的。他縮肩收臂，讓袖口能遮住手腕，裝得很自然，也就一直走出了校門，他不想讓人看出他的被捕，倒不是因為怕丟人，而是覺得悄悄的離開比較好。他感到一陣羞愧，卻不是為自己，而是為這個世界。他熟門熟路，走進了看守所。
他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被捕是在校長室，那是十分突然的，還開了全校大會，有意隆重地宣布了他（以及學生劉鎮琛）的被捕；第二次被捕是晚上來了一位民警把他從家里叫進派出所，而后從派出所帶進看守所，是有意縮小影響；這第三次被捕，既光天化日，又平平靜靜，最接近正常的形態。從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三月，七個月之中，他被拘捕三回，要說這就是文革，真有點匪夷所思、對不上號，但這至少確實就是他郁平的文革，一切都在事理之中，不在邏輯之外。他越來越有把握，不管他的被捕是多么正式，還是不會算數的。但會不會硬是成為不可改變的結果？一切會到那樣的程度嗎？想來想去總還不至于。不過，事情的某種嚴峻性，又一次讓他有了親身的體會。
一進二道門，透過一個號子的柵欄，他一眼看到了關在里面的宗進庭，老宗冷峻精明的臉上閃過一絲詫異神色，但迅速也就因為明白了什么而平靜了。他向宗進庭把頭一點，宗進庭也向他把頭一點。他向里面走了過去。
看守所是把宗進庭安排到靠近門口來了，這里座南朝北，倒是適合往夏天過的。跟宗進庭關在一間屋里的好像是公安局的湯局長，該是跟宗進庭一批進來的。他不由得體會到，他們的進來，在他們的感受上，該是有某種荒謬性的，因為簡直是顛倒了世界。那是“一月風暴”當中群眾的要求，在那種激情范圍內才可以理解。而他不同，他的每次進來，都是出于組織的行為，再怎么樣也稱不上荒謬，最多只是弄錯而已，這之間的意思總之有著很大的不同。文革群眾運動的氣勢，好像是要改變這種不同的，這里面有一種絕望的東西，而寫在《十六條》上的一些話，比如“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卻似乎正是把這種絕望變成了一聲吶喊……
他被押往對面的號子，一間大屋，里面已經有十多個人，旁邊也是一間大屋，也已經關了有十多人。他被解了手銬，關了進去。那些人都在通鋪邊上坐著，垂頭喪氣的，一見他進來，都盯著他，失神的眼在判斷他是什么人？為什么被抓進來？那些人顯然都是些青年工人，都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他們。他心中已經明白，這些就是軍管會從造反派里抓來的人，只是不見劉克成這些頭面人物。
突然，其中一人從墻角那邊跳下地，一步到他面前，喊他：郁老師！你怎么……也進來了？話到最后成了悲聲，那悲聲更多的是為了這共同的不幸的命運。
他一看，是包吉，他記得是華興機械廠的。大眼含淚的包吉把雙手舉起，晃動著，仍然戴著手銬，對他說，郁老師，這是鎮壓我們！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說得對啊，他們真是“何其毒也”！接著就朝著柵門外面怒吼：打倒走資派！打倒一切走資派！聲音嘶啞，可怕地打破著監獄院子里的寂靜。但不曾有人來管。他們不理睬這個狂怒的造反派。
他抬頭看到，對面有一個高出房頂的四角形崗亭，他以前沒有看到過，不知于何時新砌的，分明有一挺架得好好的機槍朝著這一邊，機槍旁邊有一個持步槍站立的戰士，面朝著他們。而宗進庭他們那邊，相對說來，是崗亭上的射擊死角，也是監控的盲點。這高高的崗亭、正對著他們的機槍、時刻警覺著的戰士，在實質性的意義上決不只是形式，雖然也許永遠都沒有表現其內容的機會。這個崗亭就把他們這些人目前的身份和處境明白而現實地告訴了他們，不容含糊，不管他們是否買賬。
他不知道該怎樣讓包吉安靜下來，別的一些人走上前，拉住包吉，拉到鋪邊上坐下，勸說著。這些人都同樣是在逮捕證上簽了名，用銬子銬進來的。他們被捕的原因，都是因為文化大革命，只除一個例外，那是本來關在這里的一個死刑犯，是郊區的一個農民，一個月前因吵架失手打死了生產隊的保管員。死刑犯看上去有四十多歲，精神是完全萎靡了，但身體寬棒，很結實，失神的眼茫然地朝外望著。
就連這個死刑犯也沒有戴手銬，為什么包吉還戴著手銬？原來包吉一直采取了反抗的態度，而且身強力大，所以唯獨是從廠里反銬手臂，用汽車送來的，嘴還被扎了起來，進來之后才把雙手放到前面來，但仍然上了銬。包吉進了看守所還是反抗，就挨了打。他們把包吉的衣服掀起來讓他看，他看到包吉身上有多處被踢打出來的青斑。他沒有說話，然而人們注意著他的神色，從他臉上看出了他的心情是悲憤的。“上了銬子就不算好人，進了這個門就更不用說了，你不服降就可以打！這里面一向就打犯人的。”這些可憐的人好像為了要讓他想得開些，向他做著這樣的解釋。他聽了也無話可說。
郁老師，他們為什么抓你？戴著銬子的包吉倒來關心他。
我？他自己一時倒回答不出。
因為你支持我們！你為我們“工紅”辦了報紙！包吉十分干脆地做出這個判斷。別的人聽了，一齊很敬重地看著他，他們本來晦氣色的臉上都有了一種亮光，腰桿也挺了起來，好像因為他這個會辦報紙的、因而不言而喻很有知識的人，竟然也來和他們一起坐牢，這坐牢的含義就完全不同、被提升了。頓時，有一種溫暖氣息從這些人的身體里散發出來，在他四周升起，充斥洋溢在牢房里，來溫暖著他的心，也溫暖著這些人自己，所有的人都暫且忘記別的一切而相濡以沫地團聚在一起。他覺得唯有他心中還保留著一塊自己的很冷靜的地方，但他無法、并且其實也不必讓自己與這些人區分開來，他幾乎完全認同了跟這些人的完全融和。他點頭，說，是的，主要大概就是因為辦《紅色造反報》，其實才辦了第一期，而且我只是做技術性的工作，但是……。他忽然覺得話已多余，再說下去就要讓這些人對他感到失望了。
正好急性的包吉打斷了他的話，說，郁老師，你不要怕，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毛主席這句話當然是被壓迫者的真理，但在此時此地聽來，多么無力，甚至都感到沒有意義了。而這次造反，很容易被看成牛鬼蛇神向黨進攻，文革以來，對于造反的人們，這一直是個巨大的陰影和可怕的指責，而現在，無情打擊又一次真真實實地降臨了。
只聽得包吉繼續說著：他們抓我，我有什么罪？我六五年才從部隊退伍，本來也是從廠里出去的，當兵三年，立了一個三等功，后來不該得理不讓跟排長吵了一架，結果沒有能入黨，也沒有當上班長，到時就退伍了，但部隊給我的評語還是好的。在廠里我是生產班長、被評為機械系統先進工作者。文化大革命來了，我積極參加運動，寫領導的大字報，批評他們沒有貫徹毛主席命名的《鞍鋼憲法》。憑這些，都不好抓我。他們抓我，是因為我跟梅有韜合寫了一張特殊的大字報，直接揭穿了他們的秘密，他們說我跟梅有韜是“反革命”，說“赤峰大隊”是反動組織。其實，“赤峰大隊”是寫大字報的時候隨手寫上去的。我們寫大字報有什么罪？我們寫錯了嗎？他們不是果真抓了造反派嗎？而且是全市大逮捕、可能還是全國大逮捕！怎么沒有抓一個保守派？怎么抓的都是我們“工紅”的人？我們的大字報說，革命造反派要提高警惕，防止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利用人民軍隊達到他們的目的，就這么一句話，犯法了嗎？是“反革命”嗎？我不相信！打死我也不相信！
這時一個人說，這個大字報有點冒失、不策略！
包吉說，你以為策略了就有用？就憑我們這點不策略就把我們當反革命抓起來？他們的策略早就定好了！我們算是冒失，他們比我們還要冒失一百倍，竟敢這樣動用專政工具鎮壓群眾！即使我們不寫這個大字報，我們就保險了嗎？他們還說梅有韜和我偷了廠里的國旗做“工紅”的旗子，你們看，這又該是多大的罪？其實，情況當時在市委楊書記面前就澄清了，公安局的人到現場去核實的，我們拿的是普通的紅旗，不是國旗，可是他們要整我們時，還是要這樣來作為我們的罪行，永遠要這樣說，永遠要作為我們的罪行。他們根本是不跟你講理的。這就是階級斗爭，他們是卑鄙無恥、殘酷無情的！
包吉的話，他聽了都理解，但他除了麻木似的聽著，無法說什么。
