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 7 月世界貿易組織首腦會議在觸及 “貧窮的印度農民問題”時失敗了，至少在宣傳性的術語上是如此。在本期《野貓》( 第 82 期) 的附刊中，我們強調，印度的新的工業中心的情況和當地階級斗爭的動態，只有以該國農村地區的形勢為背景才可以理解。此外，在最近幾年， “新農民運動”多次成為全球運動的焦點。他們的斗爭提出了真正帶有根本性的諸多問題——全球( 貧窮)人口的大多數的生存狀況、環境問題、我們怎樣生產我們的糧食的問題，并且他們給出了答案！ 通過占有生產和生活資料，例如通過占有土地， “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性似乎以一種直接的方式得以證明。在幾個世紀以來由 “小宗派集團”領導的此類運動的斗爭經歷中，例如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土著人領導的斗爭中，濃縮了資本主義 500 多年的歷史。事實上，同農業大公司、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進行斗爭的全球運動是新的“國際”——而相比之下，工廠、呼叫中心和辦公室中的剝削在全球范圍內處于分散狀態下。
可與這種觀點相提并論的是，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宣告了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 “農民的滅亡”。對他而言，人類的大部分不再直接從事生活資料的生產這一事實是“新石器時代以來階級關系的最重大轉變”。在人類歷史的早期階段，人們通常在小共同體范圍內生產他們的生活資料，并且生活資料的狀況取決于生產的自然波動。相反，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創造了世界市場，其主要生產力 ( 機器) 本身就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全球社會的大背景成為我們的生存和繁殖 ( “第二自然”) 的基本條件，并且從這種意義上說，它是真正的人類共同體。只是從人類的生活開始依賴社會勞動而不再依賴個體勞動之日起，我們才能從根本上提出生產資料的集體占有問題——而且目前實際上是在全球層次上提出這一問題！
與俄國革命以及 1945 年以后的 “民族解放”運動局面相反，今天的 “農民和工人之間的聯盟”已經不再是討論中的議題了。我們最終不得不把列寧主義的視角 ( “工人先鋒隊同農民結成聯盟”) 和毛主義的視角( “農村包圍城市”) 從我們的頭腦中清除。這兩個視角都是為追趕資本主義型的發展專政 ( the development dictatorships of capitalistcatch － up) 進行辯護的意識形態。今天，問題不再是 “來自上層”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來自下層的世界范圍內的階級重構。本文試圖對所謂 “新農民運動”進行評價，從而對這一討論做出貢獻。
農民問題的終結
無產階級化意味著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以及生產者向雇傭勞動者轉化，是一種暴力行為。但無產者自身是而且仍將是實現全面無產階級化的推動力： 資本家通?？偸潜M力避免承受勞動力再生產的總成本。特別是這個事實——有關無產階級化的背后驅動力的事實——被那些把 “生存”當作一種社會形態提出來反對資本主義的評論者所忽視。例如在關于 20 世紀 80 年代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騷亂的討論中，在關于墨西哥恰帕斯土著社區的浪漫化討論中，以及目前有關 “新平民”的理論討論中，就出現了這些論點。
從政治上提出 “新農民運動”和 ( 或)“生計視角”斗爭的論點以反對 “無產階級化”理論，原因之一在于 “無產階級”和“白人、男性、正式工”之間的通常的等式關系。這種等式關系是傳統的勞工運動和共產主義政黨的遺產，它與現實遠遠不相匹配——今天比以往更甚。
我們想從以下五個要點討論 “農民問題”在今天不復存在，正如作為一個獨立于“工人”或者 “無產者”以外的社會階級的“農民”已經消失了一樣。
——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農業勞動越來越成為雇傭勞動。
——越來越多的農業工人為世界市場而生產。
——越來越多的農業勞動力開始傾向于居住在中小城鎮——在智利、巴西和委內瑞拉約 20%的農業工人生活在城鎮。
