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勤德：就中美關系向胡錫進等論者請教三個問題

　　張勤德(2020年8月1日星期六)

　　我們當前所面對的中美關系及相關問題，事關重大，自然會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對此應當怎么看、怎么辦，無疑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為了明辨是非，現提出幾個問題，請胡錫進等論者教正。

　　(一)“中美夫妻關系論”的流行是不是造成當前中美沖突的內因之一?

　　《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先生說：“中美關系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真是所有國人沒有想到的”;“中國是崛起的發展中國家，至今沒有形成能對美國發起實質性挑戰的力量，我們也沒有這樣的意愿”。鐘聲先生認為美國一些政客“竭力在中美之間挑起意識形態對立”，“憑借脫離現實的臆想和主觀意識的對立去決策，既違逆時代大勢，也為國際關系準則所不容。” (《人民日報》， 2020年7月4日第3 版)

　　能說“中美關系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真是所有國人沒有想到的”嗎?不能。1965年毛主席在重上井岡山時就斷言：“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還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第151頁)同時，毛主席還強調要堅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和反對搞霸權主義的方針。在人民群眾中，看清這一點的也大有人在。剛改革分田單干時，老百姓就說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毛澤東熱一浪高過一浪，同時反思改革的人越來越多，這是不是表明民心所向呢?由此可見，想到中美關系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人，是不少的，只是他們的話語權太少罷了。

　　現階段中美關系的實質是什么呢?中美兩國的矛盾確實存在著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但民族矛盾歸根到底是階級矛盾，所以它包括中國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同美國資產階級的矛盾、毛式社會主義制度同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同美國資產階級的矛盾等等。我們決不能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同美國資產階級的矛盾代替和掩蓋前兩個矛盾。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老百姓說得好，“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我們現在所處于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已發展到美國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利用全球化超越主權國家的局限，使美國成為稱霸全球的金融壟斷帝國主義國家即單邊霸權主義的歷史階段。這一階段中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通過經濟虛擬化、投機化，進一步增強了寄生性、腐朽性、瘋狂性。近年美國霸權主義對中國的扼殺，就是由這種霸權主義本性所決定的。對于中國來說，這是中美當前這場沖突的外因，必須首先肯定。但是，對內因我們也應當實事求是地承認。例如，改革開放以來一大幫論者把“韜光養晦論”當成“先當孫子后稱霸”;把“中美夫妻關系論”當成“既當小妾又爭權”;把“合作共贏論”當成“中美兩國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和救美國就是救中國”;把“民族復興論”當成“恢復當年強秦、大漢、盛唐那樣稱雄天下地位的冠軍夢”;把“和平崛起論”當成“要像美國和平取代英國那樣成為新一代霸主”等等，說穿了也就是實質上主張搞“附庸為主，爭霸為輔”的“妾式資本主義”那一套。這些，是不是內因之一呢?

　　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少將強調：“過去我們常說，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壞也壞不到哪兒去，今天還是這樣嗎?過去常說經貿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現在這個壓艙石還能壓得住中美關系的大船嗎?過去常說中美關系是斗而不破，現在還能不破嗎?這一系列的原則要重新思考。但是，筆者堅定地認為，現如今中美兩國關系的性質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已經變成赤裸裸競爭與對抗的關系，這種關系只有‘輸贏’沒有‘共贏’，‘合作共贏’從根本上說已經沒有空間與可能，指望中美關系重新走上‘合作共贏’的道路，注定要成為一場水中撈月的鬧劇。”(《世界知識》，2020-3-24)

　　烏有之鄉網站站長范景剛指出：“四十年來，中國走了變社會主義公有制為資產階級私有制、由獨立自主轉向傍附美國西方進而全面深度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發展道路。這條發展道路成就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三十多年的黃金發展時期之后，以2007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開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越來越深地陷入危機，美帝國主義利用自己的霸主地位不擇手段地向世界各國特別是中國轉嫁危機，從而日益引發越來越激烈的國家間沖突。這條發展道路表面上給中國帶來了經濟繁榮和物質發展，堅持下去，似乎可以取得與美帝國主義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夢想著終有一日將取代美帝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新老大。”(《烏有之鄉》，2020-3-9)

