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現代性” 更要“民族性”——對當前文學的一點思考

要“現代性” 更要“民族性”——對當前文學的一點思考

□段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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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30 10:40:35 【文化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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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學又面臨選擇
　　中國的文學與社會，總是宿命般地唇齒相依、難分難解。今天，當和平崛起的中國，置身在全球化的浪潮和語境中，決心探索一條具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的時候；中國的文學也走到了一個岔路口，又一次面臨新的選擇。這個路口一面的路標是“現代性”，另一面的路標是“民族性”。經歷了近30年風雨兼程的改革歷史，人們刻骨銘心地認識到：中國要建成和諧社會、實現全面小康，必須繼承和發展本民族的傳統文化。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突出地強調了民族文化的巨大作用和獨特價值，認為：“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對于文學來說，它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作為一個作家，他要寫什么、怎樣寫，完全是他個人的自由，有著廣闊的空間。但對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文學則是它的形象的體現和精神的象征。它需要有一個總的主題、總的精神和總的風貌。這就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氣派。
　　從1977年到今天，中國文學30年的歷程其實是可以劃分成兩個階段的。1977年至1989年是為“新時期文學”。1990年至現在，有學者把它稱為“后新時期文學”，我把它叫做“多元化時期文學”。這30年的文學歷史，正是一個在“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不斷選擇、探尋、實踐的歷史。二者時而沖突、時而融合、時而分流的歷史。新時期文學的十幾年，是以“現代性”為目標的一個時段，但卻始終背著歷史的重負。多元化時期的近二十年，是以回歸現實、回歸“本土經驗”為走向的一個時期，但市場經濟文化使文學的形象變得曖昧不明，多元化格局中缺少一個具有民族氣派和個性的文學主潮。我們肯定30年文學成就煌煌，但它存在的問題也是毋庸諱言的。而問題的“癥結”，正是出在對“現代性”、“民族性”二者關系的把握上。
　　對于文學的“現代性”與“民族性”問題，從上世紀80年代之后，就逐漸成為研究界的一門顯學了。對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對文學應當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等等，自是見仁見智。魯迅早在1934年就說過“采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是一條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也是一條路”。（魯迅：《木刻紀程·小引》，《魯迅全集》第6卷第4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魯迅的思想和創作證明，“外國的良規”和“中國的遺產”都是不可偏廢的，只有把二者進行融合，實現創造性的轉化，才是文學的興盛發達之路。所謂文學的“現代性”，是以西方文學所體現的文化思想和審美形式為標高的一套藝術規范。它是現代的、先進的、精致的，是具有普遍價值的。中國100年來的文學孜孜以求的正是這樣一種境界和高度。“現代性”已成為中國文學的一種精神、一種傳統。自然是“中國化”了的。關于文學的“民族性”，是一個民族的文學所具有的基本屬性和個性特征，它同樣包括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兩大部分。中國文學的“民族性”，在世界文學中也是最具有特點和魅力的一種。但在長期以來不間斷的文學革命、創新、實驗的過程中，文學的“民族性”漸漸斷裂、式微，導致了在某些時段文學的無根狀態和無序發展。
