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蘭·特班（Gran Therbon）在美刊《新左翼評論》2007年1—2月號上發表文章，探討了后共產主義世界中的激進社會理論，認為當前左翼理論中存在多種立場，但它們 都統一于反對資本主義這一大標題之下。文章對近20年來的多種左翼思潮進行了評述，主要內容如下。
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已經成為現代政治和社會思潮的中心，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認為：在整個20世紀，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核 心思想。社會主義是很多國家中群眾政黨的旗幟，比如巴西、英國、中國、法國、德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意大利、日本、墨西哥、俄羅斯、南非——除了尼日利 亞和美國。事實證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深深地吸引著20世紀最聰明的人：愛因斯坦就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他為美國馬克思主義雜志《每月評論》寫過創刊的宣 言；而畢加索是一位共產主義者，他為“二戰”后共產主義者發起的和平運動設計了和平鴿圖標。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種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在60年代 和70年代達到了頂峰，改變社會的雄心也達到了頂點，馬克思主義如果不是其全部的理論資源，那也是其核心的理論原則。
20世紀70年代中期，發達國家中的工會運動達到高潮，然后突然消失，尾隨其后的是新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建設受到打擊，很多開始搖搖欲墜或 者逐漸走樣。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理論被吞沒，私有化成為當時社會的必然，并在“華盛頓共識”中得到了表述。剛剛步入21世紀，不僅僅是自由資本主 義，帝國和帝國主義也成功回歸了。對這種突然的轉折及其在20世紀最后20年的發生，本文無力在簡短的篇幅中作出解釋，本文要描述的是新自由主義“災難” 后的左翼社會理論圖景。我們首先要回顧一下這些理論變化背后的框架。
一、現代性轉折
無論分析家贊成、接受或者批評、拒絕，社會理論都立足于它所要理論化的社會世界，研究當前問題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為了了解社會所施展出的力量， 對它進行的批評如果不是絕對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來源于對一個可能不同的世界的期望。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作為替代性力量開 始衰落。而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在大多數國家加深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統治者的殘酷無情反復地被證實，資本主義的辯證法即將內爆。 資本的新浪潮伴隨著的不是越來越強大的工人階級和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也不是傳統生產方式開始轉變成另一種全新的生產方式——至少這些是肉眼無法看到的。 相反，工會運動越來越弱，剛萌芽的替代性的制度也土崩瓦解了，或者可以說完全被邊緣化了。無論從哪方面講，20世紀最后20年，左翼在政治上的失敗和社會 上的垮臺在全球都是一致的。
然而任何分析評論都應該考慮時間因素。當代大多數理論家可以說都是在充滿希望的歷史時期成長起來的。現有的理論大體上還記載著他們對20世 紀80年代和90年代發生的變化的反應；同一時期，左翼的新階層在世界社會論壇上出現，恰帕斯、玻利維亞以及更多地方發生的反全球化運動得到發展；反帝國 主義的新穆斯林主義還未被確定為一種社會政治形式。
理論視野在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20世紀70年代，去工業化的結構性轉變和中左翼的錯誤政策，伴隨著很高的失業率和嚴重的通貨膨脹，為新自 由主義的復辟鋪平了道路。新的經濟學說帶來了防不勝防、充滿挑釁的挑戰，那些預定要“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采用了不同的應對戰略。在這種情況下，蘇聯解體 了。
在拉丁美洲，改良主義者和革命者的希望在20世紀70年代末都破滅了。21世紀初拉丁美洲國家出現的左翼的復興幾乎與經典的社會主義和馬克 思主義無關——大多數的拉美左翼運動更多地得益于激進的天主教傳統，比如巴西更多地得益于拉美民粹主義傳統，阿根廷和委內瑞拉得益于當地的民眾動員，在玻 利維亞，當然莫拉萊斯領導的社會主義運動主要地是由先前的左翼煤礦工人工會的干部們組織建立起來的。盡管如此，在每一種情況中，尤其是在玻利維亞，總是存 在一定的左翼社會主義的組成部分。
世界還沒有完全成為自由主義的避風港。新的激進勢力不斷出現：拉美國家的平民主義運動、第一世界國家中的移民運動、整個伊斯蘭國家的政治運 動。最引人注意并對未來發展至關重要的有可能是社會伊斯蘭主義的到來，這就和一個世紀前歐洲社會天主教從荷蘭傳入澳大利亞一樣。但是“通向社會主義”的舊 地圖已經失效了。左翼需要尋找新的方向，這需要更多時間。
后現代性的挑戰
左翼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需要立足于現代性更寬廣的文化框架，正是在此框架內這些理論首次得到了闡述，并不可避免地受其影響。政治上的馬克思主義衰落的同時我們也見證了現代性被后現代性所否定以及后現代主義的興起。
為什么后現代主義會成為一種強大的挑戰呢？美學上的吸引力是很容易理解的，首先是現代主義者追求創新的另一種表現，受當時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它以一種對抗的方式受前輩的影響。但這不會讓我們忽視后現代主義在理論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意義。