　　黃衛東教授在批駁中美合則兩利，斗則俱傷的言論時寫道：“2013年1月8日中國科學院國家健康研究組對外發布的《國家健康報告》第1號中披露，美國從全球攫取的紅利達73960.9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96.8%，是攫取紅利最多的國家;中國損失的財富高達36634億美元，占全球財富損失的47.9%，是全球財富損失最多的國家。報告指出，中國人均損失財富達2739.7美元，相當于中國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2011年中國損失的霸權紅利，相當于中國軍費開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醫療衛生投入的37倍。若按勞動時間計算，中國勞動者有60%左右的工作時間是在無償為國際壟斷資本服務，創造‘剩余價值’”。(《紅歌會網》，2020-6-14)

　　知名網友吳銘說，因為中國仍然在擴大開放、引進外資、出口創匯、取消華爾街金融寡頭在中國經濟中的一切限制，今天的中國，已經是美國的殖民地。人民幣是美元的代用券，中國實際上已經是美元霸權的最大支撐。美國人發明的“中美國”概念，其實是非常準確的。這是中美關系的本質，萬不可忽略這個本質。中國特色，不就是極力擁抱美元霸權，為美元資本無限輸入掃清一切主權障礙、心甘情愿地充當殖民地嗎?這條道路，已經導致了中國喪失金融主權、喪失市場主權、喪失經濟主權。尤其是人民幣發行權被華爾街金融寡頭控制。中國經濟上非常困難，甚至群眾的基本醫療、教育、養老、住房都保障不了，大中型國有企業大部損失，公有制主體地位早已不再。這樣的道路有什么前途呢?有什么值得贊揚的呢?怎么就認識不到危險呢? (《烏有之鄉》，2020-6-9)

　　解放軍中將王洪光認為，“美國美軍對我七大殺招，招招致命。這七大殺招是：1.建立全方位三重包圍圈;2.突出太平洋-東海主要戰略進攻方向;3.加強第一島鏈攻勢布防;4.慫恿周邊國家與我作對;5.力爭太空壓倒優勢;6.網絡進攻平戰結合;7.保持軍事技術高我一代。”(《今日頭條》，2020-7-8)

　　郝貴生教授問道：“人民日報‘鐘聲’這篇文章置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剝削、壓迫的本性和客觀事實于不顧，置當今國際尖銳激烈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的對抗形勢于不顧，竭力掩蓋抹殺這種客觀對立，把這種對立單純歸結為只是美國少數政要主觀挑動和煽動起來的，這還有一絲一毫的馬克思主義味道嗎?這些‘理論家’頭腦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難道都拋到九霄云外去了嗎?”(《紅歌會網》，2020-7-6 )

　　再說，特朗普等人把中國形容成“貿易恐怖主義者”、“全球經濟侵略者”、“欺騙者”、“規則的破壞者”，認為搞“一帶一路”、“亞投行”、在非洲吉布提駐軍等等是和它爭霸，惱羞成怒，痛恨至極，以既和對日本、歐盟的方式有所不同，又大大高于當年對蘇聯的巨大壓力，幾乎無所不用其極地把中國往死里整，就從反面說明了中美關系的實質和烈度。極力宣揚“中美夫妻關系論”那一套，無疑是中美關系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一種內因。胡先生等論者總是或明或暗地試圖回避甚至掩蓋這一點，是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呢?

　　(二)持久戰和“中期戰”，哪一個的可能性大?

