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矛盾論與政治哲學
毛澤東思想是一筆沉重的、被凍結的精神遺產。要動用這筆遺產，哪怕只是為了投資到改革開放或其他陌生的事業里，在今天都要冒著各種風險。
最近，某位政治哲學家將毛澤東指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父。這一觀點立遭圍攻。批評五花八門，無非是再次重復毛澤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犯下的種種錯誤。這些批評，實在無法抓住從柏拉圖出發的政治哲人。須知，對孩子犯了錯誤的父親仍是父親。柏拉圖的建國神話教育里有個重要的話頭，就是教孩子如何對待犯了錯誤的父親。如果激進地對待，像父親推翻祖父那樣再去推翻父親，則每一代都會發生推翻父親的革命。換言之，每一代都會出現不斷革命的毛澤東，因此沒有任何一代可以真正建國。所謂“國父論”，無非以比較聰明的方式，主張終結革命、底定憲政而已。
這套修辭過于聰明，難免知音寥寥。不但平素憲政口頭掛的自由派沒有諒解，所謂毛派也作壁上觀，沒聽出國父論里有什么異樣。這些毛派大概忘記了，毛主席從未擁有國父之類國民黨色彩濃烈的稱號。在毛派幾乎遍天下的年代，能夠把毛同馬恩列斯并列的最重要稱號當然是——“革命導師”，更準確些，無產階級革命導師。
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是否會同意自己被稱為“國父”?這取決于無產階級革命學說是怎么看待“國家”的。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當是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十月革命并不是什么建國革命。相反，列寧指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列寧選集》，卷三，頁174)，“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就是‘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頁190)。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只是“消滅寄生蟲——國家”。(頁217)。無產階級革命必然要打碎國家機器。之后，國家這個名稱應該廢除，代之以鎮壓剝削階級的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兼有立法行政職能的“公社”。此時，甚至“人民國家”之類東西都是“無稽之談”(頁226、227)。
抽象地看，把以打碎國家機器為己任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和“國父”之類混在一起，確實是“無稽之談”。然而，稱毛澤東為“國父”，亦非毫無根據。所謂“國父”，并非指(統一或獨立)戰爭的統帥，而是指闡明建國的正當性、給出建國原則的人。所以，美利堅合眾國的國父是聯邦黨人，而不是華盛頓。中華民國的國父是孫逸仙，而不是蔣中正。毛澤東可被稱為國父，同樣因為他系統闡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人民民主專政)，并據之立憲(參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政治架構。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及《新民主主義論》等新中國的自我證成中，除了運用那些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學說之外，毛澤東也強調了共產黨人對孫中山事業的發揚光大，闡述了新中國的國體性質。這些工作，不屬于國父，又屬什么人呢?
這就是說，毛澤東屬于雙重譜系，既同馬恩列斯排在一起，也與中國近代康有為、嚴復、孫中山等探索者同列。毛澤東可以被同時視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和人民國家的國父。
這是一個矛盾。只看到這個矛盾的一個方面，并據之對毛澤東發表欣厭趨避種種意見的，不可謂真了解毛澤東，亦不可謂真了解當代中國。因為這個矛盾不僅屬于毛澤東思想，更重要的是，它還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人民與階級——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我論證的內在矛盾
中華人民共和國究竟是一個導向無產階級專政的預備“公社”，還是一個應該被無產階級革命粉碎的真正的國家機器?或者同時具備這兩種特征?從毛澤東的論述和實踐中，可以看到人民共和國具有公社和國家的矛盾。
它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卷四，頁1473)。它的國體，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義論》，《毛選》，卷二，頁677)，而這個聯合專政的正式名稱叫作“人民民主專政”，其“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毛選》，卷四，頁1478)。這個國家正是一個人民國家。但它同樣具有階級內涵。簡言之，它是一個人民內諸階級團結起來建立的國家。“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同上，頁1475)。