這些變化發現在20世紀60年代，并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形成了新的審美基調。這些發展為進行新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能，比如杰姆遜的后現代主義 研究。但是將這種文化分析與社會經濟變化聯系起來的理論努力從來沒有完全成功過。杰姆遜的論述是以曼德爾的《晚期資本主義》為基礎的，晚期資本主義是對起 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世界經濟的分析，重點是國家對資本的調節及其難以逾越的局限。這些討論預先排除了1975年后關于晚期資本主義的討論，也忽略了右 翼新自由主義的現代主義的興起，盡管杰姆遜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后現代主義仍然局限于左翼范圍，演變成文化政治上對現代性和現代的攻擊。除了建筑和藝術方面 的聽眾外，后現代主義主要針對左翼和泛左翼運動，包括女權運動，但很少注意同時興起的以新自由主義和自信的資本主義形式崛起的右翼現代主義。
相反，后現代主義以20世紀60、70年代后出現的道德崩潰和左翼陣營的不確定性為資源。它對理性和合理性的批評經常出現在電視上，這給文 化研究提供了實際支持。后現代主義思想還有兩大支柱。一是去工業化導致的社會重組，這是一次劃時代的社會變化。另一個是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 石油危機的加深引起的生態學關注引發了對后現代主義的批評。總之，大眾性的意象、去工業化和生態學潮流為泛左翼重新尋找方向的后現代話語提供了社會回應空 間。在這一背景下，作為后現代主義攻擊的對象——現代主義已經在很多方面都受到限制了。
顯然，對現代性和現代還沒有一個正確的界定。現代性是現代人的文化要求，它背對著歷史——陳舊的、傳統的、過往的事物——將未來看作是可到 達的新的地平線，現代的男人、女人、社會和文明有一個方向：“前進”。與其試圖把現代性這個概念翻譯成一系列具體的制度：不論是資本主義的還是政治的，或 者把它翻譯成特定的理性概念或者主體，對于簡單的哲學目標來說，應該把它視為一種時間方面的能指。
作為一個歷史概念，現代性也要求我們區分通向它的不同路徑、過程及其結果。我們大致可以分辨出四 條通向和穿越現代性的道路：歐洲的內戰和內部沖突：通往新世界的殖民的道路；創傷性的殖民征服和反殖民的民族主義的道路；從以上得來的以日本為先導的“回 應性的現代化”道路。最后，現代性的時間概念也是理解后現代性的一個方法，因為，后者已經開始質疑或者不再相信現代的未來敘述。“前進”和“后退”、進步 和反動都已經失去了意義，因為我們已經進入了后現代社會。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馬克思及其理論非常現代化，現代這一術語一次又一次地在《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中出現，最終的目的是為 了揭露現代社會中的經濟法則。無論如何，這是至關重要的，這是現代性的辯證思想，認為現代性本身具有的矛盾是內在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現代性迎來了陣 陣喝彩，同時也因其剝削性和異化而受到攻擊。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種對現代性的辯證認識是馬克思思想的核心。它確認了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甚至資本主義帝國 主義法則自身的進步性，同時不僅公開抨擊它們，還有組織地反抗它們。在寬泛的文化歷史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可以被視為帝國現代性的對立面。
與在個體化、理性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線性的自由主義方案相反，馬克思主義是從辯證的觀點來看待解放的——明確指出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是剝削 的形式，也是進步的形式。按照馬克思所說，現代性的矛盾是要發生巨大變化的前兆。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運動、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運動、反殖民主義的獨立運 動以及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無論對錯，它們都被視為一個不同的未來和現代化的解放事業的載體。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這種對未來的信念從根本上被粉 碎了。
后現代主義抨擊了所有關于現代性的宏大敘事，卻往往忽視了辯證的馬克思主義觀。但其所有的社會政治進程，所有意識形態空間的征服都是反對左 翼現代主義的。同時右翼現代主義幾乎擊敗了所有的保守派對手，新自由主義可以被視為右翼的高級的現代主義，它幾乎沒有被后現代主義的論述削弱過。現代性作 為一種知識立場仍然沒有被拋棄，來自“第三條道路”和傳統極左翼的理論家仍然在為它辯護。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出現的后現代主義在文化社會思想中導致了裂縫，它本身就是那個政治經濟時代的癥候，至今沒有消除。
生態學和女權主義對現代主義增長、發展和進步觀的批判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的重要支流，被整合進啟蒙的自由主義潮流中。在2004年孟買的世界社會論壇上，主席臺上的橫幅寫著：“我們不要發展，只要生存。”
但是，在玻利維亞這樣的國家，現代性的殖民特征是很明顯的。在這個國家獨立后的漫長歷史中，種族政策和經濟文化的現代化使本土大多數人走出了 貧窮。玻利維亞當今選舉的政壇領袖，總統莫拉萊斯和副總統加西亞，既不是傳統主義者、現代主義者，也不是后現代主義者。在知識上和政治上給人們留下深刻印 象的是，他們試圖開辟通往現代性的不同道路，在安第斯山脈開辟出一條通向馬克思主義的新道路。
總之，我們可以說，現代性在20世紀末已朝著不同方向發展：右傾、后現代主義、理論和政治上對新的現代性的探索。后現代主義和右翼新現代主 義向左翼社會思想發起的挑戰以極其不同的方式相遇了。首先我將探討中左翼學者響應的新主題，然后嘗試確定他們在理論政治立場上的一些轉變。
二、左翼的回應模式
歐洲的神學轉折
