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理查德•沃林 宇文利 譯
內容提要 盡管海外對毛澤東及其業績的研究有多個維度和多重面相，但毛澤東始終被公認為20世紀的偉人，產生著廣泛的世界影響。上個世紀60年代，毛澤東思想能夠在歐美產生影響，與中蘇關系破裂、國際反殖民主義斗爭、西方社會危機、第三世界主義的興起等地緣政治因素以及時代化的全球學生運動等原因密不可分。秘魯的“光輝道路”、古巴革命、德國的“K組織”以及美國的黑豹黨等都深受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成為毛澤東在革命時代產生世界影響的典型范例。在當今世界兩位著名政治思想家阿蘭•巴迪烏和斯拉沃熱•齊澤克的思想體系中，也可見毛澤東思想的痕跡。
一、真實的毛澤東及其產生世界影響的背景和原因
盡管關于毛澤東的遺產仍有很多模糊的地方，但毋庸置疑的事實是，毛澤東是20世紀偉大的政治人物之一。而在毛澤東逝世大約37年后的今天，他的業績卻成為了一個真正的歷史研究對象。考慮到他的政治思想所經歷的諸多轉型和變化，學者們常常被引導著去詢問這樣一個問題：在眾多的毛澤東形象中，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毛澤東?是那個年輕的共產主義者嗎?他在現今已很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中用記錄農民的革命角色的方式來重構馬列主義的教義，從而不僅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也為二戰后伴隨反殖民化浪潮而興起的第三世界革命的傳播搭建了舞臺。是那個瘦弱的、獻身革命的領袖嗎?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1936年在延安的大山中碰到他并留下深刻印象，從而在其暢銷書《西行漫記》中抱著同情的態度將之定格化并由此使西方人熟悉其政治目標、獨特的領導能力和個人習性。是那個延安風格的毛澤東嗎?他在20世紀4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演講和著作(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提出了后來逐漸作為毛澤東思想而為人所知的各種思想原理，這些原理第一次詳細闡述了“群眾路線”的準則，如毛澤東所說的，根據這一路線，“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正是通過這一教義，毛澤東睿智地把中國共產黨的目標與農民群眾的期望成功地結合起來，該政策一度被有的人頗具洞察力地描述為“一種在一個動員框架中對群眾觀點保持高度敏感的政治綱領”。當然，正是這一強大的結合推動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勝利：戰勝國民黨。如同毛澤東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這一重要文章中解釋該策略時所說的，出于實用的原因，他要將共產主義的終極的、空想性的目標推后，這是為了集中關注普通中國人更直接的政治和心理的關切，他們最優先的關切就是生活在一個沒有外來統治的中國，只有這樣的中國，他們才能夠再次為之自豪。此外，他們還要擁有足夠的社會安定以便養家和致富。或者，那個在73歲高齡時開始為中國共產主義的遺產和未來擔憂的“文化大革命”的偉大舵手才是真實的毛澤東?毛澤東想知道的是，革命后的中國是應該像大張旗鼓地支持與西方和平共存這一目標的赫魯曉夫治下的蘇聯那樣，進行一次保守主義的官僚化轉向，還是有可能憑借著由激進青年們的動力和熱情所注入的新的革命能量來先發制人地實現一種熱月黨人式的轉向?從歷史上看，后一種轉向似乎是等待著所有試驗性的革命轉型的命運。在中國的情境中，一個人如何能夠防止黨轉變成一種與使它獲得政權的群眾相分離和疏遠的新官僚階層?正如毛澤東早先指示紅衛兵們時說過的：“不要害怕制造麻煩，麻煩越多，時間越長越好，混亂和麻煩都是值得的……制造麻煩是革命。”由此，毛澤東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來回歸延安式的共產主義和群眾路線，采取了群眾運動的戰略并視之為醫治危害共產黨和中國的政治前途的痼疾的最優方案。1966年8月5日，在發動文化大革命僅幾個月后發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毛澤東尖銳地列舉了國家和地方的黨的干部們的缺點。他宣稱：“(有些干部)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
