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亂云飛渡

　　近期，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這個觀點表達了黨中央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與良好的主觀愿望，這對擁護社會主義的所有勞動者來講，都是歡欣鼓舞和振奮人心的。這是面對社會現實問題，對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制”的再認識，是回歸和復興馬列毛主義的覺醒。但是僅有決心和良好的主觀愿望，是不能解決現實問題的，解決現實問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即“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必須有實踐的途徑與方法。“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是針對現實“公有制經濟不斷被削弱，私有制經濟不斷增強”的問題而提出的。現實產生“公降私升”的問題，必然有社會存在的原因，如果不能清除社會存在的原因，那么就無法“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如何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即“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呢?

　　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與觀點：“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社會發展經濟活動必須遵循的“運行規則”：即“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所以“要把國企改革放到整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系統中討論、放到市場去運行”。“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社會實踐的途徑與方法：就是建立與完善國有企業現代企業產權制度，國企法人治理結構;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即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加快國企兼并重組的步伐，國資委預計，年內央企數量有望減少到百家以內”。

　　筆者認為：按照這樣的指導思想、運行規則、實踐方式，是不能“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為什么呢?因為在市場經濟“運行規則”的利益競爭中，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是對立矛盾，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必須在這個對立矛盾的基礎上來認識，否則根本找不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發展道路。社會主導力量不承認“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是“對立矛盾關系”，認為是“共同存在、共同發展”的非對立矛盾關系，這是社會發展經濟活動“指導思想與觀點”的核心內容。無論意識形態如何爭論，“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不同性質，最終社會主導力量確定，“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這對現實社會發展經濟活動具有決定性意義。“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即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這是“驅動人們經濟活動的動機與運行方式”。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是不是人們必須遵守的“客觀規律”呢?筆者剖析如下，以便于人們明辨是非。

　　任何社會形態，人們為了生存，而從事各種不同的生產勞動，并生產出不同的勞動產品。沒有勞動產品，人們無法生存，社會也無法延續與發展。人們生產出不同的勞動產品，為了各自生存發展的需要，在市場平臺上進行交換。交換兩方認可“貨幣購買商品的價格”，或者“不同商品或資源交換價格的差異”，則發生市場交換行為;如果不認可，則不能發生發生市場交換行為。市場“人力物力”的流動與配置，是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客觀內容與功能;市場交換行為產生的“價格”或者“不同商品或資源交換價格的差異”，是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產生結果的表現形式。按照市場經濟“價值規律”，進入市場交換的前提：必須“擁有貨幣與擁有勞動產品或資源”，這樣才可以進入市場，發生“市場交換行為”。或者說市場經濟“價值規律”，排除“沒有貨幣，沒有勞動產品或資源”的人群，只是“擁有貨幣與擁有勞動產品或資源”人群之間“交易的表現”。在這個“交易表現形式”的背后，隱藏著進入市場交換兩方：各自不同的社會存在條件，即“擁有貨幣與擁有勞動產品或資源”的不同;各自不同的生存發展需要的認知。因為市場交換兩方，各自不同的社會存在條件與生存發展需要的認知，在市場交換過程中，可以形成多種“交易價格形式”。社會現實中少數人擁有“充足”的貨幣或產品與資源，可以在市場交換活動中，“拋售商品，打壓商品價格，以擠垮競爭對手”;也可以“用充足的貨幣，買斷競爭對手，實現壟斷利益”;還可以“聚斂奇貨，哄抬物價，謀取暴利”。在市場交換過程中，“擁有貨幣與擁有勞動產品或資源”多的一方，處于強勢主導地位，少的一方，處于弱勢附屬地位，最后形成的“交易價格”，是強勢主導一方與弱勢附屬一方無奈妥協的結果。因為多數人“缺乏充足”貨幣或產品與資源，要生存或發展，必須接受少數人擁有“充足”貨幣或產品與資源，提出的“交易價格”，否則不能形成“市場交易”，那么“缺乏充足”貨幣或產品與資源的多數人，則無法生存與發展。因此，在市場經濟“價值規律”中，市場交換兩方形成的“交換結果”，即“貨幣購買勞動產品或資源的價格”，或者“不同商品即資源交換價格的差異”，主要體現：“擁有貨幣與擁有勞動產品或資源”多的一方，即強勢主導一方生存發展需要的認知。它可以是相對“公平合理”的，也可以是“不公平合理”的。這從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即市場交換兩方“共同認可的交換結果”中，是無法確定的。因為它沒有明確市場交換的主客體，只是市場交換兩方“共同認可”的“價格或者價差”，即“貨幣與產品或資源”、或者“不同產品或資源”交換的表現形式。如果認為市場交換兩方“共同認可”的“價格或者價差”，是“公平合理”的，就必然承認市場交換兩方“各自社會存在的條件與生存需要的認知”，也是“公平合理”的;如果認為市場交換兩方“共同認可”的“價格或者價差”，是“不公平合理”的，就必然否定市場交換兩方“各自社會存在的條件與生存需要的認知”，也是“不公平合理”的。這是市場經濟“價值規律”中，存在的不同“價值觀”，即強勢主導一方與弱勢附庸一方不同的“價值觀”。資產階級形而上學者，在市場經濟“價值規律”中、排除“沒有貨幣，沒有勞動產品或資源”的人群，以雙方認可的所謂“公平交易、合理價格”的形式，混淆少數人與多數人存在不同的“價值觀”，掩蓋市場交換兩方少數人與多數人擁有不同貨幣或產品與資源的社會存在條件，即掩蓋社會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私有制”。社會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私有制”與不同的“價值觀”，這從市場經濟所謂“公平交易”、“自愿所為”的表現形式中，是無法直接認識的。如資本市場“高利貸”與“貸款者”之間、勞動力市場“雇主”與“雇工”之間;社會上嫖娼者與賣淫者之間等等，在這種市場主客體“共同認可交換結果”的表現形式下，即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背后，隱藏著社會形態所有制決定的：各自社會存在的條件與生存需要的認知，它在背后起著決定性作用，這需用馬列毛主義，從社會形態“所有制”本質來認識與理解。資產階級形而上學者，永遠也無法解釋，這個社會為什么會存在：少數人擁有“充足”的貨幣或產品與資源，而多數人卻“缺乏充足”的貨幣或產品與資源的社會原因。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只有“公有制”與“私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少數人服務，兩者本質不同。社會主義“公有制”本質，決定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的需要”，是唯一目的。毛澤東告誡黨和政府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進步的方向，是“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從經濟的角度講，任何社會都會存在“資源需求超過供給”的現象，社會主義表現為“人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與落后的生產力”的現象;資本主義社會表現為“需求欲望的無限性與資源的稀缺性”。核心是如何解決“資源需求超過供給”的問題。

