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與個人秉性有關，我十分喜愛蘇童的小說，喜愛蘇童小說中透溢出來的那股玲瓏剔透、晶瑩純粹的情感意緒。我一直以為，一個純粹、真誠、執著的人才是一個高尚的人。而蘇童的小說則恰恰符合我的這種想象，蘇童小說在當代文壇的形象與境遇頗類似于一個執著而真誠的青年混雜于老成而持重的人群之間，他有他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為其理想與追求的執著勁讓我情不自禁地感到一種親近和欣賞。我的身邊有不少具備這種人格魅力的人，我們是推心置腹的朋友，我想這也是蘇童小說之魅力所在，也正是這種文學品格讓眾多讀者親近了蘇童小說，讓讀者在他們與蘇童小說之間形成了平等的對話，他們在一起想象，一起回憶，一起打量這個世界的新與舊、紅與黑、變與不變，一起體味這人世的潮濕、溫情與滄桑，一起洞察人性自身的可卑、可憐與可怖……
閱讀蘇童充滿想象力的小說的同時，我也在不停地想象蘇童的寫作方式和寫作景象。蘇童明顯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他的想象力極為豐富，他那源源不絕的故事講述中總是跳動著鮮活靈動的生活氣息，盡管那氣息中挾裹著濃烈的溫潤與潮濕，甚至腐敗與糜爛。蘇童的創作之路充滿詭譎的氣象，他先是以實驗小說的先鋒形象出場，旋即又退回歷史，或憑借想象虛構、演繹歷史，或在精神上不停地咀嚼懷舊意緒，對于“楓楊樹故鄉”戀戀不忘，成為新歷史主義的代言人之一，之后，則持久地返歸個人的童年舊夢，頻頻出現在那條名叫“香椿樹街”的市井小巷，他時而“在過去時代的陽光下行走”，時而又情不自禁地固執地要去打量周遭的現實（如長篇小說《菩薩蠻》和《蛇為什么會飛》），時而又試圖連接、輟合這新與舊的世界。蘇童這種“喜新厭舊”的作家本能加上他那執著而固執的創作欲望，再借助一雙充滿想象力的翅膀，蘇童儼然已幻化成一只斑斕多姿的彩蝶在文學的殿堂里翩翩飛舞。
從小說創作的實績來看，蘇童不愧為一個杰出的小說家，更確切地說，蘇童是一個杰出的短篇小說大家，盡管他早已創作出好幾部影響巨大的中長篇小說，如《妻妾成群》、《紅粉》、《婦女生活》、《米》、《我的帝王生涯》和《城北地帶》等，但經過仔細閱讀我們無疑會發現，這些小說的成功之處不是中長篇小說所獨具的結構與氣韻，而且在其中我們也很少能感覺到小說敘述所帶來的時間的流動性，相反，它帶給我們的最直接的感觸是其瑣碎卻鮮活的生活化的文本內質。蘇童在這些小說中娓娓動聽地給讀者講述著舊時代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譬如《米》以五農的生命體驗為主的內視角的敘述方式呈示出大鴻記米店的生活場景與歷史變遷；《我的帝王生涯》通過“我”的傳奇生涯來演繹歷史的生活情境；《妻妾成群》則圍繞頌蓮在陳府里的種種生活細節來展開小說敘述；而《城北地帶》則更是一副關于“香椿樹街”的生活浮世繪。姑且不論蘇童欲在這些小說中傳達給讀者對于生活的怎樣的理解和思考，無論是生命的寓言，還是神秘的宿命般的存在，無一不是通過浩浩蕩蕩的生活汪洋來承載的。蘇童的小說最引人注目的也許不是他在小說中希望傳達的哲學命題，事實上，蘇童也不是一個哲學意識濃烈的作家，正如他自己所說：“如果一個作家對世界的認識始終是很堅定的，我覺得這恰恰是很可疑的。”蘇童關注的只在生活本身，在于如何將鮮活的“原生態”的生活以一種“有意味”的方式呈出來，從而讓讀者自己品味、把握和認知生活。