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克思恩格斯與李斯特 |
| ——關于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問題 |
| 黃 瑾 |
關鍵詞 馬克思；恩格斯；李斯特；自由貿易；保護關稅
作 者 黃瑾，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關于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爭論，一直伴隨著經濟理論發展的全過程。主流經濟學鼓吹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好處，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更全面地融入世界才能發展國家經濟，閉關自守做作法只能導致國家的衰落。非主流經濟學則對自由貿易抱有強烈的不信任感，強調國家干預，主張幼稚產業保護。2007年張夏準和賴納特分別出版《好心辦壞事——豐裕國家、失靈的政策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威脅》和《富國如何致富而窮國為什么總是那么貧困》，主張發展中國家堅持國家干預和保護民族工業的方向。馬丁·沃爾夫、艾倫·溫特思、阿爾溫德·潘納加里亞和安妮·克魯格等相繼在《金融時報》撰文展開批評，再一次引發了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爭論。[1]追溯這場爭論的起源，弗·李斯特以國家經濟學對抗亞當·斯密的“世界主義經濟學”是經濟思想史上眾所周知的。馬克思在《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對李斯特的堅定批判成了后者的“政治經濟學”標簽。然而，他們之間除了觀點上的差異，是否存在共通之處呢？朱紹文、楊春學等從經濟哲學、生產力理論等方面，強調李斯特的經濟學說與古典經濟學之間本質上的共同性。[2] [3]本文圍繞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問題，既分析它在馬克思經濟研究中的地位，也對比馬克思恩格斯與李斯特的理論分歧點與契合點，并從中尋找有益于認識當前經濟全球化趨勢和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啟示。本文還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兩個注釋提出異議。
一、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馬克思早期關注的問題
從1838年曼徹斯特的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創立《反谷物法.同盟開始，英國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之間在《谷物法》問題上就貿易自由和關稅保護的斗爭就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堅持言論自由的《萊茵報》刊登了不同觀點的文章，其中包括當時正在英國的恩格斯寫作的《國內危機》、《各個政黨的立場》、《谷物法》等，分別發表于1842年12月9～10日、24日和27日。時任《萊茵報》報編輯的馬克思不可能不關注這一場經濟辯論。正如1859年馬克思回憶自己如何走上政治經濟學研究之路時所自述的：“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于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討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先生就摩澤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后，關于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4](P4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這段話之后提供了一個注釋：“指卡·馬克思的著作《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三篇論文）。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和《摩塞爾記者的辯護》。” [4](P648)這個注釋也許是為了強調馬克思在林木盜竊和摩塞爾農民狀況這兩個問題上形成了紙質的研究成果，但與馬克思自己明白無誤的說明對比，這個缺省了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注釋不免顯得突兀。如果說林木盜竊和摩塞爾農民狀況的討論使馬克思關注于私人利益，那么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幫助馬克思思考國家和民族利益背后的本質。正是以上三個關乎物質利益的苦惱問題，以及其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分析，使馬克思認識到探索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到社會經濟和歷史領域中去，并就此開始了最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這個注釋的提出也許還來源于恩格斯1895年致理·費舍的信：“……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馬克思說，正是他對林木盜竊法和摩塞爾河地區農民處境的研究，推動他由純政治轉向研究經濟關系，并從而走向社會主義。”[5](P446)這段說明無疑與馬克思的自述不盡吻合，在這種情況下，當然要以馬克思本人的說明為參考依據，恩格斯其后在談到摩塞爾的文章時也坦承，“從當時我們談論這件事到現在已經很久很久了，所以也不能排除弄錯的可能性。” [5](P446)因此，不應該忽視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問題對馬克思經濟研究發端所產生的影響，而這種影響與李斯特有著密切的聯系。
