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1978年以來，要不是“下半身寫作”，“傷痕文學”幾乎就是當代中國文學的唯一題材；要不是美女作家，知青作家幾乎成了當代中國文學唯一具有合法性的主體了。30的毛澤東時代，10年的文化大革命，能夠給如此之多的人提供飯碗，而且還不止是小康而已；能夠對當下中國的諸多問題視而不見只憶苦思甜的“反思”文化大革命，且振振有辭。精英們居然還對那些年時有怨言，真是忘本。
不過，總還是有人愿意酒足飯飽之后看看腳下的路的。——畢竟，光舔自己的“傷痕”總有一天會讓人感到膩煩的。有時候，別人的“傷痕”會比自己的“傷痕”更讓自己感到疼痛。而在我們的這個時代里，幾千萬上億“下崗工人”的“傷痕”居然就被一句輕飄飄的“社會轉型期的代價”打發了，而且還以有“人文精神”、“人道主義”自居，也可見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文精神”的高明程度了。
“我們工人階級”
不要看別的，就憑“鉗工王”姚師傅用這種口氣開始自己的演講，就能明白，這個篇幅不長、情節簡單的小說是已經趕不上社會潮流的了。如今這年頭，誰還會傻了吧唧的說“我們工人”這樣的話呢？只有某省工商局局長才會用幾近悲壯的語調說“我們民營企業家……”，這才叫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方向、代表最大多數人的利益。
2003年年底，浙江省工商局主辦了一個“首屆中國民營企業家峰會”，我有幸忝陪末座，沾顧榮光，向改革開放后最先富起來的一部分學習。開幕式是在省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可謂盛況空前，不僅有大大小小的民營企業家來演講自己的發財之道、經濟學家來面授機宜、有關部門負責人當面答疑解惑，更有各方面的領導同志致信祝賀。當然，一向來自稱要推動社會進步的媒體當然少不了上去湊個熱鬧討幾個賞錢。省工商局局長鄭同志致的開幕詞，聲情并茂，有演有講，動情之處，幾乎淚下，幾乎每段都一“我們浙江民營企業家”。可見三個代表思想的深入人心，也可見這些同志與時俱進的程度。
“我們”這個詞，這些年來是最被人質疑的詞之一。文人學士們連在火車上“與農民兄弟擠來擠去”都要深感不適，過了十幾二十年還能歷歷在目，更何況要混在一起？可別忘了，“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是我們的偉大傳統之一。所以，毛澤東一離開人世，知識分子們就迫不及待的要“告別革命”其實是很容易理解的，老用“我們”這樣曖昧的說法把知識分子精英跟泥腿子們混在一起怎么行呢？當然要改掉，而且最好是一勞永逸地告別了算了。精英就是精英，愚民就是愚民，“天不變，道亦不變”，這人與人之間的等級秩序是怎么也不能亂了的。亂了那可就糟了，不是亡國，比亡國還要厲害，是亡天下。
告別了“我們”才10來年，新的“我們”就被已經組成了。照如今的新保守主義者們的看法，政治是一種技藝，只可意會，不能言傳，所以說話也要用“天王蓋地虎，寶塔鎮山妖”一樣的黑話，就講給能聽懂的人聽，凡人最好是聽不見，就算是聽見了也最好是沒聽懂——聽得半懂不懂的人最危險，他們就靠這種半吊子“真理”到處啟蒙大眾，煽動愚民造反。不過對官府老爺們和企業家們來說，口氣可就不一樣了，動不動就是“我們”，生怕統治階級把自己給擋在門外了。要是聯想到新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若即若離的關系，就讓人不能不懷疑，從前一個“我們”里跳出來是為了加入后來的新“我們”。要不然怎么會說“我們怎樣治理人民”這樣的話？
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的頭號保守主義理論家亨廷頓看見了“諸眾”時代的到來，趕緊驚叫了一聲“我們是誰？”其實是大大用不著這樣緊張的，“天下自無統，而儒者有統”，“我們”還是很知道“我們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的。“分清敵友”都這么流行了，要是連“我們是誰”的答案都說不上來，未免也太小看“我們”了。
從下崗開始的第一天起，工人的反抗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在所有下崗運動進行得轟轟烈烈的地方，工人們的反抗也同樣進行得轟轟烈烈。2004年重慶3403廠工人把工廠保護起來，不讓新老板進入這一事件看起來很突兀，其實不過是這些年來的一種新的傳統的延續而已。如果沒有最早下崗的工人的上訪、靜坐的挫折，他們就想不到自己拯救自己。同樣的，如果沒有3403廠斗爭的失敗，最近的無錫商業大廈職工們也不會坐在一起唱《國際歌》。