這時一個工人也控訴似的說，我是布廠的，我叫郭德明，我在部隊也立過“三等功”，我是預備黨員回來的。我回來以后要求工資級別跟沒有去當兵的師兄弟一樣，我不應當比他們低一級，這不合理！但當權派就是不給我辦。我父親叫我到當權派家里送禮，我不送！文化大革命來了，廠里的造反頭頭跟我一起去找勞動部門，還是沒有解決問題，我自然而然就參加了造反派。其實我沒有做什么造反的事。但公安局的人就去把我銬起來了。我問了一句為什么？公安局的人態度還好，說，我不好回答你，既然你問了，馬上讓你看看街上的《通告》。后來他押我走時，確實讓我停了一下，看了外面墻上軍管會的《通告》，上面有我的名字，我的“罪行”是“隱瞞資本家兼富農出身成份，趁文革之機，實行階級報復。”全是瞎說！我的父親從前在廠里有一件紗的股份，太渺小了，根本算不上是資本家，他其實一直是為資本家保養機器的工人，他技術好，資本家要用他，就讓他參加了一件紗的股份，后來公私合營的時候，退了股，跟資本家劃清了界限，到現在還是廠里最老最好的保全工，還沒有退休呢，選老工人代表時，總是選到他。我們老家怎么也算不上富農。土改時老家的村支書后來被查出是個壞分子，當時他讓我們家送十擔稻的錢給他，就可以定中農，我們家沒有理他，他就把我家定為富農！我父親根本就沒有理這事，早就把我母親和我都弄來了，我母親也當了布廠的工人。我十三歲進廠學徒，跟在我父親后面管機器，填表一直就填我是工人家庭出身。我的父親明明白白是個老工人嘛。我入伍的時候政審也不曾有疑問。現在不曉得是什么人竟然把這些老賬翻出來，給我改了成份，說我“階級報復”，我報復過哪一個？真是無中生有！我不怕！
就這樣，他知道了同牢間的人的基本情況。除了包吉等少數人，逮捕他們最核心的理由幾乎一致，那就是他們都在家庭出身上被抓住了把柄，像郭德明這樣情況有很大出入的，竟然就有好幾個，草率得不可思議，可見很倉促。估計隔壁牢間里這方面的情況也不會好到哪里去。所謂“階級分析、階級路線”，是被極端庸俗化，而且工具化了，失去了本來含義，成了一種很容易的借口，成了一種大帽子，卻又似乎所向無敵，讓人只有束手就擒。
隔壁牢房里忽然有人領唱起來，這邊的工人一聽，也就和了上去，越唱越齊整，唱的是《團結就是力量》，唱到“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聲音不約而同提高，表達出對這句唱詞的共同的理解，唱到最后一句“向著自由，向著太陽，向著新中國發出萬丈光芒”，簡直推向了一種高潮。真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啊！
只有那個死刑犯沒有唱，在墻角那里蜷縮一團，有點發抖，好像希望地上有個洞能讓他鉆進去，以便躲開這可怕的場面。
幾個人沖進院子，最前面是兩個戰士，一邊一個分開站好，用沖鋒槍對著他們，于是一個瘦精精、能把最樸素的軍裝穿出拿破侖一般英俊氣概來的軍官就站在了當中，大聲說，看守所里不準唱歌！你們把自己當成什么人了？把這里當成什么地方了？這里是無產階級專政機關，你們沒有資格唱革命歌曲！借唱革命歌曲表達反動思想，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更加反動！如果再唱，就要嚴加懲處！
軍官說得一口純正好聽的普通話，口詞十分清楚，一字一字說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說罷，手一揮，向后轉，全部撤走了，留下了空蕩蕩的院子。
想不到一進看守所，就來了這么一出，一掃牢間里低落晦氣的思想情緒，有了一種團結的、不屈服的空氣，改變了單個人沉浸在自己痛苦中的情況。本來，似乎只有包吉這樣個別的好漢才敢于肯定自己參加文革不錯、根本不能承認自己是反革命，現在是所有被抓來的人都清醒了過來，都不把被捕當成是自己的錯，好像忽然之間想起了他們原是可以抗爭的。他感到了這一點，想起了《十六條》上著名的“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這句話。他受到了鼓舞，雖仍不免擔心。不過，如果他們都像他這樣畏首畏尾，也就不會這樣竟然唱了一首革命歌曲，讓精神的存在得到了根本扭轉。他是只有跟他們一起“團結戰斗”的了，雖然他覺得自己的“心”似乎不以自己意志為轉移地總保留著一塊，那也許就因為他是一個“讀書人”，要真正地跟群眾“打成一片”是很難的。
熱烈的情緒過去之后，包吉往下一躺，說，現成的鋪，躺下來歇歇，準備繼續斗爭！人們都往后一仰，一排兒躺了下去。他也躺下，放松了身體，長吁出一口氣來。從被捕到此刻，加上剛才激烈的一出，確實是很累的了。包吉對蜷縮在一角的死刑犯說，你給我們望風，有什么情況，馬上報告！那死刑犯竟好似意外獲得了一種榮幸，應了一聲，接受了這個任務，很高興自己也能發揮作用。
包吉就躺在他旁邊，說，郁老師，我有時想，文革的任務，能完成嗎？你想，跟走資派斗，就是跟當權派作對，到最后還要扶他們上馬，服從他們。他們有那么高的覺悟嗎？我們這個蠟燭做大了！我不是怕報復，報復了又怎么樣？《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實際上說的是工廠的民主，要當權派執行，才能實現，如果他們不執行、假執行，你工人有什么辦法？工會能堅持這個要求嗎？工會主席不是他們任命的嗎？干部給你民主，你才有民主，不給你，就沒有。毛主席不可能一個一個的轄著他們！說得不好聽，一定情況下，工人就像馬戲團的老虎，心再雄，還能怎么樣呢？反過來還有那種敗類爭著給干部舔熱屁眼！國家的主人首先是干部，哪里是工人農民！廠里是書記、廠長、經理，然后是科長、車間主任，農村里是大隊支書、公社干部！如果經過文革還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情況一定還要壞，因為干部經過這么個大風大浪，看看也沒什么要緊，臨了他們還是仙家，群眾還是凡人，那他們各方面就更特權、更不怕、更厲害了，倒霉的只有群眾，特別是造反派，簡直就成了新的階級敵人。越是有幾條道路的斗爭，干部就越是選擇讓他們有錢有勢的那一條道路，這是必然的。他們的選擇就是真理，然后就拿他們的真理來壓你的真理！文革總要過去，我們也不能天天起來造反，造了反又怎么樣？不是被弄到這里來了嗎？你看那崗亭上面，人民軍隊的機槍二十四小時對著我們，一開火，就把我們所有的人打得稀巴爛！我也想象我如果在資本主義社會怎么樣？像我這樣一個工人當然也談不上有說話的權利，資本家和他們的走狗打手才有說話的權利！但有一條，在那里，從道理上說，你有本事你也可以去做資本家，做不成資本家就做那個社會的三教九流！大家都有冒險的權利！你偷，我也偷，你騙，我也騙，你搶，我也搶，你壞，我更壞，不信我就壞不過、狠不過你。我成功了，我就不讓你成功，你成功了，我成功就不容易。但這也總算是“平等”，是“進步”。而現在，如果領導看不中我，我連個小組長也當不到，永遠都當不到，我要去壞、去狠，社會又不允許！我們為什么“造反”？實際上就是要求平等！我想來想去，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于我們來說，也不可怕，問題只有一個：從現在的情況，怎么變成資本主義呢？書記、廠長、經理這些人總是要比我們條件好得多，工廠、公司一直就在他們手上！毛主席號召我們造反，是利用我們在這個地位上的革命性，來保衛社會主義，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代表了我們工人農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這個任務對于我們確實是太現實、太重要了，但也太艱巨了！而且我們這些人，大老粗，沒有水平，要一嶄齊都像你郁老師這樣的水平就好了！眼看文革八字還沒有完成一撇，我們就被抓進了監牢！狠啊，毒啊。但是，跟下棋一樣，一著過來，一著就要過去，也是不奇怪的啊！不是毛主席一說，就什么都解決了。郁老師，這文革，能勝利嗎？
通鋪上躺著的人，都靜靜地聽包吉說這番話。這番話有許多意思是打動了他的，當然也一定打動了所有的這些人。可是他能說什么呢？首先想到的倒是不能說什么、很難說什么。想了一下，他嘆一口氣，說，你剛才都說到了，一個是民主制度，一個是經濟基礎，還有一個是選擇。我要社會主義經濟，我就要社會主義民主，反過來，我不要社會主義經濟，我也就不要社會主義民主。怎樣判斷民主的性質？就看它主張什么經濟。怎樣判斷經濟的性質？就看它是什么所有制。一個社會實行什么樣的民主與經濟，一切在于現實的情況，在于力量的對比，這就叫做人民的選擇。表面上是政治家在選擇，但最后的認可還是在于人民。毛主席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一文里說，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有些失敗，并不是真理不對，而是因為實現真理的力量還不夠。原話我記不清了，大意就是這樣。所以勝利還是不勝利，都不能只看一時。不同的事物要用不同的時間尺度來衡量。
