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性還是人民性：新中國新聞業的一點斷想

　　內容提要：依靠人民、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是新中國的核心政治價值，也是新中國新聞業的命脈與靈魂。新中國優秀新聞作品體現的人民主體性精神，與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傳統息息相通。市場化潮流在相當程度上主導了目前新聞業的變革趨勢。它一方面激發了新聞業的生機，同時也帶來了消解人民主體性、瓦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隱患。“泛市場化”取向和“新啟蒙”、“重構歷史”思潮廣泛植入新聞界，虛假報道、有償新聞等愈演愈烈，“新聞專業化”侵蝕著新中國新聞業的政治基礎與專業基礎，造成社會核心價值精神的混亂。實際上，“專業主義”、“公共領域”無不源于某種鮮明的政治意識與價值取向。對于今天的中國新聞業來說，堅守人民性而善用專業性，應該是“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為方法”。

　　關鍵詞：新中國新聞業 新聞價值觀 人民性 專業性

　　為人民服務是新中國新聞業的命脈與靈魂

　　什么是新中國新聞業?一言以蔽之，就是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聞業。雖然六十多年來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上上下下一直在不斷思索，艱難探求，但社會主義的核心內涵卻如國號一般一目了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應的，一系列熟語也無不提示著社會主義中國的本質屬性：人民英雄、人民政府、人民代表、人民政協、人民銀行、人民法院、人民廣播電臺……至于人民以及人民性，也不屬空泛抽象的人文人性等范疇，而是同新中國政治制度息息相關的概念。人民是一個主體的概念，它在中國的主體部分具體說就是占國內居民絕大多數的工農兵勞動者。

　　新中國不僅結束了近代以來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苦難歷史，“翻身解放”一語形象展現了這一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會巨變與心理激蕩，而且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政治主體——人民，開啟了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為人民服務。用北京大學強世功教授的話說：“我們的國家叫‘人民共和國’，共產黨的哲學基礎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歷史唯物主義，黨的政治哲學基礎是人民主權。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性恰恰構成了新中國的道義基礎，或者說道統。”[1]

　　六十多年來，一切為了人民，一切服務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終屬于新中國的核心政治價值。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中論及新的歷史條件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必須牢牢把握八個基本要求，其中第一條就是“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相時，習近平在18分鐘的講話中，19次提到“人民”，坦言“每個人的工作時間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時隔一年許，他又在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講話中指出，“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的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奮斗史，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的發展史，都是人民書寫的歷史”。六十多年來，億萬各族人民之所以歷經風雨而矢志不渝地信奉社會主義，也正因為新中國最鮮明的社會屬性與政治本色在于人民，是一個人民的共和國。

　　所以，“黨性、人民性”及其有機統一“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自然就構成了新中國新聞業的命脈與靈魂。其中包括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將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作為新聞人的專業使命與價值皈依等。盡管世上迄無十全十美的新聞模式，新中國新聞業也在不斷發展與完善——正如中國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不同時期難免面臨不同的矛盾與干擾，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一命脈與靈魂卻一以貫之，不可動搖。因為，這既是馬克思所謂“人民千呼萬應的喉舌”，也是毛澤東1945年在重慶為《大公報》揮筆題詞“為人民服務”，更是社會主義憲政體制即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作主三位一體的必然要求。

　　新中國新聞業的實踐中蘊含著時代命題

　　具體說來，無論是“人民政府”，還是“人民代表”，也無論是“人民文學”，還是“人民新聞”，歸根結底都負有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使命。所以，新中國新聞業與新中國政治水乳交融，而絕不限于或遠不限于新潮理論的專業化訴求，如提供信息、服務和娛樂等“去政治化”的功能。這一點，不僅使新中國新聞業有別于舊中國新聞業，而且也在世界新聞史上開辟了一整套全新的理論與實踐。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對新中國新聞業及其人民性有深切洞明的體悟。這里借用復旦大學教授倪偉對戶縣農民畫的再解讀：

