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管理主義文化對社會無所不在的輕理重管（48）

論管理主義文化對社會無所不在的輕理重管（48）　　

聽嬋釋禪　　

一、“管理主義文化”的要點和要義是：“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　　

古往今來，“管理主義文化”淵源深厚、源遠流長，流派浩如煙海、枝繁葉茂，組織管理思想理念和方式方法博大精深、異彩紛呈、汗牛充棟。可以說，自從有了人類的群體性分工合作的“衣食住行用娛樂”等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的市場經濟運行活動，“管理主義文化”就如影隨形地追隨并組織管理協調著這些活動。“朝廷或是政府”對“自身組織體”的管理，對外部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體的管理；“企業”對自身組織體的管理，對外部組織體的管理和影響；“家庭”對自身組織體的管理，對外部組織體的管理和影響等，都以一種或大或小的“民主集中制”管理原則和方式方法等在進行著“決策、執行、監督”等的“行政、經營、家政”的組織管理活動。而在對這所有組織體和其成員的管理活動過程中，其中“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這十六個字，就是對“管理主義文化”的“集大成”抽象和概括。而這也正是“管理主義文化”之要點和要義。這里之所以只取“管理”這個詞來集合概括，除了為了說話的簡略外，更主要的還是因為“管理”這個詞的含蓋能力還是比較強的。但為了把“管理主義文化”這個大概念說得更清楚、使其更有含蓋性，“管理”這個概念的外延也就必須還要擴大到可以說明“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這樣更大的范疇。而對于無論是各層級組織體和其成員來說，還是叫做“市場經濟、經濟、計劃經濟”等的人類賴以“衣食住行用娛樂”等的運行體來說，其從“管理主義文化”對其的滲透所形成的“管理”來說，這“十六個字”都是“萬變不離其衷”并概莫能外的“管理主義文化”的最基本的要點和要義。　　

管理主義文化，是“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市場經濟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的。其覆蓋并適用于“管理”世界、國家、政府、企業、家庭等各級別類型的“市場經濟運行體”的運行和運作過程。既然這各類組織體都具有符合其市場經濟級別類型性質和特點的“公權力”，那么無論對于“世界、國家、政府”這類宏觀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運行體，還是“企業、家庭”這類“中、微觀”市場經濟運行體，其都是各具有其“公共管理職能和權力”的組織體，只是各組織體所對應的組織體成員有多有少罷了。也即“最高級別類型”的“世界級別類型”市場經濟運行體對應的是全人類和各個國家；“第五級別類型”的“家庭”這類小型市場經濟運行體對應的是幾個或是幾十個家庭成員罷了。但“世界級別的聯合國組織體”與家庭的“家長”，是具有同樣的對各自組織體發號施令的“公共管理權力和職能”的組織領導集團或是組織領導者。所以說，所謂的“公共管理權和職能”是相對而言的，并不是只有政府才具有，而是所有的“各層級組織體”或是“各級別市場經濟運行體”都是具有與各自組織體相對應的“公共管理權和職能”。也即具有對這些“組織體和市場運行體”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的“公共管理權和管理職能”。　　

更深一步地講，任何意義上的“市場化”，都不是對商品的價格、數量、品種、質量、安全等要素的完全任性而為和放任自流。不僅企業對“這些要素”要進行深入過問和注意注重，而且政府也從來沒有放棄對“市場經濟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只不過是隨著企業自主權力的增大，政府對這些“商品要素”的管理監督、調節調控等，變得更宏觀、更法度化罷了。即使是“家庭”那樣的微觀經營組織體，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商品之價格、數量、品種、質量、安全”等的投票權、選擇權和監督權啊。世界各國對貿易往來的“商品之價格、品種、數量、質量、安全”等更是從來沒有放棄任何監督檢驗許可等的權力和職能呀。也就是說，“管理主義文化”已滲透到對“各層級組織體和其成員”的無孔不入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尤其包括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等為主業的“企業組織體”在其進行商品生產和交換過程中的商品之“價格、數量、品種、質量、安全”等要素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等的管理工作。而這種“管理主義文化”的滲透，不僅存在于政府那里，更存在于企業的自我管理之中。也即企業首先要對自己生產的商品之“價格、數量、品種、質量、安全”等要素進行負責和管理。而“政府和家庭”等組織體只是一種外在輔助性的管理監督體。　　

