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物理學基本原理第十章中國人的機遇和責任

第十章 中國人在21世紀的機遇和責任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當我們對中國人在21世紀的機遇和責任有所認識的時候，我們會對鴉片戰爭以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國人不堪回首的艱難歷程產生一個更深刻、更系統的認識。是誰應該對中國人沉重的付出負責？是慈熹、袁世凱還是孫中山、北洋政府：是外國人的侵犯還是歷屆政府的抵抗不力；是蔣總統還是毛主席？為此我們曾經辱罵、聲討和討伐，曾經抗戰、內戰和犧牲。然而，當我們看到中國人在世界上迅速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并擔負起一定的歷史責任時一切都明白了，這是歷史使然、這是自然規律，這就是中國人的天命。我們只有抓住機遇和平崛起，在全球一體化發展進程中充分展現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價值，擔負起歷史的重托，才能對得起中華民族這一百多年來所遭受的磨難。　　

中國的崛起和復興僅僅是世界文明回歸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而世界文明的回歸則是一個系統的歷史大轉折。一百年前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產生，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開始進入一個新的物質層次。自然科學以這兩大理論為基石迅速發展，系統科學思想由此應運而生。系統科學思想是在自然科學研究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新的思想方法，當這種新的思想方法進入政治文化藝術領域的時候形成了后現代主義、后現代文化。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背后必然有一個新的宇宙觀、一個新的哲學體系。現在當這一新的思想體系開始影響社會政治體制的時候，整個世界文化回歸的圖景逐漸展現在我們的面前。人類社會的這一次歷史性的大轉折是隨著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產生而開始啟動的，并不是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出現而開始的，也不是象美國社會思想家阿爾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講的那樣是從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后期開始的。　　

從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產生，到系統科學思想的形成，到后現代思想的出現，現在已經到了系統科學思想影響政治體制的時代。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大轉折似乎就要順利完成，可是問題出現了：自然科學在基礎理論研究上踏步不前，超弦理論似乎已經陷入一種思維誤區不可自拔；系統科學理論如同一盤散沙，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超循環理論、混沌學、同態學……等等，它們好象是同一個理論體系又各自為政、相互獨立怎么也統一不起來；在社會科學方面，雖然后現代文化在逐漸成為社會主流文化，但是在政治思想方面還是有那么多人熱衷于政黨政治、冷戰思維，對全球反恐戰爭充滿激情。系統科學思想在西方哲學思想主導的政治體制面前表現的還是那樣的軟弱無力。人類社會似乎遇到了一道難以跨越的門檻。其實跨越這道門檻并不難，難以跨越的僅僅是一種思維障礙。是西方人的思維方式，西方人的哲學觀念把人類社會阻擋在自由王國的大門之外。我們只要把中國哲學思想引入到系統科學理論中來，把一個個松散聯系的理論緊密串聯起來，就可以形成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隨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很多難題都能夠比較容易地得到解決。歷史的發展在呼喚中國哲學思想，這就是中國人在21世紀最大的機遇。中國人用智慧為自己選擇了一條順利崛起的道路，為中國哲學思想走向世界奠定了經濟基礎，同時對強制推行西方“政黨政治”也是一種最好的遏制。中國人正在用智慧為全世界步入和諧自由的新階段作出貢獻，這就是中國人在21世紀的歷史責任。　　

1 從“對理性的侵犯”談起　　

　2007年5月30日　《參考消息》以“美國民主面臨被掏空的危險”為題目，節選了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新書《對理性的侵犯》。該書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在系統思想和信息技術的時代、在‘鉛字共和國’被‘電視帝國’侵略并占領的今天，美國的民主體制遇到了巨大的挑戰，在西方哲學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權利制衡體制在系統復雜的現代社會面前表現出她的無能和無奈。文章最后說：“因此，我們的民主正面臨被掏空的危險。為了收回我們與生懼來的權利，我們美國人必須決心修復公共論壇遭受的系統性破壞。我們必須創造新的方式就我們的未來開展真實的而非被人操縱的討論”。　　

創造新的民主方式，聰明的美國人正在行動。　2007年6月23日　《參考消息》以“美國政壇浮現‘中間主義’”為題目，摘要轉載了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6月22日　報導。介紹紐約市長布隆伯格和加利福尼亞州長施瓦辛格抨擊政黨政治，努力在美國政治中建立中間主義的情況。由此我們看到“非黨派領導”的民主政治正在蓄積力量準備取代“政黨政治”。君子不黨，走出政黨政治的美國人必將進入一種“君子政治”的時代。這并不是一個小問題，從政治思想、價值觀念到國家憲法、政府結構都將發生一系列根本性的改變。“政黨政治”能夠就這樣輕易退出歷史舞臺嗎？習慣于權利制衡思想的西方人能夠順利地接受系統管理思想嗎？方向是正確的，道路是曲折的。不知道美國人會如何帶領西方發達國家順利走完“政黨政治”的最后這一段路程。　　

在西方社會即將走出“政黨政治”的時候，一些保守的政治家仍然在誘導、脅迫一些經濟落后的第三世界國家向“政黨政治”快速前進，豈能不引起這些國家的社會動亂。他們總以為自己給第三世界人民送去的是自由民主，實際上他們送去的是戰爭。深刻反省、猛然醒悟，讓第三世界國家直接進入“政黨后政治”的時代，是歷史派送給這些政治家的緊急任務。　　

 “政黨后政治”究竟是什么樣的一種政治形態？美國人或許并不十分明白，而中國人對此并不陌生。幾千年來，中國的仁人君子所向往的不正是這樣一種不結黨、不營私，襟懷坦白的“君子政治”嗎？所以“政黨后政治”即“非黨政治”是以中國哲學系統管理思想為基礎的一種政治形態，中國人對此是輕車熟路很容易進入角色，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直接走向“非黨政治”的引路人。　　

全世界大大小小、不同類型的國家同時開始向“非黨政治”邁進，這是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相協調的一次世界性的政治體制大轉型。從歷史上看，這樣的社會大轉型一共發生了三次。為了更好地認識當今世界上正在進行的這一次社會大轉型，下面我們把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三次社會大轉型系統地認識一下。　　

2 第一次社會大轉型與儒家思想　　

在19世紀，馬克思、恩格斯把人類社會發展史概括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這樣幾個發展階段。這是馬克思主義按照辨證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提出來的，無疑是科學的，永遠也不會過時。但是，由于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這一歷史觀僅僅闡明了一個粗略的基本線條，很多具體的社會歷史事件得不到很好的理論概括。比如，一談到中國的奴隸制社會就會引起許多無謂的爭論；一談到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我們的思維幾乎會陷入停頓。從根本上講這還是因為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存在著先天不足，直到系統科學思想逐漸進入社會科學領域之后，美國社會思想家阿爾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系統地闡述了一種系統的歷史發展觀，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發展觀是一個系統的發展和完善。　　

《第三次浪潮》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展開討論的，所以對人類社會三次浪潮中的政治體制大轉型研究的還不夠深入。現在我們從哲學的層次，以馬克思的社會歷史發展觀為基本框架，運用系統科學思想側重認識一下這三次浪潮中的政治體制大轉型。　　

人類社會是由人的主觀理性支撐起來的一種特殊的能量和物質的運轉過程，可以說這是對人類社會的最徹底的定義。 能量和物質的運轉就是社會的主體，而理性的發展才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所以，每當最基礎的科學理論有一個重大突破（亦即人類對客觀物質世界認識的主觀理性進入一個新的層次），隨后都必然會引起整個社會的大發展和政治結構的大轉型。　　

按照阿爾文·托夫勒先生的說法：“第一次浪潮產生于約公元１萬年以前，人類進入了農業時代，其劃時代的意義在于人類從此脫離了游牧，定居生活把人們的生活范圍固定下來，開始發展城鎮和自己的文化”。在第一次浪潮之中，人類社會由原始人群走向母系、父系社會，然后由部落聯盟走向奴隸制國家，最后再走向封建制國家。卡爾·　馬克思　先生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對這一個歷史階段的研究是比較深入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就表明了這一點。但是，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阿爾文·托夫勒三位先生都是西方人，他們對中國社會在這一個歷史階段的發展深度認識不足。中國的封建社會與西歐的封建社會之間存在著巨大差別，并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　　

形成第一次浪潮的社會主流是農耕文化，農耕文化和與之并存的游牧文化之間并不是十分的協調。在農耕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第一次浪潮的推進速度就比較快，也比較深入；而在游牧文化比較興旺的地區則相對緩慢和膚淺。中國是典型的農業社會，第一次浪潮在中國的發展就特別順利，很容易就形成一種非常成熟的社會形態。中國漢武帝以后的中央集權制社會就是在農耕文化上建立起來的最系統、最完善的社會形態，其他國家（包括西歐國家）的封建社會與之相比根本就沒有達到同一發展水平，最多發展到相當于中國周朝時期的社會形態就停止了。為什么西歐幾個國家在中世紀戰爭頻發，就是因為他們的社會形態一直處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狀態。還有一個最有力的證據就是：私有制的神圣，在中國是在2500多年前由地主階級實現的；而西歐國家是在200多年前才由資產階級宣布的。因此，中國社會在春秋戰國至漢武帝時期發生的一系列社會大變革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沒有發生過的一次社會政治結構大轉型。從公元前562年魯國三分公室開始，到漢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基本結束，歷時430年左右的這一次歷史大轉折，讓中國從封建制社會進入到中央集權制社會，后者是一種結構穩定的社會系統。　　

人類從原始人群走過來，經過母系、父系社會、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社會政治結構一直是處在一個自然的系統膨脹過程之中，系統內部的層次不斷增加。原始社會的公共經濟和公共意識迅速膨脹、暴力加強形成了國家，而私有制經濟和私有制觀念也在個體家庭的基礎上迅速發展，最后兩種運動趨勢相互融合形成了私有制社會的穩定結構，即：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家庭”結構。從系統思想的觀點來看，這是社會控制系統發展完善進入穩定結構的一個過程。很明顯西歐國家的封建制社會并沒有進入到私有制的這種穩定結構狀態。　　

第一次浪潮是在全世界范圍展開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的農耕文化都能發展到成熟狀態，只有中國社會在經歷了第一次社會政治結構大轉型之后成為一個發展成熟的、結構穩定的社會系統。研究社會發展史的專家們往往是把西方社會的發展模式套用在中國歷史研究上，導致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特殊性認識不足，對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認識缺乏系統性。　　

中國歷史上的夏、商、周三代仍然是一種部族國家，其政治制度帶有濃厚的部族色彩。原始社會的血緣、宗親結構基本上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禹傳位于啟標志著私有制觀念開始操縱公共權利，原始的公共意識開始膨脹起來走向極端。但是，從社會形態上講，人是國人、地是國土，原始社會的基本形態僅僅是發生了自然膨脹，而沒有發生結構性改變。　　

到春秋時期，最早在魯國出現初稅制 “土地私有、自由經營”的生產方式出現。三分公室的政治事件發生，地主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由此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政治結構大轉型拉開了序幕。這一次政治結構大轉型就是在土地私有、自由經營的基礎上，建立起相應的中央集權制國家體制。　　

毋庸置疑，第一次社會結構大轉型的主導思想是法家思想，領軍人物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如商鞅、韓非子等。這是因為私有制社會的利益集團非常小，每一個個體家庭都是一個利益集團，如同一盤散沙。個體家庭既是社會經濟的生產單位又是人們的生活婚育單位。要管理這樣一個由個體家庭堆砌起來的社會就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法制體系。第一次社會政治結構大轉型的順利完成是法家思想取得的勝利。然而，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在這一次社會大轉型中的重要作用也絲毫不容忽視。最初，孔子是極力反對社會變革的，但是到了漢武帝以后，封建統治者出于社會治理的需要又把他抬了出來奉為圣人。這其中存在著怎樣的道理呢？　　

第一次社會大轉型是確立私有制觀念的一場社會大變革。土地私有、自由經營必然導致地主對佃農在經濟上的盤剝；要維護這樣一種生產方式就必然會導致階級壓迫。私有制對人的最基本的理性造成了嚴重扭曲。孔子不接受對理性的這種扭曲，他厚古薄今，崇尚在原始公共意識下形成的禮儀制度，倡導仁、義、禮、志、信、忠、孝等，企圖從喚醒人的社會性出發，來維護社會公共財產不被分割。然而他錯了，他不明白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通過激發人的本體性（自私性）來促進社會生產，土地私有、自由經營是最好的生產方式。為了整個社會的發展，人們在理性上不得不作出一定的犧牲。最終，一個中央集權的、強權法制的國家還是隨著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起來了。　　

秦王朝的迅速覆亡告訴人們：單純依靠法家思想、嚴刑酷吏治理不好一個國家。為了糾正秦王朝的失誤，最初，人們選擇了老子〈道德經〉“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也曾創造了“文景之治”時期的盛世。但是“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與土地私有、自由經營的生產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央集權、強權法制并不協調。最終，中國人還是選擇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在被私有制扭曲的社會理性與人們最原本的理性之間搭起一座相互溝通的橋梁。激勵起人們的社會性把私有制激發起來的自私性包裹起來，彌補了強權法制的不足，在土地私有、自由經營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結構穩定的社會形態。從系統科學的思想方法來說，法家思想屬于主觀控制理念在社會控制系統中應該位于主導地位；儒家思想屬于客觀控制理念應該處于輔助協同地位。法家和儒家結合起來共同形成一個完整的主客觀協同控制系統。　　