——日益增長的農村無產階級這樣再生產自身： 他們在臨時雇傭勞動、遷移、在自己剩余下的土地或他人的土地從事農業勞動以及非正式的服務工作之間不斷變換，這種農村無產階級不能再被理解為 “農民”了。
——在世界的南半球，農業的經濟重要性正在萎縮——例如，在拉丁美洲，僅有10% —20% 的 GDP 來自農業生產。
對農業生產的粗略一覽就可以充分看出，把糧食生產者與農民劃等號是遠遠不符合事實的。當今時代，全球的糧食生產是在宗主國家進行的，并且糧食生產已經高度機械化。在美國一個農業工人年生產能力可達每人 2000 噸； 全球 30 億小農中的一半每人每年生產不到 1 噸的糧食——這些糧食尚不夠他們生存需要。在外圍國家農民種植蔬菜或花卉等勞動密集型產品——這些農產品并非服務于他們自身的營養需要。通過減少工作崗位數目、降低農產品收購價格以及把農民從良田沃土中遷移出來等手段，工業化進一步加劇了小農和農業工人的再生產的悲慘狀況。
既然那些最偏遠的農村地區也與 ( 世界) 市場密切聯系在一起，貨幣就成為獲得一切物品的手段： 購買生存必需品、減輕工作負擔和提高糧食產量的制造品，以及那些使流動成為可能、使人們可以接觸全球消費品的物品 ( 例如收音機、自行車、滑板車、新的食品或其他刺激物) 。
鑒于同市場的關聯，雇傭勞動變成沒有艱辛的、獨立于大自然的波動的生活的前提條件。
在20 世紀60 年代末70 年代中期的危機之后，無產階級化的進程加速。自那時起，僅僅在少數地區無產階級化才意味著直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者。在農村，“非正式的”小型和家庭經營、無產階級化的農業工作和雇傭勞動變得越來越重要?；蛘呷藗冸x開農村直接進入集中在少數地區的工廠。為世界市場進行生產的工廠和特別經濟區是典型的工人密集區。在 2006 年超過 6000 萬工人受雇于這些勞動力密集區域，僅在中國就有4000 萬人( 10 年前還只有 2700 萬人) 。遷移是無產階級化的最重要方式： 全球數百萬無產者為尋找更好的生活而不斷遷移。與總人口數量相比，跨國人口遷移的流量并不高于譬如說 100 年前，國家邊界和移民法律嚴格限制跨國移民，但更重要的是，移民法管制跨國移民： 跨國移民處于非法狀態或者即使合法但是地位低下，這使得他們只能干惡劣的工作，而本地工人盡力維護自身的地位 ( 越來越糟糕的勞動分工) 。資本在本地工人階級之下制造一個地位更低的層級，從而具有在生產上利用他們、在政治上控制他們的能力，而這取決于新的勞動力的持續不斷的流入。與認為勞動力遷移無窮無盡的觀點相反，伊·沃勒斯坦宣稱“到 2025 年”全球現有勞動力儲備將被耗盡?！皠趧恿Χ倘薄钡那闆r在今天已經導致這樣的趨勢： “勞動儲備”的不足在東歐、中國和印度正變得清晰可見。
當今的卡爾和維拉
上述論證只有在無產階級化被理解為不可逆轉的進程時才令人信服。歷史上只有少數特殊的相反情況，例如定居者殖民地的情況。已經通過遷移和雇傭勞動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物質潛力的無產者，他們不會接受限制遷移和降低工資，無產階級化進程中的斗爭并不是反對無產階級化，而是反對它的條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歷史上，農民、土地問題已經從政治層面被提出了四次，每次都經歷了是改良還是革命的辯論： 第一次發生在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 ( 法國大革命是一次城市反對農民的革命) ； 然后出現在 19 世紀末期之后西方和俄羅斯發生的無產階級革命的背景中； 第三次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民族解放運動中； 現在隨著 “新自由主義危機攻擊”和 “新農民運動”的興起，再次出現。
前三次提出這個問題，是涉及處于少數地位的人可以通過與他人結盟奪取政權。少數人的政黨 ( 城市工人) 宣稱他們因其 “歷史使命”而具有先鋒隊地位，這一使命只有通過和多數人 ( 農民) 建立暫時的聯盟才能實現。這就是 “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論點，或者說是考茨基和列寧使馬克思轉化成的論點。當前的討論不能被導向此種路徑。
