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中表現出的青年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觀的形成

通信中表現出的青年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觀的形成
 
孑人
 
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獨立形成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共同創立科學共產主義的時候，還都是不到30歲的青年人。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馬哲史的史實。在他們自己的通信中所反映出來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形成和科學共產主義創立的過程，大家就不一定熟悉了。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馬恩全集》第二版第47卷，就比較全面地反映了這個過程。本文主要以這些書信為依據，對這一過程作些探討。在人的一生中，從十八、九歲到三十歲左右，正是世界觀形成的時期。我國現在在校和剛畢業參加工作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大體上處在這個時期。研究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經歷的這個過程，對這個群體的思想發展也可能有所啟發。學習和研究馬克思、恩格斯這個時期的書信，對于毛澤東思想的忠實信仰者們，更是大有裨益。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經歷的這個時期，有12個年頭。在這個時期內，他們從青年學生成長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他們通過各自的途徑，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之后，他們開始合作制定唯物史觀和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并在工人運動中積極宣傳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圍繞創建無產階級政黨展開了廣泛的活動。
本卷書信從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一成長歷程。這些書信內容極為豐富，涵蓋面十分廣泛，是他們為無產階級鍛造理論武器的思想實驗室。在書信中他們通過交流思想、溝通信息、切磋討論，不斷提出新思想新觀點，不斷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科學理論。這些書信又把他們生活和斗爭的絢麗多彩的畫卷呈現在人們面前，展示了他們刻苦勤奮的學習精神、崇高的理想抱負、對真理的執著追求、對反動制度的深惡痛絕、對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無限忠誠、對錯誤思潮的鮮明立場和透徹剖析；還展示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情趣愛好、親情友情、對同志的關愛，特別是他們患難與共、終生不渝的偉大友誼，是研究他們生平、活動和事業的最珍貴的資料。馬、恩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形成和科學共產主義的創立，是和他們的這些豐富的斗爭生活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但本文不可能對這方方面面都加以解讀，只就馬克思、恩格斯怎樣形成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創立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從一個青年學生成長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談談自己的理解和體會。
    要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形成，還必須了解它的時代條件。和過去的任何思想體系一樣，馬克思主義也是自己時代的產物。具體地說，它是19世紀上半葉的產物。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歐洲主要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展，工業無產階級成為歷史發展的最偉大的動力。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資本主義的痼疾——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就不斷發生。大工業的發展，使無產階級的人數迅速增加，使他們的組織性和各地區的聯系逐漸加強。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使他們的生活狀況更加惡化。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無產階級的斗爭從經濟斗爭發展到政治斗爭，從不自覺的破壞機器發展到自覺的群眾性的罷工、政治性示威游行直至武裝起義。在這些斗爭中，具有典型意義的是1831年、1834年法國里昂工人的起義，和1838—1842年英國工人的憲章運動。這些早在1843年就引起了馬克思注意的事實，后來恩格斯把它們稱作“一些在歷史觀上引起決定性轉變的歷史事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738頁）。
