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北大的優良傳統是馬克思主義而非自由主義
作者：梁 柱 北京大學原副校長
李大釗對北大傳統的培育，并不是單指他個人的作用，而是他反映了歷史發展的要求，代表了五四以來北大進步師生的共同努力。李大釗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在一定意義上說，北京大學的歷史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一個縮影，北大傳統是近代中國革命傳統的一個反映。正因為這樣，對北大傳統的界定和闡述，為人們所關注。近些年來，一些人竭力否定北京大學的愛國進步傳統，而把自由主義說成是最好的、當今中國應當繼承發揚的北大傳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有位學者為《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所寫的序言，他對這種所謂的自由主義傳統作了刻意渲染和深化，認為這不僅是北大，更是中國應該加以“復興”的“最要緊”的傳統，而且還要把它作為一種政治學說、經濟思想和社會政治制度加以實現，這樣才“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這就不加遮掩地把自由主義作為今天中國要加以實現的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制度提了出來。此說一出，跟進者不乏其人。有些人稱贊這是“第一次破題”、是“發出自由主義公開言論的第一聲”，致力于把自由主義即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說成是北大自五四以來的傳統。這就從根本上歪曲了近代中國的歷史。
持自由主義傳統論者竭力否定北大愛國進步的傳統，特別是傳播、研究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他們說，近現代中國的基本政治思潮，如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文化守成主義、進化論思想、虛無主義，等等，都是以北大為重要的中轉站和發祥地才進入中國社會的。所以馬克思主義不能作為北大的傳統。這真是不說還明白，越說越糊涂了。既然都是作為中轉站和發祥地，為什么偏偏自由主義能成為北大最要緊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卻不能呢？這種偏見不能簡單地歸結于無知，而是他們要求以自由主義主導中國發展的一種自覺意識。
誠然，作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義，在北大、在五四時期確曾存在過。如五四時期形成了一個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它包括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三部分人。五四運動后，隨著斗爭的深入，這個統一戰線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傳統，并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加以發展；另一部分人則向右發展，走所謂自由主義的發展道路，他們雖在反封建斗爭中起過一定作用，但最終走向了歷史的反面。這兩種思潮的不同發展趨勢及他們之間的交鋒，可以說是貫穿于五四以來歷史發展的全過程，而人民革命的勝利則為它們作出了公正的結論和歷史性的選擇。在人民革命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的時候，毛澤東就針對美國政府仍然把希望寄托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即民主個人主義者身上的幻想，鮮明地指出：他們看見了什么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到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即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這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和歷史的結論。由此可見，怎么能夠把五四時期歷史發展中非本質的方面，也即人民革命洪流中的逆向潮流，作為主流傳統加以頌揚，并要求今天的中國加以復興和弘揚呢？！
今天持自由主義論者也對歷史作出了判斷：“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的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并認為，“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在所有制與經濟體制問題上的立場一向是旗幟鮮明的”。特別要人們認識“市場經濟必須發展經濟的自由主義，而經濟的自由主義正是其他各種自由主義的基礎”。這里需要指出，自由主義是作為19世紀初出現的資產階級的一種政治思潮，它把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自由、民主口號按照資產階級政權確立后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補充，主張個人活動和發展的完全自由，實現毫無限制的企業主的自由競爭，擁護有財產限制的選舉權和兩院制議會，等等。很清楚，作為一種政治思潮，自由主義所要求、所維護的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制度。
事實上，持自由主義傳統論者有著明確的政治訴求。他們認為，這種自由主義，“曾有九十年是中國社會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持續地、徹底地、大規模‘肅清’”了，現在的任務就是使之“在今天的中國復興”，使“中國由此而開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走向全球化”。而他們所要求的自由主義，正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和全球化。更有論者還以20世紀中國的評判者自居，公然說：“反觀世紀初從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仁人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終是自由主義，雖然它在一定時期為激進主義所掩蓋。中國的近代史其實是一部自由主義理想屢遭挫折的歷史”。他認為，“九曲黃河終歸大海”，現在到了該實現的時候了。他們把自己的經濟政治主張說得如此公開而露骨，明白無誤地把矛頭指向了人民革命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并不奇怪，而是真實反映了這些年來出現的那股來勢迅猛的私有化的思潮。從這里不難看出他們借北大說事，熱衷于把所謂自由主義傳統強加給近代中國的真實的和最終的意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自由主義的說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層“普世價值”的包裝，具有很大的欺騙性，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清醒的認識。
如上所述，五四運動之前近80年中國人民的奮斗歷史，在客觀上都是以發展資本主義來實現國家的獨立和富強作為自己的價值取向的，但歷史證明近代中國已經失去了獨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歷史機緣；而五四運動之后90年的歷史發展又證明，只有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人民民主革命，才能獲得真正的民族獨立，為實現國家富強創造一切必要的條件，中國正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使國家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偉大成就。如果今天拋棄這一切，去接受被他們認為“最好、最要緊”的自由主義，其結果會是怎樣的呢？基于對中外歷史經驗的深刻理解，鄧小平明確指出：“歷史告訴我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在他看來，十多億人口的中國還處于落后狀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會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億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口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這是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要求將社會大量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而多數人要淪為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也就是說，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以社會的兩極分化為前提和條件的。這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將是一個十分悲慘的境遇，是已經獲得解放的中國人民決不能容許的。而且在國際強權政治、資本壟斷的情勢下，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是沒有能力參與競爭的，其結果只能是依附、受制于一個或某幾個大國，失去民族獨立的地位。因此，我們一定要發揚北大愛國進步的革命傳統，自覺地抵制自由主義的說教，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偉業推向前進。
（摘自《高校理論戰線》2009年第8期，原文標題為《李大釗與北京大學傳統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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