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工作者，為什么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個問題很明確，一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深刻揭示新聞本質規律的一門科學;二是我們黨的性質所決定的。從中國共產黨成立那天起，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后來，隨著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我們黨又形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偉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以及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馬克思主義最新理論成果，并被寫進了黨章。新聞事業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新聞工作者，應該也必須學習了解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基本觀點。學習和了解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做好黨的新聞工作必須具備的理論基礎。
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不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思想家、而且是偉大的無產階級報刊活動家。馬克思、恩格斯先后主編或辦過《萊茵報》、《新萊茵報》、《前進報》、《人民報》等;列寧創辦或主編過《火星報》、《無產者報》、《曙光》、《生活》等報刊;毛澤東親自創辦或領導創辦了《湘江評論》、《政治周報》、《共產黨人》、《解放日報》、《人民日報》等眾多黨報黨刊。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報刊實踐活動，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理論觀點和基本原則的重要來源，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新聞事業的階級性觀點
新聞事業(包括報紙、通訊社、廣播、電視、新聞電影、網站等等)到底是一種什么東西，怎樣認識它的基本性質，這是新聞學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馬克思主義新聞學認為，在存在階級的社會里，新聞媒體在傳播新聞的過程中，總要做某個階級、階層、黨派、集團的喉舌。這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1849年2月在《新萊茵報審判案》一文中說：無產階級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毛澤東1957年5月18日說：“根本問題是新聞本來就是有階級性的。新聞的形式并沒有階級性。但是，問題在于內容，表現什么思想、什么主題、什么傾向，贊成什么、反對什么，這就有階級性了。報紙同政治關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編排，就表現記者、編輯的傾向，就有階級性、黨派性了”。胡錦濤2002年1月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講話，再一次明確指出："我們的新聞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
新聞老前輩、新聞教育家甘惜分認為，“根據多年來對國內外新聞界實際狀況的觀察，得出一個看法：新聞事業是社會輿論工具，這個社會輿論工具帶有強烈階級傾向，因此可以簡單地把新聞事業稱之為階級輿論工具”。這一點，應該不難理解，因為新聞機構一般都掌握在一定階級、政黨、政治集團或政治代表人物手中。而包括國家在內的政黨、政治集團本身就是階級的產物。剝削階級的新聞事業總是為剝削階級利益服務，人民的或具有進步傾向的新聞事業總是在不同程度上為人民的事業服務的。世界上絕沒有對各階級一視同仁，為所有階級服務的新聞機構。也許有人會說，國外允許私人辦報，應該沒什么階級性。這一點，用毛主席的一句話就可以回答。他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一個人就是無黨無派，但他總會自覺不自覺地表達出自己的階級屬性。
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機構五光十色，光怪陸離，但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這一點上，它們是一致的。當權者對于與現存社會制度為敵的新聞機構總是千方百計地加以鎮壓與迫害。這種鎮壓與反鎮壓、迫害與反迫害、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充滿了近代和現代新聞事業史。這從我們黨創建發展史和黨的新聞發展史可見一斑，當年國民黨反動派對所謂“赤色宣傳”視如洪水猛獸，他們對革命進步報刊竭力封殺，對創辦者逮捕、砍頭，就是對他們批準創辦的報刊也是嚴格審查的。歷史經驗證明，任何當權者(政府)都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維護現存社會制度的。如果不從階級性上考察這種現象，這種歷史現象就不可理解。