紅衛兵的圣經就是《毛主席語錄》，這個《語錄》有助于宣傳后來大家都熟知的“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語錄》印刷了上千萬冊，它也被稱為“紅寶書”，是簡化版的毛澤東思想。這個小冊子也成了毛澤東的思想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重要載體，由此也在確定其全球影響方面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76年，在其逝世的當年，在考量其一生的成就時，毛澤東提出了他最為自豪的兩件大事：一個是1949年戰勝了國民黨，另一個就是戰勝國民黨17年后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對后繼者能否達到他所設定的革命的高標準表示憂慮。
我曾經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因為正是這一事件突顯了毛澤東對革命意愿和階級斗爭原則的持續投入，并在西方催化了一種對中國共產主義道路的熱情狂潮。這種熱情在全球范圍的左轉傾向中激發了一種重要的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轉向：即從官僚主義的、自上而下的共產主義路徑(勃列日涅夫及其后繼者統治下的蘇聯青睞這種路徑)轉向一種與反殖民主義時代相一致的朝向階級斗爭的嶄新的、民粹主義的暴動式的路徑。畢竟，在60年代中，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力量從國際大都市轉向第三世界這一事實已經很明顯了。在這方面，古巴、拉美和越南發生的游擊戰爭所獲得的全球性聲譽發揮了關鍵作用。由于毛澤東在30年代和40年代反對日本與國民黨的斗爭中開創性地使用過游擊戰爭的策略，中國的共產主義也就成為了新的全球性反抗帝國主義運動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因此，在其關于武裝斗爭的宣言書《論游擊戰爭》中，切•格瓦拉明確承認他曾受益于毛澤東及其眾將領們在中國革命進程中所使用的思想。他說：“毛澤東的中國開始于南方工人組織的暴動，它遭到失敗，幾近被消滅。只有經過了奔向延安的長征后，它才站穩腳跟并開始在農村地區獲得了基礎，使農業改革成為其基礎性的目標。”
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領導的古巴革命發生在加勒比地區的一小片土地上，涉及人口不過700萬，與此不同，中國革命發生在一個7億人口的國度內，這相當于當時世界人口的1/4。正如法國人當時觀察到的，中國代表了“另外的半邊天”。鑒于此，我們說，中國太大了，是不能被忽略掉的。或者，引用當時一本法國暢銷書的書名來說，就是“中國覺醒，全球震撼”。
除了前面關于毛澤東形象的敘述之外，我還愿意補充描述一下1919年在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的毛澤東，當時他卷入了旨在革新中國人精神和政治的五四運動，該運動是對推翻清王朝的共和運動的余波所導致的社會混亂的反應(亦見于埃德加•斯諾的敘述)。中國城市中的知識分子利用五四新文化運動來尋求革新中國的高層文化，目的是從興起的政治亂潮中挽救中國。由此，作為年輕人，毛澤東沉浸于新文化運動中產生的重要著作中，特別是梁啟超的著作。但是，陳獨秀激進的《新青年》雜志似乎也在青年毛澤東的世界觀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轉變為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革命領袖的過程中，毛澤東呈現出不同的樣貌和形象，這引發出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解讀它們。從某些方面來看，它指向了一種在20世紀的中國學者中廣為流傳的結論，這種觀點認為存在著“多維毛澤東”。該觀點與近幾十年來影響了人文與歷史研究的“反基礎主義”格調是一致的。戴維•阿普特和托尼•賽奇的著作《毛澤東中國中的革命話語》補充性地支持了這種將毛澤東的遺產理論化的研究路徑。他們研究中的指導性思路是關于“硬派毛澤東”和“軟派毛澤東”的觀點。這樣，一方面，毛澤東是列寧主義先鋒政黨的領袖，當環境需要時，他可以在上升為黨中央主席的過程中在對付其政治對手上表現得很無情;另一方面，我們也受到鼓勵將毛澤東視為“準精神型的人物”，他擁有一種“近乎有魔力的宗教性的天賦，能夠把個人的、國家的損失與救贖編織成一個激動人心的主導性的敘事，該敘事有助于粘合并凝鑄延安的共同體，否則，該共同體將會是非常脆弱和分裂的”。
