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矛盾
與主要矛盾問題探討
鄭彪
（本文發表于《管理學刊》2012年第1期）
摘要：當前國際敵對勢力加緊反華與國內社會出現階級分化和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現實表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作為這一社會基本矛盾的表現的社會主要矛盾，是與多種矛盾并存。在國際層面，既包括與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矛盾，不包括美國對中國發動“文明沖突”，特別是實行“盎格魯-撒克遜計劃”，與中國發生民族矛盾。這兩對矛盾，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本質上是對抗性的，在特殊條件下是否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或可轉化為非對抗性？可以努力，但不能抱幻想。在國內層面，社會主要矛盾主要表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但階級矛盾是否是社會次要矛盾？需要正視。
關鍵詞：社會基本矛盾；階級斗爭；文明沖突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志碼：A文
章編號：1674-6511(2012)01-0033-04
一、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社會基本矛盾問題，是蘇共首先遇到的，但是他們長期認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完全適應，沒有矛盾。斯大林在1952年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對此進行了理論概括。蘇聯在1935年農業集體化完成以后，就宣布消滅了階級，社會主義建成了。斯大林認為，蘇聯社會沒有階級，整個社會高度一致，高度團結，實際上是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矛盾，也沒有階級斗爭。毛澤東堅持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將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的理論運用于社會主義社會，明確提出，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從而否定了蘇聯的形而上學觀點，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社會主要矛盾不是同一個概念，也不屬于同一個層次，在一個社會形態中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社會基本矛盾決定社會主要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具有對抗性，決定了其社會主要矛盾是階級斗爭，對社會基本矛盾的調解結果決定著階級斗爭的緩和或激化。在社會基本矛盾得到調解的條件下，在一定時期內，階級斗爭這一主要矛盾可以變得不那么突出，而次要矛盾上升，階級斗爭甚至被掩蓋起來；當社會條件改變以后，階級斗爭可能重新激化，使社會主要矛盾重新突出起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社會基本矛盾特別是對社會主要矛盾如何表述，主要是關于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的關系，毛澤東有自己的看法。
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他有一些形而上學。毛澤東將唯物辯證法運用于社會主義社會，提出社會主義的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而且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中兩個階級、兩條道路誰勝誰負的問題，需要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解決，搞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的。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的論述，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是前所未有的，在20世紀世界政治家和思想家中也是獨樹一幟的。毛澤東的這個思想，究竟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還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一個時期以來，被認為是極“左”思想，加以否定。蘇聯解體以后，這個問題被重新提了出來。“搞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的”，毛澤東的理論預見已經應驗。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重新研究和評價毛澤東的有關論斷。毛澤東對黨的“八大”報告有關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表述的不同看法，理論上的分歧，也主要體現在這里（將“八大”前后的黨內斗爭，僅僅歸結為權力斗爭，這是西方的自由主義觀點）。毛澤東在實踐上沒有解決好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問題，但是否可以因此得出結論，他在理論上也完全錯了？事實表明，這是一個矛盾：如果理論上完全錯了，就不可能有正確的論斷和預見；如果實踐證明了政治論斷是正確的，說明其所依據的理論至少有合理因素，值得研究。蘇聯共產黨在理論上的失足，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在思想方法上是從形而上學開始的，在理論上是從否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開始的，從否認國內階級斗爭到放棄國際階級斗爭(蘇聯放棄階級斗爭，美國卻不放棄，而且決不放棄“文明沖突”，終于把蘇聯斗爭、沖突垮了)，從赫魯曉夫時期的“三和兩全”到勃烈日涅夫的“緩和”，從斯大林宣布建成社會主義到勃烈日涅夫宣布進入發達社會主義，再到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及至蘇聯解體，這之間有沒有聯系？有什么聯系？與此相聯系的大量問題，都值得重新研究。
黨的“八大”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對此，毛澤東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服從了中央。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后，在1957年9月至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段話改變了“八大”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判斷。毛澤東的論斷，得到了這次中央全會的贊同，由此引起黨的政策的相應改變。中國6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證明，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的關系，是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關鍵問題。長期以來，一方面，由于復雜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黨的工作重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實需要，長期回避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問題，而主要關注社會主義主要矛盾，這是不難理解的；另一方面，由于長期不研究，國內國際兩方面積累的問題又相當錯綜復雜，使社會基本矛盾