但這個國家本身——和一切國家、階級、政黨一樣——必然要毀滅。這是毛澤東在為這個國家接生的雄文《論人民民主專政》開篇就昭示天下的。按照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粉碎國家、代之以無產階級專政，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任務。問題僅僅在于這個歷史時刻何時到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革命本身并非無產階級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即“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論》，《毛選》，頁671)。其所建的國家，并非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同上，頁675)。按照馬列主義的國家學說，這個共和國必然要通過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為社會主義國家。新民主主義必然會被社會主義所揚棄，人民民主專政必然會被無產階級專政所揚棄，建國時聯合起來的幾個“革命階級”必然在其內部重新進行階級斗爭。
讓我們重溫一下馬列主義國家學說的基本判斷——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新式資產階級革命的果實，相當于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而非十月革命的政治結果(區別僅僅在于，中國的“二月革命”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自己領導的)。它理應被進一步的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毛澤東，必然要否定作為國父的毛澤東。導師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究竟要革誰的命?回答官僚階層、走資派等等都是皮相之見。無產階級革命歸根結底要革國家機器本身的命、革人民民主專政的命。中國的十月革命是在建國之后才到來的。它雖然沒有公然提出“消滅寄生蟲——國家”，但模仿“巴黎公社”的沖動已被有力地表達出來。它雖然沒有伴隨真正的戰爭與推翻階級的暴力，但作為其模仿物的武斗、對敵對階級分子個人的群眾斗爭和“全面內戰”仍然出現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何產生了要革自己命的力量與實踐？這是共和國自身的內在矛盾決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在矛盾，就是新民主主義及人民民主專政的內在矛盾。由于處于從資產階級革命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新民主主義的內在矛盾必然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在政治上，這必然體現為人民民主專政的主體——即作為各革命階級聯合體的人民之內的階級斗爭。這是理解建國后毛澤東一切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實踐的鑰匙。本文集中討論政治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體的這個內在矛盾，在政治理論上體現以人民為主體的政治哲學的國家學說，和以階級為主體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之間的矛盾。
毛澤東之前的馬列主義政治學說，從來不以人民為政治論述的基礎。相反，近代政治哲學(即馬列主義眼中的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的經典形態則將立法與建國的正當性追溯到主權者。近代政治哲學中人民概念的基本意涵，就是某類主權者，即普遍意志(公意)的主體。政治社會的基本矛盾處于公民-公意與臣民-眾意之間。作為主權者的人民是同質性的抽象法權概念，除了最單純的國族界限之外，沒有任何具體的社會歷史內容。人民這個概念就是抽去眾人之各類具體差別，僅保留立法能力(理性)得到的。因之，在人民論述中，不可能有絲毫階級論述的余地。階級論述的進入會消解基于單純人民概念的國家之正當性。馬列主義國家學依據階級論述將國家視為社會“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的標志、“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列寧選集》，頁175、180)。階級論述破壞了人民概念與正當性之間的積極聯系。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這是歷史事實。國家沒有什么超越歷史的正當性。即使無產階級專政的“正當性”，也只是因為，按照歷史規律必定如此而已。國家、法律、道德所有這一切都是被決定的“上層建筑”。它們不可能擁有不言自明的“正當性”。單純的人民概念掩蓋了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毛澤東之前的馬列主義國家學說一貫對之保有高度警惕。
