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傳播學者揭露美國傳媒黑暗真相
2006年11月15日
內容提要 由于與政治經濟權力的聯系日緊，媒介作為民主論壇和監督力量的作用發揮得越來越不好。美國大公司和政府藉由媒介將他們商業文化和思想大量灌輸給美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以維護國內社會現狀和充當世界領導者。受商業利益驅使，媒介紛紛合并集中，走向壟斷。媒介所自我標榜的“個人選擇自由”、“客觀中立”、“內容多元化”、“社會無沖突性”、“人性不變”等是神話。新技術的發展也改變不了媒介受大公司和政府控制的特性。在新技術時代，由于媒介權力大小懸殊，信息分配還是“貧富不均”，甚至“二極分化”更厲害。席勒對美利堅帝國文化和媒介的批判與唯物主義有內容的相似。
美國傳播學者赫伯特·I·席勒(Herbert I. Schiller)，是美國批判學派的先驅。席勒認為，大眾媒介緊緊聯系著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中心。由于這種聯系，媒介提供民主論壇、監視有權勢的利益集團這些最關鍵的作用就常常發揮不足。
UCSD傳播學系的創始人
席勒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UCSD)傳播學榮譽退休教授。1970年，他創辦了UCSD傳播學系。1999年10月，在他80歲的時候，一個以“在新全球經濟中的媒介和傳播”(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在UCSD傳播學系的主持下召開了。這是一個專門為慶賀席勒學術成績而舉行的會議。二十來名深受席勒思想影響的學者提交了論文(Seiter,E,1999)。
席勒在他的學術研究中重點調查了美國的傳播制度和傳播程序。他說明了占優勢的美國政治經濟是如何利用媒介來安撫國內公眾，同時又對全球實行霸權的。他的研究范圍有信息娛樂業的工業結構、美國文化業的全球擴張、使美國文化業不斷膨脹和發展的技術原因等。他的8本著作和發表在學術性和大眾化期刊上的幾百篇文章，奠定了他在傳播研究中和就媒介在現代社會中所起作用的公共辯論中的主角地位。
席勒受訓于經濟學，在20世紀60年代轉向媒介研究，1969年出版了《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1973年出版了《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席勒在其著作中，對兩種主要的傾向提出了警告：一種傾向是，在美國國內，私有勢力對公共空間和公共體制的占領；另一種傾向是，在國外，特別是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美國公司壟斷著文化生活。這種批評代表了與當時媒介研究傳統方法的決然分裂。通過重新引進50～60年代已經極少引起關注的對政治經濟權力的爭議，從而改變了媒介研究的學術議程。
20世紀80～90年代，席勒將注意力轉向“信息社會”的興起，出版了《誰知道：在財富500強時代的信息》(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公司的文化：公司取代公眾表達》(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和其他一些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他提出的論點是，新的信息技術擴展了權力之間的聯系(這是他在早先的著作中批評過的)，從而使公司的權力深入到世界的新部分和生活的新領域(包括教育)中去。
他最近完成了《生活在頭號國家中：一個美利堅帝國批評者的反思》(L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 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一書。這本書是他對自己政治思想發展的部分陳述。
2000年1月29日，席勒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拉霍亞市逝世。席勒在傳播系的同事邁克爾·科爾(Michael Cole)教授回憶道：“當我1978年來這里的時候，赫伯是心臟、靈魂，是對媒介批評研究感興趣的學生的集合點。對傳播的討論從一個小小的博士項目變為世界級的科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赫伯特精力和決心的一個紀念碑。”(郭鎮之，1999)。
本文主要介紹席勒的著作《思想管理者》及其媒介批評思想。
媒介，服從的工具
《思想管理者》如是說：“現在，全國傳播業慶典活動的交響曲，是由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代理人——即白宮總統辦公室、麥迪遜大街公共關系和廣告公司辦公室的居民演奏的。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今后，媒介控制者甚至將對資訊管理采取更加嚴密的組織手段。在一個復雜的社會里，資訊流通乃是無與倫比的權力資源。幻想這種權力的控制會銷聲匿跡，則是不現實的。”
