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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腐敗之怪現狀及遏制對策

楊曾憲 · 2010-06-13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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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腐敗之怪現狀及遏制對策

楊曾憲

             

青島社科院研究員

腐敗現象,是當代中國面臨的嚴重社會政治問題。眼下,除市場機制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外,幾乎沒一塊凈土了。腐敗不除,難以國泰民安,其危害性怎么強調不為過;反腐問題,事關治國安邦,其重要性怎樣拔高不為過。實際上,從黨政喉舌到社會輿情,都在表達同樣的意思:對腐敗的容忍已到了極限。但是,盡管腐敗高官不斷落網、反腐措施不斷出臺,但無論百姓還是專家,共同結論是:腐敗不僅仍在蔓延,且大有“越反越腐、前腐后繼”之勢……。這就令人深思了。問題在什么地方呢?反腐制度、機制、措施不到位、不落實無疑是重要原因,但筆者認為,國人違“法”無羞、無“禮”有恥的價值觀念及行為原則,是更深層的原因。

一、當前的腐敗形勢何以國人難容?

本文所謂腐敗,泛指利用各種權力違規獲利的現象。中國的腐敗主要表現為以權謀私——“權力尋租”、“權錢交易”,鮮見鯨吞國庫式的貪腐行為。其中,有利用政治、司法、經濟權力謀私的腐敗;也有利用文化權力謀私的腐敗。官員們賣官鬻爵、尋租受賄是腐敗,知識分子拿了“紅包”便將庸才捧為大師、把贗品定為真跡、把“草包”評為教授研究員、把各種責任事故說成技術故障、把不可行的方案改造成“可行性報告”等等行為,同樣屬于腐敗。政、法領域中腐敗之嚴重性,有不斷落馬的高官“事跡”特別是重慶文強案佐證,無須多說;科、教、文、體、衛領域中的腐敗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些可能比“黑哨”更黑,只是未被揭露罷了?!昂谏凇保櫭剂x,還屬秘密交易,而像拿下一個碩博“點”、申請一個XX基金、獲取一個XX文化獎、招收一名藝術專業學生,以及在核心期刊上發篇論文、在權威媒體上發表假新聞或撤下真丑聞等等,“功夫”之外另需多少銀子,都是有價可循的,這在各圈內早不是秘密了。

對普通百姓而言,公域中的腐敗未必與己相關,但諸多私域中的腐敗卻是必然遭遇的?,F在,從出生到死葬,從孩子上幼兒園、小學到大人生病就醫、飲食保健、旅游度假,幾乎在每個環節人們都難免遭遇腐敗。這之中,各種“顯性腐敗”已人所共知,而許多難以識別因而難以逃避的“隱性腐敗”,危害更甚,值得一說。

譬如“過度教育”問題。所謂“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名言”,既是扼殺孩子童年幸福、求知興趣乃至健康的罪魁,也是助長教育腐敗的禍首。家長們既是被腐敗對象也是腐敗主體,他們不僅“自愿”購買輔導材料、上輔導班,還自愿給老師、校長送禮,進行錢權(教育權)交易。與“過度教育”有一拼的是“過度醫療”。同事高血壓住院,大夫診斷后便讓他“搭橋”。旁邊同事有質疑,大夫威脅道:他的生命出了問題,你負責嗎?最后,一位懂醫朋友讓同事說家貧沒錢,才逃過一劫。此事聽說后,我毛骨悚然:如不是內行點步,我的同事豈不挨宰又挨刀!這種大療方同樣是尋租,其背后,也有一條粗長的錢權(醫療權)交易的腐敗鏈條。

相對公域而言,私域腐敗危害更甚,因為它正在摧垮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道德底線。師囑、醫囑,師德、醫德,這本該是世間最神圣的囑托、最高尚的道德,如果這之中都塞上私貨、攙雜私欲,師無尊嚴、醫無威信,怎能靠他們塑造后代心靈、健康自己體魄呢!如此腐敗不除,且任其蔓延,公民何以有尊嚴地生存、社會何以穩定和諧呢?面對如此腐敗,怎不義憤呢!

               二、中國式腐敗之怪現狀         

盡管眼下中國社會的腐敗已到了“人神共憤”、“左右共怒”程度:貪腐現象,人人喊打,貪官污吏,更人人喊殺——“殺貪官”已進入小學生作文中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國式腐敗,卻偏偏能在這高分貝的“打、殺”聲中如“水銀泄地”般地滲透到各個角落:再少的采購,也有私下回扣;再小的工程,也會偷工減料。大單位搞個裝修、買個燈飾,甚至中秋節團購月餅,小科員也能回扣個十萬、八萬!再像建筑項目投標、文化單位招考,所有環節的“公開、公正、透明”都搞得像真事一樣,惟結果是事先設定的。這樣的腐敗案例,讓人拍案驚奇,也令人莫名驚詫——這諸多環節中就沒有一個反腐人士嗎?為避開各種既有理論范式的束縛,我想結合來自日常經驗的“國人排隊加塞”實例,先對中國式腐敗之怪現狀做些描述。

