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中國劃時代的偉大思想家

毛澤東——中國劃時代的偉大思想家　　

轉載者按：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對于我們認識和學習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具有極大的幫助。毛澤東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理論家、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學家、實踐家、大詩人。與中國歷史上的一切偉人相比，毛澤東才是真正的偉人。他改寫了中華民族的文明史，改變了舊中國，建立了新中國。從中我們可以深刻地認識到：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中國的光明前途。　

毛澤東——中國劃時代的偉大思想家

陸劍杰

毛澤東是一代偉人。他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勝利地領導了一場結束中國數千年的剝削制度而開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久遠未來的革命。研究毛澤東，就是研究這一偉大轉折時代中國人民的實踐，研究中國人民在這一實踐中所表現的卓越智慧和不朽精神。毛澤東被時勢推上了崇高的地位，他成為偉大的哲學家、卓越的軍事戰略家、機敏的政治戰略家、曠古未有的大詩人，決不是偶然的。　　

    全面地評價廣博而深邃的毛澤東非一篇短文所能勝任。本文試圖選擇一個新的視角，研究作為思想家的毛澤東，研究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劃時代地位。　　

      一、中國思想史的兩次轉折和毛澤東的思想家地位　　

    研究思想史的基本方法是研究它同實踐史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既然實踐決定觀念、決定思想，那末，實踐史也就決定了思想史。雖然由于思想有其相對獨立的發展，對于一個實踐時代來說，滯后的思想、現實的思想、超前的思想并存，呈現出極其豐富多彩的圖景，然而，就思想史的主軸而言，它必定是同實踐史并行的。　　

    全部中國實踐史，是由生產實踐史、科學技術史、社會關系變動史三者構成的統一進程。這部歷史經歷了兩個最重大的轉折。第一個轉折發生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這時，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從原始公有制社會向私有制社會轉變，由此引致漫長的奴隸社會和更加漫長的封建社會。第二個轉折發生在近代以來。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屢遭敗績、俄國發生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無產階級已成為自為階級的新條件下，中國人民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具有兩重性質，一方面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開辟道路，另一方面又產生出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因素。完成這個革命而建立起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一方面是中國剝削階級尚存的最后篇章，又一方面則是中國結束剝削制度，向著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時代推進的輝煌序曲。過了沒有幾年，中國就進入了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雖然有一些性急，有一些粗放，但從人類社會和中國社會的發展全程看，它畢竟是劃時代的偉大變革。　　

    同這樣的實踐史相應，中國的思想史也發生兩個最重大的轉折。第一個轉折是，同原始公有制社會形態向私有制社會形態轉變的過程相適應，發生了由野蠻向文明的轉化，從而在完整意義上掀開了思想史的第一頁。毛澤東在談到哲學的產生時說：有了私有制和剝削，一些人才“能夠解除勞動，有了時間，從事學問的研究，哲學方能出現。這是人類認識史上的一個絕大的躍進。”思想體系產生的情況也是如此。這個躍進本身有一個過程。就中國而言，直到公元前五世紀前后才形成相對完整的學術形態，而以孔子為始祖的儒家則逐步取得了主導地位。孔學之所以在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中萬變不離其宗，一方面是它為封建統治如何鞏固、封建秩序如何維護，制訂了一套理論觀念和倫理準則，任何一代封建統治者都急切地需要它；另一方面它在倫理學、教育學、知識論、實踐論等領域有著不具階級特質的中性內容。由此可以說：中國思想史的第一個轉折是由孔子為代表的學者群實現的。這樣，孔子就成為中國思想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思想家。中國思想史上的第二個轉折是，同私有制社會形態向公有制社會形態的轉變相適應，產生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亦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思想體系，是新時代的思想旗幟。它的出現是一次更加偉大的躍進。在建立這一體系的過程中，中國產生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家，李大釗、魯迅、李達，均是杰出的人物，但是集其大成的，構造了相對完整的思想體系的，為后代奠定了牢固思想基礎的，是毛澤東。由此可以說，中國思想史上的第二個最重大的轉折是由毛澤東為代表的學者群開辟的。毛澤東是中國思想史上又一個劃時代的思想家。我國現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未來的路還長。我們的思想還將有偉大的發展，我們還會有更新的、站在時代潮流之前列的思想家出現，但是為新時代的新思想奠基的，仍然首推毛澤東。 　　