蘇童的生活感是極強的，與蘇童相熟的王干曾評論蘇童道：“他喜歡在語言的平面上自由瀟灑不受桔拘束地滑行，他認為‘深度’對他來說可能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他喜歡流行歌曲，喜歡穿名牌時裝，喜歡道南京大大小小中式西式餐廳去鍛煉自己的胃口，還喜歡一個人瞇著眼睛在大街上閑遛找風景，還特別喜歡逛商場、百貨商店（這幾乎是女人才有的習慣），喜歡在歌廳里卡拉OK唱幾句半生不熟的英文歌曲鎮一鎮那些只有鈔票沒有文化的小老板，喜歡和朋友們沒日沒夜地搓麻將，喜歡看《揚子晚報》、《上海譯報》、《青年參考》。”些許生活習慣自然影響到了蘇童的創作，可以設想，倘若沒有對日常生活的深度了解，蘇童小說又何來生活氣息的濃郁與真切？倘若沒有對世態人情的深入體味，蘇童小說又何來人物關系的含蓄、微妙的意蘊？倘若沒有對市民百姓心態的深刻洞察，蘇童小說又何來那鮮活與生動背后的沉重與迷惘？
蘇童寫得最多的還是那條“香椿樹街”，這一條市井小巷已然成了蘇童的一個標識，蘇童創作的近三分之一小說都與“香椿樹街”有關，長篇小說《城北地帶》講的就是“香椿樹街”的過去，而“新千年”創作的另一個長篇《蛇為什么會》講的則是“香椿樹街”的現在，除此之外，當然還包括大量的中長篇小說，諸如早期的《桑園留念》以及后來的《沿鐵路行走一公里》、《南方的墮落》、《乘滑輪車遠去》、《舒家兄弟》、《刺青時代》，包括近幾年發表的《騎兵》，都是發生在“香椿樹街”的生活片斷的拾掇。“香椿樹街”是蘇童童年生活場景的回憶、想象和描述，是他對逝去生活的一次“祭奠”，蘇童自己最為欣賞的也是這一系列的小說，這是蘇童踏上文壇的開端，在這些玲瓏剔透的故事中，“香椿樹街”作為小說的背景，它不僅僅指一個特定的空間，還標志著特定的時間，不僅是小說的地理環境，而且還是人文環境。小說多以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舊城的少年為表現對象，記述了一個個絕望的無所收獲的童年生活，毫無疑問地投射著蘇童童年生活的影子。
那么，蘇童的童年生活是一個什么樣子呢？從蘇童的“香椿樹街”少年系列小說中我們發現，那是一條陰暗而潮濕的街道，從街的這頭到街的那頭又澡塘、碼頭、石拱橋和桑園等各樣的生活場所，在這條街道上充滿了骯臟、暴力與糜爛，一群少年在這條街道上無所事事地游走，大人們則似乎在少年的生活場景中消失，處于一種缺席的狀態。“香椿樹街”的生活是貧窮的，這貧窮不僅表現在物質層面上，在精神上亦顯現出一派荒蕪的氣息。這是一個秩序失范的世界，《南方的墮落》里充斥著亂倫與謀殺，《刺青時代》、《舒家兄弟》中小拐、舒農等人受盡生活的凌辱與傷害，在這個世界里，我們觸摸到了黑暗的欲望的升騰，感覺到了人內心深處的骯臟的騷動，我們似乎也由此目睹了人們靈魂生活的殘缺與麻木。這顯然是蘇童對于自己童年生活的感受，是蘇童以回憶者的眼光對文革時少年生活的投射。這種童年感受給予蘇童如此深刻的影響，以至于蘇童曾在一篇題為《童年生活的利用》的演講中說：“熱愛也好，憎恨也好，一個寫作者一生的行囊中，最重要的那一只也許裝的就是他童年的記憶。無論這記憶是灰暗還是明亮，我們必須背負它，并珍惜它，除此，我們沒有第二種處理辦法。”而且“說到過去，回憶中首先浮現的還是蘇州城北的那條百年老街。”但當時的蘇童顯然不是其小說中的少年形象，而是一個“有點孤獨，有點心事重重”的敏感少年。在他的記憶中，父母總是高一聲低一聲的吵架，姐姐躲在門后啜泣，自己卻只能心懷憂傷地站在屋檐下望著長長的街道和匆匆而過的行人來度過那晦暗難挨的黃昏；在他的記憶中，七歲的他重病休學，滿懷了自卑與失落，每天只能在病榻上喝一碗又一碗的中藥，忍受那折磨人的寂寞時光；在他的記憶中，小學校是從前耶穌堂改建的，是整條街上最漂亮的建筑，而啟蒙老師的微笑帶給了他那個混亂年代里罕見的溫和與善良；在他的記憶中，同學們都是一條街上長大的孩子，彼此都知道每人的家庭和故事，光榮與恥辱……這就是南方少年的故事。蘇童極好的利用了童年生活的這個珍貴的饋贈，以一種超然而冷靜的目光打量那一段過往煙云，他無意于形而上的思考，而只關心現實的生存狀態，這種“本真”的態度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帶給我們別一樣的純粹與震撼。