在這個時期，關于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的問題除了英國的谷物法爭論，德國經濟學家弗·李斯特的理論與政策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注的焦點。1841年，李斯特發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1卷。國際貿易，貿易政策和德國關稅同盟》一書。1843年10月，馬克思到達巴黎，在短短的數月內讀了大量的有關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書籍，其中就包括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4年，馬克思和恩格斯不約而同地想到要批判李斯特。1844年11月，恩格斯有了批判李斯特的計劃，“只要一有時間，我就寫幾本小冊子，特別是反對李斯特的小冊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此提供了一個注釋 ：評李斯特的小冊子，恩格斯沒有寫，但恩格斯1845年2月15日在《在愛北斐特的演說》中對德國的保護關稅派觀點，首先是對李斯特進行了批判）。”[6](P11) 1845年2月，恩格斯完成了《在愛北斐特的演說》，從德國經濟發展的實際與未來出發，批判了李斯特保護關稅的觀點；3月，恩格斯計劃擴充前述演說稿，主要從實際或結論方面批判李斯特，“我是想從實際方面對付李斯特，闡明他的體系的實際結論，因此我將把我在愛北斐特的演說中的一篇加以擴充……在這篇演說中我是簡要地順便這樣做的。另外，根據畢爾格爾斯給赫斯的信，同時我也知道你個人的愛好，我估計，你批判他的理論前提會比批判他的結論更著重一些。”[6](P30) 1846年10月，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信中告知：“關于李斯特的文章即將完成。”[6](P67)由此可見，不是如前述注釋所斷言的，恩格斯沒有寫批判李斯特的小冊子，而只是在1845年2月《在愛北斐特的演說》中批判了李斯特。很可能的情況是，恩格斯打算在演說稿的基礎上充實完善，直至完成批判李斯特的小冊子。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工作在1846年10月仍然在繼續。
1845年3月，馬克思寫下《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手稿。有學者從哲學高度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它代表青年馬克思從人本主義的勞動異化邏輯轉向從客觀現實出發的科學思路，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轉變的重要環節。[7]從經濟學角度看，該文被普遍認為是馬克思從理論前提——生產力理論方面對李斯特展開的批判。除此文外，關于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問題也是馬克思批判的重要內容，并形成了馬克思重要的經濟學研究成果。眾所周知，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大來源之一，德國經濟學因德國落后的經濟現實而長期被馬克思所詬病，但作為出身德國的經濟學家，馬克思還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我們這個出思想家的民族，直到現在為止，在政治經濟學方面貢獻如此少，這對于每一個德國人都是可悲的事實。這方面我們大名鼎鼎的人物，充其量不過是像勞和羅雪爾那樣的編纂者，如果人們也會讀到什么創見的話，那我們就會碰到像李斯特那樣的保護關稅論者……”[8](P232)在德國為數不多的有創見的學者中，李斯特對馬克思經濟學思想的形成產生了一定影響。恩格斯在駁斥有人指責馬克思剽竊了洛貝爾圖斯時寫道：“1843年，他在巴黎開始研究經濟學時，是從偉大的英國人和法國人開始的。在德國人當中，他只知道勞和李斯特，而有這兩個人，對他說來也就夠了。”[9](P11)在這個階段，馬克思對李斯特的研究圍繞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問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論著。繼《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文對生產力概念進行初步表述之后，1847年馬克思完成了《保護關稅派、自由貿易派和工人階級》和《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1848年發行了《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1859年，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坦言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研究在其早期經濟學成果中的重要性。“在我們當時（1845～1848年，引者注）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眾表達我們見解的各種著作中，我只提出我與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和我自己發表的‘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10](P10)可以看出，馬克思把《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視為同《共產黨宣言》一樣重要的代表性著作，而正是在對李斯特的批判中，馬克思逐漸形成了較為成熟的關于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觀點。
