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義已經結束了嗎？

當代亞洲問題的核心在于戰后，特別是冷戰形成后未完成的脫殖民化以及脫帝國化。是“新”殖民帝國主義、而不是其“后”的形式構成了當代亞洲的文化主體性。忘記了這一點，任何關于亞洲的想象都可能會重新卷入以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為中心的霸權論述。

今年正直“萬隆會議”召開五十周年，亞非各國將派代表在萬隆相聚。萬隆會議又被稱為“亞非會議”，標示著第三世界反殖民運動首次的集結與合作。雖然在它舉行之際，許多亞非國家依舊未脫離被殖民狀態，然而卻鼓舞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并將反殖民的斗爭帶進了一個全球性的視野。

在這樣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我們想問：回顧這五十年來的歷史發展，亞非的人民到底繼承、留下了萬隆會議所倡導的東西？殖民主義已經宣告結束了嗎？所謂的“萬隆精神”——反帝，反殖，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增強各國人民的友誼等等寶貴的信念——依然被我們所記得、重視嗎？

我想通過兩部電影——《蘋果的滋味》以及《瘋狂英語》——的討論來對這些問題進行反思。這兩部電影讓我們看到，在英國、法國等殖民國陸續撤出亞洲之后，亞洲的獨立自主并未真正到來，因為美國在戰后迅速地取代了老殖民帝國主義的地位，接管了原有殖民主義體系瓦解之后的空缺。就文化與思想層面而言，美國新殖民帝國主義對于戰后亞洲主體性的構成，也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通過對這兩部電影的分析，我將比較兩種通過“親美”而內在化的殖民主體性如何導致被殖民者自我的喪失以及異化。最后，我將進一步指出存在于當前所謂的“后”殖民文化研究的理論問題，特別針對新殖民帝國主義問題在那些理論取向中的缺席，提出批評。

《蘋果的滋味》是電影《兒子的大玩偶》（一九八四年發行）的第四段故事，根據臺灣地區鄉土作家黃春明的小說改編而成。導演萬仁是所謂的臺灣新電影運動中一位沒有得到應有重視的導演。由于這部電影應該算是臺灣戰后電影史上頭一次采取一種反諷的、批判的方式來描寫戰后臺灣主體性被美國殖民、對于美國方方面面的依賴，因此曾遭國民黨禁演。故事的背景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臺灣，通過一個臺灣工人被美國人開車撞傷之后的種種遭遇展開敘事。《瘋狂英語》則發行于一九九九年，是一部大陸所謂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張元所獨立制作的紀錄片，張元一人身兼這部片的導演、制片人及攝影師。這部紀錄片是張元自己一個人扛著攝影機，花了六個月的時間跟蹤片中唯一的主角李陽在大陸各地傳授他那獨特且富有高度感染力的美式英語教學法所積累的片斷剪輯而成。整部電影被李陽在全國各地不同城市、不同鄉村、不同年紀、不同背景的群眾中作英語教學“表演”以及他人生哲學的自我宣傳所貫穿。

《蘋果的滋味》對長期以來臺灣地區對于美國霸權毫無批判意識、毫無免疫力、心甘情愿臣服其下的主體性，做出了相當敏銳而切中要害的觀察。從鄉下來到臺北尋找工作機會的建筑工人江阿發一如往常、一大早騎著自行車去上工，不料被一輛超速的黑色大轎車撞成重傷，大量出血，當場不省人事。肇事者是美國高級軍官格雷上校。事故發生后，肇事的格雷上校連忙慌張地打電話給美國駐臺灣大使館人員尋求協助，希望通過美國在臺灣的影響力淡化處理車禍事故。這位大使館人員接到電話后，連忙安撫說他撞到的只不過是一個工人，況且臺灣是亞洲“國家”中和美國關系最密切，也是和美國最合作的“國家”，所以不會有什么麻煩。從他們的對話中，可以看出美國在臺灣的非凡影響力與地位，以及臺美之間所隱含的權力關系。長期以來，臺灣人一直被官方及主流媒體灌輸一個概念：臺灣把美國視為是“最親密的盟友”，而美國也把臺灣看作是“最忠實的朋友”；雙方有著共同的利益，也在各種事務上維持著緊密的合作伙伴關系。然而這種“關系最密切”、“最合作” 的交往，是建立在怎樣的意識形態與利益基礎之上呢？臺灣作為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反共基地，作為一個美國用來圍堵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共產主義的戰略棋子的角色，從來沒有被主流的官方言論以及媒體公開承認過，更不用提對這種關系的批判性反思了。《蘋果的滋味》一開始的這段對話，可以說捅破了一個長期以來被權力機構所虛構的幻想，一個被不斷重復的公開謊言。這段對話透露出臺灣的戰略價值，以及美國具有插手臺灣事務的特殊權力與地位。大使館官員的語氣與講話內容透露出一個具有位級性的殖民邏輯：美國（及其政府）的主權凌駕于臺灣地區政府的主權，也凌駕于臺灣人民的主權。換句話說，美國作為臺灣地區的好朋友、老大哥，能夠超越臺灣在自己的土地上所享有的自治權、有權不受臺灣法律的限制，甚至有權幫臺灣人民決定他們的前途。

