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行動何以可能——關于集體行動動力機制的文獻綜述

一、結構決定一切——結構主義的闡釋

　　結構和行動，何謂結構，何謂行動，誰是本源，誰為派生，誰決定誰？一直是社會學領域爭論不休的論題，對于喜歡強調結構的大部分結構主義理論家來來說，結構就是各種社會安排所體現出來的模式，結構享有優于行動的本體論地位。社會變遷都是經濟基礎、國家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結構中矛盾匯聚的產物。在他們的視野中，個體行動者可看作是由社會結構操縱的木偶，沒有自主性或自主意識。同樣地，在結構主義理論家對集體行動動力機制的論述中，社會結構成為主宰集體行動的最高統帥。

　　在馬克思的階級革命論里，充分體現了行動唯物質決定論色彩，這里的物質就是客觀的社會結構。他認為，資源占有的不平等造成了一個兩極分化的階級結構，隨著被統治階級被剝奪感的不斷增強，其針對統治階級的反抗將集體性地組織起來（馬克思，1848）。達倫多夫在對沖突性集體行動的論述中，仍然將因資源分配不均而導致的分化的社會結構視為集體行動的根源，但他更進一步分析了其他社會安排對集體行動的制約，比如培育準群體領導者和提供理論體系的組織技術條件、統治者對反利益組織許可的政治條件以及提供準群體成員招募機會和溝通機會的社會條件（達倫多夫，1958）。科塞認為被統治者集體行動的發生與疏導不滿的渠道、向優勢地位的社會流動率、被統治者社會化自我約束以及統治者對被統治者外在約束等結構性因素緊密相關（科塞，1956）。穆爾在對歷史上大量集體行動的個案進行經驗研究的基礎上認為被統治者在物理方位、日常規范、生活經歷的同質性，所經歷的集體團結，統治群體與被統治群體之間的聯系弱化以及被統治群體的被剝奪感是導致集體行動發生的重要因素（Barrington Moore，1966）。佩奇運用馬克思的基本觀點，分析了農業社會中的革命與其他形式的大眾動員，認為農業勞動者沖突性集體行動的可能條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農業勞動者愿意接受激進意識形態，農業勞動者能夠經歷集體性團結，農業勞動者能夠參加成功的集體活動等等（Jeffery Paige，1975）。帝利認為，權力競爭者的多元并存、支持權力競爭者群體的重要性、國家壓制權力競爭者的意愿和能力等因素制約集體行動的發生。

　　從上述關于集體行動的論述可以看出，結構主義理論家對社會結構情有獨鐘，他們的論述都是從宏大的社會結構（如資源分配、階級結構、社會流動等等）開始的，這樣的安排隱含著這樣一個理論預設，即社會結構是集體行動的本源，而他們也試圖努力證明這樣一種預設。在他們的論述中，對于集體行動的催化劑——集體行動的意識形態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如馬克思對于被剝奪感和共同利益感、科塞對于相對剝奪感和不公正感、佩奇對激進意識形態的論述。但他們都認為意識形態是由結構所決定，并且是結構的必然產物。社會結構和集體行動的意識形態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聯系？二者之間是否存在一個轉化的中介過程？這個中介過程是否會改變二者之間必然的因果關聯？分析性馬克思主義者賴特對此提出了質疑，他通過對中產階級個體層面的考察和分析，發現中產階級的地位矛盾和排列差異使不同的個體對同樣的客觀現實有不同的解讀，結果發現他們未必形成共同利益感或共同的生活體驗，所以他們也未必會自發地、集體性地組織起來（Erik Olin Wright，1989）

　　總之，大部分馬克思主義者相信，只要存在不公正的客觀社會結構，就必然形成集體行動的意識形態，也就必然會產生集體行動。這樣的論證且不管在邏輯上是否存在缺陷，在經驗世界卻遭遇到了自證預言失敗的尷尬，盡管資本主義國家遭遇了經濟大蕭條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馬克思所預言的全世界無產階級必然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沖突性集體行動）并沒有出現，至少在最近的歷史中，資產階級仍然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出現（Jonathan H. Turner，1998）。