通觀《思想管理者》一書，對美國媒介進行尖銳批判的觀點處處可見。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分析與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有某些相通之處。政治經濟學批判都是它們探討問題的武器。
顯然，秉持這種學術態度，席勒需要有勇氣。1997年12月，在美國“因特網與政治”(internet ＆ politice)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晚年的席勒在接受一個名為格爾特·羅文克(Geert Lovink)的學者采訪時承認：“至少在美國，文化研究的主流總是拒絕認可用政治經濟方法探討傳播問題的正統性”(Lovink, G, 2000)。但是，席勒的政治經濟分析法有助于人們了解媒介的一些本質性的東西。《思想管理者》這本書大量討論了“美國媒介被大公司和政府所操縱”這個議題，而這種討論是經驗主義實證學派的人所不愿做的。
在書中，席勒批判了媒介對廣告的嚴重依賴，。他認為，這樣做的結果是媒介成了大公司的控制物。在美國，僅就報紙來說，收入的70%來自于廣告。電視在這方面更是突出。廣告業為美國媒介財政提供者。沒有廣告收入，美國的許多的信息通道就會干涸。而媒介對廣告商的依賴，其實也就是對大公司的依賴。有事實表明，廣告行業的收入來自生產大量消費品和提供消費服務的全國性大公司。廣告商以及他們頂頭的大公司就是這樣通過控制財政渠道巧妙地控制了媒介。并且，大公司及其代理人的胃口永遠不會滿足，為了達到使媒介忠實地服務于大公司利益的目的，他們就要徹底控制所有媒介的內容。而媒介一旦被控制，無論媒介最初歸屬于誰，都會成為商業文化的工具。
席勒還分析說，媒介的走向集中和壟斷，其基本原因也是對廣告利潤的追逐以及對大公司的服從。在市場里，大宗廣告總是對大的媒介情有獨鐘的。媒介之間的殘酷競爭導致了一大批小媒體被迫歸順到優勢大的少數大媒體手中，從而形成了媒介的壟斷。而大公司是很樂于看到媒介的壟斷的。這是因為媒介越壟斷，競爭就越少，大公司就越易于進行思想的控制。
占優勢的媒介絕不會僅僅滿足于在國內市場的壟斷和成功。《思想管理者》又指出，伴隨著大公司的海外擴張，媒介也要占領全球市場。可想而知，美國媒介向海外輸出思想，其基本的動力也是來自大廣告和大公司。凡在美國大公司存在的地方，就有美國廣告的影子，就有美國媒介的聲音。在加拿大、在亞洲、在非洲，當地面臨的，不僅僅是消費品市場的日漸被美國產品所占領，而且他們的文化市場、思想市場也逐漸地為美國文化和媒介所掠奪。我們知道，席勒在稍早的《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里就提出了“傳播帝國主義”的概念。他指出，美國文化輸出的特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與文化輸出有關的大眾傳播媒介，很多是受美國國防部和跨國公司控制的。二、美國提倡的信息自由流通主義實際上是美國意識形態君臨他國的代名詞，因為發展中國家大眾傳播事業不發達，沒有什么信息可以流入美國。三、美國向發展中國家傾銷電視節目，使一些國家的傳統文化瀕于滅亡。(陶涵主編，1997)
席勒有理由地說，美國媒介受到的是雙重的束縛，它除了要受來自以上所說的大廣告和大公司的經濟上的控制外，還要受來自政府的在政治上的嚴格管理。美國政府與大公司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政府熱心支持大公司對媒介的控制，在技術、資金、政策等方面給予種種方便。而且，美國政府對媒介的直接控制和管理也越來越明顯和露骨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了美國媒介不受政府控制的神圣權力，但是，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為什么出現這樣的現象?席勒是這樣認為的，美國政府深知要想控制公眾就得首先操縱語言和形象，“大批知識產業勞動力的增加，使美國的媒介管理者認識到，必須對正在放松的資訊文化環境加以控制。”尤其是，美國政府為了充當全世界的領導者，它需要強大又服從的媒介來對全球人民進行有效的思想操縱，進而實現它不僅在經濟上統治世界，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全球美國化”的最終目的。有鑒于美國媒介在全球的霸道，不發達國家提出了“建立世界新聞傳播新秩序”的強烈要求。
總之，席勒認為，經濟和政治的雙管齊下使媒介作為“第三種權力”或“第四部門”的特征全無。美國媒介只是包括財富五百強在內的跨國大公司用以出售其產品、服務、觀點的工具；也是政府用以維護社會規范、社會制度、社會秩序以及搞全球霸權的工具。
可是，新聞媒介畢竟是公眾觀察社會、形成思想的主要依據。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席勒在《思想管理者》一書中的擔心，即：“美國的媒介管理者創造、篩選、精煉、主宰著我們的形象與資訊的流通，從而決定我們的信仰、態度——最后，還有我們的行為舉止。”
媒介神話的破滅
那么，當媒介已不是一支獨立的力量了，當電影制作室、光纜電視網、電視生產、唱片、報紙、雜志、書籍出版等等都被歸并到時代華納公司、迪斯尼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甘尼特報系等一小撮巨型媒體中的時候，美國的新聞變成了什么樣的東西了呢?