在60年代中，毛澤東思想成功植入西方世界是以若干情境因素和地緣政治因素為條件的，這些因素為西方接受毛澤東的觀念鋪平了道路。對毛澤東思想的接受發生在多種不同的、極其特殊的國家政治情境中，這些情境深深地影響了毛澤東思想被接受的方式。因此，正如毛澤東常常強調要發展出一種“具有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一樣，反過來，在西方情境中，人們也有充分的理由談及“具有西方特點的毛澤東思想”。就像我在拙著《東方之風：法國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的遺產》中所提出的，存在爭議的是這一令人著迷的跨文化接受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對馬克思主義的全新理解考慮到了中國情境的特殊性，這一全新理解被西方知識分子和政治活動家們所接受，他們希望這些觀念能夠在持續不斷的政治危機所帶來的劇痛中使西方左翼重振士氣。
促使毛澤東思想在西方被接受的各種情境因素中，有三點最為突出。
一是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分裂，它始于60年代，但在接下來的10年中進一步擴大和加深了。在西方，蘇聯作為“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國家的光芒已經黯然失色，原因是它不斷試圖壓制東歐國家持不同政見者的運動，如1953年的柏林起義和更加嚴重的1956年的波蘭、匈牙利事件。從很多方面看，促使西方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幻滅的事件是1961年柏林墻的建立。畢竟，有哪種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會監禁其公民以防止他們逃跑呢?逐漸地，蘇聯自己所宣稱的社會優越性與其政治現實不可否認的骯臟本質之間的巨大裂縫已經越來越難以掩蓋了。
二是近來國際反殖民主義斗爭的勝利與所謂“第三世界主義”的興起。西方的自信已經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而遭到削弱，接著又因為去殖民化運動而經歷了一次嚴重的打擊，去殖民化運動推翻了歐洲在印度、法屬印度支那和非洲(肯尼亞和剛果)的政治統治。1954年法國在奠邊府所遭遇的災難性的失敗被普遍看作歐洲衰敗的有力證據。1955年，不結盟國家召開的萬隆會議重申了非歐洲國家的自治，它們開始尋求獨立于相互競爭的權力集團之外的政策。歐洲日益被“去中心化”了，而非西方國家的活力和聲望相應地繁盛起來。
三是60年代的危機與“西方的衰落”。在西方，20世紀60年代突出地表現為政治和文化喧囂的10年。回過頭來看，如果20世紀50年代是政治平靜的10年，那么，20世紀60年代標志性地結束了這種具有欺騙性的“穩定感”。在這一時期內，當50年代盛行的帶有偏見的保守主義被具有反叛意味的符號化的、表演性的“青年文化”所破壞掉時，西方也經歷了自身轉型性的“文化革命”。
60年代也是學生激進主義精神占主導地位的10年，其頂峰是法國在1968年5月爆發的學生運動。全國性的學生抗議浪潮在受到1000萬市民(幾近全國總人口的15%)積極支持的總罷工中達到高潮，它一度迫使戴高樂總統為確保法國軍隊的忠誠而逃避到了德國的巴登。當然，法國并不是唯一經受如此嚴重的社會政治動亂的國家。類似的抗議活動也發生在伯克利、紐約、芝加哥、柏林、華沙、布拉格、墨西哥城和其他地方。這些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的學生抗議發生的背景是美國在越南發動了戰爭，這場戰爭被廣泛視作第三世界的英雄主義與西方政治和軍事強權的對抗。不過，盡管資源有限，越南人仍設法與地球上最強的軍事大國打成了平手。而美國使用了那些公然違背道義的手段，如地毯式轟炸、凝固汽油燃燒彈以及所謂的“搜索與殲滅戰略”，以此來摧垮一個尋求自決的發展中的亞洲國家的政治意愿。
一言以蔽之，當1966年毛澤東大張聲勢地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他在政治上頗為憤懣的西方學生中找到了受眾。在西方，學生激進分子能夠很容易對中國的北京、上海和武漢等城市中的相同群體產生認同，這些人似乎在奮力捍衛中國共產主義的革命銳氣，以防止它退化到那種官僚主義的和獨裁主義的社會主義模式，這種模式在蘇聯及其東歐附屬國中占據了主導地位。
