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來，多年的經濟全球化已經導致了全球文化一體化，既然是文化一體化，就應該“告別革命，遠離政治，疏離主題，淡化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差異與意識形態之爭都已終結。然而，一連串的經濟、政治事件，比如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2010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授給中國一名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服刑犯人，這樣的意識形態企圖清楚地告訴人們，意識形態差異乃至意識形態之爭并沒有終結。那么，意識形態到底是什么？是信仰體系還是科學體系？是經驗、感覺以至非理性的，還是理性的表現？是官方的政治思想還是自由的精神體現？是虛假的觀念體系還是真實的生存環境？[1]由于“沒有一種意識形態概念獲得該領域理論家們的普遍認同，有多少意識形態理論家就有多少意識形態理論”[2]，本文著意梳理學界關于意識形態內涵的探究成果，并將其以對立的形式呈現出來，以期為意識形態問題的深入研究鋪墊基礎。
一、虛假與真實之辨
有人認為意識形態的本質是虛假的意識，有人卻認為意識形態是真實的存在，也有人折中地認為意識形態兼具虛假和真實兩種屬性。
意識形態虛假論者的主要依據有三個:其一，柏拉圖曾以“洞穴比喻”說明意識形態的性質；其二，弗蘭西斯·培根曾以“四假相說”規定意識形態；其三，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出，意識形態是顛倒了的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是把思維看成可以與存在相分離并獨立運行的東西。
在日常生活中，“意識形態”一般只用來指稱別人的思想，而不是自己的思想，這似乎在暗示意識形態的虛假性。意識形態的虛假性是其合理性、普遍性、永恒性、目的性和觀念的支配性的必然表現。所謂合理性，本質上就是“合法性”，而“合法性”本質上就是“合意志性”，即統治階級意志。所謂普遍性，是指把某一階級的特殊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所謂永恒性，是指把現存的各種秩序描繪成最美好的、永恒的秩序。所謂目的性，是指把自己喜愛的觀念作為目的設置起來。所謂觀念的支配性，是指使意識形態觀念獨立化，并把它們描繪成支配著整個社會的最高統治力量。[3]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許多代表人物都主張，意識形態不僅以觀念的形式存在著，而且還有其他的形式。在盧卡奇看來，意識形態不僅僅是一種思想體系，更是一種物化的社會關系。阿爾都塞創立了“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的概念，把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會、交往和文化都納入其中，使意識形態具有其相應的物質存在，并進而得出，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本質上是一個意識形態動物”[4]。
的確，意識形態總是充滿了內部的張力和矛盾，因為不論何種意識形態，它“不光要求人們記住什么，也要求人們忘記什么；不光為人們的思想提供可靠確定的領域，也為他們的思想劃出不能擅入的禁區；不光使人們獲得教養，也使他們失去自我；不光使人們在某些方面獲得判斷力，也使他們在另一些方面喪失判斷力等等。總之，意識形態既要讓人們知道它愿意讓他們知道的東西，又要使人們不知道它不愿意讓他們知道的東西”[5]。所以，應從實際的社會實踐效果來甄別意識形態話語的真實性或是虛假性。特別是在當今的社會主義中國，如果簡單地、籠統地把意識形態定性為虛假意識，將會給我們帶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困惑。如果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那么，無產階級又如何擺脫或用什么方式來抵抗和超越意識形態？如果意識形態僅是一個否定概念，吸收一切人類文明成果就失去依據，建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就更無從談起。[6]
二、肯定與否定之辨
自特斯杜·德·托拉西明確提出“意識形態”概念至今，無論學術界如何理解“意識形態”，歸納起來，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從肯定的方面來界定，把意識形態看成是社會生活過程在人腦中的反映，即在社會實踐中總能找到它的“影子”；二是從否定的方面來把握它的內涵，把它理解為對現實社會歪曲的、顛倒的、虛幻的反映。
托拉西從徹底的感覺主義出發，通過“從觀念還原到感覺”的方法，拒斥無法還原為感覺的形而上學和宗教，把“意識形態” 作為一門基礎性的哲學理論，即“觀念學”。因此，在托拉西那里，“意識形態”是描述性的、肯定性的哲學概念。
在托拉西以后，西方學者也有從肯定視角來把握意識形態內涵的。比如，葛蘭西重新闡釋了意識形態的社會基礎，他主張從世界觀的高度來把握意識形態，將意識形態看作“一種在藝術、法律、經濟行為和所有個體的及集體的生活中含蓄地顯露出來的世界觀”[7]。有的學者甚至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理解，把意識形態界定為一種社會存在，是生產方式中的一個部門。