　　在戶縣農民畫的歷史中有不少值得總結的經驗，其中尤其值得肯定的一點是它讓藝術走進了普通勞動者的生活。藝術不再是少數文化人的專利，也不再籠罩著“天才論”的神秘色彩。……由此而發現了自己的創造潛能，認識到他們作為一個已經站立起來的階級，是有能力創造文化的，也有能力創造自身乃至整個社會、國家的嶄新歷史。正是藝術喚醒了他們的主體意識，并幫助他們樹立了創造歷史的自信心。……這個長久以來被認為卑賤的社會群體能夠獨立地擔當其創造新的文化、新的歷史的重任。[2]

　　顯而易見，在新中國新聞業特別是“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實踐中，同樣蘊含著類似的時代命題，體現著同樣“再造國民”的文化政治。當年，數以百萬計的工農兵通訊員以及數以億萬計的人民大眾對新聞傳播的熱情與關注、投入與實踐，同專業主義的“精英辦報”又是何等風馬牛不相及。對此，既不必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否則也無法面對一批批穆青式的人民記者及其心血，如同無法面對焦裕祿、王進喜、陳永貴、袁隆平、紅旗渠、大三線、兩彈一星、青藏鐵路等新中國建設者奉獻的汗水與生命。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祝東力對“革命文化”及其四點歷史意義的闡述，同樣適用于新中國新聞業：

　　這種革命文化作為一種強大的精神動力和資源，長期支撐著現代中國，先后完成了幾件大事：第一，是走出近代陷阱，實現了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重建了強大的中央政權。第二，是快速工業化，在短短二十多年時間里，建立了現代工業體系，可以說，這是在長城和大運河之后，中國歷史上的第三個千年工程。第三，從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經過二十多年，打破了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中國的戰略包圍。第四，是進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和實驗……[3]

　　新中國立國前，國家分崩離析，人民苦難深重，從英法聯軍到八國聯軍，從北京失守到南京淪陷，中國屢屢深陷亡國滅種的絕境。此時的新聞業，如港臺學者李金銓教授概括，“第一要義是救亡圖存，反抗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新文化運動場景的一環，旨在啟蒙和宣傳，提供資訊反而次要”[4]。新中國成立后，舊邦新造，萬象更新，包括新聞人在內的千千萬萬中國人為之歡欣，并以主人翁意識和集體主義精神投身新中國建設事業，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現代化成就。

　　林春在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之際撰寫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在世界歷史中定位的政治》一文中寫道：“社會主義運動，其錯誤、失敗乃至罪行或者半途而廢都仍然不能掩蓋一個重大的史實，即它曾在廣闊地域和幾代人的時間里，在經濟建設、公共福利、勞工權利、兩性平等、民族團結等方面取得過諸多有著世界歷史意義的成功。”[5]反思與揚棄當年在一片混沌中探索中國道路所出現的偏差與失誤，包括新聞界一些“極左”的說法與做法，并不意味著曾經做的事、走的路一無是處，更不能在倒洗澡水時連小孩也一塊兒倒掉了。

　　事實上，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一批批新中國新聞業的先驅者，不僅同無數建設者一樣付出眼淚、汗水、辛勞乃至生命，而且在理論與實踐中積累了豐厚的歷史遺產，僅看膾炙人口的名家名作就可略見一斑：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王石《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范榮康與袁木《大慶精神大慶人》、郭超然《紅旗插上了珠穆朗瑪峰》、穆青等《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南振中《魚水新篇——沂蒙山紀事》、范敬宜《分清主流與支流，莫把“開頭”當“過頭”》、郭梅尼《生命的支柱——張海迪之歌》、羅開富《來自長征路上的報告》、李克林《今日大寨》、段連城《陽光·陰影·希望——南游百日記》、解海龍《我要上學》……還有中央廣播電視三大臺的經典之作，包括“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新聞聯播”、“焦點訪談”、“新聞調查”等——央視2013年對蘋果手機質量和2014年對東莞涉黃酒店的報道，又為這個序列添加了一筆。