我在拙著中已經提到過，當時西方的年輕人對中國所知甚少。但在一個政治上的技術統治論變得無用而消費享樂主義泛濫的年代里，他們卻與自己的政治文化疏離，要去探求新視野并參與到試驗當中。鑒于西方的現代性是一個“屠宰場”--這可以從過分擁擠的城市、不能呼吸的空氣以及大量的交通擁堵中得到證明--西方的年輕人就孤注一擲地認為，在毛澤東的“農民共產主義”的指引下，中國通往現代性的道路可能會修正西方在文化上的極端現象和失敗之處。由此，在很多時候，在激進青年人當中，文化革命中的中國對于西方自身異常巨大的社會、政治缺陷而言就成了一個投射屏。以此方式，對于西方青年中屢受挫折的革命希望而言，中國也就成了關注的焦點。從而，革命后的中國對于“閃耀著光芒的烏托邦未來”而言也就變成了最后的、最好的希望，在西方，這種烏托邦未來顯然已經陷入了永久的失敗。
多數西方知識分子被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所吸引，是與毛澤東本人頭上的光環和成就分不開的。畢竟，這個偉大的舵手不僅帶領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對抗日本和國民黨的勝利，由此成就了他作為軍事戰略家和革命領導人的業績，他也是罕見的在藝術上很卓越的政治家。毛澤東既寫詩，也練習書法。作為雄辯家和著作家，他的名言被人們廣泛地引用，諸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以及“造反有理”這樣的語句完全適合用來把握住政治變亂中的主導性基調。在這方面，1964年出版的《紅寶書》--一本為新生一代準備的革命指導手冊--似乎體現了一種預先設定的一致性。在西方，它迅速地成為政治軍事斗爭時代的圣經。
最后，毛澤東也被證明是一個不可輕視的革命理論家。很快，他的重要著作，如《矛盾論》和《實踐論》，是我們努力重新評估馬克思主義和階級斗爭在當下時代的意義的一種重要參考，在這個時代，與馬克思的預言不同，工業無產者依舊沒有覺醒，而從第三世界吹來了革命性變革的風潮。
出于同樣的原因，我們也很難不得出結論認為，毛澤東在西方受歡迎的程度在60年代達到頂峰與愛德華•薩義德在其同名的重要著作中所普及的“東方主義”無關。由此，西方所崇拜的毛澤東與這位偉大舵手的實際成就的特定性質的聯系，趕不上他與西方自身特定的文化和政治需要的聯系。換言之，毛澤東在西方的名人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文化建構”，它的功能就是反射出西方自身發展遇到的挫折和存在的缺陷。通過認同毛澤東的成就，西方知識分子尋求克服和超越他們自己的尖銳的文化不滿。在這方面，后革命時代的中國在西方的作用就像是一個安全閥或逃生艙。這里的希望是，在西方失敗的地方，中國會取得成功，并由此為西方提供一種替代性的發展路徑，這一路徑能夠避免西方自身的錯誤和失足。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紀60年代，持有這種希望和期待的不僅僅是那些認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為保持革命精神的純粹性而作努力的左翼人士，那些有名望的漢學家們也是如此。出于他們自身的原因，這些漢學家認為中國通往現代性的道路將會成功地避免困擾著西方的那些挫折和失敗。因此，作為美國的中國研究首席專家，哈佛大學的費正清在1972年就寫道：“中國人似乎很健康，他們衣食充足，宣稱自己是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的公民……在農村所發生的變化是神奇的……毛澤東主義的革命總的來說是幾個世紀以來發生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最好的事件。”即便是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訪問中國前夕也用特別肯定的語言贊揚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二、毛澤東思想在革命時代的影響
