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權利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公共權威。一個喪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對公民權利的最大威脅。
近年，中國有一種思潮非常流行：“小政府大社會”。很多人認為目前的政府太強勢，政府的權利應該降低，民間力量應該增強。這些人信奉西方的“有限政府”理念。他們認為政府是“必要的惡”，人類社會需要政府，但政府的發展趨勢總體是向惡，所以必須對政府加強限制。這些人信奉自由主義，認為只要政府退出，民間力量就可以把事情搞好。
事實上，他們并沒有認清自己所推崇的理論的真相。
政府應該是公共權威
媒體上批判的“暴力拆遷、上訪被打”等現象，表面看是強權強勢，背后卻是違法。這里的“大”和“強勢”并不是政府的正常職能。一個有效的政府，必須能維護領土完整、社會治安、經濟民生、社會保障，維護社會民主。
因為反對“大政府”的某些腐化違法行為，便要求取消其正常職能。將正常職能和不正常職能混為一談。試問，若是“大政府”變成了“小政府”，政府的一些正常職能被取消，非政府組織和民間能否擔當起國家職能?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斯蒂芬·赫爾姆斯在《俄國給我們的教訓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脅自由》中寫道，冷戰期間西方自由主義的共識是蘇聯政府太強大，是公民自由和權力的最大威脅。只有削弱蘇聯國家機器，公民的自由和權力才有保障。后來蘇聯崩潰，政府的強權停止了。政府不管事或者管不了事之后，俄羅斯是不是變成自由的樂園?答案是否定的。俄羅斯到處都是道德淪喪，政府腐敗，黑幫猖獗，監獄里人滿為患??生產萎縮，人均壽命銳減。不要說政治權利和財產權，就連生命安全也沒有基本保障。
赫爾姆斯的結論是，公民權利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公共權威。一個喪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對公民權利的最大威脅。在這個意義上，政府可以是最大最可靠的人權組織。增進公民權利的最佳戰略不是削弱政府，而是改造政府。
“小政府大社會”理論不切實際
“小政府大社會”的理論依據是什么呢?這些支持者認為，“小政府大社會”將會形成一種理想圖景，公民社會極度發達，公民參政熱情極高，成千上萬的非政府組織相互聯合，監督政府，同時非政府組織之間也相互制衡，從而形成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
表面看這個理論十分完美，其實非常虛弱，不堪一擊，中看不中用。
這個理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是一脈相承的。新自由主義在過去30年主導了世界經濟，從而導致今天全球性的貧富差距、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在全球多國受到強烈質疑接近破產，但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還在繼續蠱惑人心，尤其是在中國被媒體上不斷鼓吹。
在描繪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時，很多人都忽視了其最重要的基礎暨經濟基礎。非政府組織要維持正常的運作，要成為“大社會”，必須有經濟來源，而這經濟來源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在資本主導的社會結構，其經費一般依靠各種募捐、獻金等。雖然捐款中也有普通公民的參與，但數額有限，所以更多地還是靠大資本家支持，另外也有很多直接來自政府。資本家和政府是其經費的主要來源。捐款的數額、捐贈者的背景、立場、意圖直接影響非政府組織的規模及價值取向。
第二種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主導的社會結構。在這種社會結構中，社團組織依靠的不是私人捐款，而是政府對公民經濟生活、工作的保障。人民社團可以直接參與管理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事務。
下面我們分析資本主導下的“大社會”。在資本主導的社會結構下，“小政府大社會”、公民社會是否可以不受資本約束?答案是否定的。雖然有些非政府組織宣稱不受捐款者的影響，不接受污點企業捐款，但往往做不到，能做到的極少。更何況在資本控制之下，資本家也能建立各種非政府組織，比如對房地產進行評估的機構、進行股市分析的機構、商業協會等。這些名義上都是民間機構。再進一步，資本家也可以與官權結合，組建一些不同尋常的非政府組織，比如黑社會。雖然非法(日本除外)，但同樣是非政府組織。
我們來看更有代表性的事實，美國的“大社會”的“杰出代表”。
索羅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席卷了亞洲的財富，他是美國政界的知名人士、慈善家。開放社會協會是索羅斯基金會的中樞機構，他宣稱“索羅斯的夢想是建立一個開放社會的世界聯盟，所以他創辦開放社會協會，旨在于推廣開放社會，傳播民主自由思想，使各國朝合理、開明的現代社會發展邁進，達至世界大同。一些在政治、法律和教育制度方面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是開放社會協會的重點關注地區。”索羅斯一手搶劫世界各地人民的財富，一手宣揚所謂的民主。在中亞四國顏色革命過程中，索羅斯基金會扮演了重要角色。