我們能想像得到，媒介就成了一架賺錢的機器了。新聞報道和資訊節目被當作一種商品處理。公眾所寄予的新聞媒介的抗衡、監督和籌劃作用，難以實現了。電視臺、報社、雜志等媒介都拋棄了全面新聞報道的原則，也都放棄了作為新聞工具的功能(帕倫蒂，1992)。
席勒說，就連在大宗廣告前的時代里，曾被稱為媒介的“上帝”、“衣食父母”的受眾，如今也成了商品，由媒介出賣給廣告客戶或大公司。現在的媒介只想為他們的出資者服務。如今的媒介眼中，節目的“上座率”或“收視率”這類受眾指標是否高并非最重要。它們最關心的是節目能否受到廣告用戶和大公司稱贊，是不是能招攬廣告和得到跨國大企業的財政支持。由于這樣，媒介對受眾質量的關注遠甚于對數量的關注。能吸引有購買力的符合跨國集團口味的受眾，是媒介新的評價標準。
席勒還批判了美國新聞媒介所謂的“客觀性”、“中立性”的神話。《思想管理者》借《時代》雜志開山鼻祖享利·盧斯(Henry Luce)的嘴來揭開“客觀性”的神話面紗。盧斯說，“所謂的新聞客觀性——主張作者呈現事實而不賦予那些任何價值判斷——是現代說法，而這嚴格來說是騙人的。這正是我必須棄絕抨擊之物。所以，當我們說該死的客觀性，這才是我們正在談論的東西。”新聞媒介已經是掌握政治和經濟權力者的代言人了。新聞媒介的內容往往反映那些給新聞媒介提供資金者的利益。只當新聞事件的旁觀者而不與資本所有者站在同一立場上，新聞媒介哪里能做到這樣呢?所謂“客觀性”只是媒介的自我吹捧罷了。
同時，席勒的《思想管理者》稱，媒介所標榜的“個人權利至高無上的”、“人性不變，世界亦不變”、“社會無沖突”、“媒介多元化，內容選擇多樣性”，也是神話(myth)，是成不了現實的。“操縱者正是利用這些迷思(myth)來解釋、證明、有時甚至粉飾現狀，去獲取大眾的支持，以維護不符合多數人長期實際利益和社會秩序。一旦操縱成功，操縱者便不再考慮其他社會安排。”
在稍后出版的《公司的文化：公司取代公眾表達》一書中，席勒引用洛若·保卡克(Leo Bogart)——美國報紙廣告局前副局長的話來證明他對媒介的批評。保卡克在一本名為《美國媒介社會與它的商業文化》的書中寫道：“……當代美國文化把自己徹底的市場化了。它們在市場上伺機而賣。它們所炮制生產的東西也始終根據市場的要求來度身訂做的”。保卡克的解釋是，美國文化生產電影、做電視節目、寫書、作曲等都是按照廣告用戶和大公司老板所制訂的規格來進行的。商業原則是壓倒一切的考慮因素。在無情的沒完沒了的商業勸服信息浪潮的沖擊下，大眾被迫穿進了商業的緊身衣中。大眾已經失去了想象力和創造性。他們的所思所想所做都是由廣告商和大公司通過媒介所耳提面命授予的。(Schiller,H,1997)
不過，席勒在對美國媒介進行無情抨擊的同時，還是對美國人民抱著希望。《思想管理者》、《公司的文化：公司取代公眾表達》兩本書都提醒人們說，美國人對商業文化并非照單全收。首先，美國公眾正在覺悟。“產業工人，無論年齡大小，都有可能為了保護自己，被迫放棄現在對社會‘制度’的支持，并采取積極的批判立場”，“只要這種系統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批判性的問題就會層出不窮。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早已不相信自己在媒介上的所見所聞。他們在憤世嫉俗情緒正在強化著現狀，可以用不同的刺激，形成公開反對和政治抵制”。其次，在只講大公司言、只聽政府話的巨擘媒體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新聞媒介。這些媒介雖然弱些，不是主流，還構不成對美國商業文化帝國的強有力的挑戰，但是，它們卻在發育中。并且它們是美國民主最需要的。它們的存在使得美國媒介的活力始終沒有消失。已有十來年歷史“紙老虎電視”就是并非所有美國人屈服于商業媒介神像的明證。這家電視臺位于紐約，身處國際性大媒介集團的包圍之中。但是，這家電視臺還是沖出重圍，每年制作200部節目，發展了衛星頻道，向全球播放不受商業侵蝕的有“獨立性”的新聞(Schiller,H,1997)。
新技術·民主?
在大眾傳播新技術獲得了大發展的時代，尤其是互聯網時代，媒介的商業化會不會有所改變?媒介有關建立民主論壇、監督政府、批評大企業的諾言是否就能很好地去履行呢? 《思想管理者》是不樂觀的。我們看看書中的有關論述：
“資訊豐富的及其硬體將解決我們現存的社會弊病，這種觀點既淺陋，又騙人。如果認為貧民區的兒童在電腦面前，將會奇跡般地克服數代被剝奪者身上的弊病，那就太淺薄了。如果讓人們用技術與技巧，去影響體制基礎——這種基礎仍在繼續負責新工具的發展方向與發展重點——那是在騙人。……有關新技術資訊特性、前途的中心問題依然是：新資訊技術對誰有利?它在誰的控制下被實施?……軍事利益和私人的商業利益，已經主宰了新資訊技術的發展。它是目前控制著美國資源決策的集中性私營經濟結構過程和機制的需要。……公司不僅牢固掌握著資訊流通權，而且壟斷著打開封閉系統極為有關的數據。”
對在信息新技術時代依然沒有消失的信息“有者”和“無者”的鴻溝問題，席勒1996年發表了著作《信息不平等》(information Inequality)進行深入探討。他指出，個人被授權更多、交互性強、享有的人更多的新媒介的到來，決不就意味著新聞獨占時代的終結。相反，集中的趨勢還在繼續。壟斷組織進入了更多的領域，各式各樣的媒介形式都通通為巨無霸媒介所占有。擁有20億美元的時代華納集團(Time?Warner)現在擁有電臺、電影制作室、電視節目制作室，并且還有不少零售店專門推銷在他們的電影里出現的服飾。迪斯尼集團(Disney)依然是一家巨大的媒介集團。維康(Viacom)公司擁有全球音樂電視(MTV)的所有權，該公司在出售令孩子們失去思索能力的通俗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電話公司、電腦公司也是如此，也為那些超級的媒介集團所有。對讓許多人歡欣鼓舞的“全球化”，席勒也勸大家要冷靜。他意味深長地說，“全球化”表面上是說，任何人都有參與的權力，如果你不參與其中，那么你就要落后或者要失去一切。實際上，“全球化”只為那些超級大國和跨國公司服務，只給他們帶去更大利益。超級大國和大公司利用“全球化”向全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推銷他們的產品以及進行思想文化的滲透。新技術已為大公司所操縱。由新技術所推動的“全球化”異化成了經濟巨大和信息超強者進行霸權活動的新式武器。弱小者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并不能從全球化中享受到太多的好處(Schiller, H, 1997)。
我們知道，席勒并非要指責新技術。技術本身是沒有什么錯的。傳播媒介新技術的發展，尤其是萬維互聯網的出現大大提高了人們的溝通能力。新的媒介形式改變了經濟增長方式，影響到了人的生存狀態。但是，新技術并沒有解決世界問題以及造福全人類。因為，新技術或計算機系統完全控制在強國和大公司手中。用以豐富人類生活的神奇工具變成了奴役人類的武器。對強國政府和大公司來說，人還沒有硬盤容量重要。它們沒有用計算機來幫助窮國或窮人，而是用其來控制全球市場和控制核武器。它們將新技術用高價和官僚主義的鐵墻包圍起來，使之遠離窮國和窮人。正因為如此，在信息社會中，新技術不會改變信息分配貧富不均的狀況，反而有兩極分化趨向。大部分經濟上被剝奪的人，在對新技術爭奪中仍位處絕對的下風，同樣的被剝奪。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有者更有，無者更無。
當“美國在線”與“時代華納公司”合并時，不少的專家發表了與席勒同樣的擔憂。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李希光在網上說：“這是否預示著，隨著越來越多的媒體落入少數媒體寡頭的手中，信息全球化是否意味著全球的信息都將在媒體巨頭的嚴格控制下流通?”他還發問，這種新舊媒體結合而形成的新的超級媒體霸王在信息的內容上和網絡上究竟會有多么開放?這次合并是否意味著互聯網作為一個開放的、民主的和可以發表獨立聲音的論壇的終結?這種“富有的媒體、貧窮的民主”的局面會不會繼續下去?他認為：這次合并將把對影響世界新聞、娛樂、出版的幾大傳媒公司的所有權集中在媒體寡頭手中；幾個媒體寡頭將控制著全球信息的生產和流通；這項合并無疑將會削弱媒體的獨立性，對自由市場理念和全球化神話提出了一個新的疑問(李希光，1999)。