3 第二次社會結構大轉型和馬克思主義　　

第二次浪潮引發的第二次社會結構大轉型主要發生在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原子論、牛頓三定律、熱學三定律、元素周期表等科學發現是它的理性基礎。科學理性支撐起工業生產，工業生產造就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發了資產階級革命，把西歐諸國從封建制王國推進到現代資本主義。　　

第一次浪潮是在全球范圍展開的，而真正發生社會大轉型的國家只有中國，其他國家都在進入中央集權制之前迎來了第二次浪潮。象俄羅斯這樣的國家，雖然也已經出現了類似的中央集權制，但是和中國社會政治結構比較起來仍然還有較多的封建制社會的成分，還沒有真正意義上實現“土地私有化”；第二次浪潮也是在全球范圍展開的，而真正促成社會大轉型的國家也就是為數不多的幾個發達國家，許多國家都還沒有來得及進入資本主義國家的行列就迎來第三次浪潮。這里面可能存在著一個社會生態分布的問題，各個國家由于歷史的、經濟的原因不可能發展的得特別整齊。而第三次浪潮引發的社會結構大轉型將是一個全球的同步行動，各種不同類型的國家都將同時走向無黨派的民主政治。這是因為整個社會系統進入到了一個全面大回歸的歷史階段所致，也可以說這正是馬克思所預言的：全世界人民將同時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第二次社會結構大轉型最早發生在英國，從1688年的光榮革命開始，到1948年英國工黨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國家，經過了大約260年左右，資本主義政黨政治才基本發展成熟。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如：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尾隨其后，也大致都是在這個時間發展成熟。　　

第二次社會大轉型和第一次社會大轉型都是確立私有制的社會大變革，二者之間有很大差異，也有很多相同之處。我們可以通過對比的方法來認識它們。　　

它們的理性基礎不同，第一次社會大轉型的理性基礎是一萬年以來人類積累的農業知識和文化；而第二次社會大轉型發生在其后近2000年，其理性基礎是近幾百年來出現的自然科學知識和工業文化。前者的哲學思想以《易經》及陰陽五行理論為代表是系統的綜合思維；后者的哲學思想主要是在“原子論”、牛頓三定律的基礎上形成的辯證唯物主義，到后來量子力學對辯證唯物主義提出挑戰之后，實用主義思想又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思想。　　

第一次社會大轉型的社會經濟基礎是土地私有、自由經營，而第二次社會大轉型的社會經濟基礎是把土地私有進一步擴展到包括土地在內的所有的生產資料。前者建立起來的社會政治體制是按照系統管理理念建立起來的中央集權的強權法制，而后者是按照矛盾對立統一思想建立起來的多黨派相互制衡的民主法制。　　

它們都是以私有制的神圣為社會基本理念，但是第一次社會大轉型建立起來的私有制觀念是家庭所有制觀念，有一個實實在在的社會實體來承載它；而第二次社會大轉型建立起來的私有制觀念是沖破家庭走向個人，私有制觀念走向了它的極端形式。物極必反。在私欲膨脹的表象之下，社會公共意識也在蓬勃發展。所以，第一次社會結構大轉型建立起來的是真真正正的結構穩定的私有制社會；而第二次社會結構大轉型建立起來的是一個不斷在向公有制轉化的社會形式。　　

在兩次社會大轉型開始啟動之初，都有一種社會勢力從社會公共意識出發站出來極力反對，而后在新的社會政治體制建立起來之后又被社會奉為至高之政治理念，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社會倫理道德基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曾經就是第一次社會大轉型的極力反對者，而后他成了中國中央集權制社會至高無上的孔圣人。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是第二次社會大轉型的極力反對者，而后到了英國工黨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國家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公共意識實際上已經成為最高的社會政治理念。從這一點上看，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我們不能不承認：以英國工黨為代表的一些社會黨人，他們秉承著“第二國際”的共產主義思想為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們不承認這一點，也就沒有辦法理解我們偉大的　鄧小平　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完善。　　

馬克思主義和孔子的儒家思想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基礎，就是維護社會公共意識。不同的是孔子立足于維護原始的社會公共意識，在私有制觀念開始成為社會主導意識的時候，他企圖把人類最基本的社會性呼喚起來，來維護已經極度膨脹的、即將崩潰的原始公有制社會形式。他維護的是一種原始的系統管理體制，讓人看起來好象是在開歷史的倒車，實際上他代表的是一股維持社會平衡發展的重要力量。而馬克思主義是在私有制剛剛開始走向膨脹的時候，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提出了人類即將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科學理想。理想畢竟是對未來的設想，和孔子的儒家思想相比他缺乏扎實具體的社會實踐基礎。以致隨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嚴重的分裂：第二國際主張和平過渡，組織工會，建立工黨（社會黨），積極參與政黨制衡政治，獲取執政黨地位，推動社會公共意識的發展，促進了資本主義制衡政治的發展和完善；第三國際主張暴力革命，組織武裝起義，奪取政權，以暴力強化的社會公共意識去組織社會生產，阻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以期達到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目的，其不知當社會公共意識被暴力加強后反而會形成一種現代化的奴隸制。隨著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暴力革命的政治目標基本落空，才不得不重新開始接受和吸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總之，盡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今日世界各國都大量存在，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主體，而卡爾·馬克思所倡導的社會公共意識也早已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建立起來的社會公共經濟和社會公共意識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團團包裹起來，這不能不說是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范圍的偉大勝利。中國人不會忘記孔子；全世界人民，特別是西歐發達國家的人民更不應該忘記卡爾·馬克思。孔子和卡爾·馬克思在兩次社會大轉型中分別扮演了相同的角色。　　

 然而歷史發展的現實情況是：盡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采納了馬克思主義一些最基本的核心內容，但是他們卻不愿意提及這樣一個事實。好象是與東方陣營一直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有關，不愿意與東方陣營合流，其實真正的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中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缺陷。歷史發展的事實證明：他的階級斗爭學說、暴力革命理論和它背后的哲學思想都偏離了正確的社會發展理性。這和歷史發展的局限性有關，因為當時還沒有系統科學理論，甚至連系統論產生的基礎——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也還沒有出現。實際上，西方的政黨制衡思想和階級斗爭學說、暴力革命理論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哲學基礎——矛盾的對立統一規律。我們不是說對立統一規律是錯誤的，而是說它缺乏一個更深層次上的思想——系統科學思想，這是一個巨大的思維缺陷。現在東方陣營已經運用東方哲學的系統整體思想和現代系統科學思想放棄了他們原來堅持的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下一步就看西方陣營該如何放棄他們的政黨制衡體制了，因為系統管理和政黨制衡在哲學理念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　　

4 用系統的歷史觀認識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　　

第一次社會大轉型發生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封建制社會；第二次社會大轉型發生在英國中世紀末期的封建制社會。從社會結構上看，中央集權制和權力制衡制有著一個相同的起點。按照系統的歷史發展觀，它們還應該有一個相同的落點。這個相同的落點就是前面所講的：全世界大大小小、各種不同社會形態的國家即將同時進入一個“君子政治”的時代。我們藐視一下今日全球社會基本形態，它多么象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190多個主權國家聚集在“聯合國”的旗幟下，就象是周天子靡下有70多個諸侯國一樣，不同的是今天的世界正在從戰國走向春秋、從戰亂走向協和，而不是從春秋走向戰國。因為我們的世界正處在一個歷史大回歸的時代。　　

總之，中央集權和權利制衡兩種社會形態之間并不是相互傳承的關系，更象是長兄和小弟之間的關系、農民伯伯和工人叔叔之間的關系。他們同屬私有制性質，都出自封建制社會，因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生產方式不同而導致社會形態的不同。擅長管理農業社會的中央集權制和擅長管理工業社會的權利制衡制，他們相互促進、相互學習、相互抗衡和相互制約，最終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作用下殊途同歸。　　

由此看來，在20世紀出現中央集權和權力制衡兩大社會形態大對壘絕非出于偶然，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同樣，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崩潰也不能簡單地就看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全面失敗。簡單地說，從十月革命到蘇聯解體，整個20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是中央集權制國家的人民嘗試著用管理農業社會的方法去管理工業社會，自認為用暴力強化的公共意識就可以抑制住私有制的發展，最終卻導致一個慘敗的結局。可以說這是在最根本的問題上沒有學習好歷史唯物主義的結果，也是俄羅斯人按照自己的哲學思想和思維方式決定自己命運的結果。正象英國作家萊斯莉·張伯倫在《祖國：俄羅斯哲學史》中所認為的那樣：盡管蘇聯教育體系以教條的方式把辯證唯物主義強加給人們，它對蘇聯共產主義的理想或實際都沒有起決定作用。馬克思主義只是給團結、犧牲、希望和集體救贖等古老的俄羅斯觀念某種現代的表達。（見《參考消息》2007.8.29日載文“俄羅斯人的思維方式”）。類似的現象同樣也發生在中國，從辛亥革命到文化革命，從1919年的“五.四”到1989年的“六.四”，真正決定中國人命運的還是中國人自己的哲學思想和思維方式，引發全面內戰的思想根源主要還是中國人自己的“王道”思想和農民意識。正是王道思想讓蔣介石對共產黨人大開殺戒；還是王道思想和農民意識讓毛澤東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取代了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而后者恰恰是從卡爾·馬克思的故鄉照搬過來的共產主義思想。何謂王道思想？實質上它就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形成的一種根深蒂固的系統管理思想。農民意識也就是這種系統管理思想長期統治下形成的民眾意識。真正讓中國人飽受內戰之苦的始作俑者正是中國人頭腦中的這種系統管理思想。　　

在中央集權制的國度里、在東方傳統的哲學思想和思維方式面前，馬克思主義只能隨鄉入俗在最基礎的思想理論上發生一系列原則性的改變。列寧提出的“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或數國首先勝利的理論“，改變了馬克思主義對暴力革命的基本態度，改變了卡爾·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基本定義；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更是觸犯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大忌，把社會生產資料全部收為國有，把社會主義搞成了暴力加強的中央集權制，成為卡爾·馬克思所預言的 “封建社會的反動”。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對20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僅僅是起到了一個理想、一個燈塔和激發民眾情緒的作用。而在具體的行動綱領、路線方針上仍然是東方人自己的思維方式起著決定性作用。東方集權制社會仍然在按照自己的運行軌跡前進著。當然，我們也沒有必要完全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去評價列寧主義、用西方人的價值觀去評價東方人的社會行為。因為卡爾·　馬克思　先生本身對中央集權制社會就缺乏足夠的認識，列寧、斯大林他們從中央集權制社會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一些新的思想理論也未必完全都是錯誤的。　　

列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或者說是改造），實質上是東、西方社會之間巨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差異造成的，也是東方中央集權制社會對西方權力制衡政治的一種抵制。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列寧主義和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對西方制衡政治的抵抗，中央集權制社會恐怕早就在世界上完全消失了，現在還有誰能來制約權力制衡政治呢？他們也是在完成一個歷史使命，一個讓中央集權制政權延續下來和權力制衡政治結伴而行的使命。當我們在第三次社會政治結構大轉型中看到正在化解中的中央集權制仍然在起著一定的歷史作用的時候，我們才能理解到這一點。古老的中央集權制走過了它兩千多年的艱難歷程，在它行將走向結束的時候突然膨脹起來，大放臨終異彩，這是一個系統在走向毀滅時的常見現象。列寧、斯大林他們這一代革命家完成的就是這樣一個歷史使命。一心要打倒皇帝的人最后自己卻成了一個超級膨脹的皇帝，歷史給他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所以應該說他們是成功的政治家和失敗的思想家。他們的成功業績和英雄氣概永遠值得人們頌揚；他們失敗的理性和殘酷的暴力永遠也不會得到歷史的饒恕，就象中國人對秦始皇的評價一樣會表現出巨大的反差。不同的是中國人曾經適度放大了秦始皇殘暴嚴酷的一面，而面對20世紀的革命者，中國人可能會適度放大他們英雄氣概的一面。　　

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暴力革命思想發展到了極點，讓中國人對暴力強化的公有制有了一個清醒的認識，為隨后的社會大轉折培育了社會基礎。也可以說，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定位和歷史價值。“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具往矣，”數盡風流人物，唯文化革命積歷代帝王之大成。逞英豪，現權謀，為了辛苦打下的江山永不變色，迫害文人有勝于“焚書坑儒”，謀害功臣有似于“火燒慶功樓”。社會道德底線被一次次地沖破，社會道德基礎被一層層毀壞，文革十年真是中國人不堪回首的十年。歷史啊歷史你為什么是這樣的無情，多么英明的領袖也被你戲弄于股掌之間；多么善良純樸的人民也被你操弄的若癲若狂，直到中國和平崛起的今天，你才讓人們明白了你歷史的偉大。難道你就是要這樣來磨煉中國人？　　

在今天，為了鞏固政權，發展經濟，我們需要謳歌革命戰士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來提高我們的凝聚力、增進我們的自信心。但是，在政治上站穩了，經濟上富裕了之后，我們還要向“世界的思想巨人、人類的道德楷模”邁進。歷史的發展擺在我們面前一個非常沉重的任務，就是要正視暴力革命和文化革命給中國普通民眾帶來的巨大災難。我們需要紀念英雄烈士；我們更需要紀念受迫害的平民百姓。不是要向誰問責，重在凈化我們的靈魂，重筑我們的道德基礎。建立文化革命博物館，為所有受迫害而非正常死亡的普通平民正式道歉并建立紀念碑，這些都是我們繼續發展所必須要做的事情。舉一個不完全恰當的比喻：日本人不能正視“二戰”就不可能在政治上站起來：中國人不能正視“文革”也不可能在思想上站立起來。　　