大家聽得似懂非懂。但他也無法說得更多。他發覺自己的“知識”是很不夠的，自己的研究更談不上，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
包吉說，上學時，《語文》書上有魯迅的一篇文章，現在還記得，說的是有一間鐵屋子，一點兒縫隙也沒有，里面有許多人，都睡得好好的，其實漸漸就要悶死了，但他們不知道，不會感到死的痛苦。這時有一個先醒的人嚷了起來，又驚醒了少數幾個人，可是他們沒有辦法打破這鐵屋子，最終還是死，倒不如不醒過來的好，那第一個清醒并且嚷起來的人反而就受到了大家的責怪。文革好像也是這樣，我們本來都睡得好好的，這下子成了那被驚醒的少數！
人們聽著都不吱聲，好像已經身受著鐵屋子“萬難破毀”的痛苦。他說，魯迅的文章下面還說，既然有少數人已經醒了，就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子的希望。毛主席發動文革，就是要打破世界的資本主義統治而且蘇聯正在變修這樣的一間鐵屋子。
包吉說，對！我們已經成了醒過來的少數，是不敢再昏睡過去的了。我們正在參加打破這樣的一間鐵屋子，抓起來一萬回，也不屈服！我們選擇毛主席的路線，這就是人民的選擇！
包吉說著沖動地就要坐起來，但雙手被銬著，一時坐不起來，他幫了一把，另一側的人也從后背推了一把。包吉坐了起來，大家都坐了起來。正在這時，一直蹲在口邊的死刑犯掉頭報告說，隔壁有話要跟你們說！包吉就下了鋪，站到柵欄邊上，一面叫死刑犯望著風，一邊跟隔壁通起話來。但死刑犯忽然驚慌說有人來了！包吉就停止了與隔壁的通話，而站在柵欄邊上望著來了什么人。
只見進來一個班的武裝，等距離散開站好，端著槍朝著他們，好像是要把他們集體槍斃的架勢，但那太不可思議了，然而他也立即作好了這種思想準備，到這種時候，死亡已經不可怕了，只是等待著發生的那一瞬間而已，好像只是參加一出戲的表演。接著，看守所人員進來了，一個一個叫著他們的名字，出去一個就銬起一個，把雙手反銬在后面。只有包吉費點事，先將其手上銬子解開，再把雙手反銬到后面去。“立正！報數！”一共是三十六個。
一個中年微胖、臉色嚴峻的軍官威武地走來，嗓門宏亮有力，是北方口音，張開嘴說道，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現在取得了最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你們牛鬼蛇神的總后臺，國際帝修反的代理人，中國的赫魯曉夫、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揪出來打倒了！
他的腦筋飛快轉動，心中把軍人的這些話翻譯了出來，就是說，中央有一個很高位置的人，被定為“中國最大的……”，他不再是億萬人民仰望的黨中央顯赫領導人之一，而是歸入了那個軍人所說的可怕而又可恥的類別，因為他的地位畢竟很高，所以他被現成地說成是天下“牛鬼蛇神總后臺”和“國際帝修反代理人”。他當然猜到這個“最大的”是指哪一個。其實，在“工紅”頭頭部那次會上，譚向東所讀中央“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文件上，已經提到過兩個具體的人名了，而且文件要求是傳達到每個戰士的。但他此時此刻在看守所、在這種狀況下聽來，仍感到十分新鮮、驚心動魄。不過，一切卻又忽然都變得可以理解，似乎平淡無奇了。但這種平淡無奇，似乎又淺了，因為雙方在綱領上的重大分歧，是否不可調和、孰是孰非，才是最實質的。而這方面的事情，作為一個普通人，目前還所知甚少。
他輕輕嘆了一口氣，感到一種痛惜，不愿意心中的一些已經固定下來的美好的東西消解、坍塌掉。他的渺小而細微的思想觸角悄悄在黑暗中探索，而他的耳中繼續震響著軍人宏亮的聲音：根據中央命令，亭州市軍管會決定采取斷然措施，奪取本地區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現在宣讀亭州市公檢法軍管會《通告》！
《通告》宣布取締八個反動組織、三個反革命組織，逮捕三十六名反革命分子和反動分子，也就是這時站著聽取宣讀的他們這些人。這一宣讀，大約也就是曉諭他們明白自己現在的身份。而這些人雖然是不承認給他們所定的這種身份的，但沒有一個人當場說一個“不”字，都默默地聽著，逆來順受，因為這時候不該他們說話、他們無權說話、說了也沒有用。
他聽著，被取締的反動或反革命組織前面都冠有“工紅”二字，比如，某廠“工紅”某支隊。而“工紅”里面有這么多反動或反革命組織，“工紅”是個什么組織，雖然沒說，似乎也就不言而喻了。他每聽到一項宣讀，就有一種大禍臨頭、萬劫不復之感。
軍人手中的《通告》是鉛印的，四開大，想必已經滿城張貼。
一聲“向左轉！”就往看守所外面押解。看守所門外就是市委中山塔面前的小廣場，文革以來最熱鬧的地方，現在看不到一個“鬧革命”的人，而是停著三輛軍用卡車，上面站著一些背槍的戰士和一些便衣人員。一輛吉普車停在南邊的街口，車上有一挺機槍朝著正前方，好像是負責開路的。還有一輛同樣的武裝的吉普車停在北邊的巷口，是負責殿后的了。看來是要押解他們上哪兒去，總不至于是集體槍斃他們。果然，把他們分別地推上了卡車，一上卡車立即就有兩名便衣人員負責看住一人，一手抓住你的臂膀，一手抓住你的肩頭，這樣就有四只手對付了你，把你的身子微微壓低，壓在車箱板上，動彈不得的了，也休想呼喊出什么口號。只聽得前面開路的吉普車上擴音器響了起來，一個響亮的喉嚨威嚴地說道，亭州市公檢法軍管會宣布，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游街示眾開始！原來是游街示眾，一個很古老的形式。車子開動起來，不一會，他們看到路邊站滿群眾，都恐懼地、面無表情地仰觀著他們。前面吉普車上不時有一男一女呼喊“鎮壓反革命”一類的口號，令他印象最深的卻是“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勝利”這一句。他想，是的，“最后勝利”大約就應當是這樣的，而且就是這樣“奪取”的，可怕之處正在此，而他們這樣的被捕、示眾，已經算不上可怕，他們只是犧牲品而已。
游街示眾的路線，也就是平日群眾大游行的路線，反正是在亭州有限的幾條主要大街上走一遭。街道兩邊全是觀看的群眾。這樣的事情，必然是萬人空巷前來觀看的。魯迅不是譏諷過“看眾”嗎，而這時恰恰希望有很多的人來當“看眾”。他不知道喬麗是否就在人群之中，想來也真是很難過、很無奈。人群之中必然有許多造反派的工人、學生，心中的壓抑可想而知。這游街示眾所鎮懾的主要對象，不就是這些人么？從范公望所透露的可知，即使是分裂成另一派的史宏他們，心中的感受也不會好到哪里去，兔死狐傷嘛。中間的群眾，原先參加保守派的群眾，總之一切的各方面的群眾，包括本來就不敢“亂說亂動”的“牛鬼蛇神”，心中都會感到這個游街示眾的恐怖。這當然就是預期的效果，于是乎天下大定。但是，經過這樣的手段，來“收”起運動，豈能算是“文革”？如果不是被兩個人緊緊摁住，隨時能采取必要的無情的措施，包吉這小伙一定早已在車上對著群眾大喊大叫表示反抗了。他心中推論并且肯定，這一斗爭在全國某些地方，在中央，將比在小小的亭州更為激烈。這樣一想，正在被游街示眾的他，對這個游街示眾，可以說，也有點無所謂了。
游街示眾也就結束了，車隊開回市委門口，把他們一個一個又弄下車，押進看守所，關進牢間。眾人情緒十分低落，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個別人還嚶嚶哭了起來，包吉大聲說，不要哭！我們不是反革命！這時包吉手上不再有銬子了，他吼叫時能用一只手有力地揮舞了一下。郭德明說，小時候看到過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想不到現在我也變成鎮壓反革命的對象了，可是難道我真的就算是反革命了？我一件壞事也沒有做！那么以前我們小時候看到的那些人，有的也就像我們這樣，并不真的是壞人？包吉說，游街把你游昏了，那是不一樣的！
二
第二天上午，看守所的一個眼皮幾乎完全耷拉下來的干部，后面跟著一個持沖鋒槍的面寵幼稚的戰士，走來，梟薄的臉上表情冰冷，以一種跟犯人絕不平等的口吻，拉長尖細的好像是職業性的聲音問，誰是郁平？出來！說著就來開了牢門鎖鏈。他正要走出去，包吉拉住他，說，郁老師，光明正大的，不要怕他們！他點個頭，走了出去。