    但是，唯物史觀卻不是由這些歷史事實直接引起的。一般地說，在上述時代，雖然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日趨尖銳，但是，資產階級仍然處在上升時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仍然是時代的主流。特殊地說，這時的德國比較落后，它的革命在鄰國法國的影響下才剛剛開始。這一時代的特點，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階級出身，以及他們開始踏上人生之路時所受的教育，決定了他們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還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只是在以后的斗爭實踐中，他們才通過各自不同的途徑，站到了無產階級立場上來，轉變成為共產主義者。在政治立場轉變的同時，他們的世界觀也從唯心主義轉到唯物主義方面。此后，適應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需要，開始了自覺創立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歷程。
如果是普通的無產階級意識的產生，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和立場也就夠了。但是，要創立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還必須有豐富的知識。正如列寧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大道而產生的學說，而是全部人類知識的結晶。具體地說，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繼承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的空想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歷史思想和著作等等，結合社會現實，綜合地進行研究而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的創立，除去社會科學的理論來源，還有其自然科學的基礎；這主要是從康德開始到19世紀初期自然科學的一系列新發現，如卡•弗•沃爾弗在1759年宣布、后來為拉馬克等人證明了的“種源說”，地質學關于地層相繼形成的理論，化學用無機的方法制造出的、過去一直只能在活的有機體中產生的化合物的實驗，生物學領域廣泛的新成就，等等。

一、馬克思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轉變

18歲的馬克思中學畢業后，1835年10月考入了波恩大學，一年后轉入了柏林大學法學系，1841年大學畢業，以一篇題為《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的博士論文，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842年至1844年，馬克思先是在《萊茵報》做編輯和主編，后又主編《德法年鑒》。在這期間，他完成了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轉變。列寧曾經指出過，從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發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馬克思開始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1844年在巴黎出版馬克思和阿爾諾德•盧格主編的《德法年鑒》，上述的轉變在這里已徹底完成。” （《列寧專題文集 論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頁）
馬克思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轉變，是從大學時期開始的。而在中學時期，他就為這一轉變打下了扎實的思想基礎。1835年10月，他帶著在中學畢業時樹立的、“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崇高理想，踏入了大學的大門。在這里，他要為實現這一理想鍛造銳利的思想武器，進行尋求科學世界觀的初步探索。馬克思1837年11月10—11日寫給他父親亨•馬克思的信，集中表現了他的這一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進入大學以后，他遵從父親的愿望攻讀法學，但在深入研究的過程中，他發現法學研究需要借助于哲學，“沒有哲學就無法深入”，因而“首先渴望專攻哲學”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7卷，第11、7頁。以下本書引文只注頁碼)。從信中看出，在波恩大學的一年中，他仍然處在康德、費希特唯心主義哲學的影響之下。但是，這種哲學解決不了他在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惑，于是他轉而研究黑格爾哲學，從黑格爾辯證法中尋找正確方法。由于刻苦攻讀，缺乏適當的休息， 1837年春天馬克思病倒了。在休養地斯特拉勞，他“從頭到尾讀了黑格爾的著作，也讀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第15頁）。從這時起，他就自覺地為尋找一種科學世界觀，開始了堅持不懈的探索。在這期間，他接觸了當時激進的青年黑格爾派，很快成為該派“博士俱樂部”的積極成員，開始走上革命民主主義的道路。
馬克思的這一探索，開始是圍繞著解決應有和現有的關系、實際上是理想和現實的關系進行的。他的這次鉆研有著明確的目的，就是要通過這次鉆研，證實人們的精神本性和肉體本性、即應有的存在和現實的存在是一致的；并且不是為了學習黑格爾哲學的思辨形式，而是“要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陽光之下”（第13頁），即把它之中最珍貴的東西——辯證法揭示出來。通過這次鉆研，馬克思寫了一篇將近二十四印張的哲學對話。本來他想“從哲學上辯證地揭示這個表現為概念本身、宗教、自然、歷史的神性”，結果發觀“我最后的命題是黑格爾體系的開端”（第13頁）。這次鉆研沒有取得什么具體的成果，但它卻產生了一個可以說足以導致整個哲學將來發生革命變革的偉大成果：它把馬克思引入了黑格爾哲學的懷抱，使他成了黑格爾哲學的信仰者。
