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逃避，也是抗爭
——《那兒》創作談
曹征路
有朋友問，你怎么還寫這種東西啊？他的意思是，常作杞人之想，不好。他認為這是個集體叫春的時代，市場只認荷爾蒙氣息。
為什么寫這種東西，而且“還”？我一直無法回答。我知道今日的文人生態是有退有進，一面是退出宏大敘事退出公共領域，或高蹈或瑣屑；一面是緊密聯系權力與資本，或主流或小康，總之都已悠悠然后現代起來。我也知道有另一種寫法，可以寫得神秘寫得純粹。我不否認那樣也能寫出好小說，但我已沒有那種心情。拉開抽屜，現在還有不少那種小說的殘片和尸體，有一些自己也鬧不清當初是想說什么了。
但倘若不寫，自己又能干點什么呢？寫作好像是一種逃避，裝出一副認真的模樣打發日子。寫作也像是一種抗爭，總和內心的自己打架，苦苦爭辯。后來我想，就算是自說自話，這世上也多一種聲音啊。
究竟有什么力量能使文學衰落到拉客娼妓的位置上去？我看沒有。除非作家自己愿意。經過這些年的后學修理，小說已經越來越純粹了，要么隱私，要么游戲，要么表演魔術，要么遠離煙火，總之是要把歷史抽空，使它更適合案頭膝上的把玩。其實這也挺好理解的，哥們太想擠進文學史了，哥們太想與世界接軌了。問題是，用這些借來的主義能不能證明自己也主義呢？如今這些理論泡沫在產出國還妾身未明焦慮萬分呢，咱們怎么就一定能繞過現代性門檻直接“后”起來呢？“密司脫”們著急的是這個。
小說失去了與時代對話的渴望，失去了把握社會歷史的能力，失去了道德擔當的勇氣，失去了應有的精神含量，失去了對這種關注作審美展開的耐心，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小說作為藝術沒有文學精神，就如同相聲藝術取消了諷刺，它當然不如影像來得直觀，不如網絡來得便捷，也不如三級片來得刺激，美女美男也包裝不了。
這么想想，我的逃避或抗爭也許還具有某種詩性。這和一個失業工人、一個失地農民的喃喃訴說沒有什么區別，它不需要主義也不需要技巧，只需要說出皇帝新衣的那一點點率真。 記得雨果說過一句話，富人憑借寒暑表來知道天氣冷熱，窮人只能靠皮膚去感覺。我想大概因為溫度計是一維的，而皮膚的感受是綜合的。據說在絕對干燥的空氣里，人能夠忍受一百多度的高溫，而如果空氣濕度達到百分之六十，才八十度我們就已經被煮熟了。可見聽天氣預報并不能讓我們確知、痛知冷暖的滋味，除此而外，還要考慮到濕度、氣壓、風力和服裝被褥等等好多因素。
我不知道當代文學何日能恢復它應有的尊嚴。但毫無疑問在主義之上我選擇良知，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膚。
對艱辛現實的干預和承擔
――曹征路《那兒》簡評
張志忠
郎咸平發起的國有資源保衛戰，讓我們這些對經濟學完全是門外漢的人們，也感到了驚心動魄，產生了強烈的義憤。難道說，在許多年里，在幾代人的辛勤勞動中積聚起來的公共財產，就聽任其在短暫的“國退民進”的狂潮中，被少數人鯨吞和瓜分，去培養幾個新的排行榜上的富豪嗎？當然，對郎咸平的反擊和另一種聲音，也醒目地存在著，但是，單憑我們對中國現實的有限感知，我也寧愿相信郎咸平的緊急呼吁。
曹征路的《那兒》（《當代》2004年第5期）所表現的那一場悲壯與凄涼交織的、失敗了的國有資源保衛戰，就是以文學的方式，生動形象地向我們顯示了郎教授用經濟學和數字化方式所揭示的嚴峻現實。一座國有的礦山機械廠，在當前的“國退民進”和股份制改造中，怎樣在某些急于甩掉包袱的領導決策，和擅長于空手套白狼的所謂企業家的合謀中，將偌大一座工廠，毫不手軟地納入某個老板的囊中。當年的馬克思恩格斯稱贊巴爾扎克的小說，就是在經濟學細節上也比從經濟學家那兒得到的東西要多。我沒有能力在曹征路和郎教授兩者間進行什么對比，但是，與經濟學的理論和數學公式比較起來，《那兒》所展現的社會生活畫面，讓我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接受，我想，對于許多關心中國現實的人來說，都可以從《那兒》中，得到許多有益的啟迪的。