和主要矛盾問題、國際國內的經驗斗爭問題以及國際上與“文明沖突”相聯系的民族矛盾等問題已經變得相當棘手。無論如何，經過31年改革開放，實踐的發展已經將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的關系問題再次推向理論前沿，亦即將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問題再次推向理論前沿，對這個問題加以科學詮釋，并著手解決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問題，則理論上必然高屋建瓴，實踐上必將對黨和國家的發展和改革全局產生全局性的積極的影響。
二、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糾正了長期以來“左”的錯誤，重新確認了“八大”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從而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是萬分正確的。到20世紀80年代引入初級階段概念，也就沿用了“八大”的提法，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提法，在理論上進一步論證了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必要性和正確性，所以這個提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這其中也存在著一個理論問題，就是如果直接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與“八大”報告中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等同起來，理論上容易理解為是將初級階段與社會主義社會等同起來。這樣一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際上有帝國主義，國內有多種經濟成分（包括外國資本），階級斗爭是否還存在，是否為次要矛盾？這是個實際上被擱置的理論難點。但是，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為《決議》）中有一段表述：“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這個表述雖然后來實際上不再提了，但是仍然非常重要。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表述，與《決議》中這段話相互補充，意思就完整了。這表明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中，階級斗爭實際上是包含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基本點”中，只是在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有關決議中又加以明確地闡述。
實踐證明，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矛盾的觀點，是正確的，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是適用的。而他關于“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后來發展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線，正如劉國光同志所說，“這樣就把社會主義社會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導致了十年動亂的嚴重錯誤”[1]。1979年以后，黨的工作重點實現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移，對近30多年來全黨全國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物質文化生活，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由此在社會上也產生了一種看法，認為共和國的后30年才重視經濟建設，不搞階級斗爭，搞出了一個富強的中國。而前30年則一味搞階級斗爭，忽視了經濟建設，搞得中國落后封閉。這種看法不太符合共和國歷史發展的實際”[1]。實際上，社會上還產生了另一種看法，認為共和國的“后30年”一味搞經濟建設，不搞階級斗爭，搞出了一個“資本主義復辟”的局面。而“前30年”雖然“以階級斗爭為綱”，也沒有忽視經濟建設，所以沒有必要搞改革開放，說改革開放“搞壞了”、“走了邪路了”。這種看法也不太符合共和國歷史發展的實際。
劉國光同志指出：“盡管共和國前段發生過過分夸大和擴大階級斗爭的曲折，但是不能認為前30年毛澤東和我們黨只著重搞階級斗爭，而不重視經濟建設。毛澤東作為一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熟悉生產力、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早已提出一個政黨的先進性在于是否通過上層建筑與生產關系的革新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革命戰爭時期，他十分重視根據地的經濟工作，以保證戰爭供給。接管城市之后，立即把工作中心轉向經濟建設。國民經濟恢復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抓對資本主義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以及所有制的改造，也是圍繞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任務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面貌，其缺點是因求快過急，犯了主觀冒進，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錯誤。這在20世紀60年代經過調整經濟，得到糾正。盡管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斗爭提到空前的高度，毛澤東還是指出要分開工作問題和階級斗爭問題，不要因為對付階級斗爭而妨礙了工作（包括經濟工作），階級斗爭和工作并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所以雖然重新強調階級斗爭，但對經濟工作的影響不大，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文革十年中，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盡管因階級斗爭的沖擊受到一些損失，但國民經濟只有兩年有所下降其余各年都是繼續增長的。并且在一些重要領域，取得比較重要的成就。1975年在第四屆人大上周總理重申1965年第三屆人大會就已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兩步走的宏偉戰略設想，成為后來（包括文革以后）我國經濟建設的綱領。所以，絕不應當否認前30年毛澤東領導下中國人民在經濟建設上的努力和成就。不然，何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何來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當然，前30年的經濟建設是受到了一些擴大化了的階級斗爭的干擾，如大躍進中的國民經濟的倒退，十年動亂中也受到一些損失。如果沒有這些曲折，我國經濟建設的成就還會更大。