馬克思的這一探索，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滲透著他的思想發展的唯物主義方向。他在給父親的信里說道：“我已經從理想主義——順便告訴您，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費希特的理想主義作比較，并從中吸取營養——轉而向現實本身去尋求觀念。”（第12—13頁）這里的理想主義，顯然是黑格爾的辯證唯心主義。他雖然從康德和費希特轉向了黑格爾哲學，但并不滿足和停留于此；他要在這一基礎上繼續前進，“轉而向現實本身去尋求觀念”。這里已經明顯地預示了他的思想發展的唯物主義方向。二是他掌握了辯證法的實質。這突出地表現在馬克思對研究方法的看法上。他認為：“在生動的思想領域的具體表現方面，例如，在法、國家、自然、全部哲學方面”，決不能采取“數學獨斷論”的形而上學方法；“我們必須從對象的發展上細心研究對象本身，而決不能允許任意劃分；事物本身的理性在這里應當作為一種自身矛盾的東西展開，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統一。”（第8頁）馬克思特別重視黑格爾關于事物內部矛盾的思想，說明他已經初步領會了辯證法的實質。馬克思大學畢業時寫成的博士論文表明，他這時的世界觀雖然還受著唯心主義的影響，但卻包含了許多帶有唯物主義傾向的辯證法因素。這對于以后他的科學世界觀的形成，提供了某種內在的根據。
    大學畢業并獲得博士學位后，馬克思離開學校，走向社會，在反對普魯士封建專制制度的斗爭中，開始了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在1842—1843年間，他開始為《德國年鑒》、《萊茵報》撰稿，后來做了《萊茵報》的編輯和主編。在這期間，馬克思圍繞普魯士封建專制政府的書報檢查制度、林木盜竊和摩塞爾貧苦農民狀況等問題，撰寫了許多政論文章，展開了反對普魯士封建專制制度的頑強斗爭。這些政論文章和1842—1843年間馬克思寫給阿•盧格的信，表明了馬克思堅定的革命民主主義立場。反對普魯士封建專制制度的斗爭和革命民主主義立場的確立，又促進了馬克思的世界觀向唯物主義的轉變。
馬克思向唯物主義的轉變有一個突出特點：這一轉變是在社會歷史領域實現的。后來當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回顧唯物史觀形成過程的時候指出：“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即萊茵省議會關于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討論，官方就摩塞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論戰等，“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他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他在1843年3月13日給盧格的信中談到與費爾巴哈的區別的時候，也涉及到了這一點。他寫道：“他強調自然過多而強調政治太少。然而這是現代哲學能夠借以成為真理的惟一聯盟。”（第53頁）這些，都突出了馬克思向唯物主義轉變過程中，社會歷史領域研究的重要作用。
在大約1842年8月中—9月下半月給達• 奧本海姆的信和11月30日給盧格的信中，馬克思批評了空談“自由”、空談理論的柏林“自由人”，表明了他開始同青年黑格爾派決裂。馬克思要求他們“少發些不著邊際的空論，少唱些高調，少來些自我欣賞，多說些明確的意見，多注意一些具體的事實，多提供一些實際的知識”(第42頁)。他還指出：“正確的理論必須結合具體情況并根據現存條件加以闡明和發揮”(第35頁)。這些書信，清楚地表明了這時馬克思已經轉向了唯物主義。
在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的同時，馬克思也開始了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萊茵報》時期，馬克思的基本政治立場是站在貧苦群眾一邊的，并注意到了英、法兩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他把反映了無產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原理稱作“新的世界觀”（第42頁）。當然，他也清楚地看到了當時的共產主義思潮帶有空想的性質，強調最重要的是要對共產主義進行“理論論證”。
由于普魯士專制政府1843年1月19日做出了從4月1日起查封《萊茵報》的決定，馬克思于1843年3月17日發表聲明，退出該報編輯部，過了幾個月就去了巴黎，和盧格一起主編《德法年鑒》。其間，為了對共產主義進行“理論論證”，他深入地批判了黑格爾的《法哲學》，研究了歐、美公元前6世紀到19世紀30年代的歷史，其成果被人們稱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克羅茨納赫筆記》；在巴黎，他深入工人群眾之中，親身參加他們的革命活動。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于1843年底，寫出了刊登在《德法年鑒》上的兩篇文章：《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在這些研究中，逐漸形成了唯物史觀和科學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所以，列寧說1844年在巴黎出版馬克思和阿•盧格主編的《德法年鑒》上，馬克思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已徹底完成；又說早在1843年，“馬克思剛剛成為馬克思”，即科學社會主義和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義無比豐富和徹底的現代唯物主義的創始人（《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228頁）。這兩處不同的說法，表達了一個相同的意思，即在1843年，馬克思就已經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了。