　　社會主義“公有制”，立腳點是“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的需要”，因為社會生產物品不充裕，人們需求認知不同，所以在現有生產能力的基礎上，即在有限的供給下，必須限制少數人“不符實際”的需求;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主導下，實行“按勞分配”，通過“市場進行產品交換”;為了盡快發展生產，不斷增加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的物品，社會實行“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的體制與發展方式，進行“人力物力的資源配置”，發展生產提高供給，這是社會主義解決“資源需求超過供給”問題的途徑與方式。

　　資本主義社會認為“私有制”存在“天經地義”、“合理合法，因此社會政治、經濟表現為“多元化”存在結構;社會在“私有制”主導下，實行“按勞分配”，也是通過“市場進行商品交換”;因為社會政治、經濟“多元化”的“自由”，無法限制少數人“不符實際”的奢侈需求，也無法實行社會主義“統籌計劃集中管理”體制與發展方式，社會只有“市場交換商品”與“無序、自由”發展生產的表現，形而上學者把這種社會表現形式，稱為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并主導社會一切經濟活動，這是資本主義解決“資源需求超過供給”問題的途徑與方式。資本主義“私有制”，立腳點是“為少數人服務”，因為任何社會都無法提出“為少數人服務”的觀點。所以只能以“多元化”、“自由發展”、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等社會的表現形式，來掩蓋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本質了。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因為“所有制”不同，在解決“資源需求超過供給”問題上，采用了不同的經濟發展方式與運行規則。但是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方式與運行規則”中，卻存在相似的“市場交換商品”的表現形式，正是因為這個相似的“市場交換商品”表現形式，才迷惑了人們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經濟發展方式與運行規則”的認識與選擇。

　　社會主義發展時期，因為社會生產物品不充裕，人們需求認知不同，在“按勞分配”原則下，實行“市場交換產品”方式。這是人們生存與社會發展的必然存在形式，即在沒有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任何社會形態都必然具有“市場交換商品”的表現形式。但是社會形態“所有制”不同，“市場交換商品”的表現也是不同的，社會主義“市場物價，長期穩定”，資本主義“大起大落，起伏不定”。而更為重要是，社會形態“不同的所有制”決定：經濟活動“不同的運動方式與運行規則”，卻隱藏在相似的“市場交換商品”表現形式背后。社會形態“不同的所有制”決定：經濟活動“不同的運動方式與運行規則”，體現引導社會發展進步的不同指導思想與理論，核心本質是對社會發展進步規律(原理)的不同認識，而這核心本質不同的意義，必須應用馬列毛主義觀點來認識和理解。社會發展進步的科學原理具有唯一性，不是正確的，必然是錯誤的。社會主義本質是“公有制”，資本主義本質是“私有制”。形而上學觀點混淆和掩蓋兩者不同本質存在的意義，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似的“市場交換商品”表現形式，當做社會主義發展進步必須遵守的“客觀規律”，顛倒和迷失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進步的方向。

　　社會主義發展進步，為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的需要”，限制少數人“不符實際”的需求，主要表現為限制少數“優秀人才”得到的利益，不能與廣大人民群眾產生過大的分配差距。因此社會提倡“大公無私”的“雷鋒精神”，提倡“官兵一致”，“取消特供”、“取消軍銜制”等，這是共產黨“先鋒隊”得到人民群眾擁護，發展壯大的根本原因，也是社會統一意志，產生凝聚力的社會實踐方式。人類社會歷史上農民起義多是打著“均貧賤、均貧富”、“均分田地”等口號;如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巴黎公社提出“廢除官吏高薪”等，本質上都是為了縮小分配差距。從社會意識形態觀念的角度講，縮小分配差距，表現為“人人平等”的觀點，任何社會都存在“人人平等”的觀點，因為社會時代不同，表現出不同的內容與形式。“人人平等”的觀點是針對社會存在“不平等”現象而對立產生的，而反對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先進思想觀念”，則隱藏在“人人平等”觀點的背后，它是主導社會發展進步的靈魂。如“大公無私”的“雷鋒精神”、“共產主義”思想等。任何社會具有“先進思想觀念”的人都是少數，無法用“人人平等”的觀點來反映，即無法要求社會形成統一的認識與實踐方式。但是社會發展進步正是因為少數“先進思想觀念”而發生的。社會在“現實多數存在”的現象下，提倡或不提倡這種“先進思想觀念”與做法，社會發展的效果完全不同。