按序排隊,這是最簡單公平的利益分配方式,也可視為法治民主社會中最基本的規范模式。對具有法治及公德覺悟的公民來說,面對排隊,既不會有加塞意圖,也不會允許加塞發生,事情非常簡單。但對國人而言則不同了,凡有排隊的地方,就有加塞發生;自覺排隊上車,可說是稀罕景象。面對加塞,國人會采取如下六種態度及行為方式:

A、如果加塞者在自己前面,少數國人會大聲批評請其“自覺”、或強烈要求“有關方面”維持好秩序。

B、如果加塞者在身后,國人會采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態度;即便加塞者在前方,多數國人盡管氣憤,但除非事關重大,仍會做“沉默的大多數”,甚至別人出面制止時,自己仍做“看客”。

C、如果加塞現象無人阻止,排后者或后到者便會想方設法向前加塞。常用方式是尋找熟人或哥們,一旦找到,后者常會義不容辭地助其加塞,即便此前他曾義正辭嚴地批判過加塞行為。如果誰能走后門、不排隊,則是“最?!钡募尤绞健?/p>

D、如果有正直人士路過,見狀大喝一聲:你們這些加塞的太不自覺了!加塞行為可能會收斂一些。

E、如果加塞者勢眾,則會理直氣壯地回擊:這關你屁事!一邊呆著涼快去!好像正義在他們那里一般。

排隊加塞,未必是腐敗;但“權錢交易”本身就是一種賄賂權力,獲得優先或特殊利益的“加塞”行為。譬如給幼兒園阿姨送重禮,是讓自己孩子被特殊關照,這對那些家長不送禮的孩子顯然是不公的;向主審法官行賄,當然是為了判決有利自己,這對對方而言,顯然是極不公的。面對此類不公,利益受損者當然會持A或B態度公開或私下表示憤慨。但憤慨歸憤慨,國人多數卻會轉而采?。脩B度,去效仿腐敗。事實的確如此,當國人有大事與權力交集時,通常不相信經正常途徑可順利辦成,而是先假設此事不找“關系”、不請客送禮行賄便辦不成、辦不好。于是,有錢、有“本事”的肯定“送”;沒錢、沒“本事”的,借錢、借“能人”的“本事”,也要送。就這樣,“公民”、“順民”便在瞬間完成了向“刁民”身份的轉變。

坊間流行“大蓋帽兩頭翹、吃完原告吃被告”的“揭黑”民諺,實際上起著反面“教育”功效,這和《厚黑學》及官場小說一直是國人“批判”學習的教材是同樣道理。眼下,主動索賄的“大蓋帽”,有,不多,且很傻。真實情況是:“大蓋帽兩頭請、原告請完被告請”,而且要下大功夫、花大價錢、借大面子請。別說,咱同胞還真令人欽佩,上千萬人口大城市中,各機關的“大蓋帽”,需要哪“頂”,就能找到那“頂”。接下來,電話通了:“某兄啊,我一哥們,想認識一下大處長”“大哥,有事說事,能辦我肯定辦,咱別搞這一套了!”“那一套?還是不給面子吧,就是一起坐坐!”“那好吧,不過今、明、后不行,下星期三吧!”……。國人當然知道“坐坐”是什么意思。中國式的腐敗,多是從“坐坐”(且常在處長“小舅子”的餐館里)開始的,只是彼此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罷了。席間,寒暄務虛階段,也會扯到反腐敗,說到義憤處,幾乎同仇敵愾。但這不妨礙到了務實“辦事”階段,哥們紅著臉做兩肋插刀狀,不惜“同腐敗、共命運”。假如有誰拒酒席、永不沾,不給面子,便必定要被哥們唾死!

這就出現了更加吊詭的現象:明明腐敗分子是人民公敵,全民聲討、人人喊打,弄到最后,拒腐人士卻真成了“人民公敵”!一個法官,如果判了本家弟兄輸,就是家族的“公敵”;如果判了本村企業輸,就是全村的“公敵”;如果判了哥們輸,當然是所有哥們的“公敵”。從此情斷義絕,他再無顏見父老鄉親和兄弟哥們了。凡是堅定持A,特別是D態度的反腐人士,則不僅是“公敵”、還一定是“死敵”,會遭到持E態度的腐敗者的圍攻。真正具有悲劇性的不是被圍攻,而是反腐人士突然發現,那“聲討”、“喊打”的“全民”、“人人”突然不見了,自己反成了“孤家寡人”,成為“人人喊打”的對象。

見諸報端的晚近實例,是吳迪先生。他因在電影藝術研究界公開點名打假反腐,結果成為圈內“圍剿”對象,以至連他的汽車、學生都跟著倒了大霉?。ㄒ姟赌戏街苣罚玻埃保埃矗保祬堑希骸秾W術反腐路慢慢》)但我敢保證,那些學術腐敗的教授們,在他們公開發表的文章及言論中,肯定也是堅定反腐的憤世嫉俗者?,F實比藝術更荒誕。2006年,筆者發表于《社會科學報》的關于泡沫學術的論斷,竟被某大報記者拿去,放到他的《“學術泡沫”:學術難以承受之“輕”》中。如此反學術腐敗的文章也搞腐敗,令人驚詫,我便發了篇《學術警察不能用偷來的武器執法》維權帖子。結果,我也成了網民匿名圍剿的對象。我最后網文題目便是:《“維權之貓”是為何“人人喊打”的》。