毛澤東大概是馬列主義理論家中正面使用人民概念最頻繁的一個。與近代政治哲學論述不同，人民在他那里不是毫無社會歷史內容的抽象法權主體，而是既有國族界限，又必定呈現階級差別的矛盾統一體。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石是人民論述與階級論述的辯證統一。這是其矛盾論思想的政治哲學運用。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統一的，包括作為立法和統治主體的人民。人民是其內部各階級的對立統一體。就其統一這方面說，叫做人民。階級之間抽掉差異和對立的單純的統一性(用矛盾論術語說，矛盾的同一性)，構成了聯合體的法權涵義。就其對立這方面說，就是諸階級。它們之間的矛盾構成了人民概念的政治涵義。人民概念之統一性是共和國正當性的來源。階級概念的對立性(在政治哲學上的作用有似于各種“眾意”之對立。)是共和國實際政治實踐的活力來源。階級論述與人民論述接榫的地方在于：由于只有工人階級才是“大公無私”的(參見《論人民民主專政》)，故工人階級其實才符合人民的真正定義。
人民民主專政學說通過人民概念提供了國家的法權正當性論證，同時通過人民內部與外部的階級關系提供了革命的歷史正當性論證。在這兩種論述之間，階級論述為主，人民及其敵我界限是由特定的階級關系(聯合與敵對)界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是工農、民族資產階級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下聯合推翻官僚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此謂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果。在馬列主義政治學說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種種斗爭的實質，無非是本應以暴力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通過溫和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平推翻民族資產階級之后帶來的必然結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對毛澤東作為歷史人物的負面評價主要集中于此——的根本理由在于，按照革命的邏輯(正是同一個邏輯論證了共和國的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秩序不可“確立”，而必須過渡到社會主義。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并非同時過渡。五四年憲法將人民民主專政與對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并立為兩大原則，但同時承認這不是一部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憲法(《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毛選》，卷五，頁131)。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社會主義革命便主要集中在政治領域。社會經濟意義上的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已經消亡，但政治以及思想文化意義上的民族資產階級仍然存在、人民民主專政仍然存在、國家機器仍然存在。社會主義革命繼續進入政治與思想文化領域，在其徹底性中，甚至針對國家本身。這就是毛澤東在建國后一切政治實踐的邏輯。
無論這個邏輯給毛帶來了多大的贊譽或謾罵，他只是秉承了馬列主義的國家-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而已。建國之后再繼續革命，這無非是補十月革命的課。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革命之所以需要在建國之后補課，正因為建國的理論基礎是人民論述與階級論述的矛盾統一。而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打破人民論述表達的統一性，在人民內部通過對抗性的階級矛盾不斷劃分敵我。
為何中國的建國成就只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帶來的人民民主專政呢?這是中國社會的歷史性質與階級格局決定的。這些矛盾并非毛澤東思想的漏洞，恰恰是其華章。將矛盾論嫻熟地運用于階級分析，這才是毛澤東思想或寶貴或沉重的緣由。
二、矛盾論與階級分析：以毛澤東的哲學解釋毛澤東的政治
中國革命的實踐需要中國革命的哲學。雖然毛澤東早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就進行了老到的階級分析，但那僅僅是將區分敵我的政治本能與馬列寧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相互結合，以全面把握中國社會各群體在革命時代的不同趨勢，尚未得到馬列主義哲學的認證。毛澤東為中國革命的馬列主義正當性所做的杰出論證當然是《實踐論》和《矛盾論》。由于知行學說與唯物辯證法的普遍性，這兩部著作應該對建國后的一切政治實踐——包括毛逝世之后的——仍然有效。毛本人仍然是依據矛盾論指導建國后的一系列實踐的。那么，從矛盾論及其具體運用出發，當可找到解釋其政治活動的線索。
