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共產主義者宣言（III）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
六，“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石
生活于19世紀的馬克思不可能把握全部的二十乃至二十一世紀的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而且恩格斯明確告戒，“我們（指馬克思和他本人）只是提供行動指南”，并不斷強調其學說體系是開放性的而非終極真理。馬恩的理論學說必須為當代新發展所補償，修改與發展。
馬恩時代基本上是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從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到自由放任的簡單技術進步支撐的早期工業資本，資本的原始性，野蠻性，公開與赤裸裸的金錢性，乘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弱肉強食和傳統的數千年的等級世襲社會傳乘，在社會現存與國家意識形態層面上運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學說不但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源泉理論的繼承和發展，而且是迄今為止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本質性的歷史性的洞察與歸結，所有的其它生產要素的價值貢獻被歸結為物化勞動，即資本形態的昔日勞動的“平價”轉移。在區分了勞動價值創造與勞動力工資支付之后，馬克思創立了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學說。三要素或生產力要素說，效應或邊際效用說等一切御用經濟學說，更包括當代的價格與分配學說，均在通過理論，模型等手段與方式，徹底否定勞動價值學說，并拚命反對剩余價值學說。從而從源頭上歪曲剝削。盡管又通過累進所得稅，高額遺產稅與一定的利息資本政策來緩解兩級分化。
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時代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工業資本向金融資本主義的過渡。并在80，90年代更在所謂后工業社會思潮下，全面進入信用資本主義。在這種社會經濟形態下，不但規模經濟與領域經濟規律在全球化技術與資本背景下造成跨國公司企業帝國，而且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向著非工業主導的服務業主控的方向不斷演進。證卷化，信用化的高度形態在金融革命這種所謂的“大爆炸”改制下，完成了“人民資本主義”的全面改造。
所謂“人民資本主義”有下述本質規定：第一，在各種不同程度與國家特色基礎上的福利國家形態（保障），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人道資本主義的傾向，并防止弱勢群體成為社會犯罪與不穩定社會基礎；第二，中產階級不但享有相當的社會豐裕與社會機會空間，而且在資本投資與積累中成為散資百川，大河。中產階級財富積累的相當的比例，大約25％以上甚至更高投放于資本市場。而全社會的房地產與主要耐用品基本上采用信用消費，甚至零售商品的社會消費也在信用卡化走得甚遠；第三，全面社會運作，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基本上完成契約化，選票化。其中，核心基礎是私有產權；主軸機制是自由市場與自由企業；非經濟權力運作是民主選舉；社會生活為大眾營造與大眾選擇。
大眾選擇就像自由市場一樣，并非導致大眾統控。大眾選擇不意味著人民意志主導。因為，大眾選擇空間與選擇意識或者早已被制度鎖定與經濟支撐所限定，或者為大眾傳媒所整合。在這樣一種社會規范與選擇空間下，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為大眾選民規劃好了一幅獨立自主的理性自由選擇游戲。游戲者在自覺與下意識情況下完成自我設計，自我發展與自主選擇。