資產階級只占人類的少數，同勞動大眾的階級利益是對立的，資產階級新聞媒體為了使自己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新聞報道能為廣大受眾接受，極力否定新聞媒體的喉舌性質，掩蓋自己作為資產階級喉舌所起的作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以及人民大眾的新聞媒體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人民群眾說話，不需要掩飾自己，而是明確指出不同階級新聞媒體作為不同階級喉舌的作用，公開承認新聞事業的階級性，承認自己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并自覺按照黨和人民的要求進行新聞報道。在西方，資產階級新聞學普遍否認新聞的階級性，但是有的學者也是承認的。美國新聞學家本·巴格迪坎指出，新聞報道的每一個環節，例如，客觀環境中有無數事件，到底報道哪個，不報道哪個?其處理都涉及到基于價值觀念上的判斷。西方統治階級和新聞實踐表明，他們同樣把新聞報道作為推行政策的輿論工具、宣傳工具。
有人說，現在不是沒有階級斗爭了嗎?看看《黨章》就知道，共產黨從來沒有說過階級斗爭消滅了。在我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雖然沒有了疾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但是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還會長期存在，有時甚至會激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等于我國的階級斗爭已經熄滅。在我國，剝削階級的影響仍然存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還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起作用。隨著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新的剝削分子仍在產生，他們從經濟基礎上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帶來影響。還有各種刑事犯罪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以及國外敵對勢力的破壞和搗亂。他們無時無刻不在通過物質的和精神的手段對我國進行西化和分化，妄圖使我國脫離社會主義軌道。這就是說，我國階級斗爭依然存在，只不過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更多的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國新聞事業作為黨和人民的喉舌，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必須保持高度的警覺和政治敏銳性。世界上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階級性質根本沒有改變，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階級性質也沒有改變。資產階級用資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來觀察社會，無產階級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來報道和評論社會，過去如此，今后也還是如此。
從新聞報道的實際操作來看，也是有其強烈思想性的。同樣的一件事，作者的觀點不同，寫出來的新聞報道也不同，甚至帶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傾向性。一般說，關于社會問題的報道，傾向性明顯一些，關于自然現象的報道，傾向性要小些罷了。資產階級新聞學說，標榜自己是純客觀的報道，否認新聞事業的階級性，抹殺人類原始信息交流與現代傳播的本質區別，完全是騙人的謊言。美國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他們說“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本身就是一個大謊言，以編造謊言來為侵略戰爭制造輿論。這那里體現出一點點純客觀?同樣，朝鮮和韓國兩個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對壘和輿論戰也證明了這一點，韓國為了丑化、妖魔化朝鮮，經常發布關于朝鮮的一些新聞，其中很多是道聽途說，甚至是編造的謊言。如，張成澤是被群狗咬死，金正恩妻子李雪主因為淫亂被投進監獄。等等。這樣，最終損害的只能是他們新聞機構的信譽和他們所標榜的所謂新聞自由。
這些年來，一些超階級的新聞觀點對我們的新聞隊伍帶來一定的腐蝕和影響，如，一些公知、學者提出新聞媒體是“大眾公器”、“報紙商品論”等，抹殺新聞事業的階級性。有人認為，現在是市場經濟了，新聞應按照商品流通的規則生產和消費，"按等價交換原則進入市場"，認為"有償新聞"符合等價交換的市場經濟規則，是合理的。在這里，我們首先應該搞清楚，中國的市場經濟前面是有定語的，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基礎上的市場經濟，不是要照搬西方經濟和政治制度。第二，關于報紙的商品性。不可否認，報紙確實是商品，它和其他商品一樣，通過市場流通過程到達購買者手中，從報紙的經營管理來看，報紙要改善經營，降低成本，增加利潤等，也和普通的工商業相同。但它還具有意識形態屬性，是精神產品，是特殊的商品。資產階級報紙為了賺錢，特別注意商業化，追求利潤，但他們的編輯記者報道消息和發表評論，放在第一位來考慮的仍然是政治。一張革命的進步的報紙，對讀者將發生很大的鼓舞作用，對整個社會可能發生了不起的推動作用;而一張反動的報紙，將把人們拉向后退。這些好的或壞的報刊所起的作用，能夠用幾分錢來衡量嗎?如果片面理解市場需要，那么辦一張低級下流的報紙，是會大有銷路的，因為它很能滿足一些人的需要。但這顯然不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總之，新聞事業是一種輿論工具，是階級的輿論工具。承認不承認新聞事業的階級性是無產階級新聞觀與資產階級新聞觀的根本區別之一。
二、新聞事業的黨性觀點