進了預審室。提審他的人，他是認識的，就是法院的汪院長，幾年以前，曾經傾聽過傷心的他訴說喬麗的案子。旁邊的一個人他也認得，就是負責審理喬麗一案的趙庭長，說過“喬麗還不至于被判死刑”這句雖是好意、卻把他嚇得不輕的話。他想起軍管會的布告，公檢法是實行軍管的單位，那么，汪院長他們現在都歸軍管會領導了，在干部遭到文革沖擊、都“靠邊站”的情況下，他們算是最早被起用的，因為急需要使用他們。軍隊、法庭，是國家機器上面最重要的部件嘛。
小小的自得的眼、天然凹陷的眼窩、肥嘟嘟的好像隨時口吐妙語的嘴、有種事后諸葛亮神情的汪院長，浮現著淺淺的笑容，閃耀著狡黠的目光，以幽默諷刺的口吻、有所嘲弄的態度，主動叫他：郁老師！
這抑揚流轉的一聲，要讓他領會的“潛詞”是說：你郁平這樣的人，本該有些政治經驗，窩了尾巴靠靠墻，怎么也跳出來造反？如果你的歷史問題是可以商量的，那么運動中的問題是不可商量的啦，這下子你掉進萬劫不復、不能自拔的泥坑了，等著真正地弄個帽子戴起來吧。什么人也救不了你，我只好公事公辦來審你了，對不起，這是我的工作。我作為院長親自審你，你還有點受寵若驚吧？我這也是特殊情況，先是“靠邊站”，被你們這些造反派“打倒”了嘛，樂得呆在家里，工資又不少我一個子兒，現在又軍管，得聽人家軍人的了，能讓我出來工作就算不錯啦，其實，管我的軍人哪里就比我懂這一行？這是暫時現象，政權終歸要交給地方，我只好這樣將就著、配合著，竟然跟你老人家在這里打起交道來了。要在平時，預審嘛，該是一個普通科員的工作。這回就算是我們之間的緣份吧。我當然記得你為你老婆的事情來找過我，那時我對你是有所同情的。想不到現在你老婆被放回來監外執行，情況總算好轉，你反而進來了，不值得啊！也許你生來就是造反派脾氣吧？聽說運動中你進來不止一回了，但這回怕是出不去了。軍管意味著什么？軍隊意味著什么？我來審你又意味著什么？收網啦！逮住了魚啊，蝦啊，烏龜啊，王八啊！毛主席偉大就偉大在這里，你想不上鉤也不可能，你想溜掉更不可能，一步一步的都給你們準備好了。你可能會說毛主席沒這個意思，但對這方面的解釋權永遠在我們這些人，而不在你們這些什么“革命群眾”。群眾就是群眾，前面冠以“革命”就革命了？憑著群眾想成什么氣候，豈不是做夢！一九五七年難道不曾有過教訓？想跟共產黨碰，有好果子吃嗎？這么大的運動，你自己身上并不干凈，還不謹慎，真是利令智昏，回頭已晚！
他相信皮笑肉不笑的汪院長肚子里說著的就是這些邏輯混亂的話。他從汪院長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種習慣勢力的強大、政治思想觀念的糊涂，根本就不能真正弄懂毛主席開展這次文革運動的思想，固執地堅持一九五七年以后形成的“秋后算賬論”的觀點，殊不知那根本不能算是、更不能用來概括毛主席的思想。略加回顧便知，且不說一九四二年抗日戰爭的艱難環境中就有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說一九四九年建國以后，從批判武訓傳，批判紅學領域的問題，批判右派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直到文革前在政治、哲學、歷史、經濟、文藝、科技各個思想領域開展的討論和批判，都說明著毛主席“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這一思想的持續發展、不斷深入、執著堅持，最后在政治上凝聚為“反修防修”這樣的一個政治綱領，真是堂堂正正，明明白白，你可以不贊成，但你得承認，那跟“秋后算賬論”這種陰險冷酷并無一點相同，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
他多么想對汪院長發表他的這一認識，他甚至要如同一個思想的斗士、演說的大師一樣慷慨陳詞，像包吉那樣，爽直地釋放出自己，但他釋放不出來，有種種考慮讓他暫時還不必如此、無須如此。
在汪院長示意下，趙庭長出示《紅色造反報》，并且問他，這份小報，是你辦的吧？
當趙庭長拿出那份報紙時，他的心就撲通撲通亂跳，情況就跟犯有命案而心存僥幸的兇手看到不容抵賴的兇器證據被擺到面前一樣。雖然在他把辦報的任務應承下來時，多少是想到后果的，但沒想到后果這樣嚴重地出現，好像憑這張報紙，就能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似的。他讓自己把心定了一下，努力去抓住問題的實質，就是說，在文革運動中，為“工紅”這樣的革命群眾組織的報紙做了這么一點事情，算不上錯誤，更算不上有罪。
他沉著回答說：我只負責技術性工作，我對內容不負責，但報紙的內容在事前我當然看了，以我現在的認識，仍然認為沒有問題。
汪院長說，報紙有問題還是沒問題，暫且不談，我們要弄清楚的，是你辦這份報紙的過程，由趙庭長來幫你理清這事。
于是，趙庭長向他層層深入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的訊問：你怎么去編起這個報紙來的？“工紅”的什么人向你交代的任務？是誰把稿件送給你的？你有沒有校對小樣？是誰在清樣上簽的字？報紙在哪里印刷的？你看到還有哪些人去過那里？劉克成這些人既然到過印刷所，你跟他們有些什么交談？你對這份報紙的編排構思是什么？《回顧與展望》這篇文章是你寫的嗎？是誰寫的？你有沒有做修改？你校改了哪些內容、那幾個字？張大同跟你討論過這篇稿子沒有？報紙開印以后你在哪里？是什么人送你回家的？用的什么車子？除了編這份報紙，你是怎樣跟劉克成這些人認識的？學生江進海跟你是什么關系？他為什么要領你到“工紅”去？江進海是領你在哪里見到劉克成的？在場的還有一些什么人？后來呢？這么說你是參加了“工紅”頭頭部的這次會議？當然當然，事出偶然，但為什么沒有找我和汪院長去參加他們的會議呢？會上你有沒有講話？劉克成說了些什么話？別的這些人說了些什么？你一個一個地回憶。就說了這些嗎？他們說了這么多，你一句話也沒有說嗎？喬麗是怎么從農場回來的？是怎么到重型設備廠當廠醫的？總得有個介紹人嘛，是誰？為什么？
這種盤問，給他帶來最大的痛苦，是他時時面臨著自己是否在“出賣靈魂”這個問題。因為幾乎在回答每一個提問時都會涉及到別的人，都實際上會“揭發”別的一個人，而那些人不過都是些普通的工人、學生，據他所知，都是懷著比較單純的熱誠，積極投身黨所發動的政治運動的，他怎么能“出賣”他們呢？怎么能在這種受審的語境下，去描述他們珍愛地視為自己投身革命運動的言行呢？而且還有嚴檢察長這樣的有恩于他的人，又怎么能在這種被審訊的方式下，把人家對自己的好心幫助招供一樣說出來呢？只要一說出口，似乎就變了味，變成了一件很有問題的事情了。但如果把汪院長趙庭長看作“組織”，那么他對組織說實話，就很正常，就算不上可恥。歸根到底，他認為，他雖然進了看守所，卻不能看作是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監獄，他與汪院長趙庭長的關系，也不能視為歌劇《江姐》里革命者與沈養齋的關系，談不上需要他“堅貞不屈”。他還是應當看作是面對“組織”。可問題又不這樣簡單，汪院長他們對待他和看待他，卻似乎并不是出于“組織”的身份，干干脆脆，跟他是審訊和被審訊的關系，軍管會的布告上明明白白寫著逮捕你這個歷史反革命分子，這可不是隨隨便便寫在上面的，我們審你也不是做做樣子的，你所招供的，都將是口供，最后是要判你的罪、量你的刑的，你的交待，也就是你的坦白，一方面要作為你的“態度”來衡量，另一方面還要從中發現別的有問題的人和有問題的事。總之，不是“組織”在找你談話，而是專政司法機關在審訊你，是敵我關系，不是組織內部、人民內部的關系。如果是“組織”找你談話，就應當是在學校里、在市委機關大院的某一間辦公室里，而不應當是在看守所里，門外還站著把你押解來的持槍的戰士！這你還不明白嗎？你就不要自作多情、至死不悟、把自己當作什么內部兒的、正面兒的了！所以，他必須在自己的意識中克服那種很不自信的意識，從中跳出來，而把汪院長他們看作是“組織”，用這種態度去針對汪院長他們的態度，從而在回答他們的提問時，能坦然如實、不失尊嚴、不至于丑化自己，也不會覺得靈魂有什么繞不過去的地方。
就這樣，他把什么都如實地說了，也就覺得一切沒有什么不可說的，一邊說著一邊心里給自己安慰：難道這些就算是反革命罪、或是參加了反革命活動嗎？不可能的！正如包吉所言，是光明正大、合理合法的。就在這種特別的煎熬之中，他經過大約兩個鐘頭的反復盤問，讓他們把筆錄寫滿了十幾張紙，最后還按照要求在他們的筆錄上簽了字，讓他們很圓滿地完成了軍管會讓他們來完成的、而他們自己也很樂意來出口惡氣的任務。事實就是這樣地荒謬而嚴峻，從預審室出來時，他還是覺得自己的靈魂從未有過地受了重創，有如《莊子》里形容的那種嗒然若失。