在過去的十年，左翼社會哲學最令人吃驚的理論發展就是出現了新神學的轉折。大體上來講，這并非意味著對宗教信仰的擁抱，盡管一些從前的左翼知 識分子逐漸承認種族宗教的猶太主義，并且總是存理論視野在一種超越信仰的跟宗教或宗教人物相關的人際關系——就像雷吉斯·德布雷所寫：“三樣東西充實著我 的生命（作為一個思想家）：戰爭、藝術和宗教。”然而，神學的轉折已經在學者對宗教的興趣中，以及宗教事例在哲學和政治論爭的應用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這里最主要的著作要數德布雷，他用他的文學天才對猶太基督教敘事的結構、宗教的“悼念、取代和組織過程”，以及世界上重燃的宗教之火進行了獨創的學術研究。
阿蘭·巴迪烏，曾經的毛主義者，現在活躍的極左武裝分子和哲學家，也提到與圣保羅的古老、詩意和個人的關系，在“探索一種繼列寧之后的新的軍事主 義形象”時，他轉向了圣保羅。巴迪烏的推崇者推測他在給格雷提亞斯的信里提出了“普世主義的基礎”：“從來沒有猶太教和希臘神，從來沒有奴隸和自由，從來 沒有男女之分。”齊澤克把圣保羅和列寧放在以下幾種對立中：耶穌基督／圣保羅，馬克思／列寧和弗洛伊德／拉康。但他在《論信仰》（2001）一書中的主要 觀點是認為無條件的信仰的真正倫理價值——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在于毫不妥協。所以，列寧和激進的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的冷酷無情在人們看來是可欽佩的。同時， 在《帝國》一書中，哈特和內格里把圣徒弗朗西斯的溫和的宗教故事看成是“未來共產主義者的軍事生活”的榜樣。
更有甚者的是哈貝馬斯，他承認他的語言和交往行為概念從“基督教遺產中汲取了營養”。
當蘇聯轟然倒下時，德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忠實崇拜者沃爾夫岡·弗里茨·豪格，開始沉下心來讀奧古斯丁原版古希臘語的《上帝 之城》，那是一個偉大的神學家對古羅馬的敗落的反思。哈特和內格里在著作中也提到了這本書。對宗教和宗教故事（主要是基督教）的普遍癡迷也許可以作為一種 廣泛文化心理的暗示，對此而言，后現代主義看起來就是個好標志。由于替代性的未來的消失或變得迷茫，根基、經歷和背景變得重要起來。歐洲古典教育，非世俗 環境中的成熟和無需信仰的成年，都使基督教看起來是很自然的歷史經驗。
美國的未來主義
在美國，有更多的人有宗教信仰，然而并沒有出現左翼神學的轉折。那里基督教一直以來基本上是由右翼控制的，盡管美國黑人左翼仍然有強大的政治 上的布道者，像杰西·杰克遜、神學知識分子如科內爾·維斯特。當歐洲的左翼分子視基督教為過去的偶像時，他們的美國同志們還在繼續凝視未來——而短期內的 前景對這些北美左翼來說并不樂觀。至今，在一些最優秀的大腦中，對未來的期望已經從后現代主義者的打擊和共產主義的崩潰中獲得了重生，他們宣稱自己是新未 來主義。
在上一個十年，各類美國激進思想家將他們的批判的智慧和創新的潛能投入到烏托邦空想中。杰姆遜是引人注目的美國特色的烏托邦主義的倡導者。但他擁護的只是烏托邦主義的一方面，即烏托邦“欲望”、毀滅未來及其相應的文學形式——科幻小說。 而在社會學領域，艾里克·奧林·賴特于20世紀90年代啟動了“真實的烏托邦工程”，旨在建立具有激進社會工程模式和形式化的規范經濟的大規模集體企業。 到目前為止，“真實的烏托邦工程”已出版五部作品，而賴特自己正執筆作一個極具戰略性的總結，提議應當視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視作一種超越了國 家及經濟的社會賦權過程，該書將以《眺望烏托邦》為題出版。
這一工程盡管涉及范圍廣大，并勇于和時代潮流對抗，但看起來仍有些不倫不類，尤其是對西北歐人來說。它的經濟部門是典型的烏托邦式的，表現 在抽象地呼吁一個好的社會，卻總是避免考慮如何進行現實的社會變革。另一方面，烏托邦主義者可能在改造目標上太過膽怯。因此，約翰·羅默向人們展示了名為 證券社會主義的巧妙方案：在這種市場型社會里，財產權被授予持有證券的成年公民。同時羅默也發現北歐現行的通過稅收進行再分配的做法太過激進，不應借鑒： “我懷疑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多元化的社會能夠像北歐一樣投票決定通過稅收重新分配收入。”在另一本書中，一位致力于基本收入計劃和為所有年輕成人撥款的美 國人從與瑞士的比較中發現：“在福利事業發展成熟的國家，福利應當高于基本收入，即應滿足某些具體的人類需求”。同樣作為烏托邦主義，該項目在政治方面更 具創新性，因為它理論上展示并討論了四個現實存在的地區參與式民主的實驗例子，涉及從芝加哥到西孟加拉的廣大地區。
現居紐約的地理學家、城市歷史學家大衛·哈維也大膽嘗試，在他的《希望空間》一書中提出了“辯證烏托邦”的概念。它試圖超越19世紀馬克思 歷史辯證法和烏托邦構想之間的鴻溝，它也許并不能使每個人信服。他認為，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可能陷入紊亂，意識形態承諾和經濟發展之間的不一致或由市場 的外部化造成的困境，這些都不構成馬克思所謂的結構上的矛盾。然而，理論正確在這里只是個小問題。仍在教授馬克思《資本論》的哈維，展示了一些頗為有趣的 烏托邦原則。歐洲馬克思主義者曾于最不景氣時期發表過一部關于烏托邦幻想和“超前意識”的輝煌巨著，即恩斯特·布洛赫的三卷本《希望的原則》，此書后來于 1954年在德國出版。然而在當今形式下，這種書在大西洋東岸已不再受歡迎了。
20世紀90年代，當大多數討論社會轉型的人在思考東歐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時，從紐約的賓厄姆頓傳來這樣的聲音：世界 事實上正在經歷從資本主義向其他制度的轉型，該制度的特征至今還不明確。“我們生活在一種從現今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世界體系向另一種世界體系轉變的過程 中。”沃勒斯坦在《烏托邦主義》中宣稱：“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清醒地、理智地、實事求是地評價人類社會制度，探討其不足，并尋找向人類的創造性開放的空 間。”
同在賓厄姆頓的喬萬尼·阿瑞吉開展了類似的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類似甚至更為戲劇性的結論。從對世界體系歷史的了解出發，阿瑞吉看到了以美 國為中心的積累體系可能帶來的后果。首先，老的中心通過形成一個真正的全球帝國終結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其次，一種新型防御機制正在興起，只是欠缺必要的組 建國家和發動戰爭的能力，基于這一點，資本主義將逐漸衰退；第三，資本主義歷史將通過不斷升級的暴力恐怖而消耗怠盡。按照這種觀點，世界體系的決定性因素 是其經濟政治霸權。當今世界霸主美國自1970年以來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退。跟過去一樣，當前資本主義的金融擴張是現實世界體系霸權深層危機的表現和手 段。由于國家改良主義的合法性的喪失，資本主義正面臨兩方面的威脅：一，通過長期以來工人力量的加強（通過全球鄉村的破壞和無產階級化）；二，通過國家的 削弱及國家保護資本、調節社會的能力的削弱。
