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性批判問題，并不是從中國的土地中生長出來的問題，而是一個外來的問題。來自哪里？來自西方世界。
西方人在對非西方世界進行殖民征服和統(tǒng)治的過程中，對所有殖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進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評價，并將這種否定性的描述和評價傳播給被否定的非西方世界，要他們學習領會并最終認可接納。對于美洲印第安人，歐洲人判定他們沒有靈魂，因而“不是人”，為其大肆屠殺和役使提供了借口。對于非洲黑人，他們也一度懷疑其沒有靈魂，最后判定為野蠻人，于是他們像捕獵山羊一樣設法捕獵非洲野蠻人，販賣到歐洲和美洲做奴隸。對于印度人，英國人認為他們很低賤，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為低賤，因為他們自私、無知、扯謊、不負責任、愚蠢、骯臟，等等。這一切都因為他們離文明的歐洲最為遙遠，是東方黑暗愚昧的中心。至于中國，當然也毫不例外地面臨這種否定性的描述和評價。不幸的是，中國處于東方的盡頭，比印度離文明歐洲的距離更加遙遠，因而也必定比印度更加黑暗、愚昧，是東方黑暗愚昧的最后堡壘。為什么對印度和中國作出此種區(qū)分？因為印度已經(jīng)被英國占領，正在接受啟蒙和拯救，而中國一直拒絕拯救，可見在罪惡的道路上墮落得更深。
一個英國人說，英國也許確實需要幾塊殖民地，但是非洲、亞洲更需要英國。需要英國干什么？當然是需要英國用歐洲文明和基督福音來拯救他們。尤其重要的是，需要英國和歐洲的文明人來掠奪并享用他們的財富和血汗。在整個殖民過程中，無論是殖民當局還是歐洲文化界，他們的聲音匯合在一起構成一個共同的意思：“他們不是掠奪者，而是啟蒙者，他們不是逐利而來，而是為了完成造物主或君主賦予他們的某種使命，幫助那些不那么走運的東方人，設法使他們接近西方或提高到西方的水平。”（周寧《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73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06年出版）但是，如果這些野蠻部落不給啟蒙者奉送銀子，那就應該劫掠他們，如果這些愚昧國家抵制啟蒙者的拯救，那就屠殺他們。所以，西方學者對于中國國民性的言說，絲毫不需要建立在實證基礎上，而是為了建構一個唯我獨尊的、西方中心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以滿足西方文明擴張和殖民掠奪之需要。如果不了解這個背景，我們就永遠不可能了解，在當下占統(tǒng)治地位的學術體系之中，為什么這個地球上只有西方人完美無缺，所有其他種族的民人之道德、性格、人格為什么如此丑陋、罪惡。
西方學者對中國國民性發(fā)表過高見的人，不乏鴻儒碩彥。孟德斯鳩、休謨、赫爾德、黑格爾等等赫赫有名的精英人物，都對中國國民性的缺陷深有研究。他們還分別從自然環(huán)境、歷史境遇、法律風俗、政治制度等等角度，對中國國民性的文化背景及其成因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周寧在《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中指出：從孟德斯鳩開始，西方思想界試圖在現(xiàn)代世界觀念秩序中確立中國的國民性，在后啟蒙時代的東方學背景下，相關主題的不同文本，逐漸構筑起一個知識體系，經(jīng)過赫爾德的發(fā)展，最后完成于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此時，中國的國民性話語，作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意識形態(tài)語境中生產(chǎn)與組織“中國意義”的表述系統(tǒng)，已經(jīng)具有一個統(tǒng)一的主題，即中國國民的奴性；已經(jīng)形成一套相對穩(wěn)定的概念，如中國的自然環(huán)境、政治專制、道德墮落、愚昧迷信、歷史停滯如何塑造并表現(xiàn)這種奴性；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一種既定的陳述方式，如首先在與西方對應比較的東方化語境中確定中國國民性的精神核心并歷數(shù)其多種特征，尤其是歷數(shù)道德范疇內的反面例證；已經(jīng)以學術建制的方式溝通了知識與權力，為西方的征服、掠奪、屠殺與擴張?zhí)峁┝苏x理由。