  二、作為思想家的毛澤東的特殊品格　　

    稱得上“思想家”的，必有其一般品格。每一思想家由于所處的時代不同，社會地位各異，閱歷和教養相殊，文化背景有別，又具有各自的個性。黑格爾不同于康德，恩格斯不同于馬克思，老子不同于孔子，魯迅不同于李大釗。特別是劃時代的、集大成的思想家，他更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并與個性魅力融合為一體。從這樣的觀點看來，毛澤東具有獨特的思想家品格。　　

  （一）站在民族歷史的轉折點上，高瞻遠矚，面向未來。　　

    作為中國歷史的轉折時代的思想家，毛澤東不能不是一個現實的思想家。毛澤東面對極其嚴酷的現實：民族尊嚴喪失殆盡，國家體面日損一日，人民生活水深火熱，革命和革命戰爭屢戰屢挫。他不能不專注于現實的把握，于是有“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么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么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的謙敬心態和“你對于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的強烈呼喊。　　

     但在另一方面，處在歷史轉折點上的毛澤東，又不能不觀察中國的未來，不能不考察人類的命運。中國的現實的革命是作為邁向未來的決定性步驟而展開的，這使毛澤東既具有現實理性又富于歷史的激情。談階級斗爭聯系著世界大同，談革命戰爭聯系著永久和平，談發展資本主義聯系著消滅資本主義，這就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立足現實、面向未來并使兩者密切結合起來的性格特質。　　

    （二）立于世界縱橫的座標系內，學貫中西，重在創造。　　

    毛澤東的立足點，就歷史的縱座標說，處在過去和未來的界面，就世界的橫座標說，則位于當代世界矛盾的一個焦點。毛澤東的革命已經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這樣的現實立足點上站起來的思想家，不能不是飽學的思想家，不能不是學貫中西的思想家。　　

    毛澤東對于中國歷史的深湛修養是人所共知的。他對于中國文化典籍的鉆研用了從少到老的長久的功夫。但是，他又不是一個“書櫥”，而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家。由此，中國文化的因素就融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體系，整合為這一體系的有機部分。毛澤東強調地提出了“主觀真理”與“片面真理”的觀念，前者見于　1964年9月25日　的一次批示，后者寫在　1939年2月20日　的一封信中。毛澤東用“主觀真理”與“片面真理”的概念，評價過去的哲學，并通過使它們轉化為客觀真理和全面真理的方法，實現向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歸并。典范的例證之一是：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毛澤東批評說：孔子之言，“作為哲學的整個綱領來說是觀念論（按：即唯心論）”，“但如果作為哲學的部分，即作為實踐論來說則是對的”。“如果孔子的‘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實不明則名不正’，而孔子又真正承認實為根本的話，那孔子就不是觀念論了。”這里，展現了從“片面真理”向“全面真理”轉換的過程和機制。　　

    毛澤東青年時代在全國向西方學習的潮流中曾苦心研究西學，這史實也屬眾所周知。而從五四運動到共產黨成立前夕對馬克思主義的潛心研究和誠摯接納，更使他在思想上成熟起來，為成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奠定了基礎。　　

    顯然，學習古今中西，為的是創造新的思想。毛澤東終其一生是創造性思想家。1918年、1919年間，他就注目于思想的獨創，說：“現代學術的發展，大半為個人的獨到所創獲。..老先生最不喜歡的是狂妄。豈知道古今最確的真理，偉大的事業，都是系一些被人加上狂妄名號的狂妄人所發明創造出來的”。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毛澤東最重視的是實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創造”。新中國成立以后，他仍然強調思想的創造。他說：“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人，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新的一系列的問題，如果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毛澤東的一以貫之的創造精神，使他能夠滿足一個創造性時代對思想家的要求，形成獨具特色的思想體系。創造要求探索，不免付出代價。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但這不能掩蓋他的創造性思想家的光輝。　　