這種理性的選擇比之當年的羊吃人的圈地運動之下的背井離鄉，僅剩下被迫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從而“自由”地選擇做工要“鶯歌燕舞”得多的多。社會大眾，從而不但受到直接的勞動剝削，包括智能剝削，而且進而受到財富或資本剝削。股票，證卷等等各種金融投資和全部的信用使用均在承擔風險，支付利息等等各種情形下，完成有利于超級股東，集團資本的財富滾動。
投資就像勞動力賣出一樣，一切遵循著嚴格的統一的明確的自愿，形式公平等價原則。決不會發生公開的搶劫和赤裸裸的賤買貴賣。盡管有少數的信用高利貸，但其基本上都是“合理合法”的，且是地地道道的求之不得的自覺自愿。現代的剝削，不但精巧，慎密而且避免了直接的可見的階級直陳。龐大的無人的信息資本系統，專家系統，技術系統與風險系統，把資本賭場進行了超級的人類理性智力包裝。數萬億的資產，財富被縮水后沖餦。投資大眾只能“望洋興嘆”。不但自認倒霉，還得自我辱罵，自己懺悔：為何不早日拋出？何必如此貪婪？
有人也許會爭辯比爾·蓋茲不是也在股市風潮中損失上百億？然而仔細分析，這些超級富豪們承擔的僅僅是“假縮水”。但投資大眾賠進去的卻是自己的養老金，孩子的學費。
馬恩理論體系強調與突顯的是階級斗爭。而現代社會歷史卻告訴我們社會三大矛盾交織互動，構成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馬克思基本上接受了莫爾根《古代社會》一書的社會歷史形態發展脈絡。其歷史運動基本上是在歐洲封建與資本主義社會歷史形態上，在其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框架下形成社會動力與發展演進學說的。一方面由于黑格爾以來的歐洲中心論與文化優越的偏見傳統，另一方面因為東方近代在工業革命為核心的西方文明崛起下的落伍。這一時代落差現實及歐洲學者對東方史實的“近代”無知，更加上由于考古發現的除埃及以外的普遍的東方落后，結果導致對文明沖突與對立，對人性深層矛盾未及深究。
事實上，人類社會發展史始終是在文明，階級與人性矛盾交互對立與沖突上演進與發展的。馬克思聲稱階級斗爭不是他的發現，他的新貢獻是證明了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預言，資本主義運動的結果必定是通過不斷的社會分化而最終走向資產者與無產者兩極。而工人階級因由各種社會資本運動規律的猶如地球引力般的不可抗拒性而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并且馬恩一向認為，資本主義一定是必然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運動而非一國一族之事。由此社會主義不但會在整個世界或至少是一些國家，而且一定會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首先發生。
而現代狀況如何呢？美國宣稱自己是個無階級的社會，歐洲大多發達國家早已進入高度發達的中產階級居大的所謂后工業社會。為什么？
馬克思主義僅僅揭示了階級剝削與壓迫。客觀上忽略了民族壓迫與剝削。馬恩列毛均把民族壓迫與剝削大體歸咎于階級壓迫。這有合理之處并且在本質上是科學的，但也容易引起忽略文明與民族國家的矛盾復雜性。以愛國主義為旗幟的近現代西方文明的崛起與繁盛，完全是沿襲了其希臘－羅馬以來的西方源頭文明的種族等級壓迫價值。柏拉圖，亞理士多得均是這種哲學與文明價值的理性源頭。這從其資本原始積累的海盜掠奪，殖民帝國主義，奴隸貿易及其沿襲至現代的奴隸制就可見一斑。白人至上與白人責任即令在當代的多元社會與多元文化之下，依然有著相當的社會基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眾在實際物質豐裕，服務享受，甚至國際旅游等各個層面，享受著巨大的發展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直接移民所提供的好處。這是文明與民族矛盾與沖突的核心。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何美國敢于聲稱自己是無階級社會,到之處, 而印度這樣的資本主義卻明明白白地呈現著種姓存在與矛盾。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中產階級享受著遠遠高于其名義收入與財富占用的好處。其階級立場遠不及其國家與民族立場那樣堅定，此再度證明唯物史觀的正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有了文明與階級視野并未窮盡社會矛盾與對立。人性優劣同樣具有相當的地位。毛澤東同梁漱溟有過爭論，反對君子小人之分。在他看來，一切愛與恨不僅不是無緣無故的，而且是階級立場與情感使然。但在社會現實中，人們的確發現，統治階級群體中也有德行品質高尚者，革命階級陣營里也同樣會有惡棍，流氓。除了文明階級沖突外，人性沖突同樣存在。盡管前者永遠是主；后者會從屬于前者。