試想，在互聯網時代，擁有最多財富的比爾·蓋茨難道不會成為全球的“總思想者”和“總把關人”嗎?因此，筆者認為，當媒介新技術的發展，其內容主要不是用來服務于公眾，不是為建立民主論壇來發揮其作用的，而是用來取悅于政治和經濟上的強者如政府和大企業時，那么，這種工具已經開始失去了其作為一種公眾機構的活力，它已經大大喪失了其作為民主機構的地位，它作為任何社會的一種重要勢力的作用也已經開始衰落了。席勒對新技術的批判是發人深省的。
帝國文化的反對者
由于對媒介和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政治經濟批判，席勒被人們認為是一個美利堅文化帝國主義的反對者(auti?US?cultural?imperialism)。
1999年，美國新聞記者大眾傳播教育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將“職業自由和責任獎”(the Professional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Award)授予全美杰出的文化分析學者。那些在文化歷史、女權運動、傳播媒介、政治經濟、文學藝術、道德規范等方面作出了令人稱贊的成績的分析學者獲得了這一榮耀。席勒名列其中，并被評獎者譽為“媒介的清醒的、政治的、社會的批評家”(Seiter.E,2000)。
席勒的思想影響了后來的不少美國學者。J·赫伯特·阿特休爾(J.Herber.Altschull)就是一位席勒思想的追隨者。
一位芬蘭學者，也是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協會主席的卡爾·諾頓斯壯(Kaarle Nordenstreng)這樣評價席勒：“赫伯特·席勒是全球范圍的媒介知識分子，他的思想在這個分裂為東方、西方和南方的世界上流傳很廣。”他說，在20世紀70年代，當人們就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其他論壇上提起激烈辯論的時候，在界定西方媒介行業批評家的立場方面，席勒的著作非常重要(郭鎮之，1999)。
將《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一書譯成中文的臺灣學者李金銓也十分地贊同席勒的政治經濟分析。他對席勒的媒介批評觀評價甚高。同時，他反而對大部分人隨聲附和的施拉姆(Schramm,W)和勒納(Lerner, D)等人批評甚多，認為他們將美國媒介理想化了。
當然，對席勒，一些人的評價明顯帶有主流思潮的色彩。盡管那位在美國“因特網與政治”學術研討會上采訪晚年席勒的名為格爾特·羅威科的學者認為席勒對美國媒介所作的唯物主義的分析是真實的。可是，他又說，席勒否定媒介對社會的促進作用，是保守論者。席勒身上有冷戰時期左派的影子，像其他的反美帝國的人一樣，由于對前蘇聯共產主義、斯大林主義所造成的災難了解不夠才這樣來強烈批判美利堅文化和媒介的(Lovink,G,2000)。
一位名叫吉姆·布瑞(Jami Bryan)的學人在評論席勒的新作《信息不平等》時說，席勒對美國社會“信息剝奪”的控訴是很有趣的。但是，席勒在他的書中表現了社會主義思想。正如美國大公司以文化的包裝向人出售其廣告和商業一樣，席勒在他的書中也是利用媒介批評的幌子對社會主義進行倡導。席勒的努力推薦只會招致在商業文化和帝國思想氛圍中長大的美國大部分人的厭惡(Bryan,J,2000)。
顯然，席勒在對美國媒介進行政治經濟批判時與唯物主義站在了一起。但是，筆者認為，他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更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美國媒介確實存在著許多嚴重的毛病，遠沒有達到它所自我標榜的“獨立性、客觀性、中立性、知識性、平衡性和真實性”的水平(帕倫蒂，1992)。普利策當年“按照公眾利益來經營報紙”的夢想遠沒有實現。普利策寄予媒介的做“觀察一切”、“審視不測風云”、“監督社會”的“了望者”的希望，也只是紙上談兵(巴格迪，1986)。席勒以政治經濟分析法為武器批判了美國媒介的“缺陷”，剖析了美國媒介的“病情”。但是，我們要看到，這些批評不管言辭如何激烈，充其量只是席勒在為美國媒介找向第三世界國家或大眾道歉的理由而已。
任何現象都有其“肯定”和“否定”兩方面。席勒令人敬佩的地方是，他不滿于實證主流研究只對“肯定”一面大唱贊歌。他把重點放在對媒介陰暗面的了解和分析上。比起那些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統學者”來說，以席勒為首的批判學派獨樹一幟，重“破”輕“立”，尖銳有力，因而更加發人深省。
參考文獻
1.〔美〕赫伯特·席勒(1996)：《思想管理者》，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公司。
2.〔美〕本·巴格迪(1986)：《傳播媒介的壟斷》，新華出版社。
3.〔美〕邁克爾·帕倫蒂(1992)：《美國新聞自由》，河南人民出版社。
4.陶涵主編(1997)：《新聞學傳播學新名詞詞典》，經濟日報出版社。
5.J·赫伯特·阿特休爾(1989)：《權力的媒介》，華夏出版社。
6.Geert Lovink (2000): Information Inequality An interview with Herbert I. Schiller, http//jump.altavista.com/looksmart: 3月10日。
7.Jami Bryan(2000): commentary on Information Inequality by Herbert I.Schiller http://www.altavista.com/Herbert I.schiller: 3月10日。
8.Herbert I.Schiller (1997): Culture Inc.: Challenging the Global Cultural Factories, http://www.altavista.com/Herbert I.schiller: 2000年3月10日。
9.郭鎮之(2000)：席勒病逝，http//www.sina.com.新聞/新聞傳播研究：3月1日。
10.李希光(2000)：民主的神話，http://www.sina.com.cn/新聞/媒體評論：2月20日。
11.Ellen Seiter(2000):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http://ucsdnews.ucsd.edu//schiller:3月1日。
席勒——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領袖
2001年出版的《電視與新媒介》（Television & New Media）雜志第1期是紀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經濟學家赫伯特·席勒（Herbert I. Schiller）的專輯，里面登載了16位活躍在美國和國際上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回憶席勒的文章[i]，包括趙月枝博士[ii]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 2000年1月29日 去世，享年80。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迭哥校區發布了新聞，《紐約時報》也刊登了訃告（而且是主流報刊關于席勒的最長消息）。[iii]