相較于《蘋果的滋味》所反映出的臺美之間的不對稱關系，在《瘋狂英語》里，美國作為一個具有高度強勢的文化、政治與經濟霸權，作為一個能夠支配廣大中國大陸人民精神與意識的新殖民者的形象，充分反映在近幾年全中國所掀起的“學英文”的熱潮與現象中。影片的主人公李陽是一位走遍大江南北、推廣他所謂“瘋狂英語”教學法的英語學習專家。李陽對于自己無師自通的英語學習經驗非常自豪，并很有計劃地通過大眾傳媒，用舉辦大型造勢活動的方式推廣自己的英語學習經驗，以及“根據中國人的需要”而設計的特殊英語教學法。李陽強調，要學好英語，要有“不要臉”的勇氣。他一再強調自己以前是一個不會講英語、又極度自卑的人，但通過自己的體悟，他克服了羞怯與心理障礙，通過努力自學而成為一個能夠說流利美式英語的人。他對眾人聲稱他自己通過學習英語從極端自卑走向自信的經驗，成為眾人競相學習的楷模。在整部片子里，李陽不斷強調他的英語教學法結合了對于個性的改造、對祖國的熱愛以及重建民族自信心等多重目的。

在《蘋果的滋味》里，同過自我貶意抑，臺灣的從屬地位被牢牢地鞏固。當醫護人員將剛剛開完刀的江阿發從手術間推出來、轉送至加護病房后，江家終于有機會看到江阿發。在加護病房里，當格雷上校通過修女表示他將負起一切應負之責任，并且有意將江阿發的啞巴小女兒送到美國念書作為補償江家的條件時，那位始終陪同格雷上校的臺灣外事警察非常熱心地向江阿發及江太太說道：

這次是你們運氣好，撞到格雷上校的車。要是撞到別的車，說不定現在還躺在馬路邊呢！聞言，江阿發及江太太感到受寵若驚，連忙對外事警察說道：“謝謝……謝謝……對不起……對不起！”

在這里，臺灣外事警察（代表臺灣當局的角色）體現了一種殖民情境中相當普遍的“自我異化”（也可以說是“自我殖民”）邏輯，也就是當被殖民者面對殖民者時，將被殖民者的自我自動投射到殖民者的自我；這種投射不是一種殖民者強迫威脅被殖民者的過程，而更像是被殖民者自愿的、自發的心理表現。這種心理狀態，如同外事警察這個角色所揭示的，往往將殖民者的統治地位與統治加以美化、合理化、正當化，甚至將殖民者犯下的過錯歸咎到被殖民者本身，使得被殖民者的被殖民地位進一步被確認與強化。作為受害者的江家也把肇事的美國人當作是恩人，渾然忘記自己已經失去了雙腿、失去了謀生的基本能力。被美國人撞傷后的江家不但沒有陷入愁云慘霧，反而沾了美國人的光而“因禍得福”。美國象征著富強、進步的“現代性承載者”以及對第三世界友好的“施恩者”。

《蘋果的滋味》通過對于江阿發及其他小人物面對美國人時極為屈從、臣服以及對自我極度貶抑的細膩描繪，暗諷臺灣作為戰后脫離殖民地、卻在冷戰期間進入新的殖民結構的第三世界的處境。這部影片提供了一個關于新殖民主義具體而細微的縮影。影片以一種比較含蓄的、黑色幽默的方式展示出在冷戰反共時期，物質發展基礎薄弱的第三世界地區在面臨美國資本主義的新殖民現代性時，以甘愿放棄主體性及獨立自主權來換取“老大哥”美國在經濟與軍事上援助的普遍現象。痛失雙腿的江阿發盡管獲得了一筆天文數字的賠償金，小女兒也被送到“先進的”、“現代的”美國讀書，但他同時也完全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意識與決定自己未來的自主性，完全聽命于撞他的美國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江阿發這個角色代表了在冷戰構造下、后殖民時期的“臺灣性（Taiwaneseness）”；這種在日本殖民統治結束之后形成的“臺灣性”，不是一個真正脫殖民的、享有獨立自主地位的臺灣性，而是一個甘愿讓出主權、自決權，緊緊依附美國、崇拜美國的臺灣性。