 可以這樣說，“管理主義文化”是“市場經濟，或是叫經濟，或是叫計劃經濟”這匹實際上是“合三為一”的任性而為、放蕩不羈野馬的進行最堅硬、最有效管理和約束的“籠頭和騎手”。“管理主義文化”做為可以與“科技主義文化”這個社會財富創造的“發動機和制造器”相提并論，并能夠把社會潛能發揮到極至的文化形態，已經成為整個社會“有序、健康、高效、協調、可持續發展”并具有“高強度組織力”的“推進協調平衡器”。當把“科技主義文化”這個“動力能源”加入其中后，這個社會就會象開足馬力的穩健協調高效高速奔馳向前的巨型航母，成為推動整個社會向著“文明進步”發展方向邁進的強大動力。就拿2010年夏天泛濫成災于全中國的大洪水來說吧，這要是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具有“高度組織管理力量”的社會主義大政府和應用現代化的“科技主義文化”和“管理主義文化”的豐碩成果所形成的抗拒自然災害的強大力量，而是放在一盤散沙式的組織力、管理力和科技力極弱的舊社會，死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出“管理主義文化”做為一種重要的文化思想潮流，從古至今所具有的對整個社會無所不在、不孔不入并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積極而重要作用。而做為“管理主義文化”要點和要義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這十六個字，始終都在促使、促進整個社會的“有序協調、和諧穩定、健康高效和可持續發展”上閃耀著其普惠眾生的光芒。　　

二、“管理主義文化”的歷史演變過程　　

從古至今，縱橫環宇的對國家、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及其成員的從各種“管理理論”的原理原則到“管理實踐”的方式方法等，匯集成了對當代整個大社會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管理主義文化”的博大精深、異彩紛呈和汗牛充棟。 從中國古代秦始皇統一中國實行的以“郡縣制”的“大一統”國家管理的“基本政府組織體系架構”以來，從上至下的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朝廷或是政府”的組織架構體系，就始終發揮了其不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組織和管理國家經濟、政治、社會活動的決定性作用。但在整個封建社會里，除了“朝廷”這個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宏觀組織體外，再就是“家庭”這個分散但卻是非常龐大的微觀“家企合一”的組織體。正是這“兩大”奠定整個封建社會基礎的宏、微觀組織體對整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決定性的組織和管理，才推動了整個封建社會的基本運行和運作。至于封建社會的那種以單純“商品生產和交換”等為主的比較正規的“中觀企業”組織體還非常弱小，以至在“朝廷和家庭”這兩大組織體面前甚至于可以忽略不計。這種“朝廷和家庭”的宏、微觀組織體“龐大”，而單純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等為主的“正規企業”組織經營體“弱小”，是“封建市場經濟”的重要基本特征。　　

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和重要特征，就是“私有或是公有資本”開始掙脫“政府和家庭”等組織體的束縛，完全獨立出來進行單純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等為主地形成了“正規企業”的組織形式。由此，這種以擴大“中觀企業”組織體的“金本位”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就此而誕生并迅速萌芽了。以英國等為首的世界工業革命，把世界各國的“中觀企業”組織體，推到了整個社會的前臺和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等為主的特殊重要的位置，特別是到了“私有或是公有資本”通過股份制形式“集中資金辦大事”所形成的社會化“大生產、大交換”等的由成千上萬人組成的現代化大工廠、大公司等的時代，也就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迅速進入了成長和壯大的階段。而“中觀企業”這個組織體也就在整個社會的“各種組織體”里開始占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而對于中國來說，這種“資本主義化”的啟蒙或是萌芽時期，應該是在“清朝同治”年間向西方學習創辦單純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主的“正規企業”的“洋務運動”做為起點吧。而社會發展到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時代，這種“中觀企業”組織體的“公有化”過程，也就使“政府、企業、家庭”這種“宏、中、微觀”的“公有化組織體”連成了一片。于是，一種以“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的“社會主義社會”就由此在人類社會里誕生了。這種社會里“各基本組織體的強弱大小”的演變發展過程，正是以“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的這類“最高級別類型文化”指導下的 “管理主義文化”在進行著具體的組織管理和社會結構的重新架構和重新組合過程， 這也就為現代“管理主義文化”的繁榮發展形成了客觀需求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由此，“管理主義文化”也就由以“政府和家庭”的文化形態為重點，轉移到了以進行社會化大生產、大分配、大交換、大消費活動的“企業講硬角”的文化形態身上。但由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政府，則仍然是各個國家制定、推行“管理主義文化”的最根本的策源地，其決定了“企業、家庭”等中、微觀層級組織的“管理主義文化”的發展方向、基本原則和方式方法等宏觀框架和取向。比如：中國農村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度”，也即“土地國有民營”經營管理組織制度，及以家庭和家族為基本經營單位的小型市場經濟運行體，則決定了“家企合一”的家庭經營組織體的“管理主義文化”的組織管理方向和方式方法等，又與封建社會的“家企合一”組織結構形態有了千回百轉的輪回。雖然如此，但單純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主的“中觀企業”，特別是私有制企業的迅速發展壯大，則為鮮明的資本主義特征重彩濃墨地重重畫上了一筆。而“管理主義文化”在其中的具體組織管理方式方法的施展，始終發揮著推動這些組織體運作的積極而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管理主義文化”不管是在“各類組織體”的性質和特點發生了多么大的變化，其始終“沒有階級性”并如影形地服務著這種變化。也即“管理主義文化”做為一種“次級別類型的文化”，始終要為“最高級別類型”的“社會主義文化或是資本主義文化”起到“或是添磚加瓦，或是拆臺破壞”的作用。　　

