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按需分配（46）
聽嬋釋禪
綱目提要：一、“按需分配”是對“按公權力分配”方式的進一步“引深和周延”
二、由財政撥款的大政府等是具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宏觀組織體的理論依據。
三、家庭是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并以“按需分配”為主要分配方式的微觀組織體的理論依據。
四、“政府、企業、家庭”三者的公有化、私有化矛盾狀態阻礙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回歸和實現。
五、“按需分配”的歷史演變過程。
六、“按需分配”的定義。
在《論按公權力分配（45）》一文中對“按公權力分配”所衍生的“按需分配”方式已做了初步解讀和論證，下面就“按需分配”的有關理論問題再做進一步的系統論證和實證。
一、“按需分配”是對“按公權力分配”方式的進一步“引深和周延”
在人類的整個財富分配歷史中，有一種“分配形式或是分配方式”始終被人們所忽略。比如：大政府機關里的各級領導干部和公務人員“必需或是需要”的迎來送往公務活動、公務用車、坐飛機輪船火車等出差的公務調研活動、各種辦公用品用房等的費用開支；各類企業里的企業主、經理和管理、技術人員等“必需或是需要”的生產銷售產品的公務活動、公務用車、坐飛機輪船火車等出差的購銷考察等活動、產品技術研發、各種辦公用品用房等的費用開支；各個家庭里成員的就學、就醫、養老、婚喪嫁娶及“衣食住行用”等的“必需或是需要”之費用開支等。再加上以往和現在極品的“皇族、資本家、官僚地主”等少數權貴們的“必需或是奢侈”的開支等。諸如此類的“財富分配方式”或是叫需要通過“公家報銷”的財富分配方式，始終沒有為其找到一個恰當并表明其“分配屬性”的“名稱”為其命名和正名，但這種“財富分配方式”又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做為一種“財富分配理論”，就必須要“周延”到這種“分配形式或是分配方式”上來，也才談得上叫做“嚴密且符合事物內在邏輯關系”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否則那諸多的“具體”的分配形式或是分配方式任其在整個社會里縱橫馳騁，卻充耳不聞、熟視無睹地不加以任何“理論化”的探明和周延，那就是“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們”的最大失職了。
以前聽嬋釋禪通過科學的分類方法對市場經濟之“分配”環節進行了基本的歸類和劃分，為的是讓人們能夠更清晰透徹地理解和認識“分配”環節的“內在財富分配運行機理和機制”。雖然從宏觀的視角上看，可以最大限度地“周延”各種分配方式，但象上面提到的那些“具體分配形式”卻是前面所羅列的諸如“按勞分配、按資分配、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所不能包括和包羅的，并且在上面對“按公權力分配”的分類中，也沒對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具體分配形式”進行有效的包括和包羅。因此，這就需要通過對“按公權力分配”方式類別的進行進一步“引深和周延”，才能更準確合理地把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種類”明白無誤地表現表達清楚。而這種對“分配”環節之“按公權力分配”方式的進一步引深和周延，也就把一種叫做“按需分配”的財富分配方式給推演出來了。也正是這種“按需分配”方式，才正好鍥合了上面所羅列的那些“具體的財富分配形式”，由此也就為“這類”至今也沒有“歸屬感”的諸多“具體分配形式”找到了“按需分配”這種分配方式載體的“家”。
比如：一個具有“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政府部門的“公務用車”這種具體的財富分配形式，對于“公務用車者”而言，其從“使用公務車的過程中”即沒有得到“按勞分配”的那種工資性等的分配收入；也因“小汽車”是公家財產而沒有得到“車”這種資產帶來的“按資分配”收入；在嚴格按照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等辦事的過程中也沒有獲得“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收入。當然，如果有“公車私用”等活動，那就是通過“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獲得個人收益的腐敗了，這是另當別論的財富分配形式。同時，在“按公權力分配”的范疇內，這即不是“人人有份”的“按公平分配方式”，也不是用于“解危濟困”的“按公益分配方式”；即不是針對“市場供求規律”等原因實行的“按公共分配方式”，也不是事關全局性、均衡性、協調性、科學發展性等投資和分配的社會公共財政分配方式等。因此，“公務用車” 這種具體的財富分配形式，也就只能“著落到”按公權力分配所衍生的“按需分配”方式身上了。