　　一個時代的文學總要有一個表現重心和發展取向。對于當下文學來說，它的探索、追求應是雙向的。一方面要繼續新時期文學的“現代性”軌跡，堅持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倡導人文主義精神，汲納西方文學的審美方式方法，推進中國文學的“現代性”進程。另一方面，則要堅定地探索、拓展文學的“民族性”道路，回歸傳統文化和文學，發現和創新民族文化思想以及審美經驗，鼎力促使傳統向現代的轉換，實現民族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的交融，用中國的文化和文學豐富世界的文化和文學。從這個角度講，堅持文學的“現代性”和促進文學的“民族性”，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我們需要“現代性”，我們更需要“民族性”。文學就像一棵大樹，以“民族性”為深厚根基，以“現代性”為發展目標，它才會根深葉茂、茁壯生長。
　　現代性：未竟的工程
　　上世紀90年代初，受一些西方學者的影響，中國的個別學者曾經宣判了“現代性的終結”和“后現代文學”的開始。但人們又馬上注意到，德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早在8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論著中，就反駁了后現代主義者“全面告別現代性”的理論，毫不含糊地指出：現代性“不僅沒有完成，而且有待繼續”?！艾F代性：一項未竟的工程”。既然西方國家的現代性還沒有完成，現代文學也在繼續。作為后發現代性的中國，自然不能搶在頭里，匆忙定論。于是“現代性終結”理論偃旗息鼓。
　　不管是中國的經濟現代化戰略，還是精神文化建設，亦或文學藝術發展，我們還都不能說“現代性”已經完成。盡管我們為此而奮斗了一個多世紀，已進入一個現代國家的行列，但現代化的目標依然遙遠。也許經濟、科技的現代化在不遠的將來能夠實現，而屬于意識形態范疇的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的“現代性”，無疑是一個極為漫長的過程。既往百年的“現代性”，主要是以西方國家的價值體系為標尺的，而在全球化越來越變成現實的今天，各民族國家特別是東方各國（如中國、日本、韓國）的文化思想、價值理念，也將成為“現代性”系統中的組成部分，從而成為一種更加鮮活、豐富、博大，也更具普世意義的人類理想。對中國來說，它要用西方的價值理念改造和提升自己，同時把西方的東西中國化，以適應現實的需要。它還要把自己的傳統實現現代轉換，參與世界的“現代性”建構。這是一個多么復雜、浩大的工程。中國文學向來就有“經世致用”的傳統，它不僅要參與、推動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在歷史的發展中承擔改造“國民性”和建構民族精神的重任。與此同時，它還要在“現代性”和“民族性”之間，不斷地求索、實踐，努力形成一種具有現代品格的民族文學。文學的“現代性”歷程將于國家的“現代化”歷史相隨相伴、攜手同行。
　　回顧30年的文學發展，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行追尋“現代性”的艱難腳印。新時期文學中的“傷痕”、“反思”、“改革”文學，是在決裂“文革”文學、重續“五四”精神的潮流中迅速崛起的?！懊裰鳌?、“自由”、“科學”成為文學的突出主題，“啟蒙”、“批判”、“立人”成為作家的自覺擔當。王蒙、蔣子龍、高曉聲等成為引領文學潮頭的重要作家。但是，在今天看來，新時期文學其實包含了許多陳舊、保守甚至是“左”的東西。譬如庸俗的道德評價標準：“造反派”都是一些“壞人”、“奸臣”。而老干部、知識分子一律是“好人”、“忠臣”。譬如帶有封建色彩的人治思想、“青天”意識：一個廠子、一個村子，“改革家”登高一呼，就會群起響應，舊貌換新顏。這些觀念和描寫，在“五四”作家那里都不會出現，但在80年代作家身上卻屢見不鮮。80年代中期起步的先鋒、現代派作家，正是看到了前輩作家不徹底的“現代性”，看到了文學還在舊有的模式中滑行。于是另辟蹊徑，開辟出一條在他們看來是真正的現代派路子。他們直接受西方現代、后現代文學的影響，更關注的是個人的內心世界、生命體驗，思考的是一些人和人類的形而上問題，在藝術表現上借鑒了諸如意識流、荒誕派、象征主義、元敘事等種種方法和手法，推出一批新穎而怪異的現代作品。然而，這些年輕的作家對現代派文學的理解并不深入，他們更多借鑒的只是一些“皮毛”。他們表達的感覺、體驗和思想，也很難與絕大多數讀者溝通。特別是在藝術表現的形式上，常常變成一種技巧和文字的游戲，在中國的文化環境中很有點“水土不服”。先鋒、現代派作家的文學實驗是有價值的，但也注定是短命的。此后，余華、蘇童、馬原等作家都逐漸向現實主義、“本土經驗”回歸，才真正立足于文壇。