　　中華文明給新中國新聞業打上鮮明烙印

　　把握人民主體人民性的內涵，則不難理解雷鋒、王杰、焦裕祿、王進喜，以及最可愛的人、南京路上好八連、草原英雄小姐妹、兩彈一星元勛等新中國英雄譜?；厮菸迩曛腥A文明，新中國新聞業的經典之作，也同大禹治水三過家門、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等一脈精神文化傳統息息相通。

　　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也給新中國新聞業打上鮮明烙印，包括其中的利弊得失。中華思想更強調人的主體性存在，并賦予人一種參化天地萬物的本體地位，從而培育了中國人自強不息、樂觀積極的精神狀態，就像民間往往喪事也當喜事辦，謂之“喜喪”。于是，長期積淀的樂感文化在社會心理中便形成“樂于報喜，不樂報憂”的習俗與習慣，最典型的莫過于文藝作品的大團圓結局。

　　不僅如此，按照李澤厚的分析：“由于樂感文化所追求的‘樂’并非動物式的自然產物，而是后天修養的某種成果。它作為所謂人生最高境界，乃是教育的功效，所以儒家無論孟荀都主學習、重教育;或用以發現先驗的善(孟)，或用以克制自然的惡(荀)。”[6]由此，也不難領悟新中國新聞業為什么注重社會教化功能，強調正面報道為主，向往六億神州盡舜堯，謳歌遍地英雄下夕煙，從而與歐美新聞的“烏鴉”角色及其罪感文化迥異其趣，也與其重視反常、丑聞、揭秘、聳人聽聞等特征大相徑庭。

　　近30年中國媒體新聞價值觀的變遷

　　改革開放以來，新聞業發生了一系列變化。特別是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商品性作為“黨性與人民性”的補充而構成新聞業變革的樞紐，促使廣告、效益、媒介集團、文化產業等風生水起，一步步滲入新聞領域，日漸影響甚至相當程度上主導了新聞業的發展趨勢。應該說，市場邏輯下的新聞商品性，一方面改革陳舊沉悶的體制機制，激發了新聞業的生機以及新聞學的活力;另一方面卻促成某些不良的成分，甚至成為瓦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危及國家和平發展與長治久安的隱患。與此同時，源于新啟蒙及其重構歷史的價值取向，也似已成為知識精英(包括體制內一批“肉食者”)的潛意識，并廣泛植入新聞界與新聞學，從而決定性地制約和影響著新聞實踐，如新世紀以來一系列轟動朝野的新聞事件。2008年，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新華社高級記者熊蕾發表了長篇專論《報，還是不報?——近30年中國媒體新聞價值觀的變遷》，其中談及問題顯然已是深入新聞業骨髓的普遍現象：

　　回顧近30年中國媒體新聞價值觀的變遷，歷史觀的改變是不能忽視的一個方面。這種改變是全方位的，滲透到很多新聞人的潛意識中。

　　比如，把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人為割斷，用1978年后近30年的歷史否定以前的30年，似乎前30年一無是處。就連為中華民族爭得了生存權和發展權，換來了中國幾代人的和平，贏得了全世界對新中國尊敬的抗美援朝戰爭，也在被遺忘，被否定。共和國的歷史，似乎也是從1978年以后開始的，那之前的中國只有封閉﹐好像是中國自己在“閉關鎖國”;完全不顧美國主導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新中國封鎖禁運的歷史事實，不顧毛澤東﹑周恩來那一代的中國領導人為了打破這封鎖禁運所做過的努力，包括保留香港作為中國對外交往的窗口。

　　在對待抗日戰爭的歷史問題上，有些媒體越來越突出國民黨的作用，突出所謂正面戰場的作用，弱化乃至回避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斗爭。還有媒體傾向于拿現代的尺子卡前人，為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武裝斗爭暴力革命合法性的觀點提供版面。同時，以“開拓貿易”淡化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在世界擴張侵略的血腥和暴力的電視“政論片”，從《河殤》到《大國崛起》，為晚清“洋務派”翻案的《走向共和》等電視劇，都受到新聞媒體的高調贊揚。[7]

