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文革與改革（一）

我眼中的文革與改革（一）　　

二兩 　2012-2-29　　　

上周三，《人民日報》發表“寧要微詞，不要危機”的文章，作為[人民觀點·深化改革認識論]的系列報道，地方媒體轉發時標題變成了“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我就是人民的一員，很顯然，這不可能是我的觀點，而是人民日報強加給我的觀點。很不民主。　　

寧要…不要…的句式熱播于文革年代，叫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盡管文革只有10年，但這句話被改革推手們批判、嘲弄了30來年，因為改革之所以叫改革，就是以文革來劃線區分的。現在改革家們急了眼了，居然高舉早已被他們妖魔化的文革句式，真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　　

我作為人民的一員，很愿意奉獻自己的觀點，談談我眼中的文革與改革。　　

一、我眼中的文革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旨在打倒黨內的走資派，解放群眾思想。　　

打倒，這個詞匯雖延續自新民主主義革命，但這次是針對人民內部矛盾的。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泛指解放后以權力紐帶、兒女姻親和曾經的上下級關系板結而成的、具有代表性的新型官僚體系。　　

由于新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以人民幣承擔社會發展基礎，因此國家的“資源與軍力”高度凝聚，用來集中力量辦大事，并以此回饋“人民信用”。這是以毛、周為核心的中央領導確立的基本構架，也是新中國獨立于資本主義叢林的法寶。　　

不難看出，新型官僚體系掌控著“資源與軍力”，即國家資本的具體走向。　　

這個體系若能將公利，也就是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則人心所向，國運昌隆，亦可兼顧到私利；這個體系若將私利放在首位，則滑向資本主義的速度和程度將超過蔣介石時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時代，蔣只能與各地方的軍閥達成妥協，與西方資本達成妥協，而根本不可能集中全國的“資源與軍力”走自己的路。毛澤東深知這點，而且，他歷史巨人般的犀利眼光，已照見了新型官僚體系的惰性和貪婪。　　

惰性，主要體現在新型官僚體系對外的麻木——即對資本主義的吃人本質缺乏警惕，對其虛偽的繁榮抱有幻想。“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買船”，就是這種麻木的具體體現，也是對建立獨立自主工業體系在內心深處的疑慮。　　

貪婪，主要體現在新型官僚體系對內的驕躁——即對國內的社會主義改造缺乏耐心和信心。先是幻想以戰爭組織方式將全國經濟一刀切，鼓吹“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當地方小官僚們的虛報和浮夸在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之后（毛還攬下部分責任，以維護集體形象），高層的大官僚們又180度反向調整，開始放任自流，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幻想重新按照新民主主義方式——小農、小工、小資產階級和諧共存的方式——無為而治地進入社會主義，再從社會主義自然過渡到共產主義。要么頂，要么丟，要么氣沖，要么氣餒。　　

其實，中國文化從來不曾把內和外截然分開，內和外構成一個事物的整體，可以互化互生。中國以社會主義立足于資本主義險惡叢林，不可能自娛自樂過家家，必然以社會主義制度和舉措梳理國內經濟。內部若梳理得當，就會形成外部延伸和影響——在外部資本主義叢林中，創建新的、國際社會主義的內部陣營；新陣營之間的政、經多邊往來，又促進國內協調發展，反過來對資本主義構成外部壓力。外交即內政，內外相合，上下相隨，方為化境。　　

所以，毛澤東透過新型官僚體系的惰性和貪婪，已察覺到這個執政群體內外失調，內執外妄；表面上是眼界狹隘，本質上是私字頂頭，不愿擔當——所謂病在腠理。若任其進一步發展，中國上千年的官本位特色就會結合資本特色，而形成官僚資本主義——所謂病在肌膚。官僚資本主義的反人民本性，必將導致中國以加速度成為西方資本的附庸——所謂病在骨髓。毛把新型官僚體系戲稱為“走資派”，說的就是這種趨勢。　　

請注意，毛說的是資本主義趨勢，不是說資本主義；說的是走資派的資產階級思想，不是說他們已經成為資產階級。因為，“走資派還在走”，還在發展，形成了一種趨勢，一種極其危險的、有可能變得比蔣介石時代更壞的趨勢。　　