馬克思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轉變的徹底完成，也反映在他1843年3月、5月和9月給阿•盧格的三封發表在《德法年鑒》上的信中。在這些信中，馬克思繼續對普魯士君主政體、專制制度進行了猛烈抨擊和嚴厲批判，稱它是“可惡至極的專制制度”（第55頁），指出“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非人化”，強調“除非丟掉這個世界的基礎并過渡到民主制的人類世界，任何其他進步都是不可能的。”（第59—60頁）他明確地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即“工商業的制度，占有人和剝削人的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的引起現今社會內部的分裂，這種分裂，舊制度是無法醫治的”，并提出了“我們必須徹底揭露舊世界，并積極建立新世界”(第62—63頁)的戰斗任務。1843年9月的信不僅表明了馬克思對于創辦《德法年鑒》這項事業的堅定信心，還闡明了這份期刊的性質、任務和辦刊方針。為了解決“往何處去”的問題，他提出“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尖銳地指出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只不過是受自己的對立面即私有制度影響的人道主義原則的特殊表現”，提出了自己的消滅私有制的政治主張(見第64頁)。
1843年11月，馬克思來到巴黎。當時的巴黎，是全歐洲、也是全世界無產階級最集中、力量最強大、斗爭最活躍的地方。馬克思稱它為“新世界的新首府”（第63頁）。在這里，他住在工人住宅區，經常和工人們來往，有時和他們暢談到深夜。他同德、法兩國的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工人秘密組織的領導人建立了聯系，并經常出席工人們的集會。他稱贊“這些勞累不堪的人純潔無暇，心地高尚”，確信“歷史正在把我們文明社會的這些‘野蠻人’變成人類解放的實踐因素。”（第74頁）無產階級對未來事業所抱的信心、勇氣和自我犧牲精神，使他看到了人類解放的力量。在巴黎和工人們的密切交往，使他徹底地站到了無產階級立場上來。這是馬克思實現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徹底轉變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二、恩格斯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轉變

1837年9月，17歲的恩格斯中學畢業，父親就讓他到不來梅一家商號去當辦事員。“當他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就憎惡專制制度，和官吏的專橫。對哲學的鉆研，使他更前進了。”（《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90頁）在不來梅，恩格斯刻苦勤奮地自學和從事科學研究，走向無神論，形成了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由于要服兵役，1841年9月來到柏林。他不但經常利用空閑時間到柏林大學去聽課，而且積極參加青年黑格爾派的活動，通過批判極端反動保守的唯心主義哲學家謝林，進行反對普魯士專制制度的斗爭。同時，在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的影響下，開始了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1842年11月，恩格斯來到英國曼徹斯特 ，在“歐門—恩格斯”紡紗廠工作。在這里，他深入工廠和工人群眾之中，作了大量細致的調查研究，轉到了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成為社會主義者”（同上書，第92頁）。
    在不來梅，恩格斯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他如饑似渴地刻苦攻讀，對歷史、哲學、文學、詩歌、音樂、神學等各類著作廣泛涉獵。他有非凡的外語才能，能用多種外語寫信和閱讀各種外文書報，從中吸取知識和養料。那時，恩格斯熱衷于文學、詩歌。他閱讀了大量富有啟蒙思想和人道主義精神的文學作品，還試寫了一些詩歌和詩劇。這個時期，青年德意志派的自由民主思想深深吸引了恩格斯，促進了他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形成。恩格斯在他發表的第一篇政論文章《伍珀河谷來信》中，對宗教和現實社會的弊病，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控訴，表明他已經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了。他在信中抒發了對人民悲慘處境的深切同情，表達了對普魯士專制制度的極端憎恨。在1839年7月27日給弗•格雷培的《德意志的七月的日子》的詩中，他預言：“如今風暴自法蘭西刮來，掀起人民大眾洶涌的怒濤，你們的寶座像小舟在風雨中飄搖，你們的權杖即將失掉。”(第196頁)
    隨著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發展，恩格斯開始清算自己以前的宗教信仰；在這個過程中，他轉向了黑格爾哲學。他在1839年6、7月份寫給弗•格雷培的信中明確表示：“我希望我能見到世界的宗教意識發生一場徹底的變革。”（第187頁）他提出了對基督教教義的懷疑：“正統的基督教教義有能力進行科學的討論嗎？我說：否。”（第191頁）在他與舊信仰決裂和轉向黑格爾哲學的過程中，青年黑格爾派的大衛• 施特勞斯的《耶酥轉》起了重要作用。他在1839年l0月8日給威•格雷培的信中說，施特勞斯“把亂七八糟的東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永別了，宗教信仰!——它原來就像海綿一樣漏洞百出。”(第205頁)他還揭露了圣經教義的反科學本質，批判了那些企圖使科學服從宗教或者為維護宗教而犧牲科學的言行。在施特勞斯的影響下，他不僅與宗教信仰決裂，而且轉向研究黑格爾哲學。他在1839年11月—1840年2月給格雷培兄弟的信中說：“我正處于要成為黑格爾主義者的時刻。我能否成為黑格爾主義者，當然還不知道，但施特勞斯幫助我了解了黑格爾的思想，因而這對我來說是完全可信的。何況他的(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本來就寫出了我的心里話。”(第224頁)過了幾天他又寫道：“通過施特勞斯，我現在走上了通向黑格爾主義的大道……我應當汲取這個博大精深的體系中的主要內容”(第228頁)。他指出，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是“一部巨著；這本書我每晚必讀，他的宏偉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第230頁）