二、個人理性主宰人類行為——功利主義的視角

　　功利主義理論家尋求依據對個人利益及其實現手段的明確計算來解釋集體行動的動力機制，在這里，人被看作始終處于計算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總是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來尋求自己得到好處（Jonathan H. Turner，1998）。

　　在19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中，我們可以發現功利主義社會學思想基礎，馬歇爾從人的“需求”、個人欲望或目標的角度入手來說明人的行動。與之同時代的帕累托第一個提出這樣一個議題：對個人滿足的追求能否生發集體性的安排。

　　交換理論進一步推動了功利主義在社會學領域的發展壯大，交換論以個體之間直接的物質交換作為研究的起點，后來拓展到直接與間接交換物質與非物質的人際互動，從個體行為的微觀分析逐漸轉向系統行為的宏觀分析。霍曼斯在對列維—斯特勞斯的交換結構論、斯金納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加以批判吸收的基礎上，得出了關于社會交換的六大命題：成功命題、刺激命題、價值命題、剝奪 / 滿足命題、攻擊 / 贊同命題和理性命題（George C. Homans，1961）。綜合這些命題，霍曼斯建構了人類行動選擇的演繹解釋體系，即，行動 ＝ 價值 × 可能性，換句話說，人們估算各種行為可能帶來的報酬價值以及獲得這種報酬價值的可能性來作出行動選擇。這種行為主義心理學分析對集體行動的動力機制的微觀分析富有啟發意義，個體對集體行動的價值評估以及通過參與集體行動獲得利益的可能性無疑是影響人們是否參與集體行動的主要變量。霍曼斯專注于個體之間簡單的交換過程，偏重于集體行動的微觀因素分析，對宏觀結構因素的分析明顯不足。布勞試圖彌補這一缺陷，他的交換沖突理論較好地打通了交換理論與沖突理論，同時也將集體行動的微觀與宏觀動力機制分析結合起來。他認為，在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換關系中，越是集體性地經歷不平等的交換關系，其被剝奪的意識越強烈，也就越有可能在意識形態上達成一致，意識形態越是統一，團結感也就是越強烈，消解不平等的沖突性集體行動越有可能發生（布勞，1988）。在布勞看來，不平等交換、集體性的被剝奪感、共同意識、團結感等等是推動自主組織集體行動的主要動力來源。布勞的交換沖突論大致遵循這樣一條邏輯： 滿足需求 → 參與交換 → 交換不對等 → 權力失衡 → 被剝奪感、共同意識喚起 → 集體行動出現。

　　可以看出，和沖突論一樣，交換沖突論也將剝奪感和不滿情緒等視為引發集體行動的重要原因，但是正如邁耶爾·N·扎爾德（Mayer N. Zald）所言，“不滿情緒或剝奪感并不能自動地或輕易地轉化成參加社會運動——尤其是高風險的社會運動——的行動”（Zald， Mayer N.， and Roberta Ash，1980）。集體行動是需要動員的，集體行動所需的共同意識的形成需要動員，集體行動所需的資源和成員需要動員。而動員是需要成本的，參與集體行動的行為本身同樣是需要支付成本，交換論和沖突論對潛在行動者在動員行為和參與行為的成本—收益的算計對集體行動產生的影響有所忽略。理性選擇理論試圖糾正這種疏忽，但是它滑向了另一個極端。