當73歲的毛澤東決心以粉身碎骨的代價去矯正中國共產黨前進的方向時，68歲的周恩來是第一個覺悟者。周作為一名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出生入死視之平常，何況毛準備做的事，也是他一直想做而擔心做不到的事。如果說，毛是從哲學高度和全球戰略角度考慮中國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周則更多是從與西方的直接接觸中感受到了資本主義對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圍剿（甚至羞辱）——這種圍剿絲毫不亞于當年蔣介石對紅軍的圍剿，而要沖破圍剿，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做到的。　　

覺悟者，佛。要是把毛視為拈花的釋迦，那周就是微笑的迦葉。“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對于文革的發動，二人有著高度的默契。　　

周之太極，神鬼莫當；毛之大道，乾坤挪移。中國革命，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沒有這二人是不可想象的。社會各界對周在文革中的評價歷來詭異，多因其手段莫測；而毛對周是寬容的，因為目標一致。　　

正因為如此，西方敵對勢力后來絞盡腦汁要把毛周拆開——先質疑周，再把周抹黑，從而達到抹黑毛的目的；毛周都黑了，他們以下的接班者無論是誰，都是黑五類，臭狗屎，執政黨自然失去了合法性——這是西方當仁不讓的對華戰略。　　

最先實施這一戰略的人是下臺后的尼克松。　　

他在回憶錄（尤其是中文版）中表面上深情緬懷已故的毛和周的偉人風采，字里行間卻夾雜著一些精心雕琢的、充滿懸疑的描述。例如，毛在會面時，把中美關系甩給周和基辛格，只和他海闊天空“談哲學問題”；而周總是“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燈對準毛，自己躲到陰影里”。讀者的腦海中會出現什么樣的形象呢？毛簡直就像個夸夸其談不著邊際的帝王，周分明就像個唯唯諾諾的諂媚奸臣。　　

實際上，尼克松訪華前在關島落腳時就放出了試探氣球，他說，期望同毛和周的談話從哲學的角度來進行，而不是只集中討論眼前的問題——現在他只寫出毛的回應，味道就全變了。當周恩來突然通知尼克松毛要見他時，他和基辛格興奮得就像小學生要出門郊游，連剛想洗個熱水澡都忘了，也不通知隨行的美國國務院高官就直奔中南海；與毛會談時，尼克松坐得筆直，半邊屁股懸在沙發之外，聚精會神地聆聽對手的高論——這些，他當然不會寫在書里。　　

尼克松算個高手，他知道別人看他的回憶錄就對細節感興趣，在這里下藥效果顯著。果然，以港、臺為基地，內地的非毛、反毛集團立即就順著這一藥效“擴大戰果”。從此，毛的形象變得越來越暴虐跋扈，喜怒無常；周變得越來越陰陽怪氣，忽明忽暗。直到《私人醫生》和《太沉重》這兩本書出現并流通，海內外反動勢力對毛周的侮辱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其實，出現這種局面的可能性毛周早就料到了。文革伊始，毛澤東在寫給江青的一封信中說，“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么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周恩來更甚，骨灰都不留，揚了。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　　

不錯，一些中共高級干部是經過層層考驗才走上領導崗位的，毛曾對他們寄予厚望，放手培養，但他們眼界之局促，執妄之深重，擔當之輕薄已被實踐反復證明。毛深感失望，周也清楚這點。這絕不是平常的崗位交接，而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權力棒交接。是安享晚年，含飴弄孫？還是中流擊水，浪遏飛舟？毛周經過慎重思考，給出了文革的答案，一名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答案。僅憑這一點，我們都該對他們肅然起敬。　　

發動文革的原因并不復雜，走資派還在走。　　

文革的過程也不復雜，群眾動員，官僚彈壓；復動員，抵抗；再動員，投降。　　

文革的結局更不復雜，周毛一去，左下右上，文革結束。　　

復雜，就復雜在文革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他們之間相互發生的事。　　

蠢蠢欲動的，伺機蟄伏的，兩肋插刀的，以鄰為壑的，光明正大的，野心勃勃的，忠誠無畏的，公報私仇的，仗義執言的，剪除異己的，堅韌不拔的，首鼠兩端的，實事求是的，奸言諂媚的，勇擔大任的，狐假虎威的，顧全大局的，吃里扒外的，隨波逐流的，垂死掙扎的，……等等，自新民主主義革命以來，一切參與或被卷入人民解放事業大潮中的人，連帶他們的政治理念、斗爭經驗、生活哲學、以及盟友和信眾，在建國17年后的共和國舞臺上發生了最激烈的碰撞，乃至發熱、溶解與化合。大風起兮云飛揚，你方唱罷我登場，每個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不想要或不得不要的結果。　　