　　除此之外，愈演愈烈的虛假報道、有償新聞、作風浮夸等專業問題，績效工資、末位淘汰、新聞民工等工作狀態，以及90年代以來日甚一日的“新聞專業主義”潮流，不僅一步步侵蝕新中國新聞業的政治基礎與專業根基，而且使新聞業與新聞學日益習以為常地“把市場等同于自由(‘自由市場’)，把‘自由市場’等同于民主圭臬，把消費者等同于‘人民’，把‘中產階級’等同于民主主體，把國家等同于壓制，把媒體規制等同于威權，把‘新聞自由’等同于‘私人辦報’，把批判知識分子等同于國家主義者，把反帝立場等同于民族主義”。[8]

　　現實世界中沒有一個新聞獨立王國

　　迄今為止，古今中外的新聞實踐無不表明，現實世界中沒有一個自由自在、自行其是的新聞獨立王國，所謂“無冕之王”、“社會公器”、“公共領域”等不過是皇帝的新衣。正如某家自奉“新聞專業主義”的報刊，一方面以高度的政治自覺呼應著海內外新自由主義的浪潮，高調介入現實政治并博得反體制的青睞與喝彩，一方面又宣稱“我們從來無意去做先知、導師、法官、衛道士……”可見，論及新聞就不能不關涉社會政治，新中國新聞業也不例外。

　　回顧六十多年來一系列新聞動向，哪一點不絲絲入扣地應和著、交融著、影響著天下風云與社會政治。從建國初公有制新聞業的建立與推進，到私營新聞業的改造與消亡;從冷戰背景下兩大陣營分庭抗禮以及新中國對社會主義陣營的“一邊倒”，到新聞界學習塔斯社、《真理報》;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擺脫蘇聯模式、尋求中國道路，到新聞界的改革探索;從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到新聞界的“浮夸風”;從反帝反殖運動，到中蘇論戰的“九評”以及風起云涌的“世界新聞新秩序”;從文化大革命，到真理標準大討論;從《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到新聞界的撥亂反正與風風火火的新啟蒙;從新世紀以來日漸凸顯的三重危機——生態危機、社會危機、精神危機，到新聞領域的失其魂魄、五色無主(不少人還以為新媒體“惹的禍”)——六十多年來新聞業的點點滴滴，無不同社會政治與人民生活密不可分。

　　為此，探究新中國新聞業不僅需要回到歷史，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與價值觀，而且需要深刻檢討社會主義實踐的豐富內涵，包括革命報業或人民報業的歷史傳統，而不是僅僅圍繞新聞界與新聞學自身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其實，所謂“專業主義”、“公共領域”、“公民記者”等，也無不源于一種鮮明的社會政治、階級意識及其價值譜系。比如，眼下亂花迷眼的公民社會、國際接軌、民國范兒等政治想象與現實訴求，一方面高揚中產階級與知識精英的政治價值，一方面又不斷貶斥普羅大眾的生活經驗與歷史實踐。類似“戾氣”、“草民”、“多數人暴政”、“民粹主義”等充滿傲慢與偏見的說辭觸目皆是。對此，一位青年學者的剖析令人深思：

　　言論自由和參政權利是知識分子有關“人性”的合理訴求，而壓制個性、為生存權而形成戰斗的“集體”更是下層民眾爭取“人”的尊嚴的重要條件。……當前研究者很少意識到革命、社會主義文學(新聞亦然——引者注)與(下層)自由的關系，基本上抹殺了它們內含的“人民的政治”。

　　社會主義文學在源起上是下層“戰斗”的一個部分(“文化戰線”)，但遺憾的是，啟蒙研究者只承認知識分子的“人性”，并以之為“普遍性的法則”將社會主義文學(報刊)的“集體”敘述裁定為“統治”性的、“非人性”的。[9]