他讓自己鎮定了一下，但要回到被提審前的人樣兒，似乎已經不可能了。他還是做出了努力，擺脫那種靈魂若失之感。回到牢房，大家都看著他，這是一種關心。包吉上前來問他，郁老師，沒有給你動手？他說，沒有。包吉又問，你都回答了？他說，都回答了。包吉說，文化大革命又不是什么反動的地下活動，沒有什么不好回答的。我看他們把我們估計過高了，也把我們估計過低了！郁老師，現在要告訴你一個情況，剛才隔壁跟我們商量，我們被抓進來的這些人，要成立一個組織，叫做“革命無罪控告團”。我們進來之前，《人民日報》上就有社論，說到“出現新的反復”，沒想到這樣的事情在亭州也發生了，成為我們的親身經歷。《人民日報》代表了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聲音，他們不但不聽，還要繼續這樣做，他們是在聽誰的話？我們要控告，要向全國、向中央報告。大家推選我當“控告團”的團長，推選郭德明，還有你，擔任副團長。
他本來已經越聽越怕，一聽要他當什么副團長，更是嚇得不輕，忙說，我不行，我不能擔任，我不適合。包吉看著他，立即對他理解而同情了，說，那好吧，你就不掛這個名，但你是我們的成員。他無法推辭，把頭點了一下，心中叫苦不迭。包吉就到柵欄邊上跟隔壁說了一會兒話，走回來，對大家說，跟隔壁商量過了，決定副團長是郭德明、梅有韜兩個人，郁老師情況特殊，不擔任。大家同意嗎？都說同意。包吉又說，從現在開始，“革命無罪控告團”就算正式成立了！
包吉眼神一轉，又到柵欄邊跟那邊商量了幾句，然后把那個犯了死刑的農民拉到大家面前來，說，我們研究了一下，想救你一條命，你要聽我們的。那個農民茫然地點點頭。包吉說，放風的時候，你去“報告”有話要說，讓他們提審你，你就把我們秘密成立“控告團”的事情揭發給他們，你就立大功了，他們會考慮給你減刑。農民一聽，連忙搖手，說不行不行，我寧可死，也不能做這樣的事。包吉把眼瞪起來，說，我們叫你去揭發的，我們不會怪你，我們就是要他們曉得這事情，看你可憐，就把這個機會給你。你不要說是我們讓你去揭發的，你才算是有立功表現，懂嗎？那農民點點頭，抹了一下眼淚，又蜷縮到門口很負責地去望風。
他對包吉他們這些工人，不由得又敬佩又自愧弗如，想起了一九五九年以來自己的情況，簡直是活得有點窩囊了，如果換了敢作敢為的包吉，那就會不一樣，也不至于讓喬麗吃這么大的苦。是誰把這樣軟弱無能的靈魂安放在他的軀殼里？他為什么沒有獲得包吉這樣頂天立地的靈魂？他勉強被拉上了“控告團”這輛戰車，卻充滿憂慮，要在古代，他決不合格做一名披甲之士，而包吉是合格的。宋以道學替金元治心，明以黨獄替滿清箝口，他又想起了魯迅這兩句話。在這一方面，他對自己不覺進一步失去了很大的信心，而重鑄一個靈魂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當天傍晚放風之后，他們發現，犯了死刑的那個農民不見了，沒有再回到這個牢房里來，包吉興奮地說，成功了！說，大家歇一下，我跟隔壁去商量我們的行動。他指定一人負責望風，就拉了郭德明一起蹲到前面隔墻下與那邊通話。他們商量的結果令他大吃一驚，說是要宣布絕食，對亭州軍管會提出最嚴重抗議，要求對這次無辜被捕的三十六人立即無罪釋放，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包吉見大家心懷猶豫，說，不要怕，要樹立信心，軍管會肯定是錯了，我們肯定是無罪的。如果有人認為自己是有罪的，可以不參加絕食，請舉手！結果沒有人舉手。包吉說，認為自己參加文革無罪，并且在文革中也沒有犯罪，沒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的，請舉手！結果所有人都把手舉了起來，他也把手舉了起來，包吉自己也舉了手。包吉說，這就行了！大家都可以互相放心了！說實話，你們對我也不了解，我對你們也不了解，現在都了解了，我們是無辜的，我們是清白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應當專到我們頭上來，這是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我們要抗議！寧可餓死在這里，也絕不承認我們參加文革有罪！
估計下面就要一個一個提審我們，我們講話要實事求是，不能順著竿子爬、瞎說自己，要把我們怎么克服“怕字當頭”，勇敢響應毛主席黨中央號召參加運動的，理直氣壯說出來！我們是普通群眾，不可能沒有缺點錯誤，但我們沒有罪。我們要反問審我們的人，如果他們認為我們在文革中有罪，那么他們是不是認為響應毛主席號召參加文革就是罪？他們如果連這個大是大非也沒有弄清楚，那就請他們回去再把《十六條》好好學學！《十六條》就是衡量各人文革表現的一個標準。除了黨中央頒布的這個標準，我們不知道還有什么別的標準，比如中國赫魯曉夫給他們的標準！請他們自己回去弄清楚了再來審我們，我們就是這個態度！
郭德明說，對照《十六條》，有錯的是他們，不是我們！他們把我們無辜地逮來，還武裝游街示眾，架著機槍，這算什么？我想通了，確實是有人在搞“階級報復”，是代表走資派對文革進行階級報復，是中央在報紙上指出過的“反革命逆流”。軍管會犯了方向的路線的錯誤！
大家都因為郭德明的說法而眼睛發亮，郭德明也驚訝于自己竟能把問題說得這樣深。包吉說，農民兄弟大約已經照我們的布置“告密”了。提審我們時，如果問到，就猶豫一下，然后承認成立了“控告團”，團長包吉，副團長梅有韜、郭德明。眾人默然同意了這一布置。一種緊張莊嚴的空氣頓時籠罩了牢間。包吉又到墻邊與隔壁通了些話，走回來對大家說，那邊也弄好了，也沒有問題，三十六人，全體參加！從現在開始，我們“控告團”的斗爭開始了！牢間里一片寂靜。
他心中震驚著，感動著，又擔心著。最感到擔憂的是，他成了“控告團”的成員，他又一次地、而且更為預見到嚴重后果地，感到身不由己的痛苦，他簡直算是正式加入造反派了，這是前所未有、非同小可的事情！他這個力求成為世外之人的人，文革以來，這樣地一步比一步深陷其中、無力自拔，有如墜進怪夢一般。《十六條》開篇頭一句話就說，文革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現在他是更加不能不信服這句話的了，真是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毛主席喜歡說自己只是一個教員，那么，他老人家對待全黨全民，就像一個胸有成竹的教員，在不斷地用各種方法，來考驗、調教自己的學生的么？從現實來看，許多人至少一時還很難跟得上他老人家的思想，某種埋怨的情緒，當權派、保守派的方面早就如此，就連造反派，老是這樣挨整、受苦，動不動就被“秋后算賬”，甚至被算到這種程度，不也要有埋怨情緒么？但毛主席好像并不在乎這一點，而且對這一點還早有說法，對干部、對當權派，他老人家相信他們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最終都能轉變，對青年、對群眾，他老人家要大家在大風大浪中經風雨、見世面。也許，還有好多事情是大家現在想不到的，也許，世界對于人們來說，將會越來越不可思議，卻盡在毛主席的料算之中。這樣一想，倒也頓然輕松，好像從身上卸去了本來就擔負不起的重任。
審訊又開始了。從隔壁，從這一間，連續被提審了好幾個。于是知道，“控告團”的事情已經不是秘密，這就可以斷定那個農民是“告密”了，而被提審的人也都按照包吉的布置，承認有成立“控告團”這么回事。包吉對大家說，底下如果提審我和梅有韜、郭德明，我們就要代表我們全體向軍方提出嚴重抗議，宣布絕食！我們不是刑事犯，我們是政治犯，我們要看報紙，看守所應當給我們看《人民日報》，我們要聽到黨中央的聲音，我們要了解全國的情況！郭德明同意，大家也認同，包吉又去跟隔壁的梅有韜通了話，兩邊取得一致。
但接下來被提審的卻不是他們三個，而又是他。包吉對他說，郁老師，不要怕他們，他們問到什么你都告訴他們，我們的抗議，我們的要求，我們要進行絕食斗爭，都告訴他們。你可以代表我們如實跟他們談一談，你如果不好談，也不要緊，我們會跟他們談的。
他領會了包吉的意思，而包吉對他是信任和理解的。他就去接受審訊了。這回審他的，不是汪院長，而正是那個中年微胖的軍官。旁邊桌子后面做記錄的，看上去是起用了過去的公檢法人員。
他進了屋子，在受審者坐的椅子上坐下，面對著令他肅然起敬的那身四個口袋的綠軍裝，紅五星、紅領章。
你就是郁平？軍官居高臨下地問他。
是的。他回答。
被捕了，有什么想法？
我認為逮捕我，還有其它三十五人，都是不對的，不符合毛主席黨中央對文革的要求和規定。