姚師傅身上還有“城里人”的優越感，說“人家農村人都能在我們城市里找到工作，活下去，為什么我們就只能伸著手等國家養活？”這意味著他不僅是“我們工人階級”的一分子，也是“我們城里人”的一分子。不過這種優越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早已經日薄西山了。在一個勞動者主體性的已近黃昏的年代里，下了崗的工人不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城市當然也不再是他們的城市。恩格斯早就說過，城市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要讓原來的居民們走向邊緣，因為新來的精英們一定要占據城市的中心地位。工人們也不例外，當他們已變成城市貧民的時候，城市就不再屬于他們了。還在1998年，電影《沒事偷著樂》就已經隱隱約約地表現了這個變換過程：雖然他們的房子沒變，區位沒變，但隨著他們身邊的一切的變化，他們在城市里的境遇也在變，到最后的時候，他們已經成了湖在城市中心的邊緣人群了。
不過猶太流亡者馬克思的幽靈總是很討厭，趕也趕不走。他說，“當資本主義誕生的時候，也為自己準備了掘墓人”。當“我們是誰”的答案越來越明確的時候，“我們”的敵人也會越來越明確。當中國的資產階級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在、階級意識也越來越成熟的時候，他們的敵人也沒有閑著，也在萌醒。當東南沿海的資本主義正準備“自發擴展”到更廣大的中國內地的時候，農民工們也越來越意識到，他們已經不再僅僅是農民了，他們有了一個嶄新的身份：工人。據說廣東的農民工們中間如今很流行一種用于維權的組織——同鄉會。這就是星星之火，也未可知。
反傷痕的傷痕
反傷痕的傷痕，這話聽起來有些拗口。不是我要故意這樣，只是事實如此。
所以，曠新年把《那兒》叫做“工人階級的傷痕文學”，我的朋友小革把《鉗工王》叫做“另一種傷痕”。這樣說當然是講得通的，相對于文人學士們的“傷痕”文學來說，從《鉗工王》到《那兒》的確是另一種傷痕，是不同于文人學士們的傷痕文學的傷痕文學。
“傷痕文學”這個詞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據說是“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的時代里，是有特殊含義的，特指那些曾經在毛澤東時代下過鄉的知青、住過牛棚的教授、受過批斗的“走資本主義路線派”之類的人的回憶錄之類。至于工人、農民是怎樣經歷文革的，是怎樣看待文革的，又是怎樣反思文革的，這在忙于向國內的小自由派介紹“海外文革研究近況”的老自由派們來說，是不用在乎的。因為誰都很清楚，歷史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在才子佳人、帝王將相的史書里，工人、農民從來都是客體，是沒有機會發言的。歷史不是他們的歷史。所以，據“傷痕文學”作家們說，他們的“傷痕”不是誰一個人的傷痕，而是這個國家的傷痕，是這個民族的傷痕，是每一個人的傷痕。晚近以來，據說這都成了常識了，誰要是不承認知識分子就應該比工人農民高一等、不能帶工資下鄉勞動，誰就是反人類、反社會、反知識、反文化……實在是不好意思，這個隊列太長，我一時也列舉不了文人學士們那么詳細，總之一句話，要是“折辱”了知識分子，那就是反人類社會的一切的，是不正常的、變態的……
這話的言下之意無非是，知識分子就是人類，知識分子就是社會，知識分子就是知識，知識分子就是文化……反正一切人類美好的東西據說都應該是歸功于知識分子的，至于他們干了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情，那是要為尊者諱的。這“傷痕”都持續這么多年了，還沒好，其實無非是一個原因，我們的文學生產機器還沒那些對傷痕文學有特別癖好的“知識分子”們把持著，他們還需要以此來為自己當下的體面生活辯護，為自己的那些囈語證明其合法性。甚至可以發一點誅心之論認為，還有很多人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傷痕過活。——這一點只要我們想想1978年以來“傷痕文學”造就了多少“著名作家”、多少劣質文化工業產品就行了。