      三、“管理主義文化”蘊含了豐富的根本思想理念原則、公共道德和方式方法　　

 “管理主義文化”的所蘊含和追求的“互助、合作、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全局、秩序、協調、可持續、市場經濟之四個環節的良性循環和合理演變”等是其最基本的思想理念原則和“公共道德”宗旨，并且也是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共道德”性質和特點的思想理念原則和“公共道德”。當然，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也要適當地講一講這些管理原則和道德。而“管理主義文化” 所蘊含和追求的與之相反的“自由放任、無政府主義、一盤散沙、貧富分化”等的原則和道德，那就是消弱“管理主義文化”的那種“有序、健康、高效、協調、可持續發展”原則和追求目標的“不道德”行為。　　

“管理主義文化”的“管理原則和公共道德宗旨”與“科技主義文化”的公共道德宗旨之間的協調配合，可以形成強大的商品“生產能力、交換能力”等。但“管理主義文化”雖然能組織和領導包括“科技主義文化”等在內的所有力量去“有計劃、有組織、有秩序”地形成創造財富的巨大能量并創造出大量社會財富，但卻仍然不能解決“社會財富的公平正義、平等民主、公正合理分配”的這個人類賴以“衣食住行用”等的根本性問題。也即決定社會財富分配流向的是要靠“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概念定義的“社會財富分配方式組合形態”。　　

管理主義文化，只能是人類在向其終極追求目標和社會理想方向發展的過程中起到“輔助作用”并“相對過硬”的手段工具和“次級別類型的文化”。雖然“管理主義文化”對當今人類賴以“衣食住行用”的“市場經濟運行過程”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等產生了深刻而又廣泛的影響，并推動并維護了世界、國家、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的“有序協調、健康高效、和諧穩定、可持續發展”，特別是把“科技主義文化”有效地融入“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發揮了積極并不可替代的決定性作用，不僅有助于“科技主義文化”的能量發揮到極至，而且使“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的這類“社會基本經濟制度”或是叫“社會財富分配制度”通過“管理主義文化”的弘揚在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里得到切實的貫徹執行。但“管理主義文化”必竟也只是人類的一種“組織管理”等的組織架構格局和方式方法而已，其與“科技主義、愛國主義、實用主義”等文化思潮一樣，只能是人類在向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終極追求目標和社會理想方向發展的過程中起到“輔助作用”的“次級別類型”并“相對過硬”手段和工具罷了。　　

也就是說，人類不可能為了“管理現代化”而只追求“管理現代化”，并為了“管理主義文化”而放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類更高層次的追求目標和社會理想而被動地由“管理主義文化”所左右人類的生存和生活。當由落后腐朽并損害大多數人利益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管理主義文化”妨礙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管理主義文化”的運用和運行時，人類也是會毫不猶豫地打碎那種舊有的“管理方式或是叫統治方式”。毛澤東時代組織管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就是在打碎舊有的組織管理“封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之“私有制”組織架構方式方法后重新建立和架構的“公有制”的管理方式方法，并形成了符合“社會主義”性質和特點的具體“管理主義文化”。　　