文革就像一個大磁場，毛和周好比磁場的兩極，通過磁力線作用于上述形形色色的個體，從剛開始的無序、沖撞和混亂中，升華到整體的大治。一些位高權重的老戰士由于種種難以言述的自身和外部原因，在文革中遭受委屈甚至迫害，但他們并沒有把一腔怨氣都撒到毛周身上。因為，毛關注原則和趨勢，周維護格局和平衡，二者互為整體，無法左右細節的生成。　　

當然，毛周在文革中并非完全置身事外，也有自由出入的時候。入或出，是調整的需要——本著治病救人、教育團結的原則，順著群眾覺悟的方向，加以調整。古人云，“大圣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若按此論，毛周堪為二圣。　　

黨內的走資派倒了。更重要的是，“強調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大眾政治和民主理念不但在國內深入人心，還沖出國門掀起了世界性的反資本主義浪潮，從亞洲到非洲，從歐洲到美洲，紅色印記隨處可見。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就是當年東京工業大學紅衛兵運動的領袖，他曾發誓要“鏟除罪惡的資本主義制度”，“打倒日本資產階級及其統治集團和美帝國主義”；直到2010年，他還在街頭演說中贊揚毛澤東的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 　　

文革的第五個年頭，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大以壓倒多數通過了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并驅逐臺灣的提案，非洲兄弟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這意味著西方帝國主義以圍剿、制裁等方式強加給我們“閉關鎖國”的惡名瞬間破滅了。　　

我重申一遍，1971年才是新中國真正開放的元年，也是人民幣面向世界的元年。　　

可以說，文革切斷了華爾街在中國尋找資本代理人的一切途徑，使人民幣信用達到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點。它給美國社會金字塔尖——撒旦之眼光芒背后的群體帶來的壓力，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本身；它逼迫西方金融財閥們不得不做出兩個驚世的舉動，一是廢除金本位，二是派尼克松訪華和解。（我在《中國革命埋葬了金本位》一文中有詳細描述。）文革對于人民幣未來的大雄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任何有意忽略或掩蓋這一點的人，都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人于天地，白駒過隙。周毛一去，左下右上，文革結束。簡單的結局。　　

這個結局既不是左派說的毛周對右派心慈手軟，不是，因為毛周的原則就是治病救人，自覺自悟，而非斯大林那樣肉體消滅——對鄧的處理“保留黨籍，以觀后效”就是明證；這個結局更不是右派說的十年浩劫，民不聊生，人心思變，不是，真要是那種局面的話，蝸居臺灣的中華民國必定仍然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鄧復出后，依舊在聯大高舉毛的旗幟也是明證。　　

文革的結局并非處于自身的原因，而是中共領導機制確實存在結構性的缺陷：權力交接容易出現巨大的縫隙，一旦有意外因素插入，則天平瞬間失衡；領袖的選拔則寄希望于再次出現毛周這樣罕見的船長和大副——這是危險的缺陷——毛周一去，包括鄧在內的幾代人都不是西方對手；并且，這一缺陷不但沒有彌補，反而還在進一步塌陷。　　

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于毛周，因為這正是前人留給我們未竟的事業。　　

我之所以把文革的結束稱為結局，而不稱為結果，因為它就像比賽中的一個局點，并沒有形成最終的果。每一個投身文革的“過來人”（更不用說那些弄潮兒），幾十年來都在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所得所失。極少數人，帶著怨恨投向了敵方的懷抱，成為不折不扣的漢奸走狗；一小部分人，以聲色犬馬“補償”逝去的時光，成為行尸走肉；另一小部分人，仍不厭其煩地向別人展示自己的傷口，成為無病呻吟的患者。　　

然而大多數人，最終選擇了站在人民的隊伍里，因為他們原先就是人民的一員，他們把“文革老三篇”的《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和《紀念白求恩》當做自己修行的法門，并將其精華吸收到到自己的基因中——中國的希望在他們肩上。　　

《紀念白求恩》中說，“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這哪里是政治文章？這分明是佛，也就是一名覺悟者，對凡人的開示！　　

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是應該看一些佛經的，這樣才能淡泊名利生死，更好的體會毛周二圣對于破執去妄的言傳身教。而一名真正的佛家弟子，倒是應該認真讀讀“文革老三篇”，這樣才能結合中國的現實“與時俱進”，在為人民服務的過程中感受無上正等正覺，渡己渡人，到達智慧的彼岸。　　

政治的文革結束了。

心靈的文革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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