《矛盾論》的最大意義，在于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唯物辯證法的論證。為此，毛澤東并非簡單地套用了列寧哲學，而是做了發揮和突破。他有以下兩個獨特貢獻。
首先，在照例闡釋矛盾的普遍性之外，他尤其強調了矛盾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統一。這當然是為了教育黨內的“普世派”或教條主義者，但同時也可回應梁漱溟等黨外思想家對中國社會特殊性的突出。實際上毛是有條件接受了梁的觀點，但以唯物辯證法解釋與包容之。
其次，列寧只斷言矛盾是多方面的，但毛則將矛盾總體與每一對矛盾都區分為了主次。強調即使在復雜情況下，一時只有一對主要矛盾，而矛盾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毛為之選擇的例子是：在一定情況下，上層建筑可以決定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可以決定生產力(《毛選》，卷一，頁325)正是這個矛盾主次方面相互轉化論，為生產力低下的中國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提供了關鍵的論證。這當然也為工人階級弱小的中國能夠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權提供了關鍵論證。更為人民民主專政乃至無產階級專政可以通過改變生產關系刺激生產力提高提供了論證。
對毛澤東本人在新中國的政治實踐來說，矛盾論與階級分析的結合是至關重要的。
矛盾學說本身并非毛澤東的發明，而是解釋事物運動原理的哲學方案之一。這個方案將矛盾的斗爭性(即矛盾兩方面的相互排斥)視為絕對的，矛盾的同一性(即矛盾兩方面的相互依存和轉化)視為相對的。這首先是因為，它把事物的運動看成絕對的，靜止看成相對的。事物存在與運動的原理在于矛盾之間的斗爭。矛盾的斗爭性不等于矛盾的對抗性。當斗爭激化為對抗時，舊事物就會毀滅，代之以新的事物及其矛盾。
矛盾論是分析事物整體變化規律的總原則。它并不必然導致階級斗爭的學說與實踐。要推出繼續大搞階級斗爭的正當性，必須另外滿足幾個前提。
首先，事物總體的復雜矛盾不是并列地“交織”的，而是只有一對主要矛盾。
其次，即使承認有主要矛盾，哪一對矛盾是主要的，這對矛盾的哪一方面是主要的，這些仍未確定，仍是路線斗爭的中心議題。毛澤東將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的主要矛盾判斷為上層建筑與所有制基礎之間的矛盾，而非生產力與所有制之間的矛盾，并且將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放在上層建筑中。
毛澤東指責劉少奇的“四清”沒抓主要矛盾(各種矛盾“交織論”)，但指責八大路線的則是抓錯了主要矛盾(“先進的生產關系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路線的基礎是落后生產力與人民群眾需求增長之間的矛盾。這兩對矛盾關鍵處都是生產力)。毛給出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以及“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毛選》，卷五，頁475)。這個講法需要辨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既可以指所有制、生產關系等“經濟基礎”方面，也可以指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等“上層建筑”。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本來就是兩個次要方面轉化為主要方面的結果(即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再通過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上層建筑在中國革命中本來就起著西歐共產主義運動難以解釋的“決定作用”(這只能通過毛澤東的矛盾主次要方面轉化學說來解釋)，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更是主要具有上層建筑的涵義，換言之，具有針對人民民主專政及其思想文化狀況的涵義。說得更確切些，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體現為人民內部的階級矛盾。
復次，矛盾分析是可以層層遞進的。在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這對矛盾中，上層建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就上層建筑(在這里是人民民主專政特別是其主體——人民)來說，它自身又有內部矛盾。辯證法的矛盾分析適用于一切事物，當然也適用于“人民”。人民的內部矛盾同樣是復雜的、多方面的，它可以包括民族、地域、城鄉、黨群(對西歐和美國政治來說，也包括種族、族裔、宗教、行業、性別以及性取向、甚至年齡等等矛盾)。然而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主體，人民只是階級(而非民族等)的聯合體。故人民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階級矛盾。按照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的慣性，這些階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又存在于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