雖然傳播政治經濟學泰斗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W. Smythe）在學術理論的原創性方面更有建樹，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眾傳播與美帝國》（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1969）在世界上反響甚大，特別是，這本著作極大地影響了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傳播觀點和政策。如果說，斯麥茲是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論盲點的話，席勒則是以厚重的批判將這些思想發揚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 1919年11月5日 ，比斯麥茲年輕10多歲。席勒也像斯麥茲一樣，受到美國和全球政治經濟的影響，從而發展出他的批判思想和學術觀點。
席勒出生于紐約工人階級家庭，他在大蕭條中渡過了中學和大學時代。當時，他的父親長期——長達10年之久——失業，家庭沒有固定收入，生活相當貧困。不過，由于20世紀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氣氛，紐約市向工人階級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費教育，使他后來得以進入紐約的城市大學。雖然席勒更喜歡文學一些，但出于生計的考慮，他選擇了經濟學，以便畢業后更容易找到工作。這種選擇是大蕭條的產物。大蕭條使他產生了強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經濟中必定有著根本性的錯誤。30年代羅斯福政府對美國經濟的研究為學術界提供了詳盡的政治經濟學知識，各界專家對大蕭條的種種政治經濟分析所展示的具體、系統的證據，使席勒了解到美國企業的權力結構及其權力的具體實施。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席勒在軍隊服役，爾后加入了美國在德國的軍政府，這一經歷尤為重要。在德國，席勒見證了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在極短的時間內經歷的強迫性轉型過程；也看到了西德經濟在美國幫助下迅速復興，而這種迅速復興，正是東西德分裂和反共產主義的副產品。在美國軍政府實施重建西德政治經濟的所有這些活動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終的階級意識，例如，西方盟軍寧愿任用前納粹人員，也不愿意左翼人士進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計的壓力，席勒邊工作，邊學習。為了維持家庭，他同時在兩所學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獲得紐約大學的博士學位，此時他已經40出頭了。但與大學這種若即若離的關系和他的工作經驗，發展了席勒獨立思考的習慣和社會批評的能力。[iv]席勒所做博士論文的內容，是對戰后美國援外活動進行的政治經濟分析。此后他開始得到伊利諾伊大學不定期的客座教職。他對經濟資源的研究興趣使他開始注意廣播頻率作為自然資源的問題。雖然他一直在企業研究系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麥茲所在的傳播研究所和斯麥茲本人的注意。結果，當斯麥茲離開美國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麥茲傳播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學位置。
1969年，席勒發表了《大眾傳播與美帝國》一書，引起了學術界廣泛的關注和來自學校內保守勢力的極大壓力。這本書最初由于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類似復印本（后再版）。伊利諾伊大學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書中批評美國的觀點，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諱地反對越南戰爭的政治立場和態度。但此書產生的知名度卻使席勒獲得了圣迭哥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 UCSD）的注意。當時，在美國風云激蕩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進的學生和年輕的教師強烈要求校方聘請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國家說話并且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轉到加州這所著名的學校。他在UCSD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麥茲的命運一樣，席勒也受到美國主流學術界的排擠。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觀點，并一直是保守主義壓制的犧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連續多年工資沒有得到提高，還被剝奪了其他一些學術機會。他在校園中被視為異類。雖然席勒在激進的學生中呼聲很高，被視為“同道”，但他在同事中卻相當孤立。他獨往獨來。美國學術界沒有公開的檢查制度和來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學者受到的訓練使他們懂得什么樣的課題是保險和易于獲得經費的；他們也知道，什么樣的學術網絡更有利于自己在社會中的生存和發展。席勒從未得到過任何像樣的研究贊助或者學術經費，他也從不申請。他說，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請經費的做法；而只是因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計算機運算和處理程序，他只是獨自寫作。
他也到處旅行，作各種講演。他的旅費是由邀請者提供的，而邀請者中幾乎沒有他的研究對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講者。
席勒從不害怕面對權力講出真話，面對圍攻他不妥協。他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敵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發表了許多著作，界定美國大眾傳播媒介的種種政治經濟特征，對世界范圍批判思路的發展影響廣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書——《大眾傳播與美帝國》。此書揭露了一般傳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實：自從2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和軍方便一直積極支持電子工業的巨頭，使其獲得利潤豐厚的經濟合同和有利的頻率資源；國家與媒介在推動其本國資本進行全球經濟擴張中也竭盡全力，通力合作，從而揭示了大眾媒介與美國政府、軍事工業構成聯合體，共同控制美國社會的傳播實質。通過對傳播這種獨具慧眼的分析，國家是處于資本主義社會互相聯系的結構之中的。