　　在西式新潮新聞語境下人民基本“缺席”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以及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潮流，新聞專業主義也漸成中國學界與業界的新潮。這種新潮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不僅僅是“專業”問題，而是同“公共領域”、“公民記者”等熱門話題一樣，體現著鮮明的政治意味。拿“公共領域”來說，按照這套理論及其邏輯，報紙、電臺、電視臺等均屬“公共媒介”，既不充任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也不扮演利益集團的專屬工具，而應由一批“公共知識分子”與“公民記者”承擔獨立的、不偏不倚的傳播使命與社會責任。且不說這種拔著頭發離開地球的“公媒”或“公知”在現實中是否存在，即使是業界學界一些人推許的“新兩報一刊”，就體現了何等鮮明的政治價值。

　　再如，哈貝馬斯論述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本有兩層含義：一是反抗上層封建貴族，二是鉗制底層民眾。換言之，所謂公共領域不光反對政治權威的干涉，同時也壓制下層民眾的反抗。而當下流行的公共領域只剩下對上的抵制，而略去對下的壓制。1990年代末，中國媒體對“入世”大張旗鼓的宣傳報道即為一例。中國傳媒大學長江學者趙月枝教授曾就“入世”報道進行專題研究，分析了其中的話語策略與權力關系：

　　媒介使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觀念得以張揚，跨國企業享有話語權，新聞報道同時給予美國主導的跨國資本主義以足夠的重視。中國媒介不僅依賴美國使館和美國媒介為其提供WTO協議的內容和對協議的詮釋，甚至成為跨國公司及其代言人的宣傳工具。與此同時，在我分析的近500篇相關新聞報道和評論中，沒有一篇文章有中國工人和農民的聲音，就連禮節性的引語也沒有。用汪暉的話來說，中國媒介對WTO協議進行了一次漫長而一廂情愿的宣傳活動，與美國媒介對這一相同主題的報道相互呼應。[10]

　　毋庸諱言，眼下新聞實踐以及新聞研究往往偏于東部、都市、白領小資、成功人士，急煎煎“走向世界”，忙不迭“國際接軌”。一套套西式新潮話語即便面對高度現代化的北上廣都不免圓鑿方枘，更何況多元文化繽紛雜陳、各族人民世代聚居的基層、內陸、邊疆。實際上，在諸如此類新潮話語中，人民基本“缺席”，看不到他們多彩多姿的身影，更不用說創造歷史的主體地位。即使偶或有之，也往往成為“人文關懷”的“弱勢群體”，或者跡近薩義德“東方學”的奇異景觀、民風民俗等。更荒誕不經的是，新聞界一些成功人士一方面對俯首甘為孺子牛沒有多少真情實感，另一方面卻又樂此不疲、興高采烈地把自己一點身世家世弄得恨不得天下皆知，無人不曉。新聞的焦點不在人民大眾，反而成為記者本人——這也算古今中外新聞史上前所未睹之怪現象。無怪乎，如今節目主持人如此火爆，而火爆的原因眾所周知，不在為人民服務的新聞而在演藝。

　　價值混亂與價值虛無是問題關鍵之所在

　　應該承認，方興未艾的新聞專業主義固有其專業價值，對提升記者的專業水平和業務能力也不無參考與借鑒。[11]但同時更需要清醒意識到，專業主義原本發端于市場化環境與全球化語境引發的政治價值與媒介生態的變異，如人民主體及其價值的漫漶，而其內涵諸如客觀、中立、獨立、超政治、超黨派等，不僅在西方日益遭遇種種理論與實踐的悖論與質疑，而且更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其新聞業形成理論與實踐的張力與沖突。說白了，新聞專業主義的專業性與新中國新聞業的黨性人民性形格勢禁。清華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王維佳，在《追問“新聞專業主義迷思”——一個歷史與權力的分析》一文中指出：

