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弱勢群體的“反抗權”
一、被統治階級的權利是用流血犧牲換來的
人類社會的進步，有兩方面的突出表現：一是生產能力不斷提高，物質財富不斷增加；二是被統治階級獲取越來越多的生存權利，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階級關系不斷得以改善。這也就是所謂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同步發展，人類不僅在物質生活上越來越好，人際關系也越來越趨向于“平等、公正”。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孔子就提出“尊賢”的口號，什么叫尊賢？那就是對于國家政權，不能只由氏族貴族把持，有能力的普通百姓也應該有參與國事的權利。這不就是在要求平等嗎？而歷史的發展正是這樣，到戰國時期，越來越多的平民子弟進入國家政權。民主的范圍是逐漸擴大了。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氏族貴族自然是不愿主動讓出權力的，于是斗爭就發生了。發生在新興的地主與保守的氏族貴族之間，新興的平民階層與保守的氏族貴族之間，經過斗爭，保守的氏族貴族被打倒，新興的地主階級成了統治階級，中國社會就這樣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在奴隸社會，參與政權的只有氏族貴族，而封建社會，普通百姓獲取了參與政權的機會。
封建社會與奴隸社會相比更突出的表現則是作為被統治階級的農民的生存狀況相比于過去的奴隸大大改善了。地主是不能隨意處罰農民了，國家以法律的形式給予農民更多的生存權利。這樣，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關系顯然是相對于奴隸主貴族和奴隸之間的關系改善了。
但封建社會到底仍然是一個等級制社會，不同階級享有的權利是不同的。隨著生產的發展，在歐洲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新興的經濟力量，那就是資產階級。為了發展生產，他們就要求打破封建貴族、教會享有的經濟、政治等方面的特權，要求政府給予他們同樣的經濟、政治權利。于是，斗爭就開始了。最終資產階級獲得勝利，封建社會被資本主義社會所代替，社會更加平等、公正。
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成了社會主要矛盾。資產階級掌握著國家政權和資本，對無產階級進行剝削和壓迫。這仍然是一個不公平的社會。無產階級為了爭取更多的生存權利，不斷與資產階級進行斗爭，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后，無產階級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其力量不斷壯大，斗爭越來越有效。資產階級為了自身統治的穩定不得不對無產階級作出一次次的讓步，賦予無產階級越來越多的權利。比如八小時工作制、選舉權、罷工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關系在不斷改善。二戰后，資本主義國家又紛紛實行社會福利制度，社會的公平程度在不斷提高。
這就是社會的進步過程，這種進步的突出標志之一，就是社會越來越平等、公正，被統治階級的權利不斷擴大。這也正是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核心。
在此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出來，這種精神文明的進步是和被統治階級的斗爭分不開的，是被統治階級用流血犧牲換來的。沒有被統治階級的反抗，就沒有社會精神文明的進步。一個黑人成為美國總統，這在二十世紀中期可以想象嗎？沒有馬丁·路德·金的犧牲，會有今天的奧巴馬總統嗎？
二、關于被統治階級的“反抗權”
被統治階級屬于社會弱勢群體，他們受到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他們不斷反抗，不斷被鎮壓，不斷獲取新的權利。這種種權利從根本上說就是一種“反抗權”。“八小時工作制”，就是資本家如果隨意加班加點，工人就可以反抗；“選舉權”就是如果統治階級侵犯工人的利益，工人就可以投反對票以示反抗；罷工自由更是一種明確的“反抗權”。
被統治階級“反抗權”的增加，正是社會平等、公正的主要表現。這種反抗權也是維護社會平等、公正的主要武器。一個被統治階級沒有反抗權的社會，必然是一種最野蠻的社會，比如奴隸社會。
三、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階級缺乏反抗意識
中國的歷史有其獨特性。中國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之后，長期以來在生產方式上沒有產生大的飛躍。自給自足的以個體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占據主導地位。這種生產方式，使農民之間在生產上缺乏聯系，因而農民階級天然地缺乏組織性，基本上是一盤散沙的狀態。這也決定了農民對他人、對家庭之外的世界不關心，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自私、缺乏社會責任感。