二、馬克思恩格斯與李斯特的理論分歧點
（一）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的本質
當英國在不斷擴張其海外市場、宣揚自由貿易理論時，李斯特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基點，強調采取不同國際貿易政策的原因在于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利益的差異。“歷史這就向我們指出，限制政策并不只是出于憑空的理想，而是由于利益的分歧，由于各國在追求獨立與優勢方面的爭奪，也就是由于國際競勝與戰爭的自然結果。”[11](P104)斯密主張自由貿易政策，因為當時的英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國，自由貿易會給英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而李斯特主張保護關稅政策是因為當時的德國工業競爭力尚弱于英國，自由貿易將損害德國工業的發展。因此，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不同的貿易主張都具有合理性。難怪布哈林認為，“無論是古典派還是歷史學派，都是‘民族性的’，因為這兩個派別都是歷史產物和區域有限發展的產物。”[12](P9)
與李斯特把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視為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體現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認為，這二者本質上都是資產階級利益的表現。
1847年，馬克思指出：“在德國，難道李斯特博士和他的學派曾經為小亞麻業、手工紡織業、手工業要求過保護關稅嗎？沒有，他們要求實行保護關稅，不過是為了用機器擠掉手工勞動，用現代的生產代替宗法式的生產。一句話，他們是想擴大資產階級的統治，特別是大工業資本家的統治。”[13](P282)保護關稅只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和專制政權的武器，是資產階級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1848年，在《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中，馬克思深刻揭示了自由貿易的本質。“在現代的社會條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14](P227-228)為此，自由貿易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正常條件。隨著經濟的發展，“保護關稅制度對于任何一個有希望獲得成功而力求在世界市場上取得獨立地位的國家都會變成不能忍受的鐐銬。”[15](P431)因為關稅保護導致了生產巨大發展與銷售市場相對狹小的工業危機。要克服這個由保護關稅制產生的經常的內在工業危機，只有為自己打開世界市場之門。總的看來，“保護關稅制度不過是為了在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也就是使這個國家依賴于世界市場，然而，一旦它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14](P229)
針對李斯特所宣揚的國家經濟學、國家利益，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其打著民族和國家經濟發展幌子掩蓋階級利益剝削的本質。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李斯特錯誤地把自由貿易主張視為英國國家利益的訴求，實際上自由貿易派是英國資產階級力量的代表，同樣，李斯特本人也是以國家或民族利益抹煞階級利益，因此他提出的發展民族工業的主張也不過是發展資產階級力量的要求，保護關稅所要保護的僅僅是資產階級利益。所以，1852年8月6日，恩格斯致信馬克思，指出李斯特的愚蠢在于他根本不了解自由貿易并不是對英國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國家最有利，而是對英國工業資產階級最有利。“至于保護關稅的傾向，這不礙事。所有的美國輝格黨人都是工業保護關稅派，不過他們還遠不會因此而成為得比式的土地貴族保護關稅派。他們也并不那么愚蠢，不至于象李斯特那樣，根本不了解自由貿易對英國工業最有利。”[16](P93-94)可見，李斯特學說與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盡管在理論和政策主張上存在許多差別，但在性質上并不是完全不同的，正如英國經濟學說史學家埃里克·羅爾指出的，“與他們一樣，他基本上是工業資本主義的擁護者。”[17](Px26)