“前30年階級斗爭擴大化是一個錯誤，但抓階級斗爭并不錯。還要指出，毛澤東雖然晚年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的錯誤，但是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斗爭，還必須注意階級斗爭，還是很中肯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剝削階級作為階級，當時看來已經消失，但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是一個基本事實。‘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是很激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5頁）從國際經驗看，當時的匈牙利事件，赫魯曉夫上臺，蘇共變為全民黨，等等，均預示著國際共運中隱藏險惡的形勢，為后來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的演變事實所證實。毛澤東發動‘文革’，主觀上就是想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陰影在中國的出現。但是他在發動‘文革’時，對國內黨內具體形勢估計錯誤，混淆了敵我是非，犯了用全國內戰、急風暴雨式的斗爭方式的錯誤，傷害了大批干部和同志。我們否定‘文革’，是批判它作為政治運動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而不是指‘文革’防范資本主義復辟的動機。應該說，沒有‘文革’的預演，20世紀八九十年代蘇東劇變會給中國帶來什么災難；‘六四’的后果會導向何處，誰也不敢斷言。所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說得很好，毛澤東同志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列著作，還始終認為他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頁）事實的確是這樣的。”[1]
至于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和實踐是否如他自己認為那樣，是馬克思主義的，對此國際國內一直都有爭論。1991年以后，隨著國際國內對蘇聯解體根本原因探討日益深入，這種爭論又起。眾所周知，“文革”的發動基于毛澤東對黨內形勢和干部隊伍的基本判斷，他認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2]。這個政治結論在理論上與他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理論密切相關，問題的關鍵在于，當時黨內并沒有這樣一個資產階級，毛澤東是以思想分析代替經濟分析，脫離了客觀實際，也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蘇聯解體的歷史證明，和平演變不一定要先有一個“黨內資產階級”，它可以是一個黨內特權階層。只要上層建筑改變，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這個黨內特權階層即使還不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資產階級，但是存在權力資本化的可能，一旦時機成熟，也可以在歷史轉瞬之間演變為大寡頭大資產階級。長期以來，毛澤東的這個理論被視為脫離實際的主觀臆斷或空話，但蘇聯解體為其提供了一個實證。歷史的發展是否還將繼續為其提供實證，例如先有一個“黨內資產階級”，然后再演出與蘇聯大同小異的節目？對此，實踐上誰也不敢說完全不可能，理論上的探討也在進行。當前國內外關于蘇聯解體根源的研究，已經不可避免地涉及這個問題，例如，著名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衛·科茨指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于，為將利益給予勞動人民而設計的體系與在此體系中進行政治和經濟統治的小部分特權精英的矛盾。”[3]如果這個矛盾客觀存在，那么它應當是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具體表現，而大衛·科茨對這一矛盾的表述似曾相識，使人想起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許多論述，特別是《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中有這樣一段著名的話：“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五·一六通知》》說，“混進黨內、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種嚴重脫離實際的政治判斷，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據，事實證明這一判斷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如果把時空條件調換一下，對照1985年到1991年蘇聯“改革”時期，再看一看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表現，以及蘇聯解體、俄羅斯慘遭浩劫的歷史，他們是怎樣的一批代表人物呢？俄羅斯難道不是由勞動人民專政變為新的大資產階級寡頭專政嗎？誰敢打包票說這種慘禍一定不會在別的國家重演呢？大衛·科茨的這個觀點，觸及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問題，這個問題關系重大，很值得研究。我們過去常說干群矛盾是導致“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客觀原因，“文革”失敗了，但是這個矛盾仍然客觀存在。不僅是客觀存在，而且近三十年來由于許多地方削弱或完全擺脫了人民群眾和普通黨員對于各級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干部的監督制約，今天，這個矛盾總體上是激化了。這是釀成一個時期以來社會復雜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矛盾總體上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不宜夸大，不能輕言是主要矛盾，但是也不能否認或無視這個矛盾，否則可能導致矛盾激化甚至重蹈蘇聯覆轍。
在現階段國際帝國主義敵對勢力存在并加緊從事反華活動和國內社會出現階級分化和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作為這一社會基本矛盾的表現的社會主要矛盾，是與多種矛盾并存。在國際層面，主要是人民群眾與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矛盾，這個矛盾基本上是階級矛盾，至少具有對抗性的一面，還有美國對中國發動“文明沖突”，特別是實行“盎格魯-撒克遜計劃”，與中國發生民族矛盾，這個矛盾完全是對抗性的。這兩對矛盾，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本質上是對抗性的，在特殊條件下是否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或可轉化為非對抗性？可以努力，但不能抱幻想。在國內層面，社會主要矛盾主要表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那么各種社會矛盾（特別是階級矛盾），是否是社會次要矛盾？在當前社會分化不可避免影響到黨內分化和允許資本家入黨的條件下，一些地方和單位的干群矛盾是否部分地具有階級矛盾的色彩？“通鋼事件”的政治實質是什么？這些矛盾需要分析研究和梳理，有些矛盾地位在上升，例如隨著國際形勢急遽變化，民族矛盾在激化，其地位就在上升，隨著國內形勢（與國際形勢緊密相關）的急遽變化，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領域的階級矛盾也在激化，其地位也在上升。社會各種矛盾此起彼伏，是客觀存在，如何分析和梳理，統籌應對，筆者有另文分析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運動，本文不再陳述。
參考文獻：
[1]劉國光.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道路、規律、模式：新中國
經濟發展的科學總結與展望代序[M].北京：經濟科學
出版社，2010.
[2]陳東林.毛澤東的新“階級斗爭”論斷與“文化大革命”的
起因和特點[J].中共黨史研究，2000（6）.
[3][美]大衛·科茨.蘇聯解體與當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
[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0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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