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當《共產黨宣言》最初用德文在1848年出版時，“共產主義同盟”還是一個秘密團體，其影響局限在英、法等歐洲國家。過了半個世紀，到19世紀末葉，這個“幽靈”出現在中華廣袤的大地上。又過了半個世紀，到20世紀中葉，社會主義已經變成滾滾洪流，席卷全球。以共產主義為最終奮斗目標的中國共產黨也在此時奪取了全國政權，神州大地開始英姿勃發地邁向社會主義。再過半個世紀，到20世紀末葉，一度紅紅火火的社會主義陷入前所未有低谷，以至有人大膽斷言：歷史已經終結，人類社會只有資本主義一途，別無選擇。
在過去二十多年里，“市場原教旨主義”甚囂塵上。它的許諾很簡單、也很誘人：只要將財產權交給私人，將決策權交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業主，將政府干預減至最低程度，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會源源不斷地創造出無盡的財富，“下溢效應”最終會讓所有人受益。
然而，正如卡爾•波蘭尼指出的那樣，“這種自我調節的市場的理念，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除非消滅社會中的人和自然物質，否則這樣一種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時期；否則，它將摧毀人類并將其環境變為一片荒野”。[1] 20世紀末，在“華盛頓共識”肆意蔓延的同時，窮國與富國、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鴻溝越拉越大，致使貧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國家紛紛向左轉。到21世紀初，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危害已變得如此明顯，以至于它一些有良知的信徒也看不過眼。香港《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先生自稱寫了三十多年政經評論，在2007年10月16日的專欄里，他開始對于自己“年輕時是盲目的自由市場信徒……一切講求經濟效益,認為企業的唯一功能在替股東牟取最大利潤”表示反省。[2] 2008年4月28日，他又發表專欄文章，重申“對過去理直氣壯地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頗生悔意”，因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詐性活動，而一些本以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則經不起現實考驗”。他并懇切地希望“中國不要徹底走資”，認為“社會主義的確能夠維系社會公平”。[3]
林行止轉向不久，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從美國蔓延至全世界，作為資本主義象征的大型企業一個接一個面臨破產倒閉的厄運。迫不得已，從冰島到愛爾蘭，從澳大利亞到日本，從英國到美國，政府紛紛出手將銀行、保險公司、汽車業國有化。難怪美國《新聞周刊》封面文章不無揶揄地驚呼：“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了”！[4]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雖然世界經濟危機也拖累了中國經濟，但現在全世界都承認，社會主義的中國經濟將維持正增長，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火車頭之一。在這種強烈的反差對比之下，重新審視中國堅守的方向和走過的道路，意義非同尋常。
前30年的探索
在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就指明了新中國未來的方向，即“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5]在他看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使中華民族不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而是一個“站起來”的民族。[6]
建立人民共和國以后，毛澤東反復強調，我們的總任務是，“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7] 要“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8] 到1957年，他把這個目標清楚地概括為“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9] 為實現這個目標，首先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20世紀50年代，中國還十分貧窮、十分落后，毛澤東非常重視生產力的發展。他指出：“韓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窮文》，我們要寫送窮文。中國要幾十年才能將窮鬼送走”。[10] 他還提醒全國人民“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他認為，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即15年左右，才可以打下一個基礎；要經過大約50年即十個五年計劃，才能建成一個富強的中國。[11] 當然，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12]
既然方向是明確的，渡過1949—52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以后，毛澤東便開始探索了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所有制方面的探索
如表1所示，1952年，公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還不大，非公有經濟仍占統治地位。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要將農業和手工業的個體所有制改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將私營工商業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改變為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使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成為我國唯一的經濟基礎。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也是為了解放生產力，[13] 因為只有先解決所有制問題，才能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為發展新生產力開辟道路，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生產創造社會條件。[14]經過四年，中國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到1957年，公有經濟已一躍占據國民經濟的支配地位。
表1： 各種經濟成分比重變化表
公有經濟 非公有經濟
年份 國有經濟 集體經濟 資本主義經濟 個體經濟
合作經濟 公私合營
1952 19.1 1.5 0.7 6.9 71.8
1957 33.2 56.4 7.6 0.0 2.8
1978 56.2 42.9 0.9
1997 41.9 33.9 24.2
2005 31.0 8.0 61.0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 1959年，第36頁；