而在資本主義內部，之所以有時發生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爭論，是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和資產階級內部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團。[18]（P475）“立法機關采用了保護關稅制度以后，就造成了一些同這一制度有了很大的利害關系的集團，并且對這些集團承擔了責任。而在這些與此有利害關系的集團——各種不同的工業部門——中，并不是每個集團在同一時間都同樣決心面對公開的競爭。有些人會在后面拖拖拉拉地走，另一些人則已經不需要保護關稅制度這個保姆。這種處境上的差別，將引起常見的議會走廊上的陰謀……”[15](P429)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不論是以國家名義還是以民族名義實行的自由貿易或保護關稅政策，都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不管單個資產者同其他資產者進行多么激烈的斗爭，資產者作為階級是有共同利益的；這種共同性，正像它在國內是針對無產階級的一樣，在國外是針對其他國家的資產者的。這就是資產者所謂的他的民族性。”[19](P257)正因為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爭論始終都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范圍內兜圈子，因此，對無產階級來說，并無本質上的差別。“聰明的資產者很清楚，不論占統治的是保護關稅制度還是自由貿易制度，或者是以這兩者的原則為基礎的混合制度，工人得到的工資都不會多于他維持起碼生活所絕對必需的。不論實行哪種制度，工人得到的都只能是維持他這架開動著的工作機所必需的。”[13](P68)
（二）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的作用
為了與斯密的世界主義經濟學相抗衡，李斯特建立了國家經濟學，試圖在各國當前利益和特有環境的基礎上，教導各個國家如何上升到工業發展階段。基于“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到多少倍”， [11](P118)李斯特提出了國家干預經濟的觀點，具體就是實行貿易保護政策。國家如果只見眼前利益，盲目執行自由貿易開放市場，那么只會使民族工業衰弱，甚至導致國家經濟、政治地位的衰落。李斯特多次批評那些因小失大的短視策略。“英國付出的禮物僅僅是交換價值，而法國償付的代價卻是力量的喪失。”[11](P129)因此，“保護關稅如果使價值有所犧牲的話，它卻使生產力有了增長，足以抵償損失而有余。”[11](P128)
與李斯特把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政策作為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手段不同，馬克思從無產階級立場揭露了自由貿易的剝削性質。資本家及其御用文人吹噓和欺騙工人階級，自由貿易的偉大勝利在于物價下降，尤其是人民可以得到廉價的糧食；并且，貿易的擴大有利于增加對勞動的需求，進而提高工資。“資本的擴大是對工人最有利不過的事。”[14](P222-223)馬克思借無產階級代表維爾特先生的話反駁道，實行自由貿易，食品價格的降低起初有利于工人，然而工人們由于相互間的競爭很快就會把自己降低到原來的挨餓受窮的生活水平。[13](P288)這是資本主義“最低工資的規律”決定的。競爭具有把每一種商品的價格都降低到該商品的最低生產費用的作用，勞動這種商品也不能幸免，最低工資是勞動的自然價格，是要維持工人使他能勉強養活自己并在某種程度上延續自己的后代所必要的支出。由于不斷地找到以更廉價更低劣的食品來維持勞動的新方法，最低工資也就不斷降低。對于資本家來說，工人存在的全部價值只不過在于他是一種生產力而已。“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工人一定要經受經濟規律的嚴厲打擊。”[14](P227)
（三）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的未來
在李斯特看來，在滿足一些基本條件之后，就可以舍棄保護關稅，采取自由貿易。這此條件包括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相近，各國平等相待結成廣泛的同盟并實現持久和平。“要使一個世界共和國……也就是世界各國彼此承認有同等權利、放棄單獨采取糾正行動的廣泛同盟成為現實，只有多數國家在工業與文化、政治修養與權力達到盡可能近于同等的程度時才能辦到。只有當這樣的同盟在逐漸形成的過程中時，普遍自由貿易才能發展；只有由于這樣一個同盟的結果，才能使一切國家像現在在政治上聯合起來的各省各州一樣親，享有同樣大的利益。”[11](P117-118)與斯密一樣，李斯特明確主張各個國民經濟政策的理想狀態是“自由”，也就是實現全人類的聯盟和在這種聯盟下的自由貿易與和平合作。與斯密不同，李斯特強調，“在目前世界形勢下，實行普遍自由貿易的結果是不會產生一個世界范圍的共和國的，情形將適得其反，比較落后的國家將普遍屈服于工商業與海軍強國的優勢之下。”[11](P112)