　　在一個文學遺產悠久深厚，現實主義文學根深蒂固的國家，文學的“現代性”必然是曲折而艱難的。但中國的文學必須有一個“現代性”的遠景目標，這是激活它的生機、提高它的品格的必經之路。
　　民族性：漫長的回歸之路
　　在中國近百年的文學發展史上，“現代性”始終是一個“主旋律”。我們并不否認，“現代性”作為一種價值體系和審美理想，給中國文學帶來的根本性、革命性的變遷。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文學在“現代性”的進程中，有時是以壓抑、排斥、犧牲“民族性”作為代價的。然而，中國文學的“民族性”并沒有因此斷裂和消失。相反，它以頑強的精神、多樣的形態，在文學發展中生生不息、開花結果，豐富和成熟著中國的現當代文學。今天當我們面對全球化浪潮、面對各種文化風云際會，才更加強烈地感受到：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文學是多么偉大和珍貴，百年文學在繼承和發展民族傳統中走了多少彎路，中國文學只有堅定地回歸和重建傳統、才能自立于世界文學之林。正如胡錦濤所指出的：要“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要對傳統文化進行現代改造，“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边@是全社會的任務，更是文學界的使命。
　　近年來學界正在重新解讀“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學者們站在“民族性”的角度去觀照，重新發現了其中蘊涵的文化價值。今天我們并不需要美化當時的文學，它確實存在著歷史局限和諸多失誤，但在繼承、改造古典文學和民間文學方面，卻是首開先河、卓有建樹的。譬如趙樹理小說對民間文化和民間說唱文學的積極借鑒，譬如梁斌《紅旗譜》對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展示，譬如《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等對古典俠義、傳奇小說從思想內容到表現形式的巧妙汲納……  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是40年代到60年代文學的指導思想，作為一個具有浪漫氣質的政治家，他對新文學的構想自然有“烏托邦”的幻想成分。但作為一個高屋建瓴的思想家，他對文學的種種規定和要求，卻是具有深遠的歷史、文化意義的。他的文藝思想的核心，一是“人民性”，強調“我們的文藝是為了人民大眾的”；二是“民族性”，要求文藝要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要真正體現出“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今天我們重溫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回顧文學的坎坷發展，依然有著很強的啟迪作用和很深的現實意義。
　　在新時期以來30年的文學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一個強勁的“民族性”潮流。汪曾祺的《大淖紀事》《受戒》等一系列小說，淳厚的傳統文化韻味和嫻熟的古典小說技巧，沖擊了當時喧囂的文壇，影響了許多作家的創作。孫犁的《蕓齋小說》，繼承了古典筆記小說的寫法，靈動、含蓄、凝練，展示了傳統敘事方法的無窮魅力。二位前輩作家，以他們深厚的修養和精湛的創作，承傳和廣大了中國古典文學的文化精神和表現形式。
　　更有標志性的文學現象是，80年代中期的“尋根文學”和近年來回歸“本土經驗”的創作思潮。與先鋒、現代小說出現的同時或更早，“尋根文學”突兀而出。這是一個有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的文學流派，其主體是一些“知青作家”，代表性的作家有阿城、韓少功、鄭萬隆等，他們那些古樸而奇異的小說至今我們還記憶猶新。韓少功的言論集中代表了這些作家的文學觀念。他說：“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該深置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則葉難茂。……我們的責任是釋放現代觀念的熱能，來重鑄和鍍亮這種自我”。（韓少功：《完美的假定》，作家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尋根文學”是在西方文學特別是在拉美文學的激發下萌生的，表現了這一代作家尋找民族之根、“與世界對話”的一種雄心。