再比如：現在有實權的夠級別的領導干部，各類公有或私企的企業主和高級管理技術人員、富裕家庭等等的成員們，基本上都是把“按需分配”做為主要的財富分配方式了。這類人的工資等收入的“按勞分配”收入，對其已沒有多大意義了；其“按資分配和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收入，對其也僅是一種虛榮心理和為親朋好友們謀求福利的與之共享的分配方式。其它的“按公平、公益、公共”等分配形式，就更是“首當其沖”地由這些人首先加以享用了。也即此類人的“衣食住行用娛樂”等的生活需要，基本上是由“公家”的“按需分配”方式進行“費用報銷”了。要說這類人已經是在享受“共產主義生活”了，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無中說有的說法。至于某些腐敗分子非法的或是某些大款合法的非要擁有N套住房和N個老婆等，那就是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和“按欲望分配”了。
也即以“按需分配”做為主導和統領的財富分配方式的“共產主義”社會，并不是象某些“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人想象的那么遙遠、神秘或是難以實現的烏托邦。“按需分配”就在古往今來的一些極品皇族、官僚地主階級身上兌現著；“按需分配”就在“物質已相當豐富的“過剩市場經濟”的今天的更多人的身上實現著，只不過還不是那么普及覆蓋、均等平衡、平等公平、公正合理，并滿足“需要”的水平和標準還沒有發展到更高端化的狀態罷了。
因此，對于此類“具體的諸多分配形式”，也就只能依托“公權力”這種職能和權力，通過對“按公權力分配”的“引深和周延”，從“按公權力分配”方式中再劃分出一種具有“按‘需要’進行分配”性質和特點的“新型分配方式”或是叫“新型分配類別”，并給其命名為一個最恰當并表達這種財富分配性質和特點的名稱：“按需分配”。 而聽嬋釋禪今天所進行的實證推演和理論論證，正是在品味那種“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斕姍處”的歷經周折后真知發現的成就快感。
二、由財政撥款的大政府等是具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宏觀組織體的理論依據
“由財政撥款的大政府和事業單位等”是具有“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宏觀組織體的理論依據。我們之所以給“這類部門”定義為具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組織體，依據的是聽嬋釋禪為“社會主義”下的定義這樣的理論根據。聽嬋釋禪給“社會主義”下的定義：是指以公有制為基礎，以“按勞分配和按公權力分配”做為社會財富的“主要”分配方式，并“主導和統領”絕大多數社會財富的“相對公平正義、平等民主、公正合理”的分配，而“按資分配和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方式則處于“次要和補充”的社會財富分配地位而形成的社會基本經濟制度形態。也即靠財政撥款的“大政府”和事業單位等部門，所有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干部職工，是以工資等收入的“按勞分配”方式獲得主要收入的。這些人員的醫療、養老、教育、住房等的福利收入，是通過“按公權力分配”之“按公平分配方式”獲得的，當然你也可以把這種類型的分配看做是“按需分配”。各種公務費用支出也即需要報銷的各種公務費用開支，是通過“按公權力分配”之“按需分配”獲得的。當然，也會首當其沖地獲得“按公權力分配”之“按分益、按公共等的分配”收入。而對這各種“按公權力分配”方式的任何“法度”上的跨越和違背，就轉化為了“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當然，也會有以“公有資產“為個人和小集團謀取私利的通過“按資分配”獲得的收入，但“按資分配和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從總體上講只能在這個大群體里是一種“次要和補充”的分配方式，而不是處于“主導和統領”地位的分配方式。
也即“這類部門”人員所使用的資產財產等都是“公家”的，或是叫以“公有制”為基礎，并以“按勞分配和按公權力分配”做為財富分配的“主要”分配方式，并“主導和統領”這個大群體絕大多數財富的“相對公平正義、平等民主、公正合理”的分配，雖然其中也存在“按資分配和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方式，但從這兩種分配方式所占有的財富分配的“量”上看，與“按公權力分配和按勞分配”所分配的財富“量”相比，還是處于“次要和補充”的社會財富分配地位。也正是根據“社會主義的定義”這個理論依據，才很輕松地“判定”了“靠財政撥款的大政府和事業單位”等的部門，是具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組織體。
三、家庭是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并以“按需分配”為主要分配方式的微觀組織體的理論依據