　　胡先生等相當多的論者都認為，“中國的內部活力、國家的韌性將決定我們的耐力。中美博弈不是一年兩年、五年十年，而有可能是一個漫長的幾十年。”

　　按照毛主席的說法，抗戰八年是持久戰，一二年是速決戰，那末，三五年就是“中期戰”。我們認為，當前中美這場混合戰爭，很可能是“中期戰”。其根據主要是：

　　(1)今年11月美國要進行總統選舉，特朗普爭取連任的王牌一個是打壓中國，一個是經濟發展。這兩點都決定他必須盡快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對中國采取更大的實際行動。它要么是通過對中國發動金融攻擊引爆對手的經濟危機，要么是通過經濟戰和政治訛詐、軍事威脅甚至局部戰爭相配合的混合戰爭“殺豬宰羊割麥子”，以求創造政績和撈取經濟利益。也就是說，他們必定會在近幾個月內極力造成這樣一種有利于特朗普連任的態勢。

　　(2)美國新冠疫情的持續惡化，會讓它進一步甩鍋中國，激化同中國的矛盾。最近因黑人弗洛伊德被殺事件引發的社會動蕩，說明美國的社會分化已經非常嚴重，階級矛盾也相當尖銳。這也將促使它制造中美的緊張關系以便轉移視線。所以美國必定會在近期挑起不僅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大的事端，加害于中國。

　　(3)美國的退群、硬脫鉤，全面圍剿，不僅將使中國海外市場生產鏈條斷裂，經濟不確定性加大，而且通過采取威脅公布中國官員在海外資產等方式進行政治訛詐，是妄圖在近幾年引爆中國包括經濟、政治、思想理論在內的總危機。這是要盡快把中國打殘、打趴下，消除中國對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威脅。不達這一目的美國是絕不會罷休的。

　　(4)最近印度利用邊境事件大肆煽動反華情緒，使全國出現了寧肯自損一千也要殲敵五百的復仇狂潮。印度總理莫迪今年7月3日“出人意料地訪問了位于喜馬拉雅北部山區的拉達克地區”;印度軍方正在大手筆購置外國比較先進的武器，并邀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一起在印度洋舉行海上軍演，印太戰略四國終于聚齊，針對中國的意圖十分明顯;反華輿論不斷升級;經濟戰也愈來愈激烈。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外部因素很復雜，有的國家利用中印邊境緊張局勢謀取自身軍火利益，有的借機發泄對中國的不滿和敵意，有的試圖聯合印度對抗中國，有的則企圖把印度推到反華的第一線，牽制和圍堵打壓中國。因此，印度在近幾年對中國發動報復性局部戰爭(當然它需要其他力量的配合)的可能性相當大。這就會使印度成為美國發動的對華代理人戰爭的帶頭羊。危險還在于，即使它只往成都等地射幾顆中程導彈，也會使一些外企撤離和私有企業家跑路。

　　(5)美國批準了對日本出售價值230億美元的105架F-35軍機，使日本成為除美國以外擁有這種先進飛機最多的國家。日本防衛相河野太郎提出日本成為“第六只眼”(美英加澳新為五眼聯盟)的提議，受到了歡迎。這都表明日本將成為美國發動的對華代理人戰爭的重要依靠力量。這會強烈激起日本爭奪亞洲霸權的野心，增加它奪取釣魚島主權、染指臺灣和參與對華戰爭的危險性。

　　(6)當前臺灣島內形勢相當嚴峻，以蔡英文為首的獨立分裂勢力越來越強硬，他們在采取漸進、隱蔽、“去中國化”的方式公開進行分裂活動。美國簽署“臺北法案”，不斷加大在臺灣島的軍事動作，繼續對臺軍售，美國軍機進入臺灣空域等等，最終逼迫中國以武力解放臺灣省，從而借機組織幾十國聯軍剿殺中國的可能性，是存在著的。

　　(7)南海、東海也存在著擦槍走火的高度風險。美國正在與菲律賓和越南討論在蘇比克灣、金蘭灣建立海軍基地的可能性。它還加強與越南的軍事合作，共同在中國南海地區武裝巡邏。歐盟也在積極拉攏越南等，趁火打劫。更嚴重的是，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印度等國，將于最近在南海舉行軍事演習，由于這當中印度急于復仇和其他國家希望它打頭陣，因而擦槍走火的風險會進一步增加。

