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革命
——韓素音的《瑰寶》與它描寫的時代
■羅崗
收到一個朋友希望我為韓素音的《瑰寶》寫點什么的短信，那時我正在北上的火車上。車廂里，同行的旅客早就入睡了，我借著床頭昏暗的燈光正在翻看一本對很多人來說已經有點陌生的老書——韓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中國的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在這位美國人的眼中，他投身的“中國革命”兼具“自然史”和“世界史”的意義：地球的自轉、季風的來臨……自然的變化給曾經孕育了人類十分之一的中國沿海大平原帶來了深重的災害：“忽而旱忽而澇，忽而澇忽而旱，循環不已，這就導致了中國人民年年要與其賴以生存的水進行斗爭……這里，大堤守住了，拯救了一個縣，那里，一條河泛濫了，百萬人流離失所，陷于饑餓。”這一場人與自然的持久戰雖然驚心動魄，“但是和這一年的另一種斗爭比起來，則是小巫見大巫了”，這就是“中國革命”，“它簡直就像季風一樣具有橫掃寰宇的規模”。
而韓素音的《瑰寶》幾乎是“共時性”地描寫了一群被這場“季風”挾裹、震懾乃至感動的人們。首先是她自己，“我是個亞歐混血兒。這種身份表明我母親是歐洲人，父親是中國人。但在中國，沒有人把我當作外國人，都把我看成是中國人。”可是，這樣的中國人卻是一群特殊的“中國人”，“屬于一個很小的‘上層社會’，也就是所謂‘亞歐混血知識分子’，我們是在兩個世界之間長大的”。在這里，“亞歐混血”甚至無關乎“種族”，而是糾纏于“文化”：“童年的聲音和暖意是一條感情的紐帶，把我們和故土拴在一起”，長大后卻被送往歐洲，在牛津、劍橋、巴黎或日內瓦，接受完整的西方教育，他們被“現代化”了，也被“西方化”了。在這群人身上，中國的內在復雜性以一種極端方式“呈現”出來：西方與東方、現代與傳統、上層與底層、精英與大眾……既是悖反，又是同構。用韓素音的自己的話來說，那是“靈魂”的“精神分裂”：“下面一層是無法解釋的、暗昧的激情，禁忌和沖動，憎惡和愛戀；上面一層是巧舌如簧的話語、意義空洞的理論、很有道理但缺乏情感力量的觀念，以及雖然合理但等到大海開始咆哮的時候卻突然被忘到腦后的行為”；更糟糕的則是在生活、習俗和感情上與這塊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們的“深刻隔膜”：“我們的農民兄弟站在淹沒到大腿的糞水中勞作，而我們自己則習慣于拉動抽水馬桶的鏈子。這些都是些小事兒，卻在我們和我們的同胞之間挖開了一道鴻溝。”
韓素音身份的“雜糅性”似乎暗示了她態度的“復雜性”。一方面不滿于“分裂”和“隔膜”，她渴望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在這樣一個由群眾形成的巨大的自我中間，我們的心靈找到了歸宿。人民就是我，我就是人民。面對著這樣一個歡樂的海洋，誰的愛能不成倍放大？我的名字就是‘集體’。”或許今天的人們會以為這夸張的表述僅僅是一時的“狂熱”，可是，韓素音卻有著相當清醒的“自覺”。因為她親眼目睹了這塊土地上深刻的變化，這個從來就沒有餓過肚子的“韓大夫”意識到“食物對于我們和對貧困的農民來說，有著根本的、生理層面的區別”，而“革命”正是要在這個世界上驅逐“饑餓”。來自人的直接需要，“那種挨餓、受苦的意識……親身接觸、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苦難”是“革命”真正的、取之不竭的動力。所以，游行的“鼓還會再敲起，如同催眠曲帶來撫慰，在黑夜的搖籃般的大地上洶涌蔓延，把我們包裹起來。我們會重新入睡。這時起時伏的鼓曲將使我們擺脫渺小的個體的孤獨感，我們將重新安眠。”