什么是黨性?首先，政黨是階級的產物。而黨性是階級性最集中的體現。無產階級新聞事業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無產階級新聞事業體現無產階級政黨的黨性。
17世紀40年代，歐洲逐步形成兩個敵對陣營，一個是維護封建貴族統治的保皇派，一個是代表資產階級、新貴族、自耕農和城市平民利益的議會派。黨派性報刊也開始出現。到19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西方黨派報刊的重要性逐步消弱，代之而起的是私人辦的商業性報刊。這些報刊的黨派性淡化，但階級性依然是十分強烈的，表現在千方百計維護資本家利益，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堅持反對社會主義思想和立場。列寧總結了無產階級出版事業，包括新聞工作的經驗，提出了包括報刊在內的寫作事業的無產階級黨性原則。
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黨性原則經常受到資產階級新聞學的攻擊，說講黨性就會不公正.不客觀，不獨立，不自由。而他們都是又公正，又客觀，又獨立，而且絕對自由。這種爭論一直不斷。應該說，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在反對封建專制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進步的意義。但這些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只是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這一前提下的有限的言論自由。列寧深刻指出，“在以金錢勢力為基礎的社會中，在廣大勞動者一貧如洗而一小撮富人過著寄生生活的社會里中，不可能有實際的和真正的‘自由’”。一些人宣揚的所謂“社會公器"、“新聞商品化”、"第四權力"等觀點，實質是在否定新聞的黨性原則，否定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無產階級的新聞自由是絕大多數人的自由。當然，任何自由都是相對的，自由從來都是一個階級性的概念，一個階級的自由總是以另一個階級的不自由為條件，從來就不存在普遍的、對各階級的一視同仁的自由，一旦所有的人都自由了，那就實現了共產主義社會，自由問題也就不存在了。
新聞前輩甘惜分對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黨性做了概括。他說：“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新聞學的論述和我黨新聞工作的豐富實踐經驗，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黨性應作如下理解：“堅定地宣傳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觀察一切社會問題的思想武器;正確宣傳黨的路線和政策，保證政治上與黨中央的一致;在對待任何問題時，從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利益出發;與一切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黨的傾向作斗爭;在組織上嚴格服從黨的領導”。
一是堅定地宣傳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觀察一切社會問題的思想武器。思想輿論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其他階級必然去占領。要用馬克思主義去占領思想文化陣地，無論寫新聞報道或作評論，都要貫徹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和解釋一切社會問題。我們的革命導師們就是這樣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捍衛自己所主持的報紙的思想性，寧可停刊，也不放下自己的思想旗幟。列寧說過，“我們不打算把我們的機關報變成形形色色的觀點的簡單堆砌，相反地，我們將本著嚴正的明確方針辦報。一言以蔽之，這個方針就是馬克思主義”。
二是正確宣傳黨的政策，與黨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我們黨歷來重視全黨的團結統一。奪取政權以前，我們赤手空拳，所依靠的就是思想和目標的一致。如果我們內部四分五裂，就會自行抵消力量，使革命造成損失或導致失敗。黨的新聞工作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思想與行動，如果在政治上同黨唱對臺戲，勢必造成群眾的思想混亂。我們黨過去多次發出統一全黨宣傳口徑的指示，毛主席還親自修訂過五一勞動節宣傳口號，撰寫過新年獻詞或評論文章，這都是出于統一黨的思想的深謀遠慮。改革開放后，一些人鼓吹“指導思想多元化”，企圖消弱和取消黨對媒體的領導。有的報刊，尤以南方某報系為代表，竭力鼓吹西方所謂“普世價值”、“民主憲政”等，甚至公開宣揚“告別革命”，歪曲黨史、國史，詆毀民族傳統文化，妖魔化革命領袖和民族英雄。這種所謂的標新立異，嚴重導致人們的思想混亂，也自然受到西方敵對勢力的吹捧。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期間，唯一指定專訪媒體是這家媒體，這家媒體甚至故意制造事端，在報紙“開天窗”，譏諷中國沒有“新聞自由”，以獻媚西方敵對勢力。某報系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媒體，這樣做是跟誰對著干不言自明。