依照這樣一種新馬克思主義社會或世界觀，新統一戰線思想或戰略就須建立在人民理論而非階級理論基礎上。在人民理論與學說方面，毛澤東作出了巨大的世界性的理論貢獻。人民理論絕非僅僅是統戰意義上的“權宜”，“工具”理論。而應視為真實社會階級，文明與人性矛盾與斗爭的社會主體與動力理論。人民理論的基本要點應該是：第一，人民統治理論（相當于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同一層次，不同側重）。即人類社會不容許少數貴族，精英主義，世襲門第觀念占據統治資格核心。社會的主體統治資格與主權必須是只能是時代社會的人民大眾；第二，人民主權理論。人民不但享有統治完備資格，而且人民全體擁有最終社會主權。即不容許君權神授，也不接受強權即公理。國家乃至國際主權永遠歸屬于人民大眾；第三，人民意志與人民動力理論。社會發展的根本過去，現在與將來都是人民行為主體，創造主體；第四，階級專政必須從屬于人民專政，階級，政黨，黨派利益必須服從人民利益，階級，領袖與政黨組織必須在人民意志中尋找其基點與未來；第五，核心階級只能靠著在人民大眾中的主體構成，主要意志與地位的主導力量，通過人民意愿與熱忱，完成階級意志的貫徹。不可超越人民意志，更不能凌駕于人民之上。
七，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觀，宗教觀與藝術觀
科學革命盡管是以文藝復興，對黑暗的中世紀的宗教，思想禁錮的沖破，尤其是理性主義與人文主義的“人本精神”的張揚而出現的。但包括啟蒙運動在內的整個近代科學的誕生及至馬克思時代的科技發展及其在工業中的應用，基本上是一種自發的非“國家行為”。而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本身的工具理性，效能特性所蘊涵和造成的巨大的生產力潛性，直接造成了馬克思的科學的潛在的“革命性”或積極性，進步性觀點。
馬克思不但在明確理論表述上把哲學作為工人階級的精神武器，而且在靈魂深處把自發的生機勃勃的科學看成是最終沖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工人階級的自動獲得的武器。他不但以哲學家和學者態度，而且以領袖與革命家的情懷，全身心地關注著科學的最新發現。這就是李撲克內西筆下的卡爾。馬克思：“他是一艘整裝待發的戰艦，隨時準備駛向任何新的科學發現的海洋”。
然而，馬恩不可能預見到，科學技術不但后來完全被國家力量所統合，操縱，而且成了資本的最有力的杠桿之一。換言之，科學技術發展既非自發自動的社會生產力，也不可能自行成為社會解放的革命動力。作為一種理性工具體系，盡管其本身具有不斷批判的“革命”檢驗，除清機制，但其本身既不包含價值規范與人文情懷，道德判定，也不具有終極判斷，絕對公正的真理標識。科學而且因由其在本質上是科學家之間的對話而同樣可能產生同科學的可證偽或批判精神完全相反的偽科學。科學技術的當代西方文明的發展，業已構成了在整體上取代上帝，成為新的常規理性宗教，并在可能性上毀滅人類乃至地球的能量。
科學不等同于真理；科學不等價于公理；科學不能凌駕于宗教，藝術，哲學，文學甚至神話之上。科學不應統治文化與教育，科學不能獨攬輿論或話語大權。現代化下的科學技術造成了工具理性思維。數量規律在效率至上的原則下成了通行的絕對的神圣的真理。人本主義在放縱的物欲或極端物質主義與個人主義思潮下，成了自私自利，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本質規定。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取代了靈性上帝與神明；世俗主義給了物欲橫流以理性，解放和自由的“光輝”；沒有貴族的物質享受貴族化在齊平化的“大眾口味”和無差異工業品海洋中造成了文化工業化。