家庭，特別是對于象中國這種以“血緣、婚姻關系和居住在同一住所”等為特點組成的“家庭”或者說是“家族”來說，從某種意義上講，其就是一種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微觀組織體”或叫“微觀經濟組織體”。從古至今，“家庭或是家族”這種組織形式，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具有一定的“企業”性質的，特別是傳統封建社會的農業時代和改革開放以后的農村土地“國有民營”形式的家庭，以及城市里以家庭為單位和軸心所進行的各種中小型經營活動，炒股、炒房、炒作各種稀缺物品、出租房產、儲蓄等的投資活動，都是帶有明顯的“可以解決家庭成員，特別是子女、老人和下崗人員等的特殊形式互助合作瞻養性質”的就業，并也是以贏利為目的，并追求利潤最大化”等的具有企業性質和特點的經濟運行活動最基礎最基層的經濟運行體。“個體經濟或是叫個體戶”就是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組織細胞的最現代版的詮釋。也就是說，除了毛澤東時代以外，古往今來的這種家庭基層基礎組織體，實際上就是“家企合一”的政治經濟文化一體化的組織體。直到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時代的到來，才把這種“家企合一”的“公有制”組織體“升級”到管轄更多社會成員、普惠性更廣泛的“政企合一”的有如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那樣的綜合性“集體所有制企業性質”的公有制形式。城市則更多地“升級”為“政企合一”的管轄更多社會成員、普惠性更廣泛的“國營企業”等的公有制形式。
說“家庭”是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組織體，是因為“家庭所有成員”所使用的資產財產等都是“家庭這個公家”的，或是叫以“公有制”為基礎，并是以“按公權力分配”諸種分配類別，特別是以“按公權力分配之按需分配”和“按勞分配”等做為家庭財富分配的主要分配方式，并“主導和統領”大多數家庭財富的“相對公平正義、平等民主、公正合理”的分配，雖然其中也存在“按資分配、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方式，但卻是處于“次要和補充”的社會財富分配地位。也正是根據“社會主義的定義”這個理論依據，才“判定”了“家庭”是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組織體。其它層級組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判定”也不過如此。
家庭，對家庭外部而言，是封閉自私自利且是一個不折不扣一盤散沙式的具有“私有制”性質和特點的純種“私有化”的組織體。但對于“家庭和家族內部”的所有“家庭和家族成員”而言，則是從古至今最“公有化”的“家庭和家族財富由全體家庭和家族成員共享”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微觀組織體”了，并且家庭的“家長或是族長”也是通過行使家庭或家族的“公權力”并以“按需分配”為主要分配方式地對家庭或是家族財富進行相對公平正義、平等民主、公正合理分配的微觀組織體。
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大多數中國人通常只關心自己的“家庭、家族及家人”的利益、幸福和福址，對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和財富分配的多少，通常是視而不見、漠不關心的，甚至是冷酷無情、落井下石的。但對于自己的家人或是族人，卻是互助合作、關愛有加、大公無私、無私奉獻，甚至是奮不顧身、舍生忘死的。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上講，這叫尊老愛幼、仁義禮智信五德合一精神的體現，而用“馬列毛主義”的理論去解讀，這就叫偉大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精神和公共道德的弘揚。這種以“血緣、婚姻關系和居住在同一住所”等為特點并由這個最重要的“特殊家庭組織體”所結構起來的社會結構模式，即形成了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微觀家庭式的經濟基礎，又對更廣泛意義上的“宏觀”領域的“大政府”和“中觀”領域的“正規性企業”的“公有制”組織體，形成了嚴重侵蝕和排斥的雄厚力量基礎。其通過“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對這兩者的侵蝕和排斥，在當今社會是有目共睹的。這也是毛澤東時代嘗試的“中觀”領域“正規企業”式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等“公有制”組織體被迅速侵蝕、排擠和解構的最雄厚而綿長的基礎力量。