5 理性沖突是東、西方社會對峙的根本原因　　

人類社會是由不斷發展的理性支撐起來的系統，所以，理性的發展對社會歷史的發展至關重要，科學是第一生產力。什么是科學？科學就是先進的思想和先進的技術，而先進的思想和技術都是不斷發展中的理性。第一次浪潮的農業社會理性與第二次浪潮的工業社會理性發生沖突就是東、西方社會相互對峙的根本原因；現在信息社會的理性掀起了第三次浪潮又在促進東、西方社會的大聚合。系統認識這些不同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社會理性，對我們深入認識動蕩不安的今日世界是很有幫助的。　　

第一次浪潮的充分發展促成了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建立。按照系統的矛盾結構關系進行分析，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家庭--國家”結構是典型的復式三位一體結構（家庭是一個三位一體結構，國家也是一個三位一體結構）。這說明中央集權制社會是一個發展成熟的穩定結構系統。在它之前，社會系統一直處在矛盾展開的過程之中，社會結構基本上是以原始族群為基礎逐漸擴大，最后形成像中國商周時期的封建制國家。這是一種單一的三位一體系統結構，其中雖然已經有家庭存在，但是這時的家庭還不是法定的社會政治經濟單位。第一次社會政治結構大轉型確立了個體家庭的法定地位，把單一的三位一體結構組織成復式的三位一體結構。一個國家一旦進入中央集權制這個穩定的系統結構就很難一下子走出來，必須按照系統的矛盾化解過程一步一步地從基層開始化解。中國人近一百年來的艱苦歷程就告訴我們：從中央集權制社會中走出來是多么地艱難。　　

權力制衡制社會就是避開了這一發展環節，在社會即將進入中央集權制之前就開始了社會系統化解的過程。它從工業生產的社會需要出發，以企業為基礎建立起一種只負責物資資料生產的社會系統。企業向上把國家直接化解為權力制衡結構；向下直接促進家庭的化解。從而形成了第二次社會結構大轉型。人類社會在走向繁榮昌盛的同時也開始了它的系統化解過程。在第二次政治結構大轉型的展開過程中，英國是直接從封建制社會中跨出來的，而法國當時已經開始走向了中央集權制，隨后又被資產階級拉了出來，這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實質性區別，也是英　國能實行　君主立憲制而法國要實行共和制的根本原因；沙皇俄國也走向了中央集權制，資產階級也是企圖把它拉出來卻沒有成功，被無產階級革命把它直接推進到中央集權制的膨脹結構狀態，開始了中央集權制社會系統化解的進程，進入了中央集權制社會的運行軌道。　　

還有一些國家，像中東、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國家，他們既沒有進行第一次社會政治結構大轉型，也沒有進行第二次社會結構大轉型，現在他們也要和前面兩種類型的國家一道進入第三次社會政治結構大轉型的過程中來。這三種不同類型的國家，各自都有自己的理性發展軌跡。他們也都在按照自己的發展軌跡向著同一個目標前進。原本他們是可以相互支持、諧和共進的。可是一些權力制衡制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總是以一種勝利者的傲慢姿態出現，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強加于人，強行要求其他兩種類型的國家并入自己國家的理性發展軌跡。這是當今社會發生動蕩的一個最基本原因。　　

第一次浪潮在全世界的范圍全面展開的過程中，世界各地也曾經出現了多個文明古國，但是只有中國人完成了第一次政治結構大轉型并建立起一個典型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在隨后的2000多年里也竟然沒有一個國家能完全跟上來，為什么？雖然有自然環境、生產條件以及社會發展的進程等幾個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認為古代中國人理性發展的深入和完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國人信奉天命、信奉自然規律，不僅對有矩可循的顯物質世界有比較深入的認識，而且對不確定現象（隨機現象）背后的潛在意識也形成一個比較系統的了解。盡管不確定現象背后的潛意識很容易把人的思維引入到迷信的有神論中去，而中國人的思維理性讓無神論一直位居社會主流意識。以此為基礎，中國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形成了一個具有系統思想理念的理論體系，《易經》是其核心經典，諸子百家為其全方位的發展。第一次政治結構大轉型就是在這樣的理性基礎上展開的。　　

中國人是理性的，古代的中國人有信仰但是沒有宗教，沒有陷入理性思維的漩渦。這也是第一次政治結構大轉型得以順利進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漢唐之后中國受外來文化的影響開始出現宗教，但是中國的宗教始終是在中央集權的控制之下展開社會活動，對中央集權制起到一個輔助協同的作用。印度也是一個農業文明古國，為什么它就沒有發生政治結構大轉型呢？宗教對政治的影響和控制就是其主要原因。　　

中國的中央集權制社會不僅有穩定的社會結構，還有著嚴密的控制機制。細致入微的倫理道德規范，重農抑商、官營鹽鐵等基本國策，維護著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相對穩定地走過了2000多年。我們真應該把中央集權制看作是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最偉大的歷史文化遺產，沒有中國的中央集權制我們就不可能知道社會系統的穩定成熟階段應該是一個什么樣子。但是，也正是這些嚴謹的社會道德理念制約了人們的理性創新和現代科學的發展；重農抑商、官營鹽鐵等基本國策抑制了工商業的發展，使第二次浪潮——工業革命浪潮很難在中國這樣的社會體制下發生，當然也不可能在走進理性思維漩渦的宗教國家發生。理性要發展，社會要前進。最終工業革命浪潮只有在封建制發展完善，既沒有進入中央集權制社會，又沒有被宗教嚴重困擾的西歐發生。在系統的歷史觀看來，西歐國家發生的資產階級工業革命是一次跨越性的革命。它跨過了穩定的中央集權制社會直接開始了社會系統的化解運動。　　

資產階級建立的權力制衡制和地主階級建立的中央集權制都屬于私有制性質，都是通過激發人的本體性（自私性）來促進社會發展的。人們的本體性在私有制的激發下過度膨脹，導致整個社會的道德理性受到巨大的扭曲，因為，社會道德理性取決于人們的本體性和社會性的相對平衡。在兩千多年前中央集權制的發展形成過程中，私欲膨脹的社會理性和新的生產方式爆發出的社會能量相結合，讓秦國迅速強大起來兼并了其它六國。從魯國的“三分公室”到秦始皇的嚴刑酷吏、焚書坑儒社會道德理性明顯被嚴重扭曲，直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得以實行，社會道德理性才逐漸地有限恢復。在權力制衡政治的發展形成過程中，私欲極度膨脹的社會理性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爆發出來的巨大的社會能量相結合，讓英國迅速發展成日不落帝國。隨后帝國主義列強形成了瓜分世界的格局。從“圈地運動”，到販運奴隸和鴉片；從對外肆意擴張掠奪，到對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剝削，社會道德理性也被扭曲至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公共意識被資本主義社會普遍接受，被扭曲的社會道德理性才逐漸有所恢復。　　

與此相反，在蘇維埃社會主義陣營里也出現了社會道德理性被嚴重扭曲的現象，但是在這里不是私欲膨脹的原因，而是公有制被暴力加強的結果。人們的社會性、社會公共意識一旦被暴力加強同樣會嚴重扭曲社會道德理性。斯大林時代殘酷的大清洗運動，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斗私批修、造反有理”等都是人們的社會性被暴力加強所造成的。在歷史上，奴隸制社會出現的道德危機也是原始社會的公共意識被暴力加強，人們的社會性膨脹發展的結果。　　

人類社會的本體性和社會性是對立同一的，二者相互制約、平衡統一維護著社會道德理性的正常發展。，任何一方過度膨脹發展都會造成社會道德理性被嚴重扭曲。　　

公元17世紀以來，第二次浪潮一直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主導潮流，在此期間世界上發生的一幕幕歷史劇目都是由它一手導演的。作為第二次浪潮的領軍人物——西歐諸國就應該是這一個歷史階段中所有恩恩怨怨的責任承擔者。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從兩個方面來認識：首先是西方主流社會對世界的影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促進社會迅速發展起來，讓世人矚目。世界各國人民莫不為之振奮，紛紛尾隨效仿。然而，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私有制觀念極度膨脹，工業發達國家對內殘酷剝削，對外暴力擴張，社會道德理性被嚴重扭曲。他們發動戰爭瓜分世界，兩次世界大戰讓落后的農業國家飽受各種欺凌和屈辱。迫不得已，落后被動的國家只能在自己的文化基礎之上另尋出路。另一方面，私有制觀念的極度膨脹激發起社會公共意識的強烈抗爭，馬克思主義應運而生。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價值，在西方社會表現在二戰之后社會公共意識重新恢復對社會政治理念的整體控制；在東方社會則主要表現在它把改朝換代的運動機制激發起來，把中央集權制推向了它的膨脹階段。從以上兩個方面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二戰后的社會主義陣營實際上是在工業發達國家的直接影響下被動形成的。記得有這樣一個說法不無道理：第一次世界大戰造就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促成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　　

從中國近代史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這一發展過程：在第二次浪潮洶涌而至的時候，盡管存在著巨大的文化沖突，中國人還是在虛心向西方國家學習，可是，當時的西方國家正處在私有制社會建立初期的膨脹階段，對內殘酷剝削，對外暴力擴張。沒有招惹別人的中國很快就成為資本主義列強蠶食的對象，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紛沓而至。中國人被激怒了，他們幾經努力，幾經復辟，推翻了皇帝家族控制下的中央集權制，開始走向政黨控制下的中央集權制。在國家這個層面上的私有制形式被打破了，下一步該怎么走？是學習蘇俄，繼續把家庭層面的私有制形式也消滅掉，走向公有制的膨脹？還是尾隨歐美，加強家庭層面的私有制形式走向私有制的膨脹？中國人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最初，在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時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中國人選擇了前者。其原因大約有三個方面：除了前面講的工業發達國家的兩個影響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蘇俄的榜樣作用。隨后，國共兩黨在這個兩難的選擇面前決裂了，按照中國人的哲學思想和系統的社會管理理念，解決這樣的政治問題只能靠戰爭，內戰成了歷史的必然。其實按照西方人的政治理念，不管是資產階級的，還是馬克思的，中國人的內戰都不應該發生。經過浴血內戰，中國人最終選擇了蘇俄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把中央集權制推向了它的膨脹階段。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政黨制衡政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中國人民總是把權力交給那些能夠按照中央集權制運行規律辦事的人。　　

6 進行中的第三次社會政治結構大轉型　　

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兩次浪潮的沖擊波相互撞擊最終在20世紀40年代形成了東、西方社會的大對峙，雙方一直僵持到20世紀80年代。第三次浪潮的理性基礎是20世紀初出現的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隨著這兩大基礎理論在社會生產中的廣泛應用，20世紀50年代它才在社會面上逐漸顯現出來。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是第三次浪潮引發的社會政治結構大轉型的開始。由于第三次社會結構大轉型是全球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大運動，各種不同類型的國家正在沿著各自不同的運動軌跡向著一個共同的歷史目標前進，我們必須要從全球一體化的整體觀念出發，按照系統的歷史觀來認識當今世界。　　

（1） 中央集權制的民主化解過程　　

其實，人類社會的第三次政治結構大轉型是從中國人的改革開放開始的（是從撤銷人民公社建制開始的、是從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私下里分田到戶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讓中國人真正認識到了膨脹的公有制對社會的危害。文革一結束，中國人很快就扭轉了對私有制的偏見，開始了在一黨執政的前提下接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促進私人經濟的發展，確立私人經濟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膨脹的公有制巧妙地接受了膨脹的私有制，很多政治家、理論家都認為走不通的道路中國人走通了。之所以大家都認為走不通，是因為大家對第三次浪潮的哲學理念缺乏足夠的認識。第二次浪潮的哲學理念是辯證的對立統一，所以在第二次浪潮中建立起來的工業國家都是政黨制衡政治體制；而第三次浪潮的哲學理念是系統整體觀念。從系統的科學思想到系統的宇宙觀、系統的歷史觀，它要擁立的決不是政黨制衡政治，而是系統的社會管理理念。這剛好就是中央集權制的哲學理念。按照第二次浪潮的哲學理念，中國改革開放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旦建立起來，其上層建筑必然會走向政黨制衡政治。是第三次浪潮讓中國人的社會管理理念煥發出新的青春，是信息科學技術讓中國人的中央集權制駕馭工業生產取得了成功。但是，第三次浪潮所擁立的中央集權制絕非是第一次浪潮所建立的中央集權制，而是系統管理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一次升華，是對第二次浪潮所建立的政黨制衡政治的一次大超越。雖然目前它仍然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弊端，不久的將來它會以低能耗、高效率成為全球一體化時代政治體制的主流。　　

　2008年1月24日　，塞內加爾總統阿卜杜拉耶·瓦德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認為：在非洲，中國比西方更有競爭力。“西方對中國民主改革步伐緩慢的抱怨并不能掩蓋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要比批評它的人更有競爭力，官僚作風更少，更擅長與非洲打交道”。[文章見《參考消息》2008.1.26第8版]。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則消息。一葉知秋，它預示著中國的政治體制即將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爭相效仿，西方國家在放棄政黨政治后也不得不相隨的一種新型的政治體制。當然，中國人的政治體制也還處在不斷的建設之中。　　