　　相比之下，理性選擇理論給了集體行動更多的關懷，與馬克思（沖突論）和布勞（交換論）不同，馬克思把資源的不平等分配視為集體行動的原動力，布勞將資源的不平等交換視為集體行動的原動力，但理性選擇理論認為公共物品的需求才是集體行動的原動力，因為公共物品是個人力量無法締造，必須依賴集體的力量才可以獲得的物品。資源的不平等分配或不平等交換，在特定社會情境下會導致集體行動，但并非所有的集體行動都是由這兩個因素引起的。比如對公共池塘資源的保護與合理利用的集體行動，就和資源的不平等分配與不平等交換關系甚微。總之，所有的集體行動都是由群體成員的公共物品的引起的，不存在公共物品的群體不可能出現集體行動，“人們為了獲得特別的好處，通過為生活的目的提供某些特別的好處而聚到一起”（Ehtics viii.9.1160a.）。“集體成員身份的吸引力并不僅僅在于一種歸屬感，而在于能夠通過這一成員身份獲得一些什么”（Leon Festinger，1953）。所以說，公共物品才是集體行動的本質原動力。

　　群體有了公共物品這個最初的原動力，集體行動是否可能？這歷來是理性選擇理論家爭論的焦點。理性選擇理論認為，公共物品（或集體利益）本身并不足以促成一個理性行動者參與集體行動，面對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的生產，理性自利的個體行動者在計算參與集體行動的預期收益的同時，也在計算參與集體行動的成本以及規避這種成本的可能性，在具備規避參與成本的條件下，行動者趨向于選擇搭便車的機會主義行為。當搭便車的比率達到一定程度時，集體行動將陷入困境（Olson，1965）。所以，搭便車比率是影響集體行動的關鍵變量。那么，是那些因素影響搭便車的行為選擇呢？奧爾森認為，群體規模是影響搭便車行為的主要因素（Olson，1965）。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用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對“搭便車”問題做了重要的分析。他認為在規模較小的群體中，由于個人的貢獻對公眾物品的生產有較明顯的影響，同時“搭便車”又易為他人察覺，再加上由于人數較少，容易產生友誼或社會壓力，人們較愿意在這種情況下與他人合作創造公眾物品。相反，在規模較大的群體，由于成員人數眾多，生產出來的公眾物品為成千上萬人共享，遠遠不能彌補個人在集體行動中付出的代價。當個人回報低于所付出的成本時，人自然拒絕參與集體行動。再加上大規模群體中，個人是否做出貢獻不易為人察覺，“搭便車”、坐享他人集體行動的成果，成為普遍策略，所以，群體規模的大小與搭便車比率強相關。赫克特則認為，除了群體規模之外，群體成員對公共物品的依賴程度、監督和賞罰能力也是影響集體合作的重要變量（Michael Hechter，1987）。在大多數理性選擇理論家眼中，搭便車是集體行動的障礙，而科爾曼則認為搭便車行為對集體行動的影響具有二重性，即它既是集體行動的推力，也是集體行動的阻力。他認為由于人是理性的、自利的、算計的、追求資源最大化的，所以會在公共物品的生產中選擇搭便車的機會主義行為，而搭便車行為（當然還有威脅、沖突、權威的濫用或他人的懲罰與成本高昂的行為）無疑會給集體以及機會主義者本人帶來消極外部性，從而使得集體成員享用的效用降低，促使行動者提出對規范的要求，放棄一些對資源和行為的控制權。因為這樣可以減少消極外部性，從而提高效用（Jame S. Coleman，1990）。而行動者對規范的要求和遵從，就是一種集體合作行為。在這里，搭便車既是集體行動的動力，當然，也是一種集體合作的阻力。