然而，韓素音的“孤獨感”并沒有完全被集體的“鼓聲”所“撫慰”。盡管她已經意識到“我愛我的祖國”，但還是不能完全克服內心的“分裂”以及與土地的“隔膜”。她依然是猶疑不定的，除了“責任”之外，韓素音還要解決一些“問題”——愛的問題、情感的問題、個人歸宿的問題——“我不知道這有意義還是沒意義。我必須弄明白，我是否應該把他徹底忘掉，我必須弄明白，我必須弄清楚。我在戀愛，我是個女人。我不可能像你一樣懂得責任。”這里說的“他”，就是韓素音愛上的英國記者馬克·艾略特。因此，《瑰寶》很容易被理解為一個關于“亂世佳人”式的“愛情”故事——1956年根據它改編的電影《生死戀》獲得了兩項奧斯卡獎，雖然我沒有看過這部電影，但可以想象在冷戰的背景下，一本潛在的以“中國革命”為主題的好書是如何被“好萊塢化”的——而這也構成了今天的讀者閱讀這部寫于半個多世紀前的著作的“期待視野”。韓素音似乎早就意識到“書有書的命運”，她并不愿意僅僅成為一個把“愛情故事”講進“大時代”的“角色”，她對馬克說“愛情是什么？真到了你可以不受約束地娶我的那一天，我反而會躊躇了。因為我心里渴望的是另外一種東西……或許是中國”，而是希望承擔起見證和敘述歷史性變革的“重任”。于是，“馬克”在某種意義上轉化為一種“象征”：“說到底，馬克不只是作為一個男人和一個戀人橫亙在我和中國之間，關鍵是他代表了什么，他意味著什么。他的背后有他的那個世界……我的某一部分永遠不會屬于馬克。”
“愛”是一個極其古老的話題，但在現代人看來，恐怕絕大多數都以為它理應屬于純粹私人領域。漢娜·阿倫特作為一位深沉地思考過女性和猶太人命運的思想家，她曾這樣說過，作為一個猶太人她從未愛過作為一個種族的猶太人，更談不上對祖國、工人階級或別的什么階級的愛；她只能在私人的意義上愛她的親朋好友，其中包括那位與納粹有過這樣那樣一些糾葛的海德格爾；“至于別的愛我無能為力”。然而，早有人指出，阿倫特不可能固守這種封閉的“愛”，她即使拒絕猶太人的共同體，也不得不深刻地卷入到猶太人的命運中，不僅在二戰期間被迫從德國流亡到美國，而且在戰后因阿道夫·艾希曼審判案而激起猶太人“群體”的憤怒，被稱為“猶太人的叛徒”。這意味著“愛”與“共同體”的命運深深糾纏在一起。在韓素音那兒，就是“馬克”和“中國”之間、“愛”與“革命”之間的糾纏：“我已經明白為什么我的靈魂和我的身體要在香港和大陸之間、馬克和中國之間穿梭了。”
在海陸之間，面臨著艱難選擇的不是韓素音一個人，而是被“革命季風”席卷而過的一大群人，“我并不是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這里，許多人跟我在一起。許多人。他們雖然沉默著，但他們的心在跳動。”在“大時代”面前，他們等待著、選擇著、決定著……最終各奔東西。但他們的命運都被這場“革命”改變了。
韓丁在他記錄中國農村革命的那本書的扉頁上，給“翻身”做了一個說明：“它的字面意思是‘躺著翻過身來’。對于中國幾億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來說，這意味著站起來，打碎地主的枷鎖，獲得土地、牲畜、農具和房屋。但它的意義遠不止于此……它意味著進入一個新世界。”如果著眼于“進入新世界”，而“新世界”也不僅僅限于物理和地理世界，指的是更廣闊的靈魂和感性世界，那么韓素音的《瑰寶》以其對“大時代”情感的把握，也應該算作是一部卓越的“翻身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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