很多人對此很不理解，思想一下子轉不過彎來。換一個角度講也或許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些：第一次浪潮所建立的中央集權制是以家庭（家族）的系統控制理念來控制整個社會的，整個社會就是家的天下，農民的家庭、地主的家庭、手工業者的家庭等等，各種各樣的家庭組織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國家就是皇帝這樣一個特殊的家庭；而第三次浪潮所要建立的中央集權制是以企業的系統控制理念來控制整個社會的，整個世界即將成為企業的天下，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企業把整個世界網絡在一起，個體工商戶是企業化的家庭，國家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中也成為一個特殊性質的企業，一個兩種生產一齊抓的大企業。人類社會從家庭的天下到企業的天下，政黨制衡制僅僅是一個過渡性質的中間體。這是因為在工業浪潮催生企業迅速成長的時候，國家直接向企業化轉移還存在著種種技術性和社會性的障礙，工業發達國家只能暫時應用政黨制衡的方法來管理國家，是系統科學思想和信息科學技術為國家走向企業化提供了理論支持和技術保障，也使我們中國直接走向企業化的國家成為可能。運用企業的系統管理理念讓不結黨營私、不拉幫結派的君子政治成為世界政治體制的主流是歷史賦予中國人的機遇和使命。　　

那么，中國的中央集權制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過來的，以后如何發展才能成為世界政治體制的主流？我們還要一步一步從頭說起。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政黨制衡政治決不是中國人的明天，中國人是從家庭理念的中央集權制，跨越政黨制衡制，直接建立企業理念的中央集權制。不明白這一點你就讀不懂中國的近代史，你會為“中國的民主道路為什么這么曲折？”而苦惱；明白了這一點你就會看到：中國的民主進程一直是在按照自己的運行規律穩步地前進著，不依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　　

在工業革命的沖擊下，中國人的20世紀是家庭理念逐漸退出政治舞臺的過程，任何社會動蕩都沒能停止中國人的這一民主進程。辛亥革命把中國的第一家庭逐出了政治舞臺；不管是私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每一個企業的誕生都會把一部份家庭人轉化為企業人，讓家庭的性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即使是從事個體勞動的家庭，在市場流通經濟的作用下、在整個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下也發生了性質上的改變，成為企業化的家庭；甚至我們還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對家庭的歷史性作用。中國人的民主就是這樣緊緊地圍繞著家庭展開的。　　

進入21世紀，企業理念進駐政治舞臺完成國家的企業化改造就成為中國人走向民主的基本方向。也就是說，中國人把國家當作一個企業來打理，企業內部所能承受的民主和自由就是國家的民主自由的標準，企業內部所不能承受的民主和自由也絕不運用到國家的政治活動中來，這就是中國式民主發展的基本原則和科學實質，不明白這一點就不知道中國的未來走向。中國人要跨越政黨制衡政治走到西方國家的前面，就是要依據系統科學理論和信息科學技術，在拒絕政黨制衡理念的前提下全方位向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學習。　　

西方國家的參、眾（上、下）兩院制就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因為兩院制和政黨制衡制在基本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從歷史上看，它們產生于不同的歷史階段，兩院制要比政黨制衡制古老的多，在今天人類社會大回歸的時代，政黨制衡制應該首先被淘汰，而兩院制則需要再保留一個歷史階段；從哲學思想理念上看，兩院制表達的是一種上下協調制衡理念，屬于系統控制的思想范疇；而政黨制衡表達的是一種左右制衡理念，屬于對立統一的思想范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后者已經明顯落伍，我們要順應全球政治經濟一體化的滾滾浪潮，就應該堅決抵制政黨制衡制，發展和完善兩院制。按照國家企業化的觀點，眾議院就相當于企業的職工代表大會；參議院則相當于企業的董事會。眾議院應該以基礎立法，監督檢查為主；參議院以參政議政，輔佐政府工作為主。參眾兩院制符合國家企業化的政治理念，是一種層次清晰的民主政治結構。　　

中國人有自己的“人大”和“政協”兩會制。目前“人大”的組織結構和社會職能發展的都比較成熟，而“政協”的發展與它應該具備的社會職能之間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這是因為中國的執政黨一直在擔負著這一部分社會職能。隨著中國社會民主制度的發展和完善，執政黨會逐步還政于民把“政協”的組織結構和社會職能逐漸充實起來。比如，我們可以在“政協”內設置“國家元老參議院”把甄選、培養和推薦接班人的社會職能承擔起來；我們還可以在“政協”內聚集各界精英對政府工作起到一個指導和輔佐的作用。不過，從政黨政治到無黨派政治是需要全世界各國人民相互協調一道共同完成的歷史任務，不是哪個國家可以超前跨越一蹴而就的，還需要有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總而言之，把執政黨內部暗箱操作的公共權力逐步轉移到“政協”中來，使之公開透明、法制化、程序化是21世紀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基本方向和工作重點。　　

按照上述觀點，中國人不僅應該踏踏實實地向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學習，也應該不斷總結自己的政治經驗，認認真真地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條系統管理的社會主義之路來。比如：在鄧小平主席、江澤民主席的交班過程中都出現軍權移交滯后的現象。按照系統科學的社會管理思想，這是一個維持社會系統穩定的好方法，在以后國家領導人交接班的過程中還可能會繼續保持下去，甚至會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讓軍權比政權晚移交一個任期。很多人對此不能理解，認為這是封建專制遺風，其實他們錯了。他們站在西方制衡政治的立場上來看待中國人的系統管理思想是一種自信心不足的表現。　　

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來認識這個問題呢？簡單一點說：西方國家的制衡政治產生于工業企業大發展的歷史時期。它為企業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提供一個寬松的政治環境，對人類社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全球政治體制也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我們必須從人類社會一體化的角度來考慮政治體制問題。政黨制衡政治是以中產階級為社會基礎的政治體制，給一個中產階級遠遠沒有形成的國家輸入政黨制衡政治，很容易激化階級矛盾，引發族群對立，造成社會動亂和局部戰爭。進一步考慮，現有的世界資源又能承載幾個以中產階級為社會主體的國家呢？如果在全世界范圍內廣泛推行政黨制衡政治，必然會導致部分落后國家長期處在戰亂之中。制衡政治與全球一體化之間極不協調，存在著很深的基礎矛盾。全球經濟、政治走向一體化的過程也是政黨制衡政治走向衰落的過程，堅持制衡政治理念的政治家會處處碰壁，抬腳動手便錯，給自己的國家帶來巨大的損失。　　

換一個角度談一下：政黨制衡政治賦予人民的民主和自由確實非常具有魅力也最令人向往，移居西方國家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理想。但是，這僅僅是他們從個人利益的角度做出的一個選擇，而對于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來說卻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為什么？因為民主和自由歸根結底是由科學的發展和生產力的進步賦予人們的權利，是依靠一定的物質資源作為支撐的。西方社會的民主和自由遠遠超越了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就目前的科技發展水平和世界資源還承載不了全社會實現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西方社會的民主和自由之所以能走到現在，那是歷史對先進國家的褒獎，是社會發展不平衡所致，后進國家是不可以盲目追求的。搞傳銷的千千萬，能發財的有幾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也是全球經濟平衡發展的過程，政黨制衡政治必然會淡出政治舞臺，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會在某一些虛浮的方面出現萎縮，不過他們得到的將是更實惠的民主和自由。　　

國家走向企業化，西方的民主自由要萎縮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美國學者驚呼世界在退步，呼吁人們要接受全球進入“國家資本主義”時代的現實。英國《金融時報》　2008年1月15日　刊載耶　魯大學　教授杰弗里·加滕的文章：“如何承認國家資本主義的現實”。文章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自由市場時代漸行漸遠，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試圖重新掌控經濟，并利用這一控制權增強其全球影響力。文章最后說：“18世紀末，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20世紀，自由市場贏得勝利。如今，世界正在出現全球商業價值體系和規則的又一場重大變化，與過去的改變不同的是，這條新道路不代表進步”。[文章見《參考消息》　2008年1月18日　 第4版]。實際上，這不是人類社會在退步，而是在進行一次大調整，一次在企業的基礎之上進行的大調整。全球一體化要求國家進行企業化改造，超越企業理念的自由思想必須有一個適度回調。人類社會的這一次大調整也是為沖向更高層次的、共產主義的民主自由奠定基礎。　　

企業內部的民主和自由，既沒有超越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又和地球物質資源緊密相聯系，所以，國家的政治民主水平應該與企業內的民主制度相互參照，相互協調。中國人現在正在建立的就是這樣一種按照企業控制理念組織的政治體制。隨著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越來越大，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將爭相效仿；西方社會在放棄政黨政治后也不得不接受。在基礎科學理論沒有出現巨大的突破之前，整個人類社會只能沿著這個方向穩定向前發展。[基礎科學理論的巨大突破就是前面“第三章 時間和空間”中所講的：在基礎理論研究上要突破“數理屏障”；在科學實驗研究上要突破“磁電屏障”]。只有科學技術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層次，企業內部的系統控制機制被新的科學技術所化解，人類社會才能徹底擺脫地球資源的束縛，更高層次的民主和自由才能降臨人間。當然，我們還不能斷定科學發展的巨大突破究竟會發生在哪一天。如果發生在近一、二十年，屆時各種社會矛盾迅速化解，中國人還真的會失去展示自己政治才能的機會。不過科學發展的形勢看來沒有這么樂觀，歷史會讓中國人充分發揮政治才能之后再進入共產主義。　　

　2008年1月23日　，網友范希唐先生在《光明論壇哲學欄目》上發了一個帖子，提出了“普通民眾選免黨員”的設想。我看到后非常高興。這不正是一個淡化政黨政治、樹立君子政治的好方法嗎？中國社會基層的民主制度建設就應該按照這樣一個設想走下去。既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又不損失執政黨的名譽和利益，大家何樂而不為呢？在哲學家的眼里，一黨執政的實質就是無黨政治。中國現行的“多黨協商制”實質上是政黨政治走向君子政治的一種過渡形式。其它任何基于西方“民主自由”觀念的狂妄想法都是非常錯誤、不合時宜的，背離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討論至此，我們已經思路清晰、觀點明了了。中國人21世紀的民主之路，在基層就要從普通民眾選免黨員開始逐漸向上延伸；中央高層的民主則要從健全“政協”的組織結構開始，把執政黨的政治職能逐漸轉移到“政協”這個政治平臺上來。當然，這也僅僅是從哲理上籠統地講一下，具體的歷史發展過程還可能是曲折的、還會演繹出許多豐富多彩的內容。　　

（2）今日世界之政治格局　　

第三次浪潮是全球政治經濟一體化的浪潮。由此引發的第三次政治結構大轉型是政黨政治、宗教政治等各種不同的政治形式齊步轉向“君子政治”的過程。君子政治是按照中國儒家思想提出的一種說法，與現在西方人提出的“政黨后政治”基本上是一致的，也符合卡爾·馬克思先生說的全世界各國人民一塊進入社會主義的理想。相比之下中國人的多黨協商制更接近君子政治，而政黨制衡制和宗教政治就相對遙遠一些。因此在當前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就形成了“中國人左右逢源、政黨制衡政治和宗教政治相互修理”的基本格局。　　

中國人左右逢源、和平崛起逐步成為主導社會發展的主流；政黨制衡政治和宗教政治相互修理、兩敗俱傷只能尾隨其后。很多人對今日世界這樣一個政治格局認識不清，還需要我們把冷戰結束以來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過程詳細討論一下。　　

如前文所述，20世紀的東、西方社會大對峙是第一次浪潮臨終膨脹期和第二次浪潮的發展成熟期相互抗衡形成的。對峙雙方各自堅持自己的發展理念而相互僵持，最終是第一次浪潮難抵第二次浪潮，東方陣營發生全線潰散，西方陣營大獲全勝，冷戰結束。然而歷史的發展并不是這么簡單，東方社會很快就轉入到第三次浪潮中來，順應了歷史潮流，因而能左右逢源、迅速崛起；而西方社會以勝利者自居，肆無忌憚地張揚第二次浪潮的政治理念，思想僵化，進入了第二次浪潮的臨終膨脹期，逆社會發展潮流而動，自然會左右為難，迅速衰落。可悲的是西方人已經身陷囹圇而渾然不知。雖然也有不少西方專家、學者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然而第二次浪潮的發展慣性不是幾個精英人物就可以阻擋得了的。　　

還讓我們從上世紀70年代末談起，歷經“文革”磨難的中國人徹底認識到了膨脹的公共意識對社會的巨大破壞，對公與私的辯證關系可謂是大徹大悟。他們主動出擊，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在拒絕政黨制衡、堅持中央集權的前提下全方位向西方社會學習。打開國門，人們看到了西方社會的繁榮昌盛、民主自由，而忽略了制衡政治的弊端和中國具體的國情，在思想意識上進入了一個思維誤區。全番西化的呼聲日漸高漲，終于在1989年春天醞釀成了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風潮。在這關系到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先生力挽狂瀾，采取果斷措施迅速平息了這一場政治風波，為后來中國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國人由此順利地完成了一個歷史性的大轉軌——從第一次浪潮跨越第二次浪潮平穩地進入到第三次浪潮中來。1989年就成為中國人進入第三次浪潮的歷史轉折點。第一次浪潮是暴力政治，解決政治問題的基本手段就是暴力；第二次浪潮是資本政治，是資本操縱下的自由民主政治；第三次浪潮是系統管理政治，是基于全球一體化的、拒絕資本操縱的一種民主政治。在1989年以前的中國，暴力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不會使用暴力的政治家是愚蠢的政治家；從1989年以后暴力政治將很快為歷史所遺棄，系統管理和民主自由的和諧統一已經成為政治家的基本技能，行使暴力已經逐漸成為政治家無能的表現。　　

