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對于我國思想理論界的一個錯誤傾向必須加以警惕，那就是把階級斗爭妖魔化。其表現是，視階級斗爭為洪水猛獸，自己不提階級斗爭，也不許別人提階級斗爭，一旦別人提出就大加撻伐，甚至別人一提階級斗爭他們就認為是 “以階級斗爭為綱”或是企圖干擾黨的基本路線等等。這種錯誤傾向的根源在于，不承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的存在仍然是一個基本事實。十八大新黨章在描述現階段的情況時指出：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HT〗否定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的錯誤傾向的產生，既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我國的影響有關，也與國際國內階級斗爭的大背景有關。它不單純是一個認識問題，更是一個關系我們黨與社會主義制度生死存亡的緊迫和現實的問題。妖魔化階級斗爭就是要否定人類社會階級斗爭的歷史，從而抹殺當下我國社會階級斗爭的存在，解除我們的思想武裝，造成意識形態混亂，使我們黨在西方“和平演變”戰略面前不戰而敗。必須破除把階級斗爭妖魔化的傾向，要從歷史與現實、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形勢等方面來考察階級斗爭問題，才能得出科學客觀的結論。
一、中華民族求解放、爭獨立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斗爭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20世紀人類歷史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遭受帝國主義列強長達百余年的侵略和壓迫，據統計，近代中國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約有343個(侯中軍：《近代中國不平等條約的標準與數目》，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5444167.html，2007年3月6日。)。
帝國主義侵略的實質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對落后國家和民族進行掠奪、殖民、奴役和壓榨，是在世界上居于統治地位的國家對落后國家和民族的暴力征服和奴役。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后，對他國的侵略就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向世界擴張的一種階級斗爭方式，因而被侵略國家人民反抗這種暴力征服和奴役的斗爭，不僅具有民族主義的性質，同時也兼具國際階級斗爭的性質，這種階級斗爭與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斗爭一起匯合成國際范圍的階級斗爭。正如毛澤東所言：“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毛澤東：《呼吁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的聲明》，《人民日報》1963年8月9日。)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與獨立的歷史，就是廣大中國人民(主要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與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進行不屈斗爭的歷史;而中國人民爭取獨立和解放的戰爭，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軍與得到帝國主義支持的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及其走卒之間進行的階級斗爭。沒有這種階級斗爭，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壯大，就沒有新中國的成立。總之，在帝國主義時代，落后國家的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國內階級斗爭的背后必定有著國際階級斗爭的較量。
從參與階級斗爭的主體來看，如果沒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參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法取得勝利的。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開篇就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頁。)正是由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確區分了敵我，即：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對當時中國社會各階級作了科學分析，才使我們能夠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和政策，從而戰勝日本侵略者，推翻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政權，最終取得勝利。總之，無論是從斗爭的階級性質還是從參與斗爭的階級主體來看，中華民族爭取解放和獨立的斗爭都是一場宏大的階級斗爭，誰否認這一點誰就是在玩弄歷史虛無主義的把戲。
二、新中國取得的成就離不開國際國內階級斗爭的大背景
列寧指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在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嘗試。”他們會“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戰斗”，力圖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2頁。)。和蘇聯一樣，新中國成立伊始就面臨著國內外敵對勢力的雙重進攻。從國內來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殘余勢力企圖推翻新生政權;從國際上來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勢力，不僅拒不承認新中國，而且還對新中國實行封鎖、包圍，妄圖以朝鮮為跳板進攻中國。這些都是事關新中國生死存亡的階級斗爭，所幸的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新中國不僅順利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改造本身就是尖銳的階級斗爭)，并且迫使美國帶領下的“聯合國軍”簽訂《朝鮮停戰協定》。