科學同文學，藝術，宗教甚至神話一樣，更同哲學一樣，只是而且僅僅是人類認識欲把握真理的一種渠道或途經。科學也好，規律也罷，均必須在理論，思想，文化氛圍中，在傳統，價值規導下發揮作用。科學不容許成為一種自主的自控的自在的真理標準，體系與存在；科學家必須同政治家，文學家，藝術家，宗教人士一道，成為專家系統一員，并同人民大眾進行經常的對話，交流與互動；科學進步與發展必須在協同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規導下進行，而不是天然地代表真理與未來。
宗教在階級社會里，就其本質自然是統治階級制造自身統治神授性，合理與合法性，對百姓進行愚民與“麻醉”的工具。但這種本質屬性并不能由于其“精神鴉片”的作用，而取消了宗教靈性生存與發展的作用。宗教不同于簡單的反理性與科學常識的迷信，宗教是一種在科學，哲學，藝術之外的一種精神與心靈活動。
從宗教起源可清楚看出，宗教均起于社會矛盾尖銳，民不聊生，人們渴望出路，至少是一種解脫。耶穌基督臨世時的巴勒斯坦地區是這樣，伊斯蘭教誕生的漢志為中心的阿拉伯區域也如此。而且，宗教已經生成，就會帶有明顯的文明性和民族性。
宗教寬容，宗教和諧，宗教升華，宗教促進是新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基本走向。宗教寬容不是權宜之計。也非現實主義應付與姿態擺設。而是在獲取政權時的統一戰線的有力組成部分；在執政時期的廣泛的社會基礎構成。一切邪教，危害社會良序發展，實行宗教政治一體化，絕對排他性的均是要反對的；宗教和諧既是指各宗教，教派，不同信仰，組織，團體，個人的和諧，也是宗教人士與非宗教人士的廣泛的社會共處與和諧。宗教自由必須在真誠的絕對自覺基礎上而不容許有任何的宗教壓力與脅迫，更不必說宗教壓迫；宗教升華是指宗教教義教化，教規的不斷的歷史性的“創新”與“改造”。宗教在政教合一，宗教壓迫，宗教禁錮，宗教戰爭，宗教審判與迫害等等均是宗教階級性，邪惡性的社會歷史弊端。在清除這些弊端的過程中，尤其是在現代化浪潮之下，宗教的道德建設與約束規范性也基本上被拋棄了。這是尼采，海德格爾等等筆下的歐洲虛無主義的主要癥狀。也是丹尼爾。貝爾等對現代化文化矛盾的不解之謎。而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尤其是經濟學家卻恰恰無法達到這樣的思維境地。他們只能在貨幣，價值，市場秩序的量化維度里思索。宗教升華不只是要恢復宗教倫理中的向善，崇高，自尊，博愛的優秀方面，而且要推陳出新，在宗教改革與社會進步中形成更堅實，廣泛的道德情操方圓與規范；宗教促進，就是積極有效地利用，發揮宗教在認識，聯系，凝聚的社會杠桿作用，促進社會事業，推進人類和平，提高社會生活質量，改善社會關系，增大社會精神文明福利。
文學藝術在階級社會里是不可能不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的。同時也必定包含豐富的民族個性，文明特性與時代特征。文學，藝術作為人們的一種特殊的以形象思維為主的情感與理性思維創造物與社會互動形式，自然會是創作主體之鮮明的個性，風格與追求的展示。但這絲毫不能否任文學藝術的時代特征，民族國家底蘊與社會歷史基礎。文學藝術家不僅永遠有一個為何，為什么社會階級而創作的問題，而且由于作家，藝術家的廣泛社會影響，有一個公眾人物品味與道德情操問題。這正好比常人的優缺點并無關宏旨，而領袖與風云人物卻影響廣泛，尤須接受更高的準繩與標尺。
尤當時代，歷史與社會轉型時期，公眾人物的導向就更是至關重要。對個人而言，則或成為開天辟地的俊杰，或淪為千古罪人之沉渣；對民族與國家而言，則或是駛入繁盛光榮之途，或是步入泥潭陷阱之程。
八，對主要現行思想體系之評判
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成為蘇東乃至整個歐洲甚至美國的一條思想路線。美國所不同的僅僅是近來在新保守主義之下出現了更多的向新自由主義靠攏。社會民主主義首先源于對所謂極權與威權主義的否定、東西方文明在二戰反法西斯聯盟中首先確定了對法西斯反人類，殘暴與摧殘人性的種族主義方面達成共識。然而在其后非但未能因這種共識進而導致西方文明對自身文明主流源泉的種族奴隸等級制度與文化的深刻反省，反倒在以哈耶克和波普耳為首的新自由主義代言人的引領下，將法西斯主義同共產主義捆綁在一起。