不妨坦率一點說，《鉗工王》在當年是一個很標準的主旋律產物。但是，正如小革說的，重要的不是它的水平，而是這是一個現象：當年的“傷痕文學”作家，正在轉向工人階級的傷痕寫作，而且是比較早的描寫工人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遭遇的。也就是說，工人的傷痕的出現是對祥林嫂式的知識分子傷痕歷史敘述的一種克服，也是一種超越。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廠電視”、“打工文學”雖然充滿著意識形態說教——比如《鉗工王》里的姚師傅的那一大段演講，但是這仍然表明了一種反傷痕的傷痕的被承認。
工人階級的傷痕是反“傷痕文學”的。這是因為，工人階級的傷痕敘述是現在時的，是對當下的批判；而知識分子的傷痕敘述是過去時的，是對曾經過往的歷史的批判。歷史的看，1979年以來的現實秩序的政治合法性在相當程度上來自于對1949年到1976年的歷史的批判，尤其是對文化大革命及毛澤東本人的批判。在這些批判里，不僅那些年的經濟建設成就被完全否定了，最關鍵的是“傷痕文學”及其理論堅定的認為，毛澤東時代的所謂“工人農民當家做主”完全是一個謊言，是從來沒有實現過的，因此，他們當下的生存狀態與1979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完全無關——如果有關系也只是改革得還不夠徹底，而應該完全歸咎于毛澤東時代的種種制度安排。
這種謠言流傳了近30年，幾乎連工人農民的子女們也相信，自己的父母輩是從來如此的，他們的貧困不是因為改革，而是因為1949年以來的種種掠奪制度：正是高積累的發展戰略掠奪走了工業、農業的幾乎所有剩余，所以工人農民才會在面臨改革的時候手足無措。但是，工人階級的傷痕及其表達方式已經說明了他們對所謂的改革的基本態度。幾乎在所有反抗國有企業改革的地方，都能看到人們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并且，他們據以證明自己的反抗的合法性也來自于對毛澤東時代的自身地位的重新發現。在這種新傷痕里，舊傷痕對毛澤東時代的敘述被顛倒過來了，工人階級自身在當下現實中的政治要求也得到了曲折的表達——懷念曾經的做主的時代，表明的往往不是他們對那個時代的單純的留戀，而是要求在當下重新取得“當家做主”的地位。2004年由經濟學家郎咸平引發的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討論中，有人說“爭的不是經濟”，也就是這個意思：爭的不僅是一時一地的利益得失，比利益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政治地位。
當然，從《鉗工王》到《那兒》，這種要求都沒有得到真正的表達。《鉗工王》里姚師傅的表達與其說是一種主體意識的顯露，倒不如說是意識形態說教的成功：以虛構的共同體主人公意識代替工人階級的群體意識，以共同體的“發展訴求”取消工人對自身利益的保護的合法性。《那兒》再清楚不過的表明，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的覺醒是在遭遇到最基本的生存困難的時候，是在他們發現共同體的發展只給了少數人富起來的機會而把自己排斥在了這個過程之外的時候。
不過，也只有到這個時候，他們內心對農民的歧視才得到了最后的肅清。姚師傅對“鄉下人”無意識中的歧視在《那兒》里已經看不到了。原因很簡單，他們驚奇的發現，農民正遭遇著與他們相同的歷史，而且他們也已經“下降”到了與農民工一樣不受政治保護的地步了。
歷史的反歷史
也就是說，30年來關于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敘述被重新顛倒過來了。
在傷痕文學里，總是充滿著一種知識分子內心對“歷史終結”的喜悅與自得。在1990年代曾經十分泛濫的“知青文學”里，到處都能看到，當曾經的知青們再次回鄉看望農民時，20年過去了，曾經與他們短暫的共同勞動過的農民生活依舊，而他們卻已經是衣冠楚楚的正人君子小姐女士了，而他們往往會用施舍的方式來表達表現自己的善心。在農民面前，他們找回了自己作為“城里人”的優越感與自信，而在當年他們下鄉的時候，按照“傷痕文學”的敘述，農民侮辱了他們。
這在對當時男女關系的敘述就能看出來：兩個年輕人相愛了，如果男方是知青，而女方是“鄉下人”，那么“鄉下人”總是表現得十分愿意，而且女方往往是當地最美的姑娘，在眾多的追求者當中，勝利的總是知青；而如果男方是“鄉下人”，女方是知青，那么女方總是不愿意的，甚至往往是被強逼或強暴的，“鄉下人”總是顯得野蠻、無知、不開化，見利忘義，如果女方也有相戀的南知青，那么“鄉下人”總會使用非正常手段。對這種感情的評價也大不相同：如果是前一種，知青就會堅持“青春無悔”，做大度狀；如果是后一種，知青就將之視為一場悲劇。所以，《小芳》的流行與農民強奸女知青的故事重新出現幾乎是同時的。