中新社，“數字看變化:國有經濟地位穩固 非公經濟比重上升”，2002年10月7日， http://www.jiaodong.net/news/system/ 2002/10/08 /000532129.shtml；
李成瑞，“關于我國目前公私經濟比重的初步測算”，2006年5月23日，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605/6832.html
不少人認為，1957年以前，中國曾完全照搬蘇聯模式。這完全是誤解。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很清醒，“我們信仰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我們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不是硬搬蘇聯的經驗。硬搬蘇聯經驗是錯誤的。我們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和農業的合作化是跟蘇聯不同的”。[15] 蘇聯對資本家采取了剝奪政策，甚至試圖在肉體上消滅資本家；中國則通過贖買的方式將私人資本轉化為公有資本，力圖將他們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勞動者。蘇聯采取命令主義和專橫的方式進行農業集體化，并對富農采取以暴力手段徹底剝奪和消滅的政策；中國的農業集體化則不帶有蘇聯那樣的強制性，過程也沒有蘇聯那么混亂。結果當然也不一樣，“蘇聯農業集體化后幾年是減產的，而我們農業合作化后是增產的”。[16]
雖然毛澤東希望有朝一日實現所有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但他特別強調，在現階段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的界限“必須分清，不能混淆”。 “蘇聯宣布了土地國有，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斯大林不賣拖拉機等生產資料給集體農莊，我們賣給人民公社。所以在我們這里，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統都是集體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品也是集體所有的”。[17] 蘇聯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會主義。次年，國家所有制已占到全部工業成分的99.97%；國營農業在農業固定基金中所占的比重也高達79.2%。此后，在蘇聯，這種生產資料高度集中于國家的狀況，不僅沒有削弱，反被不斷強化。[18] 而中國則不同，1956年以后，雖然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直到改革開放前夜的1978年，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也才剛剛過半（表1）。同一年，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 國有企業占77.16% , 集體企業占22.14%。但從工業企業數目上看，國有企業只有83,700個，而集體企業多達264,700個。[19] 除此之外，中國還在“大躍進”和文革后期大力扶植一種新型企業，即農村“社隊企業”（1984年后改稱“鄉鎮企業”）。 1978年全國社隊企業達152萬個，社會總產值491億元，占全社會總產值的比重為7.17%，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比重為24.10%，并安置農村勞動力2,827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9.2%。[20] 企業數目如此之多，使得嚴格的中央計劃難以實現，也為改革開放后出現競爭的局面奠定了基礎。
計劃方面的探索
如果說1956年以前有“照抄”蘇聯的地方，那主要是指在制定五年計劃方面。大規模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牽涉到一系列復雜的問題。毛澤東承認：“對于政治、軍事，對于階級斗爭，我們有一套經驗，有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至于社會主義建設，過去沒有干過，還沒有經驗”。[21] 由于解放初新中國領導人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唯一的出路便是向蘇聯學習。中國從1951年初就開始著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前后共編制了5 次。期間，毛澤東還派出以周恩來為團長、陳云、李富春為副團長的政府代表團到蘇聯取經。周恩來和陳云在蘇聯長達一個多月時間，李富春則率代表團在蘇聯逗留達10個月之久。[22]
雖然“一五”是向蘇聯學習的產物，但它卻不是一個蘇式計劃。主持制定該計劃的陳云便坦承：“這個計劃，有比較準確的部分，即國營經濟部分。也有很不準確的部分，如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都只能做間接計劃【即不是指令性計劃】，而這些部分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又占很大比重。我們編制計劃的經驗很少，資料也不足，所以計劃帶有控制數字的性質，需要邊做邊改”。[23] 另外，這個1953年開始的計劃，直到1955年7月才經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同年11月9日和12月19日，國務院才先后發布命令，要求各地、各部門執行它。而到1956年，計劃規定的任務已經提前完成了。[24] 可見這個計劃并不像蘇式計劃那么死板。
基于他有關矛盾普遍性的哲學觀和對“一五”的觀察，毛澤東并不相信嚴格的蘇式計劃。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時，對第26章“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批評最多。他認為，“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調，才能促使我們更好地認識規律。出了一點毛病，就以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喪考妣，這完全不是唯物主義者應有的態度”。[25] 因此，“計劃常常要修改，就是因為新的不平衡的情況又出來了”。[26] 毛澤東更多的是強調統籌兼顧，綜合平衡，兩條腿走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實現幾個同時并舉（包括工農業同時并舉，輕重工業同時并舉，大中小企業同時并舉，洋法土法同時并舉，中央與地方同時并舉）。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二五”（1958-1962）開始執行不久就被接踵而來的“大躍進”打亂。其后出現的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失調使得經濟建設不能按原來的部署繼續進行，只得于1961年實行國民經濟調整、充實、鞏固、提高的“八字方針”。這次調整一直持續到1965年，致使“三五”延遲到1966年才開始。[27]
但“三五”（1966-1970）開始之際正是文化大革命爆發之時。在翻天覆地的文革最初三年，任何計劃工作都難以進行。1967年雖然訂出了年度計劃，但無法傳達到基層；1968年干脆就沒有計劃；而1969年，除原油產量外，幾乎完全沒有實現計劃指標。[28]
“四五”計劃（1971-1975）指標直到1971年4月才下達。而到1973年中，毛澤東認為，計劃工作仍沒有走上正軌，有必要擬定《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修正草案）》。[29]
由此可見，毛澤東時代的計劃體制遠不像蘇聯體制那么僵化，而總是變動不居。不過，變動不居的代價是經濟增長呈現劇烈的波動性.