　　搭便車是集體行動的殺手，必須對群體成員的搭便車行為加以限制，才能促成群體的團結合作，那么，如何將搭便車比率降低到最低限度？理性選擇理論家開出了許多良方妙藥。奧爾森認為，要限制搭便車行為，可以采用選擇性誘因和強制的方式。但是無論是獎賞、懲罰還是強制以及為選擇性的獎罰所必須的監控，都需要群體付出成本，當這種成本接近或超過了公共物品本身的價值時，就明顯不經濟。如果放棄這些獎罰和強制手段的運用，集體行動就又會陷入困境。為盡量避免這種兩難困境，赫克特為降低監控和賞罰成本提供了一些很劃算的技術手段。他認為在義務性群體中，可以通過共同的社會化和對利他主義的選擇來降低搭便車的風險和減少監控賞罰成本（Michael Hechter，1987）。如果因群體規模較大而必須進行監控和賞罰，就盡量尋求監控的經濟技術手段，其一，提高群體中個人的可見性：建構群體的空間結構使群體中的個人對他人來講是可見的，要求成員加入某一公共儀式來確認其對群體的承諾，鼓勵群體決策是個人的傾向暴露在大家面前，執行對個人行為的公共賞罰以展示群體規范；其二，讓群體成員分擔監控任務，當然，這種方式只有在報酬給群體而非個人、隱私有限、告密者會得到報酬、流言受到鼓勵等條件下方可實施；其三，通過吸收和訓練，在群體成員中營造一種同質的文化，使對行為理解的失誤最小化。賞罰經濟化的技術手段主要有：通過創造聲望等級和賦予不同的聲望等級成員不同的聲望報酬來創造象征性的賞罰，對群體規范的越軌行為進行公開性的賞罰，通過與其他群體的地理隔絕、強加進入群體所需付出的不可回收的投資、限制與群體外聯系來提高群體成員的退出成本（Michael Hechter，1987）。

　　解釋集體行動動力機制的理性選擇模型，也有它難以回避的局限性，在這個模型中，個體行動者都成了脫離社會情境的、激進的個人主義者（Ferree，Myra Marx，and Beth B. Hess，1985）；個體所面對的社會現實是單一的、沒有集體認同感的理想類型（Melucci，Alberto，1989）；價值觀、不滿情緒、意識形態和集體認同感都因此變成可以視而不見的和無關宏旨的東西（Aldon D. Morris，and Cedric Herring，1987）。基于此，理性選擇者對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大都持悲觀的態度，但社會實踐表明，在沒有強制和選擇性激勵存在的情況下，依然有大量的集體行動發生，這是經驗世界對理性選擇模型的極大諷刺。

三、依據對世界的認知而動——建構主義的詮釋

　　集體行動領域的理論視角，從馬克思的階級革命論為代表的沖突理論，到以布勞的交換沖突理論為代表的交換理論，再到以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為代表的理性選擇理論，每一種理論對集體行動的動力機制的某些因素過分強調，而對另一些因素有所忽略。馬克思主義者將社會結構視為集體行動的決定因素，同時也關注由結構因素喚起的意識形態對集體行動的重要作用，但他們忽略了社會結構如何轉化成群體的共同意識的中介過程，也忽略了個體行動者的理性選擇對集體行動的影響；交換沖突論雖然認識到個人理性是人際互動（交換）的內驅力（人際互動是集體行動的前提之一），也認識到交換的失衡將喚起共同意識（被剝奪感、不滿情緒等），但同時卻忽略了個體行動者在建構意識形態這個復雜過程中和參與集體行動的策略選擇中理性計算同樣會產生影響；理性選擇理論由于對個人理性的過分強調而滑向了另一個極端，理性選擇理論家大多悲觀地認為如果沒有對搭便車的機會主義行為加以監控和限制，集體行動必然陷入困境。在這里，意識形態對行動選擇產生的影響沒有放在考慮之內。這些有失偏頗的理論在遇到經驗世界時往往陷入手足無措的尷尬。因此，許多理論工作者試圖對這些集體行動的理論加以融合和修正，探索一個更為全面和更有解釋力的綜合解釋模型，來闡明社會運動和集體行動之產生、發展和維持的種種機制（Morris and Mueller，1992；McAdam，McCarthy and Zald，1996）。