有了初步穩定的國內和國際環境，站穩腳跟的新中國開始進行規模宏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在這一過程中，雖然經歷了一些挫折與失誤，但是，沒有人能夠否認，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短短二十多年的奮斗，全國各族人民將貧窮落后、文盲眾多的舊中國，建設成為具有相對獨立的工業和科技體系、成人文盲率急劇降低、能夠制造“兩彈一星”和核潛艇的國家，人均壽命位居世界前列。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國際階級斗爭中堅決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的斗爭，使中國贏得了眾多亞非拉國家的擁護，在它們的支持下中國得以重返聯合國，壓縮了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打壓的空間。迫于形勢，美國也不得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這些在艱苦斗爭中取得的成就，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參見梅宏：《如何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后的兩個30年》，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19/c85037-20530313.html，2013年2月19日。) 曾備受凌辱的中華民族，經過長期的浴血奮戰才獲得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中國在推翻了“三座大山”、經歷“抗美援朝”和“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之后，才能以高昂的斗志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無論是民族解放、國家獨立還是民族復興哪樣能離開階級斗爭的大背景?否認階級斗爭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只能把我們今天取得的成就歸之于“神的恩賜”或帝國主義的所謂慈悲。可惜，這樣的神話從來沒有實現過。也就是說，沒有在國內國際階級斗爭中的勝利，新中國也難以立足，更沒有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
三、階級斗爭仍然是時代發展的主線之一
改革開放使中國駛上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但國內國際的階級斗爭并沒有離開我們的發展歷程。雖然說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但國內國際階級斗爭的暗流仍在一刻不停地涌動，不時攪動我國安定發展的大局。從國際上看，經過多年“冷戰”，在國際壟斷資產階級與蘇聯戈爾巴喬夫之流的里應外合下，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這是帝國主義終結社會主義的階級斗爭的一大勝利。雖然福山洋洋得意地宣稱“歷史的終結”，但西方并沒有就此止步，它們不會放棄繼續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中國、甚至不惜采取武力顛覆中國政府的戰略。
冷戰結束后，聲稱要向世界播種民主自由的美國卻是對外發動戰爭最頻繁的國家。民主自由既然是“普世價值”為何還需要用戰爭、用暴力的手段來散布呢?這只能說明帝國主義的“民主、自由”是與子彈和刺刀為伍的，是階級壓迫的借口和階級斗爭的手段。從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沖突到目前不斷升級的敘利亞危機、烏克蘭危機，還有持續不斷的中東戰事，這些都是以美國及其盟友為代表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為維持他們的世界霸主地位而進行的階級斗爭。
2008年爆發并不斷深化的全球經濟危機使資本主義制度的合法性受到嚴重質疑，馬克思的經典著作在西方熱銷，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不斷發生工潮、學潮、示威游行甚至騷亂，各國媒體不得不討論“階級斗爭又回來了”(Andrew Anthony, “Class war is back again--and British politicians are running scared”, 30 November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4/nov/30/class-war-is-back-again.)。2011年，美國爆發了一場美國人民反抗金融寡頭統治的階級斗爭——“占領華爾街運動”，雖然“占領華爾街運動”爆發不到兩個月就被警察強制清場，但它的意義是深遠的，無數人在這場階級斗爭中受到教育：資本主義并不是唯一的選擇，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因此，階級斗爭其實并不是“又回來了”，而是一直都沒有離我們遠去，只是在危機時刻以更加鮮明的形式在世界展開。
“八九風波”給我們上了深刻的一課，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釀造的大禍，但誰又能說它不是國際國內敵對勢力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而在國內開展的激烈階級斗爭的外在表現呢?好在黨中央果斷處置，贏得了這一回合的勝利。但西方并不會就此收手，他們在向我國施放煙幕彈的同時抓緊布置外圍戰場。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我們能夠感覺到諸如“意識形態的終結”“告別工人階級”等西方理論在我國學術界漸漸耳熟能詳，宣揚學術研究要遠離意識形態、“去階級化”(自然也就“去階級斗爭”了)的學者為數不少。從軍事上講，美國在我國周圍十幾個國家設立軍事基地，不時與我們的某些鄰國開展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軍事演習，不斷配合有關鄰國與我國發生摩擦，不斷鼓勵國內分裂勢力滋生事端、制造動亂。當然，美國針對我國的直接對抗也不少，如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1994年中美黃海對峙事件、1999年北約轟炸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五八事件”，2001年美國逼近我國領空制造“4·1”撞機事件，以及近年來中美艦機在南海發生多次對峙事件等等。美國這些行徑所埋藏的禍心與當年八國聯軍、侵華日軍沒有多少區別，唯一的區別在于，今日之中國不同于舊中國，也不同于伊拉克或南聯盟，不是隨便找個借口就能侵略的。于是，通過各種途徑遏制、削弱乃至搞亂中國，成為當下帝國主義的要務。他們一旦成功，中國必將失去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被列強欺凌的歷史也將重演。
我們的敵人是歡迎某些人妖魔化階級斗爭、同時希望我們放棄階級斗爭觀點的。蘇聯解體前曾發生過階級斗爭是否還有效的激烈爭論，當時西方使用種種或公開或隱蔽的手段，支持西化派，最終誘導蘇共拋棄階級斗爭理論，為順利瓦解蘇聯打下了基礎。在美國看來，階級斗爭理論是共產黨的牙齒，拔掉這顆牙齒，共產黨就變成了綿羊。難道這還不足以讓我們警惕妖魔化階級斗爭的錯誤傾向嗎?