如果說《蘋果的滋味》揭露了臺灣人對于美國的依附情結，《瘋狂英語》則呈現出中國大陸的人民如何不自覺地復制了殖民者的想象與欲望。在這部片子中，李陽不斷跟成千上萬的群眾強調學習英語是為了要“吸收美國人、英國人、日本人的先進的科學技術”，把“美國”上升到一個代表著“現代”、“進步”、“超前”的地位，把精通“美式英語”、　講一口讓美國人能聽得懂的英文看作是中國人邁向成功、邁向現代化強國的必要途徑。例如他在北京象征著中國文化的太廟對群眾的一段講話，毫不掩飾地鼓吹學習美式英文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學習美國、像美國一樣能夠賺大錢（背景是美國流行歌手邁克爾·杰克遜的歌曲Bad）：

我們講了二十年的中文，我們的舌部肌肉是完美的中文發音肌肉。我們講中國話一點問題都沒有。但是英文和中文相差太大了。你會發現中國人講英文，一聽就是中國人……所以我講我們必須改造我們的中國肌肉。把中國肌肉變成什么肌肉？變成國際肌肉。我現在的肌肉就是國際肌肉。別人說變成美國肌肉……不，變成美國肌肉是最劃不來的。因為變成美國肌肉容易，美國肌肉再變回中國肌肉就難了。美國人學中文是最痛苦的。我教外國人中文的時候特別自豪……昨天我看到一個小孩，一手拿著雞腿、一手拿著漢堡、嘴里喝著可樂……哇！精神狀態[很好]！而且我們這一代、我們下一代的飲食結構，已經被美國人成功改造過了要喝就喝Coke Cola、Pepsi Cola，要吃就吃那種奶油。慢慢慢慢就改變成他們的口味了，所以語言侵略的后面是文化侵略，而文化侵略的后面真正的目標是經濟占領。中國現在欠缺的，恰恰是商業高手，中國人就是有點太虛偽了，心里想賺錢，但是又說不要錢、不要錢，我們是朋友、不要錢等等。這種文化一定要改造過來。從小教育你的小孩為什么學英語“我為了將來考上大學”，錯了！學英語的目的就是兩個字：Make Money！以后當你的小孩問你：為什么學英語，你要說：Make More Money！

這段講話包含了兩個看似相互矛盾、卻有內在聯系的邏輯：民族主義與殖民的認同化。一方面他認為美國代表著文化侵略與經濟占領，強調在美國人面前講中文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卻又極度崇拜、熱衷于“美式英語”的腔調與說話方式，要每一個學生改掉中國口音、講出能夠讓美國人“聽得懂”的英文。他融合了被殖民者的自卑感、受到創傷的自尊心，以一種對自我缺乏信心的自我責備，來制造一種“依附性的優越感”（或用俗語來說：“挾洋自重”）。同時，他又不斷強化他的民族主義口號，強調要“讓三億中國人開口講英語，再讓三億外國人學漢語，讓中國的文化、中國的產品、中國的聲音傳到世界”。這反映出主體性中既有民族主義的情緒（如“做中國人是最劃得來的一筆買賣”、“外國人沒什么了不起”、“不要讓祖國失望”、“振興中華文化”），也有對美國殖民文化的認同。

在許多場合中，李陽一再對群眾強調學英語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去（反）“占領”那些包括美國在內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市場。在湖南省一所小學，他對聽眾說：

不要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這句話所迷惑，應該這樣教育我們的青少年：“中國根本不算是什么最大的市場。”最大的市場應該在美國、日本、歐洲。中國人需要的一個目的是什么？占領這三大市場……所以同學們以后大家互相講：我將來要占領美國、日本、歐洲三大市場。以后再也不要洋洋得意，應該意識到中國與世界的差距，這樣才能更加刻苦地學習。問大家一句話，學英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大家跟我一起說：占領……美國……日本……歐洲……這三大市場……Make Money Internationally……賺全世界的錢！

這種通過學習殖民者的強勢語言與內化其宰制性、掠奪性的價值體系來對其他民族或國家進行帝國主義式的擴張與占領的心態，反映出一種獨特的、混雜的狀態；也就是說，新殖民主義對被殖民者所造成的傷害，不僅僅是造成第三世界國家的自我獨立性與自主性的喪失（如臺灣的例子），還包括一種揉合了新殖民現代性與價值體系、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個人自我實現的向往。《瘋狂英語》反映出的正是對于殖民主義的復制以及一種想要成為、取代殖民者的欲望與想象。