    （三）基于具體實踐的深厚淵源，取自群眾，歸于群眾。　　

    如果說毛澤東的思想創造其資料取于“古今中外”，那末，他的直接基礎，仍是中國人民的具體實踐。中國人民近代以來具體實踐的廣泛性、復雜性、深刻性決定其思想家的廣博、辯證和深邃。如果中國人民的具體實踐不是那么艱難，思想家們就不會強調“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斗”；如果這個實踐不是那么曲折，思想家們就不會批判“革命的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筆直又筆直”的錯誤觀念，要求自覺地走曲折的路；如果這個實踐不是那么復雜，不斷面臨歧路的選擇，思想家們也不會提出“兩種實在可能性的選擇的問題”，要求“把所選擇的可能性之實現條件當作鏈子一環抓住”。　　

    一切思想家的思想歸根到底來源于實踐。毛澤東與中國過去的思想家的大不同之點，在于他自覺地把思想創造工作建立在具體實踐的基礎上，根植于群眾之中。他極富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歷史唯物主義結合起來，提出了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再集中起來，再堅持下去的認識路線的新公式。他對英雄豪杰在這條認識路線中的作用給了一個定位性判斷，他們不過是群眾認識和群眾實踐的中介，起到一個“加工廠”的作用。這就同康德的先驗認知結構理論發生了批判繼承的關系。　　

    （四）長于思想材料的加工制作，注重實證，要在“大本”。　　

     毛澤東兼具實踐家與思想家的雙重品格。他既極其重視實證材料的把握和積累，又具有超常的思維能力。從毛澤東的先進的“加工廠”中不斷生產出思想的精品。　　

    毛澤東重視調查研究，親自做調查工作。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寫有“調查的技術”一節，表明他是極其重視并帶頭做實證研究的思想家。這一點，他不同于黑格爾一類的思辯的哲學家和邏輯演繹的著作家。　　

    但是，毛澤東又同時重視察知事物的底里，把握事物的根本。朱熹有言：“大本不立，小規不正。”楊昌濟揚棄朱熹稱為“太極”的“大本”，要求把握宇宙的“大原則”。毛澤東深受他們的影響，極為重視哲學的學習和研究；而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真正把“大本”控握于手掌之中，這就是實踐的、辯證的唯物主義世界觀。這一點，毛澤東又不同于未知“大本”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軍事學家，更不同于那些實務主義者。　　

    毛澤東游歷于實證知識和哲學大本之間，不斷地融合二者，產生出豐碩的思想成果。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內對政治路線、軍事戰略、組織原則等問題有過反復的爭論。1935年1月遵義會議之后，黨開始總結這幾次爭論。毛澤東高于他人之處在于，他把這些爭論深化到哲學世界觀層次來窮根究底，論明所有歷史爭論的哲學實質，并從而提出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在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之后，黨探尋著建設之路。這時，毛澤東寫了《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至今仍為人們所信服的原則和方針。所有這些都得益于毛澤東對“大本”的深厚素養。　　

    （五）吸納時代精神于一己之中，博大如天，精深似海。　　

    作為領導民族歷史偉大轉折的一代偉人，作為吸納古今中外之精華、中國人民之智慧于一己的劃時代思想家，毛澤東不能不是一位具有多方面秉賦和才能的人物。在中國革命中，要解決列寧所說的“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所沒有遇到過的任務”，就是把一般共產主義理論“運用于主要群眾是農民，需要解決的革命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中世紀殘余這樣的條件”，這樣，毛澤東就不能不是辯證法家；這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如此，毛澤東就不能不是一個軍事戰略家和無可爭辯的統帥；這個革命的諸方面政治關系極為復雜，如毛澤東本人所說，“極端復雜的中國政治，要求我們的同志深刻地給以注意”，因而，毛澤東就不能不是一個政治家和既堅持原則又善于機變的策略家；革命中存在著軍事戰線和文化戰線，毛澤東成功地領導了這兩條戰線，他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化領袖。這就是說，中國革命斗爭的壯闊，客觀上要求它的領袖的博大。有此博大，領袖之職勝任愉快，無此博大，雖可一時居頂，然難以真正堅持不渝。　　