1899 年，卡爾·考茨基在他的著作《土地問題》中論述了這一“經典立場”： 農民階級解體； 大規模農業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居于首要地位。列寧關注的是工業無產階級的斗爭，這是站在少數者的立場，并且只有聯合農民才有機會進行革命，他認為： 我們必須通過各種方式支持農民起義以沒收地主的土地，但是決不觸動小資產階級的財產。我們支持農民運動發展成為一場民主革命運動。如果它呈現反革命、反無產階級的特征，我們時刻( 立刻、馬上) 準備著與它進行斗爭。洛仁·戈爾德納闡釋道： 列寧想要工人階級的國家自覺地、人道地實現歷史上資本主義國家盲目地、血腥地實現的過程： 把小農生產者轉變為工廠工人。( 這一問題留給了斯大林，由他來自覺而血腥地實現這一轉化。)在任何歷史時期或任何地區，一旦農民成為少數群體，共產主義的群眾性政黨也就隨之消失 ( 或者轉化為社會民主黨) ，這已成為規律性特征； 它們是 ( 或者曾經是) 強制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政黨，它們在農村擁有它們的主要根據地。
馬克思本人長期關注的是迅速增長的、隨處可見的、充滿斗爭精神的工人階級的革命潛力，但是，在 1848 年和 1871 年的革命失敗擊碎了他速勝的希望之后，他分析的重點轉向是什么造成了資本主義同時處于 “既不穩定又穩定”的狀態。他再一次密切關注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在與查蘇利奇的通信中提到了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機： 當俄國的 “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危機與西歐國家的資本主義危機同時發生時，工人階級的斗爭和農村人口的斗爭就會同時到來。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某些革命性的嶄新的事物有可能發展。馬克思曾詳細闡述了俄國農村公社“固有的二重性”： 集體所有制和私人生產同時存在。俄國發生的革命能夠阻止農村公社的滅亡。一旦集體因素在特定的歷史環境( 西方資本主義危機) 與工人階級的革命同時發生，它們或許成為一種新的公社化 ( 共同體化) 形式的起點。這些通信通常被看作馬克思根本不持有 “歷史決定論”的證據，或者說被看作他希望宣揚 “直接跨越”前資本主義共同體的證據。然而，更重要的是馬克思對待這些問題的方法。馬克思通過 “全球重構”的概念分析這些問題，——但是，今天我們能夠，而且是必須以不同的態度討論這個問題，例如，當今越來越不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工、農) 最好走到一起的問題了。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 “新農民運動”已被視為反對 “新自由主義”斗爭的全球先鋒和反全球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斗爭形式多種多樣，并且蔓延到全球各個角落：中國、越南和埃及的農民騷動，巴西和其他地方占領土地的斗爭，拉丁美洲、墨西哥、印度和菲律賓等地農民對 “大型發展項目”的封鎖和敵對行為以至武裝斗爭。參與這一運動的組織常常擁有成百上千的成員 ( 例如，像在安達盧西亞的農村勞動者聯合會SOC) ，他們和大型的群眾組織如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 ( MST) 、印度的擁有接近百萬成員的各種農民、小農場主組織并肩行動，十分活躍。自從 1993 年以來，農民之路( Via Campesina) ，一個傘形的組織，負責協調全球農民運動及其附屬組織的行動，包括參與世界社會論壇、聚集到八國集團峰會場所表示抗議。在國家政權層面，發生在拉丁美洲 ( 巴西、玻利維亞) 的 “政治左轉”要歸功于這些運動。
發生在墨西哥的恰帕斯州的農民起義在這一運動中具有決定性意義。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并沒有把他們的重點和希望放在無產階級化的潛力和現實上，放在農村和城市的雇傭勞動者的經歷以及移民的經歷上。
盡管事實上他們自己的基礎由 ( 一再遷移的) 農村無產者組成，但是從一開始薩帕塔就強調土著社區的價值觀并尋求與全球政治運動結成聯盟。這種抵御墨西哥軍隊的持續包圍和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努力一直顯得十分微弱。隨后采取的行動是越來越少地依賴不會帶來什么勝利的公民社會和左翼政黨，而致力于同眾多獨立的、更加激進的團體結成網絡——“另一種運動” ( the Other Campaign) ，但是這也無法阻止鎮壓的加劇。2007 年 12 月，副司令馬科斯宣布初步從公共視野中隱退，他談到 “缺乏國際公民社會的社會響應”，談到 “戰爭的味道”。特別是巴西和玻利維亞的例子表明， “政治左轉”是以犧牲那些曾經幫助新政府奪取政權的運動為代價的( 見下文) ——那些運動把重點放在了政界，無視由于當前的社會動蕩和變動而采取更激進措施的可能性。