盡管毛澤東開創性地再構了馬克思主義的教義，把受壓迫的農民合并成一支真正的革命力量，但在第三世界的反抗運動中，他的理論只是得到了有限發展。在很多情況下，他的觀點被迫與持續從莫斯科得到物質支持的、已站穩腳跟的共產主義政黨進行競爭。由于并不確定從中國共產黨那里能夠獲得多少幫助(這部分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自身要花心思去處理發動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政治動蕩)，很多政黨在轉向與北京結盟問題上猶豫了。在這方面，僅有的例外是秘魯的“光明之路”(極“左”的游擊組織)，或者叫“光輝道路”。它的領導人阿比馬艾爾•古斯曼在為秘魯本土人民的斗爭中援引過毛澤東的觀點。而近年來有研究表明，“光明之路”在實踐中借助的是與秘魯自身的地方文化傳統相一致的策略。這也就意味著，在很大程度上，古斯曼對毛澤東思想的敬意大部分是策略性的和口頭上的。
另一個吸收了毛澤東思想的西方政治組織是美國的黑豹黨。1966年，修伊•牛頓和巴比•西爾建立了一個非裔美國人的自衛組織--黑豹黨。它起初只是在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的當地店面(臨街鋪子)活動，但很快就發展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有了自己的分支和俱樂部(協會)--共有64個俱樂部--幾乎遍及美國所有的大城市。對牛頓和西爾有著重大影響的一個人是頗有魅力的黑人穆斯林領袖和黑人權利擁護者馬爾科姆•艾克斯，他于1965年被一個“伊斯蘭民族”的反對者暗殺了。民權運動曾使非裔美國人對于獲得平等權利興奮異常，而隨著這一希望日漸減弱，他們對馬丁•路德•金所倡導的非暴力戰略的信心也在消減。結果，黑豹黨在城鎮中的非裔美國人社區中的受歡迎程度飆升。不過，美國聯邦調查局對黑豹黨成員的迫害也同樣加劇。眾所周知，埃德加•胡佛曾把黑豹黨人列為“對美國國家安全最可怕的威脅”。
從一開始，黑豹黨的領導者們就受到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斗爭模式的啟發。他們認為美國的政治和軍事當局在本質上是一種“占領力量”，其目標是全面地對非裔美國人社區進行“殖民”--如有必要，并且如同事實所見，會采取武力(達到此目的)。由此，黑豹黨人也把自己看作革命者。不過，在早期，他們意識到了他們的政治斗爭的本質(其政治斗爭被斷定為因種族迫害而展開)超越了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常規范疇。在給其斗爭尋找理論基礎時，黑豹黨的領導人，如牛頓和西爾，發現毛澤東的教義非常合適--其中最重要的是這位偉大舵手提出的如下觀念：在反殖民主義的時代，斗爭的重心已經轉移到第三世界。按照這個視角，“地球上的悲慘者”，不管他們身處何方，都成為了國際革命斗爭的新的承擔者。在這一方面，毛澤東的政治道路與法農的政治道路是一致的。但在黑豹黨人的眼中同樣重要的是，毛澤東對全球第三世界革命滿懷熱情這一事實暗示著會出現一種嶄新的反帝國主義聯盟：由反抗第一世界壓迫者的非白色人種組成的國際聯盟，第一世界的壓迫者身處其位于歐洲和北美大都市的安樂窩中，卻悠然自得地榨取著殖民剝削的收益。
毛澤東在其“三個世界”的教義中發展出這一嶄新的革命策略，它體現了一種在冷戰鼎盛時期在概念上重構國際力量平衡的嘗試。根據這個理論，作為主導性的帝國主義大國的美國和蘇聯代表著第一世界，歐洲國家代表著第二世界，而那些處于困境中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則構成了第三世界，它們正在展開殊死的斗爭以便使自身從西方霸權中解放出來。
毛澤東堅持認為解放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得以實現，這一點在黑豹黨中產生了深刻的共鳴，因為在當時，鑒于種族歧視和事實上的種族隔離的持續存在，非裔美國人進入美國政治體系的通道基本上是封閉的。正如一位研究黑人權利運動的歷史學家所說的，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黑人住宅區中，幾乎人手一本《毛主席語錄》，或者更為人所知的《紅寶書》。在其自傳《革命的自殺》中，黑豹黨的聯合創建人修伊•牛頓提到，除了吸收法農和切•格瓦拉的思想之外，閱讀毛澤東的著作是其政治靈感的一個重要來源。牛頓說道：
當我為了更多地了解中國革命而閱讀了四卷本的毛澤東著作后，我的轉變就完成了……切•格瓦拉和毛澤東是人民戰爭的“老手”，他們找到了解放人民的成功策略。我們讀他們的著作，是因為我們把他們看作同胞兄弟。那些控制他們的壓迫者，也直接和間接地控制著我們。我們相信，要想獲得我們的自由，有必要知道他們是如何獲得他們的自由的。不過，我們并不想只是“進口”觀念和戰略，我們必須把我們學到的轉化成處在困境中的兄弟們能夠接受的原則和方法。