根據沃勒斯坦的觀點，長期以來，歷史上工人階級力量的增強造成的政治壓力，都能夠被資本家通過民主化或其他渠道有效地加以控制，其中發揮作用的主要機制是把特定部門向世界其他區域轉移，那些區域的平均工資一般比較低。
但現在的問題在于，500年后，已經沒有多少地方可去了。沃勒斯坦對1913年羅莎·盧森堡關于資本主義崩潰的觀點提出了新的解釋。“資本主 義需要一些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作為其發展的背景，但資本主義進程是以毀滅它賴以生存的東西為代價的。盧森堡則把非資本主義地區看作是資本主義必要的出口 市場和廉價食品的供應者。”
所有這類理論即使在左翼陣營也沒有受到廣泛關注，盡管知識界對這些理論家保持著尊敬。其中最切實際的觀點是關于美國在其頂峰過后的衰落意味 著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性的危機。阿瑞吉后來的模式已喪失了啟示性的色彩，隨著中國和印度的崛起，一種后美國霸權變得越來越真實。盡管仍有人對資本主義強權 歷史接力賽存在遐想，喬萬尼·阿瑞吉和貝弗利·西爾維在論霸權轉移的著作《現代世界體系中的混亂和治理》中總結了一系列有關新的轉變可能性的假設，但并未 對資本主義終結作任何預測。沃勒斯坦始終堅持他的長時段過渡視角，但是他的研究重心已經集中到將來20年的全球地緣政治學上，而不是集中在體系的終結上。 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的新作《能否超越美國霸權？》，在全球左翼地緣戰略框架內作出了冷靜分析。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向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最后一步是 由后期的貢德·弗蘭克跨出的，他說：“最好忘記資本主義，并帶著疑問來看待世界歷史的現實”。
階級概念的被取代
階級，曾經是左翼話語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最近幾年已經被取代了；從某種諷刺意義上來說，是因為左翼在資本主義的階級斗爭中被擊敗了，但同時 也是因為后工業人口的發展將其從先前的理論或地理中心驅逐出去了。階級依然存在，但卻沒有一個安全的處所。它的社會面貌已模糊不清，淪為純政治探討中的術 語，例如在拉克勞和墨菲的《霸權和社會主義戰略》中，這本書可以說是后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巨大貢獻。拉克勞以“僅僅是教條的延續”為由批評了齊澤克對階 級和階級斗爭概念的運用。“對抗”成為了新的核心概念。
拉克勞的政治哲學在其2005年的《論民粹主義理性》一書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后者結合了他對庇隆主義和拉丁美洲民粹主義的興趣、他的后馬 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觀及其對拉康的興趣。作為一種哲學體系，無論是借助人民還是階級概念，他都沒有能為社會動員的現實過程提供任何分析，也不能解釋產生不同 結果的原因。它僅僅只能依靠自己挑選的例子來解釋整個世界。另外，拉克勞的著作中有很多內容值得我們費點勁去閱讀。盡管民族和其他社會力量不能被隨意地建 構，但是有必要謹記在心的是：正如拉克勞所指出的那樣，它們包括階級都是由話語動員起來的。這種動員的成功與否也是難以預料的，由抵抗或叛亂導致的社會變 遷包含了無法消除的政治因素，無論是在運動的組織還是領導權方面。對那些被排斥在外、被剝削或被壓迫的人進行的民眾動員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其中包括法西 斯主義。
曾為阿爾都塞明星弟子的艾蒂安·巴里巴爾離馬克思主義傳統則更近一些。1987年他在《從階級斗 爭到非階級的斗爭？》一文中，盡管強調了更廣泛的“對抗的普遍性”，卻并沒有以清晰的后馬克思主義方式回答自己的問題。巴里巴爾也總結道：“階級斗爭能夠 也應該被認為是一種決定性的結構，它覆蓋了所有的而非單一的社會實踐。”
近來非階級的斗爭哲學與沒有斗爭的階級社會學是一致的。階級作為代際流動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約翰·戈登索普的解析方法和 實證主義研究，然而這一研究卻成為技術上先進但在知識界受到孤立的分支學科。作為分配的范疇，階級仍然在社會學中保留一席之地。標準的美國社會學課程在社 會財富分配和社會不公方面總會提及“階級、性別和種族”這幾個范疇。美國主要的一份公共醫療雜志《國際健康服務》一直對醫療和死亡率中所包含的階級問題予以系統的關注。
20世紀60和70年代，馬克思主義者描繪了許多國家的階級狀況地圖，然而目前還沒有與之相符的全球性階級分析，而這些早期的描述也許將受到 嚴重的挑戰。以種族和國家框架對階級概念進行重新表述是一個理論上的進步，在列寧和奧托·鮑威爾后，這一研究曾被中止，但是現在強調的重點已經非常不同 了。階級和階級解放，相對于“當代種族主義”已不再是中心議題。在一個非常深刻的概念分析里，巴里巴爾展示了在《資本論》中無產階級奇特的落后地位，但是 他并不認為這是一個挑戰。他的當代社會分析更多地集中于國家、邊界、公民權力和歐洲這樣的問題上。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者的抨擊在很大程度上終止了帶有階 級特性的女權主義表述。典型的是，最近的第三波女權主義浪潮不再提及階級。
歐洲是階級理論和明確的階級動員與政治活動的發源地，其工人階級運動成了世界其他各地的楷模。歐洲仍然有聲稱代表工人階級的重要政黨，工會 仍然是歐洲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然而，階級在北美則更為成功。埃里克·奧林·賴特的著作在理論化的社會學領域中對捍衛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正當地位起到了 關鍵性的作用。在最近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階級是答案，那么問題是什么呢？賴特區分了通常會以“階級”部分地作為其答案的六類問題。
1分配場所：在不平等的分配中，人們是如何客觀分布的？