席勒的著作始終將傳播研究置于廣闊的政治經濟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書《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爾森公司、《讀者文摘》雜志和《國家地理》雜志關于公司合并和跨國化的文件資料，持續、系統地批判了“信息社會”的思想，因為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產業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傳播與文化統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對文化帝國主義的見解，以及他對智利阿連德政府建立不同于傳統資本主義管理方式的觀察結果。這是“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幾十年來，美國有意識地將它的“正確政治”標準強加給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銷“信息自由流通”的觀點。
信息、傳播和文化產業是席勒學術研究堅持始終而不變的興趣所在。他的第四本書——《誰知道呢：在財富500強時代的信息》（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書《信息和危機經濟》（I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都轉向信息控制的問題。席勒檢驗了信息和傳播系統對跨國資本總體活動的重要意義，消除了信息技術中立的神話。他指出，技術是社會構造的產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國公司是信息產業的主要推動者，因為信息產業幫助跨國公司消滅了地理距離。特別是，在《信息和危機經濟》一書中，他提出，這種系統有助于克服發達資本主義的持續積累性危機，危及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和經濟主權。在第六本書《文化產業：公司接管公共表達》（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從學術流派發展的趨勢探討了文化產業的問題，并對當今社會“頭腦的商業化和工業化”表示憂慮。席勒的第七本書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國社會危機》（Information Inequality: 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 1991），針對的是“信息社會”美國的危機。
此外，席勒與積極推動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芬蘭政治批判學者諾頓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編了《國家主權與國際傳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這本書中，他們搜集了對建立世界傳播新秩序大辯論的各種主要觀點。在轉向對信息經濟的批判將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對國際傳播轉型的長期興趣，又與另兩名學者合作出版了《希望與白忙：美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49～1985》（Hope and Folly: The US and UNESCO, 1949～1985）一書，該書記錄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呼吁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壽終正寢。1993年，他與諾頓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編出版了《超越國家主權》（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書，探討的仍然是跨國傳播與國家主權之間的關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書名為《生活在頭號國家：一位美帝國批評者的反思》（L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 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這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這本書對他一生的思想作了總結。
席勒的后繼者認為，總的說來，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強的理論重載，而是充滿經驗信息的激情闡述。[v]他專注于對傳播結構和政策的分析，很少關注方法論的爭論。他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他認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勢群體一邊，改變不公正的社會，而不是維護那種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談到研究思路的選擇時，他說，“如果一個人非常幸運，足以對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領域作出選擇，或者至少擁有小小的選擇機動的話，那么，對我來說，就將試著做那種可以為改變世界作出貢獻的中肯而切題的研究。”[vi]
三、活動
席勒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并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譯為世界上各種主要的文字，并傳遍全球之外，他還對各地、全美國和世界范圍的官方和非政府組織機構發表他對文化和信息的見解。他的著作啟發、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見解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
席勒在批判學者集中的國際大眾傳播研究會是領袖人物。他影響了世界各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學者，也影響了傳播政治經濟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學影響了許多學生。他既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學者，也是一位寬 容的 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園里長期處于不自由的環境，在課堂上他便給予學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一位已經成為著名政治經濟學者的學生麥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說，席勒是一位令人難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舉止活潑，不做作，極富吸引力。聽他講課，很少有人能不被打動。[vii]
席勒總是與學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對后輩和學生充滿了關心和愛護——他是少有的幾乎每信必復，并且給年輕學生和陌生讀者回復長信的著名學者。當一位上海學生給席勒寫信，談她在閱讀《信息和危機經濟》一書中遇到問題時，席勒熱情地回信解釋。