除了精英學者之外，西方傳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險家、文物掠奪者、軍人等各色人等，都對中國文化、中國社會和中國國民發(fā)表過形形色色的描述和評價。他們大多以唯我獨尊的心態(tài)對中國的現(xiàn)象進行了或善意或惡意的批評。黑格爾的“中國研究”毫無疑問曾經(jīng)以這些描述和批評意見作為依據(jù)，可是，他的學說和意見一旦公之于眾，就以大學者的權威力量極大地規(guī)范著、啟示著那些傳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險家、文物掠奪者、軍人各色人等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角度和描述模式。就在西方精英人物和普通人群的互動之中，中國國民性的“奴性、愚昧、自私、麻木、殘忍”等等特征得到了模式化的描述和強調。周寧指出：“在西方文化中，黑格爾的理論標志著中國國民性話語精英層面的完成，明恩溥的《中國人的性格》則標志著大眾輿論層面的完成。19世紀西方在中國人身上觀察到各種特點，其描述復雜、混亂，甚至相互矛盾，它們的作用不是使西方視野中中國人的性格形象越來越清晰，而是越來越模糊；不是使西方人能夠輕松地把握中國人的性格，而是越來越感到無所適從了。《中國人的性格》的出版，從某種意義上結束了這種難堪的局面。在明恩溥歸結的中國人的26種特征中，中國人的性格形象似乎清晰了，可以把握了。”
而所有這些研究，并不是一種學術的分梳、學理的推究，進而達到對真理的認識。這些研究只有一個共同的指向，那就是被西方人征服、服從西方殖民者的統(tǒng)治，是一切野蠻部落和野蠻帝國的必然命運，中華帝國也只有屈服于這種命運才有出路。就拿明恩溥的《中國人的性格》來說，作者雖然不厭其煩地羅列了中國人26中病狀，但他最后想說的只有一句話，那就是只有皈依西方人的宗教（基督教）才能拯救這些病入膏肓的野蠻人。明恩溥（即史密斯）說：“中國需要的是公正，為了獲得它，中國必須有一套上帝的知識，必須對人有一個新的概念，必須重新認識人與上帝的關系。中國需要在每一個人的靈魂中，在家庭和社會中，注入新的生命。那么，就會看到中國的各種需要化為一種迫切的需要，這就是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完全地滿足的一種需要。”（史密斯《中國人氣質》248頁，張夢陽王麗娟譯，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年出版）
明恩溥（即史密斯）還說：“讓我們再重復一遍，中國需要的東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甚至可以說，兩者是一個東西，因為良心即是人格。人們曾評價一位著名的鋼琴制造家，說他就像他的樂器一樣——規(guī)矩，正直和高貴。在中國，能夠遇到這樣的人物嗎？……基督教文明的最美好產(chǎn)物，是它所創(chuàng)造的完美的人生，這樣的人生并不罕見……每位讀者至少知道一個這樣的人生，把真誠的愛獻給了他人的利益……” （史密斯《中國人氣質》248頁，張夢陽 王麗娟譯，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年出版）明恩溥憑什么判斷中國就沒有一個正直的人，只有基督教社會才有這種正直的人？近代以來，將殖民的槍炮射向全世界的那些西方人，他們不都是基督徒嗎？可是他們500年的殖民過程中從來沒有把“真誠的愛”奉獻給“他人的利益”，相反，他們只是把全世界的金子、血汗和資源，變成了自己的利益，并為此不惜毀滅西方之外的整個世界。將這些強盜的人格置于所有中國人之上，這不完全是顛倒黑白嗎？而這種顛倒黑白恰好是為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利益”服務的，也只是為明恩溥本人的利益服務的——因為他的任務就是用基督教征服中國。