如果說“香椿樹街”少年系列小說是蘇童童年生活經驗的顯在體現，那么，讓蘇童備受關注的諸如《紅粉》、《妻妾成群》等紅粉系列小說則隱在地折射出蘇童深層的心靈體驗。蘇童有兩個姐姐，自幼體弱多病，母親自然對他多一份寵愛，面對“香椿樹街”上放縱的同齡少年，輾轉病榻的他或許只能在以母親和姐姐為中心的圈子的細心保護與照顧之下，養成一顆細膩、溫和且富于想象的心靈了。這里，我們也許就不難理解蘇童筆下何以會出現如許多獨特、美麗而陰柔的女性形象了。無論是《桑園留念》中的美麗丹玉，《城北地帶》中的可愛美琪，還是《紅粉》中的剛烈秋儀，或是《妻妾成群》中的陰柔頌蓮，可以說都是蘇童耽于幻想和自己切身生活感受相熔鑄的再生形象，是生活原型在其想象基礎之上的再生。蘇童被公認為一個想象型的作家，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我在這里要強調的是，蘇童的想象的前提卻是其自身的尤其是他
童年十三的種種生活經歷和生存體驗。蘇童的想象不是憑空的，它只有經過了生活中某個事件、某個物像或者某句話語、某種色彩的觸發才可能飛翔起來。而這個觸發點恰如一把打開逝去韶光的鑰匙，我們由此打開一扇門，通過蘇童的想象與回憶，我們看到了昔日生活的種種圖景，而無論這圖景與“真實”在多大程度上相接近，至少我們從中感知到了某種較傳統現實主義小說更色彩繽紛，更具魅力與活力的跳動的世界，并引發了我們關于自身生存問題的“真實”的思考。
蘇童是如此重視自己的生存經驗，在小說中，他傾心對自身生存體驗的復述與描摹，包括他的新歷史主義小說《我的帝王生涯》莫不如此，在這里，歷史文本連同歷史本身在頗具戲謔的敘述中遭到了質疑，構成了對歷史的瓦解與重構，這顯然是經過了作家本人的審美想象與生存體驗浸潤的。雖然說這正匯合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先鋒小說放棄對生活的干預和啟蒙追求，轉而關注精神、欲望、官能體驗，拆除深度模式，冷淡中心價值的邊緣敘述的姿態，但對于從文革中走來的一代青年作家蘇童而言，是否也可以說這也反映了他對于這個當下世界的感受與認知方式呢？
更多地凝聚了蘇童想象、夢幻、靈性與情感因素的創作，應屬于“楓楊樹”系列小說。他被普遍地認為是當代文學史上的一次“精神還鄉”。蘇童寫這類小說時，正處于“尋根文學”的高漲期，毫無疑問受到了潮流驅動的影響，但我想這同樣離不開現實事件和偶然意象的觸發。蘇童祖籍江蘇揚中，他幼年曾隨父親回過一次揚中，印象中，他們翻過了一座山又翻一座山，經過了無數的山頭最后才抵達目的地，這一次旅程帶給蘇童模糊而深刻的記憶，山中的氤氳之氣永久地縈繞在他的心間。蘇童就在這個基礎上展開了自由想象的翅膀，于是，那個村莊，那次返鄉旅途中的感受成就了讀者關于“楓楊樹故鄉”的整體印象。諸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飛越我的楓楊樹故鄉》、《逃》、《祖母的季節》，甚至包括長篇《米》等小說，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古老的楓楊樹家族曾有過輝煌的歲月，但很快隕落而消逝了，剩下的只是粗暴與丑惡，給人留下的也只有失望、迷茫和悵惘。蘇童創作的楓楊樹系列小說當然不僅僅是為了回顧一個家族歷史上的輝煌與衰敗，我以為，這對于蘇童只是一個題材選擇的問題，一個子虛烏有的故鄉家族的盛衰故事顯然更能讓蘇童獲得無窮飛動的想象，蘇童在這類小說中對于人生、生存困境的探討所達到的深度，我們是有目共睹的，蘇童所迷醉的其實不僅是精彩絕倫的表層故事，不可忽視的，還有那滲透于故事中關于人生的某種結論、某種歸宿的深沉思考。