四、只有正確對待階級斗爭問題，才能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階級斗爭這一概念是對社會(包括國內社會和國際社會)客觀存在的不同階級利益進行博弈、沖突和斗爭的抽象概括，它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在此就不一一贅述。自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們已經擁有了強大的國防和雄厚的經濟實力，這使我們可以在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下開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一些人給“階級斗爭”這個詞賦予了極其負面的想象。一提到階級斗爭，他們就馬上聯想到批斗、游街和整人。他們進而提出，重提“階級斗爭”必然會導致“以階級斗爭為綱”。但是這個邏輯并不成立，就好像一提到菜刀，人們想到的是做飯，而壞人才會想到殺人。進一步說，承認階級斗爭的存在，就好比承認菜刀的存在，而不能為了避免壞人由此聯想到犯罪，而將天下的菜刀都收藏起來。對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我們黨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已經果斷地停止使用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了，并且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但我們黨一直強調，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是長期存在的，這表明，提階級斗爭與“以階級斗爭為綱”完全是兩回事，混淆這一點，不是故意就是糊涂。
有人擔心，重提階級斗爭必將危害國內的維穩大局。其實，維穩本身就是一場階級斗爭，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與危害社會穩定、危害社會主義事業、危害祖國統一的敵對分子的斗爭。所以說，當前提階級斗爭為的是從理論層面，從認識論、方法論的角度提高全黨對階級斗爭的認識和理解，使我們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正確對待、理解和把握階級矛盾，從而找到解決不同形式階級矛盾的方法和途徑。
有人認為，重提階級斗爭是在對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正確路線，是違憲的。殊不知，《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已經明確指出：“為了正確地貫徹解放思想的方針,黨及時地重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廢的原理，并指出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階級斗爭仍在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的基本事實。”可見，我們黨已經明確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但并未否認階級斗爭的存在。關于所謂的違憲問題，我國憲法序言指出：“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斗爭。”(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http://www.gov.cn/test/2005-06/14/content_6310_2.htm。)因此，否認階級斗爭才是破壞黨的正確路線，才是在解構和架空憲法。
有人以為，提出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就是試圖開展階級斗爭。這完全是一種幼稚的思維，因為其邏輯是階級斗爭是人為制造的。但人們為什么要“制造”階級斗爭呢?如何才能消滅這種人為“制造”階級斗爭的欲望呢?按照這種邏輯不僅不能解釋階級斗爭為什么會存在，也解決不了消滅階級斗爭的問題，只會讓自己糊涂，使敵人竊喜。我們提出不可忽視階級斗爭是為了科學地對待階級斗爭，而非“開展階級斗爭”，這完全是兩碼事。國際國內形勢客觀上要求我們科學地認識階級斗爭，這里所涉及的是方法論和認識論的問題，涉及的是如何用馬克思主義科學認識、處理階級矛盾的問題。
激烈反對提出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的莫過于企圖西化、分化、私有化中國的國內外敵對勢力了。君不見在互聯網等新興媒體上，“公知、大V”們紛紛提出資產階級憲政方案，鼓吹全民國家、全民黨，把西方社會美化為沒有階級分化的“和諧社會”，但卻營造虛假輿論抹黑自己的國家和執政黨，主要手法如下：以“揭露史實”的方式抹黑丑化黨的歷史，妖魔化共產黨的領導;利用“文革”“大饑荒”等問題攻擊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歷史，進而瘋狂栽贓我們的黨和領袖;編造虛假信息煽動群眾與黨和政府對立，全面丑化和詆毀中國人民;離間民族、城鄉關系;利用突發事件蒙蔽不明真相的群眾懷疑黨和政府的治理能力、政治信譽;為漢奸地主賣國賊正名、詆毀革命先烈等等(宋麗丹：《維護移動網絡時代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紅旗文稿》2015年第6期。)。大批網絡水軍彼此呼應，除了熱捧“公知”們的高談闊論外，還把社會上出現的極個別負面現象擴大為整個社會問題，把官員、城管、醫生、教師和國企職工等體制內群體作為重點攻擊對象(原因很簡單，他們代表著社會主義體制，妖魔化這些群體就等于妖魔化了體制)。這些行徑在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并把問題巧妙地導向政治體制“改革”上來：中國社會需要徹底變革，但這只能靠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輿論壓力面前一些黨組織和地方政府顯得不太堅定、果斷，給社會治理帶來極大挑戰。積極開展“階級斗爭”的難道不正是這些反對“階級斗爭”的人嗎?他們從事的不正是企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搞垮共產黨領導的階級斗爭嗎?我們共產黨人必須堅持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這才是對稱性斗爭，不能自己放下階級斗爭的武器而被敵人斗爭。
習近平總書記說：“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我們治國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絕不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參見劉世軍：《中國政治學研究新時代的到來》，《文匯報》2014年6月30日。)
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本身就包含階級斗爭的內容，這里主要指四項基本原則中的內容，即：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內容哪一項不是我們黨在長期的階級斗爭中得出的經驗總結?必須繃緊階級斗爭這根弦，而不是放松，因為階級斗爭的存在是常態，因而必須從戰略上予以重視，而不是棄之不管，否則會給敵人以可乘之機，最后迫使我們不得不進入“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特殊時期，如：戰爭或社會動蕩。