中國計劃體制與蘇聯更大的不同是其分權的程度。毛澤東從來不喜歡蘇式中央計劃體制，這主要是因為他從骨子里厭惡官僚體制。早在1953年，他就反對地方工業上繳利潤太多，因為這意味著“用于擴大再生產的投資就太少了，不利于發揮地方的積極性”。[30] 到1956年談《論十大關系》時，他反復強調，“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31] 1958年2月，他又提出在中國搞“虛君共和”的設想。[32] 此后，只要一有機會，他就會極力推行權力下放。第一次是1957-1958年，中央大規模下放了財權、計劃管理權、企業管理權。[33] 由于“大躍進”受挫，1961年后，在劉少奇、陳云主持下，中國恢復了對國民經濟的集中統一管理，收回了前幾年下放的權力。然而對毛澤東來說，收權僅僅是擺脫暫時困難的權宜之計。一旦經濟好轉，他決心再一次打碎蘇式的中央計劃體制。1966年3月，毛澤東在杭州政治局會議上再次提出“虛君共和”的口號，批評中央收權收得過了頭，指示凡是收回了的權力都要還給地方。用他的話說就是“連人帶馬全出去”。[34] 不過，幾個月后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延遲了他的分權計劃。 七十年代初，形勢剛剛穩定下來，毛澤東再一次發起了分權運動。這次，他要求所有“適合”地方管理的企業統統將管理權下放到地方，連鞍鋼、大慶油田、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開灤煤礦這些巨型企業也不例外。與此同時，財政收支權、物資管理權也再次下放。[35]
雖然，其后周恩來、鄧小平加強了中央政府的主導權，但到文革結束時，中國已經是一個相當分權化的國家，與蘇式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迥然不同。[36] 這種不同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國家集中統一分配的物資遠比蘇聯少得多。蘇聯把物資分為三種，即分配權限屬于國家計委的“基金化產品”，分配權限屬于中央各部的“集中計劃產品”，以及分配權限屬于各加盟共和國的“非集中計劃產品”。基金化產品在50年代初就達有2370種之多；而“非集中計劃產品”的份額很小。中國也把物資分為三類，即由國家計委統一分配的“統配物資”，由中央各部分配的“部管物資”，以及由地方分配的“三類物資”。如圖1所示，到文革后期，統配物資與部管物資加在一起只有217種。此外，幾次分權讓地方政府嘗到了甜頭，它們對完成國家調撥指標的態度也未必總是唯唯諾諾；更有甚者拒絕按國家調撥價將本地物資賣給外地。[37]
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方面的探索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前集中在所有制上，5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轉移到計劃體制上。50年代后期他還開始了另一方面的探索，即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改變人與人的關系，后來也被叫做“反修防修”。[38]
實際上，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提出，雖然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則沒有完成”。[39] 次年，在評論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他進一步指出，“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系的形成和發展。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存在著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40]那時，他用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手段是搞整風，搞試驗田，批判等級制，下放干部，兩參一改（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其后，1963-1966年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但在他看來，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資產階級法權”，消除“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毛澤東于文革前夕發表的《五七指示》[41]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憧憬的是一個逐步消滅社會分工，消滅商品，消滅工農、城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這三大差別的扁平化社會，其目標是實現人們在勞動、文化、教育、政治、物質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文革前期對所謂“走資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對“新生事物”（五七干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革命樣板戲，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工宣隊，貧宣隊，赤腳醫生，合作醫療，老中青三結合，工人-干部-知識分子三結合等）的扶持都可以看作實現他理想的途徑。
不過，經過8年文革后，毛澤東認為，靠一次文革還不能實現他的目標。在1974年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中，他透露出壯志未酬的感慨：“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42] 這也成為他“繼續革命”的理論依據。毛澤東逝世前，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間又多次談到“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他的結論是：一百年后還要革命，一千年后還要革命。[43]
簡而言之，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集中在三個方面：在所有制問題上，中國沒有偏重純而又純的大型國有企業，而是造就了上百萬集體所有制的中小企業；在計劃問題上，中國沒有實行中央集權的計劃體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將財政收支權、計劃權、物資管理權下放給各級地方政府；在“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上，中國沒有形成森嚴的等級制，而是用種種方式促進人們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當然“階級敵人”除外。
前30年探索的成就
與蘇式體制相比，中國成百萬中小企業的存在、各地相對完整的產業體系、以及分權的計劃體制為改革開放后的市場競爭創造了有利的制度條件。除此之外，盡管歷經波折，毛澤東時代不僅取得的不俗的經濟增長速度（1953-1978年間，GDP年均增長速度達6.5%, [44] 也為改革開放后的高速經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硬件”與“軟件”基礎。
從“硬件”方面講，毛澤東時代為中國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包括國防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個由鐵路、公路、內河航運、民航空運構成的交通運輸網絡，為80年代以后的經濟起飛創造了有利條件。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長達20多萬公里的防洪堤壩和8.6萬個水庫，大大減少了肆虐千年的旱澇災害；進行了大規模農田基本建設，使灌溉面積比例由1952年的18.5%大幅提高到1978年的45.2%，基本上保證了10億中國人吃飯、穿衣的需求。[45]
從“軟件”方面講，首先，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以及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種種措施使中國變成一個十分扁平化的社會，不存在任何勢力強大的“分利集團”。
直到80年代初,中國的不平等程度仍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 大量跨國實證性研究證明，平等往往有利于經濟增長，而不平等往往導致經濟停滯不前。[47] 因此，平等的社會結構是改革開放后經濟高速增長的制度保障之一。
“分利集團”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Mancur Olson）在1982年出版的《國家興衰探源》一書中提出的概念。他認為，過于穩定的政體容易滋生出勢力強大的“分利集團”，它們不關心社會總收益，而是一心一意地“尋租”，想方設法要從現有社會總收益中多分幾杯羹。[48] 奧爾森的潛臺詞是，隔一段時間來場“運動”是件好事，可以打爛“分利集團”，有利于其后的經濟增長。在2000年出版的遺著《權力與繁榮》中，奧爾森更直接拿中國與前蘇聯作比較，認為中國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毛澤東的文革打破了凝固的制度，使當時的中國不存在任何強勢“分利集團”，為日后的改革掃平了道路。[49]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蘇珊•蘿絲-艾克曼(Susan Rose-Ackerman) 提出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奧爾森是不是個毛主義者”？[50]
此外，毛澤東時代強調公共消費，而不是個人消費，尤其是在醫療與教育領域。[51] 那時，中國還很窮，但幾乎所有的城鄉人口都享有某種形式的醫療保障，使中國人民的健康指標大幅改善，平均預期壽命從解放前的35歲增加到1980年的68歲，嬰兒死亡率也從解放前的約250‰減少到1980年的50‰以下。當時中國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受到了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高度贊譽。[52] 中國低成本、廣覆蓋的衛生保健模式也在1978年的阿拉木圖會議上受到推崇，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范圍內推廣初級衛生服務運動的樣板。[53] 在毛澤東時代，各級教育也高速發展。學齡兒童入學率由解放前的20％左右迅速增加到1976年的97.1%，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急劇下降至1982年的22.8%。[54] 表2顯示，共和國前30年，基礎教育發展很快。小學在校生人數增長了6倍，初中生增長了55倍，高中生增長了62倍。即使是文革中曾一度停辦的大學在校生人數也比1949年增加了好幾倍。[55]