毛澤東、法農和切•格瓦拉都清楚地看到，人們與生俱來的權利和尊嚴不是被任何哲學或純粹話語而是被槍支(武力)剝奪的。他們遭受了強盜們的搶劫和掠奪，對他們來說，贏得自由的唯一途徑是用武力對抗武力。最低限度，這是一種自我防衛的形式……人們尊敬那些拒絕向壓迫者的武器低頭的人所展現出的力量和尊嚴。盡管它可能意味著死亡，但這些人會戰斗，因為有尊嚴地死去比恥辱地活著更值得追求。
不大為人所知的事實是，毛澤東曾親自努力開拓渠道與黑豹黨進行聯系和聯合，他認為黑豹黨在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斗爭中是不可缺少的同盟者。早在1959年，毛澤東就邀請杜波依斯在中國慶祝其90歲生日。對于這樣一個邀請，這位剛被自己的祖國宣判為公敵的非裔美國領導人，是很樂意接受的。4年后，就在1963年發生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華盛頓大游行之前，毛澤東發表了一個振奮人心的講話，為非裔美國人為反抗美國政治體系持續的非正義而剛剛發起的抗議活動的合法性進行辯護。正如毛澤東所說的：“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
1971年，在毛澤東與尼克松舉行歷史性峰會的前一年，也就在亨利•基辛格探訪中國的使命剛剛結束后，毛澤東邀請了修伊•牛頓和其他黑豹黨領導人訪問北京--當時，該組織的成員因政治迫害以及聯邦調查局一手策劃的大量“卑鄙伎倆”而數量驟減。黑豹黨的訪問發生在中國的國慶節10月1日--這一節日是為了紀念1949年打敗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勝利。一個目擊者描述了當時的場景：“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揮舞著紅旗為黑豹黨人歡呼。革命戲劇團、民族舞蹈家、雜技演員和革命芭蕾舞演員在表演節目。大幅的紅旗上寫著‘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消滅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在官方舉行的國宴中，第一夫人江青與黑豹黨人坐在一起。”在《革命的自殺》中，牛頓反思了他1971年的中國之行，回憶說此行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感”--“精神上的巨大壓力消失了，我能夠成為我自己了，不再需要防范或偽裝，也無需辯解。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絕對的自由--完全從我的同類中解放出來。”
伴隨著60年代的發展，歐洲的左翼人士開始越來越多地接受了中國人的如下觀點，即蘇聯已經放棄了世界革命的目標，轉而支持更保守的“和平共存”戰略。結果，他們對毛澤東理論的興趣也相應地提升了，毛澤東的主要觀點似乎完美切合了全球反帝斗爭中的主導性心理。同樣，激進左翼也意識到歐洲的政治形勢已經與毛澤東在30年代和40年代被迫面對的情形大為不同了。因此，問題不再是是否要逐字照抄或囫圇吞棗式地運用毛澤東思想，而是如何有選擇地將其運用于歐洲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談論“毛澤東的影響”也就意味著提及一種政治現象，其后果可能是--也常常是--極其多樣化和散亂的，這取決于所提及的情境的具體性質。在很多此類情形中，不是毛澤東學說的文字而是其革命精神產生了影響。
我們再轉過來看一看德國的情況：20世紀60年代末，人們看到了所謂“K組織”的擴大，其中的“K”代表“共產主義”。很多這樣的組織公開宣稱是信奉“毛主義”的或者親中國的。部分原因是，被毛澤東思想的信條所吸引關系到這些組織在政治上的存亡，因為“德國應急法案”從60年代末開始生效，親莫斯科的德國共產黨(KPD)已經被查禁了。德國激進分子涌向毛主義的其他原因是他們對那種在民主德國占主導的、經由獨裁主義-官僚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道路不信任。對于德國的左翼而言，拋棄蘇維埃式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意味著毛澤東思想是所剩無幾的切實可行的激進政治選擇之一了。否則，左翼就可能會面臨被歷史拋棄的危險。