      三、違背法理的“從眾腐敗有理”論

任何矛盾、吊詭現象背后必有不矛盾、不吊詭的成因。那么,國人對待腐敗的吊詭態度成因何在呢?生活中,確有少數腐敗分子屬于臺上一套、臺下一套的偽君子。他們的兩面派表現,屬個人品質問題。但對多數國人來說,從“公民”到“刁民”、從憤世嫉俗到同流合污的轉變,從反腐敗到反“反腐敗”的立場轉變,卻不能簡單地個人歸因,因為它幾乎是普遍行為方式。國人絕非陽一套、陰一套的“兩面人”;對國人而言,A、C這兩套都是“陽”的,沒“陰”的,所以,不僅沒有做“偽君子”的故意,而且,還都是“理直氣壯”的。

我們的分析就從這“理”入手。

當國人持A態度反腐時,是理直氣壯的。他們所持之“理”,有時便是法治之“理”。中國司機碰到對方違章時,大聲斥責“你沒學過交通法嗎?”便屬這種情況。這當然沒錯,公民有權維護法律秩序。若公民怕被打擊報復,持B態度也無可厚非。實際上,只要國人都能采?。聭B度對各種“加塞”行為側目以視,腐敗現象也是難以泛濫的。但是,像一個剛對別人進行“法治教育”的司機,自己會立馬違章且不覺羞一樣,當國人持B態度參與腐敗時,依然“理直”且“氣壯”:別人加塞,我不加塞,這不明擺著吃虧嗎?這年頭,別人腐敗,我不腐敗,行嗎?于是,送禮、行賄的“理直氣壯”;受禮、受賄的同樣“理直氣壯”。據我多年觀察,那些異常痛恨腐敗一開口便“貪官當殺”的人,大半是因為他們辦過事、行過賄,知道腐敗官員多么地貪、內幕多么地黑。但這不妨礙他們以“這年頭、都這樣”為由,繼續在黑幕下與腐敗官員沆瀣一氣為人“辦事”。

那么,這種“從眾腐敗”的理由成立嗎?根據法治之“理”,當然是不成立的;此“理”被普遍信奉,恰好表明當代國人,包括知識界的法治啟蒙遠未到位、甚至未“開啟”。法治精神的要義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權利、責任完全對等;維護法律程序正義,是公民的權力與義務。因此,只追求“自由”的,肯定不是“自由主義”者;只強調權利的,肯定也不是合格公民。因為自由、權利都是利己的,誰都想擁有,甚至無須啟蒙;但法治社會中,公民權利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它只能根據規范,公民間通過彼此交換獲取;社會自由的一半是自律,人人“自由”的結果只能是“類”的自殺。譬如,“綠燈行”的自由權利,便要靠司機履行“紅燈停”的自律義務;如果紛紛搶行,所有人的權利都將化為烏有。

因此,現代公民,要享用法定權利,就必須承擔法定責任、維護法治正義——不僅自己不闖,還要阻止他人闖紅燈。所謂法治威力,不能只靠執法力量,更要靠公民自覺守法、護法的責任擔當,靠法治信仰和道德情感。如果說,以身護法、甚至為他人權利犧牲自己,是公民的最高義務的話,那么,絕不違法、不損害其他人權利,則是公民的最低責任。西方啟蒙思想家關于“為捍衛反對者言論自由寧愿犧牲自己生命”的名言,便體現著這種法治信仰。公民如遇違法現象,惟一可做的是挺身護法,而絕不能自己去違法。別人加塞,不是自己加塞的理由;別人闖紅燈,不是自己闖紅燈的理由;哪怕再多人腐敗,也不是自己腐敗的理由。即便因此而吃虧,那也是為維護法律正義應承擔的責任、做出的犧牲。

當然,這要求對那些在權力尋租下生存的業主來說,有些“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意思。因為他們如不按“潛規則”孝敬“官爺”,企業將難存續。但即便是這樣,從法理角度講,“從眾腐敗”也無“理”可談,企業生存并不是違法的理由。現代“法”的核心原則是:“任何人不能從自己的錯誤中獲利”,哪怕其違法行為再無奈。被迫行賄,也要治罪;從眾腐敗,法理不容。既然如此,這“從眾腐敗”之“理”從何而來呢?