資本的政府權力系統也造就了一大批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比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資料顯示其撥款幾乎全部來自美國國務院，號稱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因為有非政府組織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所以效用反而更大。西方的研究報告指出，“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援更可靠”。NED參與了很多國家的顛覆活動，比如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NED還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反華勢力。
另外，像比爾·蓋茨基金會這樣的機構也不像普通人所想象的那么純潔。據《投資利益抵觸基金宗旨 蓋茨基金會擬調投資策略》：蓋茨基金會每年從其投資中獲得巨額收益。其總資產的41%以上(約87億美元)被投資到了一些企業，這還不包括該基金會持有的美國國債和外國政府債券。通過投資經營擴大慈善事業已經成為美國許多慈善基金會的基本運作模式。像多數慈善機構一樣，蓋茨基金會每年將總資產的5%用于捐贈以避免支付更多的稅收，另外95%的資產用于投資。
像比爾·蓋茨、洛克菲勒、福特這樣的基金會的存在，使得資本家可以逃避美國高達50%的遺產稅、收入所得稅、贈與稅、資本利得稅。國會報告顯示，由于基金會的存在，美國每年高達2/3的收入是免稅的。
很多非政府組織的熱心人士，沒有覺察到上述各種機構的龐大力量。從廣義上來說，所有政府之外的資本和盈利機構都屬于非政府組織。削弱政府，讓政府變成“小政府”，必然導致資本和盈利機構的膨脹。
大資本為了資本的權力大肆宣揚“小政府大社會”公民社會的理念，大肆鼓吹非政府組織監督的巨大作用，從而在很多人頭腦里建立起一個虛幻公民社會的圖景。
美國并非是“小政府大社會”
很多人認為美國是“小政府大社會”，這樣的看法并不符合事實。
首先來看對外職能，美國政府是非常強勢的，是“大政府”。美國政府在全球各地表現出來的強勢狀態，絕不是一個“小政府”能夠做到的。
再來看對內職能，在一些領域美國政府是“大政府”，在另一些領域又是“小政府”。
美國擁有全世界第一數量的警察、政府公務人員，是名副其實的大政府。據《2010年美國的人權紀錄》：美國一向自詡“自由的樂土”，但是美國被剝奪自由的囚犯數量居世界之最。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報告，每100個成人中就有一個在監獄服刑。《華盛頓郵報》報道，2006年處于在押、緩刑、假釋的罪犯共720萬人，每30個人就有1個罪犯。美國監獄和警察數量這么多，當然是名副其實的大政府。
美國的公務人員比例也遠高于中國。據統計，美國廣義公務員人數為2403萬人，財政供養人員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12。中國廣義公務員人數為4000多萬人，財政供養人員占總人口的比例1∶26。
不過，美國的這個“大政府小社會”的“大政府”，也可以轉變成為“小政府”，將大政府管理的領域交給社會，交給資本家去管理，前提是要讓資本家賺錢。
美國總統小布什任德州州長期間，就曾將一些少管所、監獄私有化。在他任內，德州私營監獄數量從26處增加到42處。在這些私營監獄中，連連爆發虐囚事件。政府付錢建立監獄，資本家經營監獄并賺錢，公眾利益得到保障了嗎?
為了賺錢，美國司法機構大規模腐敗，當起了資本家。2009年在美國賓西法尼亞州路澤恩縣(Luzerne County)爆出丑聞，縣法官、律師關閉了政府少年監獄，成立私人少年監獄，為牟取暴利，將6500多名少年誣告入獄。《紐約時報》報道，該少年法庭法官審判一個少年被告的平均時間少于2分鐘。據估算，平均不到7個少年就有1人被投入監獄。
將本應政府控制的監獄改為私人監獄并不是孤立事件。自從美國里根總統、英國撒切爾夫人執政之后，英美曾將大量國企私有化，將大政府改造成為小政府。里根在就職演說中有一句名言：“政府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其目的就是國家公立事業私有化、私營化。9·11之后，小布什在國內搞起更大規模的私有化，將暴力系統等國家機器私有化，涉及到了軍隊、警察、監獄、國家安全與情報系統、公立學校、政府管理等領域。
私人雇傭兵是美軍一大特色。《日內瓦公約》明確禁止使用雇傭兵，但是私人雇傭兵已經占據美軍的很大一部分。《洛杉磯時報》報道，“私人軍事承包商成為在伊拉克第二大的軍隊。至少從數量上來看，伊拉克大約有10萬名雇傭兵，其中4.8萬名是私人雇傭兵(其中很大一部分不是美國人)。”美國宣稱從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撤軍，但是依舊留著大量私人雇傭兵在當地。私人雇傭兵的損傷并不需要向國內民眾公布。戰爭因此變成一場大規模的生意。
在另一些領域，美國也是“小政府大社會”。在經濟、文化等特別賺錢的領域，美國政府又變成小政府，私營資本則控制著金融、貿易、工業、能源、農業、醫療、媒體、教育、體育、文化等領域。金融領域是美國經濟最重要的領域。美聯儲這個私人銀行機構主導著美國的金融系統，操縱著美國的工商業命脈，操縱著政治命脈及對外關系。在金融這個最重要的領域，美國政府又成了小政府。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已經讓國人深刻認識到了私人銀行的巨大能量。