是嗎？所以你們成立了“控告團”，要控告我們？
不是控告你們，是控告這件事情，要求糾正、平反。我認為這是不難理解的。
你是主謀、策劃嗎？
我沒有主謀、策劃，但我是“控告團”的當然成員。
什么叫當然成員？
如果我沒有被捕，我就不是成員。
那么你倒要我們為你負責了？你為什么不肯當“控告團”副團長？
我不適合當頭兒，我也沒有這種能力。
“控告團”有什么行動計劃？能給我說說嗎？
有。要進行絕食抗議。我們的要求是，一，每天有《人民日報》看。二，無罪釋放，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砰！”一聲響，軍人的拳頭重擊在桌上。狂妄！軍人目光炯炯，輕蔑地冷冷地擲出這兩個字。
我不認為這是狂妄。我認為這很正常。
你繼續狂妄！你有歷史反革命問題，為什么還上竄下跳？你要達到什么目的？你到底是怎樣看待這場運動的？你以為是什么時候到了？政權就是鎮壓之權，你當真不怕嗎？
感謝你問我這些問題……
感謝？為什么要感謝？
因為你提的問題關心到了我的命運、我的內心世界。不過，這些問題，我是不難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我有歷史反革命問題，為什么還上竄下跳？首先，我的歷史反革命問題前面，要加上“所謂”二字，因為那是一個冤案。制造這個冤案的人，此時此刻也在這個看守所的一個牢間里，他就是亭州市委常委、代市長宗進庭，他已經主動親口向我道歉，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沖擊他，讓他有了一定認識，他是決不會向我道歉的，如果亭州文化大革命仍然在他的主持下，我就會一直坐在牢房里，也就根本用不著軍管會再來逮捕我了。
你在諷刺我們。
不敢。我說的是實情。至于我的歷史問題是一個怎樣的冤案，一切都在我的檔案里，只要真正按照毛主席提倡的調查研究的精神，不出三天，就能弄清楚，但長期以來，就沒有人想這樣做，而且在宗進庭主持下就有意這樣模模糊糊，讓我的冤案拖延成了翻不動的鐵案。宗進庭向我道歉時，告訴我一個好消息，市委楊書記對他說過，運動后期要來重新調查我的歷史問題。這對于我，就是一個從未有過的好消息。其實，我的問題的癥結所在，紅衛兵小將已經弄清楚了，但他們不具備給我甄別平反的資格，他們如果給我平反也沒有用，可能還會產生適得其反的作用，所以一切還是要等待這個運動結束，等待組織上來處理。第二個問題：我怎樣看待這個運動？我想在這個運動中達到什么目的？我以為現在是什么時候到了？我的回答是，我對這個運動的偉大意義，沒有個人的不同看法。我本來就是信仰馬列主義、擁護社會主義的，所以我也是信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但我至今其實并沒有積極參加運動，而且想盡量躲得遠遠的，因為我畢竟是有所謂歷史問題的人，我也是有了一定歲數的人，我沒有資格沒有勇氣沖在前面當闖將，就連能不能在里面做一個普通戰士、做一個可以被團結利用的人，也不是我自己能決定的。運動初期有個最主要的口號就是“橫掃牛鬼蛇神”，像我這樣有歷史問題的，不管到底真假，就可以被“橫掃”，所以不管是怎樣“橫掃”、誰來“橫掃”，我都應當小心謹慎為妙。可是我躲也躲不掉，這已經是我第三次被抓到這里來了。我擁護文化大革命，但我使不上勁。至于我在文革中的曲折經歷，這是因為，不同的人，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和對待不同，并且涉及到了我，具體說，宗進庭就是這樣，所以他兩次逮捕我，讓我這個不想參加文革的人，也好像參加了進來，也在文革中出了名。讓我想不到的是，宗進庭本人后來也被關了進來，碰巧還跟我關在一室。文化大革命對我個人有這樣復雜，如不親身經歷，連我自己也不敢相信。關于你問我的第三個問題：問我怕不怕？我當然是怕的，我比任何別人都要怕得早，但怕了也不曾有用，第一次被捕是從圖書室里被叫出來的，那時文化大革命正在學校里發動，我正想埋頭于古代歷史研究，想不到書還沒有借成，突然就被捕了。如果不是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不是紅衛兵小將出來反對資反路線，而是讓宗進庭在亭州貫徹到底，我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可不是鬧著玩的！第二次被捕……
好了，不必介紹了，你的意思很清楚，你是潔白的貓兒，你是身不由己的，我們軍管會逮捕你，就跟走資派宗進庭一樣，是弄錯了，是資反路線的繼續。你裝得像，你裝得太像了！你惡毒，你惡毒得倒像是善良無辜！你有知識，可是你的知識是用來對付共產黨的！至于你在文革中的表演，到底事實如何，你自己清楚，我們也清楚！
他說，我不能同意你剛才說的一些話！他多么想跟這軍人辯論下去。但軍人把手一揮，審訊結束了，他也明白了抗爭無益，就服從著起身往外走，被押解回牢間。軍人所表示的對他的鄙視和深深的成見，令他心傷，他覺得自己有多少話要說啊，但他很快就讓自己無所謂了，進而體會到人是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的，而軍人對他的評判，卻是相去十萬八千里。“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頭腦里冒出《金剛經》上這些話，確實一時破除煩惱，當即放下，了無掛礙。他也就“頓悟”，既有世界，又沒有世界，既有我，又沒有我，無所來，無所去。老子曰，能如嬰兒乎？亞里士多德說，存在不比非存在更存在。當他回到牢間里，他平靜得如同在家時散步歸來回到自己的書桌面前。
怎么樣？包吉問他，大家關心地看著顯得過于平靜的他。
我說了，關于絕食抗議，還有無罪釋放、徹底平反的要求，還有我們應當每天看到《人民日報》。
太好了！太好了！包吉和眾人都興奮起來，包吉說，郁老師，想不到你這樣勇敢！我本來以為你不敢說的！
他想說“勇敢，就是非勇敢，非勇敢，就是勇敢，坐牢，就是非坐牢，非坐牢，就是坐牢，莊嚴，就是非莊嚴，非莊嚴，就是莊嚴，我就是非我，非我是名為我，你就是非你，非你是名為你，凡所執著，皆是虛妄，凡有所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但他還未開口，已覺無法開口，他開口所說的話卻是：
包吉，我認為，一切都是不必的，也不要絕食，也不要提要求，坐牢就是坐牢，心里不是坐牢就行，最后自有結果。你們商量一下，馬上必然要提審你們，你們可以見機而作，實行讓步。雖然他們把我們當成階級敵人，我們卻不能把他們當成反動派。他們錯了，我們不能錯。只要上面指示一下，他們就會釋放我們，平反也應當是能做到的。如果上面不來糾正他們，我們怎樣絕食，怎樣斗爭，都沒有用。這事情一定有個大形勢、大背景、大來頭，不但我們決定不了，也是他們決定不了的。我們可憐，他們也可憐。
包吉沉默不言，大家也都不說話。郭德明說，郁老師說得對，我也有這樣的想法。我看這樣，要求照提，但不絕食。不到一定時候不絕食。不是我怕絕食，是情況特殊。抓我們好抓，一抓就來，放我們就難了，不是三天五天就能改變，總要拖一向時。即使上面來了指示叫他們放人，他們也要拖十天半月，說有個做工作的過程。如果我們絕食，我們就被動了。我們不絕食，他們不敢不供應我們吃飯，自古有打罪罵罪，沒有餓罪。但問題是，郁老師話已經說出去了……
說出去可以改口，現在不絕食，但保留絕食斗爭的權利。
包吉這樣一說，大家都說好，他也贊成。包吉就叫了郭德明，到前面墻邊跟隔壁交換意見，過了一會兒回頭，告訴大家，那邊也同意。他一顆心放了下來，總算能相對清凈一些，從精神到身體少受些無謂的煎熬。
大家坐著，等著來把誰叫去提審，但不曾再來提人，中飯卻不期然而然送來了，竟然有紅燒五花肉，有肥有瘦，一兩一塊的樣子，每人兩塊，加在一勺青菜上，油亮誘人。
吃！包吉說，幾年前自然災難的時候，居民一人一個月才供應一兩肉。
吃著飯，有人說，這頓肉飯，要感謝郁老師！還有人說，假如我們天天說絕食，就天天有肉吃！但又有人說，你倒想得好！他們上一次當，還能再上當嗎？你今天再說明天絕食，他們明天就送餿飯餿粥來，叫你吃又吃不下去，不吃又挨餓！吃著，說笑著，一時全不像正在坐牢的樣子。忽然，有幾個軍人和看守所的人進了院子，遠遠地望著他們吃得有滋有味，看了一會，掉頭離開了。兩間牢房里笑了起來。