　　(8)香港工作的最大失誤，是過份依靠上層權貴精英，忽視下層百姓，特別是年輕人，結果造成了極大的兩極分化。這是社會動蕩的深層原因，必然被帝國主義所利用。并且，美國不久就可能將香港從美元結算系統里趕走。嚴重的問題是，這容易導致美國順勢也把中國從美元結算系統里轟出去。這樣就有可能由金融危機，引爆中國包括經濟、政治和思想理論在內的社會總危機。

　　(9)美國在積極組建全世界反華聯盟，全面孤立和圍堵中國。美國糾集27個國家就涉港國安法表示不滿和反對，就初步表明了這一點。由于這些國家大多是西方發達國家和北約組織成員國，以后它一定會鼓動和帶領這些國家搞多種多樣的反華勾當。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近日發表《共產黨中國與自由世界》的主題演講，鼓吹將滅亡中共、肢解中國作為西方國家的全球戰略任務，并鼓動中國社會內部的親美勢力與之協同合力完成中國的“政治自由化、民主化”轉變，消除掉共產黨中國對自由世界的威脅。這是在鼓動和糾集全世界的所有反華力量一起孤立和圍堵中國，無疑會給我國帶來極大的風險。

　　正是根據這些情況，我們說今年年底前很可能開始發生一場持續到2022年前后的總危機，從而帶來一場大災難。這時候，如果我們靠“毛式社會主義”救中國，使大災難壞事變好事，就會抓住百年不遇的歷史大機遇，鳳凰涅盤;如果我們靠歪門邪道救中國，則會喪失百年不遇的歷史大機遇，亡黨亡國。

　　(三) 只有“毛式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觀點能不能站得住腳?

　　胡先生提出：“中國需要在較短的時間里將核彈頭數量擴大到千枚的水平，包括至少要有100枚東風-41戰略導彈”;“民間此時圍觀吃瓜為宜，政府有足夠的力量回擊美方此輪挑釁，無需民間力量提供增援。”他還特別強調，絕不能走僵化封閉的“老路”。《環球時報》最近的社評說：“如果不是在中共領導下走上最近幾十年的發展道路，今天的中國還會一窮二白。”

　　對此，人民解放軍原空軍中校飛行員郭松民認為，“胡先生的論述中，其實隱含著一個帶有很強唯武器論色彩的邏輯前提——只要有足夠多的核彈，就一切OK! 熱烈支持胡先生建議的人，其實都默認了這一前提。但這一前提卻是錯誤的。核威懾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核彈頭數量問題，而是包含了復雜的多種因素。一定數量的核彈頭，僅僅是確保核威懾的必要條件，絕非充分條件。還是毛主席說的對：‘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像蘇聯政府那樣，造得了最好的武器，在大廈將傾的時刻，都沒有人愿意挺身而出保衛它，那么這些武器又有什么用呢?正如毛主席預言的那樣：‘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到頭來只有在蘇聯滅亡后任其腐朽或拆毀，這不是對蘇聯軍事國防政策的莫大諷刺嗎?”(《烏有之鄉》，2020-5-25)著名律師趙小魯說：“共產黨的根基在哪里?共產黨要長期執政，根基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只要共產黨根基既深既廣，就會根深葉茂，何懼風吹浪打。特別在中美矛盾中，人心所向，決定了兩個國家斗爭的耐久性。得人心者得天下。治國如此，大國角力，也是如此。”“生產是以需求為根本的。只有社會主義，是為最廣大人民群眾的，這也就保證了生產力發展的最深厚源泉，在于人民需求。所以，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最大化和持久的解放生產力。”(《昆侖策研究院》，2019-1-31)四川老工人劉金華說：“‘民間此時圍觀吃瓜為宜，政府有足夠的力量回擊美方此輪挑釁，無需民間力量提供增援’，這是一條什么抗美路線呢?這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說到底，就是不抵抗路線，就是‘攘外必先安內’路線。美國不僅在動員全世界一切反華反共國家，而且在動員中國國內的所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民族敗類，而胡錫進卻要民眾吃瓜圍觀，讓政府去孤立抗戰，無論主觀愿望是什么，客觀上是很好地配合了美國戰略。”(《疫觀全球》，2020-7-28)