表2：主要年份各級各類學校在校學生數
大學 高中 初中 小學
1949 11.7 20.7 83.2 2439.1
1959 81.2 143.5 774.3 9119.9
1969 10.9 189.1 1832.4 10066.8
1979 102.0 1292.0 4613.0 14662.9
1989 208.2 716.1 3837.9 12373.1
1999 413.4 1049.7 5721.6 13548.0
2007 1884.9 2522.4 5720.9 10564.0
資料來源：1949-1999年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50年統計資料匯集》，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第81-82頁；2007年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8》。
讓人們活得健康、有知識不僅是發展的目的，健康和知識也提高了人力資本的素質，反過來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56] 對于經濟增長，這種“軟”基礎設施與“硬”基礎設施一樣重要。假如沒有共和國前30年在“軟”、“硬”兩方面打下的堅實基礎，后30年經濟的騰飛是難以想象的。這一點，印度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看得很清楚。他了解，“1949年政治變革時中國的生活條件與當時印度的情況大致相差無幾。兩個國家都屬于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列，死亡率、營養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57] 但到改革前，“印度和中國所處的相對地位就決定性地確立了”，因為中國在初級教育和初級衛生保健方面取得了非同尋常的進步。[58] 因此，他得出結論：“改革前中國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會變化方面的成就，對改革后的成績做出了巨大的積極貢獻，使中國不僅保持了高預期壽命和其他相關成就，還為基于市場改革的經濟擴展提供了堅定支持”。[59]剛剛去世的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更是用大量跨國數據證明，后30年，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快速增長，其奧妙就在于中國的勞動力素質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高。[60]
近年來，人們往往用聯合國開發署的“人類發展指數”作為衡量各國社會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標。1950年，中國是世界上人類發展指數最低的國家之一，僅為0.16，與印度不相上下。到1975年，中國的指數已提升至0.53，遠遠超過印度的0.42.
萬丈高樓平地起，最關鍵的是要打牢基礎。北宋的蘇轍在《新論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話：“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后加石木焉，故其為室也堅”。[61] 共和國的前30年就是打基礎的30年。打基礎是很艱苦、耗費時日的，而且打基礎的人當時未必能馬上享受高樓大廈的舒適。但是，如果沒有前30年打下的堅固基礎，就不可能有后30年那些拔地而起的宏偉樓群。
后30年的探索
盡管共和國前30年取得的成就超過以往任何時代，[62] 到第二個30年開始的時候，中國還是一個窮國。1978年，全國7.9億農村居民中有2.5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人均年收入100元），相當于當時農村人口的30.7%。當年，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才133.6元，城鎮居民人均收入也不過區區343.4元。[63] 這種狀況離社會主義的理想顯然相去甚遠，用鄧小平的話說，“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64]
鄧小平的探索
毛澤東逝世后，鄧小平在總結前30年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新的探索。
為了替下一步的探索掃除思想障礙，在1978-1980年間，鄧小平首先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65] 強調馬克思主義也要發展，毛澤東思想也要發展，否則就會僵化。[66] 這與當年毛澤東倡導擺脫蘇聯模式的桎梏有異曲同工之妙。鄧小平特別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67] 與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把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看作一個開放的過程；他不止一次坦承，“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68]“什么叫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還在摸索之中”。[69]
不過，有一點從一開始就是清楚的，“我們不要資本主義，但是我們也不要貧窮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70] 既然“貧窮不是社會主義”，[71] 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使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長，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來。[72]
為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鄧小平從1980年起就開始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來。[73] 同樣為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在鄧小平的帶領下，中國開始探索如何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將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74]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場調節的傳統計劃經濟概念。1984 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又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突出計劃與市場的內在統一性。1992 年，鄧小平更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75] 此后，市場逐步取代計劃，成為中國生產要素配置的基礎性機制。
對社會主義而言，發展生產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發展生產力畢竟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分水嶺；市場也不是社會主義特有的東西。那么除了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生產力外，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點是什么呢？鄧小平認為，第一是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改革開放初期，他強調，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公有制是不能動搖的，否則就會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76] 從1980年起，他不再強調純而又純的公有制，而是強調公有制為主體，[77]目的是為了給非公有經濟的發展留出了足夠的空間。1985年他說，“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78] 的確，那時公有制仍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79] 哪怕是七年后他南巡時，在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公有制仍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80] 即使到鄧小平去世的1997年，公有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占有四分之三的天地（表1）。
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的第二個特點是共同富裕。在他看來，“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81] 他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國家拿的這一部分，也是為了人民，搞點國防，更大部分是用來發展經濟，發展教育和科學，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82] 他解釋道，“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并且使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后的地區更好地發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是同樣的道理”。同時他警告，“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83]