四、滋生中國式腐敗的若干傳統觀念

當代中國,推翻封建王朝已過百年,傳統禮制早已被多次革命所摧毀。但是,由于法治啟蒙始終沒完成,綿延數千年的禮制觀念依然滲透在國人的血脈之中,形成了國人外“法”內“禮”的價值觀念及行為方式。法治之“法”與禮制之“禮”,這是性質迥異的社會價值規范:前者是依存服務于平等契約社會的法治規范,與公民道德接軌;后者是依存服務于差等親緣社會的禮綱規范,與儒家道德接軌。禮制規范中:上下身份講“忠恕”,彼此權力責任不對等:君對臣有權無責、臣對君有責無權;左右身份講“仁義”,彼此權益分享對等回報:弟兄互敬,來而不往非禮也。儒家道德,維護的就是禮制規范,先賢稱之為“私德”。實際上,關于中西文化差異及國人有“私德”無“公德”等道理,梁啟超等早已論述得非常透辟了。只是經當代“大師”不停地忽悠,加上彼此能指(“法”、“德”)相同,兩者便被混為一體、雌雄莫辨了。這樣,當代中國人、包括一些知識精英,自認為是現代公民了,腦后卻盤著一條長長的傳統“辮子”。只要從當代國人觀念中,抓住這條“辮子”,中國式腐敗吊詭現象之成因便顯露出來了。

1、“州官能放火,我就敢點燈”——國人的公平觀念

國人“理直氣壯”為從眾腐敗行為辯護之“理”,從根上講,正是反對禮制不公的“造反有理”的“理”。封建禮制造成的貴賤、貴賤地位差別,本身就是不公的;否定這種差序制度當然有正義性。但是,此“正義”非法治正義,它不以“法”定是非,而是以“劫富濟貧”為目標,因此,弱勢者永遠“有理”。問題是,由于缺少法治社會基礎,“造反”的結果,只能是改變了造反者的地位而已,不公依然存在。換言之,國人否定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事實不公,而非禮制本身;國人一直是在禮制內反禮制、用封建觀念反封建。高呼“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的農民造反了,目的也只是“取而代之”,自己當皇帝,絕生不出華盛頓那樣卸甲歸田的念頭。國人即便當不上皇帝,也要回家打老婆、訓兒子、行特權;而反對惡婆婆的小媳婦一旦熬出頭,立馬會變成惡婆婆;一些在律師幫助下討回債來的農民工,轉眼會潛伏起來讓律師變成討債人……。

與此同理,今天許多國人“打倒貪官”,也主要是痛恨腐敗導致的社會不公、貧富差距,如貪官有多少豪宅、包養多少二奶等等,而并非一定是捍衛法治正義。正因缺少恪守法治正義的信念,所以,當腐敗現象難消除時,每個人都認為社會對己不公、都能為自己的腐敗找到“正義”理由:“州官能放火”,為什么我就不能“點燈”!于是,反對大官用大權腐敗的小官,會心安理得地用小權腐??;反對對手腐敗官員的平民,自己也會托人結識腐敗官員……??梢姡瑖朔磩e人的腐敗是真反,搞自己的腐敗也是真搞。這便出現反腐敗官員一轉身就巨貪、反腐敗學者自己搞腐敗的怪現狀了。

2、“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國人的權力觀念

禮制中,凡權力,都是“上”對“下”的絕對特權。有了權,就有了權轄范圍內的一切,就可為所欲為、言出“法”隨。盡管今日“公仆”之“公權”本質上非昔日“官爺”的“特權”,但由于官本位制度缺陷及法治信仰缺失,國人對“權”的觀念并未改變,“當官發財、光宗耀祖”,“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這些古今“醒世名言”的流行便是證據。國人對“官”仍是既畏懼又欣羨、既憎恨又順從,骨子里,還是極度崇拜。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當大官,全家榮耀、全鄉光榮、全縣共榮。只要當過一屆市長,就是終身市長,退休變成老頭,還是“老市長”?!笆虚L是我同學(哥們、戰友)”,這是酒席上最牛的宣言,會讓全桌人肅然起敬。

一些人習慣用階級分析法把腐敗官員與平民百姓對立起來,這是不正確的?!肮佟眮碜浴懊瘛保鐣惺裁础肮倌睢?、官場上就有什么官員,這是魯迅早闡明的道理。一些人千方百計考官、買官、跑官,甚至以博士教授身份爭官,看重的就是“權”背后的“勢”、“威”、“名”、“利”。他們一旦當官,必將“公權”視同“私權”,拉幫結派、徇私舞弊、權為己用、利為己謀,甚至連傳達都換上自己的“關系”。這樣的官,要是不貪,反倒是不可思議的。許多官員大肆索賄,不僅為斂財,更為“考驗”部下忠誠度并享受被“朝拜”的感覺。文強坦言:誰送錢,記不得了;但誰沒送,卻記得清清楚楚!