無產階級化和半無產階級化
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根據擁有地產的多少把農村人口劃分為富農、中農以及小農和農業工人。這種劃分對于那些所謂的“中心”國家，對于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中葉之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是有意義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和歐洲的受雇于工業領域的工人的比例就接近 40%，在1870 年到 1970 年期間，從事農業的人口比例減少到 5%—10% 或者更低 ( 在今天的美國，從事農業的人口的比例低于2%) 。在英國、美國、德國和法國等發達國家，農業部門已經轉變為資本主義關系——這個過程到20 世紀 60 年代仍然在進行中。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 “西方的”農民問題的不復存在。在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農村人口被卷入依附性的工業化的過程： 農業為世界市場進行生產。在這一過程中一些地區出現了大規模的勞動力移動 ( 例如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韓國) 。與 “中心”國家不同的是，對處于外圍的國家來說，富農、中農以及小農和農業工人的三分法沒有什么意義。在這些地方，社會階層在大農場主和小農、農業工人之間出現兩極分化，上文描述的小農和農業勞動者的半無產階級化進程是 “新農民運動”的物質背景。
新農場主的運動
下面我們把討論的重點縮小到印度、巴西、中美洲和南美洲，再討論其他地區的事情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勝任的。
印度
印度是一個農村為主的國家，其中充滿著有地農民、大農場主與無地階級的矛盾。許多農戶在 30 年前的土地改革之后成為小農，這種以少量和糟糕的土地為基礎的農民化進程導致農民在農業生產和雇傭勞動之間持續不斷地來回移動。自從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戶均擁有的土地減少了一半 ( 從 1961年的 2. 6 公頃減少到 1. 3 公頃) ，擁有低于0. 2 公頃土地的農戶數量從 1971 年的 62%增加到 1992 年的 71%。約有 42% 的農村人口擁有土地。大約占人口 5% 的大農場主和中等農場主擁有 42%的土地。80% 的印度農民不能依靠耕種他們的土地生存。農村家庭收入平均只有 35%來自農業生產。因為遷移到城市需要最低限度的資源 ( 一塊土地) ，最貧窮的那部分農民留在了農村。出現在 20 世紀 70 年代的 “新農場主運動”( 它通常被稱為“小農場主”［farmer］運動而非“農民”［peasant］運動) 是所謂的綠色革命的產物。
為市場而生產的大中型農場主新階層是這一運動的積極核心。他們在民粹主義意識形態 ( 例如，農村人口反對城市社會) 之下集合起來，他們的共同利益在于更高的農產品價格。自從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這些致力于在綠色革命中興旺發達的農場主階層面臨著價格和利潤下降的問題。新農場主運動的高潮于 20 世紀 80 年代中后期出現在興起綠色革命的一些邦 ( 馬哈拉施特拉邦、北方邦、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 。后來數十萬的人們參加了那場動員，數千人在活動中被逮捕，數十人被殺害。馬哈拉施特拉邦的農場主聯合會 ( Shetkari Sangath-ana) 、印度農場主聯合會( Bharatiya Kisan U-nion，簡稱 BKU，主要在旁遮普邦和北方邦)以及卡納塔克邦農場主協會( KRRS) 是該運動中的最大組織。這些農村運動之所以被冠名為 “新”，是因為它們都不涉及土地分配問題，而是以價格問題為中心( 包括化肥、電力等等的價格，市場以及國家擔保的農產品價格) 。行動的形式是 “活動分子型”： 阻斷鐵路，拒絕政府官員訪問鄉村，從市場撤回農產品，抵制議案…… 在部分運動中，婦女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婦女獨特的”要求被提出來，其中包括反對嫁妝制度，反對酗酒，要求同樣的土地所有權。農場主聯合會有它自己的婦女組織——在 1986 年在一次集會中約 15 萬婦女集中在一起，而印度農場主聯合會( BKU) 則代表了具有一定父權制傾向的北部。