于是，在封建社會，農民階級雖然遭受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有時甚至十分嚴重，但由于他們難以組織起來，就無法同地主階級展開經濟或者政治上的斗爭。比如減租減息斗爭。這也正是農民階級生活艱難，并且難以改善的主要原因之一。沒有斗爭的經驗，自然也就不會有斗爭意識。農民階級面對艱難生活而又感覺無力改變的時候，就不得不接受了統治階級所炮制的用來麻醉人民反抗意志的“天命論”思想，——一切都是命，受剝削和壓迫都是上天注定、無法改變的。這樣，農民階級的眼光就被局限在家庭之內，他們最大的愿望就只能是解決溫飽問題，對于其它權利，對于精神生活，對于做人的尊嚴，他們是沒有奢望的。他們甘愿屈辱的生活在地主階級的壓迫之下，只要能有口飯吃。
農民階級只要不能組織起來，就無力反抗統治階級的壓迫。向地主階級繳納多少賦稅，就只能完全由地主階級說了算，一盤散沙的農民只能被迫接受。
弱勢群體沒有反抗意識，不具備限制統治階級的能力，這使得統治階級可以為所欲為。——封建國家的法律雖然嚴禁隨意殺人，但地主階級完全可以以合法的經濟手段將農民逼上死路。于是，農民與地主的矛盾一旦尖銳起來，比如由于天災或其它原因，農民交不起賦稅了，地主大多是不會主動免去農民的賦稅的，而農民又無權要求減稅。這樣，地主與農民的矛盾就無法調和了，就有了激化的危險。一旦相當數量的農民處于這種狀況，農民起義就暴發了。
如果農民有要求減稅的權力，那么，地主與農民的矛盾在很多情況下是可以調和的，這就會避免很多的社會動蕩，避免許多人陷入困境。但這種減稅權利，地主階級當然是不會主動交給農民的，而農民又不能組織起來進行斗爭。于是，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就不可避免地一次次發生著。
但農民起義并不是爭取經濟、政治權利的斗爭，而是農民解決溫飽的唯一選擇。他們不是要求地主給予他們減稅的權利，而是要從地主階級手中奪取生活資料以解決吃飯問題。
所以，地主階級給予他們的只能是殘酷的鎮壓。這是你死我活的斗爭，要么農民階級將地主階級的國家政權推翻，要么地主階級將農民起義鎮壓下去。這不是一種社會改良運動，而是一場財富爭奪戰。
正是這個原因，一場農民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后，農民并沒有獲得任何經濟或者政治上的權利。
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一個一個朝代在更替，但政治制度始終無法改變，始終都是官僚專制制度，被統治者不享有任何經濟政治權利。小農經濟在延續，官僚專制在延續。經濟與政治配合地如此默契。于是，中國社會始終無法產生飛躍式的發展，而只能緩慢前行。
可見，在階級社會里，如果沒有被統治階級的反抗，這個社會是很難進步的。這也就是為什么毛主席說，階級斗爭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
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過程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的封建社會同樣證明了這一點。
就像歐洲國家的科技進步，其中一種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工人不斷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資本家就希望通過科技力量來減少生產對工人的依賴。工人在與資本家斗爭，資本家也在想方設法與工人斗爭，這種階級斗爭正是促進歐洲不斷進步的主要原因。
中國的封建社會恰恰是反面例子，正因為農民階級無力與地主階級斗爭，所以社會發展緩慢。
四、新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
１８４０年之后，中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面對外國勢力的侵略，中國的愛國志士們開始了救亡之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那些愛國志士們的犧牲精神，可謂可歌可泣。但是，由于作為中國社會基礎的農民階級沒有被發動起來，這些運動都沒能改變中國的性質，中國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作為被統治階級的農民階級并沒有獲得任何經濟政治權利。
