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爆發至今的國際金融危機引發了眾多學者對危機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近期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的新書《21世紀資本論》可謂向深陷危機泥潭的西方國家投放了一顆重磅炸彈，引發經濟學界和思想理論界的強烈震動。皮凱蒂是巴黎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長期從事不平等問題研究，該書英文版于2014年2月出版后短期內銷量就超過30萬冊，成為亞馬遜網站的最佳暢銷書。哈佛大學出版社成立101年以來，從來沒有一本書在面世第一年即賣到10萬冊，《21世紀資本論》創造了出版史上的空前紀錄。《經濟學文獻》稱贊此書是“過去幾十年經濟學領域最好的一本著作”，《紐約時報》評論的標題是“(皮凱蒂的書與)斯密和馬克思一比高下”，《經濟學人》雜志稱其“勝過馬克思”，《商業周刊》則驚呼“經濟學的風暴要來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一個月內寫了四篇評論文章，并稱該書引發了“皮凱蒂狂熱”。
《21世紀資本論》的主要觀點
那么，《21世紀資本論》一書到底提出了什么觀點，會受到如此熱捧?
第一，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增加而非減少貧富差距。本書運用西方發達國家(主要是法國和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1700-2012)在收入、資本、人口、增長率等方面的歷史數據，加上德國、美國、加拿大、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的經驗數據，分析收入結構中勞動和資本的分成比例，發現了“不平等的結構”，認為不平等在資本主義歷史上長期存在、根深蒂固，并不會隨著經濟增長而得到解決。
第二，所謂的“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理論，即認為收入差距會隨著經濟增長的過程出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從歷史上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二戰后前30年的確出現了收入差距的下降，仿佛是經濟增長達到一定水平之后自動產生的結果。皮凱蒂的研究推翻了這一觀點。他認為，戰后前30年的經驗在資本主義歷史上是個特例，是兩次世界大戰爆發和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大危機和大蕭條迫使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大規模再分配政策的結果。隨著撒切爾和里根等保守勢力的上臺，發達資本主義再次回到不平等程度持續惡化的長期趨勢中。所以，這本書有力地批判了經濟增長會自動解決分配問題的主張。
第三，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是決定收入差距的根本因素。皮凱蒂指出，在不平等問題上長期存在兩個“忽視”：一是片面重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忽視資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片面重視工資差異對收入分配的影響而忽視利潤、利息、紅利等資本性收益帶來的影響。這兩個“忽視”的結果就是資本家躲在幕后，遠離不平等問題的矛盾焦點，反而將技術人員、辦公室職員、普通管理人員等推到前臺成為口誅筆伐的對象。皮凱蒂用數據進一步指出，收入越高，收入中資本性收益的比例就越大，最富有0.1%的人的收益中資本性收入占有絕對優勢;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收入占國民收入的份額會越來越高，由于資本性收入的分配更為集中、資本分配比工資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更高，因此，資本收入占比的長期上升也就意味著整體收入分配將越來越不平等。此外，西方社會還正在向“世襲資本主義”回歸，在“世襲資本主義”時代，經濟的制高點不是掌握在有才華的個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
第四，在全球范圍內對財富征稅是解決貧富分化的主要手段。皮凱蒂指出，無論是教育、醫療還是社會保障，福利國家制度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富差距問題。那么，究竟如何解決不平等問題呢?皮凱蒂認為，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與過去30年不平等程度的嚴重惡化密切相關：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而大多數人需要舉債生活，債務膨脹與監管的缺乏使金融市場越來越不穩定。然而，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并沒有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沉痛打擊富人的資本。危機爆發短短幾年之后，10%最富有的人所占收入的比重就得以恢復并繼續上升。因此，皮凱蒂建議各國聯合起來實行累進式財產稅，征收相當于財富總額15%的資本稅，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稅提高到80%左右。
《21世紀資本論》的啟示
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用大量翔實的數據證明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日益加深，為眾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和其他持類似觀點的學者如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及保羅·克魯格曼等提供了數據上的支持。皮凱蒂在書中所提出的不平等的產生原因及其解決方法、對西方經濟學和資本主義制度進行的深刻反思，也為中國經濟發展道路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走向何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1.貧富差距已經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西方國家經濟形勢持續惡化并仍未走出泥潭，而貧富差距正是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正如“占領華爾街”運動示威者打出的標語“我們是99%”所示，當代西方國家已被“1%的人所有、所治、所享”，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造成社會矛盾尖銳化且沖突不斷，危機后西方國家的應對措施并未試圖縮小貧富差距，注資救市、減稅及削減福利開支等舉措甚至進一步擴大了貧富差距，這也成為西方國家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
2. 貧富差距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解決這一問題。
貧富差距是隨著經濟發展自然而然出現、并隨著發展水平的進一步提高而逐漸縮小并最終消失，還是某一特定經濟制度的必然產物、從而是無法根治的痼疾?庫茲涅茨認為，貧富差距會隨著經濟增長的過程呈現先擴大后縮小的趨勢。這一趨勢被總結為“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并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圭臬。但皮凱蒂通過大量數據推翻了“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理論，并證明：貧富差距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無法擺脫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解決這一問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以生產資料資本家私人占有制為基礎的，工人只能依靠出賣自身勞動力獲得工資而生存。在追逐最大程度利潤這一本性的驅動下，資本家一方面不斷壓低工人工資，工人處于相對貧困狀態;另一方面，不斷擴大的生產規模使得財富大量向資本家集中，從而造成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因此，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即使實施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貧富差距問題仍是無法得到根本解決的。
3. 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勞資矛盾。