但是，文學作品畢竟不同于經濟學論文和數學模型，它是需要“以人為本”的，需要鮮明的人物形象和文學特有的豐富蘊涵，需要飽滿的情感沖擊力。《那兒》的展開，就是從一個慘痛的細節開始的，單身的下崗女工杜月梅，迫于要為動手術的女兒湊錢，晚上到街頭站街拉客，這已經是非常不堪，又被一條寵物狗追咬受傷。這條狗的主人，恰恰是杜月梅當工人時的師傅朱衛國的女兒，于是，作品就在人和狗、往事和現實的交織中展開。
有一手精彩絕倫的技術的朱衛國現在的身份，是工廠的工會主席，這也是因為他曾經憑精湛的技術解決過生產上的大難題所得到的報償。按理說，工會主席這種職務，在許多人看來，都里是可有可無可上可下的，尤其是在當下的工廠體制的改變，和經濟效益至上的辦廠原則之下，這樣的位置就更難有所作為。換一種活法，朱衛國可以憑借他過人的技術才能，過上滋潤的日子，但是，一種為國有企業和全廠工人謀取利益的責任感，卻將這個“九品芝麻官”壓迫得喘不過氣來。不但說，在有關方面為了獲得全廠職工的同意而設置的陷阱中，將朱衛國置于非常尷尬的地步，遭到全廠工人的唾棄，有苦無處訴；在工廠即將被侵吞之際，他走省城上北京，到處申訴告狀，或者在工人中間進行宣傳說服工作，卻只落得無人理睬，也無人理解；就是在杜月梅的激勵之下，在工人們終于認識了嚴峻現狀的時候，他發動全廠工人，將每家每戶僅有的資產――住房證抵押到銀行，要集體購買工廠的股份，取得工廠的控股權，本來有可能力挽狂瀾，作一次最后的斗爭，他的拼力一搏，卻又再一次被權勢人物化解于無形。工廠終于賣掉了，讓他百口莫辯的是，因為工會主席也屬于工廠管理層，他居然得到了比普通工人要高出許多的股份，――盡管說這大大違背了他的初衷，但是，他再一次充當了眾多工人的出賣者和從中得利者，卻是讓他無法接受又無法否認的現實。
在這樣一個狂瀾既倒的形勢下，個人的能力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計，相應地，個人的責任感，也已經被許多人置之腦后。問題在于，作為一個失敗的弱者，同時又是一個既得利益者，這種難于理得清的存在悖謬，不僅是朱衛國一個人的困境，恐怕我們眾多的自以為是受傷害被剝奪的弱者，也處在這樣的兩難境況中，并且找出種種借口來安慰自己，解脫自己。曾經擔任過捷克總統的哈維爾，就提出了弱者的責任的嚴肅命題，乍然看去，這對于許多陷身于底層的、沒有任何權勢的人來說，這種追問未免顯得殘酷，但是，我們應該想到，我們所津津樂道的魯迅，就是在諸多作家都在揭示和同情民眾的苦難的時候，他卻要“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地追究華老栓和阿Q、祥林嫂和潤土們的社會責任，甚至為此而拍案怒責，不依不饒的。在當下的表達現實關懷、揭示重大沖突和某些弊端的作品中，《那兒》的過人之處，就在于它沒有將扭轉危局的希望，寄托在終于聽到了底層呼喊的各級掌權者身上（這是當下的“主旋律”作品所慣用的模式），卻賦予最無辜也最無奈的朱衛國一種勇于擔當的崇高責任感。于是，一個忠心耿耿的人，和一條忠心耿耿的狗，先后選擇了死亡，那個酷似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的結尾，也將深切的思索，留給了有心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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