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編者按
“冷戰”后期，蘇聯的路線愈發受到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的質疑。政治上的質疑與后現代的多元主義潮流相結合，最終把矛頭指向了斯大林主義，以及它所代表的理性的、有著普遍性追求的馬克思主義觀念。出版于1985年的《領導權和社會主義戰略》正是此種思潮的體現。作者恩內斯特·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在書中批判了斯大林時代以來各方加諸馬克思主義之上的關于總體性和必然性的想象，致力于發現馬克思主義文本內在的異質性。拉克勞和墨菲發展了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認為這一概念包含了總體性理論所忽視的“補充的”和“偶然的”邏輯，因而適應了進化范式內部存在著的不平衡。由此出發，他們認為反抗的主體應該由不同集體“偶然接合”形成。
時至今日，西方的左翼民主運動仍然延續著這樣的邏輯。然而，多元的反抗運動并沒有被整合成統一的反抗主體，從性別問題、種族問題中爆發出的抗議聲最終都以被整合進資本主義的方式被消弭。多元主義的反抗沒有撼動資本主義，反而作為“膿瘡”將全球資本主義積蓄的矛盾以非政治經濟的方式疏導出去。近兩年歐美世界右翼勢力的抬頭實際上證明了這種多元反抗的無力。毫無疑問，拉克勞和墨菲對發展范式內部的不平衡特性的關注是敏銳的，但在放棄了總體化的視角后，如何重新組織反抗資本主義的力量，這仍需要進一步的思考。而這也是今天重新關注這部著作的重要原因。
今日推送選自《領導權和社會主義戰略》一書的“導論”。需要說明的是，此前臺灣遠流出版公司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已于1994年和2003年分別推出過兩個譯本，但錯訛較多。本書的新譯本(田延譯)已納入“精神譯叢”第四輯，將由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敬請期待。
《領導權和社會主義戰略》導論
田延 譯，吳子楓 校
左翼思想今天正處在十字路口。過去那些“顯而易見的真理”——經典的分析形式和政治計算、處于沖突中的各種力量的性質、左派的斗爭和目標的真正意義——已經受到了驟然而至的歷史變化的嚴重挑戰，這些變化摧毀了那些真理得以建立的根基。這些變化中的一些無疑對應著一些失敗與失望：從布達佩斯到布拉格和波蘭政變[①]，從喀布爾[②]到共產主義勝利在越南和柬埔寨的惡果，問號越來越沉重地降臨在對社會主義，以及對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構想的整個方式上。這重啟了對理論和政治基礎——左派的知識視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以一種傳統的方式被建立起來的——的批判性思考，它既是辛辣的，又是必要的。但事情還不止如此。整個一系列積極的新現象潛藏在那些變化之下，使得理論性的重新思考的任務變得十分緊迫：新的女性主義的興起，種族、民族和性別上的弱者的抗議運動、邊緣人群開展的反體制生態斗爭、反核運動、資本主義邊緣國家的非典型的社會斗爭形式——所有這些都暗示著，社會沖突性擴展到了一個廣闊的領域，它為走向更自由、更民主、更平等的社會創造了潛力，但也僅僅是潛力而已。
這種斗爭的激增首先表現為一種與理性的、有組織的社會結構相對的社會“剩余”(surplus)——也就是社會“秩序”的“剩余”。許多聲音——特別是源于自由保守陣營的聲音——都堅持認為，西方社會面臨著一場由平等主義的危險引發的治理危機和解體的威脅。然而，社會沖突的新形式也已經把我們試圖在本書的主要部分中與之進行對話的理論和政治框架拋入了危機之中。這些框架和左派的經典話語及典型模式相互一致，左派正是通過這種模式來理解社會變化的動因(agents)、政治空間的結構化以及解除歷史變革之束縛的一些優先位置。現在，陷入危機的是整個社會主義的構想，這個構想依賴于工人階級在本體論上的核心地位;依賴于以大寫的“r”開頭的革命(Revolution)作為一種社會形態向另一種社會形態轉變的奠基性時刻的功能;依賴于完全單一和同質的集體意志的虛幻景象，而那種意志將使政治時刻變得毫無意義。當代社會斗爭的多元性和多樣性最終摧毀了那種政治想象的最后根基。由于這種想象充滿了“普遍的”主體并在概念上圍繞單數的歷史(History)被構建起來，所以它假定“社會”是一個可理解的結構，可以憑借確定的階級立場被理智所掌握，也可以作為一種理性而透明的秩序，通過具有政治性的締造行為而加以重構。今天，左派正在目睹那種雅各賓想象解體的最后一幕。
因此，當代社會斗爭的極大豐富性和多元性已經引起了一場理論危機。我們的話語(discourse)將被置于理論和政治的雙向運動的中間點上。每時每刻，我們都努力防止用忽略了其自身話語性(discusivity)條件的印象主義和社會學描述來填補危機造成的理論虛空。我們的目標完全相反：聚焦于某些話語范疇(它們一看就是這場危機許多方面的特許的凝結點);并通過多重折射的各個方面來闡明歷史的可能性意義。一切話語的折衷主義或搖擺從一開始就被排除了。正如古典時期的開場“聲明”所說的那樣，當人們走進一個新地帶時，就必須效法那些“在森林里迷路的旅客，他們懂得不應該胡亂地東走走西撞撞，也不能停在一個地方不動，而必須始終朝著一個方向盡可能筆直地前進，盡管這個方向在開始的時候只是偶然選定的，也不要因任何細微的理由而偏離方向。因為這樣做即便不能恰好走到他所希望的地方，至少最后可以走到某個地方，總比困在森林里面強。”[③]
我們的分析的指導線索是領導權概念的變化，這個概念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的理論化的話語外觀和基本節點(nodal point)。我們的主要結論是，在“領導權”概念背后，隱藏著比一種政治關系類型更多的東西，雖然后者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基本范疇的補充。實際上，它引入了一種和那些范疇無法匹配的社會邏輯（logic of the social）。面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性主義——它把歷史和社會描述為圍繞著可以在概念上加以說明的法則建構起來的、可理解的總體——領導權的邏輯從一開始就表現為一種補充的（complementary）和偶然的（contingent）作用，這種作用是進化的范式內部的形勢的不平衡性(conjunctural imbalances)所要求的，而該范式那本質的或者“形態學的”有效性未曾受到片刻的質疑。(本書的中心任務之一就是確定這種特定的偶然性邏輯。)從列寧到葛蘭西，隨著這個概念的應用范圍逐漸擴大，偶然接合(contingent articulation)的領域也在擴大，作為經典馬克思主義奠基石的“歷史必然性”概念退回到了理論的地平線上。正如我們在后兩章要論述的那樣，“領導權”概念中所暗含的這種社會邏輯的擴大和規定性——在遠遠超越葛蘭西的方向上——將給我們提供一個錨地（anchorage），由此出發，當代社會斗爭的獨特性成了可思考的;并且它還允許我們為左派勾勒出一種以激進民主方案為基礎的新政治。