也正是由于各個國家有了家庭這種“公有化”程度最高，并且是基本實行互助合作、財富成果共享性質，還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有制”的性質和特點，并以“按需分配”為主要分配方式的最基礎最基層組織體或是叫社會細胞，才維系和維護了那許多朝代“大不管”的政府和企業的臉面和社會的相對和諧穩定。比如：家庭里的各個成員，特別是那些缺乏勞動能力的“按勞分配”收入和缺乏資產資金等的“按資分配”收入，又不能通過“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獲得收入的老人和孩子，老人的瞻養、醫療、起居生活，孩子的教育、醫療及家庭的各項“衣食住行用娛樂”等的財富分配問題，一般地講，大多數家庭都要根據各個家庭的“財富量狀況”，以“按需分配”為主要分配方式進行必要的財富合情合理合法的相對公平正義、平等民主、公正合理地進行分配。家庭這種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微觀組織體的客觀存在，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 當然,那些自私自利并總想“獨享”家庭成果的家長所領導的“家庭或是家族”的不和諧穩定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其封建資本主義化也是情理之中的。也正是有了象中國這樣的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無數個社會細胞的家庭，才是中國從古至今社會能夠保持相對和諧穩定的最大基礎。
四、“政府、企業、家庭”三者的公有化、私有化矛盾狀態阻礙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回歸和實現
“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實踐活動，給各類組織體，特別是“企業”這類中觀性質的組織體，通過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等的這類“公有制”財富分配形式組織體以更強大寬泛的“按公權力分配”的權力。當然，也為“按需分配”方式拓展了更大的財富分配空間。也即“按需分配”方式，必須依靠“公權力”才能行使的特點，也就決定了其必然要從“按公權力分配”方式中進行“衍生”的內在邏輯。
“大政府”這種更宏觀的具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組織體的客觀存在，也是具有其天然合理屬性的。也就是說，“家庭組織體”可以各顧各，“企業組織體”可以各顧各，但做為一個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并對“全社會負總責”的大政府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只顧自己的。其無論哪個朝代，在社會鬧災荒時，最次也還是要由“朝廷或是政府”出面通過“按公權力分配”去進行賑災的吧。
而現在最重大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不管那種 “在宏觀上”依靠“按公權力分配、按勞分配”等的“大政府”等的“公有化”程度有多高，也不管那種“在微觀上”以“按需分配”為主要分配方式的“家庭”的“公有化”程度有多足性，但承上啟下并解決絕大多數人就業并從中獲得收入的“中觀企業”的全面私有化，都將使“按公權力分配”的諸多分配類型，特別是“按需分配”方式從中大打折扣，并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實現因為這種“中觀企業”全面私有化的“中梗阻”而徹底推遲或是泡湯。
而解決這種“中梗阻”的思路和辦法就只有兩條：一是隨著科學技術推動高科技商品生產手段、交換手段等的日益進步，在“人的積極性、干勁、自私自利”等在高科技商品生產線、大機器裝備、互聯網等等的“機器一響，黃金萬兩”條件下，已不再具有絕對支配能力的情況下，也即“人的積極性、干勁、自私自利”等對商品生產等的影響已降低到相對低點，甚至是可有可無，不管是誰來上手，只要按一下電鈕，都會產生同樣的無與倫比的“商品生產高效率”并創造更加豐厚的物質財富的情況下，也即在那種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已沒有多大意義的情況下， “中觀企業”層面的“公有化”浪潮的襲卷，就必然為當今社會的“按公權力分配，特別是按公權力分配所衍生的“按需分配”方式的推廣奠定更加廣闊的財富分配空間，并通過打通“中觀企業”公有化的大門，使“宏、中、微觀”三個層級的“公有化”相互貫通，形成“公有一體化”方面立下汗馬功勞。自然而然地也就推動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實現。
二是共產黨領導的政府，還要審時度勢地根據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也即物質財富的創造能力和水平，為了實現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理想，通過憲法、法律法規政策、規章制度和公共道德等“人為適度超前地”推動這種向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邁進的人類的文明進步。這也才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真正意義和含義。