貧富差距的根源在哪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一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規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生產關系”的核心就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即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因此，財富和收入的分配關系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表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全部歸資本家占有，這種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矛盾突出地表現在直接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中勞動與資本的對立關系即勞資矛盾上。資本家壓低工人工資而迫使工人不斷組織起來罷工;福利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最低生活水平，但這是以資本家獲取一定的利潤率為前提的，一旦利潤率下降或發生危機，政府便如同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一樣大幅削減福利支出，從而導致勞資矛盾進一步激化。
此次危機爆發前，在新自由主義的一系列旨在維護資本家階級特別是金融資本家階級利益的政策作用下，金融資本家階級膨脹、“中產階級”受擠壓以及工人階級生活狀況不斷惡化，財富進一步向資本家階級集中，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工人階級地位遠低于二戰后的“黃金時期”。危機后，西方國家并沒有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錯誤，也沒有采取措施調整這種政策所導致的不合理的階級結構，相反，西方國家政府的政策措施實質是企圖用新一輪的新自由主義彌補上一輪新自由主義，反而繼續加劇了勞資矛盾。
4.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皮凱蒂揭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認為對貧富差距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是否占有資本。皮凱蒂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的結論卻與馬克思不謀而合，皮凱蒂的書名也有意引用了馬克思的著作。實際上，在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由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分析和批判的深刻性，人們開始重新認識馬克思，《資本論》曾一度脫銷，西方一些學者對西方經濟學進行了深刻反思，重新肯定了馬克思的理論。他們認為：“馬克思還活著，因為他的理論今天依舊適用，其思想對我們的鼓舞并未停頓。馬克思是我們當中的一員，為我們照亮了當代社會，指明了未來的道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重新得到學者的肯定，馬克思的壟斷和競爭理論是解釋金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依據，馬克思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理論有助于抓住危機的根源，馬克思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仍處于絕對核心地位，等等”。這說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對于當代現實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5. 解決收入差距必須把握勞動與資本這一關鍵環節，注重財產調節。
既然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占有資本，而不平等問題日益嚴峻，皮凱蒂開出的藥方就是向資本性收入征收高額累進稅。這個藥方有效嗎?我們只要看一看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中西方主要國家的應對措施便能找到答案。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福利政策，實際上就是“私有制加公共財政再分配”，即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堅持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面對由此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的矛盾，政府則采取稅收和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調節過高收入，甚至通過橫面上覆蓋社會各階層、縱向上對居民實現“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來縮小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貧富差距，一度形成看似較為和諧的勞資關系和“兩頭小、中間大”的較為穩定的社會結構。但這種福利制度本身不可持續。首先，這是以資本家獲取一定利潤為前提的。近年來，西方國家頻頻爆發主權債務危機，這些國家的主流輿論認為，是國內過高的福利水平導致經濟發展缺乏動力，并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因此一旦危機爆發，資本家階級必定拋棄這一制度。近年來，美國為了減少政府赤字、削減政府債務規模，就大幅減少社會保障和福利方面支出，使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受到嚴重沖擊，不平等問題進一步加劇。其次，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絕不能起到消除勞資間對抗性矛盾的作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對普通勞動者設立社會保障基金，在某種程度上適應了社會發展一般趨勢的要求。但是，這種基金本質上并不代表人民的共同、長遠利益。因為它們不過是資本家階級在對國內勞動者和對發展中國家實施剝削的基礎上，為緩和對抗性社會矛盾而不得不采取的改良主義政策措施。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收入差距問題，就必須著眼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勞資關系，注重財產性收入方面的調節。
6. 中國在解決不平等問題上具有制度優勢。
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具有解決不平等問題的制度優勢。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下，可以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的作用，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實現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
一段時間以來，我國經濟結構出現失衡，收入差距拉大并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這已經在警示人們，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不能動搖的，動搖了就必然會妨礙科學發展、共同富裕。當前，要充分發揮中國道路的制度優勢，必須進一步落實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精神，采取多種措施增加居民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同時，要加大公共財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制度改革的力度，把深化改革，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施擴大內需、調整結構、科技創新和推進新型城鎮化等戰略措施，與鞏固公有制經濟基礎緊密結合起來，這樣才能做到標本兼治，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進一步促進共同富裕。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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