這種思潮在邱吉爾等老牌政界人物的鼓動下，逐步演化出了戰后冷戰思維主體。冷戰思維發展成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陣營和意識形態對峙，進而軍備競賽，輿論文化陣地，勢力范圍構建的全方位較量。這種較量，一方面絲毫沒有影響西方世界在國家干預之下的福利社會與福利國家的構建。從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到約翰遜的偉大社會，向貧困宣戰，美國基本完成了福利國家的構建。而北歐甚至北美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則在社會公平與正義上走得更遠，社會平等方面成果更豐；另一方面，在嚴酷尖銳的對峙下，競爭與恐懼大大刺激了西方文明的科技提升與經營水平。首先，蘇聯在原子彈，載人航天，衛星技術等一系列突破性的跨越式的發展給了美國以直接壓力。迫使美國在外空間開發上急起直追；其次，五年等宏觀經濟計劃管理在西方經濟調控上同樣造成了直接的效法模式。
然而在所有這些借鑒，演進與變化過程中，甚至在比較經濟學的主流逐步認可，正視計劃體制的速度優勢，社會平等與社會福利事業上的優越的條件下，西方意識形態的主導力量與戰略規劃力量從未放棄全面徹底摧毀社會主義的任何可能。滯脹的七十年代加上“68全球革命風暴”更給了新自由主義思潮以借口和現實需要。
于是，從趨同到拋棄凱恩斯，回歸自然率調節，進而發展到了里根－撒切爾主義，進而在克林頓主義與布萊爾施政大略完成。最后在布什新保守主義下，在反恐戰爭，先行打擊下得到強化和全球輸出與全球布防。
至此，新自由主義進一步發展為新保守主義，成為更加赤裸裸的擴張與先下手為強的進攻性霸權戰略。對內則更加放縱資本兼并，在所謂保守的同情心口號下進行盡可能的右傾改制。以便使權勢與資本掌握更多的資源，擁有更大的作用空間。
而新自由主義在歐洲則表現為社會民主主義。這或許是由于歐洲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階級政黨與革命歷史造成的社會歷史記憶所致。因為兩次世界大戰的巨大人間苦難的主戰場以及29－33年世界大恐慌，歐洲應說是飽經風霜。歐洲的政治文明遺產比之美國要豐富得多。
所謂第三條道路，就其原發主旨是要走出一條既不同于美國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有有別于斯大林的計劃經濟社會主義。人道的社會主義是其原始的政治倫理主導下的基本訴求。而歐洲聯邦主義的必要性，即歐洲因由國別力量的分散與“狹小”與“小國寡民”造成的軟弱的經濟，軍事乃至文化外交對外輸出上的同美國獨大的弱勢，以及長期在美國核保護傘下的政治軟弱，從而歐洲社會主義工人運動歷史傳統以及北歐社會主義實踐等產生了歐洲路徑的獨特性。
第三條道路及其所有先行的發達資本主義的各種思想路線與路徑選擇，同時也都面臨著一個所謂匱乏價值向后物質主義的轉變。這種轉變在本質上就是現代化的現實社會困境在經濟，政治，文化上要求向后現代化即后工業社會的轉變。這種狀況異常令人覺得滑稽可笑。一方面是資本的富有的集聚與惡性膨脹，另一方面是在高度發達與物質豐裕的貧困線以下的社會階層的擴大。而社會確要向后物質主義過渡。這既是現存的真實的悖論，又是社會進步，發展的動力。然而第三條道路的選擇在這種錯綜矛盾下卻不大可能步上中產階級希望，在物質上相當豐裕后的精神文化與心靈價值追求的后現代化高品味社會理想與生活。而且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自由主義的放任之下，給資本優勢以更大的權重，從而把中產階級已有的物質豐裕變成信用泡沫，一步步空化實物經濟，在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流轉中，完成中產階級的逐步拋棄。資本“圣靈”在全世界游蕩，契約自由在全球任一角落里充分呈現：一方面是不斷擴大的日益自覺自愿的一無所有的自由出賣勞動力；另一方面是集團化的公眾化的資本的縱橫馳騁，天馬行空。
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其核心基礎是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用哈耶克的說法，就是康德的名言，個人就是目的本身；個人自由是至高無上的。但哈耶克無視康德提出這種思想時的反封建反獨裁反專制反暴政的時代背景，更無視康德的和平主義的思想境界與追求，而成為壟斷資本的代言人。盡管哈耶克與波普耳都區分了，反復論證了自由主義不等于自私自利，利他主義并不對立于自由主義。然而經濟人假說及囚徒困境（或兩難）等一系列的經濟學模型與經濟理論的演繹卻完完全全地合理化了，強化了資本的無限貪婪，以至于把個原本是競爭壓力下的非自覺的人格化的擴張，變成了倫理化的內心卑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掠奪。新自由主義對人類的客觀上的殘酷無情與可怕的犯罪可見一斑。