貪官必有淫威,所以,國人可痛罵八桿子夠不到的巨貪,卻絕不罵管著自己或自己有求的小貪。討好而不得罪“現官”,是國人一貫處世原則。官員的孩子,從上幼兒園起,便會受到特別關照;一些官員秘書、親戚甚至“山寨局長”都能打著官員旗號輕易謀利或行騙。為賄賂“權力”謀取私利,國人會使出渾身解數“投其所好”:愛錢的送錢、貪色的送色、好文物的送文物,辦法多的是。國人不信世上有“不吃腥的貓”、不愛財的官:咱們的“神”都能賄賂、“鬼”都能收買,何況這肉身官員了(這便出現中國老太向美國移民官當場送錢、當場被捕的“紐約故事”)。那些暴發戶托人辦事時,總會甩出一句:哥們,錢不是問題。這樣,一面是相信“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貪官,一面是相信“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刁民,再加上眾多趨炎附勢者鋪路、搭橋,一樁樁非法交易便談成了。當然,巨貪們也由此一路順風地走上了“黃泉”路。分析一下典型案例就會發現,如果沒有拍馬者助力,那些高官的腦袋可能還在項上呢!

3、“孩子摔了跤,首先打板凳”——國人的責任觀念

封建禮制中,凡屬責任,都由“下”對“上”無限承擔。由于“禮法”維護的是權貴利益,護法自然是“肉食者”的責任了,百姓從來都是被強制擔責的。這種強加的責任,當然不會內化為素質,由此便形成了梁啟超所說國人凡事“責群不則己”,不承擔或盡量推卸責任的習性。當年在文革中無論做了多少惡,一句“萬惡四人幫”,就都變成受害者了。此傳統延續下來,除非有強制要求,今日多數國人仍是不愿承擔護法責任的——“槍打出頭鳥”,憑什么我出頭維權,成功后利益均占?明哲保身的結果,是姑息養奸,今天受害者是他人,明天就輪到了自己。眾人皆不制止甚至縱容參與腐敗,腐敗者便愈加猖狂——這和某些地區小偷變明搶是同樣的道理。腐敗者愈猖狂、國人受害愈嚴重、怨氣便越重,責任的板子便統統打到了“體制”上?!绑w制”當然有責任,但這并不能減輕公民個人的責任??!

中國的孩子跌倒了,大人打板凳;板凳無語,孩子消氣了。自己被腐敗了、甚至參與腐敗了,都怨“體制”;“體制”無語,自己便“正義”了。國人沿循這種邏輯思維是正常的,因為我們根本無法理解真正的公民責任是怎么回事。國內某些城市重復車檢、且以車檢為名亂收費,司機們年年罵、卻年年照交費。在一些非洲國家,華人正是因此成為當地官員、警察和黑社會輪番敲詐對象的。學界一些“著名學者”,一面與學術腐敗共舞,靠抄襲剽竊炮制泡沫學術盜名竊利,一面也把責任推到“逼良為娼”的學術體制上,自己裝出一副“良家婦女”的樣子。這種表演看著便叫人惡心!目前的學術體制反學術不假,但它正是在自覺“為娼”學者們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存續并強化的。退一步說,這個體制問題再多,也沒糊涂到允許你抄襲呀!

4、“違章逮不住,那叫本事”——國人的法律觀念

盡管今日之“法”本質上非“王法”,但國人膜拜權力、漠視責任的傳統觀念,卻必然導致了對法的實用主義態度。在一些官員眼中,“刑不上大夫”,立法的目的就是治民?!妒勘粨簟分械钠哌B長,他定的規矩自己卻忘掉了,就因為它原本是約束戰士的。典型例子是某些交警:上崗嚴查別人違章,下班自己卻開車違章。而在百姓眼中,法是強加于己、約限自己利益的,當然更不會自覺守法了。這樣,無論是官是民,國人都不敬畏法律,更不會信仰法治。當法利于己時,國人會非常重視;當法約束甚至影響自己利益時,國人就會像對馬路上的紅燈一樣,視而不見。更有甚者,國人對其公然違法行為,不僅沒有忌憚,有時反而像孫悟空偷吃蟠桃一樣感到驕傲呢!

從官的角度講,行使特權,就是為顯耀自己的特殊身份。現在官員出門不能鳴鑼開道了,于是,弄輛警車,也照樣威風。地方交警、公路收費員必須牢記當地政要的車牌號碼,否則,后果不堪設想。前不久,某地三局長乘一警車牌照轎車被“收費”了,局長們便大打出手。局長震怒的原因當然不在區區5元費用,而是你小小收費員竟敢在“太歲爺頭上動土”!

某些官員敢公開違法且自豪、百姓就敢偷偷違法且同樣自豪。于是,能從監獄中“撈人”的,那是大“牛人”本事;敢酒后開車的,那是小“牛人”本事;老老實實守法,那只能表明你沒本事,甚至會遭人斥責。某作家從美國接受法治精神回國,空曠馬路上遇紅燈自覺停下,結果后面的喇叭一起怒號連帶一句京罵。在國人眼中,老實守法,絕對是傻X!當然,真正“牛人”,則是違章、違法而未被逮住的主。他們中有的已成為職業的腐敗“肩客”,某些地方政府“跑部錢進”,有時還需依靠他們。在各種聚會上,常遇這種自吹其本事的“牛人”??杀氖?,盡管“牛人”違法侵犯的恰恰是其他公民的利益——譬如,酒駕者可能撞倒我們的親人——但這不妨礙利益被損害者對其鼓掌!在此類場合中,我從未見到一個人(當然也包括本人)對其“鼓倒掌”的。

違法行為,任何國家都不鮮見;但如此違法不當事、反以為榮者,卻絕對鮮見于法治國家。北歐一留學生的房東只聽廣播不看電視,一問方知,她停止交費了。留學生說,你就開機看一會,反正沒人知道。女房東聽后,瞪大眼睛,半晌沒說出話來。中國法官曾向美國同行請教如何解決“執行難”問題,對方楞是搞不懂這是怎么回事。有位教授在課堂上大講“美國人傻”時舉例:自己在美國“買”一臺攝像機,給親戚錄完后便“無原因退貨”了。當我聽說此事時,自己臉上竟感到火辣辣地紅!