接連幾天，所有未被提審過的人都被提審了一遍，各人文革以來的真實情況，各人都堅持事實，不承認軍管會布告上所定的罪名；郭德明等人為了澄清自己的家庭出身，也據理陳述；對于成立“控告團”，包吉、梅有韜、郭德明三人被反復提審數次，他們如實承認，而且就以“控告團”名義一再提出他說過的那些要求。在這些提審中，看守所人員打人的行為也受到包吉他們的責問，提審這些造反派變成了這些造反派的抗爭，提審也就停止了，以至于聽之任之，不再來找他們的麻煩，后來，空氣不知為何有些松動。
坐牢的人們一再提出要看報紙，但一直沒有得到同意，后來有一天，看守所耷眼皮的人忽然放下了那種盛氣凌人的架子，以私下說話的樣子對他們說，你們不是要看報紙嗎，我去找些來給你們看，看過后還給我，報紙上確實有對你們有利的話，但你們不要鬧，你們一鬧，上面就要怪我了。于是弄來了一些《人民日報》。
他們看到了戚本禹的大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其中有“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句話，甚至說，“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文章中公布了毛主席的一句話，“《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從報紙上還看到“清華大學師生揭發控訴《論修養》一書的毒害”，還有毛主席的話“《修養》這本書是欺人之談”。毛主席的話都用的是黑體字，一目了然。
文化大革命在中央的結果，原來就是這樣宣告天下的。這之前，軍人已經對他們作過那樣的宣布。現在親眼看到報紙，是進一步得到了證實，心中的一種恐懼深入骨髓，真是比自己一切表面上的存在都更存在。
報紙上確實有對于他們直接有利的文章。其實就在他們被捕后第四天，四月二日就有社論《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說，“當前，社會上出現了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逆流，全盤否定革命小將的大方向，把一些革命小將重新打成反革命”。他這樣的人，算不上是“革命小將”，包吉他們這些工人，似乎也算不上，只有學生紅衛兵才算，但他們是處在社論所說的情況之中的。
四月八日的報紙公布了一段毛主席語錄：“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經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段話在他讀到的同時就永遠刻印在心上，再也抹不去了。
登在《人民日報》上的四月十日《解放軍報》社論，好像就是針對著亭州來說的，“當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甘心他們的失敗，正在勾結牛鬼蛇神，網羅社會渣滓，用極其陰險毒辣的手段，拼命轉移斗爭目標，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瘋狂的階級報復，掀起了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逆流……我們每個干部戰士，一定要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偉大旗幟，牢牢掌握斗爭大方向，緊緊地和左派廣大群眾在一起，堅決把斗爭矛頭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絕不允許把矛頭指向革命群眾。否則，就會走到邪路上去，就會犯方向性的錯誤……”，還有“嚴防壞人利用專政工具鎮壓革命群眾和革命干部”等等，這樣的話寫得很多。令他注意和欣慰的是，“牛鬼蛇神”、“社會渣滓”這些詞的使用方向，不是指向造反的這一邊，而是撥轉過去，指向了保守的一邊。運動開展以來，保守派最喜歡拿這些詞來指向造反派，這下子應當是被封了嘴、沒有話說了。
到四月十五日，《解放軍報》又有社論談這個問題，說“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千方百計企圖搞垮革命左派隊伍，他們勾結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并指使一些保守派組織，抓住革命左派的某些缺點錯誤，加以夸大，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甚至造謠污蔑，無中生有，給革命左派妄加種種罪名，他們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妄圖使我們認錯門、站錯隊……”，還有，“我們衡量和識別一個群眾組織是不是革命左派，就要看他們的大方向，看他們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不是堅決揭露，堅決斗爭，看他們的斗爭矛頭是不是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看他們在兩條路線斗爭中究竟站在哪一邊……”。
看到這樣的社論，特別是毛主席那段讓人一讀就會永遠難忘的語錄，個個激動、振奮，都說“天要亮了！”而且說，“毛主席真是下了大決心了！”郭德明失聲而哭，說，“毛主席為我們說話了，句句說到我們心里！”所有人的眼睛里都含著淚水。他們于是明白，為什么看守所這向時對他們松了下來，也看不到軍人來要把他們怎么樣，因為軍管會在他們之前就看到了這些社論，還有那一段應當說是最為重要的毛主席語錄。
報紙上還有一些能讓他們激動的內容，比如，轉載的《北京日報》社論說，“徹底埋葬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說“舊北京市委的反動統治被推翻了”。這樣的語句，就連這些坐了牢的造反派看了好像也覺得是否說得過份了些，但總的來說，他們當然要看作是好消息，也許在革命年頭，就必須說得那樣激烈才行。讓他們激動的還有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慶祝大會上的講話，江青說，“一月二十八日中央軍委八條命令是正確的，有效的，八條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講群眾應當怎樣正確地對待人民解放軍，是講擁軍的。現在，四月六日中央軍委的十條命令，也是正確的，有效的，十條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講人民解放軍應當怎樣正確對待群眾，是講愛民的。”雖然是兩邊和稀泥、給軍隊留面子，但從時間上說，側重點畢竟是軍委十條命令了。什么是十條命令，他們不知道，但《解放軍報》社論上的那些內容大約就是一種體現。這就進一步明白了中央的態度，明白了總的有利形勢，所以他們從中受到鼓舞。令他們遺憾的是，一場重要的好電影，他們被坐牢錯過了時間，4月19日報紙上說，“億萬革命人民渴望已久的一九六六年國慶節大型彩色文獻紀錄片開始上映”，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門上怎樣向海洋一般的廣場人群揮手，并且高呼“人民萬歲”。
四月底的一天，江進海、林集和七、八個學生，忽然出現在他們面前。耷眼皮的看守所人員來把牢門打開，大家都涌了出來，學生們和大家握手，都是熱淚盈眶。有人喊出了“毛主席萬歲！”于是一齊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林集抱著他哭了起來。
忽然看到幾個學生拖拖扯扯要把兩個看守所人員拖進院子，但學生體力小，那兩個人身強力壯，雖然表面上任憑學生拖扯，并不反抗，但學生就是拖扯不動他們，好不容易才拖扯到院子當中。江進海走過去，喝令說，向毛主席請罪！向革命造反派請罪！學生們捺著，終于讓那兩個人跪了下來，學生們呼喊口號，其中竟然有“砸爛公檢法”！這“砸爛”二字跟“公檢法”聯系起來，讓人心驚肉跳、膽寒不安。他們看到，就有學生把這條標語刷在牢房院里的墻上了，并且說這也是毛主席說的話！
學生讓那兩個人站起來，狠狠教訓著，那兩個人低頭聽著，后來就讓他們自己走了。整個過程他們站在牢間門口看著，謹慎地沒有走近。他松了一口氣，因為學生對二人的這番“武斗”是很輕微的，而他們作為“犯人”，也保持了距離。當然，對于那二人來說，卻是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將來有機會，要把這事情說成“反革命事件”是很容易的。