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改變了這一切，革命的主體和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一樣都是農民，但革命的性質卻發生了質的變化。這場革命不只是要為農民階級爭奪財富，它有了更高遠的目標，那就是建立一個工人、農民階級當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這場革命分作兩步，一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土地革命的方式剝奪了地主階級的土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農民階級獲得了屬于自己的土地，擺脫了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革命的步伐如果至此停止，那么中國的經濟基礎就仍然是小農經濟。新中國在工業上是極其落后的，農業仍是國家經濟的基礎。在這種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土地改革剛剛完成不久，農村中的貧富分化就出現了，個別貧困農民賣地的現象也出現了。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中國將成為一個落后的資本主義國家，地主成為農業資本家，城市中出現工業資本家。
雖然共產黨是執政黨，但共產黨能阻止小農經濟條件下的土地兼并嗎？農民生活出現困難，國家直接給予經濟補助，這種方式是避免農民陷入貧困的根本之計嗎？
為什么資本主義在新中國行不通，這里不多加論述。
總之，中國共產黨沒有就此止步。他們帶領全國人民開始了一場新的革命，那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生產資料公有制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來。全體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共同行使對生產資料的管理權。共同的經濟活動將工人、農民組織起來了。農民階級擺脫了分散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模式，集體勞動成了農業的主要生產形式。
生產方式的轉變必然對人們的思想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個體經濟下人們之間缺乏經濟聯系，所以人們就自私，沒有社會責任心，而在集體經濟之下，個人的利益與他人的利益結合在一起，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一致起來，人們必然去關心集體，社會責任心也就必然產生了。這也就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典型表現，集體主義精神代替了個人主義的自私心。當然，這種變化是緩慢的，不會一蹴而就。但變化的趨勢是明顯的、肯定的。
工人、農民在集體勞動中培養了集體主義精神，而某些官僚、知識分子由于不參加工業、農業生產，從事的是行政、文化工作，如果沒有高度自覺的精神，他們的思想不免會落后于工人、農民。在他們的思想中，個人主義的自私性反而是比工人、農民要多很多。毛主席號召干部、知識分子參加勞動，是何等良苦的用心啊！但由于他們的工資、待遇等與勞動沒有關系，這樣的勞動也就沒能改造他們的精神。他們反而把這種勞動看作是毛主席在“折騰人”（季羨林語）。關于這一點在此不多論述。只提正面的例子進行對比，那就是焦裕祿同志和錢學森同志，他們也是干部和知識分子，但他們有著高度的社會主義覺悟，他們把自己的整個生命獻給了人民，他們是集體主義者。
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公有制之后，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直接成了國家的主人，他們是統治階級。他們享有著從未有過的經濟、政治權利。
社會主義中國的人民和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包括農民階級）擁有合法權利的狀況是不一樣的。在中國，人民是統治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他們是作為統治階級與地主、富農、資本家進行斗爭。地主、富農、資本家已經不是統治階級了。公有制建立之后，他們真正成了國家的主人，作為統治階級享有著各種權利。而在西方國家，工人階級是作為被統治階級享有某些權利。他們在與資產階級的對抗中擁有這些權利。
五、“改開”后中國人民的權利狀況
毛主席去世不久，中國就進入了“改開”時代。“改開”是從破壞農村的集體經濟開始的，農業由逐步走向機械化的集體大生產重新退回小農經濟，一戶人家分了一塊耕地，一戶人家獨立進行農業生產。經濟基礎的變革再次改變了農民階級的精神面貌，集體經濟短暫的歷史還遠沒有培養起農民階級自覺的社會主義覺悟，于是，他們重新變成了自私、缺乏社會責任心的個人主義者。“改開”之初，產自農村的大量假冒偽劣產品就是典型表現之一。
農業的私有化改革之后，接著就是工業、商業的私有化。
國家的管理權重新回到官僚手中，農民只關心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工人階級成了雇傭勞動者，工廠不是他們的，他們怎么會有管理權呢？管理權歸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資本家。