5、“中國人,面子要緊”——國人的面子觀念

中國人的“面子”是被美國傳教士明恩浦“發現”的,他的《中國人的素質》第一章標題就是“面子要緊”。面子的確是理解中國國民性與儒家倫理的一把鑰匙?!爸v面子”范圍限于情緣關系、“講面子”法則基于禮義規范,這些都與儒家相關。吳思先生獨具慧眼,創造了“潛規則”概念,但他將其視為與仁義道德背離的“規則”時,卻不得要領。因為傳統的“潛規則”,就是在情緣關系中公開實行的“禮規則”,其中便包括利益共享、彼此互敬“給面子”法則。今日中國,封建“禮綱”廢除、甚至顛倒了(如“媳婦虐待婆婆”),但“禮義”規范卻以“面子法則”方式承繼下來了。根據面子法則辦事,絕非都是腐敗,但它卻為中國式腐敗提供了一條合“禮”有“義”的程序化路徑。

眼下,各種校友、戰友、同鄉聚會,其“醉翁”之意大半在續結“情緣關系網”上,而“網綱”,就是“權力”。各種聚會上,按官職排位;討論議題時,官大者份量最重:名校校慶如此、同族議事亦如此。這種官本位的“面子”絕不是白送的,它要求權力擁有者承擔相應“給面子”義務,即將其權力與同學、戰友、哥們、親友分享。因此而獲小利者,道一聲“謝謝”便了事,這屬“干巴人情”;因此獲大利者,則必送厚禮,盡“打人情”的責任。這樣,一套“講面子”程序走完,某些違法交易雙方既牟取了私利,又贏得了“會辦事”、“夠哥們”、“講義氣”的美譽。

行賄并非國粹,“黑金”各國皆有。但如吳思先生所說,國人一旦給“黑金”包上“紅紙”,變成“禮敬”,就將“賄銀”變成了必須“笑納”的“禮金”了。“給面子”,把丑惡的權錢“交易”變成禮尚往來的“交情”,確是中國式腐敗的一大特征。一些巨貪之所以能日進斗金,就因為只要他肯“給面子”,就有無數“關系”愿排隊“送銀子”。而對那些清廉官員而言,這面子法則卻可能使其良心天天處在煎熬中。譬如當老同學、老戰友、老領導以及哥們弟兄親朋好友輪番出面請他“給個面子”的時候,他就是想不知法犯法都難。因為有些面子是必給、不給不行的。不少品質尚好的官員之所以在“高危崗位”上一茬茬地倒下,實際上就是被面子法則打倒的。

人們或許會感到疑惑:不畏法律的國人,為什么對這面子法則反倒敬畏如此呢?這是因為面子體現著國人的榮辱觀念,丟什么,也不能丟面子。如一位德國教授“發現”的:中國人的“面子”不同于西方“體面”,它是在情緣關系中的“復數”存在。國人是否守法,只是個人行為;而是否講面子,卻牽扯到情緣關系中所有人的榮辱。如不給某人“面子”,便是不給某群人“面子”,就要受到“不仗義”的輿論制裁,這就會出現變成“公敵”的情況。譬如,文強向派出所長明說某黑老大是自己的哥們,此后,再執法得罪了黑老大,那就是不給文強面子。在這個“講面子”過程中,黨紀國法、法治正義、社會公德等等,統統被丟到爪哇國去了。當然,如有人破壞規矩,收了錢不辦事,這時,行賄者就可撕破面子了;而一旦撕破面子,法律威力就彰顯出來了。如果巨貪們能按“規矩”辦事,在面子法則庇護下他們可能依然是“優秀公仆”呢!實際上,國內某些地區揭露出的貪官少,未必是腐敗不嚴重,只是官員間關系網盤根錯節,被面子法則罩著而已。

6、“兔子不吃窩邊草”——國人的私德觀念

私德是相對公德而言的。公德維護的是法治規范,私德維護的是禮制規范。是否踐行公德,與面子無關;是否踐行私德,與面子有關。“私德”不姓“公”,所以,對損害公共利益的腐敗現象,私德不僅不制止,反而會助長、縱容。譬如國人吃請,對方是“私款”、還是“公款”,這是要搞清的“首要問題”。私款請客,點菜別太貴,意思到就行了;公款吃喝,千萬別客氣,“不吃白不吃”。以此類推,凡損公肥私的腐敗行為,私德是不會干預的。