    在博大的基礎上毛澤東可能成為涵養精深的人物，他在實際上也正是這樣的人物。由博大而精深，其精深必在貫穿軍事、政治、文化諸方面的基本思想，毛澤東由此而成為一位偉大的思想家。　　

    三、毛澤東在中國思想史上留下的巨大財富　　

    17年前，毛澤東離開了這個世界，他遺留下許多的東西，有不朽功績，也有令人遺憾的失誤。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毛澤東留下了極其豐富和寶貴的財富。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總結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體系。就毛澤東本人看，以下諸點似更有久遠的價值。　　

    （一）他留下了把主體能動精神和客觀求實態度結合起來的科學精神。　　

    毛澤東深得馬克思哲學的真諦：對事物、現實、感性，既要從客體方面去考察，尊重它對于實踐者的客觀既成性和實在性；又要從主體方面去考察，把它看作主體實踐地加以把握的對象。從前的唯物主義不了解后者，因而是直觀的唯物主義：唯心主義不了解前者，因而成為精神決定論；二者殊途同歸，都“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客觀的（gegenstandliche）活動。”毛澤東則緊緊地把握住“實踐的唯物主義”精神，這是真正科學的哲學精神。　　

    毛澤東十分重視人的“自覺能動性”。他不是把能動性只當作意識的功能，而是當作人的功能，人的本質。他不是離開客觀的實踐條件去規定能動性，而是把掌握和切合客觀的實踐條件當作自覺能動性的固有規定。不是非實踐地談論抽象可能性和同樣抽象的現實性，而是把二者統攝在實踐的結構之中，并確切地指出，發揚自覺的能動性是把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的決定性條件。由此，他提出：辯證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動性”，辯證法在中國的任務是“提高中國人民的能動性、熱情，鼓吹變革現實的中國是可能的”。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近代以來落伍的民族，這種自信、自力、自強的能動精神是最可寶貴的。　　

    正如“自覺能動性”內滲著客觀現實性一樣，毛澤東所說的“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同樣地內滲著自覺能動性。許多人把這些原則當作是無主語即無主體的，當作是直觀唯物主義所了解的單純客觀性。其實不是這樣。它們是有主語即有主體的，這就是從事改造中國、改造世界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只是在表述上省略而已。我們是為了正確發揮主體創造性才去討論求實問題的；如果不為實踐，不為改造，不為創造，不為開拓，要實事求是干什么呢？　　

    把既高揚主體能動性又客觀考察實踐條件二者結合起來，從而自覺地創造中國的歷史，這是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所不遺余力地反復論證、宣傳并付諸實踐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中國思想史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抽象對立和共有弱點的克服及由此作出的最基本總結。　　

    （二）他留下了把理論辯證法和實踐辯證法統一起來的辯證理性。　　

    毛澤東的辯證法不是“三大規律”的并列套用，也不是“客觀辯證法和主觀辯證法”兩分法所能容納的，它的精髓在于個性和共性的統一和結合。個性是具體實踐性，共性是普遍理論性，個性和共性的統一和結合就是實踐辯證法和理論辯證法的統一和結合。一方面，毛澤東把他從馬克思、列寧那里接受的理論辯證法用之于決策，外化為實踐，展開為自覺實踐的辯證法；另一方面，毛澤東又從實踐所展現的辯證過程中概括出理論辯證法的新原理和新結論。這里，理論形態的辯證法和實踐形態的辯證法不但是相互轉化的，首先是相互滲透的，其基礎和總體則是實踐辯證法。　　