這些故事的結尾往往是回城，而且是發生在“改革開放”以后。也就是說，“回城”對他們來說是一次末日審判，是大結局。當這樣的結局一再出現時，它的意義就再明白不過了，曾經在毛澤東時代顛倒過的如今又顛倒回來了，一種森嚴的等級秩序被默許為人類社會的常態，當中國正在克服毛澤東時代的遺產并回到這種等級秩序時，歷史就終結了。這些敘事雖然早在1979年以后就已經開始了，而且直到今天雖然遭遇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也還是沒有完結，還是在延續，最近的電影《孔雀》很明顯的表達了這種無意識的歷史意識。
也許我們還應該注意，在1995年以來的歷史中，“傷痕文學”至少是作為意識形態策略之一存在的。它讓已經或者將要下崗的回城知青們認識到，他們并不是社會的最底層，他們仍然擁有相對于農民的優勢，他們還有希望“從頭再來”。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人由下崗帶來的挫折感，重新確認了自己的歷史，進一步重新確認自己在未來的選擇——至少不會與農民結盟，讓革命再來一次。如果說“城鄉分治”是造成城市與農村的發展差距的首要原因的話，那么城市居民包括下鉻鎳鋼工人對農民和農民工的歧視則應由“傷痕文學”負責。
當然，歷史從未終結過，也永遠不會終結。知青們回城了，但生活還是要繼續。回城后的知青一般來說有三種去向：被招工進入工廠，成為工人；通過考大學進入精英階層；留在農村或插隊的地方繼續生活。除了除了考上了大學并進入了精英階層的少數人之外，大多數人與被招工進廠和留在農村的人一樣，在此后的利益重新分配中是失敗者，成了中國社會的邊緣人群。有些人也下崗了，失去了原來的優越感。也就是說，歷史終結之后，他們的遭遇并不好。
歷史敘述往往不是單純的為了證明過去的光榮，在對歷史事實進行重新組織的策略中，暗含著的往往是對現實的態度與訴求。而過去的傷痕文學敘述與現在的下崗工人的新傷痕敘述在無意間反映了不同的階級意識。知青過去對毛澤東時代的“傷痕文學”敘述，是為了與農民劃清界線，讓自己恢復下鄉之前作為城里人的優越感，進入“城里人”這個共同體；而從《鉗工王》到《那兒》里的下崗工人傷痕敘事則是為了重建工人自身的階級意識，使之重新成為一個階級。因此，《鉗工王》里還有對鄉下人的歧視，而在《那兒》里卻沒有這種意識。在《那兒》里，作為敘事主體的“我”在“小舅”死后，放棄了在雜志社的“白領”身份，去了一個建筑工地，成了一個工人，而建筑業直到今天主要的仍然是以農民工為主要勞動力的。《那兒》的這個結局暗含著的意義是，重新回到一個勞動者的立場，放棄自己的“城里人”的身份，重建“工農聯盟”。
用我的朋友“凡是”的話說，建立共同體總是為了打仗。如果說“傷痕文學”是對回城后當工人后來又下崗的知青們的一次欺騙的話，那么《那兒》已經宣布了這種欺騙手法的破產，工人們已經意識到，與自己有共同利益的不是“民營企業家”、不是官僚、不是知識分子、不是城市里高尚住宅里的高層人士們，而是與他們自己一樣，最普通的勞動者。因此，歷史又重新回到了1949年之前的革命的起點上，社會的主要矛盾重新成為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矛盾，問題重新成為“究竟是誰養活誰”。而這兩個矛盾的解決必將回到一個最后的問題上：誰是主人？
在最近的無錫商業大廈職工罷工中，反對改制的職工們圍坐在一起，重新唱起了《國際歌》；在所有有工人罷工的地方，毛澤東的畫像都出現了。毛澤東的孩子們已經長大了，他們正在重新認識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重新組織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敘事，重新理解毛澤東的思想與他的政治遺囑。
歷史終結論正在成為過去，因為歷史沒有終結，才剛開始。
毛澤東說：“今日長纓在手，何日縛住蒼龍？”
毛澤東說：“雄關漫道真如鐵，今日邁步從頭越。”
毛澤東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6月19日于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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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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