　　對于美國人說的“不怕中國軍隊現代化，就怕中國軍隊毛澤東化”，我們的看法是，毛澤東思想能夠戰無不勝，歸根到底在于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因此毛主席認為“最強大的武器是人民”(《毛澤東年譜》第5卷，211頁)既然這里講到了現代化問題，那末毛澤東化與毛主席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創立的社會主義即“毛式社會主義”就有關系。這種社會主義，在蔣介石留下的破敗不堪的爛攤子上，創造出了新中國前30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7%以上(這是后來的國家統計局也不得不承認的)，撐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經濟奇跡;打贏抗美援朝、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抗美援越、珍寶島之戰和西沙收復戰等所有對外戰爭的軍事奇跡;快速研制出“兩彈一星”、雜交水稻、大型噴氣客機、漢字激光照排系統、人工合成結晶胰島素、1977年中國第一臺微型計算機DJS-050機研制成功等的科技奇跡;高校畢業生由1949年的2.1萬人上升到1978年的40.2萬人，1億多人掃盲，培養出大批優秀工農兵大學生的教育奇跡;城市居民實現免費醫療，農村實行合作醫療，培養了遍布鄉村的赤腳醫生隊伍，當時發燒感冒類打針吃藥費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幣以下，國民平均壽命由35歲增加到65歲的衛生奇跡;城市建立包括醫療、教育、住房、工傷、撫恤等在內的勞動保險和公共服務制度，農村不僅建立了合作醫療制度，而且實行基礎教育、五保戶等，這樣就做到了看病、上學、住房、養老、娛樂五大基本免費的保障以及婦女的地位在全世界最平等等社保奇跡;在八個樣板戲的帶動下產生一大批優秀文藝作品，確保人民大眾特別是工農兵的形象占領舞臺的文藝奇跡;犯罪率最低，黃賭毒最少，貧富差距最小，干部最廉潔，普通工農商學兵的代表在各級人大代表中占65%以上的政治奇跡;“小球帶動大球”，與我國建交的國家從七十年代初的五十幾個猛增至七十年代中期的一百一十幾個，并且恢復了聯合國合法席位的外交奇跡，等等。

　　在現階段靠“毛式社會主義”救中國，就要按照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的理論，建立最廣泛的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抗強扶弱，遵照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原理，堅決支持各國人民的反帝、反霸斗爭;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將兄弟國家的關系建立在“獨立自主、完全平等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則”基礎之上，而不走對內進行階級剝削對外進行資本輸出、恃強凌弱、爭當霸主的邪路。

　　由此可見，“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方針和附庸為主、爭霸為輔方針，是有明確界限的。這包括：(1)是從本質上把中美關系看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生死斗爭的關系，還是看作“合作共贏”的伙伴關系甚至“夫妻關系”。(2)是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中美關系，還是出讓經濟主權進一步把中國變成新型殖民地。(3)是堅持靠社會主義救中國、救世界這一馬列毛主義基本原則，還是像戈爾巴喬夫那樣，以堅持“全人類利益高于階級利益”即包括帝國主義甚至霸權主義在內的人類共同利益，高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原則和利益為名，背棄基本原則，最終導致發生蘇聯黨垮臺、國解體的大悲劇。(4)是遵循毛主席“三個世界”理論和國際主義原則，團結第三世界，聯合第二世界，組成最廣泛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還是通過維持附庸為主、爭霸為輔的局面，逐步實現“走進歷史舞臺的中央引領世界”。真正堅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方針，才能使中國既發揮大國的作用，又避免走上霸權主義的危亡之路;才能使美帝國主義像當年在毛澤東時代那樣，變成一戳就破的紙老虎。