　　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因為各個地區經濟發展“整體不平衡”，所以實行“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的體制與發展方式。這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經濟不同的“運行方式”。國家作為一臺整體運行的機器，怎么可能不實行“統籌計劃集中管理”呢?社會主義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實行“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的體制與發展方式是唯一的社會實踐途徑。任何社會企業團體發展壯大、組織活動，都必然實行“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的功能，是經濟學補矮板的“水桶原理”。因為任何一個系統組織或團體，構成系統組織的各個部分，總會存在優劣不齊的現象，而劣勢部分決定或影響著整個系統組織或團體發揮功能，所以要發揮整個系統組織或團體最大的效率與功能、獲得最大的利益，必須“補矮板”。作為一個國家的社會系統，同樣是如此道理。任何一個國家作為社會整體、都會存在經濟發達地區與經濟不發達地區，即“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要使社會整體發展進步，最少利用資源，最大發揮作用與效率，獲得社會整體發展的最大利益，必須“補矮板”。任何一個社會或團體能夠“補矮板”，“統籌計劃集中管理”是前提與基礎，沒有“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的體制與發展方式，無法“補矮板”，也就不能最少利用資源，最大發揮作用與效率，獲得社會或團體發展的最大利益。作為一個社會整體系統“補矮板”，就是“用強勢部分來彌補劣勢部分”，即：利用經濟發達地區的“優勢”，來補經濟不發達地區的“矮板”，以求得社會整體最少利用資源，最大發揮作用與效率，獲得社會整體發展最大利益。經濟學補矮板的“水桶原理”，在一個主體單元下，實行“統籌計劃集中管理”“補矮板”，人們很容易理解與接收。但是“統籌計劃集中管理”最重要的功能本質，卻鮮有人認知。因為任何系統要“補矮板”，都需要付出“能量”，經濟學“補矮板”的“水桶原理”，“用強勢部分來彌補劣勢部分”，就是從“強勢部分”獲取“能量”，來彌補“劣勢部分”，這種“以強補弱”的關系，或者說：“強者扶持弱者”的原則，是任何系統“統籌計劃集中管理”最重要的功能本質，否則系統無法“補矮板”。“統籌計劃集中管理”最重要的功能本質，即“強者扶持弱者”的原則，是違背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反向運動。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無序自由發展”，促使“人力物力”，由“低價值”流向“高價值”，市場經濟“價值規律”功能實現的途徑與方式，是生死競爭的“叢林法則”，它導致“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結果。“統籌計劃集中管理”與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功能本質，兩者背道而馳。

　　社會主義從社會(系統)的“全局利益、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的角度出發，來決定社會(系統)經濟活動的運行方式，所以必須實行“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的體制與發展方式，這樣社會才能夠利用經濟發達地區的“優勢”，來補經濟不發達地區的“矮板”，以求得社會整體最少利用資源，最大發揮整體作用，獲得整體發展最大效率與利益。因為從“強勢部分”的經濟發達地區獲取“能量”，來彌補“劣勢部分”的經濟不發達地區，表現為“犧牲社會系統局部利益、部分利益、近期利益、”的現象，或者說在解決現實經濟發展問題時，社會系統的全局利益、整體利益、長遠利益，與局部利益、部分利益、近期利益表現為“對立矛盾”的形式。思考問題的角度不同(立場不同)，決定指導經濟活動的政策也不同。“犧牲社會系統局部利益、部分利益、近期利益”，以保障與促進“社會系統的全局利益、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發展進步，是生活中“虧中有益，先損后益”的“辯證發展原理”。各種事物發展進步都是如此原理。

　　社會主義實行“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的體制與發展方式，是由社會主義“為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的需要”，即“公有制”本質決定的，社會主義在存在“市場交換商品”的形式下，實行“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的體制與發展方式，打破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束縛，堅持“強者扶持弱者”的原則，即堅持“經濟發達地區扶持落后的經濟不發達地區;強勢行業扶持弱勢行業;先進幫助落后，”這樣才能夠使得社會整體發展利用資源最少，資源配置最優，生產效率最高，整體發展最快，管理成效最大的社會效果。這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管理經濟活動的不同特征，是社會主義制度“先進性、優越性”的體現，是社會發展進步新社會形態的標志，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必然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原因。這是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即“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唯一途徑與方式。除此之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管理經濟活動沒有區別，也不能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即不能“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了早期資本主義現象，人們大都認為《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資本論》應用“價值規律”范疇的“剩余價值”(來源于“勞動價值論”)，來表現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是有缺陷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私有制”，只能從資本主義“私有制”本質來認識。如果認為“勞動創造了剩余價值”，那么“勞動就無法否定價值規律的存在”，否定價值規律的存在，“勞動就無法創造剩余價值”。這樣應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觀點，即《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觀點，就無法突破“價值規律”的束縛;就不能認識社會主義發展進步的經濟活動，必須違反“價值規律”的本質。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講，社會形態“不同的所有制”，決定經濟活動“不同的運動方式與運行規則”。社會主義實行“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的體制，打破“價值規律”的束縛，堅持“強者扶持弱者”的原則，導致“社會全面發展進步”;資本主義實行“無序自由化市場經濟”，遵守“價值規律”，堅持“優勝劣汰”的原則，導致“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兩極分化”，社會矛盾重重，危機四伏。這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管理經濟活動“不同的運動方式與運行規則”。