2主觀上的顯著群體：不管是個體還是群體，人們如何在一個不平等的結構里主觀地設定自己和他人的位置？
3生活機遇：什么解釋了生活機遇和物質生活條件上的不平等？
4對抗沖突：何種社會分歧系統地導致了公開的沖突？
5歷史變化：我們如何界定和解釋在不公正的社會組織中的歷史變遷？
6解放：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我們需要什么樣的轉變以消除壓迫和剝削？
賴特認為他的著作主要回答的是最后一個問題。然而，這一問題是以一種相當間接的方式提出來的。例如，它既非“什么樣的社會進程與消除資本主義 的壓迫和剝削有關”這一問題，對此，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回答是階級斗爭；也非“什么是維持、改變和結束資本主義壓迫和剝削的主要力量”這一問題，對此，馬 克思主義的回答分別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
最近關于階級斗爭的著作較多地來自北美，突出的是貝弗利·西爾維的理論創新著作《勞動力》，或2002年《社會主義紀錄》中的 全球工人階級概覽。對世界范圍的資本和勞動力的未來而言，一個決定性的問題是：在中國、印度和其他幅員遼闊的亞洲國家中，城市勞動力新團體如何將變得強大 而有力。
從國家中撤退
20世紀60和70年代，國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主要客體。國家當前更加明顯的資本主義特征也許已經使自己從知識分子好奇的視野中轉移了，人們對它的大部分興趣已經消失。這種從國家中的撤退有許多種不同的方式。
首先，我們能夠發現從民族資本主義國家及其階級統治模式到全球性網絡分析的轉移。它們基于這樣的假設，即民族國家或至少它的主權的重要性已經 減弱，人們的政治興趣已經轉向全球化和帝國的全球性網絡。就其遠離了方法論上的民族主義而言，這一轉變是合理的。然而，魯莽地聲稱國家主權的喪失，這至今 沒有得到經驗上的任何證實。用比數十年更長的時段來衡量，這一問題或許會受到更嚴重的質疑。在一百年前的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什么是國家主權？在新成立 的巴爾干諸國，國家主權又是怎樣的？一百年前，在旅行和移民時，國家之間的邊界難道不比今天更加容易滲透嗎？在美國的地位和能力被認真研究前，我們并不能 正確地理解當前的世界形勢。也許對當代國家的全球性分析要比集中關注無國界的全球社會更有成效？這里我們并不打算回答這些問題，只是注意到主流理論重心的 轉變并不能正確地回答甚至提出這些問題。
另一個從國家中撤退的做法是轉向市民社會，把它當成反對集權主義統治的基礎，或者以更加烏托邦的觀點來看，把它看成是建構新社會的最佳場 所。關于市民社會區別于國家的古老觀點可追溯至黑格爾。如今，這一觀點由反共產主義的持異議者，在東歐共產主義解體的最后幾年里又復活了。很快，它獲得了 來自左翼和右翼的世界性的認同，并成為許多不同的運動和爭取公民自治運動的資源。在東歐，市民社會的論述也起著把關于政治經濟學和修復資本主義的任何嚴肅 討論排除在外的作用，直至后者已經完成。這一概念仍然停留在理想主義的范疇，并沒有對社會活動、社會聯系和集體沖突的不同模式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第三種從國家理論中撤出的方式是轉向政治哲學更加抽象的層次。政治的自治性或特殊性及其與生產方式和階級結構之間的關系已經成為一些重要思 想家思考的對象。這里再次提到的重要著作是拉克勞和墨菲的《霸權和社會主義戰略》。該書老練地處理了關于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經典政治哲學問題以及具有特 殊利益的霸權斗爭取代階級斗爭的問題。從哲學靈感完全不同的源頭出發，哈貝馬斯關于交往行為的宏大理論提供了普遍主義的對話政治的標準進程。
路易·阿爾都塞以前的弟子們已經對激進的政治哲學作出了獨特的新貢獻。巴里巴爾提出不僅要有技巧地閱讀馬克思主義之前的政治哲學文本（如斯 賓諾莎、盧梭、洛克、費希特的著作），而且也要閱讀關于暴力對抗的政治理論文本。除了解放和改造的傳統左翼政治外，巴里巴爾還提出了“禮儀”政治，用來控 制“身份認同沖突”。這里的暴力在形式上更加清晰可見，但其意義卻更加模糊，而不是像薩特和法儂所討論的是情感宣泄的方式。
盡管齊澤克反資本主義的立場非常明確，他的哲學學識也引人注目，然而他的政治哲學看起來更像是一種立場而非是理性的推論。作為一個多產作家 和難以應付的辯論家，并且似乎能永不疲倦地提供對電影和其他當代文化的洞察，齊澤克已成為當代激進的反偶像主義的標志性人物。他的鐵托時代的斯洛文尼亞背 景，以及作為一個前共產主義者轉向反共產主義的持異議者，給他同時提供了經典的左翼政治家和毫無瑕疵、令人尊敬的自由主義者的雙重資格。這兩者的綜合使得 齊澤克成為近年來受到西方推崇的惟一一位列寧主義者。就像今日大多數激進哲學家一樣，齊澤克的反資本主義設想是非常模糊的。這引發了他和拉克勞之間的交 惡，雙方都譴責對方的政治設想毫無意義。更值得注意的是齊澤克政治立場中公認的矛盾性。他在保持對列寧的推崇的同時，似乎同樣地贊賞“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就像吉普林崇拜英帝國的保皇黨一樣，一點都不害怕“必要的骯臟工作”。
性別特征的回歸
知識界對性別特征的重新強調來自美國的哲學家朱迪思·巴特勒，她聲稱“性本身是性別化的分類”，這一主張也源自法國哲學和精神分析學之間的論爭。從政治上說，性的既定性已受到同性戀行為的強有力挑戰。后者在“酷兒理論”的旗幟下，已在英美學術界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女權主義論述中涌現出的文學—哲學的后現代主義，打破了以前在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標題下女權主義理論和左翼理論之間的大部分聯系。斯堪的納維亞福利國家傾向的女權主義者對后現代女權主義感到震驚。同樣引人注目的是，今天女權主義在歐美世界要比左翼地位更加突出。
性別特征的回歸也是專注于心理分析的當前馬克思主義和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顯著特點。齊澤克接受的是拉康主義的教育；拉克勞最近關于民粹主義的著作對拉康的小他者和其他話題表現出很大的興趣。巴里巴爾也以謹慎、有選擇性的方式追隨阿爾都塞對弗洛伊德和拉康進行了研究。
對網絡的尊崇
最近，網絡取代了社會學理論中結構或組織的概念。電子革命和因特網激發了人們對網絡產生更多的興趣。