曾有不少論者指出蘇童的這種依靠想象與回憶、對過去歷史與自己童年生活的憑吊式寫作造成了對當下現實的某種梳理和逃逸。我認為這是無可厚非的。“小說是靈魂的逆光。你把靈魂的一部分注入作品，從而使它有了你的血肉，也就有了藝術的高度。”也許蘇童骨子里還是一個純樸多情的南方少年，他向往成熟卻始終未曾成熟，他習慣于在過去生活的光影中搜尋讓自己感動的皈依之所，只有在這些光影中，他才可能自由舒暢地表達自己對于生活的真誠感受。因此，回憶的寫作方式是蘇童的藝術氣質使然。但回憶并不等于漠視當下現實。蘇童似乎也曾被這個問題困擾，一度執拗地要回到當下題材的寫作上來。應該說，《菩薩蠻》和《蛇為什么會飛》即是這種固執的努力的結果，蘇童似乎想證實一下自己處理不同題材的寫作能力，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必須看看我可不可以把一個全景式的現實影像拉入我的小說視野。”盡管事實證明蘇童的這次“試驗”是不成功的，這兩個長篇現實題材的小說并未引起什么反響，但我們卻由此看到蘇童小說創作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可貴的探索精神，這無疑是一個優秀小說家最可寶貴的品質。
其實，通過仔細閱讀我們可以發現，蘇童的這類回到當下現實的小說還是與其一貫的“在過去時代的陽光下行走”的懷舊小說是有一定關聯的。蘇童在談到《蛇為什么會飛》的創作動機時說：“我要看看香椿樹街少年的現狀。”可見，這種回憶的創作題材與寫作心態在蘇童的創作中占據了何其重要的位置。事實上，記憶的真實中根本沒有撫慰，只不過當我們關于當下的欲望、沖突、失敗甚或災難的痛苦體驗隨著時間離我們遠去，我們便可以以一種反觀的姿態看待那已經對象化了的逝去韶光而已。蘇童小說中敘述的優美、精致和那舒卷的美學氣韻的形成正與這種回憶的創作題材和寫作心態有關。因為回憶，過去的一切包括痛苦與歡悅都變得溫馨起來，于是我們在蘇童的創作中看到那股舒卷的美學氣韻升騰而起；因為回憶，蘇童借助那逝去的難忘意象或事件開始了一種精心的營構，于是我們在他那精致優美的文學敘述中找到了這種少有的、濃郁而深厚的審美意蘊。這種完美和諧的敘述足以讓我們驚嘆。
蘇童很好地利用了自己早年的人生經歷和感受，通過回憶這條寫作的門徑進入了一座光彩奪目的文學圣殿。他是如此深刻地洞悉了人生的種種表象，又是如此生動地為我們呈現出一副副感性的生存圖景，并由此引領我們去發現，去感受，去深思。這不正是文學高貴的精神和使命嗎？正如普魯斯特指出的，被記住的經驗是天堂般的經驗，因為它是一個記憶，我們因此構造形象并對之發生興趣，我們需要創造形象來理解我們的形象與我們的生活和死亡之間的聯系，這就是藝術的由來。為什么我們要對一個充滿靈氣且有著自己創作氣質與寫作方式的作家僅僅因為在題材上與現實疏遠而苛責其漠視現實呢？如前所述，這不僅是蘇童對于人生、周遭現實與人類世界的感受和認知方式，而且我覺得正如美國女作家、《寵兒》的作者托妮•莫里森所言：對于過去，如果不經過回憶，它將糾纏和瓦解當代社會，只有當重新回憶完成時，幽靈才能得到安頓。較之當下許多浮淺的現實主義作家而言，蘇童的這種對當下的認知和表達無疑要深刻得多。
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蘇童，當代作家中一個在想象與現實之間飛翔的精靈。我們有理由期待蘇童更靈動的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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