類似的話，他反復說了多次，為的是從理論上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區分開來。但在整個八十年代，他的關注點一直放在如何進行市場改革，如何加快對外開放，如何推動非公有經濟發展，如何激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上。
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南巡以后，鄧小平的關注點發生了變化。一方面，他更關注公有制為主體。在審閱十四大報告稿時，他開始重提“兩個飛躍”的設想，即農村在實行一段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還應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用他的話說：“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村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84] 另一方面，他更關注共同富裕問題。1993年，在與弟弟鄧墾談話時，他感慨道：“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么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85] 這兩方面的變化表明，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了。以前他一度以為，只要把“餅”做大，就可以最終讓十二億人實現共同富裕。這時他認識到，即使經濟快速發展，大多數人也未必一定收益。只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才有可能“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86] 不過，說這些話時，鄧小平已經不管日常工作。他的這些觀點要等到十余年后才公布于世。
鄧小平在世時，公有制的一統天下已被打破。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迅速發展，還出現了不同所有制互相參股的混合所有制。不過，那時非公有制經濟僅僅被看作公有制的“必要補充”，現存公有制企業也沒有改變性質。這一點看得很清楚：雖然公有制單位雇員占城鎮就業人口的比重從1978年的99.8%降到1996年的71.6%，但公有制單位雇員的絕對數卻在同一時期內從9500萬增加到了14260萬。
十五大以來的探索
所有制格局的重大變革出現在鄧小平逝世之后。如表3所示，在歷次黨代會報告中，沒有哪次比1997年召開的十五大報告對所有制改革著墨更多。十五大報告對“公有制”和“公有制占主體”都提出了新的解釋。“公有制”不僅包括傳統的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還包括國家和集體控股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而“公有制占主體”被解釋成“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反過來說，有的地方、有的產業公有資產不一定非占優勢不可；對不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和領域，國有經濟不必非占支配地位不可。如此說來，只要堅持這種“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
表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有關所有制改革的新提法
文件： 1981年，十一屆四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提法：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基本的經濟形式, 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
文件：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提法：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廣泛發展全民、集體、個體經濟相互之間靈活多樣的合作經營和經濟聯合, 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業還可以租給或包給集體或勞動者個人經營。
利用外資, 吸引外商來我國舉辦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和獨資企業, 也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
文件：1987年，十三大報告
提法：公有制本身也有多種形式。除了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以外, 還應發展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聯合建立的公有制企業, 以及各地區、部門、企業互相參股等形式的公有制企業。
在不同的經濟領域, 不同的地區, 各種所有制經濟所占的比重應當有所不同。
文件：1992年，十四大報告
提法：在所有制結構上, 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體, 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 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 不同經濟成分還可自愿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
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其他企業都進入市場, 通過平等競爭發揮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
文件：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提法：隨著產權的流動和重組, 財產混合所有的經濟單位越來越多,將會形成新的財產所有結構。
就全國來說, 公有制應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 有的地方, 有的產業可以有所區別。
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 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及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
文件：1997年，十五大報告
提法：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這是就全國而言，有的地方、有的產業可以有所差別。公有資產占優勢，要有量的優勢，更要注重質的提高。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在這個前提下，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
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
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不能籠統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國家和集體控股，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于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
目前城鄉大量出現的多種多樣的股份合作制經濟，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導，不斷總結經驗，使之逐步完善。
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尤其要提倡和鼓勵。
文件：2002年，十六大報告
提法：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
文件：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
提法：要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需要由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應區別不同情況實行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
要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
文件：2007年，十七大報告
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
深化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十五大后，對現存公有制企業改制成為所有制改革的重點。抓大放小、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成為流行的口號。到2005年，國有中小企業改制面已達到85%以上，集體企業改制面更大，其中大批企業破產消亡了，更多的變成了私營企業；[87] 在凈資產占全國國有企業三分之二的2524家國有及國有控股大型骨干企業中，也有1331家改制為多元股東的股份制企業，改制面為52.7%。[88] 與此同時，原來集體性質的鄉鎮企業也紛紛易幟，到2006年，全國168萬家鄉鎮企業中，95%實行了各種形式的產權制度改革，其中20萬家轉成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業，139萬家轉成了個體私營企業。[89] 經過幾年的改制，2004年末，國家和集體投入占全國企業法人單位實收資本總額的比重降為56%；[90] 2005年，公有經濟占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降為39%（表1）；2007年，國有、國有控股以及集體工業企業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降為32%；同年，國有和集體單位從業人員占全部城鎮從業人員的比重降為24.3%。[91]