　　新聞專業主義的邏輯起點和核心內涵就是獨立性，它所強調的專業技能和行業倫理無非是在賦予這種獨立性一種合法性的基礎。

　　具體到中國新聞業的語境，這種獨立性訴求便成為一種根本性的變革沖動。從中國本土現代新聞業產生之初，新聞的專業性就一直內在于政治性。從最初的民族自強，到后來的革命建國，再到黨性原則和國家建設，社會目標和政治屬性一直被置于新聞專業屬性之前，新聞傳播只是偉大現代化工程的一個構成部分，并不具備獨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然而，從1980年代開始，新聞學界和業界就開始集體性地清算這種傳統的新聞實踐理念，而“新聞專業主義”則成為他們最好的理論武器。……此時的新聞記者已經明確地將新聞職業的獨立合法性與抽象的新聞自由作為行業發展的必備前提，這與中國現代新聞業的傳統理念形成了鮮明對比。[12]

　　這種專業性的后果僅看一例，即知大概。眾所周知，外宣或對外傳播如今得到各方高度重視，經費投入與人才培養更是力度空前。不過，相較于“硬件”的大幅度提升，“軟件”的薄弱又構成反差，特別是價值混亂或價值虛無傾向尤為突出。許多人似乎覺得，外宣成效更多取決于新聞發言人的一招一式、大力擴充國際化媒體及其人員設備、加速書報期刊的市場覆蓋等。這些技術化事項無疑都是必要的，但不能忽略更必要，也更核心的精神價值——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因為，一切傳播的核心均在價值，看看好萊塢大片如何無所不在地隱含“美國夢”，點點滴滴彰顯其價值體系就清楚了。

　　2013年研究生答辯時節，一位來自中央外宣媒體的在職研究生在解釋外宣投入巨大而結果不甚理想的原因時，竟然答以“我們是共產黨國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制約外宣效果”云云，一時令人瞠目。殊不知，這種價值混亂與價值虛無卻正是問題關鍵之所在。而共產主義既為古往今來一切先知祈盼的大同理想，用韋君宜的話說，“世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里面了，包括自由與民主”，也屬對外傳播的價值所在、命脈所系。怎么一提共產主義，就兀自矮人三分;內心不自信，又怎么讓人信?而沒有高遠的、超越現實功利的精神價值，外宣或對外傳播豈不淪為巧言令色或婆婆媽媽，又如何贏得天下歸心。

　　重申人民共和國及其新聞業的核心價值

　　所謂“軟實力”，實際上一刻也離不開硬內核——精神價值。提出“軟實力”理論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2013年在北京的一次論壇上強調，軟實力取決3個重要資源，而首屈一指的是政治價值。[13]一旦熔鑄令人向往的精神價值或政治價值，那么即便傳播技巧糙一些，宣傳方式拙一點，人民中國也能不脛而走，風行八方。當年外交部長喬冠華第一次登上聯合國講臺，代表新中國發表激蕩人心的演講——“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既道出一個時代的人類心聲，也成為新中國主導世界話語權的一個里程碑。

　　相反，如果缺乏精神價值或政治價值，那么就好像一個人打不起精神，軟實力便真的成為軟塌塌的東西。哪怕花里胡哨，貌似眼花繚亂，也終究難有深入人心的效果。隨著專業主義流行，外宣內宣都意識到“講故事”的作用，都強調講好中國故事的意義，而且講故事的技巧也越來越高明，可什么是中國故事及其要義卻常常并不明確。如果以為故事只是新奇性、趣味性、生動性等，那么這樣的故事講得再多再好也難得要領，更不用說打動人心，因為其中沒有魂兒。而魂兒就是精神價值，或者說中國人對人生、對社會、對世界的基本信念，即青年學者李云雷在《何謂“中國故事”》一文中所言：