網絡比群體和組織更加寬松，更加開放；網絡重點關注個體行為者和他們的資源，而不是構成的集體；網絡成為市場、政府機構、運動和階級的聯系途 徑。因此，網絡是非常重要的社會聯系方式，它將復雜、松散連接的社會系統連結在一起。網絡在當代社會理論和分析中成為矚目的焦點，這不僅是源自知識界的發 現，而且也應被看成是變化著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后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利斯從新的管理觀念和信息技術出發提出了“網絡社會”概念。從那以 后，“網絡社會”在哈特和內格里的新馬克思主義著作《帝國》（2000）和《大眾》（2004）中成為了一個關鍵性的分析概念，全球主權和它的對立面都被 呈現為網絡權力。另一方面，盡管“網絡”對于近來的后馬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非常重要，但其本身卻并沒有任何政治傾向，它也不附屬于任何分析性 的批評。
政治經濟學
歐洲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總是遠離政治經濟學，毫不奇怪的是，這種做法在過去幾十年里進一步擴大了。相反，英美的激進主義，無論是馬克思主義 的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總是有著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強烈趨勢。激進的政治經濟學在英美仍然富有成效。近年來，它的主要成就更多地來自學科融合。
作為打破常規的異端，世界體系分析已成為批評性社會分析中的關鍵力量。由沃勒斯坦和其他人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當前由阿瑞吉在 新方向加以拓展的世界體系分析方法，不僅給外部的研究者帶來了激勵，而且也經常在學派內部產生不一致。世界體系分析方法盡管由社會學家首先開拓，但當其對 全球權力關系的關注添加了關鍵的政治尺度后，經濟的和歷史的分析就成為主導性的了。直至今日，它已證明自己是比當前其他的全球化理論更有成效的研究方法。 出于對自我在歷史中的局限的敏銳感覺，沃勒斯坦已經警告他的追隨者和合作者，該理論即將消亡。這一假設的基礎正是該理論成功的程度和對它作為全球化分析得 到的認同。
羅伯特·布倫納的名聲大噪一開始是因為他對資本主義起源的闡述，以致釀成了“布倫納辯論”。現在，他已經寫出了戰后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學史 ——《全球動蕩的經濟學》（2006）一書。他認為這里的經濟發展動力是過剩的趨勢和利潤率的下降。安得魯·格林提供了近來資本主義發展和它對人類福利影 響的簡明且極具可讀性的概要。布倫納預見了持續的動蕩；而格林則看到了富裕國家中工人衰頹的前景，他質疑進一步的增長、烏托邦選擇以及“基本收入”的意 義。
在圣達菲，最近一項極有雄心的計劃旨在通過將經濟學和政治學融為一體以產生激進的政治經濟學。到目前為止，它的主要成果是《全球化和平均主義的再分配》一書。
經濟學和哲學的主要結合者也許是阿瑪蒂亞·森，在分析哲學和分析經濟學之間有許多共通點。約翰·羅默由數學經濟學向激進經濟倫理學的轉變—— 從《剝削和階級的普遍理論》（1982）到《公平分配理論》（1996），是一個有趣的轉變，并且從左翼的觀點看，這一轉變仍然值得尊敬。經濟學和社會學 在皮埃爾·布迪厄最后的重要著作之一——《經濟的社會結構》中被融合在一起。該著作對法國的房地產市場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經驗主義研究和綜合性的理論 批評中運用了他的一些關鍵性的概念，如慣習和場域等。
政治經濟學還包括所謂的“制度經濟學”，它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但通常又中間偏左。它的許多現代經典作品現在都被新自由主義作品淹沒了。但是 在這個神殿下面仍然還有一個批判制度經濟學的支流充滿活力。在其主要活動地點的英國和法國，它主要表現在經濟學領域，但也從社會學的研究中獲益。在法國， 其主要流派是“調節理論”，核心代表人物是米歇爾·阿格列塔、羅伯特·博伊爾和安東尼·雷貝里奧克斯。
三、多種立場
社會理論總是和特定的政治立場聯系在一起的, 社會學的歷史應考慮這些。最近的左翼思潮政治可以從以下兩方面來分析, 一個是理論方面的: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傳統;另一個是政治層面的: 社會主義, 其目標是要實現與資本主義截然不同的社會秩序。二者形成相互配合的系統。
圖1 當前左翼的理論政治立場
上圖只能被看作是一張草圖,目的是為了正確表達相關的位置,但并不能表達確切的距離。也許首先表明的是理論和政治是不同的維度,甚至有政治使命的社會理論家們也是這樣認為的。其次,它表明與實際上有望實現的社會主義類型的差距。只有少數左翼知識分子選擇了替代性的社會主義概念,盡管在多數情況下,這并不意味著滑向資本主義陣營。
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非馬克思主義者,北美的中左知識分子比歐洲的要更左一些。總體來看,為數不多的北美左翼和為數較多但相對軟弱和令人失望的歐洲力量相比較則更為突出。正是美國才出現了諸如喬姆斯基以及最近的邁克·戴維斯這樣不妥協的左翼暢銷作家。上世紀60年代中期英國人創辦的《社會主義者記錄》年鑒,現在卻在加拿大的多倫多編纂。美國經典的左翼雜志如《每月評論》和《科學與社會》雜志,仍然活在過去的輝煌里,但它們一直保留到今天。強大的美國學術文化仍然能夠允許左翼出版物的出現。
后社會主義
如果近期大多數歐美左翼離具備明顯的社會主義特征還存有一定距離,那么中左翼的后社會主義詳盡的日程卻已經成了一項特定的工程。撒切爾主義廢墟成為后社會主義天然的滋生地。一個努力就是約翰·基恩對“公民社會”的慶祝,他對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模式采取蔑視態度。冷戰后期,這種立場占了上風。
幾年后,社會理論家安東尼·吉登斯在其充滿著對社會民主主義和福利國家的譏笑的書中宣稱要“超越左與右”的分野。一段時期內,吉登斯成為英國首相布萊爾及其工黨的官方理論家。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有一些東亞利益存在,歐洲“第三條道路”的誘惑在入侵伊拉克的坦克聲中終結了,布萊爾政府是這場侵略的主要力量。
除了意識形態的爭議外,吉登斯六年后為“第三條道路”所作的辯護提供了一個準確、簡明、重要的回答。作為吉登斯不固定的合作者,烏里希·貝克是一個激進的都市民主主義者。對他來說,歐洲“第一現代性”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已經是枯竭的理念了。
非馬克思主義左翼