從1919年的“五四”到1989年的“六四”，中國人用生命、鮮血和眼淚培養、篩選了一大批卓越的政治家。比起選票推舉出來的政治家，他們應該更具有分量一些。他們率領中國人從第一次浪潮跨越第二次浪潮直接進入第三次浪潮，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當然功勞是他們的，更是千千萬萬勞苦大眾的。越是深入認識中國人在20世紀的艱難歷程，越是感覺到真正可歌可泣的是中國的普通民眾，真正值得驕傲的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文化積累、民族精神。共和國的第一代領導人對世界政治局勢曾經有一個判斷：“近幾十年內世界上不會爆發大規模的戰爭”。隨后的經濟改革，全面開放正是在這樣一個正確判斷的基礎上展開的。可見對未來世界戰爭的正確判斷是多么的重要，我們認識走向一體化的世界政治局勢變化，也要首先從認識世界戰爭的未來變化趨勢開始。　　

如前文所述，戰爭是歷史的產物，具有明顯的時代標志，不同的歷史時期爆發不同性質的戰爭。中國是在第一次浪潮中發展成熟的國家；西歐諸工業發達國家是在第二次浪潮中發展成熟的國家。歷史證明：發展成熟的國家一般不會去發動大規模戰爭。第一、二次世界大戰都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走向成熟的過程中爆發的，二戰結束標志著資本主義國家的成熟。冷戰時期，東、西雙方都是發展成熟國家，所以看似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其實大規模戰爭爆發的幾率極低，最終是以非常平和的方式結束了冷戰，世界平穩進入第三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是全球一體化的浪潮，日益發展的經濟貿易把整個世界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政治一體化緊隨經濟一體化平衡發展，地球村的概念已經為大家普遍接受，國際行為準則越來越被重視，國家主權被明顯削弱。在這樣的情況下，戰爭已經無利可圖，沒有贏家。冷戰時期沒有爆發的大規模戰爭，今天更不可能發生，如有發生也只能是與外星人的星際大戰。21世紀的戰爭已經不再是國家與國家、軍人對軍人的戰爭，而是人類與自然災害之間的戰爭。隨著自然環境的惡化，自然災害導致一個國家滅亡已經不再是聳人聽聞，由此國家和軍隊的性質也悄然在發生著變化。在自然災害面前有卓越表現的軍隊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在自然災害面前能最有效地組織社會力量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當然國家軍隊在維護正常的國際貿易環境和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方面還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只是不會有大規模的戰爭發生。　　

然而現實世界卻與此截然不同，世界各地沖突不斷，局部戰爭此起彼伏，但是我們應該明白：這些都不是社會的主流，都是由于一些歷史遺留問題造成的。包括現在很多國家的領土、邊界之爭，中國人的臺海問題，也都屬于歷史遺留問題一般不會引發大規模戰爭。在全球一體化浪潮的沖擊下，隨著西方國家走出第二次浪潮的臨終膨脹期，一切都會有一個比較不錯的結局，世界的明天是美好的。　　

究竟他們何時才能走出這個臨終膨脹期呢？目前看來，伊拉克戰爭5年來4000名美國軍人的生命和6000多億美圓的巨額支出已經讓美國人乃至整個西方社會有所醒悟；幾萬乃至幾十萬名伊拉克人的生命也讓中東各國人民對極端宗教分子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政黨政治與宗教政治相互修理已經大見成效，余下來還需要有一個相互打磨的時間。雙方必須從思想上有一個深刻的反思，在政治上有一個明顯的轉變，最終才能逐步進入到第三次浪潮中來。因此我們說：歷史才是伊拉克戰爭的最大收獲者。21世紀的戰爭已經沒有正義與非正義可言，大家都是失敗者。伊拉克戰爭的歷史價值就在于它對整個社會運動方向的修正。　　

（3）深入認識第二次浪潮的臨終膨脹期　　

第二次浪潮的臨終膨脹期是從冷戰結束開始的。冷戰時期東方陣營處于第一次浪潮的臨終膨脹期；西方陣營處于第二次浪潮的發展成熟期。雙方能夠在全世界范圍內形成那么大規模的對峙關系是因為他們各有其是，也各有所非。表面上看東方陣營是被軍備競賽，不堪重負的軍費拖垮的，實質上是中國人自己從第一次浪潮的臨終膨脹期中走了出來，主動出擊，改革開放，積極向西方陣營學習引發的，是中國人1989年的政治風波把東方陣營震垮的。冷戰結束以后，中國人集第一和第二次浪潮雙方的優勢于一身，兼顧“系統管理”與“民主自由”，東風西韻，左右逢源，和平崛起迅速成為主導第三次浪潮的中堅勢力。而西方陣營卻讓勝利沖昏了頭腦，自我膨脹起來，頑固地堅持第二次浪潮的思想理念，堅持冷戰思維。“北約組織”大肆擴張，“顏色革命”此起彼伏，看似“民主自由”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其實是西方國家主導的第二次浪潮進入了臨終膨脹期。　　

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間并不是傳承銜接關系，而是一前一后的相互并列關系。第三次浪潮同時承接前兩次浪潮雙方的優點、屏棄雙方的缺點，把人類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不管是從第一次浪潮中走出來的國家，還是從第二次浪潮中走出來的國家，誰能夠充分發揮自身長處，全方位向對方學習，誰就能夠在第三次浪潮中占據主動位置。那些思想意識保守僵化，總是指責對方的政治家自然會屢屢受挫，如果他們再剛愎自用死不悔改，必然會給自己的國家帶來巨大的損失。　　

從1948年英國工黨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國家到現在，僅僅幾十年的時間第二次浪潮如此迅速地走向衰落，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第二次浪潮存在著巨大的理性缺陷，缺乏系統的思想意識。早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馬克思主義就系統地揭示了這一問題，雖然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成熟的過程中曾經吸取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觀念，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系統科學思想和信息科學技術在當時才剛剛出現，還沒有開始影響社會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　　

正是由于第二次浪潮存在著巨大的理性缺陷，在其主導世界發展的這一個多世紀里，非理性的事物充斥人間。隨著現代科學思想和技術對社會政治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社會的理性缺陷也被相應放大，比如：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對理性的侵犯》一書中就談到：在‘鉛字共和國’被‘電視帝國’侵略并占領的今天，美國的民主體制遇到了巨大的挑戰。講的就是‘電視帝國’讓資本更容易操縱民主政治，強化并放大了民主政治原本就存在的這一非理性缺陷。現在這些非理性的事物已經危及到了整個社會的安危，第二次浪潮的迅速衰落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正象我在《全球政治體制發展趨勢和我們的應對策略》一文中論述的那樣，西方政黨制衡體制產生的歷史原因是：工業革命從私有制家庭中孕育出企業，私有制社會的經濟單位膨脹起來了，私有制觀念也走向了極端，君主集權專制政治控制不了膨脹的私有經濟和極端的私有制觀念，需要運用強大的政黨制衡的力量來鉗制膨脹的私有制，制衡政治由此應運而生。但是，從社會發展的另一個側面來講，企業是一個集體勞動的社會單位，具有明顯的社會公共屬性。隨著企業的發展整個社會的公共意識也在迅速發展，社會公共意識逐漸超越膨脹的私有制觀念成為社會主流意識。我們可以看到越是經濟發達國家普通民眾的社會公共意識就越強烈；膨脹的，極端的私有制觀念越來越減弱，政黨制衡力量的正面效應就越來越小，而負面效應卻越來越大。目前，政黨制衡政治的負面效應已經影響到了全世界的穩定和發展，淡化和放棄政黨制衡政治是大家唯一的選擇。　　

政黨制衡政治的負面影響俯拾即是，最顯而易見的是巨額的競選經費給社會財富造成了巨大的浪費；政治獻金又為資本操控政治鋪平了道路；更為荒唐是軍工產業竟然能成為某些國家的支柱產業，這和制毒販毒一樣是極不道德的事情。沒有哪一個國家和地區能夠依靠制毒販毒富強起來；依靠軍工產業富強起來的國家也必然會受到歷史的懲罰。如果說冷戰結束是東方陣營被巨額軍費壓垮的，那么現在巨額軍費也同樣將成為結束西方陣營的重要因素。21世紀是和平發展的世紀，到了21世紀的中后期軍火工業會象現在的制毒販毒一樣受到道德和法律上的制約。　　

對恐怖活動的過度反應也是西方政治走向臨終膨脹期的一種表現。站在一個負責任的主導世界潮流的大國立場上，恐怖活動說到底也只是一個世界性的社會治安問題。它涉及到民族宗教、政治經濟以及歷史發展狀態等等多方面因素，因而解決這樣的問題必須采取綜合治理的方法，從思想意識、行政法制到經濟手段，軍事行動只能作為后手萬不得已而為之。簡單的以暴制暴只能事與愿違把問題搞得更復雜，稍微有一點頭腦的政治家都不會干這樣的傻事兒。然而，當代主導世界潮流的政治家就這么干了，難道他們都是低能兒，非也，是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讓他們頭腦膨脹喪失正常理智的，誰站在他們的位置上也很難不犯類似的錯誤。我們看到把維護社會治安的反恐怖行動上升為“反恐怖戰爭”其具體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他們在意識形態上思想僵化，沒有從全球一體化的高度來認識問題。看似從本國人民最高利益出發，到頭來卻極大地傷害了本國人民的利益，也同時傷害了世界人民的利益。而導致他們思想僵化跟不上世界形勢變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冷戰的勝利沖昏了他們的頭腦，冷戰思維慣性在作怪。其二，在政黨制衡的政治體制下他們擺脫不了軍工產業利益集團的操控，尤其是在一個軍工產業已經成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諸多歷史的、現實的具體因素影響下，一些政治家出現弱智行為也屬于正常現象。第二次浪潮在膨脹，處在浪頭上的政治家不可能不頭腦膨脹。　　

目前，第二次浪潮的臨終膨脹明顯受挫，膨脹速度已經有所減緩，但是它還不可能一下子就走出來轉入到第三次浪潮中去。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的發展規律，都存在著一個運動慣性和相應的運動軌跡。不是幾個精英人物看出問題、想出辦法就很快可以轉化過來的。　　

（4）靜觀西方社會政治形式的變化　　

第一次浪潮的政治形式是中央集權，其社會基礎是整個東方文化體系；第二次浪潮的政治形式是政黨制衡，其社會基礎是整個西方文化體系。第一次浪潮的衰落暴露出東方文化的弱點；第二次浪潮的衰落暴露出西方文化的弱點。第三次浪潮是東西方文化大匯合形成的，其政治形式也應該是中央集權與制衡政治的大匯通。我們看到東方社會從第一次浪潮中走出來經過了太多的磨難。因為第一次浪潮確實落后于第二次浪潮，東方社會在走出來的過程中，既要接受來自西方的凌辱，還得虛心向西方學習，最后還要跨越第二次浪潮直接進入第三次浪潮，歷史交給他們的功課也確實太重了。現在西方社會要從第二次浪潮中走出來就輕松多了，畢竟現在的西方社會仍然處在世界發展的前列，沒有人能居高臨下地來“教導”他們；第三次浪潮的基礎思想——系統科學理論就產生在西方社會，也不需要畢恭畢敬地向別人學習新思想。沉睡的東方文化還是被西方的系統科學思想、信息科學技術喚醒的。所以西方社會從第二次浪潮中走出來完全是一種非常坦然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否定過程。　　

系統就是整體，就是綜合。系統思想就是綜合思維、整體觀念。系統科學思想在深層次上與東方哲學是相互溝通的，它們都是用系統的觀念去認識矛盾的對立統一關系，把矛盾的同一性放在第一位；它們都重視整體利益而相對忽視個體利益。因而他們在基礎理論上都不支持政黨制衡政治。　　

系統科學思想自從上世紀50年代出現，首先在比較敏感的文化藝術領域引發了“后現代主義”新潮；相繼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廣泛深入地發展。現在的西方社會，系統思想、整體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他們的綜合思維意識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經遠遠超越了中國人；他們甚至比東方人更喜歡東方文化。然而在今天的中國，一些人忙忙碌碌埋頭研究傳統文化，一些人孜孜汲汲消化吸收西方文化，兩方面相互脫節，真正能站到一個更高層次上把兩種文化融會貫通起來的人幾乎沒有。雖然我們中國人有著無比深厚的文化基礎，現在也不能不承認西方社會在哲學思維上仍然是略勝一籌。　　

隨著西方社會文化基礎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其政治形式最終也必然出現相應的變化。雖然我們看到：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全球獨立國家中約60%實行了政黨制衡的民主制，近年來的“顏色革命”更是把民主轉型浪潮推向顛峰，但是這僅僅是事物發展的一個方面、一個表象，在民主政治的核心地區，一場弱化、放棄政黨制衡的運動正在悄然發生。在歐洲，政治經濟一體化運動迅速發展正在逐漸架空各成員國的政黨制衡政治；在美國，“非黨派”領導的民主政治正在抨擊政黨政治，并在積極地蓄積力量準備把“政黨政治”逐出政治舞臺。在走出政黨政治的道路上，歐洲人和美國人他們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采用了不同的路線圖。我們只要把這兩個不同的路線圖結合起來研究，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歐美國家未來政治形式的發展趨向。　　