同樣，德國K組織能夠保持的政治吸引力就很小了。他們中的很多組織都是以地區為基礎的，常常因為意識形態上的吹毛求疵和緊張的政治內斗而受到困擾。結果，他們通常似乎更關注于導致兩敗俱傷的教條上的爭端和解決內部紛爭，而不關心與全球帝國主義或者國際資本主義作戰的問題了。
三、巴迪烏與齊澤克：當今兩位深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西方思想家
令人驚奇的是，盡管兩人之間存在著較長的時間間隔，阿蘭•巴迪烏和斯拉沃熱•齊澤克這兩位當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的領袖人物，都可被描述為毛澤東思想的熱情擁護者。
在20世紀60年代，巴迪烏還是共產主義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在巴黎高等師范學校的一名學生。從1966年開始，該地就成為了法國學生中毛主義的溫床。在弗朗索瓦•多斯的重要著作《結構主義歷史》中，巴迪烏講述了他在60年代早期親歷的阿爾都塞和薩特之間發生的一場令人記憶深刻的爭論。根據巴迪烏的看法，阿爾都塞很快就擊敗了那位法國存在主義的創建者。在那個1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巴迪烏都隸屬于一個小的左翼社會主義政黨--法國統一社會黨。不過，在“五月風暴”的影響下，巴迪烏將他的政治忠誠轉而投向了那股“來自東方的風”--毛澤東思想。顯而易見，巴迪烏與占主導的毛主義學生組織--無產階級左派(GP)保持了距離，因為在巴迪烏看來，這一組織中的左派并沒有表現出充足的革命熱情和使命感。當五月風暴的余燼徹底熄滅后，前馬列-青年共產者聯盟(UJC-ML)的毛主義者與“三二二運動”的成員(這些人的基地在楠泰爾，五月風暴就爆發在這里)實現了力量聯合，構成了無產階級左派。這種合并的結果之一，就是毛主義者為保持時代的精神和60年代“青年文化”的優勢，開始對“力比多政治”(女性主義、同性戀權利)以及更為廣泛的--用福柯的話來說--“一種不同的身體與享樂的經濟”產生了更大的興趣。這種興趣大于對革命紀律和奪取政治權力的興趣。在巴迪烏眼里，法國學生中的左派對于自由主義目標的全身投入與危急的政治任務的嚴重性是不相容的。因此，他開始組織自己的毛主義政治小團體(UCF-ML)。在其達到頂峰之時，巴迪烏的組織所擁有的成員也沒有超過80人。
與他同時代的大部分“同行者”不同，巴迪烏與毛澤東思想，特別是與文化大革命的聯系一直沒有動搖過，盡管這種聯系產生的價值或許已經發生了變化。他把文化大革命看作革命普遍主義的一個范例，因此，它與包括雅各賓專政、巴黎公社以及1968年的五月風暴在內等一系列典型的革命“事件”是一致的。巴迪烏在其第一部重要哲學著作《主體理論》(1980年)中就詳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及其成敗。他的解釋所得出的結論是，從一個反政府主義者的思路來看，國家和政黨總是冒著削弱民眾解放熱情的危險。在《共產主義猜想》中，巴迪烏從共產主義歷史的角度贊揚了文化大革命，它是“第三條道路”的典型代表，或者是斯大林式的過度專制與所謂資產階級走資派(他們迅速壯大的影響迫使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的官僚主義侵蝕之間的中間道路。
在這方面，巴迪烏力求保持對作為延安共產主義支柱之一的群眾路線的信念。群眾路線是一種認為革命群眾自身即是衡量政治真實性的標準的觀念，因此，黨的首要角色必定是政治的促進者，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領導者。巴迪烏的觀點受到了在五月風暴中出現的直接民主精神的影響。由此而來的結果就是，在巴迪烏的眼中，他相信他一直忠誠于由毛澤東在1966年3月宣布發起的文化大革命的原初精神：“我一直贊成，不管何時，中央機關如果做壞事的話，就有必要讓地方起來造反，反對中央。”事實上，巴迪烏相信他比偉大舵手本人更忠誠于延安共產主義的理想。大約從1968年起，毛澤東得出結論說有必要讓人民解放軍參與進來，以便恢復秩序，控制紅衛兵的過激行為。
遵循同樣的精神，巴迪烏在其對于20世紀普遍主義遺產的反思--如《世紀》與《共產主義猜想》中，為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同情性的辯護。巴迪烏認為，盡管存在各種挫折，共產主義運動仍是上世紀政治的“高水位線”。他在《世紀》中解釋說：“20世紀的歷史宣稱，不會再有失敗了，勝利的時代來臨了。獲勝的主觀性使所有明顯的失敗失去了效力，因為這種主觀性不是經驗性的，而是建構性的。勝利是決定失敗自身的先驗性主題……緊隨1917年的十月革命，發生了中國革命和古巴革命，以及阿爾及利亞的勝利和越南人的民族解放戰爭，它們共同構成了對該主題的一種經驗確證并使失敗走向了失敗，糾正了1848年6月的慘案或巴黎公社慘案。”