一般來說，農業精英——大農場主和中型農場主、上層土地占有者種姓——主導這場運動。從一開始起，對大多數農村無產階級來說，這場運動僅僅提供了有限的對未來的承諾，農場主聯合會 ( Shetkari) 定期對全球貿易協議的潛力進行積極評價，在成立大會的期間，關于 “農業勞動者的現狀”的問題甚至被從議程中取消。在 20 世紀 80 年代孟買紡織工人罷工期間，該農場主聯合會與貿易和運輸部門的小企業家協會的關系比與城市工會的關系更好。印度農場主聯合會( BKU) 甚至不想討論農業勞動者的最低工資。在 20 世紀 80 年代，由于這些組織的領導者看到跳進官方政治的可能性日益明顯，更激進的行動就更加經常地被舍棄 ( 例如，農場主聯合會的首腦喬希在 1989 年登上了部長的寶座并擔任關于農業問題的常設政府委員會主席一職) 。
巴西
由于起源于殖民地種植園經濟，大規模的土地所有制同無地的工人階級之間發生尖銳的兩極分化。只有在少數的情況下，小農才能夠維持自己的生存。20 世紀 40 年代以來，隨著用于農業生產的土地數量的翻番，小莊園 ( 小型家庭企業) 的數量也增加了一倍。這些企業不是 “瓦解的產物”，而是一種以大莊園為基礎的經濟的結果和農業產業的延伸。在 1. 88 億總人口中，近 500 萬農戶不能靠自己的土地生存，450 萬個家庭根本沒有土地。正式的農村無產者人數自 20世紀 70 年代以來減少了一半。作為機械化的結果，雇傭勞動在農業工廠中增加，甚至以長期就業的形式出現。而小型企業和家庭企業的工人則在農業勞動、農業企業的雇傭勞動者或其他形式的雇傭勞動就業之間變換其就業形式。同時，農業工廠和被邊緣化的小莊園數量的增加導致的多種勞動結合在一起的形式重新變得越來越普遍了。
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 MST) 創立于 1984年，該組織擁有成員 200 萬人，盡管也有資料表明成員大大少于這一數字。2007 年 10月，17000 人參加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土地占有問題從一開始就被提上該組織的議程。該組織援引了巴西憲法的第 186條，該條款規定了占領 “荒地”的合法權利。這些占地運動屬于塑造一個作為工會運動的一部分的基礎廣泛的組織的努力的一部分。在這一努力中，三個政治性的、組織性的問題處于中心地位： 與巴西工人黨 ( PT)的關系、警察和軍隊的鎮壓以及組織中的一般成員的培訓。無地農民運動的部分成員是先前的農村勞動者、小農的子女以及不再把進入城市作為最終目標的移民。他們聚集在沿重要大道搭建的營地。該組織有意在道路兩邊的帳篷營地里集會、進行教育和培訓，以便讓人們看到。他們住在用塑料篷布搭建的簡陋小屋里，以 “黑篷布兒童”而著稱。他們在周邊地區種植莊稼或去工廠做工，他們的孩子去附近的定居點或城鎮的學校上學。在許多情況下，一個廣泛的支持網絡已經建立，公交線路已經貫通。這些帳篷成為占有土地的起點。另一部分無地農民運動成員依靠實際占有的土地生活，即土地改革形成的定居點。在無地農民運動存在的第一個十年期間，它曾嘗試在那些定居點建立 “生產合作社”。鑒于家族的土地邊界發生變動，以及許多人看不到土地作為永久財產的 “回報”，在多數情況下，這些努力自從 20 世紀90 年代中葉以來就已經終止了。主要是年輕人再次離開了，幾年后，大約 30%的家庭離開定居點。
盧拉執掌政權之后，無地農民運動遭受了雙重壓力。無地農民運動一直強調獨立于任何政黨，首先是獨立于盧拉的工人黨。盡管如此，無地農民運動始終得到國家的支持，土地政策和福利政策對無地農民運動的動員能力具有重要意義。在盧拉執掌政權時，已承諾的土地改革也沒有發生： 政府把籌碼放在出口生產、特別是為出口而進行的農作物燃料的生產上。2004 年被驅逐出土地的人數與通過土地改革占有了土地的人數相當。盡管如此，自從盧拉政府 2002 年執掌政權以后，占有土地的事件卻大大減少： 在2003 年仍有約 300 件，2004 年是 150 件，2007 年甚至不到 50 件。2003 年以來，有資料顯示營地的數量大約下降了 60%。盧拉政府沒有推行土地改革，取而代之的是進行了低水準的福利貨幣再分配： 今日約 1100 萬個家庭收到了所謂的 “家庭錢包”，一種“家庭津貼”。其結果是，與營地中的 “艱難生活”相比，城鎮生活重新變得比較有吸引力了。生活在都市的人們一直是該運動爭取的目標群體，但現在人們不愿意回到土地上并忍受營地里的艱苦生活。