　　社會主義發展時期，因為人們認識的差距與物品的不充裕，無法取消市場交換產品的方式。這樣既要允許市場交換產品方式的存在，但是又不能以市場交換產品方式、表現的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為主來引導社會發展。在“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的基礎上，限制市場經濟“價值規律”中：“無序自由發展”和“生死對立競爭”的社會功能與作用，采用違反市場經濟“價值規律”，“強者扶持弱者”的原則主導社會發展，這是“對立統一矛盾運動規律”，“反者道之動”的辯證發展原理。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理論，都無法解釋社會經濟活動中辯證發展的原理。現實社會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的體制與運行方式與市場經濟產品交換的方式，理解成對立關系;把市場經濟產品交換方式表現的“價值規律”理解成必須遵守的“客觀規律”，排除“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的體制與運行方式，是錯誤的。即使政府強調通過稅收手段調控經濟活動，也不能解決社會經濟活動存在的問題，因為“稅收調控”的手段，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資本主義在確定“私有制經濟體內”勞資結構關系的基礎上，由社會制定稅收調整政策，它根本無法解決：“私有制經濟體內”勞資結構關系產生的社會問題;也不能解決社會經濟活動“無序自由發展”產生的“重復浪費、效率低下”、“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等盲目后果，所以調整經濟活動的作用十分有限。社會主義發展經濟活動：“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的體制與運行方式，與市場經濟產品交換的方式同時存在，只有應用毛澤東“對立統一矛盾運動規律”的哲學觀點，搞清楚各自的內容與功能，辨識經濟活動中各種必然的邏輯關系，才能夠理解社會經濟活動辯證發展的原理，這也是人們認識理解與實踐把握的難點。

　　社會主義“改革者”認為市場經濟“價值規律”，是必須遵守的“客觀規律”，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指導社會發展活動;認為市場“公平合理交易”，是“資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的方式，完全是資產階級形而上學的錯誤觀點。或許有一些學者不同意筆者的分析與判斷。筆者用人們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實，再次來闡明這個觀點。人們日常生活中許多生活必需品，如“水、食品等”，對于人們生存具有很重要的“使用功能”，但市場“價值很低”，而許多“高檔奢侈品”對于人們生存并沒有很重要的“使用功能”，如“鉆石瑪瑙等”，但市場“價值很高”，這種“價值高無用，價值低有用”的“價值悖論”，說明“價值規律”反映的不是商品的使用功能，而是不同商品的“價值差異”。所以按照“價值規律”，以“價值高”為導向，引導社會投資，發展“高附加值”商品，或稱按照“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只能增加“使用功能很小，而價值很高”的商品，因為市場受眾很小，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現“投資效用遞減效果”、“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等現象。古人講“物以少者為貴，多者為賤”，按現代經濟理論理解，表現的是以“需求為主”的觀點;以“需求為主”的“高價值”觀點，“引導某一商品的生產，生產的越多，只會導致商品的“價值貶值”，怎么會產生“價值升值”呢?社會主義主導力量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價值規律”，來引導“人力物力”的流動，期望獲得“價值最大化”、“效率最優化”，最后“資源配置”的結果，卻以違背初衷“投資效用遞減”、“生產過剩”、“重復浪費”、“兩極分化”的結果出現，不是嗎?“投資效用遞減規律”印證著以“價值規律”引導的錯誤。請問“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科學性、合理性，在哪里?即使按照西方經濟學“競爭博弈論”理論的“零和游戲”觀點，也無法掩蓋市場經濟“價值規律”中，“一方所贏正是另一方所輸”的“競爭博弈”本質，不是嗎?

　　市場經濟“價值規律”，決不是什么社會發展進步必須遵守的“客觀規律”，更不能使“資源配置最優化與最有效率”，這是照搬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理論，“把形式當做本質”的形而上學觀點。無論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按照所謂市場經濟“價值規律”主導社會運行，那么必然出現“社會投資效用遞減”、“重復浪費”、“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社會“兩極分化”等現象，只是因為社會形態經濟結構不同，問題嚴重程度與表現形式不同而已。

　　社會發展進步的客觀原理，即“對立統一矛盾運動規律”，是無人能違背的，不符合“對立統一矛盾運動規律”，必然表現為違背人們主觀意志的現象。因為市場經濟“價值規律”，“資源配置最優化與最有效率”的功能認定，是形而上學的觀點，不符合事物運動“對立統一規律”，所以必然在現實中表現出違反主觀愿望的結果。按照“價值規律”，期望獲得“更大的利益”，反而出現違背初衷“投資效用遞減”的效果，我想所有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與社會主導力量的“改革派學者”，都無法解釋這個“價值悖論”發生的原理。

　　現實提出“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觀點，來源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經濟必須遵循“價值規律”的認識。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并不是簡單的“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而是為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生產與生活的需要。即使不論現實“國有經濟保值增值”與“私有制經濟保值增值”，哪一個更快、更多。在“國有經濟保值增值”的表象中，能夠保障多少人民群眾生產與生活的需要呢?不是“國有經濟”的人員，管不管?社會從事“國有經濟”的人員有多少?從事“私有經濟”的人員又有多少?你們敢于公布嗎?“公有制經濟”所能保障的從業人員“越來越少”，“非公有制經濟”從業人員“越來越多”，社會上大多數人都在“私有制經濟”下生產與生活，這不是事實嗎?社會主導力量有什么辦法可以解決，因為“私有制經濟”而產生的“勞資矛盾沖突”、“兩極分化”、經濟下滑等社會問題呢?所謂“國有經濟保值增值”，充其量也就是在市場上與“私有制經濟”爭奪“經濟利益”，而且不斷被社會主導力量進行所謂“深化改革”的打壓，不是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保值增值”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生產與生活的需要，不是“保值增值”的形式。或許有些人會反過來問，沒有“國有經濟保值增值”，怎么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生產與生活的需要呢?核心本質：是能夠滿足“多少人民群眾”生產與生活的需要。而這一核心本質，卻無法從“國有經濟保值增值”的表現形式中直接認識。即不能否定“國有經濟保值增值”的形式，又不能認為“國有經濟保值增值”是目的本質，必須用馬列毛主義觀點來抽象認識本質。利用“國有經濟保值增值”的形式，來迷惑或排除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發展生產的目的，即國有經濟能夠保障“多少人民群眾”生產與生活需要的本質，正是“見物不見人”的形而上學觀點。