在柏林服兵役期間，恩格斯開始了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其間，除了認真鉆研軍事學以外，他還當了柏林大學的旁聽生，并和青年黑格爾派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在這里，他參加了對極端反動保守的唯心主義哲學家謝林的批判，在1841年11月至1842年初，連續寫了三篇批判文章，其中，《謝林論黑格爾》發表在《德意志電訊》上，《謝林和啟示》和《謝林——基督哲學家》印成小冊子發行。他在1842年6月15日給阿•盧格的信中，提到了后兩篇文章；可以看出，當時的恩格斯是很重視他的這兩篇文章的。1841年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的發表，對恩格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正如他后來所說的，《基督教的本質》的出版起到了很大的解放作用，“我們一時都成為費爾巴哈派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22頁）他在1842年4月19日給阿•盧格的信中，提到要“運用費爾巴哈所闡明的觀點來詳細論述中世紀的基督教詩，特別是它的中心人物但丁。”（第297頁）這些都說明，在這期間，恩格斯開始實現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
恩格斯在參加了反對亨•萊奧和謝林的斗爭之后，感到了自己的不足。他在給阿•盧格的信中，明確地表示他不滿足于已有的成就，決心要繼續提高自己的學術水平。他在信中誠懇地說：“我決定在一段時間里完全放棄寫作活動，而更多地進行學習。原因很清楚。我還年輕，又是個哲學自學者。我所學到的知識足以使自己形成一個信念，并且在必要時捍衛它；但是要想有效地、有的放矢地為這種信念去工作，這些知識還不夠。”“現在我認為我的義務是學習，我要以更大的興趣繼續學習，去越來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賦予一個人的東西。”(第301—302頁) 科學研究的能力，就是這樣一種“不是先天賦予一個人的東西”。恩格斯以他親身的實踐有力地說明，一個人在科學研究上的才能和所取得的成就，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努力的結果。
在曼徹斯特，恩格斯實現了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徹底轉變。在這里，他經常到工人棲身的污衢陋巷中去，了解工人貧困的情況；他積極投身于工人運動，研究英國憲章運動，和憲章派的左翼領導人建立了密切聯系。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恩格斯是在英國工業中心曼徹斯特認識無產階級的。對無產階級的深刻認識，促進了恩格斯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他在1844年1月13日《致〈新道德世界〉編輯》的信中，批駁了《泰晤世報》通訊員關于共產主義者的社會運動的歪曲報導；在談到法國工人運動的時候指出：工人們“早已離開了他們那些富裕的黨內伙伴，他們并不是加入共產主義黨派，不，而是在卡貝開始起來捍衛共產主義之前很久就創建了共產主義黨派”（第311頁），表明了他的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立場。
恩格斯看到，英國工業雖然在飛速地發展，但無產階級卻日益陷入貧困的境地。他不僅對工人的貧困狀況作了全面系統的調查，還批判地研究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從而找到了工人貧困的真正原因——資本主義私有制。通過對英國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深入研究，他發現正是這些他過去不太重視的經濟事實，在歷史的發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后來他回顧自己思想發展歷程的時候指出：“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歷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產生現代階級對立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里，因而特別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斗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196頁）這說明，在曼徹斯特，恩格斯已經形成了唯物史觀即新世界觀的基本觀點。

    三、馬克思和恩格斯闡述傳播新世界觀和科學共產主義

1844年8月末，恩格斯離開曼徹斯特回國途中，到巴黎會見了馬克思。他們在一起暢談了十天，在一切理論領域都意見完全一致。從此，他們就開始共同工作。他們和戰友們的革命活動，引起了德、法兩國政府的極大恐懼。1845年1月11日在德國政府的壓力下，法國政府下令驅逐他們出境。2月3日馬克思來到布魯塞爾居住。馬克思被迫放棄了自己的祖國——普魯士國籍，并作為“危險的民主分子和共產主義分子”而被秘密監視。4月初，當恩格斯也來到布魯塞爾兩人再次會面的時候，馬克思就以非常明確的語言，向他闡述了自己已經形成的唯物史觀。此后，他們就圍繞創立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和創建無產階級政黨，展開了廣泛的理論和實踐活動。