    毛澤東辯證法中最生動的一部分展現在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方面。他的“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他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策略；他的同****頑固派斗爭“以拉對拉、以打對打”的兩手和斗爭時“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以及它們在實踐中的展開，都是極富創造性的實踐辯證法。不但如此，毛澤東又從實踐辯證法中發現新的辯證法要素，概括出新的辯證法原理。既然在全部統一戰線的實踐中，必須始終以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為前提，既然向****頑固派作斗爭必須適可而止，實行休戰，那就是說，矛盾的同一性就不僅具有相對性，而且具有某種絕對性；矛盾的斗爭性也就不僅具有絕對性，而且具有某種相對性。于是毛澤東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辯證法新結論：“依一時說，統一是絕對的，斗爭是相對的；依永久說，統一是相對的，斗爭是絕對的。絕對謂占統治地位。”毛澤東辯證法在戰爭實踐中又有其生動的展開。他的從戰爭“蓋然性”中把握戰爭趨勢的認識論；他的“內線中的外線、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的能動決策；他的為了進攻而防御、為了前進而后退、為了向正面而向側面的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發展選擇；他的把殲滅戰和擊潰戰結合起來的中介戰法，都是最生動的實踐辯證法。在較早的軍事著作中，毛澤東強調“殲滅戰”，反對“擊潰戰”。但后來的實踐證明，實際的情形常常超出在“殲滅戰”、“擊潰戰”中的“非此即彼”的極性選擇；顯示出“殲滅戰”、“擊潰戰”中“亦此亦彼”的選擇的必要性。毛澤東由是作出結論：可以而且應當在一定條件下采取“半殲滅半擊潰”(23)的作戰方針，這無疑給辯證法的“中介”范疇一個確證，同時提供了一個實踐辯證法決定理論辯證法的證明范例。　　

    對毛澤東的辯證理性，我另有專文詳加論列，在這里，我只是指出：毛澤東把前人從實踐中概括出來的理論辯證法運用于中國的革命實踐，竭盡其運用之妙；毛澤東又從新的實踐中“生產”出新的辯證思想，展示其創作之才。 　　

  （三）他留下了把描述和規范、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聯系起來的嚴密邏輯。　　

    正如馬克思“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一樣，毛澤東也留下了《論持久戰》的邏輯，《新民主主義論》的邏輯，《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邏輯。凡是讀過鉆研過毛澤東的這些著作的人，無不感受到它們的“鉗子”般的掌握讀者的強大邏輯力量。　　

    毛澤東的邏輯的第一個顯著特征是描述和規范的密切結合。他在自己的規律論中，區分了客觀規律和“指導規律”。前者是客觀地存在的，主體的任務是加以描述；后者是實踐的規律，雖然也有客觀必然性，但其功能是直接規范主體的活動。他的大多數著作是解決戰略和策略的規范性問題的，但是，他對于規范的論證總是以正確地描述實踐的客觀條件并揭示其客觀規律為前提，因而，他的文章就具有巨大的理論價值，所提出的戰略和策略也就具有充分的說服力。　　

    毛澤東的邏輯的第二個顯著特征是歸納和演繹的密切結合。他經常說，他的方法是從大量的為人們所感知的現象出發，從中揭示事物的本質，展示現象與本質相統一的現實，并透視現實的變化而預見未來的發展。讀他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尤為信然。但是，毛澤東的邏輯力量不僅在于歸納，而且在于演繹，在于二者的結合。這里，最可貴的是毛澤東的思想徹底性或堅持性。對于經過實踐反復證明了的普適性原理，毛澤東竭誠堅持，認為在其所適范圍之內決無例外的可能。毛澤東把這些真理看作“普照的光”，用以推論特殊事物的本質，同時研究現象，加以驗證，從而形成不同凡響的邏輯力量。　　

    毛澤東的邏輯的第三個顯著特征是分析和綜合的密切結合。毛澤東是矛盾方法論的大師，而所謂矛盾方法就是分析和綜合的方法。對于單一矛盾而言，分析是研究矛盾各方，綜合是把握矛盾總體；對于矛盾群體而言，分析是研究各個矛盾，綜合是把握矛盾現實。矛盾方法是描述的——再現既成的矛盾結構；矛盾方法又是規范的——促成矛盾的轉化，達到變革的目的。矛盾方法是演繹的——從矛盾共性推知矛盾個性；矛盾方法又是歸納的——從矛盾個性找出矛盾共性。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的邏輯就是辯證矛盾的邏輯。　　