中國開始補資本主義的課了。
官僚和資本家成了統治階級，農民和工人成了被統治階級。
中國歷史的獨特性在此充分顯現。中國的某些人史無前例地發明了怎樣把公有制轉變為私有制，怎樣以欺騙的手段將國家的統治結構翻個個兒，在統治階級毫不覺察的情況下將他們變成被統治階級。
１９８２年，鄧小平同志說，既然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那罷工權利有什么意義？于是，憲法規定的工人的罷工權利就被取消了。
可是，今天工人階級不再是統治階級了，罷工的權利能不能恢復呢？
那一定要得到資產階級的允許啊！
“改開”在不斷深化。越是深化，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越是感覺自己的權益不斷受到侵犯。于是，他們就去告狀，沒有人理踩他們，他們就去上訪，結果被關進精神病院。
他們很憤怒，想反抗。但法律取消了罷工權，取消了四大自由，取消了告狀權。只要反抗，就是違法，就會被關進監獄或精神病院。也就是說，“改開”之后，他們不僅失去了管理國家的權利，也沒有反抗的權利；他們不僅成了被統治階級，還是沒有反抗權的被統治階級。
所以，官僚和資本家一點也不害怕他們，公開地欺負他們。資本家就是要扒他們的房，他們氣得沒法只好自焚，脫離苦海；資本家就是要把工廠辦成血汗工廠，你受不了你就跳樓，富士康的工人就只能不斷跳樓，好脫離苦海；有人實在氣不平，但有氣無處發泄，去和資本家打也打不過，人家有武警保護，腦子一犯糊涂，就跑幼兒園亂殺小孩，又被資本家控制的媒體說成臭狗屎。
被統治階級沒有反抗的權利，只會讓這個社會的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社會的不平等、不公正越來越嚴重。這到底是社會的進步還是倒退？物質財富在不斷增長，但精神文明越來越墮落。
人民的權利已經很少，但仍在不斷地被剝奪，近幾年中國不斷發生的天災人禍中，政府對人民實施的強制性捐款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人民沒有反抗權的結果就是統治者越來越不把人民放在眼里。轉基因主糧的推廣，充分表明某些人對人民的侵犯已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縱觀整個中國歷史，幾乎沒有被統治階級向統治者爭取經濟、政治權利的社會改良式的斗爭。蔣介石統治時期，各民主黨派也進行過反獨裁、爭民主的斗爭，但這種斗爭是發生在社會上層，廣大農民完全沒有參與。共產黨建立后，曾帶領工人階級掀起過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比如“二七大罷工”，但這種斗爭并沒有持續太長時間，也不是人民同反動派斗爭的主要方式。后來，農民階級在共產黨的帶領下是以戰爭手段奪取了政權，然后直接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在這個過程中，仍然不存在被統治階級向統治階級進行的經濟、政治斗爭。由此看來，在中國，還沒有形成被統治階級爭取經濟政治權利的傳統。
由于沒有經濟政治權利，今天，許多中國人仍是把溫飽當作人生的唯一追求。統治階級雖然不斷地欺負他們，但是只要有口飯吃，他們就不會進行反抗。這種心態和封建社會的農民極其相似。但到底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再是封建社會了，經濟在發展，人民的生活也在變化，小農經濟雖然在經濟中仍占一定比重，但工業已是國民經濟的主要部門，單純依賴農業生活的人數已很少，大多數農民也加入了工業生產中。
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特別的龐大的群體，他們被稱作農民工。這是一群為生活所迫背井離鄉的農民。
中國國土廣大，私有經濟的發展導致地區發展嚴重不平衡，這就是產生農民工的主要原因。他們不得不到發達地區為資本家打工。他們的打工生活是這樣的：工作勞累；收入低下，——永遠沒有發財的希望，只有永遠給資本家打工才能得到溫飽；背井離鄉，——內心孤獨。
中國人一向安土重遷，生活在外地，常常會有浮萍一般失去根的空虛感。所以，如果能夠生活在家鄉，即使只能賺到滿足溫飽的錢，人們也會滿足。背井離鄉之后，人們才意識到家鄉的作用，思鄉之情會使人們心靈空虛。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工反而是有了精神需求了，只是溫飽已經不能令他們滿足了。他們渴望賺點錢回到家鄉，于是，除了吃飯穿衣，他們就希望能有多余的收入，好擺脫這種背井離鄉的生活。這樣，他們就有了和資本家進行經濟斗爭的動力。
所以，在今天的中國，代表著最先進發展方向的，正是這些背井離鄉的打工者群體。他們是推動中國走向平等、公正的最主要的力量。他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的方向。
２０１０年６月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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