但“私德”也是“德”,儒家倫理更是講“愛”的,“仁者愛人”嘛。有私德約束,一些喪盡天良的腐敗行為總不該發生吧!像豆腐渣工程,一旦樓倒路垮是要死人的。但給了回扣,這種工程就能評上優秀。像假藥之類產品,拿了好處就批文,簡直等于參與謀殺。貪官為什么缺德如此呢?這就涉及私德的外延問題了。私德或儒家仁愛是維持情緣關系的,它有“德”有“愛”,但又有“邊”有“界”?!抖Y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而親畢矣”。親既畢,愛即止,道德即失效。因此,國人對“五服”之內的親戚,是要講仁愛的,否則便是“六親不認”;但“五服”之外的陌生人,理所當然漠然待之了。“兔子不吃窩邊草”,說的就是再缺德也不能害鄉親。至于是否“吃”了外面的“草”,甚至成為江洋大盜,鄉親們是不聞不問的。因此,那個竭力讓患者“搭橋”的醫生,是絕不會讓自己父母“搭橋”的?;谶@種現實,認識一個醫生哥們還是“必須的”,關鍵時刻,基于私德,他會告我們實情。問題是,事關百姓生存安危的領域太多了,我們能認識如此多的懂行哥們嗎?

            五、中國式腐敗的治理對策

反腐敗是世界性難題。與國內反腐專家只盯住制度建設不同,國際反腐專家更看重文化建設。同樣悠久民主政體的北歐與南美國家間的巨大廉、腐反差證明:一個國家的廉潔政治程度與其廉潔文化程度正相關。這道理很簡單:反腐制度,最多能讓人不能、不敢腐敗,而廉潔文化,則使人不想、不愿腐敗,當然也就沒有腐敗了。這和人們不想加塞也就不存在加塞是一樣道理。制度是表,文化是本。假如人人有貪腐之心,制度再好,也將失效,包括國內許多學者迷信的票選制度。我在巴西時曾問過當地朋友:為什么明明知道是貪官,選民還選他?答曰“選民也受賄”。

北歐國家的清廉則讓人吃驚。。近期有報道,芬蘭公務員考試,答案就在試卷背面,供考生交卷前參考,卻竟然沒有作弊現象發生。多年前,中國一法官培訓班,請北歐國家法官授課,講到該國二百年來無一法官枉法時,中國法官提問了:這是為什么呢?對方語塞。想了一下說:這可能與我們的廉潔文化傳統相關吧!中國法官憤怒了:您這意思是中國法官枉法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關?對方趕緊說“不”并致歉。坦率地說,我為這位法官廉價的愛國精神感到悲哀。事實的確如此,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客觀上支持著中國式的腐敗。儒家中“開”不出任何現代法治民主文化基因,凡鼓吹全面興儒的言論,都屬誤國誤民的欺世之論。

這里絕沒有全盤否定儒家的意思。我早已公開發表如下觀點:其一,從維護中國封建制度角度講,儒家曾是偉大的價值體系。它以德輔法、減少了治國成本,使中世紀中國專制而不黑暗、文明而不野蠻,這在同期人類史上,絕對是奇跡。其二,儒家在當代仍有積極方面。經濟、社會急劇轉型的當代中國,之所以能保持穩定,儒家倫理功不可沒。其三,傳統是打不倒的、“孔家店”是砸不爛的。把傳統“打到”一百遍、“孔家店”“砸爛”一千次,我們仍生活在傳統中、住在“孔家店”里。文革已證明,無文化比傳統文化更可怕,國人一旦徹底“破四舊”、無法無天,后果必是災難性的。

傳統只能在延續中變革、文化只能在變革中發展。我們厘清中國式腐敗與儒家文化的內在關聯,目的就是要“順天應變”,保留儒家的積極因素,揚棄或變革儒家不適用法治社會的內容。核心任務,是棄“禮”歸“法”,去“私德”、建“公德”,以法律與公德為公民善惡榮辱的統一德性標準?!墩撜Z》說得好:“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近期有報道,芬蘭公務員考試,答案就在試卷背面,供考生交卷前參考,卻竟然沒有作弊現象發生。,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边z憾的是,這里的“德”和“禮”非今日之“公德”和“法律”。如上述實例所證明的,今日“有恥”維護的,恰是禮制規則,當國人不給哥們面子時,便會感到“道德壓力”;反之,今日國人“無羞、無恥”的,恰是各種違法行為。違“法”而無羞、無“禮”而有恥,這正是中國式腐敗之文化淵藪。如果這種局面不徹底改變,恕我直言,任何制度反腐努力都將付諸流水。

孔子確是“至圣先師”,他的“格”字便用得妙極。“格”,就是要自覺就范、各歸其位。如果國人能自覺因“有恥”而守法,徹底解決道德“兩層皮”問題,那么,違法腐敗現象便會大幅減少,“從眾腐敗有理”論也會消聲匿跡。證明這一點的實例是:盡管同樣違法,小偷卻從不宣揚“從眾偷竊有理”——我被偷了所以去偷人——更不會公開顯耀偷術。原因是,對偷竊、搶劫之類犯罪行為,古今刑律一致、“禮”“法”內外一致,不存在評價分歧問題。