巴迪烏把他對普遍主義的捍衛看作是在政治上反擊了那種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式后現代犬儒主義的腔調--這種犬儒主義廣泛認為普遍真理是不存在的，在共產主義崩潰之后，僅剩的政治要么是身份政治，要么是極其具體的地方式的爭斗。
在為共產主義進行的辯護中，巴迪烏和齊澤克做了相同的事情。在西方的青年人當中，他們的理論聚集起了大量的追隨者，因為他們為“共產主義假說”所作的有力辯護被廣泛視作抵抗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災難的有效堡壘。在這方面，他們受歡迎的原因似乎與中國新左派受歡迎的理由類似。作為回擊，人們可能會說，他們為共產主義所作的辯護完全是抽象的，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現存的政治現實。在19世紀時，馬克思構思了共產主義的理念，他的學說有著具體的社會-經濟基礎：作為一個階級的無產階級，“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但并不屬于資本主義社會”。如他所說：“這個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當代歐洲社會主義政黨承擔起了這場斗爭的任務，并且努力去爭取重大的政治和經濟成功。
相反，巴迪烏和齊澤克所擁護的觀念上的馬克思主義，似乎只是姿態性的或者口頭上的--只是假裝要走向共產主義。與馬克思的分析和預言不同，他們的共產主義觀念沒有實質地指向階級。畢竟，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直接預言還沒有過時。正如法蘭克福學派在哲學上的卓越見解所表明的那樣，在發達工業社會中，統治的根源不再與馬克思所處的那個時代一樣，只是與階級或工作場所相關的問題。結果就是，出現了新形式的斗爭和對抗，這些新形式與性別、種族和文化統治相關。傳統形式的共產主義假說不具備足夠的靈活性以便恰當地處理社會控制的這些新的表現形式。
這樣的一些思考提出了“為了誰”的問題。巴迪烏和齊澤克所擁護的新的毛主義路徑到底是為了誰呢?或者說，他們的觀點主要是一種理論上的姿態和知識的自我擴充?由于這兩位思想家都堅定地否定了政治上的折中方案，比如，那些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相一致的方案，因此，人們不禁要問，在他們心中，誰的利益是首要的?是那些正在進行斗爭的民眾和那些被社會排擠的人，還是他們自己的自我提升?
考慮到巴迪烏作為政治斗士的經歷，就他的情況而言，上面所提問題的答案應該不是模糊的。作為一個自稱的“柏拉圖主義者”(當然，對于一個自認為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這是一個相當奇怪的說法)，相互抵觸的“事實”和不利的政治環境對他來說并不起什么作用。無論如何，他固執地堅守著對新共產主義的忠誠，把它看作一種政治的“真理程序”。
相反，齊澤克作為全球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典型代表，或許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一位批評家譏諷性地說道：
齊澤克的視野……缺乏確定內容--很適合一種以不斷產生新商品和經驗為基礎的經濟，所有一切都應該與以前的東西不同……齊澤克的這種無形的激進主義極其適合于那種被自身的脆弱性刺穿了的文化……只有今天存在的這種經濟才能產生出像齊澤克那樣的思想家。齊澤克所扮演的全球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是伴隨著作為現行資本主義擴張模式一部分的媒體工具和名人文化而出現的。
在知識的過量生產帶來的巨量成果中，齊澤克對現存秩序進行了空想式的批判……(該批判)同時復制了他在資本主義運作中覺察到的那種強迫性的、無目的的驅動力。通過無休止地重復描述那種本質上空無一物的幻象，而獲得一種欺騙性的內容，齊澤克的研究……最終是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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