第四，依照矛盾論，階級矛盾不等于階級斗爭。階級斗爭也不等于“搞階級斗爭”。斗爭也不等于對抗。矛盾之間總是既有同一性(相互依存、轉化)，又有斗爭性。階級斗爭只是階級矛盾的斗爭性的體現。斗爭也是團結實現的方式。即使無人“搞階級斗爭”，階級斗爭也在那里。即使搞階級斗爭，矛盾的斗爭性也未必意味著矛盾的對抗性。矛盾的斗爭使得事物運動，但矛盾的對抗則可使事物解體。
要之，從矛盾論出發，解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所謂“階級斗爭”路線，不是一步到位的，而須經過這樣幾個步驟，主要矛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政治矛盾-人民民主專政的內在矛盾-人民內部的主要矛盾(階級矛盾)-階級斗爭-自為的、往往是對抗性的階級斗爭。這些環節一般被簡化為兩個問題，代表中共內部最重要的路線斗爭，也決定了共和國前后三十年的不同道路。即，矛盾交織論還是主要矛盾論。主要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或者生產力與人民需要)，還是階級斗爭。
毛澤東晚期思想里最讓人不安的就是這個“階級斗爭”學說了。這個學說幾乎從未有過確切解釋。應當依照毛澤東本人的學說和實踐來做出這個解釋。
毛的“階級斗爭”概念其實頗具歧義。至少要做這樣兩對區分。第一，同一切矛盾一樣，階級矛盾具有的“斗爭性”(這屬于“斗爭哲學”一般，不特別屬于階級理論)，和此斗爭性的一種激烈形態(對抗性矛盾)必須區分開來。第二，客觀固有的階級斗爭，與出于“無產階級意識”要“搞”的階級斗爭，必須區分開來。這里應該引入辯證法的一對重要術語(毛在個別地方用過)——“自在”與“自為”來限定階級斗爭的不同形態和階段。工人與資本家的日常矛盾，是自在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的提出和階級意識的成熟則是自為的階級斗爭，而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就是自在自為的階級斗爭。引入這對概念，對于加強矛盾論的解釋效力來說，是非常必要的。存在著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自在的、非對抗性的階級斗爭是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框架之內的，仍屬人民內部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一般地屬于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毛選》，卷五，頁367)。既然屬于內部，則就歸于人民民主而非專政的范疇(參見同上，頁371)。換言之，階級斗爭和民主的關系就像一般斗爭和團結的關系一樣。這種階級斗爭不是自為的，而是為了民主的。
建國后毛的一系列政治行動中，其最激進之處，是進行了對抗性的、自為的階級斗爭。對抗性矛盾的爆發意味著這對矛盾不再相互依存，而是相互取消、毀滅事物。正是對抗性的、自為的階級斗爭將依靠徹底的、自覺的、自我解放的群眾的革命行動試圖把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揚棄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公社。
階級斗爭的自為性，換言之無產階級革命對“階級意識”的擁有，按照正統的列寧主義學說，屬于“無產階級政黨”(而不是被“灌輸”了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但毛在文革時對列寧的天才突破在于，認為“革命群眾”，而非“黨”才具有無產階級意識。自為的階級斗爭遂成為自我解放的群眾運動。毛一旦斷定“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就只能將階級矛盾置換為政黨與群眾的矛盾。自此，人民論述與階級論述的平衡、以及群眾路線和黨的領導的平衡，都被徹底打破。由于政黨領導著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最終表現為渴望打碎國家機器、踢開黨委鬧革命的群眾運動。即所謂“天下大亂”。將此同無政府狀態區別開來的是毛的權威及群眾組織。
毛澤東最勇敢的探索就是這場試圖從自為到自在的革命。但文化革命中的階級斗爭最終喪失了自在的形態(就象改革開放中的階級斗爭迄今為止從未達到自為的形態一樣)。這個哲學家比其他一切唯物主義者更強調主觀能動性。他仍然把上層建筑(這次先是思想文化，再是政治秩序、企業管理、法律、教育等等)當作矛盾的決定方面。毛似乎從未真正相信“生產力是最活躍的因素”，在他那里，人——或者是人的階級意識，或干脆說掌握了革命學說的群眾——才始終是最活躍的。但上層建筑之所以發揮作用，恰恰因為其漫長的“相對靜止”。除了藝術稍微活躍些之外，國家、法律，特別是倫理及其扎根其中的文化傳統都屬于上層建筑中最保守的部分。無產階級最終落后于“無產階級意識”。無產階級的意識和存在仍然不相統一。除了躁動的青少年、反叛者或天然喜愛激進者，即使是“群眾”，即使是曾經的革命者，誰會指望國家秩序與生活倫常不舍晝夜地變動不居呢?凡人的生活是建立在一些常駐不變的東西上的，而唯物辯證法其實是講運動的哲學里最尊重常識的一種。