五、“按需分配”的歷史演變過程
雖然在以往較遠的年代，由于科學技術推動市場經濟之商品生產手段、交換手段的“還不是很進步”的導致物質財富的相對短缺，而讓人類忽略了“按需分配”這種分配方式，但人類的智者還是穿越那層巒疊嶂的樓宇并透過極品皇族、官僚地主們窗戶的縫隙時隱時現地窺視到了這種“按需分配”方式在人間的閃爍。自從“共產主義”這個概念被馬克思所提起以后，財富的“按需分配”方式就被人類確切地認可并承認了，并成為人類終極追求的偉大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然而長期以來的對其的不斷神秘化、幻覺化、理想化，使“共產主義”這種以“按需分配”為主要分配方式的理想社會制度，卻被“人為地”遙遠化、烏托邦化了。但“按需分配”這種分配方式真的就是那種“神秘化和幻想化”的分配方式嗎？在整個人類的財富分配歷史里，難道說就捕促不到其任何的蛛絲馬跡嗎？難道說任何一種分配方式都是不需要任何的“萌芽”狀態，而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實現的那一天，“按需分配”才會突然地從天而降，福佑眾生的嗎？這顯然是自欺欺人之談。任何事物從來都是要有“發生—發展—滅亡”之過程，“按需分配”肯定早已存在于人世間，只是人們懵懂地還不認識他罷了。
雖然有了“家庭”這種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社會基本組織體，盡管也能通過其家庭內部的“按需分配”等方式盡可能地和諧穩定社會，但為什么歷朝歷代還要更迭變換呢? 這是因為各個家庭雖然能夠“社會主義化”地“共享家庭財富成果”，但各個家庭之間在獲得財富成果的能力方面卻是千差萬別的。各個家庭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所導致的貧富差距也就成為了客觀存在。這樣在不考慮政府、企業等經濟運行體因素的情況下，僅以家庭這個“小經濟運行體”來看，勢必要產生貧富千差萬別的各個家庭，而“按資分配”的特點，就是資本越多，越容易賺錢。這就跟炒股有一萬股和有一百股，股價都是漲一元錢,一個賺一萬，另一個只能賺一百元是一樣的道理。因此，雖然家庭都是具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家庭，但呈現在整個社會上的就是貧富的多元性，甚至是貧富的兩個極端。貧窮的家庭多到一定程度，甚至是吃不上飯了，這個社會就要不和諧、不穩定。所以，這個家庭式的微觀“公有制”的組織體，就要擴大范圍并升級到更大一個的“中觀和宏觀”的“公有制”組織體的范疇。
毛澤東時代把這種“公有制”組織體范疇，從“微觀家庭”擴大到“宏中觀”的“大政府和企業”等的組織體層面。即具有“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宏觀大政府”通過全覆蓋、均等化的“按公權力分配”的諸多分配類型，對整個國家的“全體社會成員”進行社會財富的“公平正義、平等民主、公正合理”的分配；具有“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中觀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等通過把“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的“資本”的全部收入或是利潤，通過按公平、公共、共益和按需分配等的“按公權力分配”方式，用于投入N種“社會公共福利制度共享體系”的建立健全和“擴大再生產”等的經濟建設中去的辦法，來歸避“資本”血腥天性并尋求解決整個社會各個家庭或是各個人之間的財富收入過于懸殊的問題，并通過“按勞分配”方式給各個勞動者或是家庭輸送財富。這就是毛澤東時代“政府、企業、家庭”的“宏、中、微觀”三個層面都具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和特點并互相配合、互助合作的高度統一的社會主義財富分配的體制機制。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的這種“家庭、企業、政府”三者均具有“公有制”性質和特點并把“按公權力分配”發揮到極至的“宏、中、微觀”三者互助合作、互相協調配合的綜合效應，而在“當時”就把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所能達的社會財富創造能力的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分配方式形態組合”的潛力發揮的淋漓盡致。
然而，這種“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的政府、企業、家庭“宏、中、微觀” 互助合作、協調配合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的“分配方式組合形態”，卻受到了“人心向私” 的基本人性和來自家庭等方面的全面圍剿，特別是對于那些能力才干都相對強一些的人和家庭來說，就感到非常吃虧，于是一種想擺脫束縛以張揚個性的追求個人和家庭、家族“榮華富貴，揚名立腕”的“官本位”和“金本位”的封建主義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傳統就成了那許多自認為有能力的人和家庭的不懈追求目標。于是在中國一場輕車熟路的對傳統的封建資本主義社會的回歸就不可阻擋了。這就是逃避“按公權力分配”也即逃避“按需分配”方式的歷史演變過程。