玻利維亞
在玻利維亞也有一個無地農民運動。該國無地農民運動 ( MST) 成立于 2000 年。與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組織相類似，該組織包括 “住在城鎮和鄉村之間”的無產者。它的根據地在東部省份，該地區農業工廠同無地的農村無產階級之間的兩極分化最為著名。盡管遭到鎮壓，占地運動還是一次又一次地取得成功，由此導致運動的成員增加到5 萬人。恰好在莫拉萊斯政府執掌政權之前，該運動發生分裂： 除了其他原因，有關占地運動在將來是否應繼續的爭論是最大的問題。這次爭論被莫拉萊斯政府用作插足該組織的切入點： 只有在占地運動暫停的情況下，無地農民運動黨能獲準參加有關制憲會議的政府討論。
中美洲：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小農維持生計的耕作崩潰的主要原因有兩個： 國際農業管制和鄰近美國。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水稻——洪都拉斯生產的居玉米和豆類之后的第三大糧食作物——是由 25000 個稻農生產的。到 2005 年，稻農的人數減少到 1300 人。造成這一發展變化背后的原因就是來自美國的進口。在1994—2000 年期間，五個主要大米進口商的價格降低了 40%，而消費品的價格上漲了10% 以上。對于眾多小農來說，這意味著他們為了勉強維持生存，被迫在從事糊口的農業種植和進工廠做工的雙重角色之間來回轉換。他們有的遷移到美國，或者遷移到拉丁美洲的邊境加工廠的工業區； 其他在家的親屬依靠他們匯回的錢維持生活。自此以后，越來越多的人們背井離鄉，尋找著各種不同的收入渠道。他們那塊巴掌大的土地上生產的糧食僅僅能夠滿足每天填飽肚皮的需要。
農民之路
當 “農民之路”在 1993 年成立時，它表現了 “新農民運動”的廣泛的基礎和實力，然而 15 年之后，該組織在政治內容( “農民”) 和組織形式 ( “網絡”) 方面的局限變得顯而易見。
“農民之路”于 1993 年成立于中美洲并且 1996 年至弱點 ( 階級分化和政見差異) 。在菲律賓和印度，情況是徹頭徹尾的 “阻滯”，例如在印度，農場主聯合會 ( Shetkari Sangathana)和印度農場主聯合會 ( BKU) 是 “農民之路”的主要組織。這兩個組織常常把較小的、大多數是無產階級性質的團體 “排除在外”。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在過去的幾年中，組織內部存在各種各樣的爭吵。
革命而不是 “聯盟”
工人和農民如何能夠團結起來的問題，曾是 20 世紀的問題之一，也許是最主要的一個問題。在很長的時間內，很大一部分政治左翼的答案是這樣或那樣的農民革命。即使在 1968 年毛澤東主義滲透到西方世界的城鎮的全球運動之后——即便說只是以各種各樣自我標榜的新共產黨的建立這種荒謬的嘗試性形式出現，但畢竟那也是全球性的現象。然而從長遠來看， “1968”是對毛主義以及其他以發展為中心的意識形態的最后一擊。今天，農民沒有被強迫服務于追趕資本主義的發展，今天，他們被號召起來，作為一股力量去挫敗資本主義的發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正如詹姆斯·彼得拉斯所宣稱的那樣，“新農民運動”在拉丁美洲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先鋒。還是在這個意義上說，自從恰帕斯和西雅圖之后，反全球化運動把“新農民運動”看作處于 “全球南方反對全球北方”斗爭的前線。
我們稍稍分析各種農民組織的社會構成就足以反駁這些論斷。如果不考慮理論和政治的分歧，結論——不論是左翼的、馬克思主義的農業專家還是“主流經濟學家”——是一樣的： “半無產階級化”是無產階級化的普遍形式，這種形式導致維持生存不再像“退回來謀出路”那樣容易了。“傳統的農耕”幾乎不復存在，與此同時，雇傭勞動在全球范圍內不斷增長，包括工廠雇傭勞動在內。
甚至主張小農擁有獨立的政治代表的人也批評說，“生存視角”只是從象牙塔里看到的景象。這已經成為 “農民運動”的強有力之處： 他們把現實的發展作為出發點，而不是從意識形態 ( 維持生存) 和別人預先設計的浪漫圖景出發。