席勒一生訪問過許多國家，包括第三世界國家。月枝在其名為《赫伯特·席勒，美國的媒介和中國的民主》[viii]的回憶文章中提到席勒對中國的興趣，以及未能訪問中國的遺憾。事實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訴我，席勒非常愿意來中國訪問，并與我探討過能否促成對席勒的邀請。她說，席勒年紀已經很大了，身體也不太好，如果不趕快，可能就來不及了。此話不幸而言中，不過兩年，席勒便去世了，令人痛惜而遺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國的新聞工作者和傳播學者所處的環境，對他們在困難的條件下獲得的成就表示欽佩。盡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樣，對中國傳播學者熱烈擁抱主流美國傳播研究方法和中國大眾在媒體驅趕下追隨美國商業文化價值觀的現狀表示憂慮。不過她認為，中國學者積極采納美國主流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有其撥亂反正的重要意義，是對以“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過分反美主義和完全忽略科學語匯的反彈。她也相信，傳播政治經濟學會成為中國獨立思考的傳播學人越來越重要的知識來源，席勒會在中國得到認識的。[ix]
席勒去世后，UCSD創建了一種“赫伯特·席勒紀念獎學金”，只授予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學生。后來得知，首位獲得這個獎學金的是來自中國的學生。
席勒是一位有爭議的理論家。他被貼上政治標簽，染上嚇人的色彩，成為許多主流學者回避的人物。人們對席勒有不少批評，有人批評他的左派立場，有人批評他的激進理論。除了攻擊之外，有的批評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評不無道理。后來，作為美帝國的主要批評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認了全球資本主義的變化，包括美國優勢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響而言，在世界上，到處都打有濃重的美國痕跡。前蘇聯的解體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驚，但直到去世，席勒堅持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立場，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過知識分子，包括批判學者們對社會的深刻剖析，一點一滴地改變著社會的認識和思想。筆者認為，席勒們縱然不能完全改造這個世界，但他們的批判卻開闊了知識辯論的領域，使人們的思想更關注弱勢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會朝進步的方向移動了一點。
作者致謝：在寫作過程中得到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華裔批判學者 趙月枝 博士的很大幫助。她不僅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而且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情況。作者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謝。
郭鎮之簡介：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電視與新聞學院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導師。
主要參考資料：
Lent, John A. (1995). A Different Road Taken: Profiles i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Westview Pres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Maxwell, Richard (ed.). (2001). Television & New Media, Special Issue: Remembering Herbert I. Schiller. Vol.2, No.1, February 2001, Sage Publication
Mosco，Vincent（1996）：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Wasco, Janet, Mosco, Vincent & Pendakur, Manjunath (eds.) (1993)：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Honoring Dallas W. Smythe. Norwood , N. J.: A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紙媒媒文本見：《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1期上）
附錄：
媒介批評家赫伯特·席勒的訃告
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迭哥校區新聞， 2000年1月31日
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迭哥校區著名傳播學者、媒介批評家赫伯特·席勒（Herbert I. Schiller）逝世
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迭哥校區（UCSD）傳播學榮譽退休教授赫伯特 I.席勒在長期患病之后，于 2000年1月29日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拉霍亞市逝世，享年80歲。他在人們還沒有使用“新信息經濟”的名稱多年之前，便記載了它的種種主要弊端。
席勒在其眾多著作和演講中，對兩種主要的傾向提出了警告：一種傾向是，在美國國內，私有勢力對公共空間和公共體制的占領；另一種傾向是，在國外，特別是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美國公司壟斷著文化生活。他的8本著作和發表在學術性和大眾化期刊上的幾百篇文章，奠定了他在傳播研究中和就媒介在現代社會中所起作用的公共辯論中的主角地位。
席勒是UCSD傳播系的創始人，也是極受歡迎的教師。他總是在擠得滿滿的教室里演講，將對媒介的犀利批評與冷面幽默結合起來，他還以容納學生自己的思想而著稱。
席勒經常為一些領導觀點的刊物撰稿，也常接受約稿，這些刊物中包括The Nation和Le Monde Diplomatique。
席勒近年來常常到紐約大學教書，該大學媒介生態學教授、《我們自娛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的作者尼爾·波斯特曼（Neil Postman）說，“赫伯特·席勒是國家的寶貴財富，說他塑造了對當代傳播和美國文化的研究，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席勒受經濟學訓練，在20世紀60年代轉向媒介研究，1969年，他出版了《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1973年出版了《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他認為，大眾媒介緊緊聯系著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中心。由于這種聯系，媒介提供民主論壇、監視有權勢的利益集團這些最關鍵的作用常常發揮不足。這種批評代表了與當時媒介研究傳統智慧的決然分裂。在50～60年代，對政治經濟權力的爭議已經極少引起關注，他重新引進了這種討論，并通過討論永遠改變了媒介研究的學術議程。席勒的早期著作與其他極少幾位學者一道建立了現今已廣為人知的傳播研究中的政治經濟批判學派。