文明的沖突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的新學說。其盡管未能象新保守主義那樣成為現行的國家戰略思想基礎，但其卻被新保守主義納入到了其基本戰略思想之中，成了其中的重要構成部分。文明沖突論試圖回答冷戰后的世界沖突之本的變化。在這些學者看來，隨著冷戰結束，意識形態為基軸的對立已經完結。而世界的主要對立將轉變為各種文明之間的較力與對立。亨氏當然最為關心和試圖解決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的相對乃至可能的絕對衰落。亨氏同樣注意到了亞洲的崛起，尤其是中華文明的重生。這種文明在軍事，文化，人口，經濟乃至政治格局上都將重新改組世界格局。但亨氏恰恰忽略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同全球其它文明的對立恰恰在本質規定上依舊是當代核心意識形態的對立與沖突。而社會主義東方中國的最終崛起，將是劃時代的和為未來人類文明展示前程的。
孔德說個體對種屬的反抗是西方文明的痼疾。在此基礎上，西方文明演化出了個人主義基礎上的自由主義。而為遏制其非整體性，又發展出了民主政治，三權分立（以權力制衡權力），代儀政治，政黨，愛國主義，人權與國家等等。從而在公域與私域，個人自由與社會管制之間，形成一定的約規，從而把過度和沖突減至最低。
而東方的傳統始終是集體主義基礎上的自由與繁榮。從經營自由，契約自由，科舉選擇（人才自由）等各方面看，中國古代事實上早已進入“農業資本主義”。而且從中央統一國家，統一市場，法度，統一文字，度量衡，以及經濟，尤其是農業，商業與手工業和城市發達多方面的繁榮來看，中華文明在總體上一直遙遙領先于世界。在這種力量對比格局下，東方文明既沒有殖民掠奪，也不曾海外擴張，更沒有進行有利自己的商貿往來。而是無私地歡迎款待四方來客，無償地奉獻給世界自己的發明，創造。相形之下。西方文明在崛起時，不惜掠奪，海盜與罪惡貿易，在強盛時又用知識產權枷鎖和有利于自己的游戲規則進一步盤剝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說，文明沖突有了更深層的含義。
九，共產主義展望：遠與近的辨證
共產黨同任何政黨一樣，也不可能鐵板一塊；共產黨領袖集團同樣會出現“壞蛋”，“惡棍”乃至“暴君”。尤其在當政后更是如此。因為，政治乃至任何社會活動，總是不可避免地會把各種社會勢力與成份裹脅進來。但共產黨人所展示和帶來的那些人類精神，心靈，文化上的閃光處，崇高點，就其廣度，深度與震撼力而言，卻不是任何其它社會政黨所能比擬的。
在大多數歷史情況下，廣大的社會勞苦大眾任人奴役，剝奪與宰割。而其多半是忍氣吞聲，默默無語，并時常在內心深處埋怨自身的命運不濟。他們吞噬的一切苦難與不公。只有在走頭無路的情況下，才可能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而統治階級或處于優越地位的階層與階級卻在社會歷史洪流中拒絕接受統治顛覆。利用自己的文化，語言資源上的優勢，大肆渲染個人“苦難”，拚命復仇。共產主義邪惡論的最根本的社會心理基礎就在于此。當然，也更主要的是一種階級與意識形態乃至國家戰略的應用。
兵不厭詐，或者兵者，鬼道也為兵家之天理。在文化與心理上同樣如此。馬恩之間偉大的友誼，馬克思與燕妮如此動人心魄的愛情佳話在資產階級學者的筆下或被有意忽視或被刻意歪曲，如稱馬克思過著5％的倫敦上流社會的生活。馬克思剝削恩格斯紜紜。而事實上是馬克思家成革命者，流亡戰士的大本營。其花消自然要大。而燕妮不得不自己動手改制縫紉衣服，從而小的孩子可以穿姐姐留下的舊衣。馬克思唯一的兒子因無錢醫治而亡。中國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減員就被堂而皇之地解讀為餓死三千萬。斯大林肅反與清洗無疑有暴政的一面。但中國對所謂政敵一響是給出路的。而且毛澤東歷來主張不殺頭。因為同韭菜不同，頭是不能再長出來的。并且中國一貫的政策是思想教育從嚴，組織處理從寬。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則辦事。共產黨人從事的是同綿延千年的傳統勢力決裂的事業。其又是在極端弱小，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即在現代術語的絕對不對等的競爭條件下的事業開拓。鐵一般的意志與紀律就是其生命線。而由此發展出來的超越人性，戰勝人性的人生追逐又成了共產黨不通人性，不通情理的說辭。