　　“五四”時期，即使講述個人故事其實也是在感時憂國，比如郁達夫的《沉淪》，主人公自殺之前還問祖國為什么不強起來，郭沫若的《女神》，更是以個人的激情在呼喚祖國的“鳳凰涅槃”;而在上世紀50到70年代，即使講述一個村子的故事，其實也是在講述中國的故事，比如《創業史》中蛤蟆灘的故事、《艷陽天》中芳草地的故事，都有一種整體性的宏闊視野。講述中國故事這一視野的消失可以說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情，而其消失的原因一則在于“宏大敘述”的消解，個人故事的盛行，二則在于中國視野的消失，以西方文學為規范。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今天重提“中國故事”，也是重建一種新的歷史與理論視野。[14]

　　事實上，新世紀以來新聞界開展的“三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三項教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職業精神職業道德)、“走轉改”(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等活動，都在鍥而不舍地重申人民共和國及其新聞業的核心政治價值。“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的追問，更是圍繞新中國新聞業的宗旨。獲得中國新聞獎2012年一等獎作品《皮里村蹲點日記》的記者何盈，用一句富有詩意的話表達了似已遙遠的新中國新聞人的心聲：“做一個褲腿上永遠沾著泥巴的記者。”這一樸素的心聲既呼應著1942年《解放日報》改版，1948年毛澤東、劉少奇兩篇著名新聞談話的精神，以及一代代人民記者“勿忘人民”(穆青語)的新聞理想，也應和著思想者張承志世紀之交滿含深意的呼喚：“舊的時代該結束了，泥巴汗水的學問剛剛登場。我們只是呼喚真知實學，我們只是呼吁，一種不同的知識分子的出現。”[15]

　　專業性還是人民性——這是一個問題。理想情景應如兵法所言，有奇有正，奇正相生;一方面擺正人民性的位置，一方面用好專業性的奇招。如果說人民性是體，那么專業性也可謂用。如果說近代以來，中國學術思想先后出現三種取向：“以中國為中心，以西方為方法”(中體西用)、“以西方為中心，以西方為方法”(全盤西化)和“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為方法”(中國道路)，那么堅守人民性而善用專業性，就是新中國新聞業的“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為方法”了。（原載《經濟導刊》）

　　* 李彬，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1]潘維、瑪雅主編：《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第131頁。

　　[2] 倪偉：《社會主義文化的視覺再現——“戶縣農民畫”再解讀》，見羅小銘編《制造“國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與文藝實踐》，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第264-265頁。

　　[3] 瑪雅：“中國：文化大國的興衰與重構——專訪祝東力”，載于《戰略高度：中國思想界訪談錄》，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第341-342頁。

　　[4]李金銓：《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2頁。

　　[5]林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在世界歷史中定位的政治”，《領導者》總第35期(2010年8月)。

　　[6]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出版集團三聯書店2009年，第312-313頁。

　　[7] 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type=blog&itemid=424283。這段論述在正式出版物中付之闕如，見潘維、廉思主編《中國社會價值觀變遷30年(1978-200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345頁。

　　[8] 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頁。

　　[9] 張鈞：“‘十七年’文學報刊研究的方法論反思”，《文學研究》2013第7期。

　　[10] 趙月枝：“中國與全球資本：文化視野中的考量”，《新聞與傳播評論》(2005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40頁。

　　[11] 按照美國社會學家拉爾森(M.S.Larson)的概括，新聞專業主義至少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是自我評價層面，強調獨立性、特殊聲譽等非凡特性;二是規范層面，賦予新聞業獨特的倫理規范，以此將社會授予新聞業自我規制的特權合法化;三是知識層面，要求新聞從業者經過必要的訓練，以便掌握必備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轉引自王維佳:“追問‘新聞專業主義迷思’——一個歷史與權力的分析”，載《新聞記者》2014年第2期。

　　[12]王維佳：“追問‘新聞專業主義迷思’——一個歷史與權力的分析”，《新聞記者》2014年第2期。

　　[13] [美]約瑟夫·奈：“信息時代：比誰講的故事更動聽”，《環球時報》2013年12月19日。

　　[14]李云雷：“何謂‘中國故事’”，《人民日報》2014年1月24日。

　　[15] 張承志：《常識的求知：張承志學術散文集》，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第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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