席勒的著作出現在無論是美國國內還是在世界上都屬政治行為主義的時代，因而也在學術圈外產生了廣泛的沖擊，激發了許多各種各樣媒介批評者和行動者的靈感。他的作品被廣泛翻譯，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具有最大的影響力，因為在那里，媒介對統治集團的屈從和美國公司在世界媒介市場上的壟斷已成為重要的政治爭議。
一位芬蘭學者，也是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協會主席的卡爾·諾頓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這樣說：“赫伯特·席勒是全球范圍的媒介知識分子，他的思想在這個分裂為東方、西方和南方的世界上流傳很廣。”在20世紀70年代，當人們就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其他論壇上掀起激烈辯論的時候，席勒的著作在界定西方媒介行業批評家的立場方面非常重要。
在20世紀80～90年代，席勒將注意力轉向“信息社會”的興起，出版了《誰知道：在財富500強時代的信息》（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文化產業：公司取代公眾表達》（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和其他一些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他提出的論點是，新的信息技術擴展了權力之間的聯系（這是他在早先的著作中批評過的），從而使公司的權力深入到世界的新部分和生活的新領域（包括教育）中去。
席勒著述至其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最近完成的《生活在頭號國家中：一個美利堅帝國批評者的反思》（L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 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這本書部分地是他對自己政治思想發展的陳述，將于今年由Seven Stories Press出版社出版。
席勒于1919年生于紐約城，是Benjamin Schiller和Gertrude Perner（原名）的兒子。他在曼哈頓北部的華盛頓高地長大，并進入紐約的DeWitt Clinton中學和 City College學院。
他喜歡說，自己的生活在許多方面都與20世紀的美國同行。他的父親是一個珠寶匠人，在大蕭條初期失業了，只是在10年之后，當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臨、美國經濟向戰時經濟轉變的時候，他父親才重新得到穩定的工作。席勒自己之所以能在紐約大學讀完博士學位，只因為有了G1法案；而他之所以能成為伊利諾伊大學的教授，則是在蘇聯發射了Sputnik衛星之后，由于美國推進高等教育的舉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席勒作為在柏林的占領軍官員，目睹了企業壟斷社會秩序的多數戰前經濟在西德的重建。
1970年席勒到UCSD建立傳播科系。在整個70年代，傳播系在UCSD都是非常脆弱的實體，它在學生中很受歡迎，但是在學校的學術結構中處于邊緣地位。有幾次，它幾乎被取消。1982年，傳播系終于成為學校一個正規的科系了，兩年之后，它建立了博士點，并已經成為世界著名的傳播學博士項目。
席勒在傳播系的同事邁克爾·科爾（Michael Cole）教授回憶道：“當我1978年來這里的時候，赫伯是心臟、靈魂，是對媒介批評研究感興趣的學生的集合點。對傳播的討論從一個小小的博士項目變為世界級的科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赫伯精力和決心的一個紀念碑。”
席勒身后有居住在拉霍亞市的遺孀阿尼塔（Anita），有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州德爾馬市的丹（Dan）和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的匝克（Zach）兩個兒子，還有兩個孫子女。
網址：http://ucsdnews.ucsd.edu/newsrel/general/dschiller_obit.htm
翻譯者：郭鎮之
[i] 其中的一些，顯見得是忙人的應景之作，但有好幾篇，卻是充滿感情的，十分動人
[ii] 趙月枝本科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后考上出國留學研究生，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西蒙·弗雷澤（Simon Fraser）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她先后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迭哥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和西蒙·弗雷澤大學教傳播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課程。丹·席勒（Dan Schiller, H. Schiller的兒子，《數字資本主義》的作者，現伊利諾伊大學傳播系教授）曾說，月枝是世界上唯一有幸在兩所著名大學教授由兩位大師（另一位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泰斗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W. Smythe）開創的兩門課程（“傳播政治經濟學”和“國際傳播的政治經濟學”）的人。月枝影響了我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興趣，并給予許多具體的幫助
[iii] Mowlana, Hamid. Remembering Herbert Schiller. in Television & New Media, pp.19-26 , P.24.
[iv] 席勒說，他沒有成為“被引導、被告知、被影響、被迫使走完全程的那種系統化結構的一部分”。Maxwell, Richard，Remembering Herbert Schiller Television & New Media, p.6
[v] Lai-si Tsui，Herbert Schiller: Clarion Voice against Cultural Hegemony, A Different Road Taken, 155-172
[vi]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n Exchange, p.18,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3 (Summer 1981), pp. 15-23
[vii] McChesney, Robert W., Herb Schiller: Presente! P.47, in Television & New Media, pp.45-50
[viii] Zhao, Yuezhi, Herbert Schiller, The U. S. Media, and Democracy in China , p. 55. in Television & New Media, pp. 51-55
[ix] 最近得知，《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已由劉曉紅翻譯，由世紀出版集團、上海譯文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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