三、新矛盾論與重新到來的舊矛盾——發展毛澤東的哲學，觀察后毛澤東時代的狀況
改革開放時期對毛澤東矛盾論的態度表現為兩個方面。
首先，改革開放的路線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這當然不是放棄了矛盾論，而是改變了對主要矛盾的判斷。八大的路線得到了恢復，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中，看起來是生產力重據矛盾主要方面，但對生產關系的調整(例如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在市場經濟中的回歸)，實際上可以刺激生產力的提高。而在“生產力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這對矛盾中，欲望無疑占據著主要方面的地位。
另一方面，新時期對矛盾論的運用極為有限，以至在教條主義聲名掃地的同時，經驗主義的片面性大行其道。由于對《實踐論》的闡發為非毛化和改革開放提供了最正統的論證，《矛盾論》的權威相對有所削弱。《實踐論》與《矛盾論》本非割裂。前者談及“理性認識”的地方，實是指涉《矛盾論》。對經驗主義 (即局限于《實踐論》中“感性認識”的階段)的克服，尤其要依靠《矛盾論》。沒有矛盾論的實踐論，其實就是經驗主義。“摸著石頭過河”是這方面的典型表述。
在歷史與政治思想方面，矛盾論的缺席也讓各種版本的政治形而上學以及歷史終結論紛紛登場。在階級斗爭學說淡出的同時，階級分化漸漸回歸了。不去直面真正的“新生資產階級”或許是因為缺乏勇氣。但同時也是因為，抹殺矛盾論之后，必定喪失處理階級關系的正確方法，要么是被有意忽略但日益堅硬的階級敵對，要么是折衷主義的和稀泥。
后毛澤東時代對矛盾論的回避有種種原因。將矛盾論理解為“仇必仇到底”的“斗爭哲學”，又進一步理解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源頭，應該是其中最重要的。現在是時候發展矛盾論，并以之分析時代狀況了。
矛盾論有兩點需要補充或發展。
首先，必須在正確理解絕對運動與相對靜止的統一的前提下，補充斗爭/同一之間的尺度這個關鍵環節。
矛盾論的提出是為了解釋事物的運動和靜止。辯證法以及其它一些哲學流派認為，一切皆流、無物常駐。事物的存在與同一是相對的、暫時的，生滅與變化才是絕對的、永恒的。辯證法并非一味主張變化。辯證法的完整真理是絕對運動與相對靜止的統一。矛盾論將此進一步解釋為，斗爭性是絕對的，同一性是相對的。但事物的真理并非僅有矛盾的斗爭或同一，斗爭與同一的那個高階的統一性，才是矛盾論真正的精髓。列寧指出，絕對性與相對性的統一本身也是相對的，換言之相對性之內就有絕對性(《談談辯證法問題》)。換成矛盾論的語言，斗爭性與同一性彼此不是斗爭的，同一性之中就包含了斗爭性。強調運動的絕對性不是排斥靜止，而是說在所謂靜止中也能觀察到運動、也必須思維運動。換言之，未必依靠劇烈的變動才能證實斗爭性。絕對與相對、或者運動與靜止不是兩個階段，而是觀察同一個事物或同一個狀態的兩種方式。這兩個觀察方式應該同時具備，這才叫高階的統一性。
但斗爭與同一之間的那個高階的統一性，在矛盾論那里沒有得到更多的表述。相信“天地之間，唯動而已”(《體育之研究》)的毛澤東在哲學立場上傾向于強調運動或斗爭的絕對性勝過靜止或同一的相對性。絕對勝過相對，這在哲學上是徹底的，本無所謂錯誤(佛家叫“勝義諦”，更殊勝的真理)，但在對具體事物運動的判斷上，就有一個以什么具體的方式去“統一”斗爭與同一的問題，即對同一個事物，如何同時觀察到運動(斗爭)的與靜止(同一)的問題。由于哲學沒有佛家雙運-并觀的工夫，對斗爭與同一的觀察，就只能落實到具體變化過程的不同階段。例如只能通過漸變或量變去把握相對靜止，通過生滅或質變去把握絕對運動。
唯物辯證法只籠統說運動與靜止是“統一”的，而沒有一個合適的概念去表達特定的“統一”方式。在這一點上，矛盾論或可向“斗爭哲學”的祖師爺赫拉克利特再學點東西。赫的哲學不是只有斗爭或流變，還首先提出了流變的“度”以及在具體情況下把握這個度的“邏各斯”(這里可理解為對情況的把握和盤算)這兩個重要概念。它們可以作為應用性的關鍵概念，補充到矛盾論中去。中國古代辯證法的典范之作《周易》所說的“時”、“位”，大體也是類似的意思。如依佛家，住(靜止)或不住(運動)均屬兩邊，不可執著，當以方便為要。這些對辯證法或矛盾論都是很有教益的。如果矛盾論缺乏尺度或時機意識，對客觀事物的觀察就容易發生偏差、失去耐心，把仍處于相對靜止(矛盾同一)階段的事物判斷為表現出絕對運動(矛盾斗爭)，主觀主義地推動事物的發展或解體，導致錯誤。如果辯證法變成了“唯動主義”，矛盾論作為辯證法的一個形態就會變成“唯斗爭主義”。這就是落到了與“住”相對的另一邊：“不住”那里去了。
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真理，比提倡“仇必和而解”的“唯住”、“唯靜”、“終結”說高明，但終究不是最高真理。
第二，要重視復雜總體中的多對矛盾狀況，要注意高階矛盾。
單純的過程只有一對矛盾，但復雜事物的總體中，則并列了多種矛盾。主要矛盾的學說，以及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不同矛盾的學說，就是為了處理復雜事物的多對矛盾的。雖然毛堅信在多種矛盾中必定有一對主要矛盾，但有時情況太復雜，導致主要矛盾論很難堅持。劉少奇名聲不好的“矛盾交織論”就是對主要矛盾論的放棄。即使毛本人，在面臨復雜局面時，有時也很難找出主要矛盾。例如著名的《論十大關系》，講了十對矛盾，而毛在那里只運用了矛盾的同一性(兩方面的相互依存)以及矛盾主次要方面的轉化學說，但沒有指出“主要矛盾”。