在列寧時期，人們對“意識形態”含義的理解發生了質的變化。列寧著重分析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區別和對立。“意識形態不再是取消沖突的必然的扭曲，而是成了一個涉及到階級（包括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的中性的概念。”[8]
當然，從否定的角度來理解意識形態的人并不是少數。馬克思曾經使用過“扭曲的”、“不真實的”和“幻象”等詞語來闡釋意識形態，其主導傾向是否定意識形態的。曼海姆沒有簡單地對意識形態進行定性，而是對意識形態進行拆分：個別的意識形態和總體的意識形態。前者是現實生活的觀念和表象，是有意識的謠言或者是對某種利益的本能的掩蓋，具有欺騙性。后者則是超黨派的、沒有階級的。泰德·蓋格爾直接把意識形態規定為否定性的概念：“意識形態（在幾乎確定的方式中）是虛假的思想。”[9]哈貝馬斯運用癥候解讀（symptomal reading）模式，透過官方文本的斷裂、空白和差錯發現其未言明的偏見，揭示出“意識形態是一種系統地扭曲的交往”，它“公開的意義與其實際意圖之間存在著裂隙”，是一種對現實的顛倒的歪曲的反映。[10]國內學者俞吾金也認為，意識形態是“在階級社會中，適合一定的經濟基礎以及豎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而形成起來的，代表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觀念的總和，其根本的特征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用幻想的聯系來取代并掩蔽現實的聯系”[11]。他還明確地把馬克思的意識形態規定為否定性的概念，“總的來看，把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理解為否定性的概念，可以說是抓住了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的根本傾向”[12]。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凡是限制、阻礙人的獨立思考，使人的思想滿足現在政治和經濟秩序的東西都是意識形態”[13]，這就把所有意識形態都從負面規定了。
三、有意識與無意識之辨
無論從肯定的意義上還是從否定的意義上界定的意識形態，都蘊涵著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有目的、“有意識”地自覺構建的，只不過是對客觀現實作了真實或歪曲的反映而已。與此相反，有的學者則從“無意識”角度探討了意識形態的內涵。意識形態的無意識性表明意識形態已經內化為人的一種不自覺行為方式。“他們不知道它，但是他們在做它。”[14]
在無意識論者看來，意識形態之所以是一種“無意識”的社會存在，首先是由“意識形態”對象的廣泛性決定的。“‘意識形態’可以指稱任何事物，從曲解對社會現實依賴性沉思的態度到行動取向的一整套信念，從個體賴以維系其與社會結構之關系的不可缺少的媒介，到使得主導政治權力合法化的錯誤觀念，幾乎無所不包。”[15]其次是由意識形態不可控性和彌散性的存在方式決定的。“意識形態正巧在我們試圖擺脫它的時候突然冒出來，而在人們認定它會存在的地方反倒不會出現。”[16]當我們指責某某理論是“地地道道的意識形態”的時候，不僅它的倒置是意識形態，而且這種指責的本身也是意識形態。再次是由意識形態載體的當然性決定的。作為一種觀念的存在，意識形態有時是形象，有時是概念。它要通過一定的“結構”或“合理化”方式灌輸給人們。“潛在的、無意識的欲望是如此巧妙地被一種道德的考慮所合理化，以致這種欲望不僅被掩蓋了，而且被人虛構出來的這種合理化所扶植、縱恿。”[17]人們把被“合理”虛構出來的東西當作自己真實的欲望。
不難看出，運用心理分析方法揭示的意識形態的內涵，強調的是人的無意識本能對人的思想和情感的規約作用，這是一套意識形態批判的特殊理論。
四、理論形態與實踐傾向之辨
意識形態的理論形態與實踐傾向，即意識形態是認識世界的觀念體系，還是改造世界的實踐工具，以及兩者重要性如何。有的學者把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理論形態來認識，認為意識形態是特定社會集團用來解釋世界的概念框架，是一套觀念和信仰體系，是一種“世俗的宗教”。有的學者則認為，意識形態具有實踐性。[18]這是因為，其一，意識形態并不是純粹空洞的東西，它總是指向現實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的生活過程。顛倒的觀念世界是由顛倒的現實世界造成的。其二，人們之所以接受意識形態的教化，努力實現意識形態認同，正是出于實踐的目的。意識形態是人們進入社會、在社會中維持自己生存和各種實際活動的實用證書。
至于意識形態的理論形態與實踐傾向誰更重要，一種看法是二者同樣重要。“意識形態”是社會哲學或政治哲學的一種形式，其中實踐的因素與理論的因素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種觀念體系，旨在解釋世界并改變世界。從“廣義”上說，意識形態可以表示任何一種注重實踐的理論，或者根據一種觀念系統從事政治的企圖。[19]相反，有人認為意識形態的實踐傾向比理論形態更重要。因為意識形態本身就是一種實踐傾向極強的理論形式，意識形態的實踐——社會的職能比理論的職能(即認識的職能)要重要得多。“作為再現體系的意識形態之所以不同于科學，是因為在意識形態中，實踐的和社會的職能壓倒理論的職能(或認識的職能)。”[20]這種看法的基礎在于，認識世界的目的終究是為了改造世界。
五、認識分析與階級分析之辨