李斯特最后同斯密“殊途同歸”。與此相異，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發展角度揭示了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的未來發展。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1845年2月15日的演說）》中認為，在所有條件下德國能夠從保護關稅制度中得到的就是社會革命。“李斯特先生主張實行逐漸提高的保護關稅，這種關稅最后要提高到足以保證廠主們把持國內市場的水平；在一定時期內關稅應該保持在這個高的水平上，然后才開始逐漸降低，經過若干年后就最后取消保護關稅制度”。[20](P619-620)在這樣一個理論愿景下，“即使假定我們能夠在中立的市場上打敗英國人，把他們的銷售市場一個一個地奪過來，但是我們在這種幾乎不可能的情況下會贏得些什么呢？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只會重復英國人在我們之前走過的那條工業發展的老路，而且我們遲早會面臨英國人目前所處的那種境地，就是說，我們將處于社會革命的前夕。”[20](P622)之所以得出社會革命即將到來的結論，原因在于競爭將加劇并惡化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德國工業的不斷勝利必然要破壞英國的工業，并且只會加速英國人本來就已經面臨著的無產階級反對有產階級的群眾性起義。……這種革命立刻就會成為全歐洲的革命，并且毫不客氣地粉碎我們的廠主對德國的工業壟斷所抱的幻想。英國工業和德國工業和平共處是不能設想的，競爭已經使這樣的事情成為不可能了。”[20](P6220623)而競爭之所以必然惡化階級矛盾，在恩格斯看來，主要是因為在缺乏大的技術革命的背景下，市場的擴大主要起因于地理擴張。“我再說一遍，工業必須不斷地發展才不致于落后和滅亡；它必須擴展，必須獲得新的市場，不斷增加新企業，否則它就不可能前進。但是，自從中國的港口開放以后，奪取新市場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而只能加緊壓榨現有的市場，加之將來工業的擴展要比現在緩慢得多，所以英國現在比以前更不能容忍競爭者了。”[20](P623)這個斗爭只能以一方的決定性勝利和他方的決定性失敗而告終。“正如我們可以有把握地從已知的數學公理中得出新的定理一樣，我們也可以有把握地從現存的經濟關系和政治經濟學的原理中得出社會革命即將到來的結論。”[20](P624)
馬克思從社會革命的角度擁護自由貿易。“我們贊成自由貿易，因為在實行自由貿易以后，政治經濟學的全部規律及其最驚人的矛盾將在更大的范圍內，在更廣的區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發生作用。”[13](P294-295) “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14](P229)馬克思明確指出，工人階級之所以批判自由貿易并不是為了維護保護關稅制度，工人階級之所以支持自由貿易是因為它會帶來階級的解放。
總之，相比于李斯特對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見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這使他們更加清楚地認識以世界市場為背景的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暫時性，更加深刻地闡述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制度對無產階級的破壞性影響。如果說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共產主義是價值論中的“應該”，《共產黨宣言》揭示了共產主義不再是理論邏輯上的要求，而是現實歷史的必然趨勢，那么通過對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問題的分析，馬克思和恩格斯則從實際政策上表明，共產主義是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把對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問題的研究成果之一《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視為與《共產黨宣言》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三、馬克思恩格斯與李斯特的理論契合點
如同馬克思在《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尚未自覺意識到對一定歷史條件下現實國家本身具體分析的重要性，到了1881年，馬克思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中表達了與李斯特所強調的世界市場背景下落后國家發展生產力的理論相似的觀點一樣，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要是在揭示共產主義客觀歷史發展規律的層面上研究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本質問題。到了1888年，恩格斯為《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美國版撰寫序言——《保護關稅制度和自由貿易》，從歷史角度探討了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制度對英國、美國和德國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揭示了對外貿易政策實施的國家差別和歷史階段性特征。這在客觀上肯定了李斯特在同古典經濟學爭論中所做出的實際結論的進步意義。