與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相比，中國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公有經濟成分大幅減少，公有經濟的形式也多種多樣。顯然，這與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已經相去甚遠。盡管如此，中國公有經濟的成分仍然遠遠超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除此之外，中國憲法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以及城市的土地都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都屬于集體所有。這使得中國仍然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更加“社會主義”。正因為如此，國內外總有一批人或明火執仗地鼓噪“私有化”，或半遮半掩地搖晃“反壟斷”旗幟，必欲將剩余的公有經濟成分完全消滅而后快，從而在中國砍掉社會主義這面大旗。[92]中共十七大重申十六大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一定讓他們相當失望。
后30年探索的成就
共和國后30年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了讓世人矚目的成就。
第一，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GDP年均增長9.9%，大大快于前30年的6.5%。以前被人贊譽有加的東亞“四小龍”都是些小經濟體，其中最大的韓國也不過四千來萬人，相當于中國一個中等規模的省。日本在其高速增長期，人口也只有一億上下，與中國最大的省差不多。作為一個十幾億人口的超大、超復雜經濟體，中國連續30年高速增長，這在人類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是名副其實的“奇跡”。
第二，經濟增長更加平穩。這從圖2看到很清楚，后30年經濟波動明顯不像前30年那么頻繁，波幅也沒有以前那么大。尤其是1992年以后，經濟增長曲線更趨平滑，標志著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大有進步。
第三，貧困人口大幅減少。在過去30年，中國政府已將貧困標準從100元提高到1196元。 即便如此，農村貧困發生率也從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8年的4.2%。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貧困標準計算，中國的扶貧成就則更為顯著。從1981 年到2004 年，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從6.52 億降至1.35 億，5 億多人擺脫了貧困。而在同一時期，全球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只減少了4 億。換言之，如果排除中國，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數量不僅沒有減少，反倒增加了。難怪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贊嘆道：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擺脫了貧困，對于全人類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93]
當然，后30年的探索也不可避免的走過彎路。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各級領導人似乎有意無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鼓吹的 “下溢理論”：只要經濟持續增長，所有人最終都會受益，其他一切問題都遲早會迎刃而解。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指導思想下，[94]為了追求盡可能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他們寧愿犧牲公平、就業、職工權益、公共衛生、醫療保障、生態環境、國防建設等，結果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到90年代末，有些問題已變得觸目驚心，盡管經濟持續增長，但工農大眾享有的福利保障卻越來越少。大規模下崗失業、上學貴、就醫貴讓千千萬萬人痛感缺乏經濟與社會安全。在這個背景下，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損或受益不多的階層對新推出的市場導向改革不再毫無保留地支持；相反，他們對凡是帶有“市場”、“改革”標簽的舉措都疑慮重重，生怕再次受到傷害。
當人們普遍感覺到中國改革已經到了必須改弦更張的時候，中央決策者也開始認真反思鄧小平早已發出的警告：“如果搞兩極分化……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95] 2002年底召開的中共十六大試圖重新解釋“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優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96] 但貧富懸殊的殘酷現實告訴人們，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問題（例如老板、經理、干部與普通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同樣需要重視，單靠財稅等再分配杠桿來調節是遠遠不夠的。[97]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雖然仍然沿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但其分量已被“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大大沖淡。 2004年9月召開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干脆放棄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98] 2005年底，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又進了一步，提出未來中國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99] 到了中共十七大，標準提法已變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00]
從2002年起，中國政府還開始致力于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全體居民的社會服務和保障體系（包括免費九年義務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制度等），其進展速度超過以往任何時期，大大充實了鄧小平有關“共同富裕”的理念。如果說從1978年到1990年代后期中國只有經濟政策、沒有社會政策的話，那么在世紀之交，我們看到社會政策已經廣泛出現在神州大地上了。沒有一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政府，沒有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短短幾年內出現這樣歷史性的“大轉型”是難以想象的；這種“大轉型”本身也構成中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步驟。[101]
結語
到2009年，人民共和國度過了它的第一個甲子。勿庸諱言，60年過后，對如何建設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依然沒有一套完美無缺的方案；我們有的只是一個大致的方向，那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極大地增加全社會的物質財富，消滅剝削和壓迫，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逐步建立起一個沒有階級對立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02]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最重要的不是有沒有詳盡的藍圖，而是有沒有認清社會主義方向的視野，有沒有不相信歷史已經終結的睿智，有沒有不折不饒地邁向社會主義未來的勇氣，有沒有不斷探索實現社會主義理想新途徑的膽略。
過去60年，中國一直在堅守了社會主義方向的同時，不懈地探索著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當然，無論是前30年，還是后30年，中國都曾走過彎路。只要是探索，哪能一點彎路都不走呢？關鍵在于，從毛澤東到胡錦濤，中國領導人從不接受“歷史已經終結”之類的謬論，從不相信存在什么“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模式。相反，他們更側重于從實踐和實驗中進行學習，獲取必要的經驗教訓，“可則因，否則革”，不斷調整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以回應不斷變化的環境。[103] 雖然左一腳、右一腳，深一腳、淺一腳，過去60年，中國就是這么一步步走過來的。
正因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順乎天而應乎人”，無論是前30年，還是后30年，中國都取得了輝煌成就，書寫了一篇比韓愈精彩千萬倍的《送窮文》。從經濟社會綜合發展水平看，在1950年，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屬于“極低”之列，還不到前蘇聯的三分之一；而到2005年，中國的指數已跨入“上中”的行列，離當年的“老大哥”不過一步之遙。在60年里，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快速攀升了0.6，遠高于其它國家，證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是正確的選擇。盡管今天的中國還存在著大量嚴重的問題，面臨著多重嚴峻的挑戰，只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未來的道路一定會越走越寬廣。
[1] 卡爾 波蘭尼 （馮鋼、劉陽譯）， 《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頁。
[2] 林行止，“企業多顯人性 共造和諧社會”， 《信報》， 2007年10月16日 。
[3] 林行止，“糧食危機中對富人和中國的期待”，《信報》， 2008年4月28日 。
[4] Jon Meacham and Evan Thomas, “We Are All Socialists Now,” Newsweek, February 16, 2009.