作為非馬克思主義左翼的組成部分,近年來社會民主主義幾乎沒有孕育偉大的理論家。瑞典社會學家瓦爾特·科皮的著作主要關注社會決策機構的實證分析,但他對權力資源的解釋性理論和“民主主義的階級斗爭”、對福利國家科學有力的捍衛均為社會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科皮在政治上也保持著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身份。
法國的社會學總體來說是中間偏左的,甚至當巴黎的媒體和主要知識分子平臺快速向右轉時也是如此。上世紀90年代,作出最杰出貢獻的當屬皮埃爾·布迪厄。布迪厄贏得了一流社會學研究者的聲望,成為法國和歐洲最有影響力的反資本主義的左翼知識分子代言人。
作為新千年左翼政治最重要、最令人鼓舞的發展之一,世界社會論壇幾乎沒有產生什么社會理論。葡萄牙法學家桑托斯為分析和解釋這一復雜而異質的運動作出了貢獻。與此同時,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不平等問題和工作條件問題,長期以來作為左翼的中心話題,在左翼外部以激進的方式被理論化。激進社會理論仍然是個大房子,有許多門可以通往它。
馬克思學和科學馬克思主義
從邏輯上來講,如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可能遠離反資本主義的實踐或意識形態立場,同時又把馬克思看成是深刻的分析資本主義的知識分子。然而,鑒于社會科學一般的文化政治傾向,我們希望這個領域并沒有多大發展空間。當代持這一立場最著名的知識分子是印度裔的英國經濟學家梅納德·德塞,他意氣風發地撰寫了關于資本主義動力的著作,其中馬克思和哈耶克被聯合了起來。《馬克思的報復》一書(2002)還了馬克思以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家的本來面目,作者起初由于重讀列寧和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著作得到了啟示,但對后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是否可能持懷疑態度。
20世紀有兩部比較全面的關于馬克思的著作。雅克·德里達(1993)的《馬克思的幽靈》和特雷爾·卡弗的《后現代的馬克思》(1998)。他們都用批判而又同情的眼光強調馬克思的政治意義,然而作為歷史人物,又沒有把他和今天的馬克思主義運動結合起來。德里達現在把他全部的結構主義的著作歸于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傳統和精神。卡弗的后現代主義則比較溫和,沒有對抗現代性和啟蒙,他主要分析了馬克思的寫作語言和文本策略。
后馬克思主義
后馬克思主義在這里的意義具有開放性,它指那些具有清晰的馬克思主義背景,近期著作超越了馬克思主義框架,但又沒有公開聲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后馬克思主義既不等同于以前的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放棄和背叛。后馬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的界線最近變得比較含糊不清。一些有名的作家,如艾蒂安·巴里巴爾,在兩邊都被列入顯要位置。新馬克思主義一詞只用于理論方面,它既表示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背離,也明確表示對馬克思主義事業的承諾。
拉克勞和墨菲是后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他們試圖重新占有這種知識傳統,并超越它。上文討論過的《霸權和社會主義戰略》被認為是這一立場最重要的著作。書中充滿了抽象的概念,涉及了從德國、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到葛蘭西的所有馬克思主義經典政治理論,其自身脆弱的癥結在法國大革命和對“激進民主”的要求中可以看出。其中社會主義是通過深化民主革命而實現的。
德國的批判理論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波的后馬克思主義,“二戰”后,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并沒有在政治上清晰地表達這一點,哈貝馬斯的著作明確表達了這一點。作為一個后馬克思主義者,哈貝馬斯一直是知識分子和自由左翼的理論家,是西德中間偏左的良心。和薩特相比,他很不激進,但更為人們傳誦。近年來,他一直圍繞基因工程與道德問題進行研究,也致力于反對與美國結合。對于美軍入侵伊拉克,哈貝馬斯和德里達之間出現了有趣的、歐洲式的爭執,然而需要強調的是哈貝馬斯的政治對話計劃和他對現代性的捍衛,他認為現代性是一項未完成的事業。
當前法蘭克福學派的繼承人是阿克塞爾·霍內特。他的主要著作涉及為承認而進行的斗爭,繼承了黑格爾關于主奴辯證法的分析。后馬克思主義不限于對文本的解析,它也采取新經驗主義的形式和進行社會評論,例如曼努埃爾·卡斯特利斯對世界的社會學分析、雷吉斯·德布雷的歷史分析和齊格蒙特·鮑曼的社會評論作品。
新馬克思主義
盡管政治上遭受了失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創造力并沒有終結。最近十年至少出現了兩種非常新穎的、很有沖擊力的、來自馬克思主義的遺產并建立于其上的論述。我們已經注意到斯拉沃熱·齊澤克的政治哲學,他不僅激進地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評,還大力用破壞偶像式的馬克思主義反對“自由派無賴”。齊澤克的作品包含了對經典現代性的支持和文化哲學中大眾電影的廣泛使用。他還為新的《列寧選集》寫了導論。齊澤克回到列寧的忠告為低沉期的激進社會變革打開了可能性,因為列寧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國際破裂的情況下發動革命的。
新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個主要表現是哈特和內格里的《帝國》和《大眾》,它宣稱找到了21世紀革命的出路:這是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的革命,因為生命權力和共產主義、協作與革命并存。共產主義的光芒和喜悅是壓不住的。或者“世界范圍內的民主的可能性今天首次出現了”。