歐洲路線圖的基本思路是建立歐洲聯盟把政黨制衡政治包裹起來逐漸消化吸收。歐盟內部的政治議席是固定分配給各個成員國的，這樣就把政黨之間的激烈競爭制約在了成員國內部，形成了歐盟中央和地方兩大結構層次。當然，目前歐盟和各成員國都還不愿意用中央和地方這樣的稱謂來表達他們之間的關系，而事實上他們一直在向這個方向努力。在歐盟中央，舉薦制、輪值制和小范圍的選舉制取代了政黨制衡制，以后或許還會出現一些禪讓制的跡象。也就是說：歐盟正在按照系統控制的哲學理念建立一個中央控制系統。各種不同的政治形式，如：議席固定分配，議員地方舉薦，主席輪值或禪讓，高層圈內選舉和有限的政黨制衡等雜和在一起共同簇擁起一個中央控制系統。現在歐盟中央控制能力正在不斷增強，各成員國的主權在一步步被削弱，政黨制衡的政治舞臺也逐漸在縮小。未來的歐洲將走向何方？現在還有點霧里看花，不過有兩點是可以確定的：其一它不可能發展成美國模式的聯邦制，因為美式聯邦制已經有點過時，美國人也正在蓄積力量準備改革。大家都在摸著石頭過河，二、三十年前中國人摸著石頭過河走出了一條和平崛起之路，現在我相信歐洲人也能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其二它必將走向“高層高度集中，基層充分民主，放棄政黨制衡”這樣一個基本方向。這是歷史發展規律所決定的，歐洲人可能有點不太情愿，但是全球一體化浪潮和激烈的市場競爭迫使他們必須這樣走下去。最終，一個政治經濟一體化的歐洲以一種新的政治形式走向世界，成為世界其它地區聯盟，如“非盟”、“阿盟”、“東盟”等學習的楷模。這也可以說是歷史賦予歐洲人的光榮使命。　　

美國人的路線圖是直接放棄政黨制衡走中間路線。這一條路線看似簡單，大家都放棄黨派爭執就可以了，而真正實施起來就麻煩多了。首先，放棄政黨制衡后國家總統直選也將失去意義，勢必會形成民眾選舉議員，議員選舉總統的間接選舉制度；還會出現政治議席區域分配的制度。目前的美國人還可能接受不了這樣一個他們必須接受的現實，然而歷史的發展是無情的，拖延下去受損失的是他們自己。我們把歐盟和美國兩條路線圖結合起來看，歐洲人已經在一體化的道路上走了50多年，現在走向一體化的速度越來越快，他們走的是一條踏實穩健的道路；而美國人走的“中間道路”則必須進行大幅度的社會政治制度改革，會遇到較大的社會阻力，需要有一個社會能量蓄積的過程。二者會在前進的道路上相互影響、相互參照、相互促進，最后攜手進入到第三次浪潮中來。　　

（5）21世紀的兩極世界　　

第一次浪潮涌立起來一個東方文化體系；第二次浪潮涌立起來一個西方文化體系。引導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這兩大文化體系在20世紀相互對峙把人類社會分化成一個兩極世界。冷戰結束以后，主導西方陣營的美國獨占鰲頭，世界一度走向單極化，然而隨著中國、印度的崛起，俄羅斯的復蘇和歐盟的發展，世界很快又呈現出多極化的景象。多極世界國際關系復雜多變，而在這些復雜的關系背后仍然是東、西方文化之間理性的沖突與融和。世界由兩極走向多極、無極的過程，實質上也是這兩種文化在不斷的沖突中融為一體的過程。　　

在我的家鄉河南省新鄉市，有一個村莊叫“合河”。衛河的兩大支流在合河村上游數公里的地方就匯合在一起，然而匯合在一起的這兩股水，一清一濁并行而下互不交融。一直到合河村這個地方突然很快融合在一起，合河村因此而得名。現在東、西方文化的大匯合也出現了類似的場景。盡管全球一體化浪潮已經把東、西方社會的利益關系緊緊地捆綁在一起，然而等到這兩大文化體系完全融合起來還有一段路程要走。在此期間甚至還會出現劇烈的文化沖突，但是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利益攸關的大背景下，大沖突的結果必然是大融合。最近發生在倫敦、巴黎、舊金山的沖擊北京奧運火炬傳遞的事件，實質上是部分頭腦僵化的西方人拒絕接受東方文化而故意挑起的事端，最終結果是他們不得不在切身利益面前折服。切膚之痛會讓膨脹的頭腦冷靜下來的。　　

冷戰結束，主導東方陣營的蘇聯，經濟衰落、政治解體，但是東方陣營的瓦解不等于東方文化勢力的消失，作為東方文化中堅勢力的中國迅速崛起上升為東方勢力的主導力量；同樣，主導西方陣營的美國在冷戰結束以后，經過短暫的膨脹也迅速衰落，而作為西方文化中堅勢力的歐盟則迅速發展上升為西方勢力的主導力量。東、西方陣營在相繼將帥易位后，又相繼走向瓦解。有形的東、西方陣營不見了，無形的文化對抗彰顯出它巨大的社會力量。東西雙方陣營的瓦解分化形成一個多極化的世界，這就是今日世界之最基本動態。　　

東方文化勢力的輻射范圍函概亞洲和東歐。它不是一個有形的社會集團和區域結盟，卻有著一種無形的集約力量；它以綜合思維、整體觀念為主導思想，以中央集權為基本的政治理念；中國就是這一文化勢力的核心。原來依靠專制暴力維持的的中央集權已經腐朽了；而獲得系統理論和信息技術支持的現代化的中央集權制已經逐漸放棄暴力走向公開、透明、民主和開放成為一種先進的、科學的政治形式。中國人正在打造著這樣一種政治形式，主導著東方文化勢力走向復蘇和崛起。簡而言之，沒有系統科學信息技術支持的中央集權是沒落腐朽的政治形式；受到系統科學信息技術支持的中央集權是一種科學先進的政治形式，是一種跨越西方政黨制衡政治的政治形式。　　

俄羅斯橫跨歐亞大陸具有東、西方文化的雙重性，曾經在20世紀主導整個東方陣營，因而它在政治形式上更傾向于東方。蘇聯解體后的“休克療法”曾經讓俄羅斯一度走向全番西化，正是東方文化的約束力讓俄羅斯在普京時代迅速回歸，成為東方文化勢力的重要力量。我們還看到：從葉利欽、普京到現在的梅德韋杰夫他們在擔任國家總統期間都脫離任何政黨，這正是東方文化正統思想的體現。目前俄羅斯的政治形式是東、西方的雜和體，其內部存在著很深的文化沖突，這勢必會導致它在發展的道路上左右搖擺而影響速度。它不象中國的政治形式，上下一致、內外同一完全按照著東方文化勢力發展規律在穩步前進。　　

印度是一個東方文明古國，有著深厚的東方文化基礎，具有較重的宗教政治色彩，近代還有被西方文化強化訓導的歷史。所以印度的政治形式不是從它自身文化中滋生出來的，具有東西雜合，上下脫節的基本特征。俄羅斯政治形式的東西雜和是基于它自身文化的雙重性，而印度政治形式的東西雜合有一點移花接木的味道，直接導致社會上層政治形式和基礎文化之間的脫節。受宗教、民族問題和政黨制衡政治的拖累，印度未來的發展速度也會受到影響。“向中國學習”可能會成為印度人的世紀課題。歷史和文化把中印兩國緊密聯系起來形成重要的合作伙伴關系，這是兩國關系發展的主流，任何外來因素和歷史遺留問題都不會對此形成太大的沖擊。　　

從中、俄、印三國文化基礎與政治形式的對比分析中，可以看到文化基礎對政治形式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在二次浪潮西風勁吹的大環境下，東亞諸國就是在各自不同的歷史文化基礎上建起了不盡相同的政治形式。　　

日本人的明治維新之所以能夠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當時處在幕藩體制下的日本與第二次浪潮策源地英國的政治形式相雷同，都處在發展成熟的封建制歷史階段。正如前文所述，封建制發育不全和走向中央集權以后都不太適合資本主義的生長。可以說是歷史賦予日本人這樣一個發展的機遇，讓它成為東方世界中唯一一個主導二次浪潮的國家。　　

日本毗鄰中國有著深厚的華夏文化基礎，因此日本人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政治形式與西方歐美國家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雖然也屬于政黨制衡體制卻長時期的一黨獨大，事實上的一黨獨治；同樣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國家卻牢牢掌控著資本，資本依附于政治。東方文化對日本人的政治形式產生著巨大的影響，西風東化，珠聯璧合，這也是日本人在二戰后創造經濟奇跡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日本人同樣也會遇到諸多難題，因為他們的政治形式是在低層次上的東西合壁，現在東、西方的政治形式都需要升級，中國人運用系統思想信息技術改造升級自己的中央集權制已經大見成效；西方國家也已經開始考慮自己民主政治的升級換代問題；日本人自然不會抱殘守缺，也要展開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改革。東方文化勢力正在迅速崛起，日本人也將回歸其間自尋其位，說明白一點就是：日中關系要逐步超越日美關系。　　

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同樣的道理：文化的不同類型和發展層次也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社會形態、政治命運。雖然第二次浪潮讓全世界的社會形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每一個國家發生的變化都不盡相同，因為它們都脫離不開自己的文化基礎。我們簡單地討論了上述幾個國家社會形態的歷史文化淵源，其他亞洲國家可以依此推演不再多敘。　　

西方文化勢力的輻射范圍函概全球，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在它的沖擊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它以分析思維、矛盾制衡、突出個性為主導思想，以政黨制衡為基本的政治理念，西歐、美國是這一文化勢力的核心。單純從思維角度來講，西方文化存在著先天性的思維缺陷。主要表現在西方人對隨機現象背后，物質的不確定運動認識不足。中國的老子、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辯證法的代表，而赫拉克利特的辯證法所缺乏的是《易經》建立起來的系統思維模式。《易經》本身就是一本占卜專著，它透過占卜對隨機現象有了比較深入的認識，然后才建立起一個陰陽矛盾系統的演化、變易模式；老子《道德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是首先建立起一個混沌的、模糊的概念，然后在此基礎之上展開辯證法的論述；這些都是赫拉克利特的辯證法所缺乏的。然而正是西方人這種具有先天缺陷的思維方式卻成為人類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利器，這是由于歷史發展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在科學的發展還沒有深入到物質的不確定運動層次的時候，發育過于成熟的中國式思維反而成為一種禁錮人們思想、束縛人們手腳的落后思想。當科學研究深入到物質的不確定運動層次，廣義相對論、量子力學首先登臺亮相，隨之出現混沌學、模糊學、信息論、系統論等系統科學思想。科學的發展引發思維模式的發展，西方人正在分析思維之上發展綜合思維、在辨證思維之上建立系統思維，讓自己的思維走向成熟；中國人也通過向西方學習來充實自己的思維模式，讓傳統的思維模式煥發出它新的活力；一種集分析、綜合共同優勢的思維方式，以系統的辨證為特征正在全世界的范圍建立起來。　　

西方人的思維缺陷曾經讓他們在工業革命的發展過程中出盡風頭，不可一世。然而信息革命掀起的全球一體化浪潮是不容忍這種思維缺陷的。西方社會個體利益高于團體利益，團體利益高于國家利益，國家利益高于全球利益的思想觀念，現在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麻煩；歷史正在宏揚的是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個體利益服從團體利益，團體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國家利益服從全球利益。目前，東、西方之間的種種摩擦都源自于這一基本觀念的不同。西方基本觀念在“人權”問題上的表達是很吸引人的，因為伸張個性，向往自由是每一個生命個體的基本屬性，加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仍然是最基本的社會基礎，西方人突出個性的民主思想仍然有著巨大的生存空間。問題的根本癥結出在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的關系上，西方人分析思維的局限性讓他們總是以自己為中心，層層設防，處處樹敵，不僅是直接發動局部戰爭，而且還在許多國家內部跳起內戰，結果是把整個世界攪和的不得安寧。他們缺乏綜合思維、系統分析的習慣，不能象中國人那樣能站在全球一體化的高度，處處與人為善，表現出一個大國的風度。由此可見，西方社會的基本觀念在基層社會仍然還有較大的生存空間，而在高層社會已經到了必須放棄的時候了。這就是近幾年西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常常是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的根本原因。伊拉克戰爭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事例。　　

然而，西方文化畢竟主導著人類社會強勁發展了三、四百年，現在也仍然還是社會發展的主流文化。東方文化勢力的崛起并不意味著西方文化的衰落，而是兩種文化要齊頭并進，逐漸融和。在系統思想、信息技術強有力的推動下，西方文化正在強勢中蛻變著，東方文化勢力的崛起對此也僅僅是起到一個巨大的促進作用。　　

世界局勢也正是在這樣發展著。東方文化勢力的崛起對歐盟的發展有一個促進的作用，加快了歐美國家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的轉化。歐盟將按照新的政治理念建立起一種新的政治形式，即：中央集中控制，地方民主自由的政治形式。為世界各地的區域聯盟作出表率，引導著全世界的中小國家走向和諧發展的未來。歐盟仍然不失為全球社會發展的主導者。　　

中國是東方文化勢力的主導者；歐盟是西方文化勢力的主導者。中國和歐盟的關系構成了21世紀國際關系的一個基本軸線，世界各國政治路線、外交方針的制定都要參照這一基本軸線，才不會偏離大方向。也就是說：在東、西方文化大融和，大沖突的基本框架中，中國和歐盟的發展方向分別代表了兩大文化勢力的基本動向；中、歐關系代表著兩大文化勢力的平衡關系；其它國家由于歷史文化發展程度和地理環境、資源條件的不同而各居其相應的位置，大家只要把握好中、歐之間的平衡關系，在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就不至于被邊緣化。　　

目前的美國仍然比較強大，中美關系、俄美關系對世界的影響有時候也顯的非常重要，但是相比中歐關系來講就顯的有一些膚淺了，因為中歐軸線是從歷史文化層次表達出全世界的基本動向。　　

（6）21世紀的宗教問題　　

宗教問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問題。受宗教問題影響全球國際關系變的更為復雜。在全球走向一體化的過程中宗教問題何去何從，直接關系到整個世界局勢的發展變化。深入系統地認識一下宗教問題是很有必要的。　　