[5]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 1949年6月30日 。
[6] 毛澤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1949年9月21日 。
[7] 毛澤東，《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 1954年6月14日 .
[8] 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 1956年1月25日 。
[9]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957年3月12日 。
[10] 毛澤東，《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 1956年12月7日 。
[11] 毛澤東，《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 1954年6月14日 。
[12] 毛澤東，《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 1955年10月29日 。
[13] 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 1956年1月25日 。
[14]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1959年12月—1960年2月。
[15] 毛澤東，《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 1956年12月8日 。1979年，在與外賓談話時，鄧小平也明確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與蘇聯不完全一樣，一開始就有區別，中國建國以來就有自己的特點”。《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35頁。
[16] 同上。
[17] 毛澤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1958年11月9－10日。
[18] 張建勤，《中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比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131-133頁。
[19] 劉國光、董志凱，“新中國50 年所有制結構的變遷”，《當代中國史研究》， 1999 年第5-6期，第27-28頁。
[20] 王鳳林，“我國社隊企業的產生與發展”，《中國農村觀察》，1983年第4期。
[21]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962年1月30日 。
[22] 袁寶華，《赴蘇聯談判的日日夜夜》，《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16-26頁。
[23] 陳云，《關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幾點說明》， 1954年6月30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3035/83317/83596/5738291.html。
[24] 柳隨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國民經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9頁。
[25]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2000年，第73頁。
[26] 同上，第71頁。
[27]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5-456頁。
[28]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6-361頁。
[29] 史云、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43-247頁。
[30]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53年7月29日 。
[31] 毛澤東，《論十大關系》， 1956年4月25日 。
[3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796-797頁。
[33] 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47-251頁。
[34] 趙德韾《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43頁。
[35] 史云、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第225-232頁。
[36] 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第512-515頁；Thomas P. Lyons,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lanning in Mao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13-218。
[37] 趙德韾，《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67-1984》，第60-62頁。
[38] 胡喬木，《毛主席在追求一種社會主義》， 1980年6月9日 。見《胡喬木傳》編寫組，《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0-72頁。
[39] 毛澤東，《對<這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一文的批語和修改》， 1957年9月15日 。
[40]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第40-41頁。
[41] 毛澤東，《對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頁。
[42] 毛澤東，《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1974年12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第413頁。
[43]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1976年四號文件）， 1976年3月3日 。該文件根據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談話整理，并經毛澤東審閱批準。
[44] 對共和國前30年探索社會主義道路這段歷史，鄧小平指出，“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 1979年3月30日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7頁。對長時段世界經濟增長頗有研究的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與鄧小平的看法一致：盡管中國在1952-1978年間遭到西方國家的阻隔，還與美、蘇對峙，與韓國、印度發生了戰爭，與過去100年相比，新中國經濟仍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麥迪森對中國GDP增長速度的估計遠低于官方數據，但即使按他的數據，在此期間，中國GDP也翻了三倍，人均GDP增加了82%，勞動生產率提高了58%。經濟結構也實現了歷史性的轉型：1952年，GDP中的工業比重是農業比重的1/4，而到1978年，工業比重已超過農業比重。見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 AD, OECD, 2007, p. 59.
[45] 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第524-530頁。
[46] World Bank ,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 DC : World Bank , 1997 , p. 8.
[47] World Bank ,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Washington , DC : World Bank , 1991; A. Alesina and D. Rodrik, “Distribution,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 Cukierman, Z. Hercowitz and L . Leiderman, eds. Political
Economy, 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 pp. 23-50; T. Persson and G. Tabellini,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pp. 600-621; Roberto Pertotti , “Growth ,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 What the Data Sa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 Vol. 1 (June 1996) , pp. 149-187;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Income Distribu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Growth, Challenge, Vol. 41, No. 2 (March/ April 1998), pp. 61-80.
[48] 曼庫爾.奧爾森（呂應中等譯），《國家興衰探源》，商務印書館，1999年。
[49] 曼庫爾.奧爾森（蘇長和、嵇飛譯），《權力與繁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9-130頁。
[50] Susan Rose-Ackerman, “Was Mancur a Maoist? An Essay on Kleptocrac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 15 (2003), pp. 135-162. 蘇珊•蘿絲-艾克曼不知道的是，90年代初，中國學者張宇燕曾與奧爾森有幾次對話。奧爾森對于毛澤東關于“黨內的走資派”、“炮打司令部”、“摻沙子、挖墻角”、“從大亂達到大治”等論斷表現出極大興趣。當他聽說，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來一次”時，更是激動地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張宇燕，《跟奧爾森教授學習政治經濟學》，《經濟學與常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5頁。
[51] 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社會，不搞社會集體福利事業還成什么社會主義”。他批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本書在談到物質利益的時候，不少地方只講個人的消費，不講社會的消費，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業。這是一種片面性”。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第282-284頁。
[52] 例如世界銀行的《1993 年世界發展報告: 投資與健康》稱中國當年在醫療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低收入國家是“獨一無二”的（a unique achievement for a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y）。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Investing in Heal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111. 也見Kenneth W. Newell, Health By The Peopl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nization, 1975); World Health Orgnization, United Nation Children is Fund, Meeting Basic Health Needs in Developing Contyies: Altemative Approach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75); Matthias Stiefel and W.F. Wertheim, Prodction, Equaty and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London: Zed Pres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1983).