近代以來西方基督教在東方世界的擴張，與殖民軍事當局的權力擴張基本上是相互呼應、相互配合的。同樣，西方社會所生產(chǎn)的關于中國國民性的話語體系及相關著作（包括史密斯《中國人氣質》在內），作為一種知識，并不是為真理服務的，而是為殖民權力服務的。
歷史上的西方人并不是一開始就這樣從否定面來建構中國形象的。與此相反，在伏爾泰之前，歐洲所有關于中國的言說都是充滿了禮贊和憧憬，在他們對歐洲中世紀的教權專制、思想禁錮進行批判的過程中，中國被歐洲文化精英描述為富庶、自由、和諧、歡樂的世俗社會，以此作為歐洲之楷模。直到1721年，德國學者沃爾夫還在一次演講中稱贊中國的道德哲學，描述孔教理想國是如何盡善盡美（他因此遭到普魯士國王的驅逐，被迫流亡異國十六年）。1730年他又提出中國政治是世界政治的典范，其內圣外王的統(tǒng)治模式符合柏拉圖《理想國》的構想。有的歐洲學者甚至盛贊中國古代文明超過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明。伏爾泰的《風俗論》依然保留了這種美化中國的流風遺韻。《風俗論》是一部描述中世紀世界政治、歷史、精神文化的著作，翻譯成中文長達130萬字。它以中國內容作為全書的開篇，這種安排似有以中國作為文明典范的含義。伏爾泰說，當中國人在創(chuàng)造偉大文明的時候，偏居西方一隅的遙遠歐洲人還是奔波于叢林中的野蠻人。作者也從傳教士的著作中讀到若干中國社會的缺點，但是他對那些描述不以為然，處處為中國人的這些缺點辯護。在那個時代的歐洲學者心中，中國形象跟烏托邦一樣完美無缺。
當他們建構一個烏托邦式的中國形象時，并沒有足夠的現(xiàn)實材料，也沒有一本扎實的專門著作進行學術論證。嚴格說來，這只是一場思想上的虛構。在啟蒙運動之前，中國文化成為了歐洲文化人進行文化建設和思想建設的重要資源和理想標準。當然，這并不說明歐洲學者對中國有多少了解和研究。實際上他們是為了反抗基督教的教權專制，幾近武斷地描述了一個理想的“他者”為自己所用，這種描述不但嚴重脫離實際，甚至包含著故意歪曲的成分。這種言說對知識和真理不負責，對言說對象也不負責，而只對自己的愿望和需要負責。
從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1748年出版）開始，歐洲學者筆下的中國形象發(fā)生了逆轉。啟蒙學者們在建構現(xiàn)代性價值體系的歷史過程中，一步一步將中國建構為現(xiàn)代性的反面形象。中國不幸淪為他們急于拋棄的一切與現(xiàn)代性相對抗的負面價值的化身。中國再一次被置于“他者”地位，成為打造現(xiàn)代性價值、表達他們的文化理想、突顯他們的先進性和優(yōu)越感的鏡子。就像他們將中國描述為理想天國時缺乏足夠依據(jù)和嚴謹論證一樣，當西方學者將中國描述為與現(xiàn)代性格格不入的妖魔形象時，也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和需要隨意捏造的。就像伏爾泰對于批評中國缺點的言論不屑一顧一樣，孟德斯鳩、黑格爾對于那些正面描述中國形象的文字也故意置若罔聞，因為這些材料不符合他們的需要。
伴隨著啟蒙時代的文化繁榮，西方殖民當局正在高唱著“理性戰(zhàn)勝愚昧、先進戰(zhàn)勝落后、文明戰(zhàn)勝野蠻、自由戰(zhàn)勝專制、基督戰(zhàn)勝邪教、優(yōu)秀種族戰(zhàn)勝原始民族”等等“文明信條”，理直氣壯地用軍艦和槍炮實施著屠殺和掠奪。西方文化精英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非西方世界的妖魔化捏造，正好為殖民主義者的屠殺和掠奪提供了具有現(xiàn)代性的“道義”依據(jù)。就此而言，西方圣哲也是西方殖民征服的參與者。對于非西方世界的居民來說，通過反對擅長屠殺的政府而一步一步建立了現(xiàn)代性價值體系的西方知識精英，骨子里包含著與現(xiàn)代性價值體系相對抗的一切負面因素。