在過去 35 年的危機進攻中，農民運動顯得很強大。這首先是因為工人運動變弱了，其次是因為 “新農民運動”把無產階級化 “不均衡不一致”的特點作為出發點。一些政治理論家試圖抓住以工業商品生產為形式的剩余價值生產同雇傭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 ( 這是資本主義積累的前提) 之間的關系。在 20 世紀 80 年代，他們中的一些人似乎能夠把這兩個極點結合在一起。正如工廠是生產者進行斗爭的場所，勞動力市場和家庭是為勞動力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而進行斗爭的地方。同時，基于此次爭論，來自 “午夜筆記” ( Midnight Notes) 的 G·卡芬齊斯闡發了一種 “勞動—能力生產的分析方法”( Labour － Power Production approach) 。他認為，捍衛 “生存保障”以反對資本的進攻( 逐出土地、削減福利國家的福利、前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 以及爭取民眾的斗爭處于全球運動的前線。鑒于這種分析方法看來可以不是那么困難地使自己處在正確的立場上，它看上去似乎很有吸引力。但是這種理想化的視角越來越不能夠清楚地看到并理解實際斗爭。這種觀點接近于北方工人階級的道德譴責，并且只關注 “防御資本的進攻”而忽視了例如在印度和埃及的階級斗爭中出現的潛力 ( 參看德語版 《野貓》雜志的相關文章) 。在中國，對第二代農民工來說，返回農村作為一種選擇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這預示著工人階級的政治重組。
相對于這些嶄新的意識形態生產，馬克思致力于把俄國農村公社的危機與資本主義生產危機相聯系，是一種更新式的方法。今天，我們確實經歷著一個全球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盡管其狀況相去甚遠，但他們彼此存在直接的聯系。在北方和南方、東方和西2003 年其總部設在洪都拉斯，這并非偶然。 “農民之路”是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和歐洲的農民組織倡議的產物。20 世紀 90 年代是 “非政府組織的十年”：“農民之路”的許多初始團體成員在財政和組織上依賴于這些非政府組織。“農民之路”由此得到教訓并致力于變得比較獨立。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全球土地改革運動”是其活動的重點。 “農民之路”批評由世界銀行發起的土地改革的效果 ( 改革由市場決定) ，并反對這些政策，要求進行 “真正的土地改革”。該組織的戰略可以概括為 “揭露和反對”。這個戰略包括媒體活動，在全球大型活動中高調出場，支持當地的農民運動，同時也與糧農組織 ( 聯合國的農業組織) 和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 ( 另一個聯合國機構) 的代表進行會談。
在此期間， “農民之路”根據自己確定的標準對取得的收效進行評估： 我們設法強加主題了嗎？ 有可能給政治人物施加壓力嗎？ 他們改變態度了嗎？ 這樣做帶來實質的變化了嗎？ 這是一些源自網絡世界的標準。但是，即使我們可以運用這些標準，我們也可以說，事實上所取得的成就從數量上來看并不多。從根本上講存在兩個原因： 首先，網絡的形式往往取代了 “對現實進行政治分析，甚至妨礙進行政治分析”。第二，該運動的初始力量 ( 多方面的成分構成) 轉變成方、城鎮和鄉村，工廠、呼叫中心和農業工廠，雇傭勞動都在絕對地和相對地 ( 相對于世界總人口) 增長，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必須盡力在剝削形式和工作形式之內，當然也在反對從屬于全球資本關系的斗爭內，抓住全球視角： 全球工人階級如何在全球社會合作中把自身建構為行動主體？在本文的開頭，我們主張最終擺脫列寧主義和毛主義的視角。我們還必須從頭腦中清除 “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的視角，這是企圖 “馴服”資本主義的改良派觀念。
K. H. 羅斯在 1994 年提出 “新無產階級” ( New Proletarity) 的論題，試圖發起一場在全球資本關系下的全球 “同質化”的討論。鑒于全球工人階級的形成，他提出了“左派的任務”的問題。此次嘗試失敗了。關于 “同質化”的論題被誤解為生存條件全球相一致，其所涉及的關于全球無產階級的形成的問題被瑣屑的理論爭論所淹沒。現在，“新農民運動”已有 15 年的歷程，各種各樣的非全球運動已有 10 年歷程，在目前糧食騷亂、食品危機和所謂 “氣候問題”的背景下，各種各樣的非全球性運動此起彼伏，從進行剝削的 “全球斑點”重新出發恰逢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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