　　現實提出“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存在、共同發展，合作雙贏”的觀點，來源于現代社會“多元化”發展理論;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觀點，來源于資本主義社會實踐“股份制合作企業”存在的形式。因為社會主義，無法提出發展“私有制經濟”，所以只能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概念了。即便如此，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用“公有制經濟”引導“私有制經濟”;還是用“私有制經濟”引導“公有制經濟”，發展方向的選擇也是無法回避的，兩者必居其一。不同方向的選擇，所依據的理論觀點與實現途徑必然不同，這從現實的表現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因為用“私有制經濟”引導“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沒有社會存在的環境，所以社會主導力量都是打著、用“公有制經濟”引導“私有制經濟”發展的旗號，但是按照“現代企業產權制度”的理解，如果“公有制經濟”能夠引導“私有制經濟”發展，那么必須占據企業發展的主導權，就是必須“控股”，不控股，是不能保障利益的。而現實的表現則完全相反。如在2013鳳凰財經峰會上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表示：“部分央企中的國有資本占比可以降至20%左右”，“如果能用5%的國有資本帶動95%的民營資本，這有什么不好?”，他認為：“110多家央企母公司中，除了少數關系國家安全的，其他絕大部分都應該實行混合所有制”。原本奉為圭臬的“現代企業產權制度”，被這些唯心主義者擊得粉碎。請問這些學者：現實的世界，哪一個社會存在“5%的資本股權，掌控95%資本股權”的現象?如果“能用5%的國有資本帶動95%的民營資本，”那么為什么“用5%的民營資本股權，就不能帶動95%的國有資本股權”呢?這種脫離實際的唯心主義觀點，在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中，不由自主地陷入現代企業“清晰產權制度”的“悖論”中。“改革開放”以來，這些“學者”以現代企業產權制度“詬病”、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沒有清晰的產權”，現在又以違背現代企業產權制度，“5%的產權可以帶動95%的產權”的唯心主義觀點，或者以“大家都變成股東”的空洞概念，即形而上學觀點來欺騙人們。這種“翻手為云覆手為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論與行為，相信的人越多，“堡壘才能從內部攻破”。這些學者，為什么會有這些表現呢?因為要改變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龐大的社會存在，沒有巨大的相反力量是無法做到的，即使按照“市場經濟進行國有資產流轉”，要實現“小魚吃大魚”，即用少數“私有制經濟”的力量，吞掉巨大的“公有制經濟”，也是難以實現的。為了掩蓋最終“按股權分配利益”的本質，只能表現為唯心主義觀點，或者脫離實際的形而上學觀點了。形而上學者講：“混合所有制不是一個新概念”;“我國1956年搞的公私合營就是混合所有制，與今天的混合所有制差不多”;“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存在的形式;“財產混合將會形成新的財產所有結構”等等。就是不敢講毛澤東時代對“資本主義主義工商業改造”的結果，即建立了“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無論“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什么“新的財產所有結構”，難道可以改變“按股權分配利益”嗎?現代企業產權制度“按股權分配利益”，是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的產物。按照市場交換行為，是“你買我同意賣，我賣你同意買”，雙方“自愿所為”，無論是“公有制經濟”引導“私有制經濟”發展，還是“私有制經濟”引導“公有制經濟”發展，按照市場規則，都不能強制，也無所謂加快或者放慢。現實國資委為什么要限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時間與進度呢?從上到下都在施壓國有企業，強調“全國國有企業改制面;混合所有制企業占比。”;“國資委預計，年內央企數量有望減少到百家以內”。請問有哪一個強調國企改革發展方向，是“公有制經濟”引導“私有制經濟”呢?不強調方向，難道不存在反向的結果嗎?按照現實的理論與政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只會造成削弱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私有制經濟”的社會后果，絕不會出現“公有制經濟”引導“私有制經濟”發展的結果。因為“公有制經濟”引導“私有制經濟”發展的途徑與方法，只有一條“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或者稱“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即毛澤東時代對“資本主義主義工商業改造”的道路，其他都是斜路。現實所謂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下，進行國有資產流轉”，必須停止!

　　現實社會主導力量所采用的理論觀點，大都來源于“西方經濟學”，主要是20世紀后期美國經濟學家的理論觀點。如社會“多元化”發展理論，“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理論”，現代企業產權制度，“法人治理結構”等等。

　　資本主義社會因為存在“私有制”，所以表現為政治上多黨制，經濟上各種獨立經濟體等，“多元化”存在的形式，因為各自利益不同，所以相互“競爭博弈”。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存在的政治經濟問題，是現代社會“多元化”理論、“競爭博弈”理論產生的根源。資本主義社會，多數人認為無法改變現實，只能認為“現實存在就是合理的”，資本主義社會“多元化”存在的形式，即所謂“現代社會是“多元化”的社會，是承認和維護“私有制”“合理存在”的形而上學觀點。資本主義社會“多元化”“合理存在”的形式，無法掩蓋利益“競爭博弈”的對立本質。生死對立競爭的“叢林法則”，證明社會“多元化”，無法合理存在;如果社會“多元化”可以“合理存在”，為什么要進行生死對立“競爭博弈”呢?資本主義社會：“多元化”的形式與生死對立利益“競爭博弈”的方式，同時存在的“矛盾性”，是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私有制”的必然表現形式。任何事物內部“多元化”成分存在的形式，都必然存在：表現自己特性功能的核心主要部分與不表現特性功能的附庸次要部分，這表現為不同事物的存在結構與功能。封建社會以“皇權所有制”為核心特征，資本主義社會以“私有制”為核心特征，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核心特征;社會形態不同，社會存在結構與功能也不同，社會政治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也不同。社會主義國家以“公有制”為核心特征，以共產黨領導為主要標志，任何“多元化”存在的成分，在社會政治經濟活動中，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必須服從社會主義“公有制”，這是非對立性矛盾“多元化”成分存在的前提。社會主義“改革派學者”，以現代社會“多元化”存在為借口，掩蓋社會政治經濟活動中，與共產黨領導、“公有制經濟”，生死對立的“競爭博弈”關系，必須加以識別與清除。