中國精英認可并堅守殖民話語的背景在戊戌政變之前，中國代表性的精英人物諸如李鴻章、張之洞、陳寶箴等都是堅定的“中體西用”論者，他們跟西方文化霸權保持著不失尊嚴的距離，基本上不認可殖民主義者為滿足他們的需要而建構的妖魔化東方形象。一位西方人說：“中國人把英國人當作野蠻人，認為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英國人也普遍把中國人當作半野蠻人，認為自己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文明的。”（轉引自周寧《天朝遙遠》760頁）由這條描述不難獲悉，當時的中國精英的確曾經(jīng)將前來提出各種強人所難之要求的英國人和其他歐洲人看作野蠻人。
跟英國人把未能滿足他們全部愿望的中國人看作野蠻人相比，中國人把他們看作野蠻人顯然是更加具有理由的，因為踏上中國領土的英國人，對中國人所干的都是勉強、逼迫、侵害、掠奪、屠殺、割地、設租界、強行傳教等等野蠻勾當。而英國人以及所有西方殖民者對于中國人所發(fā)表的各種評價，不過是狼為了吃掉羊所拋出的一種說辭。有一只狼先是說羊在河里喝水污染了他的水源，所以要問罪于羊。那只可憐的羊辯解說：“我在下游喝水，你在上游喝水，我怎么會污染你的水源呢？” 那只狼于是惡狠狠地說，總之我要把你吃了，而不再挖空心思編造別的理由。人類的偉大在于能夠建構龐大的符號體系，能夠編造各種自欺欺人的說辭。西方殖民者對所有非西方世界都張著血盆大口，像那只狼一樣惡狠狠地說：“總之你們的國民性很骯臟，我得把你們這些不文明的劣等種族全給吃了，以便造福于文明世界。”隨著中國在政治上、軍事上、外交上的節(jié)節(jié)敗退，李鴻章、張之洞、陳寶箴他們在文化上抵制殖民者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殘的努力很難長期奏效。一個弱者在面臨絕頂危機時難免隨之出現(xiàn)精神崩潰。這樣的全面崩潰出現(xiàn)在戊戌變法失敗和八國聯(lián)軍屠殺之后。
戊戌政變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轉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國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按照現(xiàn)代性價值理念改造中國、壯大中國的愿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他們對于通過迅速的富國強兵舉措來抵制西方的屠殺與掠奪頓時完全絕望。精英群體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潰之后，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權及其對中國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從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種層面為中國的失敗與絕望尋找原因。從此以后，這只無辜的羊真的認為自己國民性很骯臟，甚至常常懷疑自己確實污染過狼的水源，“否則那只狼為什么非得吃掉我不可呢？”——這只可憐的中國羊一百年來常常進行這樣的現(xiàn)代性反省和人文思考。以誕生于1902年的梁啟超《新民說》為標志，中國精英人物逐步認可了西方殖民主義者對于中國國民性的許多批評。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魯迅則將“國民性批判”發(fā)展為對“傳統(tǒng)文化”的全面批判。在這個聲勢浩大的“國民性批判”和“傳統(tǒng)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國現(xiàn)代的知識精英幾乎全都聲氣相投。李大釗、胡適、錢玄同、蔡元培、梁漱溟、林語堂等等，竟相發(fā)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評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民性的弱點，最后達成一個共識，大家順理成章地將“國民劣根性”看作中國不能及時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最主要障礙。