在談論美帝國主義在文化與意識形態層面的影響時，印度左翼理論家阿赫馬德（Aijaz Ahmad）區分出民主的、強調自我解放的、世俗化的反殖民民族主義，以及非理性的、歇斯底里、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之間的不同。阿赫馬德認為，新帝國主義在第三世界前殖民地所帶來的后果之一便是當前者遭到擊潰，后者將取代之而成為當地一種保守的、反民主的法西斯主義。在我看來，《瘋狂英語》所展現出的正是一種右翼的、反民主的文化民族主義趨勢；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半殖民性”：它既不是純粹的民族文化、但也不排斥殖民者的文化。在這種半殖民狀態下，被殖民、被壓迫的經驗其實并沒有真正地被去殖民，而是以一種補償心理轉化為以被殖民者自我為中心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以及對于殖民主義擴張邏輯的復制。

《蘋果的滋味》和《瘋狂英語》分別代表親美被內化為殖民主體性的兩種后果：在《蘋果的滋味》中，殖民者的形象被美化，殖民者的統治地位、殖民與被殖民的宰制關系被全盤合理化；而《瘋狂英語》中殖民者的語言、殖民者所信奉的價值與觀念滲透到被殖民者的主體內核，然后通過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情緒借尸還魂，復制具有擴張性、壓迫性的意識形態。這兩種親美的主體性雖然在表現的方式上有所差異，但都對美國殖民現代性表現出一種肯定與認同。

如果萬隆會議的主要精神是反抗殖民主義、反抗帝國主義、強調民族解放的話，《蘋果的滋味》和《瘋狂英語》所反映出來的主體性則顯示出殖民主義并未結束，也不再是一股外在于我們的力量，而是早已進入、活在我們的主體性里面了。以美國為首的新殖民帝國主義正是通過“親美”這樣一個殖民認同化的過程而內化了、延續了宰制性的價值觀。美國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每一個細節之中，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就連那些熱烈反抗美國的人，也難以擺脫把美國當作主要的效仿、學習對象的心理。我認為這種“親美”的主體性所導致的依附情節以及復制出來的擴張邏輯，正是當前亞洲的問題核心所在。

戰后亞洲的問題，必須客觀地放在新殖民主義的構造下來理解。在這樣一個構造下，亞洲各國主要的認同對象不是彼此，而是美國。由于彼此之間欠缺一種相互理解與共同體的意識，亞洲的國家、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關系更像是維持著一種競爭、對抗的關系（像是過去所謂的亞洲四小龍）；不然就是支配的關系（日本或中國臺灣及香港對于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國家廉價勞動力、土地與原料的剝削）；或甚至彼此威脅對方、相互敵視、想要侵略或企圖吞并對方。在帝國主義的陰影之下，亞洲內部仍然缺乏一套屬于自己的坐標、自己的認知框架來掌握自己所面臨的問題、來決定自己要走的路。在美國霸權秩序的大傘之下，亞洲國家彼此之間、與美國之間都還存在著極為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在很多問題上要看美國的臉色行事、相互掣肘，缺乏互信的基礎與氛圍來解決自己或外圍的事務。

“后殖民”文化研究對于美國新殖民主義的分析可以說是一片空白。大多數研究第三世界殖民經驗與文化殖民化過程的重要著作偏重于分析英、法等殖民主義，對于戰后興起的美國新殖民主義毫無批判性的討論。（即便有些理論家意識到新殖民主義的存在，但他們大多只是稍微點到為止，未更進一步處理更實質性的、更與當下現實有關的問題。霍米·巴巴（Ｈomi Bhabha）便是個典型的例子。他的著作《文化的位置》（The Location of Culture）只在第十二頁使用了“新帝國主義”這個詞，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篇幅討論新帝國主義的成因、實踐與后果等等。這反映出后殖民文化研究沒有真正地進入現實的問題，以至于形成了和新殖民主義之間的共謀（無論是有益的還是無益的），其后果是把新殖民主義的問題正當化、自然化，甚至是一筆勾銷了。）

針對這種避談美國作為殖民國的理論趨勢，這篇文章主要是希望能夠重新將文化研究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問題結合起來——畢竟戰后亞洲脫殖民化的問題依舊沒有結束，還沒有到“后”的地步。當然，這篇文章只是起一個頭，“親美”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的理論探討以及案例來佐證。誠如陳光興所說的那樣，除非能夠對深植于我們心靈中的新殖民主義進行清理、美國作為一個認同化與反認同化的對象能夠被置換，我們將注定要重復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殖民化、去殖民化然后再殖民化他者。換言之，通過這樣的清理，我們才有可能去找回被殖民主義撕裂的自我，并且在這個基礎上去尋求一個獨立自主的、民主的、相互理解而不是對立的、真正脫殖民的亞洲——這也是“萬隆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意義的理由。

文章來源：《讀書》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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