宗教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走過來的，大致上分為自發宗教和人為宗教兩個發展階段。自發宗教主要存在于原始社會是最初的宗教形態。它崇拜自然，把日、月、山、河、風、雪、雷、雨等自然物和自然力視為與人一樣具有思維意識。由于它是自然發生的，所以世界各地的自發宗教都比較接近。現在的宗教基本上都是人為宗教，都是從自發宗教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高級宗教形態。由于有更多的人為因素影響，特別是創始人的思想意識作用，人為宗教可謂是各式各樣，五花八門。不管是自發宗教還是人為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以人類對大自然缺乏足夠的理性認識為基礎的。在現代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宗教不但沒有消滅反而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廣泛，其根本原因就是現代科學對大自然的認識還有一定的局限性。科學思維是理性的，但是它存在著先天性的思維缺陷，為宗教留下了較大的生存空間。　　

東、西方文化與宗教的關系是不盡相同的。中國人是從自發宗教中直接走向理性思考的，從《易經》到諸子百家一個相對成熟的宇宙觀和一個比較完整的思維模式已經建立起來了，形成了中國人的主流文化。在這樣的文化基礎之上人為宗教是不可能滋生出來的。中國現在的宗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外來的，如：佛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另一種是由外來宗教催生出來的。比如中國的儒教和道教，它們的創始人孔子和老子都沒有人為地去建立自己的宗教組織，都是由后世的崇拜者在外來宗教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它們雖然在社會形式上表現為人為宗教，而實質上是在以一種新的方式來秉承中國的主流文化。人為宗教在融入中國社會的同時也被中國文化所改造。比如：佛教有關“孝悌”的觀念就是在傳人中國之后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當然，最關鍵的還是宗教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中國文化涌立起來的中央集權政治始終保持著對宗教的控制，宗教人士以受到皇帝的冊封為榮，西方社會為皇帝加冕的事情在中國是不會發生的。中國人是理性的，這就決定了中國不可能成為一個宗教國家。　　

西方文化是依靠科學的力量從人為宗教中跳躍出來的。在原始社會末期，在理性思維發展不充分的情況下，人為宗教才能在自發宗教的基礎上滋生出來。人為宗教讓人們的理性思維進入一種渦旋狀態。正是這種思維渦流積極有效地維持了人們心理上的平衡和穩定，在階級社會中，對緩解階級矛盾，維持社會和諧穩定起到了它巨大的社會效能。也正是由于理性思維發展不充分，西方人獲得了進軍科學的歷史機遇，因為早期的科學研究（包括現代的大多數科學研究）是不需要對混沌世界和不確定現象有深入認識的。科學偏愛思維上稍有殘缺的西方人，中國人繁雜、早熟的思維模式反而成了走進科學的巨大障礙。也正是現代科學在理性思維上的這種先天缺陷為‘人為宗教’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間。相同的思維缺陷，分別向兩個方向發展，形成了宗教和科學這兩個相互對立的思想體系。由于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局限性給宗教留下了較大的生存空間，雙方既勢不兩立，又互為補充，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之后，形成了一個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觀，也成就了一個偉大的文化體系。科學思想主導下的宗教和科學的對立統一是西方社會文化體系的基本結構。西方社會是依靠科學和宗教兩條腿支撐著穩步發展的，這可能也是西方社會出現政黨制衡政治的一個重要原因。　　

庫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先生有一句名言：“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腳的，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盲目的”。這一句話非常精辟地闡述了科學與宗教之間的相互關系。為什么說“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腳的”？就是因為科學存在著一定的理性思維缺陷需要宗教予以支撐；為什么說“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盲目的”？就是因為科學是理性的，是實實在在而不可否定的，宗教對于科學只能輔助補缺，不能有太大的偏離和抵觸，否則就會迷失方向走向邪路。我想庫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先生可能還不太了解中國哲學，否則他一定會再加上一句話：宗教和哲學都應該參照一下中國人的哲學思想，因為中國人對客觀世界的洞察力是其他任何人不可企及的。　　

科學存在著巨大的思維缺陷，真正的科學家是從來不避諱這一點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先生到晚年也特別注重對氣功、中醫的研究，非常看重中國古人對人體超自然能力的認識。中國古人就是憑借著對人體超自然能力的認識從自然宗教中走出來的，在此基礎上中國人建立起了中醫、針灸、氣功等古老的學科，建立起了以《易經》為核心的理性思維模式。中國人認為：任何物質都是‘形’與‘氣’的統一體，一般物質是‘形’控制‘氣’，有生命的物質是‘氣’控制‘形’。氣就是意識，氣就是靈魂，氣就是神。氣也是一種客觀存在、一種現代科學仍然沒有認識到的‘暗物質’。這就是說任何物體都是有意識的，人體超自然能力就是‘氣’在特殊情況下表現出來的特異功能。由此看來，中國人壓根兒就沒有完全脫離自發宗教。中國人的主流文化是直接從自發宗教中升華出來并與之渾然一體的。也就是說：中國社會是以自發宗教為基礎的，主流文化與基礎文化之間沒有根本性的對立和沖突，沒有象西方社會那樣主流文化和基礎文化之間出現對立統一、相互制衡的結構關系，這也可能是中國人始終堅持中央集權政治的一個基本原因。　　

在占卜中，中國人認識到了隨機現象背后的暗物質世界，理性地建立起一個系統思維模式；在諸如“靈童轉世”和“鬼魂附體”等特殊的自然現象面前，中國人不是把它們演繹成‘人為宗教’，而是建立起氣功、針灸和中醫這樣的學科；由此中國人完成了人類思想史上的第一次理性升華。這是人類社會一次歷史性的飛躍，其歷史價值絲毫不遜色于西方人創造的現代文明，可惜現在沒有幾個學界人士能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因為他們都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場上來研究中國文化，都急于在西方話語權的大環境下早出成果，不能沉下心來做一些基礎研究。他們都有一個最基本的信條就是：科學的（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就是正確的，和科學站在一起就代表了真理。其實他們錯了，他們不知道西方文化是科學與宗教的對立統一體，偏執地引進西方文化，不僅僅會出現一些偏執的“民主人士”，還會出現一些西化的宗教和一些偏執的科學家。在哲學家的眼中，那些偏執的“科學衛士”、“超級科學家”和“法輪功人士”其實是一個矛盾共同體的兩極，都源自于西方文化。思維缺陷上升為他們的心理缺陷，中國普通民眾對他們普遍比較反感，這是發自靈魂深處的文化抵觸，往往是一種說不出具體原因的討厭。　　

在占卜和鬼神的背后，在中醫和氣功的背后，有一個共同的神秘物質它既是物質又是信息，還是意識。這種物質對人的生命活動具有一定的作用，這種作用是不確定的和有限的，中國人在幾千年前對此已經有了一個比較客觀、比較理性的認識，當然這種認識還是一種模糊的、宏觀上的把握。雖然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卻可以靈活掌握其運動規律為社會生產所用，中國人由此對客觀世界有了一個更深入的認識。也正是這樣的原因，幾千年來中國主流文化與占卜、鬼神之間一直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既不完全否定，也不完全認可。孔子在《論語》中說：“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中國人認為：每一個物體都是“形、氣、神”的統一體。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神，而且是一個當位之神；所謂鬼神都是一些正在化解中的退位之神。當位之神自己不努力自強，事事祈求退位之神的庇佑，豈不讓天地鬼神恥笑？所以中國人尊敬鬼神，更尊敬自然規律，更尊敬人自身的生命活力。因此孔子還說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在西方社會中，宗教的有神論與科學的無神論爭論不休；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爭論不休；而在中國人的眼中這些爭論都是非常無聊的，是一種缺乏理智的表現。因為中國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比他們更深入一個層次。　　

孔老夫子一再告戒我們：要遠離“鬼神”！我在此反復討論這個問題有觸犯古訓之嫌，也實屬無奈。因為科學的發展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從分析思維轉向綜合思維，科學需要在宇宙觀上有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從中國古人那里借取一粒火種，來點燃科學發展的新起點，其用心良苦又有幾人知曉？但愿大家能以一顆寬容之心善而待之，科學的未來或許就在其間。　　

中國文化是人類社會第一次浪潮建立起來的理性思維文化；西方文化是第二次浪潮建立起來的理性思維文化。兩種文化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歷史地位。中國的主流文化是從自發宗教中升華出來的；西方的科學思想是從人為宗教中跳躍出來的。在第一次浪潮中，中醫就相當于現代西醫等自然科學思想；儒家思想就相當于馬克思主義等社會科學思想。現在一些學者把儒學納入人為宗教的范疇確實是非常幼稚和荒誕的。我真誠地希望我們的學者不要再偏執地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場上來研究中國文化了，歷史會恥笑我們的。　　

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從來就沒有中斷過。但是，影響歸影響，滲透歸滲透，東西方社會各自按照自己的運行軌道前進，從來沒有因為對方的影響和滲透而發生改變，即使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也仍然如此。相互的影響和滲透主要起到一個相互促進、相互支撐的作用。　　

最初，中國文化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時也曾經向西方擴散和傳播。《易經》、《道德經》和〈論語〉在中國可以抑制人為宗教的產生，到西方卻沒能阻止西方宗教的發展，相反的是西方宗教一直在源源不斷地來到中國，因為中國人的理性思維還不足以阻止人為宗教的發展。中國文化直接促進的是西方科學的產生和發展（包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有很多歷史事實可以說明這一點，因為中國的主流文化和西方科學思想同屬社會理性發展范疇，而西方的人為宗教和中國的自發宗教則屬于相同性質。西方宗教傳入中國能夠迅速擴散開來，是因為人為宗教在組織形式和社會功能上都優于自發宗教。它來到中國只能充實自發宗教的社會功能，而不可能改變中國的文化結構，因為中國的主流社會是理性的。其實，隨著科學的發展，宗教在西方社會中的政治地位也逐漸下降，僅僅作為基礎文化而廣泛存在。單就這一點上，西方社會是逐漸在向中國看齊，中國人早在兩千多年前就開始讓鬼神遠離政治了。科學民主思想傳入中國，可以促使中國在政治上走向民主、公開、透明，但是它卻動搖不了中國人的中央集權政治。　　

西方文化是人為宗教和科學思想的對立統一；中國文化是自發宗教和《易經》文化的渾然一體。進入21世紀，雙方相互融合的步伐在加快。人為宗教與自發宗教相互影響在社會基層廣泛深入發展；科學思想與〈易經〉文化相互影響：自然科學方面，中醫和西醫之間相互影響，以及即將發生的中國哲學對整個科學思想的影響；社會科學方面，儒家思想和現代人文科學之間的相互影響；政治體制方面，西方文化促使中國中央集權政治發生了巨大變化，同時，中國文化也在促進歐盟迅速發展自己的中央控制政治。很多人在研究東、西方文化關系時都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層次對應關系，是一個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　　

21世紀是系統科學的時代，科學研究從分析思維轉向系統思維，開始對混沌世界的不確定現象有所認識，東、西方文化之間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但是，在科學真正揭開生命與神靈的奧秘之前，理性思維仍然還不能獨自支撐起一個完整的社會；宗教必然會更廣泛地存在于社會的基層；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也只能處在逐漸融和的過程之中。　　

進入21世紀，宗教一方面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廣泛發展；另一方面也會越來越遠離政治，這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時都面臨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就是如何正確對待保持宗教政治的國家。比如象非洲一些國家仍然處在自發宗教狀態；中東一些國家仍然處在人為宗教狀態。對待這樣的宗教國家，西方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思想可以直接削弱宗教觀念，東方的儒家思想可以淡化宗教觀念，它們都可以幫助這些國家從宗教政治中走出來。但是外在因素只能起到一個催化促進作用，最關鍵的是要靠他們自己，不能拔苗助長搞殖民文化。目前世界政治局勢已經出現一個很好的發展趨勢就是建立地區聯盟，讓政治平臺上升一個臺階，從而拉開政治與宗教的距離。西方國家從政黨制衡政治中走出來依靠的是建立歐洲聯盟；中東國家、非洲國家從宗教政治中走出來同樣也需要建立地區聯盟。發展地區聯盟并逐漸擴大聯盟組織的政治權力，通過削弱盟國主權來實現政治與宗教的剝離是21世紀世界政治形式發展的一大基本趨勢。　　

當今世界仍然是西方文化主導的世界，世界各地大小角落無不充滿了西方文化的氣息，即使是在中東地區一些宗教國家也不例外。科學與宗教之間存在著與生俱來的對立沖突，在西方國家二者相互磨合形成了一個對立統一的糅合體。當這種科學與宗教的糅合體進入到這些宗教國家的時候，本土宗教與外來宗教之間原本就存在的矛盾加上科學對宗教的巨大沖擊力就一塊表現出來，形成了劇烈的社會沖突。人類社會要發展，這樣的社會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解決這樣的社會沖突最基本的辦法是等待和安撫。因為宗教和科學之間的磨合需要時間；出現生存危機的本土宗教需要安撫。采用打擊、壓制、戰爭等激化矛盾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我們應該相信科學的力量和宗教國家人民的智慧。最終，宗教國家的人民會乘借著第三次浪潮的強勁東風，兼容東、西方文化的優勢，以自己獨特的文化姿態和世界人民一道進入全球一體化時代。　　

由此可見，美國和西歐在對待宗教國家的問題上，很多作法是不太妥當的。然而社會發展的主導權仍然在他們的手中，其他人還沒有太多的發言權。我們也只能根據自己的能力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來表現中國人的智慧和中國文化的魅力。隨著東方世界的崛起，社會主導權逐漸東移，人類社會將更加和諧、安定。　　