由于五四新文化被后來的歷史奉為主流，“國民劣根性”學說自然也有幸享有主流文化之尊，成為了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最為熱鬧、最為核心的主題之一。我們這幾代讀書人都是在這樣的教育中成長起來的，所以，我們批判起“國民性”來一直覺得理所當然，而且，我們一直把西方社會和西方人作為我們批判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最重要的正面資源，看作我們在國民性改造方面的終極目標和理想。往往誰在批評國民性上表現(xiàn)得最為尖銳，誰就成為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和學者。當年陳獨秀、魯迅都是這樣振聾發(fā)聵的，后來的柏楊、李敖、龍應臺也是這樣脫穎而出的。前不久，借著給剛剛仙逝的柏楊先生送行的機會，我寫了一篇簡短的感想《但愿柏楊的“自虐時代”就此結束》，其中寫道：
對照著“內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來尋找我們的國民劣根性，是近代以來一條錯誤的文化思路。可是知識精英們的思想一旦進入了這樣的路徑，一時就難于回頭。他們如此擅長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當他們的反思進入自虐狀態(tài)時，他們對于自己的自虐狀態(tài)卻缺乏足夠的反思，以至于長驅直入一百年。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這種自虐傾向的集中表現(xiàn)，它使得自虐心理成為一個時代的主流文化。自此以后，對于“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對于“西方性”的趨近和向往，成了我們的基本心理傾向。在魯迅之后，中國最深刻的作家大多數(shù)都是魯迅精神的繼承者，他們對準中國文化、對準中國國民性，進行了狂轟濫炸式的掃蕩。柏楊先生是繼承魯迅衣缽，用雜文進行國民性批判的最有影響力的當代中國作家。由于這種強烈的自虐傾向，我們五四運動以來所圈定的教育資源中，僅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則完全排除在外。我們因為長期停留在國民劣根性的審視中，而放棄了對于更加深廣的人性缺陷的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國人，也包括西方人的。在研究近代史的過程中，我們只看到了受害者出于自尊自衛(wèi)本能的排外傾向，而看不到外國殖民者對于中國人的屠殺和掠奪。這種教育使得自虐心理內化為我們的本能，以至于一提起國人的某些缺點，我們就本能地像西方殖民者那樣表現(xiàn)出厭惡和蔑視。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我們一百年來長期沉溺于“國民劣根性”的自虐體驗中，從而大大耽誤了我們對于制度建設的關注和努力，這是一個極為慘痛的教訓。
中國人應該及早從這種自虐傾向中擺脫出來，挺直腰桿做人。中國人的缺點，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種獨屬于中國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類只有一種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中國人當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謂劣根性，而是像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人那樣，切實地進行制度建設。許多學界同人不能同意我的這些想法，針對我的上述言論提出了各種批評。批評者不但反復強調國民劣根性是千真萬確實有其物，而且尤其突出地譴責我對西方殖民者的不恭，理由是對西方人的不恭就是對現(xiàn)代性的不恭，對西方人的拒絕就是對現(xiàn)代性的拒絕。