　　資本主義社會實踐“股份制合作企業”存在的形式，產生了“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理論”，即 現代企業產權制度，“企業法人治理結構”(董事會、監事會、經營管理決策的“經理制”)。因為：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趨勢，生產經營規模不斷發展擴大，使得“私有制”的資本家已經無力直接管理企業了，不得不聘請一些管理人員代替資本家去管理，因此產生了“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理論”。因為“所有權與管理權”不同的功能與作用，所以必須明確“清晰的產權”功能與作用。這種理論無法掩蓋資本家作為生產上的管理人員已經是多余的了，而這多余的人卻決定著：眾多擁有管理權人員的工資薪酬，獨占“勞動剩余”的社會財富。這一本質，被社會主義“改革派學者”屏蔽了，只是宣傳倡導現代企業產權制度“清晰的形式”與“法人治理結構”了。社會主義“改革派學者”，以“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理論”，指導“黨政職能分離”改革;以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指導國企體制改革，都是形而上學的錯誤觀點。社會主義事業及各種社會團體，“黨委一元化領導分工負責制”與“職代會”的管理體制，與“民主集中制”的決策程序，是正確的體制組織形式與決策方式。“黨委一元化領導分工負責制”與“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即“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執行層”具有相似的表現形式;國有企業“職代會”與現代企業“股東大會”也具有相似的表現形式，但是兩者本質“為什么人的利益”完全不同。“黨委一元化領導”與“職代會”，本質是為了廣大職工利益，而“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與“股東大會”，本質是為了“大股東”利益。而這本質不同的意義，卻無法通過“體制組織、管理權限分工與決策”的相似表現形式直接認識，只能用馬列毛主義的觀點來抽象認識本質。現實社會照搬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理論，以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改革國企體制，使得“黨委一元化領導分工負責制”與“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職代會”與“股東大會”同時交叉存在，混亂的管理體制與職能權限的分工，嚴重削弱“黨委一元化領導”的功能，至今體制問題也無法解決。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是 社會主義“改革派學者”進行“國有企業改革”的依據。“現代化、自動化生產”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的趨勢，“現代化、自動化生產”程度越高，需要的人員就越少，但是并不必然產生人們失業的問題。資本主義社會因為存在“私有制”，所以產生大量失業者，這些“剩余勞動”的產生，是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私有制”的必然結果;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無論“現代化、自動化生產”達到什么程度，也不應該出現“下崗失業”的現象。“現代化、自動化生產”的“生產效率”與生產技術原理、應用工具、生產組織形式等直接相關，與企業實現“生產效益”即“利潤價值”，并沒有直接關系。企業實現“生產效益”即“利潤價值”，是市場交換后的結果，與市場交換活動直接相關。企業實現“生產效益”即“利潤價值”，遵循“按勞分配”的原則，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公平分配”的體現。在這個“生產經濟活動”中，企業提高“生產效率”與實現“生產效益”意義是不同的。一個企業“生產效率”高，并不一定產生“生產效益”，“生產效率”低，也不一定就沒有“生產效益”。因為“生產效益”是市場交換活動的產物，取決于“市場需求交換”。用“生產效率”的高低，無法認識“生產效益”，更不能以此來認識“公平分配”。企業沒有“生產效益”，無法實現分配，但是實現“生產效益”，也未必能夠實現“公平分配”，因為“公平分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產物。“改革派學者”，混淆“生產效率”與“生產效益”不同概念的涵義，把實現“生產效益”后，產生的分配，理解為實現“生產效率”后，才能產生“公平分配”，錯誤的建立了“效率與公平”的對立矛盾關系，因此產生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形而上學觀點。企業提高“生產效率”，是實現“生產效益”的基礎;實現“生產效益”，是“公平分配”的基礎。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職工“公平分配”;市場需求交換，決定企業“生產效益”;生產原理與生產方式，決定“生產效率”。“生產效率”、“生產效益”、“公平分配”，三個概念只能在各自范疇內分別認識，不能混淆認識。三者之間根本不存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對立矛盾關系，更不存在提高“生產效率”、“生產效益”，必須“下崗職工”、“剝離企業社會職能”的對立矛盾關系。社會主義“公平分配”永遠是第一位的，這是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制”的體現。以“現代化生產”、“提高效率”、“精簡效能”為理由，大量“下崗工人”，違背社會主義本質，是照搬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結果。“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混淆不同概念涵義與形式，顛倒社會形態所有制本質與社會生產方式的主次關系，是機械唯物主義形而上學的觀點。