三是對待一切問題都要考慮黨和人民的整體利益，防止片面性和形而上學地觀察問題。新聞報道要有全局意識、大局意識，不能只顧轟動效應，不顧社會效果。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把握不好就會出亂子。2008年，國防部發表《中國國防白皮書》，其中有一段話，“中國主張所有核武器國家明確承諾全面、徹底銷毀核武器，并承諾停止研發新型核武器，降低核武器在國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結果，被一些媒體錯誤解讀，有的媒體報道居然用了這樣的標題：《中國宣布停止研發新型核武器》。結果，引起國內外強烈反響，外國人不信，中國人吃驚，這不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裝嗎?后來不得不請軍事專家出來澄清：這是中國主張，而不是政策。這是典型的斷章取義，沒有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大局上考慮問題，反映了一些媒體缺乏應有政治素質和對問題的判斷能力。
四是與各種錯誤和反動的思想作斗爭，這是黨報戰斗性的體現。在這方面，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是我們的榜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有著豐富的革命宣傳活動實踐。當他們發現報紙的政治傾向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軌道，就進行堅定的斗爭。列寧一生的很多政論文章和著作，都是為批評黨內外的錯誤傾向而撰寫的。這種堅定的黨性立場確是我們的典范。我們黨為了捍衛黨和人民的利益，也曾與形形色色的思想進行過多次斗爭，井岡山時期，毛主席同左的或右的機會主義進行了堅決斗爭，也曾三起三落，被多次罷官。作為共產黨人，羞于提共產主義理想是很不正常的。習近平把理想信念比喻為共產黨人的“鈣”，缺了這個“鈣”，就會成為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者。習近平指出：在宣傳思想領域，我們不搞無謂爭論，但牽涉到大是大非問題，決不能含糊其辭，更不能退避三舍。不能用不爭論、不炒熱、讓說話為自己的不作為開脫，決不能東搖西擺，左右迎合!在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政治斗爭中，所有領導干部都不能做旁觀者。
五是在組織上服從黨的領導。除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要講黨性，還必須有組織上的保證。列寧說：黨的出版事業是黨的整個事業的一個組織部分，是這個事業的齒輪和螺絲釘，因此必須置于黨的領導之下。我們黨對新聞事業有一個好傳統，就是黨的一切宣傳部門都在黨的統一領導下進行工作，不容許鬧獨立性的現象發生。這樣就有助于全黨的思想統一和行動統一，有助于把全黨力量團結起來，捏成一個拳頭，投入一個共同的事業中去。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反對兩種傾向，一種是擺脫黨的領導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另一種是某些領導片面強調集中，忽視新聞工作自身的規律，對黨的新聞宣傳工作干涉過多，沒有注意在政治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充分發揮黨的新聞工作者的積極性和獨創性。1957年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報紙是要有領導的，但領導好壞要看客觀效果。群眾愛看，證明領導得好;群眾不愛看，領導就不那么高明吧(見1980年5月26日《人民日報》)。由此可見，只有正確的領導才能增強新聞事業的黨性。
三、新聞事業的人民性觀點
黨的的新聞事業是屬于人民的，是人民的新聞事業，為黨負責和為人民負責是一致的。對人民負責是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黨性應有之意。我們的一切宣傳都是為人民服務，都是關于人民的生產、生活、學習、工作以及他們的前景的宣傳，目的是教育人民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黨除了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而奮斗這一崇高目標之外，沒有其他私利。
作為人民性的體現，我們黨的新聞機構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都是公共財產，不是某個人的私產。在我國，不允許私人辦報、辦臺。但是，隨著互聯網等新媒體的發展和市場經濟發展，出現了新的巨大變化，黨媒一統天下的格局已經被打破。大量私人資本介入新媒體，而且有大量網站被外國資本控制。他們會不會利用新媒體，傳播自己的價值觀，這是不容質疑的。
目前，黨對這些新興媒體的管控能力還十分薄弱，互聯網上的輿論也是非常雜亂。這是黨的新聞事業必須面對的一個嶄新課題。習近平同志高瞻遠矚地指出：“現在，互聯網等新媒體快速發展，如果我們不主動宣傳、正確引導，別人就可能先聲奪人。”他說，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有同志講，互聯網是我們面臨的“最大變量”，搞不好會成為我們的“心頭之患”。我國網民有近6億人，手機網民4.6億多人，其中微博用戶達到三億多人，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不看主流媒體，大部分信息都是從網上獲取，必須正是這個事實，加大力量投入，盡快掌握這個輿論戰場上的主動權，不能被邊緣化。在互聯網這個戰場上，我們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系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