哈特和內格里的“主權的瓦解”從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獲得了靈感。《帝國》和《大眾》都包含了樂觀的激進主義,它們的出版獲得了國際影響。齊澤克、哈特和內格里的作品都是政治哲學著作。齊澤克的主要著作可能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1989)和《易變的主體》(1999),而不是社會理論。
如果說齊澤克和社會學沒有任何關系,那么哈特和內格里的著作卻直接和社會分析有關,他們用法蘭西—意大利的哲學風格進行寫作。他們的研究圍繞兩個主要概念展開:帝國和大眾,這兩個概念都源于斯賓諾莎。哈特和內格里把斯賓諾莎的帝國統治權解釋為主權。在他們的作品中,這一概念跟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的具體的物質存在并沒有任何關系。大眾與帝國共存,這也取代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和傳統民主主義理論中的“人民”概念。
在強調信息和網絡方面,特別是將其作為新的主權的場所,哈特和內格里的著作跟卡斯特利斯的實證分析有相似之處。他們之間最大的分歧是社會差異問題。哈特和內格里的暢銷書和齊澤克的暢銷書一樣,都證實了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創造力和吸引力。
反彈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最新軌跡也包括反彈模式,反彈的馬克思主義的大百科全書是由哲學家沃爾夫岡·弗里茨·豪格主編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批判》。就其在高水平的知識傳播上的執著來說,它是永不屈服的典范。它構思于上世紀80年代,1994年正式開始,計劃出版15卷。盡管主要是德國的項目,但該書得到了包括埃蒂安·巴里巴爾、巴勃羅·康策爾茨·卡薩諾瓦等800多位國際著名學者的合作。2004年出版的第六冊的主題是正義。
20世紀最后十年,人們試圖重建馬克思主義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例如莫伊舍·波斯頓尼的《時間、勞動與社會支配》(1993)和伯特爾·奧爾曼的《辯證研究》(1993)。波斯頓的作品采用了價值和商品的概念,然后在社會經濟分析層面進一步加以抽象,引入了社會支配概念,把人置于非個人的、更加理性化的結構法則和約束中,這是階級支配概念所無法完全解釋清楚的,它沒有固定的場所。作為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出現了反彈的商業證據,人們可以舉路特里齊出版公司(Routledge)在90年代出版多卷本回顧馬克思及其著作的事為例。
反彈的例子是很多的,可以延伸到比社會理論更廣的學科領域。這里還必須提到的兩個人是達內爾·本薩伊德和亞歷克斯·卡利尼克斯,本薩伊德寫作了《我們時代的馬克思》,而卡利尼克斯則可能是當代最多產的一位馬克思主義作家,寫作內容涉及哲學、社會和政治各個方面。
社會學家米歇爾·布拉瓦伊和埃里克·奧林·賴特的最新自傳作品再次高揚了馬克思主義旗幟,他們試圖建設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盡管試圖創新,“建設”一詞實際上重申了馬克思的政治議程及其核心分析,但卻降低了價值理論的重要性,這使“反彈的馬克思主義”比“新馬克思主義”一詞在這里更為恰當。
四、展望未來
從以上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經典馬克思主義的三大部分———政治、社會科學和哲學的發展是不均衡的。在北大西洋地區,馬克思主義政治要么消失,要么變得完全被邊緣化。三十年前的鮮紅的社會主義地平線已經消失了。
然而,左翼知識分子的活動從來沒有停止過。最偉大的時刻已經過去了,不僅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還有第二國際,從考茨基到列寧,從盧卡奇到葛蘭西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從毛澤東到馬里亞特吉的東方和南方的馬克思主義,甚至更近一點的阿爾都塞、布迪厄等等。然而和四五十年前相比,左翼知識分子如今更為活躍。60年代的左翼們,特別是1968年的那些人并沒有屈服。上面討論過的主題變化的價值有待爭議,現有的各種立場也不可能討好每一個人,但它確實為左翼內部每個人提供了重整旗鼓的出發點。
資本主義產生并將繼續產生憤怒。從這個意義看,19世紀、20世紀、21世紀對其的抵抗和批判將一如既往。新的一代將繼續出版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讀物。21世紀的反資本主義者和資本主義的批判者不可能忘記過去200年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地平線。但他們是否能看到同樣顏色的不同未來的曙光尚不確定。反資本主義的新的社會科學家一定會出現,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會閱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但他們是否會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令人懷疑。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大部分已經開始動搖,也不可能得到修復。
60年代的左翼在今天的反彈經歷了一個重要的歷史停頓。他們這一代人是既見證了工人階級力量在發達資本主義中的鼎盛期,也經歷了它的衰敗,既經歷了1968年革命,也經歷了1789和1917年開始的、1989—1991年結束的革命,其間,他們還經歷了20世紀后期的性別革命。這代人既目睹和批判了北大西洋資本主義的高潮,也目睹了東南亞在世界歷史舞臺上的重新崛起。
本文的討論僅限于北大西洋和北美地區。這些地方仍然是毀滅性的炸彈和導彈發射的基地,但不再是21世紀決定資本主義命運的主要前線了。因此,全球化和全球經驗主義的研究就很重要。在當前形勢下,某種反抗的謙卑似乎是知識分子最合適的立場,即:反抗資本和帝國的力量,不管其如何強大;在新世界面前保持謙卑,響應其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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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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