[53]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Primary Health Care.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Health Care (Geneva: WHO, 1978.); Dean T. Jamison, et al., China, the Health Secto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4); BMJ Editorial Board, “Primary Health Care led NHS: Learning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BMJ, October 7, 1995, http://bmj.bmjjournals.com/cgi/content/full/311/7010/891 ( 2009年4月19日 訪問); Therese Hesketh and Wei Xing Zhu, “Health in China: From Mao to Market Reform,” BMJ, May 24, 1997, http://bmj.bmjjournals.com/cgi/content/full/314/7093/1543 ( 2009年4月19日 訪問);
[54] 賴立、張竺鵬、謝國東，《我國成人文盲十年減少近1億 女性文盲率降幅大》，《中國教育報》， 2007年8月1日 ，http://www.edunews.net.cn/jzzx/OldNews/20078190600.html。
[55]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第81-82頁。
[56] 參見羅默(Paul Romer)和盧卡斯(Robert Lucas)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
[57] 阿瑪蒂亞•森、讓•德雷茲，《印度：經濟發展與社會機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71頁。
[58] 同上，第80頁。
[59] 同上，第70頁。
[60]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7.
[61] 《蘇轍集》，欒城集卷十九，新論中，http://www.guoxue.com/sushiyjiu/szwj/szwj_019.ht
[62]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Penguin Group, 2009, p. 99.
[63]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0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第109、111頁）。
[64] 《鄧小平文選》第3 卷第225 頁。
[65]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1979年12月13日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0-153頁。
[66] 鄧小平，《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 1979年9月16日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26-128頁。
[67] 鄧小平，《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1980年4月—5月），《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12頁。
[68] 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 1985年8月28日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6-140頁。
[69] 鄧小平，《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 1987年4月30日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7頁。
[70] 鄧小平，《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1979年11月26日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31頁。
[71]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984年6月30日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
[72] 鄧小平，《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 1986年9月2日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1頁。
[73] 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 1980年1月16日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58頁。
[74] 鄧小平，《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第236頁。
[7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47頁。
[76] 鄧小平，《實行開放政策，學習世界先進科學技術》（ 1978年10月10日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33頁。
[77] 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1980年8月21、23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4-353頁。
[78] 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 1985年3月7日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0頁。
[79] 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 1985年8月28日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8頁。
[80]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 1992年1月18日 — 2月21日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第372頁。
[81]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984年6月30日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
[82] 鄧小平，《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85年5、6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23頁。
[83] 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第110-111頁。
[8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1350頁。
[8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64頁。
[86] 同上。
[87]李榮融，《進一步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 實現國有企業的體制創新和可持續發展——在中國改革高層論壇上的演講》， 2005年7月12日 ，http://www.sasac.gov.cn/n1180/n3123702/n3123987/n3125287/3188291.html。
[88]張卓元，《30年國有企業改革的回顧與展望》， 2008年02月03日 ， 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80203/11264487740.shtml
[89]趙悅，《鄉鎮企業的“前世今生”》，CCTV中國財經報導， 2007年04月23日 ，http://www.cctv.com/program/cbn/20070424/102108.shtml。
[90] 國務院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一號）》， 2005年12月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2/06/content_3883969.htm。
[91] 國家統計局，《改革開放30年報告之三：經濟結構在不斷優化升級中實現了重大調整》， 2008年10月29日 ，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jnggkf30n/t20081029_402512864.htm。
[92] 美國保守組織“傳統基金會”一位亞洲經濟研究員最近撰文批評，“自當前的中國領導人掌權以來，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由化已經漸趨淡化。并且，當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由化逐漸銷聲匿跡時，國家干預開始卷土重來：控制價格，逆轉私有化”。見Derek Scissors, “Deng Undone,” April 29, 2009 and “Liberalization in Reverse,” May 4, 2009, http://www.heritage.org/about/staff/derekscissorspapers.cfm. 又見“So much for capitalism: The opening up of China economy goes into reverse,” The Economist, March 5, 2009, http://www.economist.com/businessfinance/displayStory.cfm?story_id=13235115.
[93] 世界銀行東亞及太平洋地區扶貧與經濟管理局，《從貧困地區到貧困人群：中國扶貧議程的演進—中國貧困和不平等問題評估》，2009 年3 月，第iii頁。
[94]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最初是由周為民、盧中原牽頭的“社會公平與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研究”課題組提出來的，其主報告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通向繁榮的權衡”為題發表于《經濟研究》1986年第2期。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正式使用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十五大堅持了這個提法。
[9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453頁。
[96]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 2002年11月18日 。
[97] 劉國光，“把‘效率優先’放到該講的地方去”， 《經濟參考報》， 2005年10月15日 。
[98]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 2004年9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9/19/content_1995366.htm。
[99] 新華網 2005年10月1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0/18/content_36
[100]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2007年10月15日 ）。
[101] 王紹光，《大轉型：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雙向運動》，《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第129-148頁。
[102]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第1卷，第294頁。
[103] 王紹光，《學習機制與適應能力：中國農村合作醫療體制變遷的啟示》， 《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第111-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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