　　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在“學習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先進的東西”的口號下，引入了西方經濟學理論，如果不能辨識，資本主義社會先進與落后的東西是什么，又是怎樣的存在關系，那么怎么能夠避免學習資本主義社會落后保守的東西呢?社會主義“改革者”，因為“計劃經濟管理的體制”存在“弊端”，所以取消了國家“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社會主義因此失去了開展經濟活動的主導功能，這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社會主義開展經濟活動沒有了“統籌計劃集中管理”的體制與主導功能，市場經濟“價值規律”又是必須遵守的“客觀規律”，那么“社會人力物力的資源配置”，只有通過“勞動力交易市場”，“資源交易市場”，“資本交易市場”等形式來進行“調節與配置”了，因此“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完全占據了社會發展主導地位;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多種所有制經濟可以共同發展”，所以“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造成“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因為人民公社“集體勞動”，不能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不符合“初級階段”的特性，所以才有了“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分田單干;因為“國有企業“產權不清”，存在“效率低”、吃“大鍋飯”等弊端，所以才有了“現代企業產權制度”清晰化、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效率優先”與“打破大鍋飯”的“深化改革國有企業”;因為無法掩蓋“市場流轉”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對立競爭關系，為了避免“國有資產流失”，保障“國有經濟保值增值”，所以才有了“加強國有資產監管，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等措施。還有“保護個人知識產權”、“經濟全球一體化”、“與國際社會接軌”等等，都是按照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理論，來指導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理論，是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存在的基礎上，社會存在與實踐的產物，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活動表象，進行的總結與歸納，最終是為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服務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理論觀點，闡述社會經濟活動，表現出方法論的形式。而“私有制”經濟的立場本質，卻隱藏在經濟理論觀點的背后。任何方法論，都會因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主體與立場，即思考問題不同的角度)，而表現出不同的社會經濟活動意義。而這不同的意義，無法通過方法論的表現形式直接認識，必須用馬列毛主義的觀點來抽象認識本質，不懂馬列毛主義，即辯證唯物主義，就不能辨識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理論觀點的立場本質。而沒有世界觀的方法論，正是形而上學邏輯關系的表現形式。社會主義發展至今也沒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這本應在學習與批判蘇聯《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認真總結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實踐而產生，可惜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實踐被否定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怎么可能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存在的基礎上發現與發展呢?資本主義社會自產生以來，反抗“私有制”的斗爭行為，從來沒有間斷過，從早期的資本主義“反對剝削、反對解雇、縮短勞動時間”的大罷工，到現代社會的民主運動等等，社會主義“改革者”，不看資本主義社會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盲目認可資本主義實踐中產生的經濟理論觀點，“毫不動搖”、“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這樣又怎么能夠避免，因“私有制”經濟而產生的社會矛盾(階級斗爭矛盾)呢?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消滅私有制”的過程。如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經濟可以同私有制經濟，“共同存在、共同發展”，那么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就是錯誤的。按照“初級階段”理論，沒有人知道什么時候到了“消滅私有制”的階段，至少100年以上。而建國初期，毛澤東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對“私有制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創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對比看看我們社會，“改革沒有盡頭”，改革持續了三十多年，才進入“攻堅的深水區”，而“攻堅的深水區”又是什么內容呢?“改革者”從來不敢說。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攻堅的深水區”，除了共產黨的領導與一百多家大型國企，還有什么呢?一些人謊稱，是“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如果不是，那么是從哪里來的呢?“既得利益集團”從“改革開放”中得到的利益，它為什么要反對“改革開放”呢?看一看現實堅持“深化改革”的人，就知道什么是“既得利益集團”了，這正是生活中“賊喊捉賊”嘴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社會發展錯誤指導思想與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相結合”的產物;錯誤的癥結在于，混淆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對立矛盾性質。因為按照資本主義經濟理論進行的社會實踐，不符合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即不符合社會主義發展進步的原理，所以不能促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由原來的“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改到現在，僅剩一百多家大型國企，這不是事實嗎?因為私有制經濟發展壯大，現實出現了反映私有制經濟主觀意志的現象：“多元化”的全盤西化、多黨競爭制，歷史虛無主義，非馬列毛主義言論及行為;社會分歧增大，社會風氣低下，腐敗嚴峻，經濟下滑，勞資矛盾沖突加劇，“黃賭毒”的出現等等，黨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受到極大傷害，說明社會主義“改革者”執行“基本路線”，已經犯下了“歷史性錯誤”。

　　任何人也無法否定“改革開放”社會實踐產生的問題。而人們對社會“改革開放”的實踐效果，則存在不同的評價與認定。因為社會“改革開放”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與社會實踐，包含社會所有“客觀事物活動的表現”，這是任何社會永遠都存在的現象。其中“不同的客觀事物與活動表現”，只能根據各自范疇的客觀屬性，來分別認識，混淆在一起，是認識不清的。人們各自立場觀點不同，主觀認定“不同客觀事物與活動表現”的“實踐內容與效果”不同，因此評判標準也不同。正確的評判標準，理論上表現為事物本質與表現的必然邏輯關系，錯誤的評判標準，理論上表現為事物本質與表現的錯誤邏輯關系，從多種事物“共同存在”的表現中，甄別哪一個是社會本質內容的主要矛盾，哪一個是社會表現形式的次要矛盾，即辨識這些不同的評判標準，需用馬列毛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社會主義“改革者”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那么也只能通過社會主導力量所提倡的理論與政策的“自我矛盾性”來抽象認識了。

