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氈帽，馬褂，長袍———流民，士兵，官匪
清朝末年，哀鴻遍野，漢族人士在臭罵腐敗無能的清政府，時間如果更近一步，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啟蒙人士，開始對執(zhí)政的滿清少數民族的統(tǒng)治的正當性的攻擊。歷史不容許假設，但是也可以進行假設，主流的歷史主張，清朝末年的腐敗情形，是封建制度的悲哀，是封建制度走向沒落的必然，這種民不聊生的現(xiàn)象歸根結底是封建制度的錯誤。在次進行歷史的假設，或者發(fā)現(xiàn)主流歷史觀點所不考慮的因素：一，清政府腐敗，如果執(zhí)政的漢政府，會出現(xiàn)什么情況；二，清政權的滿清貴族與漢族官僚制度的關系，有沒有處理好。三，洪秀全起義后，清庭的核心權力掌握在曾國藩，李鴻章，左中堂，張之洞等大批漢族官僚手中；四，如果沒有漢族的分權，是否會有漢族主張的大清朝的改革開放；五，如果漢族官僚配合朝廷不容忍西學，繼續(xù)貫徹滿清的統(tǒng)治策略。可以設想清朝的火槍火炮可以抵抗英國鴉片販子那么幾個家伙的侵略。西太后的不抵抗的效果和蔣張的東北不抵抗的意圖和效果，大體是類似的；內憂大于外患。在抗擊外敵侵略的過程中，多方軍事力量中，肯定一部分軍事力量被消耗，一部分軍事力量增長；比如，抗日戰(zhàn)爭下來，幾萬紅軍搖身一變，出來幾十萬八路軍，野戰(zhàn)軍和解放軍，國軍最好的情況是沒有減少；比如，在打擊洪秀全過程中，八旗軍未見增加，漢族的湘軍和淮軍崛起了，湘淮軍隊鎮(zhèn)壓洪秀全的戲劇，滿清政權觀看，漢族軍事力量的對抗；正如乾隆容忍何伸和紀曉嵐的明爭暗斗，這正是皇權，貴族權力，漢族權力的三權分立；三權分立是學政治學的學生和老師們，喜歡掛在嘴巴上的詞匯。清朝末年的衰敗的原因，不是因為封建制度本身的缺點，而恰恰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優(yōu)點；因為“封建”的含義就是分封權力，封建的本質就是權力的分立和權力的相互制約。試想，西太后執(zhí)政后，滿清貴族的權力，權勢，地位在沒落；漢族大官僚的財權掌握程度在提升；以致于整個官僚系統(tǒng)開始漫漫潰敗，西太后把持整個朝廷，如果維持好滿清貴族的權勢，遏制漢族官僚的崛起，進而整個政權的權力能夠協(xié)調運轉，清朝也不至于衰敗的那么的快。當然，如果漢族官僚知識分子，不那么的愚忠，在洪秀全起義的時候，開始獨立于朝廷，早早的開始軍閥混戰(zhàn)，也許會減輕歷史的陣痛；漢族知識分子的愚忠，有著深層次的原因，當年漢族知識分子，對于科舉的態(tài)度，就如今天的知識分子對待公務員制度的情有獨衷，喜歡的那么深沉。科舉制度和今天的公務員制度的功能都是一樣的，都是在培育國家統(tǒng)治所需要的官僚；盡管長久以來大家都在批評官僚系統(tǒng)，然而正是官僚系統(tǒng)代表和行使國家公共權力進行統(tǒng)治。想象一下，通過科舉制度和公務員制度，那么競爭激烈的情況下，考出來的知識分子，不僅僅認同當下的政權，而且贊頌和維護其隸屬的整個官僚系統(tǒng)，就可以理解漢族知識分子是那么效忠于政權和皇帝，因為知識分子已經存在于統(tǒng)治集團的立場。維護功名和統(tǒng)治資格，知識分子組成的官僚系統(tǒng)，能夠忠誠地進行統(tǒng)治和維護皇權和政權。
滿清留給歷史的最顯著的印象是，那長長的大辮子，所謂留發(fā)則留頭；很可惜的是，清朝沒有進行服制改革；孫中山時期衣服開始改革，所謂西服，西方文化的中國化，不僅僅停留在思想層次，開始了部分日常生活的西方化。影片里的長袍馬褂，讓我想象的就是在90后看來根本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日常的服裝；穿著長袍馬褂，戴著氈帽，走在鄉(xiāng)村原野上的不僅有農業(yè)勞動者，還有小商小販，秀才舉人，微服私訪的康熙；盡管康乾的衣服的材料是絲綢的，但是款式是不變化的。以上的情景，是和平年代的故事。清朝末年，穿著這些衣服的則是，以流民，流寇，土匪的身份出現(xiàn)；自此可以理解為什么《英雄》這部電影里，“天下”成了俠客和刺客的高尚的覺悟，此刻也懂得戰(zhàn)爭中最受苦的是百姓的道理。然而，清末這個時代，軍事最大的變化是，官軍和匪軍的衣著一樣。清朝末年的歷史舞臺上，官匪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此的軍事力量，不僅襲擊朝廷的要塞搶劫朝廷的糧食，還沖擊富裕階層和部分地主；貧窮力量對富裕力量的征戰(zhàn)，底層力量對上層力量的反抗，財富的分配的極端化形式的不公平，伴隨社會的動亂，社會的穩(wěn)定成為康乾盛世的獨特的歷史回憶。人言：“流民，流寇，土匪……”同樣在書寫歷史。
二，搶錢，搶糧，搶地盤———闖王來了不納糧