　　我們的國歌有一句歌詞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有些同志說現在是到了更危險的時候，我覺得是有道理的。正如李樊網友所說，“我們非常擔心，中國千萬別步伊拉克2003年的后塵，除了新聞發言人敢于發表對美強硬講話，其它各部門高官都被美國收買，在美國大兵入境的境況下，官方失去了實質性抵抗，最后不僅僅只是薩達姆家族的厄運，國內老百姓也慘遭流離失所之痛苦。前面媒體報道有關內容所牽涉的中國官員財產問題，不能不讓國人擔憂不少高官恐怕已與美國勾連一起。”所以，我們認為美國霸權主義及我國的西化派是最反動的敵人，而當前的“妾式資本主義”者則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

　　對于這一點，一大批年輕人也看明白了。例如90后的邊正強同志寫道：“要想終結這種不平等的中美關系就必須首先清理國內的官僚投降派，‘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漢奸不除，國無寧日’。只要這些官僚投降派存在一天，他們就不會停止出賣祖國、討好美國的罪惡行徑，中國就多一天危險。中美民族矛盾和中國國內階級矛盾的發展已經把中國推向了歷史的風口浪尖，現在是到了下決心清除內奸、疏遠美國的時候了!”(《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2020-5-15)

　　現在，甚至連新加坡學者鄭永年都對狹隘民族主義狂潮看不下去了。他說：“進入新世紀以來，民族主義開始轉變為基于對國家崛起的自豪感之上，這種情緒在年輕一代中更為強烈。盡管這種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是自發的，但走過頭了就造成一個不好的后果，只能說國家‘好’的一面，而不能說‘壞’的一面，只能顯富，不能說窮。‘基尼系數’、‘收入差異’和‘社會分化’等經常成為敏感的概念。很多學者也迎合這股‘民意’，過度吹噓國家的成就，而不談甚至掩蓋國家所存在的問題。”(《聯合早報》，2020-6-28)這樣下去，顯然是不行的。

　　事實最有說服力。正反兩方面的事實都告訴我們，應當堅信在當前包括中美沖突在內的國內外形勢危急關頭，只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才能指引我們挽狂瀾于既倒。這也就是說，只有“毛式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胡錫進先生雖然官不太大，但他是“妾式資本主義”論者的傳聲筒之一，不可小看。由于這些論者堅決反對靠“毛式社會主義”救中國，由于他們掌握著大大小小的權力，由于他們善于利用人們的愛國主義情懷，一面煽動帶有地主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傾向的爭霸狂熱以掩蓋自己的附庸資本主義真面目，一面以否定和干擾愛國運動的罪名，對堅持“毛式社會主義”，反對“妾式資本主義”的革命派和人民群眾進行鎮壓。特別是由于他們極力用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招牌掩蓋自己，使公開將私有化、市場化、非毛化、自由化合法化的行為竟然具有驚人的欺騙性，直到今天還能騙取相當多人的擁護，因而他們比名聲比較臭的西化派更危險。更何況由于修正主義者都是機會主義者，像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勃列日涅夫那樣既搞右傾機會主義，有時又搞一點左傾機會主義，例如發動阿富汗戰爭，挑戰美國的霸權等等，自然屬于我們最危險的對手。無產階級革命家魏巍指出：“如果說，過去一個叛徒叛變，可以使一些黨員遭受殺害，甚至搞垮一個組織、一個地區，而現在一個這樣的叛徒占據了領導地位，就會使整個黨、整個國家完蛋。過去敵人以數百萬大軍達不到的目的，現在不費吹灰之力就達成了。人們看看，這是多么危險啊!”可見他認為這些人是最可恨的人。毛主席更痛恨像宋江投降朝廷去打方臘那樣的人物。如今在泛左翼隊伍里仍有一些自覺或不自覺做當代宋江的人，務必要引起我們的警覺。因此，我們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和胡錫進先生等論者爭論出是非曲直，使多數人自覺提高認識。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本文粗略地回答了為什么說當前這場中美沖突會給我們帶來大機遇;這場大危機為什么極可能在近三年內發生;根據什么說只有“毛式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等問題，不足之處不少，僅供各位同志參考。我的一家之言的錯誤之處，請胡錫進先生等論者不吝賜教，扣點帽子也不奇怪。因為我堅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事實是勝于雄辯的。誰是誰非，可能不久便會得到實踐證明，請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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