有的學者把意識形態作為一種認識對象，從不同角度揭示意識形態的屬性。比如，有人把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方法，“它或者為這個社會辯護，或者批判這個社會，成為維持、改造或摧毀這個社會而采取行動的依據” [21]。有的學者則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明意識形態，認為“意識形態是一些突然出現的、歷史地與眾不同的符號系統，是一些與資本主義的社會和文化結構一同出現的后傳統的符號系統”[22]。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無論是持總體的意識形態觀的曼海姆、持意識形態批判論的蓋格爾，還是阿爾都塞都把意識形態看作是人的感覺和認識能力運用的結果，他們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那就是從認識論、知識論的角度定義意識形態，這種界定淡化了意識形態的階級屬性。
前蘇東學者以及我國學者比較注重意識形態的階級屬性，認為意識形態是可以“通過階級或整個社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利益、理想和目的的棱鏡而反映社會關系的”[23]。由于“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受統治階級的支配”[24]。所以，意識形態是一定社會或階級的思想（觀念）上層建筑，反映的是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念體系，是一定階級對現存世界及其秩序的“整體性”反映與判斷，是統治階級或社會集團的政治綱領、行為準則、價值取向、社會理想的思想理論依據。[25]
六、存在與終結之辨
意識形態的存在狀態，意識形態乃至意識形態之爭是繼續存在抑或已經終結，也有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
“意識形態的終結”這一命題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恩格斯在這里所講的“終結”是特指以德國古典哲學為代表的傳統形而上學意識形態的終結，它將會被關于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所取代。丹尼爾·貝爾則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使用了“意識形態的終結”，從此以后，叫囂“意識形態的終結”的論調就沒有停止過。1954年，阿隆在《意識形態的終結》一文中預言現代西方工業社會將會出現“意識形態終結”。十年后的1964年，丹尼爾·貝爾發表了《意識形態的終結》一書，他根據西方的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變化和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失敗，推導出“意識形態已經壽終正寢了”[26]。1992年，在蘇東劇變不久，福山就發表了《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類》，指出自由、民主將成為人類管理自身和規范社會的最完美方式，作為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極方向。1996年，薩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提出了所謂的以不同文明間的沖突替代意識形態的沖突的“文明沖突論”。
與此同時，西方反對“意識形態的終結”的聲音也不絕于耳。我們正處在一個“受觀念操縱的時代”（卡爾·曼海姆語），從某種程度上說，誰掌握了觀念誰就控制了世界。在當今世界，意識形態非但沒有終了，“新的意識形態加倍冒出來，它們分別以一個個對現實的夢想煽動追隨者”[27]。事實上，這種有關意識形態是否已經終結的論爭存在本身已經說明意識形態還遠沒有“終結”，即使在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也存在。正如阿爾都塞所指出的，“歷史唯物主義不能設想共產主義社會可以沒有意識形態，不論這種意識形態是倫理、藝術或者‘世界的表象’”，“種種事實表明，沒有這些特殊的社會形態，沒有意識形態的種種表象體系，人類社會就不能生存下去”。[28]
七、關于意識形態及其內在屬性的一些思考
自托拉西發表《觀念的體系》以來，“意識形態”概念已歷時200余年。目前，學界對意識形態的規定性仍是見仁見智，難以統一。這表明，我們的研討還存在著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
固然，有多少個意識形態家就會有多少種對意識形態的理解，但“意識形態”之所以引起思想界如此之多、之久的論爭仍然不能不讓人們感到詫異。雖然意識形態的概念是由托拉西最早提出的，但完整的意識形態學說卻是由馬克思（包括恩格斯后來不斷的完善）創立的。馬克思描述過“一般意識形態”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特征，但卻從未給意識形態下過一個完整的定義。這既給人們探討意識形態內涵留下了廣闊的空間，也給人們的論爭埋下了伏筆。如果不是馬克思論述過德意志意識形態，如果馬克思清楚地闡釋了意識形態的內涵，那么，我們很難想象“意識形態”問題會引起如此多的歧見。正如我國一位學者曾經感嘆的：“‘辯證法’和‘意識形態’這兩個詞，都因馬克思而成為當代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匯，盡管它們都不是馬克思發明的。如果沒有馬克思的使用，那么在今天‘辯證法’這個概念不會有幾個人知道，而‘意識形態’這個詞甚至會死掉。”[29]