　　貝爾特·克蘭德爾曼斯、戴維·A·斯諾和羅伯特·D·本特福在這一領域的嘗試有所突破，他們的理論試圖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將社會結構、意識形態和理性計算都視為影響集體行動的關鍵變量，將結構主義和功利主義關于集體行動的理論缺陷加以修正，合理成分加以融合。二是要對從社會現實轉化到現實意義的社會建構的中介過程、從意義的社會建構轉化到集體行動的中介過程認真加以審視，這兩個中介過程是將集體行動的關鍵變量有機聯結起來的橋梁，沒有這些中介過程的有機聯結，孤立的條件并不足以催生集體行動。正如克蘭德爾曼斯所言：社會問題（分配或交換不平等、公共物品問題）本身并不必然引起集體行動，只有當社會問題被人們感知并賦予其意義時才會成為問題，許多原本可以被看作嚴重的社會問題的客觀狀況從來沒有能夠成為公眾討論的話題，甚至沒有被人們所察覺（Bert Klandermans， and Dirk Oegama，1987）。“在有關社會抗議（沖突性集體行動）的文獻中，有一個見解正在贏得廣泛的支持，即是人們對現實的解釋，而非現實本身，引發了集體行動”（Klandermans Bert，1989b）。行動是需要成本的，集體行動的意識形態（不滿情緒或被剝奪感）即使形成，也并不能自動地或輕易地或必然地轉化成集體行動，尤其是高風險性的集體行動（Zald，Mayer N.，and Bert Useem，1987）。因為集體行動需要金錢、時間和成員，這些必要的資源和成員需要人們去組織和動員。沒有這個組織和動員的中介過程，集體行動也就成為泡影。

　　在這些關于集體行動的綜合理論當中，社會結構、共同意識和理性計算都被視為集體行動動力機制的關鍵變量，同時，從社會現實到共同意識的轉化過程和從共同意識到集體行動的轉化過程以及影響這兩個中介過程的變量引起了理論家們足夠的關注。

　　從社會現實轉化到共同意識的中介過程是非常復雜的，這個中介過程也就是集體行動意義的社會建構，集體行動意義的社會建構是發生在不同行動者之間的、決定誰的情境定義將獲得勝利的一場斗爭，在相互競爭和相互對立的圖式之間的碰撞和對抗中，意義得以建構起來（Klandermans，Bert，and Dirk Oegama，1987）。可以想見，這個過程是相當復雜而艱難的。

　　克蘭德爾曼斯將這個共同意識的建構過程分成三個層次、三個階段，這三個層次是：（1）公共話語的層次，以及集體認同感的形成和轉型；（2）發生在由社會運動組織、它們的對手以及反社會運動組織所發起的動員戰役之中的勸說性溝通層次；（3）在集體行動的一幕幕場景中發生的意識提升的層次（Klandermans，Bert and Sidney Tarrow，1988）。這三個階段分別是：共意形成、共意動員和共意提升，共意形成是指社會網絡和亞文化中意義的融合，是在無意識中發生和完成的；共意動員是指社會行動者有意識地在一個總體人群的某個亞群中創造共意的努力；共意提升是指共意的覆蓋范圍擴大和強度的增加的過程。

　　共意的形成和轉化以原有的共意（傳統的集體信仰）作為基礎，以人際網絡作為個體認知傳播、加工、融合的導管。所以，原有的集體信仰和人際網絡是影響共意形成和轉型的重要變量。共意動員的重要手段就是勸說性溝通，勸說性溝通旨在有意識地影響他人的信仰。這種企圖能否成功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它們包括勸說內容與目標群體集體信仰的切合程度（Di Giacomo，J.P，1980）、動員網絡、動員目標和手段的合法性獲得（Mansbridge，Janes L.，1986）、勸說信息來源的可信度、勸說對手的反動員能力。此外，還有勸說性溝通的執行者——組織者和積極分子的供給以及他們的動員技術也是影響共意動員成敗的關鍵。共意的提升是通過集體行動進程中的一幕幕場景來完成的，提升的程度與集體行動進程中所展示的集體力量的強弱（Rule，James B.，1989）、正義性（White，Robert W.，1989）和影響的持久性有關。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共同意識不會自動地輕易地轉化為集體行動，集體行動需要金錢、時間和成員，如何積聚這些集體行動必需的資源和成員？需要組織者和積極分子開展復雜而艱辛的行動動員。行動動員的成功與否也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比如人際網絡或人際紐帶、集體認同感的包容性、集體行動目標的共意性、組織者的動員技術、政治機遇等等，都會對行動動員的成敗形成有力的制約。