還有一個要回答的問題：我們為什么要通過批判和解構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各種話語的外觀來提出這項任務?我們首先要說，沒有一種話語或一種范疇體系可以不通過中介，就可以讓“現實”說話。當以解構的方式在馬克思主義范疇內部進行操作時，我們并沒有宣稱在書寫“普遍的歷史”(universal history)，也沒有宣稱把我們的話語刻寫成知識的單一的線性過程的一個環節。正如規范的認識論時代已經結束了一樣，普遍性話語的時代也告終結。和本書提出的那些觀點相類似的政治結論可以從非常不同的話語形態——例如，從基督教的某些形式，或者，從與社會主義傳統不同的自由主義話語——被估計，這些話語形態沒有一個可以指望成為社會的唯一(the)真理(或者，像薩特說的“我們時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學”)。然而，恰恰由于這個原因，馬克思主義才成為那些使形成這個新政治概念成為可能的傳統之一(one)。對于我們來說，這個出發點的有效性僅僅建立在一個事實的基礎上，即：它構成了我們自己的過去。
在減少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自負并縮小其有效性范圍的同時，我們也與這門理論中根深蒂固的某些東西——即用它的范疇把握歷史的本質或潛在意義的強烈的一元論愿望——決裂了。情況難道不是這樣嗎?答案只能是肯定的。只有我們放棄了以在本體論上具有優先權的“普遍的階級”立場為基礎的一切認識論特權，才有可能嚴肅地討論馬克思主義范疇的有效性如今達到了什么程度。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非常坦率地說，我們現在正處在后馬克思主義的領地。再也不可能保持馬克思主義詳細闡釋過的關于主體性和階級的構想了，也不應保持它對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的看法了，當然，也不應保持那種把共產主義作為透明的、對抗從此消失的社會構想了。但是，如果說我們在本書中的知識方案是后馬克思主義的(post-Marxist)，那么他顯然也是后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t)的。通過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構筑起來的某些直覺和話語形式的發展，通過對某些其他東西的抑制和清除，我們建構起了領導權的概念，我們認為，在為激進、自由的多元民主斗爭的過程中，這個概念可能是一個有用的工具。在這里參照葛蘭西——盡管有一部分是批判性的——具有頭號的重要性。在文本中，我們試圖恢復第二國際時期馬克思主義話語性(discusivity)的某些多樣性和豐富性，由于斯大林時代和后斯大林時代流行的、并且在當代被某些“反馬克思主義”形式完整地(盡管帶著相反的姿態)再生產出來的關于“馬列主義”的貧乏單一的形象，它們已經有被人遺忘的傾向。無論是那些捍衛光榮的、同質的和不可侵犯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人們，還是那些屬于新哲學的反馬克思主義專家們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辯解和謾罵都同樣植根于有關某種教條的作用和統一的程度的樸素而又原始的觀念之中，這些東西就其本質的規定性而言，仍然附屬于斯大林主義的想象。相反，我們自己接近馬克思主義文本的方式力求恢復它們的多元性，力求抓住大量的話語后果——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異質的和矛盾的——這些多元性和后果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文本的內在結構和豐富性，并確保它們作為政治分析的參照點繼續存在下去。對偉大的知識傳統的超越從不以摧枯拉朽的形式發生，而是像小河流水那樣，發源于共同的源頭，然后向各個方向蔓延，并和其他源頭傾瀉而下的細流彼此匯合。構成經典馬克思主義領域的話語正是以下述方式幫助我們形成對新左派的思考：即把它們的某些概念留存下來，改變或放棄另一些概念，并把它們本身溶入在解放話語的無限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當中——社會的多元性就是在這種互文性中形成的。
注：本書譯自恩內斯特·拉克勞和尚塔爾·墨菲(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領導權和社會主義戰略》第二版(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Second Edition)，Verso出版社2014年版。
注釋
[①] 這里分別指的是1956年發生在布達佩斯“十月事件”，發生在波蘭的“波茲南事件”，以及1968年發生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這三起事件都是以反對共產主義政權為目的的政治事件，均遭到了鎮壓。
[②] 這里指的是蘇聯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戰爭。
[③] 笛卡爾，《談談方法》(Discourse on Method)，收于《哲學著作》(Philosophical Works)第一卷，劍橋，第96頁。(參見笛卡爾《談談方法》，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20頁。譯文有修改。——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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