而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學習西方社會，其“著眼點和出發點”本來是更多地放在對西方“管理主義文化、科技主義文化，及國際主義文化的貿易互通有無”等管理經驗、組織架構方式方法，科學技術、技能、技巧、技藝，貿易規則和技巧等方面的學習上，但卻連帶著把“私有制”這種社會財富的根本分配方式也一同學習了。隨著中國私有化、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演進，適應“私有制”、特別是“私有股份制”的企業管理方式方法就不能不成為向西方學習的重點了。這種原本想進行“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只學習西方“次級別類型”的“管理主義文化和科技主義文化”等，卻把“關系社會制度存亡”的西方“私有制”的根本分配制度也一同學習地進行了“跑偏”，也算是“正打歪著”的意外收獲吧。由此，也就給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文明進步”發展進程蒙上了一種不可預測的不確定因素在里面了。　　

四、“管理主義、科技主義、國際主義”等次級別類型文化的合作和合力，必將推動人類走向更加文明進步的“社會制度”　　

隨著“經濟全球化”引領的“文化全球化”發展趨勢的日益凸顯，隨著世界各國經濟利益的日益盤根錯節化和政治文化、經濟文化、社會文化的走向“趨同化、統一化和合并化”，以“科技主義、管理主義和國際主義”等文化思潮做為重要的“次級別類型”文化，已經成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的“最高級別類型”主流文化的日益重要的幫手和助推器。“科技主義文化”引領人類走進了“高效率”創造社會財富的“市場經濟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的進步文明的新時代；“管理主義文化”又將這種“高效率”創造社會財富的市場經濟運行運作，進行了“宏、中、微觀”的合理架構和嚴格的秩序化、規范化、法制化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國際主義文化”的興起和發展，又給人類帶來一場走向“世界大同”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甚至是共產主義的徹底“革命性”變革之熱望。　　

“管理主義、科技主義、國際主義”等次級別類型文化的合作和合力，必將推動人類走向更加文明進步的“社會制度”。當今世界的許多發達國家已經進入到“社會資本主義”這種相對文明進步的社會形態。隨著“科技主義、管理主義文化”的日益成熟和發展所推動的 “物質極大豐富”時代的來臨，人類文化的“文明和進步”也一定需要有一種叫做“國際主義”的文化思潮出來“協調”各個國家之間的各種根本利益關系；來“探討和解決”人類根本生存與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有如如何節約資源、能源和保護環境，以便使人類能更長久地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的問題；來“應對”有如氣候變暖、淡水缺乏等的各種自然和環境災害問題；來“推動、組織和引領”人類走向文明進步的和諧穩定繁榮共存共處“人本位”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世界“大一統”的發展進程。當然，也“必然要探討”封建主義的“官本位”和資本主義的“金本位”主流文化的“社會財富由少數人獨享”所造成的社會財富、社會資源等極大浪費揮霍、高成本、不經濟、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缺乏規劃計劃的任性而為等的嚴重危脅人類長久的根本生存與和平穩定發展的問題，等等。也只有在這時，社會主義或是共產主義的“人本位”的“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的公平合理、平等正義、低成本節約、有規劃計劃等的主流文化，才會真正地由“國際主義、科技主義、管理主義”等文化的“合作和合力”所引領的由世界各國所共同組建的世界性國際組織所倡導起來。這也是人類唯一可以選擇的走向文明進步的正確道路。那種試圖通過霸權和戰爭來毀滅別國或是別族而妄想自己獨存獨享的企圖，最后都只能通過可以毀滅人類的核武器的戰爭來使世界各個國家一起同歸于盡。　　

總之，所謂“管理主義文化”：就是指對世界、國家、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及其成員的組織架構模式和進行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的思想理念和方式方法等的體系化、法度化、實踐化的“次級別類型”的文化思想潮流。也就是說，理性的“管理主義文化”應該是對人口、資源、環境等的自覺自愿、合情合理的共同節制、節約、約束、調控、規劃和組織，而不是通過戰爭或是非戰爭的弱肉強食手段等去消滅別國的人口、搶奪別國的資源、惡化別國的環境等的破壞人類共存共處和諧穩定發展的世界政治經濟社會新秩序。　　

　201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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