    （四）他留下了把人民利益和個人利益貫通起來的倫理方針。　　

    倫理問題一貫是中國思想家關注的中心問題。儒家尤為如此。孔子提出“仁”的學說。郭沫若曾經認為：仁“是犧牲自己為大眾服務的精神”，“這應該是所謂至善”。但孔子自己說：“克己復禮為仁”，約束自己，納入當時的典章制度規范才是“仁”。可見“仁”的真實含義仍是通過調整人與人的關系維護既成的社會秩序和社會制度，這樣的倫理思想是中國歷史轉變到私有制階段的必然產物。毛澤東作為由私有制社會向公有制社會轉折時代并面向已見曙光了的久遠未來的思想家，才真正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之上，才提得出“為人民服務”的著名口號。　　

    但毛澤東并不否認個性，并不否認個人利益，并不否認當前的直接利益。相反，他主張把人民利益和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統一起來。他在一方面，主張這些矛盾方面相互間的統一性。他在黨的工作上無數次地強調，要給人民群眾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要深刻注意群眾生活問題，“要使他們從這些事情出發，了解我們提出來的更高的任務，..把革命推到全國去”。只有革命成功了，人民群眾的利益才能真正得到滿足。他在另一方面也承認上述矛盾方面相互間的排斥性。對于克服這種排斥性，他提出了道德層次性要求。共產主義者是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他們的階級基礎和歷史使命決定他們應當遵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倫理原則。而對于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以后，則只能推廣“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的社會主義精神”。　　

    （五）他留下了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融合起來的文化氣質。　　

    毛澤東對于文學創作提出過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原則。其實，這不但是他所主張的創作原則，也是他的全部思想特具的文化氣質。　　

    毛澤東的浪漫主義氣質具有極為豐厚的文化蘊含。其一，是黑格爾式的“巨大的歷史感”。他站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的一整個時代的山巔之上。回首以往，通觀著人類自生成到實現資本主義的數百萬年；前瞻未來，共產主義已不是幻覺，不是空想，而是由資本主義矛盾發展所包藏并作為一種運動正在展開的前景。他又站在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偉大轉折點上。民族痛苦呻吟的時代就要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完結，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未來已經成為直接的奮斗目標。這就使毛澤東在理性上充滿著雄渾的歷史精神而在感性上洋溢著氣吞山河的豪邁詩情。其二，是宏偉的宇宙觀。他立于現代科學的基地。現代科學是對于人的主體性的確證，或者說是對于世界屬性的確證。人的視界和實踐領域已超越地球，達于太空。環宇盡收眼底，不能不使人產生豁達的氣概。于是，有了毛澤東的“小小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的詩句，產生了他的渺視困難的偉大進取精神。其三，是巨時空的戰略視野。毛澤東的浪漫氣質同他的戰略家的雄才大略是聯系在一起。在戰略家視野里，歷史是暫短的，全局是微縮的，他小視諸多細節，渺看各樣困擾。這種整體感詩化之后就衍生為浪漫主義。　　

    但在同時，毛澤東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浪漫主義氣質和現實主義氣質在他身上有一個相當好的結合。這種結合的內涵是歷史與現實的統一，宏觀與微觀的統一，戰略和戰術的統一。　　

    毛澤東是偉人，但不是完人。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留下了劃時代的光輝篇章，但他在某些歷史關節上，也發生理論和實踐的矛盾，發生向全面性的一面的偏斜。在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關系上，毛澤東有時似乎浪漫主義更濃重一此。這使他在晚年產生過于理想化的社會設計，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也使他在60年代中期不惜戰術代價而謀求戰略利益，弄了一次大險，結果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戰略失誤。　　

    毛澤東不是完人，但仍是一位偉人。畢竟是勝利地領導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在這場革命中，作為實踐經驗、人民智慧、時代精神的集中者，他成為一位卓絕的思想家。在這兩方面，毛澤東都是永垂青史的。　　

    四、毛澤東思想家地位的現實確證和歷史影響　　

    毛澤東逝去了，但他又活著。毛澤東的偉大業績的不同方面，將隨時代的發展而取得不同的位置和發生不同的影響力。我以為：他最具久遠影響的是在思想方向、精神氣質方面。毛澤東的思想家地位將隨歲月的遷移而日見其重要性。　　