五、如何在新形勢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列寧提醒我們，不能把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之點僅僅看成是階級斗爭。因為階級斗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而且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斗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可能還沒有走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圈子。如果用階級斗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頁。)。所以，那些千方百計妖魔化階級斗爭的人，其真正目的是要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僅僅強調階級斗爭不能放松是不夠的，我們還要立足于在新形勢下更好地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我國憲法指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
首先，必須通過社會主義法制實施民主與專政。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以及市場經濟關系在各個領域的延伸，市場各主體之間要求以法律關系明確權責關系。社會主義法制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化、法律化。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任何與之相抵觸的東西都是無效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維護和遵守憲法是前提，在這個前提下從事不違反法律的行為才是合法合理的。蘇聯解體的教訓之一就是，在戈爾巴喬夫的推動下蘇聯取消了憲法第六條關于蘇共領導地位的規定，“憲法第六條取消了，這就像一座大廈的頂梁柱一樣，把頂梁柱抽掉了，國家這座大廈也就倒塌了”(李慎明等：《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俄羅斯人在訴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9頁。)。就當代中國而言，堅持憲法、維護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才是避免國家分裂、社會動蕩的決定性因素。
其次，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古今中外無數階級對抗都表明一個真理：社會兩極分化即階級分化是社會矛盾不斷、階級沖突不斷的根源。即便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為后盾暫時制止了階級沖突，也不過是使階級沖突在下一次以更深的程度和在更廣的范圍發生。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西方學者也認為，兩極分化容易引起社會階層的對立、社會動蕩，因而也倡導通過二次分配等手段降低貧富差距，但效果極其有限。
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最新的研究表明，近幾十年來，西方不平等現象已經擴大，并且會變得更加嚴重。他在2014年西方最暢銷的經濟學著作《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如果最上層的10%占有年產出的90%(與財富分配一樣，最上層的1%占有50%)，革命就可能發生。說到資本所有權，這樣高的集中度早已成為政治嚴重緊張的源泉，用全民公投通常難以調和。”(新華國際：《19世紀的“拼爹資本主義”在21世紀重現?》，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02/c_126701660.htm，2013年2月19日。)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發生，勞動人民在艱難謀生之余，強烈抗議不平等的階級秩序，此起彼伏的抗議活動在西方社會屢見不鮮。倘若這些抗議活動發生在中國，造成的危害將更甚于西方，因為我們尚無法對西方的階級斗爭實施影響，而西方則可能利用中國的抗議活動搞亂中國。當下我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而我們要發展和解放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但生產力發展的成果要更多地惠及勞動者，就不能重復資本主義的老路，而是靠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來實現合理的初次分配，從根本上改變在生產發展的同時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現代性”悖論。
人民民主專政強調的是對敵人的專政、對人民的民主。最重要的民主是什么?是經濟民主。在資本主義國家，形式上雖然實行的是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但是由于生產資料被資產階級所壟斷，沒有“經濟民主”的“政治民主”對人民而言不過是空頭支票而已，競爭性政治的贏家只能是在大資產階級內部產生。在社會主義國家，為維護人民的經濟民主進而保障人民政治民主的實現，我們必須大力發展公有制企業，在微觀上，可以給普通勞動者提供在私有經濟部門不可能享有的福利，在實踐中兌現人民的經濟民主權利;在宏觀上，可以壯大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基礎，壯大我們對敵對勢力實行專政的物質和文化基礎，保障人民的政治民主權利不受侵犯。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更好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才能避免大規模階級斗爭在我國重演，從根本上斷絕“以階級斗爭為綱”局面出現的可能性。
世界是充滿矛盾的，也是辯證的，害怕、逃避斗爭不僅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還有可能將矛盾激化，擴大斗爭的范圍和程度，當前只有認識和把握階級斗爭的客觀規律，破除把階級斗爭妖魔化的錯誤傾向和認識，堅持人民民主專政，解決我們面臨的各種矛盾，才能更好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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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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