　　人際網絡是資源動員的最基本的物質基礎，行動首先是通過原先存在的社會網絡而組織起來的，網絡對資源具有強大的吸附能力。因為網絡能為潛在行動者提供參與集體行動的激勵，拒絕對網絡中的同伴的召喚作出回應，將意味著可能失去這一紐帶所能提供的全部收益，比如友誼、社會榮譽（Laumann，Edward O.，1973）；集體認同感是個體有關自己與他人的親密關系和聯結的宣言，它帶給個體行為和態度上的責任和義務。在行動動員中，集體認同感具有促動人們參與的選擇性激勵作用（McAdam，Doug，John D. McCarthy，and Mayer N. Zald，1988）。集體認同感激勵作用的大小和它的包容性有關，集體認同感的包容性越大，則控制難度越大，作為選擇性激勵的強度也就越小（Freire， Jo， 1979）。集體行動目標的共意性是指集體行動的目標受到群體成員以及群體外組織和潛在行動者支持的程度，集體行動目標的共意性越高，就越有可能成功地占用民間的和國家的基礎設施，動員人員和資源的能力也就越強（Liebman， Robert C.，1983）。動員技術是指從非積極分子身上籌集資源和動員成員的策略和方式，動員技術直接影響到動員的成本、被動員起來的資源的數量和種類以及參與者的多寡（Oliver，Pomela，Gerald Marwell，and Ruy Teixeira，1985），同時制約了集體行動的策略選擇，從而間接地影響到集體行動的可能性。政治機遇就是集體行動被權威機構賦予合法化的可能性。政治機遇對資源動員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一旦許多以前受到禁止的集體行動被賦予合法性，那么被鎮壓的風險不再成為資源動員的阻礙，動員的成本因此大幅降低（Tilly，Charles，1978），政治機遇是一把雙刃劍，因為合法化本身也會增加了動員的成本，因為，隨著合法性的獲得，標準化、常規化和科層化等額外的資源要求被引進（Tilly，Charles，1978）。

　　如果我們將共意動員和行動動員兩個過程統稱動員過程，那么影響這個動員過程的因素就包括了原有的集體信仰、動員網絡、動員目標和手段的合法性獲得、行動框架的可信度、勸說對手的反動員能力、組織者和積極分子的供給、動員技術、集體認同感的包容性、集體行動目標的共意性、政治機遇等等因素。可見，動員是一個非常復雜而艱辛的過程。一旦動員不能順利完成，則集體行動也將胎死腹中。

　　在結構主義視野里，結構決定了群體的共同意識，從而也就決定了集體行動。在功利主義模型中，人是脫離社會情境的理性行動者，集體行動的發生取決于個體對成本和收益的權衡。而建構主義者認為，群體成員是按照他們自己對社會現實的意義建構來行動的，在這里，雖然社會結構作為意義建構的基礎材料仍然重要，但賴以對社會進行意義建構的主體性及其地位也得到了彰顯；建構主義在對功利主義模型中個體的原子觀進行批判之后，并沒有徹底拋棄理性選擇模型，而是對模型加以重新設計并與結構的或網絡的解釋模型加以綜合（McAdam，Doug，and Roberto Fernandez，1989）。他們拋棄了理性選擇模型中原子化的個體觀，對個體行動者進行重新界定，認為個體行動者是嵌入于社會之中的、能自我建構意義的理性行動者。人類思考自己周圍的世界，參照它所提供的種種可能性而做出選擇，并據此采取理性的行動，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馬爾科姆·沃特斯，2001）。因此，從社會結構到共同意識、從共同意識到集體行動的轉化過程中，理性并沒有完全消失，而是在思考不斷變化著的周圍世界，同時，在和各種非理性因素（比如：不滿情緒、集體認同感、傳統習慣等等）爭奪行動的選擇權。