六、“按需分配”的定義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按公權力分配”方式的類別，包括“按需分配”，其“所有的享用人”一旦違背和超出了“法度”規定和界定所允許的范圍，那就會轉化為“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違法亂紀的腐敗。也即“按公權力分配”包括“按需分配”等，是符合人類追求的公平正義、平等民主等“合情合理合法”之社會理想的。只是范圍還需要不斷地擴大，以至擴大和發展到全體社會成員的“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當代社會的“按公權力分配”，特別是“按需分配”方式，已不僅僅是處于萌芽狀態的問題了，已因科學技術推動生產手段等的進步創造更多的社會物質財富而由古代的極品皇族、官僚地主等極少數人擴大到更廣泛更大眾的人群之中去了。只是現代社會的“按公權力分配”等的制度設計還很心胸狹隘的“小家子氣”地在患得患失，所以也就出現了社會分配制度倒退的局面。但隨著物質財富的日益豐富，這種為“按公權力分配”，特別是為“按需分配”必然要提供更廣闊的運作空間。這是誰也阻擋不了的歷史發展趨勢。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由“資本主義”向當今世界的主流文化“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正是這種隨著物質財富的日益豐富的向著更加“文明進步”社會制度轉化的最好實證。
這就好比一個自助餐店，人們一旦進入到那個圈子里了，再自私自利的人，那也就當天那一個肚皮，多吃又能多吃到哪里去。這“自助餐店”就好比是一個具有寬泛公權力的“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這個“財富共享的社會制度”就是進入自助餐店的餐費或是入門證；自助餐店里的“按需分配、浪費受罰”的 “規矩和方圓”，就相當于我們這個社會建立的“社會財富共享分配制度體系”； “自助餐店”里的食品種類和檔次等，就相當于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所能提供的“物質財富或是叫社會財富”的“量和質”的基點。毛澤東時代的那個“自助餐店”，雖然所能供應的食品數量和花色品種等少一些、但那是真正的“按需分配、按勞分配、按公權力分配”的社會主義性質的“自助餐店”。
既然我們把這種必須在具有“公權力”條件下的“按公權力分配”所衍生的“按需分配”請了出來，除了要給其定下一個“名份”外，還要為其置辦點“家產”，也即還要為其下一個內涵和外延相對鎖定的定義。所謂“按需分配”：就是指具有公權力的國家、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體及其成員，根據當下生產力發展水平所能提供的“財富量”等的條件，為保持各組織體的正常運行和發展及其成員的“衣食住行用娛樂”等的“需要”所進行的合情合理合法、自覺自愿的財富分配方式。當然，如果僅有各種“需要”而沒有任何“衣食住行用娛樂”等的相關物質財富的實際“分配”活動，那也不是真正意義地實現了“按需分配”，而其只是一種虛擬的愿望和欲望罷了。也即“按需分配”是實際財富與符合“法度和公共道德”等的“需要”之間的有機統一。
總之， “按需分配”，在人類的整個財富分配歷史上是始終客觀存在的。雖然在“封建主義、封建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社會里，“按需分配”還處于僅是少數人能夠相對隨心所欲地享受的萌芽狀態，但在科學技術推動商品之生產力水平有了跨躍式進步并可以創造更多物質財富的“社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階段，就有了更多更寬泛的人群享受到了這種“按需分配”的財富分配方式。
而具有更強大更寬泛的“宏、中、微觀”的“政府、企業、家庭”三個層級“公有制”組織體的互助合作、互相配合的 “按公權力分配”的行使，則為“按需分配”拓展了更大的財富分配空間，特別是到了物質相對豐富的今天和物質極大豐富的明天，這種“按需分配”方式就更加擁有了用武之地。以“按需分配”為主要分配方式的“共產主義”，也就并非是人們想象中的空中樓閣，而必將是隨著“政府、企業、家庭”三者的“公有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和互助合作、協調配合而逐步使“共產主義理想”從人類的夢境里走出并來到現實世界人類的生活里。這不僅是共產黨的理想，而且也是全人類的終極社會理想。
共產主義并非人類想象中的那樣難以實現，她就是“海面上已經露出桅桿的航船，噴薄欲出的紅日，躁動于母腹中快要出生的嬰兒”！
2010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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