公開闡述唯物史觀，創立和傳播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在當時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緊迫的任務。
恩格斯在1844年10月初寫給馬克思的信中說：“只要我們的原則還沒有從以往的世界觀和以往的歷史中邏輯地和歷史地作為二者的必然繼續用幾部著作加以闡述，一切就仍然處于半睡半醒狀態，大多數人還得盲日地摸索。”(第320頁) 這也是形勢發展的需要。當時的德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形勢發展很快。恩格斯的信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他在信中寫道：“自從我離開以后（恩格斯是1842年11月離開德國前往英國的。——編者注），伍珀河谷在各個方面的進步比最近50年都要大。社會風氣比較文明了，參與政治和進行反對派活動成了普遍的現象”，就連巴門的警察局長，都成了共產主義者；“一句話，這里正在為我們的原則奠定良好的基礎。”“我在科隆逗留了3天，對我們在那里所開展的巨大的宣傳工作感到很驚奇。那里的人很活躍，但也非常明顯地缺少必要的支持。”（第320—321頁）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更全面地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信中寫道：“共產主義書刊傳入德國，在目前已經是既成事實。一年前，這些書刊是在德國以外，在巴黎開始流行的，實際上那時它剛剛產生，而今它們正在糾纏德國佬……秘密的宣傳也不是沒有收獲：每當我到科隆去的時候，每當我走進這里的某一家小酒館的時候，總能發現新的進展、新的擁護者。科隆的集會已經創造了奇跡：一個個共產主義小組正在逐漸出現，這些小組都是未經我們直接協助就悄悄發展起來的。”在這樣的形勢下，“目前首先需要我們做的，就是寫出幾部較大的著作，以便向許許多多非常愿意干但不能獨立勝任的知識淺薄的人提供必要的依據。”(第336頁) 《神圣家族》、《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哲學的貧困》等著作，就是他們為實現這一任務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中特別是《哲學的貧困》，恩格斯把它看作“我們的綱領”。
對于創立科學共產主義理論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闡明他們已經形成的唯物史觀。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寫給伊•卡•安年科夫的信，是這方面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信中通過批判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一書的錯誤觀點的形式，闡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他強調指出：社會“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的物質關系形成他們的一切關系的基礎。這種物質關系不過是他們的物質的和個體的活動所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罷了。”闡述了唯物史觀理論體系的出發點思想。信中明確指出，生產力是人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明確提出了“生產的社會關系” 的概念。信中簡述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思想，并根據這些原理指出：“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的形式。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系的經濟關系。”（第440—447頁）這封信的內容十分豐富，可以視為《哲學的貧困》一書的綱要。在本書中，唯物史觀中有決定意義的觀點，第一次作了公開的科學的表述。它的出版，標志著馬克思、恩格斯的新世界觀公之于世。 
依據已經形成的唯物史觀，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地認識到，要達到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目標，必須建立獨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他們努力使自己的理論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奠定基礎。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是擔負這一任務最合適的組織形式。當時的布魯塞爾，是歐洲各國共產主義者聚集的地方。1846年初，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魯塞爾建立了第一個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恩格斯把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稱作“我們黨”，把馬克思看作“我們黨的領袖”，把《哲學的貧困》看作“我們的綱領”（見第484—485頁）。1846年5月5日馬克思、恩格斯在寫給比•約•蒲魯東的信中，馬克思用簡單明了的三句話，為它規定了如下任務：“討論學術問題，評述流行的著作，并進行社會主義宣傳。”說明了“這種通訊活動的主要目的，是要讓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同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建立聯系，使外國人了解德國不斷發展的社會主義運動，并且向德國國內的德國人報道法國和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進展情況。通過這種方式，可以發現意見分歧，交流思想，進行公正的批評。這是以文字表現的社會運動為了擺脫民族局限性而應當采取的一個步驟”(第366頁)。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領導的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成為聯系英、德、法等國通訊委員會的中心，很好地完成了這一任務。他們通過廣泛的國際通訊，宣傳了科學共產主義思想，批判了工人運動中的錯誤思潮，壯大了共產主義者的隊伍。