既然“意識形態”已經是當代學界討論的對象，那么有效的討論只有在同一的基礎和前提下才能正常“交鋒”。人總是在一定“意識形態”的“前有”或“前見”下研究意識形態的。由于每個人的“前有”或“前見”不同，對意識形態的概念產生不同理解是正常現象。正如伊格爾頓所說，任何陳述都是價值判斷，“完全價值中立的陳述是根本不可能的”[30]。因此，揭示“意識形態”內涵的科學方法只能是功能性的，不可能采取科學定義的方法，因為“不存在可以為不同社會指定意識形態的作用與內容的一般理論。某種意識形態的有效性，是一個與某種意識形態的存在完全分離的問題。意識形態傳播的效用是變化的（依賴于工人階級的政治教育水平，階級組織的水平，工人階級激進主義傳統的在場等等）”[31]。既是如此，那種認為經濟的全球化必然導致“文化的一體化”，而“文化的一體化”的背景下只有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并由此而出現的“淡化意識形態”、“非意識形態化”、“去意識形態化”的思潮，其實質是通過“融化”的方法瓦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積極應對意識形態變化的挑戰，牢牢掌握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加強國家價值體系建設，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建設中把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科學主義和人道主義協調起來，增強人們對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信心，確保國家意識形態的安全。
注釋：
[1] 侯惠勤《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沖突”(上)》，載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1期。
[2] ［英］特里·伊格爾頓《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頁。
[3][4][5][7][8][9][11][12][17][18] 參見俞吾金《意識形態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144頁，第285—286頁，第136頁，第237頁，第204頁，第259頁，第131頁，第130頁，第274頁，第131頁。
[6] 周宏《理解與批判——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的文本學解讀》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358頁。
[10][14][15][16][31]［斯洛文尼亞］斯希拉沃熱·齊澤克等《圖繪意識形態》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頁，第296頁，第3頁，第3頁，第155—156頁。
[13][22] 王曉升等《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頁，第265頁。
[19]《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第9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102頁。
[20]［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01頁。
[21] 徐海波《中國社會轉型與意識形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頁。
[23] 王永貴《經濟全球化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頁。
[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98頁。
[25] 童世駿《意識形態新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頁。
[26]［美］丹尼爾·貝爾《意識形態的終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2頁。
[27]［美］阿爾文·托夫勒《力量轉移——臨近21世紀時的知識、財富和暴力》新華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頁。
[28]［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228頁。
[29] 姚大志《什么是辯證法》，載于《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第6期。
[30]［英］特雷·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頁。
（作者單位：皖西學院政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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