　　人們常說“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為指導，以中國的國情為基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相結合”。這只是理論上泛泛而言，暫且不說“馬克思主義”中存在正確、不完全正確、甚至少數錯誤觀點，需要區分與發展的問題，就“中國的國情”而言，理解也是不同的。無論是建國初期，“改革開放”初期，還是現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都有“中國的國情”問題，“中國的國情”是各個時期社會存在的表現形式，關鍵要害，不是認識這些“現實存在的表現形式”，而是如何改變“現實存在的表現形式”，即改造社會，解決問題。改變社會“現實”的認識，只存在于改進“社會存在表現形式”的抽象認識中，即指導社會實踐活動的主導思想。不同的“指導思想”，表現為改進社會“現實”不同的方法與途徑，它不僅是理論與意識形態的爭論，更重要體現在現實對立性的選擇上，因為現實選擇具有排它的唯一性，如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選擇方向具有唯一性。改進社會“現實”不同的方法與途徑，表現為指導社會發展不同的“思想認識”，因為“思想認識”抽象思維的特性，所以只能用馬列毛主義觀點來抽象認識。通俗的講：“就是現在怎么辦”，現實不同辦法的對立性選擇，就是“中國的國情”，本質是真假馬列毛主義的斗爭，僅在理論上泛泛而言，是不能揭示其中要義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7月22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六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會議審議通過了《貧困地區水電礦產資源開發資產收益扶貧改革試點方案》等文件。值得稱贊的是習近平總書記，選擇的方向是正確的，抓住了社會發展的“矮板”，但是采用的方法卻是錯誤的，因為沒有脫離“市場配置資源起決定性作用”、“價值規律”的束縛。貧困地區“資源開發”，首先要解決資金問題，而資金流動，必然遵守“價值規律”，沒有資金會主動向“效率低，收益小”的地區流動;即使有投機資金進行“投資”，主要“收益”歸屬“投資方”，也不能解決大多數人生產與生活的問題。期望用“資源開發”的“資產收益”來建立扶貧長效機制，是不能實現的。建立扶貧長效機制，即“解決大多數人生產與生活的問題”，只有違反“價值規律”，“強者扶持弱者”一條路，這是經濟學補矮板的“水桶原理”。“基本路線”與遵循“價值規律”，是根本方向的“戰略問題”，“扶貧”是局部選擇的“戰術問題”，靠正確的戰術，無法調整錯誤的戰略。習近平總書記，選擇的方向是正確的，方法不當，可以實踐中逐步調整，如果是調整方向的根本性舉措，那么促進社會主義發展的重大意義則完全不同了。

　　現實社會，資本主義經濟理論與意識形態，已經進入社會各個領域，一批具有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專家學者”，占據社會發展主導地位，一切社會活動，都是按照“價值規律”展開的。按照這樣的思路政策，根本沒有“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實踐途徑與方法。“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即“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唯一的途徑與方法。就是糾正錯誤的“基本路線”，回歸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發展路線，重新開辟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時代在發展，人民在進步。重新開辟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并不是簡單恢復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式，而是用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發展路線方針政策的“思想觀點”，對現實社會進行“改造”。或者說，重新開辟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核心關鍵是對“毛澤東主義”的理解與認識。“毛澤東主義”是社會主義實踐的結晶，是社會主義發展壯大的“靈魂”，是人類社會發展到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新成果，具有普遍真理的世界意義。(詳見2016年7月2日紅歌會網站，筆者《馬克思主義必然升華為毛澤東主義》一文)。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社會主義發展進步，是“人間正道是滄桑”的發展過程。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說明任何社會大多數人總是好的，否則社會早就走向衰亡了。毛澤東講過：“要相信依靠兩個95%”。社會上大多數人是樸素的唯物主義者，任何唯心主義都無法改變這個社會存在，但是社會存在形而上學觀點，因為形而上學觀點，混淆不同事物對立矛盾性質，顛倒對立事物與非對立事物的關系，以非對立事物的表現形式，掩蓋對立矛盾事物此消彼長的關系(發生過程)，往往占據社會發展主導地位，不易被多數樸素唯物主義者所認識，所以導致社會發展的“曲折”。要戰勝形而上學觀點，必須用馬列毛主義，即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它體現在現實社會發展不同指導思想與理論的斗爭中。真正掌握馬列毛主義，即懂得辯證唯物主義“對立統一規律”是少數人，如果多數人懂得，社會早就實現“共產主義”了。少數辯證唯物主義者，與社會主導的形而上學觀點作斗爭，全部的意義，在于促使大多數樸素唯物主義者，轉變認識，提高覺悟，正確的認識與力量發展壯大，清除錯誤的認識與力量，奪回社會發展主導權，形成廣泛的社會力量，以完成改造社會的行動。這是社會發展“對立統一規律”辯證發展的原理，即“階級斗爭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的道路。社會發展進步的首要前提，在于更多人的覺悟，而提高覺悟的途徑與方式，就是“積極開展現實社會發展不同指導思想與理論的斗爭”，因此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的哲學。共產黨是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產物，廣大人民群眾是共產黨存在的基礎，共產黨是帶領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力量與“先鋒隊”。共產黨之所以偉大，并不是因為政黨少數人多么優秀，也不是因為政黨不犯錯誤，而是少數“先進分子”犯了錯誤，政黨能夠改正錯誤、發展進步。能夠改正錯誤的原因，是因為無人能違背馬列毛主義揭示的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即無人能夠違背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違背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必將被人民群眾所拋棄。共產黨的偉大，體現在取得輝煌成果的背后，即廣大人民群眾支持與參加的社會基礎，或者說，體現在維護與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對立斗爭中。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不同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行為作斗爭，是“假共產黨”，也不偉大。沒有對立矛盾的斗爭，任何社會黨派團體及個人，都無法表現出自己的“特性”。中國共產黨輝煌的歷史，只能說明過去，不能說明現在與未來，未來的中國共產黨是否偉大，體現在現實維護與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對立斗爭中，體現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中，任何回避現實斗爭的選擇，都不符合社會進步規律，即“對立統一矛盾運動原理”。新生事物同舊事物在對立斗爭中發展成長，馬列毛主義同非馬列毛主義在對立斗爭中發展成長，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也是在對立斗爭中發展壯大的，這是社會發展進步不以人們意志而轉移的客觀規律。

　　歡迎批評與質詢

　　2016年8月30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