從人們熱衷互聯網現象，也可以從另一側面說明，我們的傳統媒體做的很不夠。一些媒體習慣于從領導的角度，從上而下地把黨的政策、黨的意圖往下灌，而不善于從群眾的角度，從群眾的要求出發，自下而上地反映群眾的呼聲，把我們的新聞事業辦好，為人民所喜聞樂見。這可能是一個關鍵性的原因，值得認真研究。毛主席說：“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這是1948年4月對《晉綏日報》編輯部人員談話時說的。這個談話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因為在那以前的時期，我們的報紙曾經有過一種偏向，刊登來自各方面的新聞，而對于當前黨的領導的實際工作，對黨的路線和政策卻宣傳不力，甚至把黨的政策加以保密，不向群眾公開宣傳。毛澤東堅決糾正了這種偏向，使黨的報紙同黨所領導的實際工作之間的聯系大大密切起來。但是，報紙也必須及時反映群眾的要求、愿望、情緒、呼聲。馬克思說，報刊是有聲的、人民思想感情的表達者，它生活在人民當中，和人民共患難，同甘苦，齊愛憎，它把在希望與憂慮之中從生活那里傾聽來的東西，公開地報道出來，并作出自己的判決。馬克思又指出：“人民的信任是報刊賴以生存的條件，沒有這種條件，報刊就會完全萎靡不振。”列寧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要求工人為報紙寫稿，沒有這種來自人民的材料，黨報就一文不值。
獲得人民的信任，得到人民的支持，人民喜聞樂見，這是我們新聞事業發展的根本問題。現在搞新聞戰線“走轉改”，就是要堅持貼近群眾、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要警惕把黨報辦成“官報”，實際上一些黨報已經變成了“官報”，令人擔憂。黨報應充分反映人民的呼聲，讓人民充分發表意見，使黨報成為人民自己的講壇。要歡迎人民利用新聞媒體，對黨和政府的工作、對干部進行批評和監督。黨報作為黨和人民的喉舌，應當抓大的問題，抓當前迫切尖銳的問題，不要逃避問題，不要繞開矛盾走，不要人為地為自己設置“報道禁區”。這樣，報紙就會有人看，愿意看，以至必須看，報紙的威望就會大增。
四、新聞事業的真實性觀點
對事實負責，是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黨性要求之一。一張滿紙荒唐言，充滿假、大、空的報紙，是根本談不上無產階級黨性的。對事實負責，就是要求真實地反映現實。如果離開了真實性這一最起碼的要求，新聞也就不成其為新聞了，新聞事業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新聞不同于文學。文學創作是一種藝術創造，作家經過對現實生活的深刻觀察，從其中采摘典型材料，然后，在此基礎上，塑造出典型的藝術形象。這種典型的創造，是允許藝術虛構的，是提倡藝術虛構的，沒有虛構，就不可能產生生動感人的、概括了時代精神的藝術形象。新聞卻完全不同。新聞只記錄現實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人，是可以按街道門牌號碼找到人的;事，是確有其事，包括細節也來不得半點虛假。這樣的新聞才有人相信。文學不能用新聞去代替，同樣，新聞也不能用文學來代替。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
馬克思說過，要根據事實來描寫事實，而不是根據希望來描寫事實。而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一生都在與資產階級報紙造謠伎倆作斗爭。毛澤東同志也指出，反攻敵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辯論，而是“請看事實”。周恩來同志也說“只有忠于事實，才能忠于真理”。在延安時期，《解放日報》發表過專門的社論《新聞必須完全真實》，并為新聞的真實性開展過反對“客里空”的運動。但是，在新聞的真實性問題上，由于每個人的覺悟和素質不同，或者采寫新聞報道的動機不純，在新聞實踐中，虛假的東西還是不斷出現、后繼有人。如大躍進時期，我們的媒體曾出現過嚴重的“浮夸風”，這是深刻的教訓。直到今天，虛假的報道也是時有發生，甚至有的采編人員故意制造假新聞，以謀取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嚴重損害黨的媒體形象。
出現這些虛假新聞的根本原因，其根子還是在作者的思想作風、工作作風、職業道德、甚至是個人品質上出現了問題。立志修史是我國歷朝歷代的一個傳統，古人就非常強調“史德”：“其言直，其事核，不隱惡，不溢美”，這都是值得我們后來人學習的。我們作為黨的新聞工作者，不能連古人都不如。在真實性問題上，馬克思主義態度是，透過現象看本質，有喜報喜，有憂報憂，總之，說真話，不說假話，反映真相，不反映假相，這是黨報應遵循的原則。江澤民說："新聞的真實性，就是要在新聞工作中堅持黨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們坦率地指出新聞工作的階級性和黨性原則，因為我們新聞工作的階級性和黨性，同新聞的真實性是一致的。"
以上四個方面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最根本的觀點。幾個基本觀點之間又是相互交錯、互相關聯的，要聯系起來加以理解，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新聞工作者掌握了這些基本觀點，才會明確黨和人民的新聞工作的大方向，增強自覺性，減少盲目性，少走彎路，少犯錯誤。
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90多年的光輝歷程，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理論。比如，毛澤東同志關于新聞事業意識形態屬性即階級性的論述，關于新聞事業黨性的論述和“政治家辦報”的原則;關于新聞必須真實、實事求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論述;關于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群眾路線的新聞思想;關于報刊宣傳的組織、鼓舞、批判、監督等功能的論述;關于新聞工作者政治素質、業務素質的要求等等，都是我們新聞工作者應該學習掌握的基本知識。
來源：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中國思想政治工作與群眾路線教育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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