（7） 全球一體化進程中的主權問題　　

全球一體化浪潮沖擊著世界各國的主權；各個國家的主權也象是堤壩上的樁柱，聯合抵御著全球一體化浪潮。人類社會在這兩大勢力的相互作用中不斷地前進著，這就是今日世界之大勢。2008年7月22日《參考消息·名家專論》刊載了日本學者中西輝政的文章。該文認為：目前世界經濟形勢如此混亂是一味推動全球化帶來的惡果。今日世界已經進入新的大國競爭時代，一個重新突出國家作用的時代。我認真閱讀該文之后認為：中西輝政先生對當今國際局勢的分析還是非常深刻和精辟的，但是在最基本的歷史觀上卻有失偏頗，值得商榷。　　

近兩年來，世界各地貿易政策普遍趨向保守，經濟壁壘正在悄然興起。但是這僅僅是全球一體化浪潮在與國家主權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出現的一個周期性的低潮。沒有必要驚呼：狼來了！幾年之后我們或許會迎來更為高漲的一體化浪潮。從兩千多年前中國人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到現代西方人的民主自由和共產主義；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到十九世紀的大英日不落帝國，應該說：全球一體化是地球人永恒不懈的追求。不同的是現代人已經放棄了使用武力走向統一的道路，開始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走向一體化。蘇聯為什么會解體？歐盟為什么會迅速發展？最根本的區別點就在于是武力統一還是和平統一。歷史證明和平統一才是人類社會走向未來的必由之路，我們應該以一種熱切期盼的目光、高度關注歐盟國家正在進行的和平統一路線圖。它有可能成為美國政治改革和聯合國改革的參照模式。　　

以資本、商品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為標志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象其它很多客觀事物一樣也具有兩面性，在給我們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危害。正象中西輝政先生所講的那樣，目前世界經濟形勢如此混亂的確與一味推動全球化密切相關，但是我們也不能因噎廢食全番否定全球一體化浪潮。我們也不能因為看到主權基金和大國主權在遏制金融危機，減輕社會危害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就斷言今日世界已經進入新的大國競爭時代，一個重新突出國家作用的時代。恰恰相反，目前世界經濟形勢混亂正是由于更高層次的主權控制功能缺失造成的。說明世界已經開始了主權控制平臺向上提升的運動。國家主權之上產生區域聯盟主權；區域聯盟主權和大國主權之上催生出全球一體化的聯合國主權，經濟一體化正在促進主權一體化。我們應該看到一個全球性的、多層次的主權控制體系正在形成。識時務者為俊杰，全球范圍內頭腦清醒的政治家們都在積極地促進區域聯盟的建立和發展，加強區域聯盟的主權建設。同時他們還將積極地促進聯合國的改革，加強聯合國的主權建設，加強聯合國對跨國金融財團的監管力度，下一步甚至還會出現聯合國向跨國公司直接征收稅金的可能性。總之，人類社會在飛速發展，我們必須以一種積極向上的姿態去迎接歷史發展的考驗，任何悲觀失望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　　

21世紀人類社會的主權控制體系將是一個多層次的框架結構。首先是全球性的主權控制平臺的建立問題。目前，聯合國已經具備了某些主權特征，比如：它已經有軍隊、法庭和監獄，雖然其權威仍然非常有限，在經濟一體化浪潮的推動下，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個較大的改變。因為經濟一體化浪潮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危害不是哪個、哪幾個國家主權能夠控制得了的，建立全球性主權控制平臺勢在必行。困難的是人們現在還不知道應該把多大的主權上移到聯合國，因為聯合國權力過大也并非全是好事，能適度控制經濟一體化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即可。　　

區域聯盟的主權控制平臺正在建設之中。歐盟、非盟、阿盟、東亞聯盟、南亞聯盟、南美聯盟、北美聯盟等雨后春筍般迅速發展。中西輝政先生談到的“大國競爭”正在加快區域聯盟的建設。大國競爭越是激烈，中小國家把主權上移到區域聯盟的速度就越快，一個由區域聯盟主權和大國主權共同主導的聯合國逐漸形成。聯合國的組織改革就是要適應全球一體化發展的需要，所以，突出區域聯盟在聯合國中的政治地位將成為聯合國改革的一個基本方向。　　

何謂“大國”？如何把區域聯盟和大國放到同一個政治平臺上？唯一的方法是給聯合國的席位表決權附加人口、經濟和國土面積等參數。比如我們可以從人口、國民生產總值和國土面積三個方面考量一個國家或區域聯盟進入安理會的資格，這樣只有極少數大國可以直接進入安理會，而大多數中小國家就必須組織成具有一定規模的區域聯盟才能參與安理會的工作。一旦聯合國的改革向這樣一個方向邁進，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區域聯盟的迅速發展。　　

受全球一體化浪潮的影響，增強聯合國主權控制的呼聲不斷提高，大家都熱切期盼著聯合國有一個全面改革。但是，幾年來經多方努力聯合國改革深陷僵局，毫無進展。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時機不到，區域聯盟發展不成熟，政治家們還沒有看到區域聯盟進駐安理會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我們不要太在意一些國家拿出來的聯合國改革方案，站在老的思想觀念上，從各自國家利益出發是不可能設計出一個成熟的改革方案來的。“大國競爭”促使區域聯盟日漸成熟，其政治地位逐漸凸顯出來，聯合國的改革也就水到渠成。　　

總之，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必然推動全球政治一體化的發展。散在的國家主權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形勢的需要而相互聚合，區域聯盟應運而生。國家主權上移集中逐漸形成全球性、多層次的社會控制結構。聯合國為一級主權控制平臺；大國和區域聯盟是二級主權控制平臺；大國的地方政府和區域聯盟內的中小國家是三級主權控制平臺。不管世界政治局勢如何跌宕起伏，社會發展的這一基本方向不會發生改變。　　

中小國家主權上移的大趨勢就決定了中國人臺海兩岸最終必然走向統一；主權和平集中的歷史性轉折也決定了臺海問題的解決方式必然是和平協商；歐盟、非盟等區域聯盟進入安理會也必然成為聯合國改革的基本方向。不管什么人有多么強烈的愿望；多么美好的想法，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7 中國人最大的歷史機遇和最根本的歷史責任　　

 第一次浪潮為中國人提供了發展機遇；第二次浪潮為西方人提供了發展機遇；現在的第三次浪潮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發展機遇。各個國家所處的社會發展地位不同其獲得的發展機遇也各不相同。西方國家是在強勢之中進入了歷史的轉折階段，雖然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崛起讓他們倍感失落，輸出民主的對外政策也屢屢受挫，但是這些都是表象，是第二次浪潮的強弩之末。我們應該看到，他們正在踏踏實實地建設自己的歐盟組織，而歐盟組織正是運用系統思想組建起來的中央控制平臺。中央集權控制、地方民主自由——歐盟的政治形式即將成為第三次浪潮全球趨同的政治模式。隨著輸出民主的對外政策轉變成輔助建立區域聯盟的對外政策，西方國家仍然不失為引導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　　

在思想上，西方人已經開始了系統科學思想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兼容性提升，正在放棄“非黑即白”“非敵即友”式的簡單思維；在政治上，西方人正在建設能夠兼容政黨制衡政治的中央控制平臺[這種兼容性的提升都是隨著廣義相對論對牛頓三定律的兼容性否定衍生出來的]；在經濟上，東方國家的崛起并不就意味著西方國家的衰落，西方國家掌握著更多的先進技術就更多地掌握著全球社會化大生產的主導權。當然，一體化的世界經濟是一種相對平衡的經濟發展模式，西方人失去往日那種遙遙領先，高高在上的感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總之，西方人仍然在引導著人類社會逐步進入第三次浪潮。　　

然而事情的發展并非是那么一帆風順。系統思想與唯物主義之間一直不能夠順利銜接起來，因為在宇宙觀這樣深層次的問題上仍然存在著嚴重分歧；歐盟組織這個中央控制平臺的建設也不順利，2008年6月12日，愛爾蘭在全民公決中否決了《里斯本條約》，這是民主政治拒絕被中央集權政治兼容的一次交鋒，盡管以后這樣的事情還會多次發生，但是歐洲走向中央集權控制的步伐不會放慢，因為一體化的歐洲代表了全體歐洲人的利益，也代表了歷史的發展方向。什么樣的力量能促進這樣的問題順利解決呢？我們還要把眼光轉向世界的東方。　　

中國人是引領社會前進的另一個方面軍。與歐盟的組織建設相反，中國人已經有了成熟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現在需要的是推進地方和基層的民主政治建設。中國和歐盟正在從兩個不同方向共同面對同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協調中央集權控制與地方民主自由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性的任務，中國人對此或許具有更豐富的政治經驗，而歐盟國家在這一方面還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受一些挫折，交納一點學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三次浪潮的全球一體化經濟讓中國人的中央集權政治煥發出新的青春；特大自然災害，特別是這一次“5.12”汶川大地震讓中國政府向世界顯示出中央集中控制的巨大優勢。不管人們認識與否，中國人在客觀上已經成為積極推動全球區域聯盟發展的重要力量，因為區域聯盟是正在形成的中央集中控制平臺。　　

從第二次浪潮進入到第三次浪潮，中國就象是從冬天來到春天，處處春光明媚，生機昂然。其發展機遇就如同陽光普照一樣是不能簡單地用大小、多少來形容的，如果一定要問最大的發展機遇是什么？我們說：歷史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讓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逐漸回歸主導地位，這就是中國人最大的機遇。在第二次浪潮中，中國人曾經是進退維谷，左右為難，抬腳動手便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不適合工業革命時代的需要。進入第三次浪潮，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不能適應信息革命時代的發展也落后了，我們看到西方人近些年在國際事務中屢屢受挫就是基于這樣的原因。雖然西方人已經建立起系統科學理論，并且開始用系統整體的思維方式來認識客觀世界，但是受思維習慣的影響，他們仍然是以分析思維為主導，堅守著分析思維的宇宙觀，拒絕系統科學思想的宇宙觀，致使當代科學思想處于一種自相矛盾之中。是西方人進一步思考，真正按照系統思想的宇宙觀來建立新的思想體系呢？還是中國人按照《易經》文化的宇宙觀，對當代社會散亂的主流思想進行兼容性提升呢？最后的結果很可能是后者，因為，西方人能走到系統科學思想這一步已經很不容易了，再向下深入恐怕會很困難。中國人不僅有《易經》這樣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而且還有中醫、氣功這樣古老的基礎學科，深入研究下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社會主導思想不明確，對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的影響還不算太大，充其量是固守冷戰思維的西方人再發動幾場“伊拉克戰爭”，社會總是要前進的；最緊要的是基礎科學研究一直掙脫不了分析思維的束縛，走不出分析思維的怪圈，長此以往問題很嚴重。超弦理論就是分析思維制造出來的一個怪胎，它已經葬送了一代又一代科學家的畢生精力。科學家們如果不沉下心來認真思考，調整一下思維方式，類似的事情還會繼續發生下去。科學研究從分析思維走向綜合思維，現在雖然有了系統科學思想還遠遠不夠，要從宇宙觀的深度接受綜合思維，人類社會還有一段路程要走。　　

要探討中醫經絡、針灸、氣功的實質，就如同在揭示宗教和神靈的奧秘，不可輕言立志，敬而遠之才是明智的選擇。因為在這些問題的背后是深不可測的知識盲區，人類智慧不可輕易涉足，一旦陷入其中往往是兩手空空、無功而返，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古人對此就有所認識。但是，社會在前進，科學要發展。從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產生到系統科學理論的出現，科學正在一步步逼近這一知識盲區。目前遇到的最大障礙主要是思維障礙，而不是技術障礙，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把中國哲學思想和系統科學思想結合起來，建立起一個完整的科學思想體系。中國哲學思想在其中要起到一個提綱挈領的作用，因為在系統科學內部各種理論觀點猶如一盤散沙，需要有一種哲學思想來統領。　　

從建立系統完整的思想體系，到引領科學研究深入到一個全新的未知世界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機遇和任務，中國人是這一歷史任務的必然承擔者，這也是中國人最根本的歷史責任。　　

近幾十年來，為了探索人體經絡、氣功的實質，中國的科學家真沒少下工夫，也沒有少浪費國家的科研經費，就是不見有突破性的進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宇宙觀的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用分析思維的科學方法去解決綜合思維的科學問題就猶如緣木求魚，一百年也不會有收獲。然而他們鍥而不舍，勇于獻身的科學精神，讓我為之感動。我真誠地告訴大家：我們應該坐下來，把第一次浪潮的《易經》科學、第二次浪潮的經典科學和第三次浪潮的系統科學三者之間的關系認真理順一下，用《易經》科學的宇宙觀統領經典科學和系統科學，建立起一個系統的綜合思維思想體系，科學研究工作才能跨上一個新臺階，進入一個新階段。　　

我不否認現在大多數科學家仍然在按照分析思維的思想方法展開工作，而且科研成果也是在層出不窮，不斷涌現。但是我們也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基礎科學研究在分析思維的引導下已經嚴重受挫，停滯不前，從長遠發展的眼光來看，這是非常危險的。筆者從2004年開始在網絡論壇上面撰寫《宏觀物理學基本原理》一書，最基本的目的就是想幫助那些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調整一下思維方式，讓基礎科學研究走出分析思維形成的思想誤區，但愿能引起相關人士的重視。毋庸置疑，我這樣做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錢學森先生系統科學思想和人體科學思想的影響。我也希望有一部分科學家能沿著錢學森先生所倡導的科學之路，去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　　

2007年7月至 2008年7月于光明論壇//河南省新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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