戰(zhàn)爭聯(lián)想到，鴉片戰(zhàn)爭的定性，我所經歷的學者，認為鴉片戰(zhàn)爭是因為英國商貿者想打開中國的市場；中國不開放廣大的市場，所以英國就發(fā)動了鴉片戰(zhàn)爭；我想問的是，問題是那么的簡單嗎，單純地是資本主義商品和商品經濟擴張的本性嗎。可以想象的到，如果開放了市場，鴉片戰(zhàn)爭也有可能發(fā)生；經濟原因是英國經過工業(yè)革命，大機器生產的產品，在自己國內不能銷售完全，因此要尋求海外市場，因而侵略沒有進入工業(yè)文明的一些落后的，亞非拉的農業(yè)文明和前農業(yè)文明的國家和民族共同體；僅僅用經濟原因不能完全解釋鴉片戰(zhàn)爭的發(fā)生，比如朝廷不流放林則徐，中國的軍事力量能夠抵抗英軍；如果朝廷認真對待英國商貿主義者；近代史教材以及歷史題材的影視片，給讀者和觀眾的直觀感受是，中國的槍炮不如人，中國軍隊素質低，有智商的人都思考一般，如果朝廷軍隊如此戰(zhàn)斗力差，何以占領中原；可事實并非那些作品描述的那個樣子，客觀地講那些都是表達的民間軍事力量，比如：義和團，三元里抗英等等。中國的官方槍炮能夠抵制英軍的登陸。一個國家或者民族共同體，如果有了足夠的國家能量，也就是鄧小平先生強調的綜合國力；蒙古族和滿清對于中原的征伐，以及日本德國的法西斯戰(zhàn)爭，都是有軍事實力膨脹的原因；對于法西斯戰(zhàn)爭，沒有人敢引用馬克思的話：“殖民主義的活動，對于印度來說是不正義的，但是站在印度以及整個人類文明的高度，殖民活動對印度是有利的”。這種原教旨主義的理解和引用馬列經典，是非常得不到贊同的；盡管今天印度運轉著西方主流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形式，以及培養(yǎng)了許多以民營資本者為主的階層，但是這種完全用頭腦中固有形成的不可改變的僵化的思維框架，來分析是要忽視很多要素的；可以客觀地觀察，經過英殖民地時代，印度的宗教照樣是佛教，佛教文化與西方的民主形式能夠融合，印度還存在種姓制度，等等說明什么？不知道學者是否思考過？再者，香港經過英殖民階段，有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民主制度，但是香港比大陸要繼承的非常好，來繼承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基礎于小農意識的中華文明和中華文化；中國文化和中國文明的小農意識，沒有學者批評的那樣卑微；學者的年齡大了，青年時形成的自由民主制度美國憧憬的一相情愿是很難變通了，以致于僵化和不再深層次的形式后面的涵義。沒有認識到自由主義政治制度的弊端，以及中國傳統(tǒng)文明的優(yōu)點；以及一相情愿地移植西方形式的自由主義民主的迫切性和焦躁以及憂慮。學者一翻言論之后認為：中國歷史中沒有什么好東西，包括現(xiàn)在也沒有什么好東西；只有那種美國形式的和一些歐洲的規(guī)則的東西，才能拯救現(xiàn)在的中國。這個觀點完全是國內的自由主義者的主張。小農意識，自然經濟，農業(yè)社會，農耕文明，從歷史上看確實沒有產生像西方那樣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憲政民主共和法治的情景；但是，請不要詆毀中華文化，因為中國不必完全和別的國家茍同，符合中國人的人性的文化對于中國人來說，就是好文化和良法。不贊成馬克思撒的謊，殖民主義的侵略和法西斯主義的侵略，沒有什么本質的區(qū)別；紐倫堡審判的事實告訴我們，戰(zhàn)爭的反人類和反人道主義的本性。沒有誰會贊成這種侵略戰(zhàn)爭，甚至站在人類文明的高度。可以進行反思的事實是：德國的普選權，民主選舉的希特勒發(fā)動了法西斯侵略戰(zhàn)爭；陳獨秀所留學過的日本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培養(yǎng)的法西斯青年，侵略了中國。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生病了嗎？！？！西方人積極進行反思，中國學者是會積極忽視這些的。
搶錢，搶糧，搶地盤，農民領導的革命，有時就是很樸實。還能要求小農意識，有什么更大的進步，要求他們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事實是小農不需要平等，因為科舉能給他們平等的機會；小農不要博愛，因為他們不信仰基督教，不知道基督耶酥是誰；他們不需要自由，因為沒有自由的人，才那么強烈需要自由。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針對皇權，教權，財權，等等，不僅僅是我們的一相情愿的想象，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法制，宗教的原因需要全面考慮。這個世界變化太快，革命的背后有許多故事。中國的農民革命，像“闖王來了不納糧”這種高尚的情懷，是很難得的高尚。很難想象，讓具有小農意識的最需要的是糧食的農業(yè)勞動者，在大革命的時候，高喊：自由平等博愛。西方的革命是有情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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