    清除錯誤思想在工人隊伍中的影響，是為建黨做準備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當時的工人組織中，魏特林主義、蒲魯東主義和“真正的社會主義”影響較大，馬克思和恩格斯為清除它們的影響作了不懈努力。他們的一些書信反映了這方面的活動。例如，恩格斯在1846年9月18日給馬克思的信中和1846年10月23日給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信中，批判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格律恩兜售的蒲魯東的協作社計劃，并詳細介紹了他在正義者同盟巴黎支部中同格律恩分子激烈爭論的情況。在爭論中，恩格斯嚴厲批判了格律恩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揭露了他的假共產主義面目，從而使大多數與會者接受了恩格斯闡明的共產主義者的宗旨：“(1)實現同資產者利益相反的無產者的利益；(2)用消滅私有制而代之以財產共有的手段來實現這一點；(3)除了進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認有實現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第423頁)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也是為了清除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的錯誤影響而寫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積極活動，促進了獨立的國際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他們的活動，對正義者同盟成員和同盟在倫敦的領導人卡•沙佩爾、約•莫爾和亨•鮑威爾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當馬克思和恩格斯確信正義者同盟的領導人開始接受他們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并同意把這個理論作為同盟的指導思想之后，于1847年1月加入了同盟，并同意參與同盟的改組工作。正義者同盟1847年6月在倫敦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并邀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大會。因經費困難和健康原因，馬克思沒有出席這次代表大會。在恩格斯和威•沃爾弗等人的努力下，這次代表大會將正義者同盟改組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大會通過了同盟章程草案和由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綱領草案《共產主義信條草案》，提交同盟各支部討論。
此后，他們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展開了積極、廣泛和卓有成效的活動。1847年9月14日之前共產主義者同盟布魯塞爾區部委員會致倫敦同盟中央委員會的信的摘錄，反映了馬克思對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后提交討論的章程草案和綱領草案的修改意見。修改意見提出：“我們認為，禁止盟員加入任何政治的和民族的組織是不策略的，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就會喪失能影響這些組織的一切機會。”“如果革命處于高潮時期，那么這種限制就會使代表大會喪失其全部活動能力。”（第470頁）這一修改，對于保證和增強同盟的活力，是至關重要的。恩格斯1847年10月25—26日給馬克思的信，敘述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在巴黎進行宣傳組織活動和討論綱領草案的情況。“現在我們只有30個人。我立即組織了一個宣傳支部，整天奔波，勤勉工作。我立即被選進了區部，任務是搞通訊。有20—30個人被推薦正待接收入盟。我們很快又會更加壯大起來。”在介紹了同盟巴黎支部討論同盟綱領草案的情況后，他寫道：“在沒有任何人反對的情況下，我受托草擬一篇新的教義問答（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編者注）在本星期五的區部會議上進行討論”（第489—490頁）。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3—24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與馬克思相約一起出席定于11月29日一12月8日在倫敦召開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信中介紹了他為同盟草擬的新的綱領草案即《共產主義原理》的大致內容。他還建議拋棄那種教義問答形式，把同盟綱領寫成《共產主義宣言》。后來馬克思、恩格斯受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委托，起草了一個準備公布的、詳細的、理論和實踐的黨綱，即《共產黨宣言》。《宣言》是國際無產階級政黨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是科學共產主義基本原理的系統表述。她的問世，標志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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