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核心是全方位平等。孫先生大小起義若干次，天下為公，一心為民。理念不可為不具道德感召力，人品不可為不正大光明。可為何每每有叛徒，屢屢遭失敗？甚至為袁世凱這樣的政治流氓，軍閥獨夫玩于股掌之間。而毛澤東旗幟下的共產黨在既無封官許愿，更無美色財寶，一貧如洗，并把腦袋拴在褲腰帶的情況下，匯集了各方英杰，歷盡千難萬險，一步步從山溝走向京城，走向全國。若非人間正道，若非人類奇特理性與意志，怎可成就？！說共產黨邪惡，就如同說共產共妻一樣的荒誕無稽；對共產政權為維護其道路選擇所實行的階級專政大放厥詞的人，應該讀一讀盧梭的 《社會契約論》和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從而對資產階級的革命觀與歷史觀有所正確認識再論不遲。
漢尼拔也曾翻過阿爾媲士雪山；斯巴達克也曾帶領軍隊長征。但前者不過900公理；后者是悲壯的全軍覆沒。而二萬五千里長征無疑是人類軍事史上的最輝煌的記錄；資本原始積累留下的是血跡斑斑，海盜略奪，黑奴貿易，羊吃人圈地運動，而毛澤東的工業化卻是資本家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人口迅速增長，經濟飛速發展，人均壽命翻倍，社會秩序安定。美國也有麥卡錫主義時期，德，意，日更有法西斯主義時期。西方也有威權，集權統治的可能。中國北洋軍閥混戰和蔣介石白色恐怖也無不是混亂，恐怖與獨裁。毛澤東晚年的確在文革登峰造極時期被推向極端化的個人崇拜，但毛澤東本人自始至終是清醒的明智的。領導體制始終是集體領導。原則從來是民主集中制。區別僅僅在于毛澤東在決策中的份量太重。而這是歷史早已形成的。把這種決策機制稱之為獨裁與專制是荒謬的。這一點，看看文革中受整肅，在獄中被關押了18年的文革風云人物戚本愉的回答就清清楚楚了。而西方文明與體制正相反，除了選舉制而外，其決策是真正意義上的獨裁。所謂獨裁就是個人獨斷專行。這是西方個性，品格與文化。
邪惡論不只是站不住腳的，而且是敵對勢力的戰略宣傳。相比之下，渺茫論卻是內部自發的。這是一種因由缺乏歷史中外經緯，意志品格軟弱造成的精神軟骨癥。
渺茫論有種種具體表現。直觀的表現就是西方崇拜，外國崇拜，尤其是恐美崇美。從這種直觀的物質主義，拜金主義生活方式的崇拜，進而轉化成對其文化，價值的認同。最后表現為對其制度的至少是好感并進一步認同。這同國人對西方走馬觀花，沒有機會深入西方實際生活，根本不了解西方最底層群眾狀況，尤其是對西方特色所獲得的國際支撐不明有直接關系。就物質技術財富而言，西方現如今依舊占有優勢。但第一，這種優勢已在大大地快速地消失；第二，這種優勢的獲得與保持均有著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支持；第三，西方文明成本高的已經接近破產邊緣。
其次表現為對高度發達的極大豐富的社會生產水平到來的懷疑。人們在具有惡性膨脹和私有觀念與心態下，直線外推高度發達，從欲求與供給或心“貪”與實產的對比中，看不到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到來與存在的可能。共產主義當然不可能通過鴉片般的幻象來豐富人們的物質需要與感受。換言之通過自欺欺人的苦行僧般的自足自樂來妄稱社會人們的極大豐裕。但共產主義也絕非一定要建立在到處是金山銀地，物質財富比自來水還方便。現代科技程度下的物質技術手段與基礎，無疑已經在接近共產主義的現實。改變現行體系，制度與觀念，全球的共同富有與豐裕是完全可能的。
再次表現為對人性本質的消極的誤解。經濟人假說及其市場模型的政治社會領域的推廣，造成了自私貪婪的人性的普遍接受。大眾化教育的全方位洗腦與廣告業的大眾傳媒感觀刺激，帶來了現代人工具理性的虛空與傲慢。借助于理性主義旗幟的原本是公義的正當的等價交換的自利曲解，加上商業領域道德沉默的滿足法律最底線的事實選擇，導致了整個文明的自私自利，人性墮落的泛濫。在性自由，權錢色交易及其良心，名譽，地位商品化下，一切崇高，偉大，神圣的東西被幾乎統統世俗化。人們在現代化，理性化甚至人性化的招牌下，堂而皇之地進入了低級化，無聊化。這種意識觀念的沖擊，直接引發了對共產主義價值的消極與懷疑。
共產主義因之變成了一種遙不可及而且似乎是反人性，非理性的東西；共產主義的領袖與創始人變成了無法效法的“圣人”“超人”“完人”；共產主義理想人物變成了現實社會的“傻瓜”，“瘋子”，盡管人民大眾呼喚著他們，傳頌著他們，贊美著他們，而現實卻難以循其足跡。