民族自決之后，應有文化自覺對于這些批評，我從兩個方面作出回應。
第一個方面，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精英階層認可和接納西方殖民者和相關國家的精英學者對于中國國民性的言說，并不是在一般的文化傳播或學術交流的背景下發(fā)生的，而是在西方國家跟中國政治實體構成權力關系的背景下發(fā)生的。這種接納不是出于知識和學術的原因，而是出于權力的原因。簡直言之，就是我們被暴徒打得趴在地上，除了認可暴徒的權力和觀點沒有別的選擇。
在西方人推行殖民統(tǒng)治的過程中，對殖民地原住民的文化進行妖魔化描述并盡力摧毀之，以便原住民按照殖民者建構的“理性戰(zhàn)勝愚昧、先進戰(zhàn)勝落后、文明戰(zhàn)勝野蠻、自由戰(zhàn)勝專制、基督戰(zhàn)勝邪教、優(yōu)秀種族戰(zhàn)勝原始民族”的關系模式，來理解、接納殖民者的殖民統(tǒng)治，這其實是侵略者慣用的文化毀滅、精神奴役的文化戰(zhàn)略。就此而言，近代幾百年勃然興起的西方殖民者，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文化毀滅者、精神奴役者。
中國精英人物在政治上、軍事上、經(jīng)濟上、外交上連續(xù)失敗半個多世紀之后，在進行或企圖進行一系列的產(chǎn)業(yè)改革、政治改革、社會改革、軍事改革仍然達不到預期效果之后，不得不自問自責，不得不從精神文化上、種族特征上尋找自己失敗的原因。于是，他們被迫認可了西方殖民者對于中國精神文化和國民性的理解和描述，并在此基礎上更加深入、更加系統(tǒng)地對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和民族性格進行省察和批判。這場自我批判運動竟然持續(xù)了百年之久，這一定是梁啟超、魯迅那兩代文化英雄所預料不到的。內而言之，這場自我批判運動表現(xiàn)了中國人勇于自己承擔責任的精神，在慘遭強盜屠殺蹂躪的境遇中，我們不是停留于控訴屠殺者的殘忍和罪惡，而是從自己身上尋找淪落為弱者和奴隸的原因，以圖有效地激發(fā)和凝聚起改變命運的力量。外而言之，則是證明了西方殖民者除了槍炮、貿易、資源掠奪的成功之外，在精神奴役和文化殖民上取得了更加輝煌的成功，后者持續(xù)時間之長，恐怕超過他們自己的預料。
隨著人類歷史的發(fā)展進程，非西方世界的許多殖民地居民都從政治上擺脫了殖民當局的控制，先后取得了民族自決權（但是也有許多弱小民族比如北美印第安人、澳洲原住民等等永遠失去了民族自決的可能性）。中國是幸運地取得此種成功的國家之一。與此同時，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族群從文化上擺脫西方人的殖民和奴役，是同樣意義重大的歷史現(xiàn)象。在這方面，中國并沒有取得完整的成功。一百多年來，我們一味地以西方的是非為是非，對自己的文化破壞得太多，對自己的文化尊嚴放棄得太多。第二個方面，現(xiàn)代性作為一種價值追求，是否必須跟西方人聯(lián)系起來才能夠成立？我們是否可以將現(xiàn)代性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價值，從西方世界獨立出來，然后我們可以盡情崇拜現(xiàn)代性（姑且對后現(xiàn)代反思質疑現(xiàn)代性的聲音置若罔聞），但不一定崇拜西方或者某些西方國家。西方世界固然享有現(xiàn)代性的發(fā)明權，但是他們在建構現(xiàn)代性的過程中，逼迫非西方世界貢獻了無數(shù)財富（掠奪之）、生命（屠殺之）和尊嚴（奴役之）。所以，就其生產(chǎn)要素和過程而言，現(xiàn)代性本身乃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資源和精神財富。我們不可忘記，當西方人在西方地區(qū)建構現(xiàn)代性的“文明世界”的同時，他們卻在所有非西方地區(qū)創(chuàng)造了一個充滿屠殺、劫掠、奴役的最野蠻的“非文明世界”、“非現(xiàn)代性世界”。