盡管他們在理論上還很混雜，創作上堅持的時間也不長，但這是新時期文學第一次自覺的、大規模的向“民族性”的回歸，其意義是深遠的。新世紀以來的文學，依然是以多元態勢向前發展，但人們又明顯地感受到，一個回歸“本土經驗”的文學思潮正在潛滋暗長。賈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勞》、鐵凝的《笨花》等，或表現鄉村文化的衰落，或反思農村歷史的變遷，或展示獨特地域的民情風俗等等，都蘊涵了一種民族文化精神，發掘著一種“本土經驗”。這些作品在一個時期內的同時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我們的作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對現代化的重新審視，對“民族性”的再度觀照。
　　魚與熊掌須兼得
　　泰戈爾說過：“每一民族的職責是，保持自己心靈的永不熄滅的明燈，以作為世界光明的一個部分。熄滅任何一盞民族的燈，就意味著剝奪它在世界慶典里的應有位置”。（【印度】克里希那·可里巴拉尼：《泰戈爾傳》，第334頁，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一個民族的文學就是一個民族心靈的明燈，它屬于民族自己，也屬于全人類。因此，一個民族的文學要想在世界文學中獨放異彩，就必須在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厚根基上，堅守自己和發展自己。今天，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已經漸次展開，各民族國家之間，科學技術的普及、政治體制的借鑒乃至文化思想的滲透，都成為“水到渠成”的事情。在這樣的情勢下，一個民族被“他者”全面“殖民化”和“格式化”，進而喪失自己的文化和精神，就變得十分容易。因而，強化文學的“民族性”，努力在世界文學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就不僅僅是文學領域的事務，更是關系到塑造民族形象和文化精神的大事。
　　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的博大精深和現代價值，近一個世紀以來越來越受到了西方學者的關注和推崇。是的，在傳統的文化和文學中，確有許多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糟粕，譬如封建迷信、等級觀念、愚忠思想、男尊女卑、奴性心理等等。“五四”文學以來，這些均屬于“革命”的范疇，今天我們依然要堅定地批判、揚棄。值得警惕的是，這些陳腐的東西，在今天的文學中有沉滓泛起的跡象。同時，我們要更自覺地發掘和弘揚傳統文化和文學中那些富有生命力的精華，把它轉化成今天文學的生命、血肉和精神。譬如傳統文化和文學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和諧理念、中庸之道、修身養性觀點等等。譬如中國古典小說豐富而獨特的敘事方法和方式，古典詩詞的格律和技巧等等?！叭∑渚A，去其糟粕”是我們對傳統文化和文學務必堅持的一個原則?，F在國學研究和普及的熱潮，就顯示了人們民族精神的覺醒。有人擔心這些傳統的東西，能否適應現代社會？能否被廣大讀者接受？這里的關鍵在于現代轉換。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指出：“在我看來，所謂‘現代’即是‘傳統’的現代化；離開了‘傳統’這一主體，‘現代性’根本無所附麗”。（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第8頁，三聯書店2004年8月版） 中國古代豐富的文化和文學傳統，有許多是可以實現現代轉化的，是可以成為“現代性”中的核心價值理念的。我們已經在回歸“民族性”中邁開了堅實的步子，但依然任重道遠。
　　如上所述絕不意味著要放棄“現代性”。中國文學的“現代性”遠遠沒有“終結”。中國將來的文學仍要以“現代性”作為自己努力的目標。但“現代性”應該是一個動態的、不斷建構的概念。西方文化和文學的價值體系，有些部分仍有旺盛的生機，有些部分則顯示了它的歷史局限性，理應揚棄。讓我深思的是，新時期以來30年的文學，我們口頭上大講要“現代性”，但“現代性”的追求總是虎頭蛇尾。在當下的文學中，堅持現代探索的作家竟然越來越稀少，這是極不利于中國文學的健康發展的。“現代性”應當海納百川，“現代性”應當與世推移，熔鑄一種面向新的世紀、新的世界的價值體系，可以說我們還“在路上”。
　　“現代性”與“民族性”，有如魚與熊掌，我們需要兼而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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