更重要的是，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之間，也存在著相互轉化關系。毛澤東的 《矛盾論》對矛盾主要方面次要方面的轉化講得多，但對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轉化講得就比較少。其實后者是更居先的。中共路線的大變化，其根本前提就是不同歷史時期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間的轉化。
不過，矛盾論仍有辦法彌補這個缺陷。因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間也構成矛盾。《矛盾論》點到了這層意思，但沒有展開：“各對矛盾之間，又相互地成為矛盾”(《毛選》，卷一，頁327)。矛盾之間的矛盾，可謂“高階矛盾”。低階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間的關系，就是高階矛盾之主次要方面的關系。現有的《矛盾論》特別注重在特定條件下，矛盾主次要方面的轉化。此論點經過拓展，其實就是特點條件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間，也會相互轉化。
以上嘗試補充或拓展矛盾論，希望據此判斷當前的時代狀況。
當前的形勢總體極其復雜，且處于持續變動之中。雖然執政者仍以“生產力與人民的物質文化需求的矛盾”作為主要矛盾，也承認大量的其它矛盾積累和激化。從政治上說，其中最突出的是社會中普遍出現的階級矛盾和部分地區的(與階級矛盾交織在一起的)民族矛盾，以及各種國際矛盾。
對這些新的階級矛盾，首先必須正視。早就出現了毛所謂的“階級關系的新調度”。其次一定要懂得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關系，抓住特定區域、特定形勢下的主要矛盾。即使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生產力和需求之間的矛盾仍是普遍的主要矛盾，也不能排除在特殊的歷史階段，在特殊的地方、區域、部門，在特殊的形勢下，主要矛盾轉化為其他矛盾——例如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或國際矛盾。對于階級矛盾也要進一步分析。當前，城市小資產階級，工人、農民、民族資產階級，其名雖可照舊，但對應的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更不要說出現了新的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也許以后還有新的地主階級。所有這些都會有相應的社會經濟活動、思想形態與政治要求。如何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內予以回應，是當前的政治主要問題。
無產階級先鋒隊本是按照無產階級意識定義的，現在執政黨與其它階級之間的代表狀況發生了變化(階級與其代表者之間，階級意識與階級實存之間，又是兩對重要的矛盾)。面臨所有這些復雜情況，只能依靠辯證法、掌握矛盾論。要把握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把握同一、斗爭以及對抗之間的度，把握矛盾的主次要方面。
雖然還有其他矛盾，但對于這個大歷史時期的總體狀況來說，總矛盾無非是人與自然的矛盾(生產力，環境狀況)與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生產關系、階級、國際、民族等待)之間的矛盾。這兩對矛盾之間的關系，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兩對矛盾一樣。主要與次要之間，會在一定條件下發生轉化。解決人與人的矛盾，不必然取決于生產力。
對于政治(人與人之間的特定矛盾)來說，即對于人民民主專政和共和國來說，主要矛盾當然是階級矛盾。唯一的內政仍然是人民內部的對立統一。問題僅僅在于以什么方式解決這個矛盾。是人民民主專政或者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以無產階級專政或小資產階級大民主或無政府主義等方式毀滅國家。
這是國家本身的常變問題。辯證法不會相信歷史終結在任何地方。任何政體，國家，階級及其專政，都會滅亡。但上層建筑處于和經濟基礎的矛盾之內，決不會孤立地滅亡。上層建筑本身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主要方面決定經濟基礎，這仍然是改革開放的辯證邏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和在人民民主專政下不斷改革，都有賴于上層建筑本身的活躍性。上層建筑仍需進一步分析。它也是常變的矛盾統一體。階級矛盾、文化藝術、經濟政策、黨的方針等等要同人民、國體、法律、倫理以及文化傳統區分開來。前者是沖突的、活躍的、變動的，后者是統一的、穩定的、保守的。國家本身的辯證法在于，正是在同那些毀滅性因素的斗爭中，國家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保持其不滅亡。毛澤東說過，團結與斗爭相反相成。正是國家內在的階級矛盾以及其它矛盾，賦予此共同體以持久的活力。
(2013年12月，草于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前夕)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