江進海氣憤地說，我們調查過了，他們兩個人是打你們的。包吉說，確實，他們就打過我，一拳頭下來讓你疼幾天，到現在還陰疼！別的也有幾個人證明說，這兩個人確實最會打人，文革前就打人。
江進海就簡略告訴人們，亭州的“三月鎮反”不是孤立的，在四川，在河南、安徽，很多地方都是一樣，全國最嚴重的是“青海2·23事件”，篡奪了青海省軍權的趙永夫下令開槍打死了許多學生和工人，中央已經作出處理，中央軍委下達了十條命令，糾正軍隊支左中出現的這些嚴重問題。你們被捕、被游街示眾之后，全市一片白色恐怖，但第二天，我們的大字報《摸虎頭》就上墻了，是他（指林集）執筆寫的，觀看的人日夜不斷，看著流著眼淚，夜晚就打著手電筒一行一行觀看，上面加滿了贊成的批語。接著是中央四月二日社論發表，證明我們的大字報寫得不錯，證明“三月鎮反”是錯了！到四月十日、四月十五日，中央接連又是兩篇社論下來，更證明我們是對的，我們到軍管會去談，軍管會說話的口吻才有了一些轉變，但到現在也不說什么時候可以釋放你們。我們到這里來之前，到公檢法軍管會里去過，但他們躲起來不見我們了！我們就在那里造反，寫大標語，又到看守所來看望你們！公檢法作為專政工具這一次是保皇派面目大暴露，迫不急待推波助瀾，逮捕造反派都是他們走在前頭，把你們武裝游街時，他們提著手槍，站在第一輛吉普車上開路，顯示威風，精神抖抖的！當然，問題不光是我們寫了幾條大標語就什么都會自動解決，斗爭是艱巨、復雜的，就我來說，我越來越感到斗大的饅頭沒處下口，而且也不知道這饅頭到底有多大、有多硬、里面包著些什么，我們學生對社會了解得太少了，一定要工人階級、全體人民起來斗爭才行！
人們凝神屏息聽著江進海說話，不時地揩著淚水。他心里多么為這樣的學生自豪！這些學生都才只有二十歲，或者還要小一點。毛主席要讓他們在大風大浪中經風雨、見世面，事實果然如此，他們的確得到了鍛煉。
只見林集把公安人員的一副帽徽領章交給一直站在一旁的耷眼皮，并且做著說明，耷眼皮不肯收下，江進海大聲說，這事情好辦，你打個電話告訴那邊，是誰的叫他來跟你拿。耷眼皮只好收了下來。原來，這是他們在沖擊公檢法時，與那里的人發生辯論，林集把一個老民警的帽徽領章揪了下來，說你不配當人民警察！林集本想把帽微領章留在身邊玩玩，但想到那個老民警也挺可憐，就決定還給他。
江進海他們離開后，他們自動回到牢間里去。耷眼皮這時就來把牢門重新鎖上，很謙卑地打著招呼說，做個形式，做個形式。造反派們說，這是你的工作。一時竟出現彼此的理解、寬容，很有意思。
四月二十九日這天上午，耷眼皮和另一個看守所人員走來，開了他們這一間的柵門，按名單叫人，叫了三個出去，又把柵門上了鎖。過了二十分鐘，還是這兩個人，從隔壁牢間里叫了三個人出去。包吉問，喂，把人叫去做什么？玩什么鬼？怎么三個、三個的，還一邊、一邊的？耷眼皮說，放你們哪。包吉問，怎么放？什么說法？耷眼皮小聲說，這個我不清楚，馬上你就知道了。說罷趕快押了人就走。
這時，郭德明發現，對面半空中那崗亭上的機槍撤掉了，只剩下一個背槍站著的戰士。
下午，隔壁的梅有韜、這邊的包吉被叫出去。包吉跟還沒有走的人鄭重握了手。跟他說，郁老師，出去再見！
晏下午，耷眼皮走來，開了柵門，說，郁老師，出來吧！他跟牢間里的郭德明等人握手道別，就跟耷眼皮走。出院子時在宗進庭那一間牢房前停下來，而宗進庭也看到了他。他說，我先走了，你保重！宗進庭坐在鋪上向他做了會意的手勢。出了二道門，耷眼皮對他說，你跟宗市長熟？他說，很熟，不是一般的熟。耷眼皮“噢”了一聲，好像方知事物的某種復雜性。他不明白，對宗進庭這些人，軍管會為何還不釋放呢？既然鎮壓造反派了，這幾個在“一月風暴”中被群眾逼著市委關進來的干部，就大可以放回家了，然而軍管會卻沒有這樣做。是的，事物并不截然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些中間性的存在，他跟耷眼皮一樣頓然一悟。
耷眼皮把他交給一個臉上還很稚氣的軍人，軍裝四個口袋，是個軍官。軍人以較為客氣的態度說，“請，到公安局去。”他就在前面走，軍人在后面跟著，出了看守所。在公安局旁邊墻上，他看到并排張貼著兩份《中央軍委命令》，一份是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條，一份是四月六日的十條，都是新貼上去的。軍管會大約想這樣來說明他們自己。但他認為，前面的那個八條并不能用來為他們做辯護。至于后面的十條，他來不及細讀，那當然是明確糾正支左以來發生的這種“鎮反”錯誤的。
進了公安局，果然看到學生寫下的“砸爛公檢法”的大標語還留在墻上。軍人又說了幾回“這邊請”，曲折而行，最后把他“請”到最里邊，上了一個二層小樓，說，“姜主任在等你。”
一間紅地板的辦公室，里面一個中等身材、很健碩的軍人迎著他走來，伸手跟他一握，淮海口音，說，你就是郁老師？讓你受驚了，全是誤會！我是公檢法軍管會姜順堂，現在你是我的客人，請坐。年青軍人泡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而后退了出去。
他在辦公桌對面椅子上坐下，神經繃緊著，意識到這是姜主任要跟他“交朋友”，認為他具有某種價值。這與造反派請他辦報紙相比，好像是轉到了強大而有利的一面，但他心中不覺已經產生一種警覺和抗拒。他喝了一口茶，他有一個月不知茶葉的味道了。
姜主任拉了坐椅，隔著辦公桌的一角對面坐下，這樣與他在位置上就是平等相待的了。姜主任說，我們經過查看檔案和調查了解，認為給你定的歷史問題，確實是一個冤案，你沒有歷史問題，你是一個正常的同志，跟我參加革命的時間一樣：一九四四年。你上學受培訓，我直接入伍。
他一聽，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是聽清楚了，他站起來，朝姜主任一個鞠躬。姜主任忙站起來拉他坐下，說，都是革命同志，不作興這樣的。他說，這是我自一九五九年以來，也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對我表態，并且，我認為你的話是代表組織的，不僅代表你個人。姜主任說，某種意義上可以這么說。但我們畢竟是軍管會，是臨時的。將來，我們要把調查結果轉給恢復工作的地方黨委有關部門，由他們來做最后的結論，并且還應當給你恢復待遇。當然，就我們來說，從現在開始，看待你就不是有歷史問題的人了。所以，對于逮捕你，讓你坐了一個月牢房，我代表公檢法軍管會向你表示賠禮道歉！姜主任站起來，鄭重地朝他鞠了一躬。他連忙站起來說不敢不敢。
姜主任就從辦公桌抽屜里取出一紙，說，這是給你的《平反決定》。他接過一看，是“亭軍（平）第36號”，上面打印著幾行字：“經研究決定，取消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對郁平的逮捕，予以平反。郁平的所謂歷史反革命問題，經查不實，有待運動后期提請組織部門改正原有結論。”下面是“亭州軍管會”并蓋有公章、簽有日期。他反復看了幾遍，抬頭對姜主任說，這可以說是目前所能寫下的最好的結論了，對這個結論，我已經盼望了七年多，我，我的一家，經歷了太多的痛苦！他的淚水涌了出來，站起身朝姜主任一個鞠躬，姜主任雙手來扶，說，你受苦了，你受苦了，我能理解，能理解。
姜主任給他的茶杯續了水，說，你看了這個，你就知道，我們是真誠的，我們犯錯誤是真誠的，我們改正錯誤也是真誠的。你無須對我們，對我，有什么戒備心理了。他心中一愧，說，是的，本來是有一點，雖然那是不應該的，但現在情況確實有些不同。姜主任又說，這份平反書，軍管會留檔一份，給你們學校一份，給你本人一份，你要收藏好。
具體就談了這么多，沒有涉及運動，也沒有對他提什么希望或要求。姜主任讓他再喝點茶，他好好地喝了幾口。姜主任說，今天我們是初步認識，以后有機會我們還可以交談，你也可以來，我也可以拜訪你，不打不相識，交個朋友嘛。時候不早了，你就回家團聚吧，請代我們向你的家人表示道歉！
毫無疑問，姜主任是一個很有水平和政治風度的人。
那個青年軍官陪他走到公安局門口，互道再見。跟剛才進公安局不同，這時他作為一個恢復了人身自由的、而且比這還要好得多的人，走出了公安局。他懷揣著那份第36號《平反決定》，獨自走回家去。這個《平反決定》，不是搨在他鼻子上的夠不著、舔不到的糖，而是有真實份量的東西，決不是可以隨便這樣寫、這樣蓋上軍管會公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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