建構主義者對以往的集體行動理論的缺陷進行了零星的、分散的的批判，并對集體行動的某個領域進行了開創性的理論探索，筆者在綜合這些理論家的理論成果的基礎上，抽象出一個關于集體行動的綜合模型。（如下圖）

　　在結構主義、功利主義和建構主義關于集體行動的解釋框架中，結構、理性和文化意識對集體行動的形塑功能在每一種模型中都有所體現，三者的分歧不在于要肯定一種因素而全盤否定其他因素。比如在馬克思的辯證沖突理論中，既有文化意識亦有理性計算對階級集體行動的介入，馬克思所論述的階級意識在無產階級的集體行動中起著黏合劑的作用，馬克思理論本身作為一種階級意識對無產階級的集體行動發揮指導作用；資本家盡可能多地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追求利潤最大化是理性選擇的結果、無產階級要起來反抗資本家的剝削爭取階級利益，同樣有理性的驅動，所以有人說馬克思的辯證沖突論其實就是交換論的變種（特納，2001）。在功利主義模型中，同樣有著結構和文化意識對集體行動進行雕塑的痕跡。奧爾森提及集體規模（結構因素）對集體行動的影響，赫克特提到同質文化對集體行動的促進功能。所以，三種模型爭論的焦點在于結構、理性和文化意識三者何為集體行動的原動力。不過，如果撇開特定時空的限定，要在一個無限的時空中來追溯誰為集體行動的本源或決定性力量可能注定是徒勞無益的。因為結構、理性和文化意識三者之間本身是相互形塑的，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形塑著理性和文化意識，但反過來，由理性和文化意識所共同支配的社會行動構成了結構的一磚一瓦，在或緩或急的形塑著結構，即結構化，所以可以說，理性和文化意識倒過來在形塑結構；同樣，理性形塑著結構和文化意識，文化意識也形塑結構和理性。總之，三者之間形成一個互構的循環圈。在沒有時空限定的條件下，要在這個循環圈中探究誰為集體行動的本源或決定性力量，就只能寄望于人們的主觀臆斷。

四、一種本土化的集體行動理論解釋框架

　　我們不可能把影響社會運動發生和發展的各種因素用邏輯關系貫穿起來，形成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模型，并據此對任何一種集體行動、社會運動或革命給予指導性解釋，但依據集體行動的具體的社會情境，提出一個與社會情境恰切的模型是切實可行的。

　　國內學者劉能在對集體行動這個領域的國外最新理論綜合借鑒和吸收的基礎上，結合中國轉型時期都市社會的特定社會情境，建立了一個本土化的集體行動理論解釋框架。

　　在這個解釋框架中，怨恨變量（怨恨的生產和解釋）、動員結構變量（積極分子及其組織能力）、潛在參與者的理性計算被視為影響集體行動發生可能性的核心變量。他分別對這三個核心變量進行了中國化的界定，怨恨變量中，怨恨的生產是指對社會問題和社會不公正的關注或個體（或群體）的苦難體驗或對潛在社會危機的擔憂和關心，怨恨的生產是利益表達和需求保衛的導火索；怨恨的解釋就是集體行動框架的建構，它對社會問題是什么？問題的根源在哪里？為什么必須采取集體行動？等系列疑問作出解釋，怨恨解釋對集體行動產生催化作用。這個核心變量又可分解成三個次級自變量：怨恨生產的規模（包括怨恨生產的場域和頻率）、怨恨所指向的目標對象的不同屬性或所處的不同層級、怨恨解釋的特性（包括怨恨的類型和怨恨的動員潛能）。他將怨恨的目標指向分成三類，全國性的政治主體、地方性的政治主體、非政治主體；怨恨的類型主要有對原生怨恨的認知和標定和對次生怨恨的認知和標定；怨恨的動員潛能受三個次級自變量的影響：該框架的經驗上的可信度、經歷上的可測量度和敘事的重要性。