那么,如何對國人觀念進行“格式化”改造呢?這卻是一件知難行更難的事情了。魯迅先生為此而努力了一生。當代學界新左、新右、新儒家,雖彼此爭斗不已,但在否定魯迅批判國民性這點上,眾多學者卻立場一致。這令我倍感悲哀。中國擁有的是魯迅而非賽義德,這是值得我們民族慶幸的事情。如各派學者真誠期盼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文明強國的話,那就理應繼承魯迅精神,批貪官、也批“刁民”,批“精英”、也批“國粹”,無情批判社會、也無情解剖自己,身體力行,率先垂范,揚棄禮制“舊我”、塑造法治“新我”,以此促進國民素質現代化;而不是借高調反腐兜售各自“主義”藥方,遮掩問題本質、作阻礙民族進步的“反動”學派。

當年的儒家精英,“修齊治平”,竟能把肯定差等禮制的思想融化到國人血脈中,把孔子諸多近乎烏托邦的“愿景”給實現了,使中國百姓能自覺克己維護了二千年的封建制度,創造了中世紀的輝煌;當代有家國情懷、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也理應繼承這種“以天下己任”的精神,把肯定公平正義的法治觀念滲透到國人靈魂中,完成把國人從“臣民”變成公民的啟蒙使命。憑借現代比古人強大無窮倍的思想傳播手段,我想,這個任務是不難完成的。

當然,我絕不輕視制度反腐的努力。新加坡和香港的經驗證明,廉政文化與廉政措施同時建設,標本兼治,是取得重大反腐成果的關鍵。中國在這方面是有政治優勢的。解放后的革命時期,正是靠政治規范沖垮禮制規范的;今天,凡遇抗震救災時,再貪的官也不敢尋租、再黑的醫生也不敢要紅包,也是靠政治紀律約束。這不是提倡運動反腐,但非常時期,借鑒重慶鐵腕治警經驗,借助強大輿論支持,對官員加大政治約束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凡干部違法,罪加一等;公檢法人員違法,罪加十等。這里“加”的,便包括組織紀律措施。譬如,可由警備區與警督聯合執法,專查違章特權車。一經查實,相關人員一律摘去“官帽”;丟了“官帽”,還有什么“官威”呢!打擊特權違法、提高法治威嚴、可有效削弱腐敗滋生的社會基礎。

各種動議、擬議中的反腐制度,如反腐敗法、公務員財產公示法、監督法等等,應盡快出臺。反腐敗法中,要對可能影響公共利益的禮品價值上限(如上限不能超過幾十元)、可能導致腐敗的回扣方式(如暗扣變明扣)等做出明確限定。要懲治“單位行賄”行為,現在一些大手筆腐敗行為,往往是單位甚至一級政府集體決策的,必須讓有關領導因此領刑。同時,應像減少行政審批事項一樣,清理并大幅減少各種評獎、評優和基金項目(保留百分之一、二便足夠了),以減少權力尋租機會。當然,法治教育是最基礎性的工作了,讓孩子形成違法可恥、腐敗丑惡的價值觀,對遏制成人腐敗可生奇效。沈浩女兒給爸爸那張“不做貪官”的字條,我想,比廉政措施更管用。

此外,根據中國式腐敗的特點,還需制定非常規措施。建議有二:一是借鑒美國FBI反腐經驗,“臥底反腐”。即由反貪局人員潛入企業,伺機向官員行賄并取證。對于某些常規難以突破的腐敗領域或腐敗人物,這一手非常有效。同時,應允許公民特別是新聞記者對權力部門進行“釣魚”取證。二是建立“廉政期箱”制度。權力部門干部每人每年可向箱內存放自己收取的禮金存單等材料,并說明情況,同時檢舉他人受賄情況。該箱封后存檔,三或五年后開箱。期間案發,可提前開箱,以證清白。此法利用“囚徒原理”秋后算賬,可有效避開面子法則,讓貪官“半夜”害怕“鬼叫門”。它對遏制腐敗窩案或“遵命”腐敗案,保護廉潔干部肯定有效。企業也可申請此箱,被逼“進貢”時可“秘密”告狀;一旦事發,可免除行賄罪責。

無論何種辦法,都未必能立竿見影。但有法可依了,就可逐步上禁“法”條了。目前嚴打酒駕行為,只是把交通法規落實了,犯事概率加大了,哥們便不會拍胸勸酒了。同理可推,只要反腐力度加大,“出事”概率增加到3-5%,使“送禮”變成給哥們“送手銬”時,中國式腐敗現象便會停止蔓延了。當然,這樣做仍是“民免而無恥”,而當小學生都懂得違法可恥時,中國的腐敗現象便可根除了,因為公民們皆“有恥且格”——哪些守法、護法公民感到有面子,哪些違法腐敗者感到丟面子了。

全文刊載《社會科學報》2010、06、03一、三版。

發表時標題有改動、正文有較多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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