與李斯特相同，恩格斯主張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實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斯密因為完全不考慮經濟社會的歷史發展階段，從而也沒有考慮到與這種發展階段的差別相適應的對外貿易政策的差別。李斯特則強調：“歷史教導我們的是，凡是先天的稟賦不薄，在財富、力量上要達到最高度發展時所需的一切資源色色具備的那些國家，就可以，而且必須……按照它們自己的發展程度來改進它們的制度。改進的第一個階段是，對比較先進的國家實行自由貿易，以此為手段，使自己脫離未開化狀態，在農業上求得發展；第二個階段是，用商業限制政策，促進工業、漁業、海運事業和國外貿易的發展；最后一個階段是，當財富和力量已經達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復到自由貿易原則，在國內外市場進行無所限制的競爭，使從事于農工商業的人們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勵他們不斷努力于保持既得的優勢地位。”[11](P105)在第二個階段，關稅是作為建立與保護國內工業的主要手段。“要達到保護目的，對某些工業品可以實行禁止輸入，或規定的稅率事實上等于全部、或至少部分地禁止輸入，或稅率較前者略低，從而對輸入發生限制作用。所有這些保護方式，沒有一個是絕對有利或絕對有害的；究竟采取哪一個方式最為適當，要看國家特有環境和它的工業情況來決定。”[11](P261)
恩格斯以美國為例說明外貿政策實施的國別性。美國在工業化的進程中，“那么在它面前敞開著兩條道路：或者是實行自由貿易，進行比如說五十年的費用極大的競爭斗爭來反對領先于美國工業約一百年的英國工業；或者是用保護關稅在比如說二十五年中堵住英國工業品的來路，幾乎有絕對把握地堅信，二十五年以后自己就能夠在自由的世界市場上占有一個地位。這兩條道路中哪一條最經濟、最短捷呢？”[15](P418)美國在內戰后選擇了后一條道路，成功地建立起強大的民族工業。“保護關稅制度不僅可以有益于還在繼續同封建制度作斗爭的尚未充分發展的資本家階級”[15](P419)——“保護關稅成了它反對封建主義和專制政權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13](P459) “而且也可以有益于像美國這樣一個國家——它從未見過封建制度，但是已經達到勢必從農業向工業過渡這一發展階段——的新興資本家階級。”[15](P419)相對落后的國家要抵制住相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比如同時代的英國）的競爭，就應該用保護關稅制度來防止外國工業品的侵入，并建立自己的大工業體系。
與李斯特相同，恩格斯揭示了資本主義國家貿易政策的兩面性特征。英國長期奉行貿易保護和國家干預政策，當1815年英國成為了一切最重要工業部門的世界貿易的實際壟斷者時，英國貿易政策發生轉向。“任何國家，如果靠了保護關稅與海運限制政策，在工業與海運事業上達到了這樣的高度發展，因此在自由競爭下已經再沒有別的國家能同它相抗，當這個時候，代它設想，最聰明的辦法莫過于把它爬上高枝時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別的國家苦口宣傳自由貿易的好處，用著那種過來人后悔莫及的語氣告訴它們，它過去走了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到現在才終于發現了自由貿易這個真理。”[11](P307) “于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重農學派及其英國繼承者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自由貿易學說，就在約翰牛的國家里流行起來。”[15](P415)當時英國工廠主及其代言人即政治經濟學家的任務就是，使其他一切國家都改信自由貿易的宗教，從而建立一個以英國為大工業中心的世界，而其他一切國家則成為從屬的農業區。“自由貿易成了風行一時的口號。”[15](P415)但這僅僅是英國貿易政策的“自由”的一面，恩格斯以英國1857年設立的棉花供應協會為例揭示了貿易政策的另一面——表面鼓吹自由，實質實行保護和干預；只允許英國壟斷，不允許他國壟斷。“整個棉花供應協會不過是自由貿易派自己設立的一個機關，其目的——完全與自由貿易的一切原則相矛盾——是通過獎金、貸款、贈送種籽、出租機器等等辦法促使世界上凡是土壤和氣候多少有點適合的地方都培植棉花。如果國家采取某種類似的做法，那是壞事，但是如果曼徹斯特的棉紡廠廠主（對于非洲的黑人和貝都英人等來說，這些人當然要比他們自己的國王要生疏得多）這樣做，那是完全正確的。對 laissez faire的一切說法，想不出比這個報告更妙的諷刺了。承認輸入用美國棉花制成的英國貨破壞了幾乎所有其他國家的植棉業，而現在應該用人為的辦法重新加以恢復，這也是很妙的！這些不幸的英國人認為自己對棉紡織業的壟斷是一種偉大而自然的事，誰也不能對此有任何異議，而同一個世界市場所引起的美國對植棉業的壟斷則甚至必須用反自由貿易的措施去消除！這個機構應當叫做：‘使單個的紡紗廠廠主能在最貴的市場上買到棉花，使聯合起來的紡紗廠廠主付給棉花生產者市場價值和生產費用間的差額的協會。’自然，這應該只是到受津貼的植棉業能自立時為止，但是要知道主張保護關稅的李斯特先生希望的正是這一點！”[21](P307)由此不難看出，自由的基礎是壟斷，切不可被自由貿易的假象所迷惑。