美國也搞起了國有化
在資本的絕對控制下，“大政府”可以轉換為“小政府”，將國家職能交給私人經營，比如前面提到的國企私有化、監獄私營化、軍隊私營化。
在資本的絕對控制下，“大社會”也可以將一部分財產交給“小政府”，來一番國有化。此次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政府就投入巨資救市，將虧損的私人企業國有化，控股私人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將他們所欠的巨額私人債務國有化，讓全體公眾承擔債務。比如注資310億美元，控股新通用公司60%股權;注資2000億美元，將房利美、房地美國有化，兩家都是私人抵押貸款公司;以2500億美元收購花旗、摩根大通等8家大銀行的優先股權。
美國政府的注資控股或者國有化并不等同于社會主義的國有化，美國的國有化是幫助私人資本家度過危機，政府在接手的時候就已經考慮好退出機制。在適當的時候，美國政府又會將其控股重新交還資本家，將國有企業和機構重新私有化。比如美國國際集團AIG，美國政府以持股方式向其注資850億美元，2008年政府持股占總股權的92%，2012年5月7日財政部表示將出售更多的AIG普通股，使其持股比例降至60%。相信在未來，等AIG這樣的私人資本度過危機，美國政府就會將其控股全部交還私人資本。
美國歷史上的數次國家干預經濟、國有化都是以此方式結束的。無論是大蕭條時期的政府干預，還是一戰、二戰時期的國有管制，或者二戰之后幾次經濟危機期間的干預，或者面對社會主義運動高漲和國內工人運動威脅，暫時對工人妥協，提高工人的公共福利水平，這幾種國有化的結局其實都是一樣。國有化的企業、公共福利，在經濟危機之后、戰爭之后、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之后，又重新進行了私有化。
美國嫻熟運用辯證法
私人企業、銀行等機構盈利時，資本家獲得其利益。私人企業、銀行等機構虧損時，則由全體納稅人承擔損失。國有化只是其臨時舉措，是偶爾的戰術“妥協”行為，是為了拯救資本主義。私有化是美國的立國根本。
在資本的絕對控制下，資本家可以將旗下公司國有化，也即“大政府小社會”。在“資本”的絕對控制下，政府更可以把旗下的諸多職能轉讓給私人資本，也即“小政府大社會”。
這就是其本質，資本的絕對控制。資本不僅主導著美國的“大政府小社會”，也主導著美國的“小政府大社會”。美國統治階層從來也不拘泥于死板的教條，他們運用起辯證法來可謂是爐火純青，水平遠高于其遠在中國的擁躉。
一些人主張在中國搞“小政府大社會”。卻不知中國若是實行“小政府，大社會”，將“大政府”所施行的職能一個個交出去，比如經濟、能源、教育、醫療、福利保障等系統。只要將這些職能交出去，資本立刻就會全部接管，資本的力量必將危及現有的國體政體。
事實上，這一招不僅可以對付中國，也可以對付資本主義國家。只要削弱政府對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控制能力，這個政府就離倒臺不遠了。美國就是以此方式搞掉那些不聽話的國家政府。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主張“小政府大社會”、公民社會的人，幾乎個個推崇美國民主。在他們眼中民主就是美國民主。民主就是多黨制，就是選舉總統和地方長官。選舉完總統和地方長官，民主的權利就履行完畢，就可以回家睡大覺，繼續上班或者失業，這就是民主。事實上，美國的民主是虛偽的民主，只講選舉民主，卻不講經濟民主。
諾貝爾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工人階級不僅應參與工作場所的民主管理，還應參與全國以至全球的管理。他追問美國財政部、美聯儲、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什么沒有工人階級的代表?他大聲疾呼，有必要擺脫主流輿論的束縛，來一次思想大解放，從工作場所、基層、全國以至全球，工人階級代表都應在決策過程中充分發揮作用。
中國上世紀60年代的《鞍鋼憲法》是世界民主建設的先鋒。毛澤東同志以蘇聯經濟為反面教訓，強調要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這項制度克服了官僚主義，提高了生產率。
對比美國所謂的“公民社會”，我國應該根據憲法的原則構建“人民社會”。“人民社會”以公有制作為主體，關乎國家政治經濟安全的戰略性產業是公有制，在日常生活領域的部分商品實行市場經濟。國家切實擔負起公民的勞動保障和福利。人民有經濟獨立，便可以依據《憲法》充分地參與社會活動，對國家機關提出批評和建議，選舉和罷免不稱職的企業管理者、政府管理者等等。通過政治民主權利，鞏固經濟民主權利。通過經濟民主權利，進一步保障政治民主權利。二者相輔相成。此時人民參與社會活動的熱情會逐步高漲，規模遠超過西方的所謂公民社會。
與美國資本主導下的“小政府大社會”、“大政府小社會”不同，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人民社會”，政府與社會將會緊密結合，也即是“大政府大社會”。人民既參與到“大社會”中，也參與到“大政府”中。這樣的社會才是真正超越公民社會的“人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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