　　動員結構變量可分解成兩個層面：一是領導層和積極分子的供給，二是都市內初級社區以及社區內潛在的動員網絡的形成和維持。領導層和積極分子的供給受到政治機遇結構的遏制效應和精英知識分子角色形象和角色意識轉變的影響。動員網絡的形成和維持與怨恨生產的共同性、空間分布上的集中度以及群體社會特征的可辨識性的影響。

　　“潛在參與者的理性計算”變量受到“政治機遇結構變量”和“對成功的預期”變量的制約，“政治機遇結構”變量指示了參與所可能付出的成本的界限，而“對成功的預期”變量則指示了集體行動帶來預期收益的可能性（劉能，2004）。

　　劉能認為：這三個核心自變量與集體行動直接關聯，這三個變量之間也存在相關關系。為了更直觀明了的表現這個綜合的集體行動理論模型，筆者用一個圖式來加以描述。

　　在這個模型中，共同意識、動員過程和理性計算對集體行動的影響被視為核心變量都受到同等的關注，與西方社會科學家的模型相比，一些次級自變量被忽略，而另一些受到特別的關注，比如怨恨變量、次級自變量中的領導層與積極分子的供給、社區動員網絡的形成與維持、政治機遇結構、對成功的預期等等。這種處理是與轉型中國社會這個特定的語境以及這個特定語境下的集體行動非常切合的。這種切合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快速社會轉型，利益格局被重新調整且在調整中出現了許多不公正的分配，導致某些階層或群體的相對剝奪感不斷生成和蔓延，中國社會成了一個怨恨生產場，怨恨成為現階段中國社會集體行動的主要導火索，所以，將怨恨變量作為一個核心變量是與它對現階段集體行動的顯著性影響相稱的。其次，盡管轉型社會怨恨叢生，但在“穩定壓倒一切”的主流話語之下，傳統的威權主義政制沒有適當地轉型，基層社會利益表達和需求保衛的渠道十分有限或者無效，政府（無論是地方還是中央）仍然保有處理突發事件的絕對合法性，而集體行動的發動者和參與者則沒有相應的法律地位（劉能，2004），在這種社會情境之下，政治機遇結構對集體行動的影響變得尤為顯著。再次，無論是中國歷史上而是現階段的集體行動，尤其是沖突性集體行動，大部分都以參與者付出巨大成本而最后被政府合法地處理收場，這種中國特色的集體行動定律使得潛在參與者對集體行動的成功沒有良好的預期，大部分潛在行動者選擇觀望和等待，對成功的預期關系到集體行動所能動員的資源和成員，當然會對集體行動的可能性產生顯著影響。此外，“槍打出頭鳥”、“秋后算帳”、“殺雞儆猴”等傳統控制技術，在轉型中國社會一直被政府沿襲下來作為應對集體行動的重要策略，同時，中國在1989年之后，隨著知識精英向上流動機會的增加，其角色意識和角色形象也隨之朝向改良主義方向轉變，這些因素導致集體行動的領導層和積極分子供給水平嚴重偏低，領導層和積極分子的供給問題成為制約集體行動的瓶頸，因此，把領導層和積極分子的供給作為關鍵變量也是與轉型中國的特定語境相符的。最后，轉型中國社會正處在社會流動加速期，快速的社會流動不僅打破了傳統的社會網絡，而且使新的社會網絡的構建變得尤為艱難，同時，西方個人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亦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人際互動網絡的擴展，此種情境，使得作為形塑共同意識和吸附資源的網絡越來越成為集體行動的關鍵動力。

　　所以說，劉能的集體行動模型，是一個切合轉型中國社會現實的本土化集體行動模型，對于現階段中國社會的集體行動，尤其是具有較強的解釋力。當然，這種解釋力還需要針對轉型中國社會正在和可能發生的集體行動的實證研究來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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