共產主義絕非遙遠的未來；共產主義在本世紀內將會成為人類社會的主流；奠定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極大豐富在現代科技與物質手段上業已基本具備。為什么可以這樣宣稱呢？
首先，馬恩做夢也不會想到，經過三，四次科技革命的當代科技水平與物質生產力可以達到如此的高度：只要農業裝備得當，一個人可以養活超過一百人；衣食住行各民用消費品產業勞動生產力比之馬克思時代得到成百上千倍放大；現代交通，通訊，信息，文化產業勞動生產力之潛力開發才剛剛開始；人類從繁重的簡單重復的體力勞動下，從奴隸般的服從舊式分工體系下解放出來成為可能。
其次，如今全球年產值超過30萬億美元。人口按50億計算，人均產值能力與實際產出達到6000美元，這種產能與產出水平是大英日不落帝國時期或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不可能預想與估量的。這種水平按真實購買力水平無疑是相當豐足的社會物質基礎。
再次，科技倍增，人力智能開發才剛剛開始。東方發明快車才剛剛啟動。在未來半個世紀，人類的高效，有機，高值，低耗的發明與創新會更為鋪天蓋地。
而關鍵就在于制度創新與制度轉型引導與示范傳遞了。西方文明就其資本擴張本性表達的價值增長空間已走到盡頭。物欲與金錢價值已逐步讓位于其它社會價值。美國第二富翁巴非特住在一所普通房屋；首富比爾。蓋茲屢屢公開表示，除留少數財產給兒女外，其余全部用來慈善事業。這無疑具有重大的社會價值啟示；中國河南的南街村在很大程度業已率先進入共產主義。
只要制度規劃得法，社會價值引領對頭，南街村類似的集體化，高度發達的微型模式完全可能很快成為燃起燎原大火的星星之火。南街村的社會制度與文明示范之創新價值要遠遠超過當年的大寨，大慶與林縣紅旗渠故事。南街村在中國大地并非孤立的。而是有一批。差別只是程度上的。
十，光明與曲折：路徑選擇與戰略策略
路徑倚賴是普遍的。投資與生命，社會事業與制度建設均有個對已在路徑軌道上的慣性運行。人力資源，結構基礎，社會意象均會造成并強化路徑倚賴。因此，每每的十字路口，每每的轉型時期，初始路徑選擇的微小差別往往會造成而后的天壤之別。
蘇東步上了試圖一步到位的所謂休克療法的改革路徑，現如今東歐各國在拚命為擠上歐盟這艘西方文明之船而競相爭寵，竭盡全力討好之能事；俄羅斯則在周邊緩沖地一失再失，‘四面楚歌’，經歷著經濟崩潰般的大縮水后的渡過死亡鬼門關。而這一切在最初均是在所謂的“人類共同文明”，“社會公正理性”，“民主”，“公開性”等一系列誘人的美麗光環下展開的。
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探索作全面，深入，客觀的分析尚不具備充分的政治社會歷史條件。也許再等個三五年，待兩個相等時段的各自三十年的中國社會試驗及其國際風云發生新變動時會更清楚。但有一點或許現在就可以明確指出，毛澤東的以社會悲劇結尾的上述兩項探索的歷史性意義在于造成了一種相當廣泛的社會準備與思想文化氛圍，從而防止和避免中國步入蘇東軌道。換言之，蘇東若有他們自己的毛澤東和文革，轉型前的官僚“瓜分”與“交易”恐不會那么容易；轉型時的百姓或許不會那樣麻木不仁，不但聽之任之，而且走上街頭，推波助瀾。
中國尚未完全免除俄羅斯路徑的全部可能與風險。倘國民經濟的大規模轉型，非公有經濟占據絕對的支配地位,屆時恐怕就會要求政權與意識形態的變化了。經濟權與資源占有到一定程度，就一定會轉化為對政治權利乃至政權的要求。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中共與中央政府必須迅速鞏固最廣大的勞動階級社會基礎，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民眾力量，執導與規制完全的資本勢力，加速發展和提升公有經濟比重與能量，牢牢把握國家與國民經濟命脈，大力倡導與推進具有共產主義萌芽的社會經濟組織與實體。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人類的共產主義崇高理想與美好愿望會隨著東方中華的重新崛起而成為全球的未來方向與模式。
全世界勞動大眾聯合起來！
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必然滅亡！
互助，自由，和平，大同的共產主義在不遠的將來一定會實現！
（2005、04、01，第二稿；2010-08-28，第三稿）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