    思想家毛澤東在現實中已經顯示出他的非凡的影響力。這集中地表現在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上。這個理論的創立者鄧小平對此有過反復的說明。鄧小平在1992年巡視南方的時候說：“我讀的書并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這是真誠的話，也是關鍵的話，正是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個“精髓”上，表現出鄧小平對毛澤東的基本的繼承關系。　　

    思想家毛澤東之所以活著，是因為中國當代的實踐緊迫地需要他，如同“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一樣。　　

     ——中國正在發展，尚未擺脫貧困。中國人現在未到享樂的時候，諸如“大款”、“大腕”宣傳所造成的“富貴氣”，畢竟是泡沫現象。中國人民需要毛澤東所倡導的主體性理論和奮斗精神。全民奮起，自力自強，只有形成這種民族氣概，中國才有希望。　　

     ——中國正在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破題。一切以為我們已經什么都懂得了的自滿，同樣是泡沫現象。中國人最需要的是鄧小平所說的在實踐中走出一條“好路”、“新路”來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這也正是思想家毛澤東留給我們的最可寶貴的精神。　　

     ——中國正在探索，中國的經濟政治情況比別的國家要復雜得多，簡單的、片面的論斷只能使我們屢興屢挫。中國迫切需要實踐辯證法和理論辯證法相結合的辯證理性。非辯證、非理性的東西使我們不斷吃虧。中國的事情只有用全面性的堅定和中介性的靈活才能辦好，才能較為順利地向民族振興的目標推進。　　

     ——中國正在建設，經濟發展和道德進步的矛盾擺在我們面前。有人希望維護自己所理解的道德純潔而束縛改革的手腳以至廢棄改革；也有人鼓吹犧牲道德進步來謀求經濟的發展。這兩種主張都是非辯證思維的主張。中國仍然需要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雙層次、人民利益和個人利益兩結合的道德方針。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每一市場主體都以實現利益最大化為行為準則。但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制約下，市場主體所追求的利益，特別是公有制市場主體的利益，是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統一，同時，只要工人階級存在，工人階級先進分子就會存在，為民族振興，為人民利益無私奮斗的思想也就存在。這就是說，毛澤東的倫理方針仍然有其客觀基礎，它是不可磨滅的。中國還窮，在國際關系中并未擺脫被動性，在國內生活中也有加快振興的緊迫性。中國需要一批無私無畏的人作民族脊梁，獻身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民族大業，中國共產黨人正應都是這樣的人。中國絕大多數的老百姓，需要也愿意接受社會主義道德規范。向個人本位突進的輿論導向不合中國的國情；宣傳“大款”、“大腕”們聚斂財富、揮霍無度是國運的不祥之兆。斷不可再繼續下去。　　

     ——中國正在振興，全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中國的前進道路多有困難和險阻。在這樣的情勢下，中國需要毛澤東那樣的樂觀態度和堅韌精神、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文化氣質。中華民族的年輕一代，不能是只圖眼前小利的委瑣的一代，而應當是深明民族大義、具有廣闊胸襟、把人生價值的自我實現同民族振興聯系起來的豪放而求實的一代。　　

    毛澤東在當前的思想影響其實已經證明，這種思想影響將是十分久遠的。因為當前現實的需要本身就具有久遠的意義。試問：難道會出現一種不需要把主體能動精神和客觀求實態度結合起來的科學精神，不需要把實踐辯證法和理論辯證法統一起來的辯證理性，不需要把描述和規范、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聯系起來的邏輯力量，不需要把人民利益和個人利益貫通起來的倫理方針，不需要把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融合起來的文化氣質的社會條件嗎？這是不會出現的。既然如此，人們就將永遠記得在20世紀20年代到70年代活動的、開創了中華民族新時代的偉大思想家毛澤東。 　　

    孔夫子和毛澤東很可能是中華民族史冊上兩個地位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思想家。其著作生命力頑強，其后學接力式綿延。所不同的是孔子代表了整個的舊時代，而毛澤東則開辟了結束中國剝削制度、奔向未來大同世界的新時代。孔學支撐著舊時代的民族魂，而“毛學”將對中華民族新魂的最終形成發生最為深刻的影響。讓歷史來檢驗和證明這個判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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