那個時代的西方人并沒有將“自由、人權、平等、博愛、民主、憲政”等現(xiàn)代性構件看作一種必須在非西方地區(qū)推廣的普世價值，如果他們將現(xiàn)代性理解為普世價值，那么任何殖民活動及其相關屠殺都是不可能發(fā)生的。比如，如果他們對中國人講博愛，他們怎么可能會將自己國家禁止服用的鴉片販賣到中國來呢？如果他們對中國人講平等，他們怎么會因為中國禁止進口和走私鴉片而對中國萬炮齊轟呢？鴉片戰(zhàn)爭以后，英國對華外交關系的主題之一，就是一直逼迫中國將嚴重的鴉片走私合法化，這跟自由、人權等等現(xiàn)在性價值如何統(tǒng)一起來？
就像古希臘的民主制度從來不包含奴隸階級的民主權利，而只是奴隸主階級之間的協(xié)調關系和利益的制度模式一樣，西方社會所建構的現(xiàn)代性價值體系，只是用來協(xié)調西方社會各個群體之間權力和利益的游戲規(guī)則，這種規(guī)則從來沒有被他們用來協(xié)調西方殖民當局跟非西方殖民地所形成的權力關系。《舊約》中的耶和華，對猶太人極盡關愛和柔情，可是對于猶太民族之外的所有其他民族，他的目標是全部殺光。被起源于猶太教的基督教教化了一千多年的歐洲社會，就是一個“內修文明、外施暴力”的文化實體，這種文化特性在殖民者身上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
隨著殖民歷史的發(fā)展，慘遭掠奪和屠殺的異族人群越來越強烈地要求殖民當局按照現(xiàn)代性的價值標準和游戲規(guī)則，尊重殖民地居民的生存權和民族自決權。只有這時候，現(xiàn)代性才具有普世價值。也就是說，現(xiàn)代性的普世價值是由遭遇殖民屠殺的非西方世界的居民所創(chuàng)造的。自古以來，各國各族的游戲規(guī)則都由權力集團所制定，非權力集團或者說被統(tǒng)治群體只能遵守之。制定游戲規(guī)則的根本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將被統(tǒng)治集團的錢以合法的名義流通到權力集團的腰包里。當西方人將全世界看作一個一體化的經(jīng)濟實體來制定游戲規(guī)則時，它的目的所指也是非常明確的。直到當今時代，西方各國依然高居全球經(jīng)濟體系的上端，成為全球財富流通體系的終端和目的地。當年的殖民地正在以另一種方式為西方社會兢兢業(yè)業(yè)地提供資源（付出環(huán)境代價）、廉價勞動（付出血汗、健康和尊嚴）、利潤、財富等等方面的服務。就此而言，由西方人開創(chuàng)和主導的殖民時代遠沒有結束，
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全球一體化經(jīng)濟運作模式，以及以西方人為不同人種和國民規(guī)定了不同等級和地位的觀念體系和文化霸權，代替了他們的軍艦和槍炮，成為了新的殖民武器。這種隱性的殖民往往難于被被殖民者清醒意識到。即使意識到了，擺脫起來也非易事。因為就像軍艦和槍炮所構成的權力關系難于擺脫一樣，在所謂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由經(jīng)濟模式和文化霸權所建立的權力關系，幾乎同樣難于擺脫。我們正在面對著一場文化上的困境，這種境遇將會延續(xù)很長的時期。