除了在具體的對外貿易政策方面存在認識的一致外，馬克思恩格斯與李斯特的理論契合點還表現在都強調國家的作用和歷史分析方法的運用，但二者的性質存在不同。與古典學派抽象的、演繹的、靜態的、不現實的分析方法不同，“歷史學派進行了大規模地歸納研究，使用初級的原始資料，研究變革的社會制度。”[22](P145)李斯特基于19世紀40年代德國的具體國情而創立的國家經濟學就是“從民族的立場出發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學，”[23](P36)他所提出的貿易保護主義理論及政策是從民族的立場出發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學的具體化。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強調歷史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24](P489)因此，政治經濟學不能放棄對人類社會個別發展階段的考察，而必須詳細了解各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內容和結果。盡管強調歷史分析的重要性，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一般地分析國家的主體作用，認為從國家的本質屬性來看，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行是統治階級取得統治合法性的基礎。[24](P526)因此，興建基礎設施、興辦教育等舉措絕非統治階級的“善心”，本質上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在強調歷史分析重要性的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超歷史的觀點，而強調從現代生產力發展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國家界限的世界歷史視野辯證地看待民族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國家所具有的歷史性特征。馬克思在《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文中提出，“凡是民族作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們為人類社會而做的事情，他們的全部價值僅僅在于：每個民族都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類從中經歷了自己發展的一個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19](P257)因此，各國具體事務的民族性與世界性是內在一致的。針對李斯特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觀點，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工業違背自己意志而無意識地創造生產力”的角度分析了資本主義工業，從而得出了與李斯特迥然不同的結論。
四、結論
與李斯特不同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認識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應透過現象看本質，既要肯定一國對外貿易政策對于經濟發展的實際作用，又要認清其背后的階級利益本質。與李斯特相同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執行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政策既要符合各國工業化發展的一般規律，更要從各國國情出發選擇自己的經濟發展道路。馬克思恩格斯與李斯特在理論上的契合點對我國選擇并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提供了若干啟示：第一，一國在國際貿易活動中應當采取自由貿易還是保護關稅，要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基礎，符合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在利益差別明顯存在的情況下，否認和取消民族國家的界限不但是虛偽的，在實踐中也是有害的。第二，政治經濟學不是一門具有普世性的科學，而是帶有鮮明的國家性和民族性。在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的研究中，更應特別重視其民族性。與馬克思所處的早期世界市場相比，今天的全球化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社會主義國家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轉向市場經濟，以全球統一市場為基礎的經濟全球化正成為現實。此外，信息革命催生了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模塊化生產方式。如同恩格斯所說，19世紀的美國工業化不可能復制英國當時所處的那種狀況，“當時英國工業的一切部門，或者說幾乎一切部門都能夠在自由市場上同外國競爭相對抗。”[15](P422)在新的世界市場中，中國也不可能重復美國的工業化成功之路，因此，必須認真思考當前對外貿易戰略乃至經濟發展戰略的轉型。第三，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往往打著國家和民族的旗號，實質是一定時期階級利益的體現，是主流經濟意識形態的具體化。當前必須警惕，一些市場經濟的空想主義者以及自由貿易的幻想家，鼓吹國家或民族從比較優勢中獲得貿易利益。也許李斯特當年對斯密自由貿易理論的總結仍值得警醒。“（流行）學派對于市場的本質和特征，只是從世界主義觀點而不是從政治觀點來衡量的。”[11](P162)因此，揭露并認清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作為指導英國和美國工業化的經濟意識形態的真相具有重要的意義。
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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