西方人用大機器工業(yè)生產(chǎn)、掘地萬丈掠奪地球資源的生產(chǎn)模式，和高消耗、高享樂的生活模式，對地球環(huán)境造成了嚴重破壞，這種破壞從五百年前逼迫印第安奴隸和黑人奴隸在中美洲大肆砍伐森林種植甘蔗就已經(jīng)開始了。那時候因為大氣遭受破壞就已經(jīng)形成厄爾尼諾災害，五百年來各種各樣的破壞和災害愈演愈烈。這種慘重代價轉化成財富，絕大多數(shù)被西方人享用和揮霍。可是今天的西方人卻說是非西方地區(qū)的窮國造成了環(huán)境破壞，不斷要求這些窮國承擔修復環(huán)境、保護環(huán)境的責任。當他們需要向全世界攫取資源、財富和血汗時，他們強調“全球化”，可是面對“新殖民”地區(qū)的環(huán)境悲劇、經(jīng)濟悲劇以及遍野餓殍，他們并不以“全球一體化”的姿態(tài)承擔應有的責任。由此不難看出，西方人至今沒有將現(xiàn)代性理解為普世價值，而僅僅理解為在西方世界協(xié)調內部關系、保障人權、保持社會和諧的原則。非西方世界的人群所追求的現(xiàn)代性，肯定不是僅僅在西方地區(qū)適用的那個現(xiàn)代性，而應該是融入了非西方地區(qū)各族居民的生命、財富、尊嚴和理想的那個現(xiàn)代性。所以，我們追求現(xiàn)代性，并不必然地包含著對西方人和西方國家的崇拜，更不應該將西方人在建構現(xiàn)代性的過程中對非西方世界所犯下的種種罪行一筆勾銷。
也許有人會說，既然西方社會曾經(jīng)有意虛構了一個烏托邦中國，作為他們反對宗教權力的武器，我們?yōu)槭裁床豢梢砸蔡摌嬕粋€具有充分現(xiàn)代性的烏托邦西方社會，作為我們改造文化和社會的資源呢？這種思路不是沒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們必須考慮到兩種歷史境遇中兩種絕然不同的關系模式。西方人在中世紀后期虛構的烏托邦中國，安安靜靜地橫臥在遙遠的東方地平線之外，跟西方很少發(fā)生現(xiàn)實的關系。而近代以來被我們逐漸建構為烏托邦的西方世界，卻是一系列殖民國家所形成的具有現(xiàn)實性的權力實體，而且他們以各種方式建構了凌駕于我們之上的權力關系。現(xiàn)實中的關系只能在國際平臺上按照國際社會的游戲規(guī)則平等相處，而不可將關系的某一方烏托邦化。如果不警惕這種將某個實體烏托邦化的傾向，就不利于我們擺脫曾經(jīng)廣泛存在而且至今依然部分存在的權力關系。時至今日，中國知識界和其他國民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西方崇拜”尤其是“美國崇拜”，就是這種精神上的“權力關系”的一種體現(xiàn)。一個覺醒的中國讀書人，在其爭取平等自由的過程中，應該義正詞嚴地反抗一切強權和壓迫。如果他只知道反抗本國統(tǒng)治者的強權和壓迫，卻不愿意反抗來自國外殖民者的強權和壓迫，那是不可思議的。同樣，一個覺醒的中國讀書人，如果只能認識滋生于本國內部的權力關系，而不能認識來自國外的權力關系，也是不可思議的。
總之，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殖民者不但在政治上、軍事上構成權力關系，而且在文化上、精神上也構成權力關系。所謂權力關系，也就是壓迫與被壓迫、掠奪與被掠奪、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模式。自從這種權力關系模式形成之后，中國人一刻也沒有放松過從政治角度解脫這種罪惡的權力關系，并最后取得了成功。但是，我們卻一直不太重視從文化上、精神上解脫這種罪惡的權力關系。這是極具歷史性的錯誤，這是極具現(xiàn)實緊迫感的命題。我們日復一日地強調“國民劣根性”，自省自責一百年而不想終止，正是這種歷史性的錯誤之一種表現(xiàn)。極而言之，即使西方殖民者對中國國民性的描述全部真實準確，我們也不能無原則地奉為金科玉律，而必須首先解除雙方在文化上、精神上的權力關系，然后再以平等之心來研究這種描述的價值。
好在現(xiàn)在這個時代，中國有一部分學人已經(jīng)洞悉了文化上、精神上這種權力關系對于我們的巨大傷害，看穿了“國民性”話語體系中西方殖民者的權力因素及其言說的片面性。當下之中國，需要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謀求發(fā)展之路，尋找生存空間，這就必須從充滿殖民權力色彩的國民性話語迷魂陣中掙脫出來。中國人的文化自尊心正在覺醒，一個“文化自覺”的時代很可能正在悄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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